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初北大教授孔庆东公在第一视频《孔和尚有话说》节目里对“港铁吃面事件”发表评论以来，各方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陆、香港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集中式报道，接下来《百家讲坛》主讲人，知名学者，厦门大学教授 易中天 先生于１月２１日在博客上发表题为《论孔庆东不是王八蛋》的博文。同日，香港艺人 黄秋生 先生在微博上反骂孔公为“白痴”，而后２月４日凤凰卫视品牌栏目《一虎一席谈》也为此事恭请两岸三地的专家学者们进行讨论。继而网络上针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投票席卷而来。而且据息香港部分朋友还专为此事组织了抗议活动，并要求今年参加特首选举几位参选人对此事表明态度。此次事件可以说是近年来，文化界所少有之大事件。而孔公作为事件的当事人，继去年“三妈的”事件之后再一次成为了社会和舆论的焦点。
本来在下认为，此事会像所有的新闻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淡出人们的视线，大家舒舒服服的过完２０１２，祈祷着不要世界末日就好了，这样一切都归为平静。但是２月９日，北大教授、当代知名社会学 家郑也夫 先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勿做族群间的麻烦制造者——评孔庆东对港人的言论》一文，将本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事情又从新拉回了前台。而且此文在网络上一时间倍受“反孔精英”们的吹捧，并多方转载。 郑 先生这篇文章我在他的新浪博客上复制并打印了出来，读之再三，思之再三，对此文很多的观点实难认同。我想既然有人不想让此事尘埃落定，那作为孔公的支持者，也不妨发出些声音，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如果论个人地位，学识修养我是难望 郑 先生之项背，然《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在下后学末进虽不敢自称有上上智，但只言片语或对先生有所裨益，同时也或许对众位读者能公正、客观的看待此次事件有所帮助。
郑 先生在本文中主要阐述了四个观点，并分为四小目来专门探讨。分别是
其一：大陆游客的素质——大陆游客素质低下，不文明行为已达到泛滥的地步；
其二：殖民地人及其文化——殖民时代已经结束，现在要从新审视香港殖民文化的灿烂和优长，不要杞人忧天整天大谈殖民主义威胁论了；
其三：谁的奴性强——香港法律完备，大陆人比较香港人奴性更强，孔庆东只知道骂外国人和他们的奴才，却不敢骂本国的压迫者和他们的奴才；
其四：脏话评说——孔庆东骂人有亏师德，与秦明瑞婚外性行为都属不当的举动。
在下文笔拙劣，又为人懒惰，不善梳理条目。那就还来沿用 郑 先生原文体例，逐一来阐述在下的不同观点，同时也方便读者与 郑 先生原文进行对比。
一、大陆游客的素质
郑 先生在文中列举了自己参加境外旅游团的所见所闻，并以此来证明大陆游客的素质之低下，行为之不堪。这里面道德素质本身还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我想伦理学、社会学的各位大家，学者们对其的定义，阐释的内容可能也有不同的见解。而各国根据其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的不同可能也都有具体的差异吧。比如说在性生活上，美国可以十几岁的少年就弄出孩子来，这在中国就是不道德的，要是放到阿拉伯世界甚至是会判刑的。这怎么说呢？如果某人到新加坡旅游，他不知道在当地是不能吃口香糖的，结果触犯了当地的法律，这是否属于没素质？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种评论类的文章里还是不要讨论这类极专业的问题为好。
而且 郑 先生在论证材料选择上也有不妥之处，比如他说：“其中很多人不是去旅游的，完全是去吃喝购物。在埃及我们团到了某个举世闻名的寺庙，几位团员嫌天热不下车参观，埃及的导游惊呆了，说：‘这是埃及最灿烂的文明遗产，你们不看这些，为什么要来埃及呢？’”这里面就存在两个问题。
一、这位埃及导游有什么权利去质问他（她）的服务对象来旅游的目的，干涉他人旅游的内容。旅游团有组织安排游客的行程和内容的权力，但有权利强迫他的服务对象必须看什么吗？你组织、我参加，但是我是休息一下还是进去参观，好像本身不在这位导游的职权范围之内吧。而且根据 郑 先生的描述，我反倒认为这位导游朋友在职业素质上是有缺失的。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１０年香港导游因为大陆游客不在指定的商店购物而大骂游客的事件。虽然内容，程度方面有所不同，埃及导游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民族自豪感和对游客的善意的提醒，但是我依然认为这都是对他人的一种不尊重的行为。
二，什么是旅游？一个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客观个体，他的旅游内容是否可以作为对其素质高低的评判的依据？假如明天某位外国朋友来北京旅游，他一不去故宫，二不去八达岭，而是一头钻到西单疯狂购物、钻进全聚德大快朵颐，并大赞中国的东西如何有特点、如何便宜，烤鸭如何好吃。那我们是否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外国哥哥好没素质。我想一般中国朋友不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可能有些人只是感觉这哥们挺好玩而已。以此来论证大陆游客素质问题实在难有说服力。
