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委员长逝去之后

没有天生的革命家，也没有十全十美的革命家......一个人在从事革命的复杂过程中，有时可能会退缩不前，或发生动摇，但是很快地又获得力量和勇气，站起来，继续进行斗争，从而得到进一步的锻炼。　　

                                                 ——金正日⑴　　

12月17日，金正日国防委员长在专列上逝去，享年69岁。这或许是天下动荡的2011年最后一幕重大的史剧。金正日委员长的离世，可以说既出人意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金正日委员长应该是早已了然，所以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真可谓是“为革命东奔西忙”，尽其全力为第三代的接班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内外环境；故此说他是因“精神和肉体的过度劳累”而离世确实是恰如其分的。　　

金正日委员长逝去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前途如何，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邪恶轴心”美日韩会采取何种动作，现在已成热议。右派的论调无非幸灾乐祸，弹冠相庆，伟大的月亮又灭了一“独裁者”之类，这是其大脑思考停止的正常表现，没有评论的必要。左派大都表达了哀痛及担忧之情，不过其中也出现一些很激进的观点，如什么应该迅速出兵“援朝”，甚至有主张金正恩不堪大任的话，就要“废掉”金正恩，“帮助”朝鲜另立“新君”云云。从这些观点中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左派虽然一直抵制“主流”舆论对朝鲜的妖魔化，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仍然受到这种妖魔化的影响，比如认可了朝鲜的体制脆弱不堪，只要金正日一死，必将陷入到风雨飘摇的地步。　　

没有了金正日的朝鲜究竟会不会发生政治动荡？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我们不要低估朝鲜体制的生存能力，尤其是在危机环境下的生存能力。而朝鲜目前的国内外状况，比之金正日委员长接班时那个经济大幅下落、粮食和能源严重危机、黄长烨叛逃、中国疏远、“国际社会”封锁的“苦难行军”时代要好得多；第二，在朝鲜半岛角力的各大国是否真的愿意看到一个“崩溃”的朝鲜？俄罗斯方面希望朝鲜稳定。我国一度幻想远朝鲜近老米，结果发现两边不讨好，因此幡然醒悟——对此判断可能有争议——知道弃朝鲜实乃取亡之道，所以近年来重新加强了中朝之间的关系，党、政、军的高级领导人频繁访朝，对此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而美国，固然是希望演变朝鲜体制，但也千万不要忘记：这个帝国的特点就是善于从地区的分裂中获取最大利益，它真的愿意在朝鲜半岛看到一个统一的政权吗？至于韩国，不过是帝国一犬，没有主人点头，恐怕既无“北伐”之胆魄又无应对朝鲜一旦“崩溃”之能力，虚张声势，自娱（愚）而已。在这里面唯一想捣乱的或许只有日本。从它在六方会谈以及对朝政策上的胡搅蛮缠，到其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反北朝鲜”宣传——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产业——来看，日本才是这个地区最不稳定的因素。但是大体而言，朝鲜的稳定有利于东北亚目前的力量平衡，所以主要大国应该都不会贸然行动。因为此地不是伊拉克利比亚，甚至也不是叙利亚——中、俄、朝都是有核国家，而美国在琉球以及韩、日应皆有秘密核部署，这种“恐怖平衡”反而有助于地区稳定。　　

现在最大的担忧是关于接班人问题。金正恩与金正日的不同在于：其父接班时已经是经过了金日成长期指导的相当成熟的政治家，而金正恩此前一直默默无闻。从朝鲜的电视纪录片中也可以看出，与金日成金正日那种双星辉耀的画面感相比，金正恩比较低调，很少有与父亲并肩而立的镜头，显然金正恩要树立起金正日般的政治威信还有很长的路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如果要颠覆朝鲜，与其说会采取武力侵略，倒更有可能利用金正恩在政治威信和政治经验上的不足，在朝鲜内部培植一批留在党内而不是流亡在外的黄长烨式的人物，实现一种所谓“天鹅绒革命”，而麻烦的是，现在的劳动党内未必找不到这样的人选。　　

