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正立碑事件”，看党的干部政策
老 骥
黑龙江方正县为当年日本开拓团侵略者亡灵立碑，引起全国广大网友的极大愤概，在口诛笔伐的同时，五位义士亲赴现场砸碑，数百革命元勋、抗日先烈后代签名对立碑事件严厉谴责，迫于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方正县政府于8月5日凌晨将碑撤除。但事情还没有完，广大网友继续要求有关部门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严惩汉奸辱国的罪行。
日本开拓团是一个配合日本关东军向中国武装移民的准军事组织，当年它屠杀中国人民，霸占中国土地，围剿中国军队，罪行累累、血迹斑斑，干的坏事并不比正规日军逊色多少。就是这样一个反动组织在中国死去的成员，竟然在今天的中国享受到了相当于日本靖国神社般的待遇，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正如《老兵上书》中写道：“危险，危险啊！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我们全体老兵向你们泣血上书了，在大是大非面前你们是真糊涂还是反应迟钝？为鬼子立碑之事，你们要是默许了，以后还有谁个为这个国家打仗？为党效忠？多少家庭生灵涂炭，多少亲人白骨累累，与鬼子的血海深仇尚未了结，你们怎么就忘了？民意不可违啊！全国各地还有那么多烈士葬身之地等待你们去立碑造墓，还有那么多伤残军人等待国家的抚恤和安排，你们咋就花钱为鬼子立碑啊？民怨沸腾，族群撕裂，思想扭曲，伤害的是党的威信，伤害的是国家的荣誉！为鬼子立碑，为自己掘墓！”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碑剧”呢？笔者认为：有政治的，如无原则的中日友好及无原则的方正日本侨乡的定位；有经济的，如为了从日本招商引资；有思想的，如灭国去史，汉奸文化泛滥；还有一条，即组织的，如党的干部政策的一些错误，这一条少为人提及，而我认为它就是碑剧发生的主要根源。如，满学会会长阎崇年的祖父阎黎也是伪满洲国的军政大员、大汉奸，阎崇年利用学术在“百家讲坛”大放厥词，公然为异族侵掠，大肆屠杀汉人诡辩，被读者忿而掌掴。又如，内蒙古抗战期间著名汉奸奇凤鸣、奇天祥父子卖国有功，儿子被日本天皇授予最高功劳勋章，他们的子孙奇英成又因父辈当汉奸的政治特色，被内蒙古1997年指定为民革旗帜性人物，担任民革四届委员会主委、内蒙古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把自己管辖的领域搞得一塌糊涂。还如，围剿抗日自卫军的奉军大叛徒赵秋航的孙子赵白鸽现任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等。
除了汉奸的后代纷纷进入共产党干部队伍外，更有地富反坏的子女和右派分子大量涌进。笔者在《改革之初二三事》曾有所揭露，80年代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中，许多右派分子被平反安排进各级领导班子，为此许多右倾嫌帽子太轻而冒充右派，以求提拔重用。地富子弟也成了香饽饽，被各级党委重点培养成接班人。我所在的县，有富农子弟兄弟俩先后从教师提拔为副县长，又先后贪污落马。我工作过得一个镇党委书记是地主成分，我们闲聊时，我说，要是毛岸英不死，今天中国就不会这么腐败。他立即反驳道，那不行，他若不死，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搞不成了。就是这么个党委书记后来参与分赃救灾款，不过也没啥事。还有的地方为了推动改革开放，大量启用所谓的能人和信得过的人，这些人中混杂着许多社会渣滓，于是社会上盛传一句顺口溜：“地痞流氓劳改犯，摘帽平反宝贝蛋。”
最著名的典型当属全国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某大右派他导致了国企大批倒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企职工5000万人下岗失业，他主导加入WTO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当前威胁我国的美元陷阱与美债危机，其始作俑者正是此人。据说在启用他时曾有国家元老谏道，此人骨子里是反社会主义的。
由此看来，党的干部政策的确发生了大问题，我们在干一件极其危险和极其愚蠢的事：把革命的政权拱手交给革命的对象。
有人说，不能唯成分论。不错，党曾制定政策“要有成分，但不要唯成分，重在表现。”这句话有两个界定，一是首先要讲成分的，其次才是不要光讲成分不讲表现。二是在实践中对出生不好表现好的人可以使用，但主要是在上学、参加工作方面不要有歧视，并不是在入党和参军等敏感问题上搞一视同仁，更不是培养他们当革命的接班人。那么，是不是地富反坏右汉奸的子孙就永无当官之望了呢？也不是，俗话说：“五世而斩”（汉奸的子孙除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自然解决，这是新生政权预防复辟的基本国策，也是古今中外的惯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贵族统统集中在咸阳居住，以便监管，隋文帝干脆把亡周旧大臣统统杀掉，以防作乱。毛泽东时代党对五类分子的政策是合理而人道的，给地富反坏分子生活出路，让右派分子继续工作且照发工资，实际上已先后多批为他们摘帽，正在逐步消化这个社会遗留问题。这些举措既有时间概念又有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客观评估，政策稳健而科学。但改革开放之后，有人急于搞资本主义，于是就不顾一切地将地富反坏子弟和右派分子纳入自己的麾下，充当其社会基础。
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也不假，但愿道其祥。一朝天子一朝臣都是指在体制内的变化，而非体制外的变化。譬如，汉吕后因戚夫人而妒恨刘邦，她大开杀戒，诛杀刘氏诸王，但她启用的是娘家人的诸吕，而不是亡秦的遗老遗少。李世民与兄弟争帝位，玄武门事变后诛杀逾万人，但唐太宗启用的是自己的部下和对方的贤臣良将，不是亡隋的权贵子弟。在国外同样如此，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政府的领导权牢牢控制在北方集团手中，南方的旧奴隶主毋庸置喙。像今天这样把革命的政权拱手交给革命的对象，这样的蠢事，唯有中国有，天下绝无双。
还有人说，阶级斗争不提了，要搞和谐。这是真的吗？非也，就拿文革后清算左派来讲，当局整整搞了十年的揭批查“三种人”运动，把文革中入党的造反派统统开除党籍，把文革前入党的造反派统统给予纪律处分，把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或撤职或调离原岗位，然后宣布对“三种人”永不重用。实践证明，30年来，别看政令早已不出中南海，但各级党委“对三种人永不重用”仍奉作金科玉律，未尝有丝毫的松动。对他们的家庭也有牵连，至今谁看到有左派的子女进了中央的？所以说，阶级斗争并不是不提了，而是出现了新动向——搞到左派头上了，和谐了么？！
以上就是悲剧的根源，也是中国当前一切乱象的主要根源之一。干部政策存在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成了悬在共产党政权头上的堰塞湖，今后只要风吹草动随时都有垮坝的危险。
八十多年前，毛泽东曾有一段名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的把握，不可不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敌人。”我真切的希望我们的领导同志尽快从迷失中走出来，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率领全国广大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人民，坚决搬掉那座堰塞湖！
2011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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