接着 郑 先生就“港铁吃面事件”评论说：“我 和孔庆东 先生一样没有亲历香港地铁上的吵架事件。但要我判断，我是不敢轻易将责任都推给港人的，因为我不敢替大陆游客的素质担保。 孔 先生应该和我同样感受到大陆人的素质。我不清楚他因何在瞬间就完成了判断，在这一纠纷中大陆的游客为什么就没有责任呢？”。首先我要理清一个问题，孔公在评论这一事件的时候是否认为大陆的那位小朋友在地铁吃面的行为没错，武断地将所有责任都推给那些香港朋友。这段６分多钟的视频我看了多遍，没有看见孔公说过任何一句这小孩吃面没错这样的话，孔公说：“不过是小孩子在地铁上吃东西，你就说小朋友不应当这样做，这有规定，这样做如何如何不好，对吧。而且人家那个妈妈还说了，我们不知道呀，我们现在不吃不就完了吗。”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孔公认为小孩子吃面是错误的，而香港的朋友应当对这种行为进行善意的规劝，而且应使用普通话。在土豆网上传的关于此事的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dZ-O1mPs5fM）中第一个镜头已经是香港朋友拉紧急刹车了，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哪位孩子的母亲说了一句话，“我一直听不懂他说啥”。这就是说香港朋友一直使用粤语在说话，说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交流成问题，必然是会引起理解失误的。而 郑 先生此段直斥孔公偏袒大陆游客，那我也不禁想问一句，既然先生与孔公都没有亲历此事，缘何就敢为香港朋友担保，并将责任完全推到大陆游客身上呢？这样做不一样是主观臆断，先生不觉得如此带着有“色眼镜”看大陆游客实在有失公允吗？
最 后郑 先生又说：“我觉得，大陆游客在国外不文明举动之泛滥，港人、美国游客、日本游客恐难望其项背。” 郑 先生在此段中用错了一个词，就是——国外。我们说做文章咬文嚼字很重要，中国话太复杂，一不留神用错了问题多多。去香港怎么说是国外，如果说国外不就成了“一中一港”了吗。所以在此建议先生用词一定慎重的好，免得被有些人利用，他们可能正希望效法一下阿扁哥的“一中一台”呢。就这句话我认为 郑 先生用“泛滥”一词有些夸张了。社会学是一门极重考证的学问，如您所说中国游客不文明举动已经达到“泛滥”的地步，可能有人就会问，你有什么具体数字能证明泛滥的程度？这样到不知道先生如何应对了。我想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至圣先师三千弟子也不过出了七十二位贤人。这么大的国家，十三亿人口，我们不能保证所有人的行为一定符合一个文明标准。这和他们所在的地域文化，物质生活条件也有必然关系。所以以一种行为准则去要求，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个不能贬低他们没有素质。
二、殖民地文化
这里 郑 先生为殖民地文化和殖民地人民思想做出了大量的评述，并引用 韩少功 先生《笛鸣香港》一文来印证殖民地文化的灿烂和优长。内容新颖，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在 郑 先生评价殖民地文化灿烂的同时，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殖民统治与殖民文化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因为殖民地文化的一些优长而认同殖民主义。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殖民地文化的灿烂和优长我们说它是不同文明之间碰撞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但同时我们也要看见这种产生是建立在一个不对等的基础上的。在先天上就存在着严重的压迫性在里面，强势的一方强制弱势的一方必须接受某种外来文化。这种压迫的状态下可能产生香港这样的结合东西方文化的具有独特优长的一种文明的复合体。同样也可能会产生覆灭一个文明的负面效果。如果不是香港距离大陆极近，双方文化交流频繁的话，可能产生负面效果的可能性要大过产生正面效果的几率。以此来论证，殖民文化的悠长和灿烂不能改变一个侵略活动的性质。我记得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撤出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的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拿破仑带来了民法典，带来了很多有益于意大利的东西，但是当法军撤走的时候，我又莫名的感觉到喜悦和激动（原话的出处记不清楚了，但基本意思应是这样的，若有引喻失义的地方请读者们指正）。凡是一个有着国家尊严和民族之好感的人，是决不会殖民者的侵略和统治的。
郑 先生对殖民地文化的优长的论述，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殖民地文化，这是没错的。我们只要辩证的、客观的看待一个已存在的事物，它必然会有利和弊的两个方面。就像黑格尔先生所说的：“存在即合理”。但光鲜背后，负面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要看清楚。
比如说，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时代其公民的身份存在着等级制度，作为二等公民，香港人没有参与宗主国内部选举的权力，甚至没有选举本地领导人的权力。我们今天来看这在民主文化上，是一个极大的缺失。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事情在香港是否存在，在下就不得而知了，但想来也不应只是东交民巷、上海租界的事情吧。
除了要客观、理性、深入的认识殖民地文化和与殖民主义的性质这个问题以外。这一节里在下