不过，就此认为朝鲜现在是“孱主孤邦”的局面恐怕为时尚早。我还是想强调一次：我们不要低估朝鲜体制的生存能力，也不要低估朝鲜领导人的能力。金日成、金正日在党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的表现有目共睹，无论持何种立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金正日委员长的逝去对年青的接班人是一个重大考验，但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政治能力的机会；而且金正恩虽然没有其父接班时的威望，但他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却也不像其父接班时那么艰苦。另外，从社会主义国家以往的历史来看，实际上很少有因为最高领导人的去世而导致国家瓦解的情况发生——铁托的死或许勉强算得上，但如果不是在后来那样一个兵败如山倒的时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也未必就会灭亡。无论如何，金正日委员长的逝去与金正恩接班可能标志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即从金日成—金正日体制的领袖绝对领导慢慢转变为劳动党的集体领导时代；这或许将会削弱六十年来维系着“朝鲜式社会主义”中领袖—人民之间那种特殊情感的制度结构，但同时也可以使得政权的交接更为稳定。　　

金正日委员长已然长逝，那么金正日及其父金日成主席所建立、巩固的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或许会说，她意味着一种“朝鲜式社会主义”。何谓“朝鲜式社会主义”？对于右派来讲，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坏的，而“朝鲜式社会主义”则代表了各种各样的“笑料”——“主体思想”、“太阳节”、金日成金正日父子的“趣闻”——和“控诉（社会主义）材料”——饥荒、贫穷、“脱北者”。如果不经常抖抖关于朝鲜的笑料和“控诉材料”，至少在中国，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自由民主人士”；对于左派而言，关于“朝鲜式社会主义”,有人贬之为“封建社会主义”，有人赞之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同的结论反映了左翼思想的多样性，也说明了“朝鲜式社会主义”具有的复杂面相。　　

“朝鲜式社会主义”显然是一个混合体，你可以在其中找到苏联式社会主义、朝鲜化的儒家思想（更推崇“孝”）、天道教理想以及脱殖民地后的民族国家理论等众多内容；“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形成既受到现实的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和制约，又是对于朝鲜近代历史之痛的回应。以“先军政治”举例，它的现实因素是朝鲜严酷的外部环境，需要有一个强大的自卫力量；而“先军政治”同时又是对于李朝500年重虚文轻武备，最终沦为殖民地这一历史悲剧的警策。坦率地讲，“朝鲜式社会主义”所提供的社会主义内容——包括免费的教育、医疗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人民的就业权等等——属于社会主义对人民的基本承诺，由于我国连这些基本承诺都给甩了包袱，所以对比之下，得出朝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也毫不奇怪。但是客观的来看，要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仅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绝不能止步于此的。　　

对于我而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真正的价值，或者说金日成—金正日体制真正的历史贡献在于他们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了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从而彻底摆脱了宿命般的“事大主义”——因为这点，我国一些远非右派的人士对朝鲜也抱有反感。他们一般从冷酷的现实主义出发，认为朝鲜这样的小国就应该乖乖听中国的话——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高丽民族的国父是金日成，而绝非李承晚之流或其他的什么人。金正日继承了金日成的事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住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还未瓦解的时代里，选择独立自主之路也就意味着选择一条悲壮的自我牺牲之路。　　

500年事大中华，40年亡于日本⑵，以及“几十年来赤身裸体地陪伴于（美国）床侧”⑶直到今天的南方政权，朝鲜半岛600年来唯一摆脱了“事大主义”的只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这个国家的两代领导人金日成与金正日，不管他们有过什么样的错误，仍然会受到不仅是朝鲜人民，也包括韩国左翼进步力量、在日高丽等所有追求民族统一的高丽民族最起码的尊重。而在金正日委员长逝去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自主能否维护，如何维护，原则性与灵活性怎样协调统一，将是新一代朝鲜领导人所面对的重点课题。　　

⑴金正日《电影艺术论》，志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34，1998。　　

⑵为了避免误会，此处需要说明一下：“事大中华”与被日本殖民的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尽管不同，“事大”本身还是和“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完全独立自主”　　

相背的。　　

⑶韩国“左派教父”李泳禧语。参见张红秋《从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到卢武铉“东北亚均衡者论”——以李泳禧先生为中介》，收入于《韩国研究论丛》（第二十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p110～127，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