在当下中国大声疾呼民主政治的人群中，有些人是衷心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也有些人是因为其他原因，例如恐惧，比如秦晓。
在近30年的改革进程中，以改革名义化公为私、将公产纳入私囊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操作最公开、影响最恶劣、金额最巨大的主要有两例，一是山东鲁能案，二是秦晓操刀的平安上市弊案。鲁能案的大锷在最后关头迫于舆论的压力而退却，但秦晓却坚持将腐败进行到底。
价值400亿元的国有股份以十几亿元的价格转让给私人，当然需要有个说法。秦晓的说法是：自己“喜欢掌控”，眼看平安要上市，掌控不住了，所以情愿亏它几百个亿，也要提前把股份卖了——这种掩耳盗铃当然站不住脚，即便你真的“喜欢掌控”要出让股份，为什么不能溢价转让反而低于原价转让？此前汇丰就是以6·3倍的溢价受让平安股权的。将要上市的公司，越接近上市时刻，股份的价值越高。只要招商局放言要转让，就是10倍、20倍的溢价，恐怕也会有投资者趋之若鹜。然而，秦晓的一切操作都是悄悄在黑箱内进行，直到完成转让，信息才为外界所知，结果是价格不但没有溢出，反而低于原价，受让方又是“自然人”，傻子都知道其间发生了什么。纵然你秦晓是受虐狂，不吃亏（当然，亏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不舒服，为什么不将股份转让给其他国企，或者由国资委直接收回呢？
这样明目张胆、毫不掩饰地鲸吞巨额国有资产，当然不可能是秦晓个人完成，当时的主管部门和国资委难辞其咎；能够消化重重的阻力、告状和调查，分食者的背景更深不可测。由于背后有人，鲸吞顺利完成，秦晓个人不但没有被追究，反而地位更加稳固。但是，没有追究、没有刑责并不能改变这件事的性质，不能改变秦晓们曾经犯下严重罪行的事实。这是他们的“原罪”，这一刻，忐忑、恐惧在心中埋下了，而且始终不能磨灭。
不在恐惧中爆发，就在恐惧中灭亡。所以秦晓要爆发，要找到一个可以消除“原罪”烙印、永远免于恐惧的出路。于是他组建了博源基金会，提出了所谓“现代性”——这个圈子绕得有点大，中国的老百姓又大多只是“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因此不知道他要干什么，被他的漂亮词藻绕进去了，只能被他、他的帮闲以及媒体牵着鼻子走。其实，我们只需要轻轻地问一句：秦晓折腾这些，到底是想干什么呢？难道他想把已经揣到兜里的400亿元拿出来，还给大家吗？
当然不是。纵然从最善意的角度揣测，他也无非是想来个天下大乱，建立新朝后，前朝的罪过可免于追究，秦晓们也就可以免于恐惧了。如果再现实一点分析，他们这是想利用已经到手的金钱和影响力，乱中取权呢。
秦晓的这些说法、做法，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一大批人，这是一个“原罪共同体”。他们犯罪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各有不同，但性质一般无二，都是借助权力，将公产纳入私囊。他们需要一个出头者，一个代言人，于是刚刚退休、又不甘寂静的秦晓就俨然成了旗手——谁能想到，在前所未有的高调下面，隐藏的是永不褪色的恐惧。
这么多年过去了，秦晓们还在恐惧，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么多年过去了，秦晓们还只是恐惧，仍然没有被追究，说明这种希望其实也渺茫。那个声称如果追究“原罪”就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我原来以为他只是被资本家“统战”了，看到最近的媒体报道，才知道他原来早已直接和资本家联姻了——休了原来老革命的女儿，娶了一个大资本家。怪不得会说这样的话，做这样的事，原来不是观念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是“屁股决定脑袋”。只不知他九泉之下的父亲，知此后还能否安息？
秦晓已经老了，他还有一个办法是：死后财产将转移到后代手中，通过这种代际传递，或许可以漂白“原罪”的烙印，从此免于被追究。但是，对于那些被剥夺得如此干净彻底的大众来说，这样的财富亦可免于清算，他们又怎么可能甘心，社会和谐又从何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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