认为还有三个问题值得与 郑 先生商榷的。
其一，郑先生在本节中说：“相反，我一直觉得，上海人是中国各城市中市民素质最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还真的是殖民地的历史所使然，1949年以后的计划经济恰恰是上海及其市民衰落的开始。”这里 郑 先生或许是想以此作为论证香港殖民地文化具有优长的一个佐证，并无其他意思。但是在下愚见为这句话在表述上是不妥的，因为极容易让人产生极大地歧义。 包括 先生引用 韩少功 先生《笛鸣香港》的一些内容，如“……世界上并非所有人都有国家意识，都需要国籍的尊严感和自豪感。……多年来几无国家可言的港人，是否一定需要国家这个权力结构？他们下有家庭，上有世界，是否就已经足够？他们国土视野和国史缅怀的缺失，诚然收窄了某种文化的纵深，但是否也能带来对狭隘国家主义的避免……”这些论述必然会被有心人理解为鼓吹殖民主义，否定中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否定国家存在的意义等。我相信郑先生作为一位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优秀学者，绝不会行此倒行逆施的事情。出于对先生的关心，在下希望引证论述时，倒要小心谨慎。免得落他人口实，陷先生于不义。
其二、郑先生对于香港人与大陆人的身份选择的评述对比有些失当，且没有结合时代发展来看待这个问题。如先生书：“同为中国人，日后成了大陆人还是港人，几乎是一种宿命，对个体来说是没有选择的。如果说尚有一点微小选择的话，六七十年代很多大陆人愿意做港人，不惜偷渡，却鲜有港人愿做大陆人的。”我想这里郑先生无非想证明香港在某些方面由于大陆，以此来论证香港殖民地文化等方面的优越性。但这个对比确实有不妥。今天香港已然回归多时，而大陆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面貌焕然一新，相较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可同日而语。今天，不仅是香港同胞，台湾同胞，就是一些外国友人也争相到大陆投资创业。所以这种以古比今的对比本身是不成立的。
其三、 郑 先生针对孔公说“殖民地遗留症”这句话，谈到当今一些警惕殖民主义的言论。他认为：“而二战结束后的历史趋势是，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几乎没有倒车可开。今日大谈警惕殖民主义威胁的言论，要么是转移当下国内斗争的视线，要么是心态还滞留在反殖民斗争的时代。后殖民时代鲜见一国家吞并另一国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亡国灭种的故事了，亡党的事情、内阁解体的节目倒是间或看到。”但在下认为，首先不论殖民主义有还是没有，在当今这个弱肉强食、波谲云诡的世界大形势下，必要的自我警醒，居安思危还是必要的。对外部压力时时警惕，包括对潜在威胁的假想敌人的防备是必然的。日本人总是质疑我们发展自身的国防能力，我记得去年日本前外 相前原 先生还曾经对中国防御性军事发展的观念颇有微词。但是我认为中国人自身是要认清这个问题的。我们不能做鲁迅笔下肥大的猪牛，我们也不想做强大的但极富攻击性的狮虎，但我们倒不妨做一个肥大而不惧狮虎的大象，这倒是蛮不错的。其次，殖民主义是否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中。我个人认为是没有的，如今强国或是强大的军事集团他们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基本没有什么改变，所改变的不过是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已，更多的是以民主为旗号扶植他国亲己的政权，控制其经济命脉，挑动地区矛盾等方法。用我们中国的俗语说，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学界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的定义是新殖民主义。而且现在反新殖民主义最欢的，声音最高的恰恰不是我们，而是我们周边的邻居们，他们整天都在高叫着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中国威胁论吗，至少我们的声音还没有达到政治层面。
三、谁的奴性更强
郑 先生在这一节通过二个方面来阐述他的个人观点。
其一，以探讨一个社会法治的健全与否来论证其人民的奴性是否深重。 郑 先生说：“ 孔庆东 先生说：‘当年英国怎么对付香港这帮狗呢？拿着鞭子不老实就抽啊，生生给抽老实了知道吧。就是用老百姓的话……用北京人的话说就他妈欠抽，啊，就是欠抽’ 但同是这次谈话中， 孔 先生又说：‘所以香港呢，有他的好处，比如说，法制，啊。说到法制也是英国人留下来的。’请问，有法还能随便抽人？中国大陆正式因为法治迟迟没能建立，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常常随便抽人，城市最起码在文化革命中可以随便抽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香港与大陆相比，哪里的压迫更深，哪里的反抗意识更弱。我怎么觉得不是香港呢？……香港享有法治颇有时日了，压迫和奴性都应该比大陆弱。”
这里我要说 郑 先生两点不足，一、歪曲了孔公原话的意思。孔公说“抽”这个字，应是一种意象的比喻，而 郑 先生在这里错误的理解为实际的肢体动作，实在有些牵强。二、我认为法律的健全与否并不能证明其所在地人民是否就没有压迫这一事实。我个人理解法律是具有双重特性的，一是它的规范性，二是它的公平性。但是假设掌握立法权力的一方，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保证自身利益的需要，那在立法的时候一定会出现规范性超过公平性的结果。也就是说立法的性质决定这个社会环境内是否存在压迫，而非法律是否健全。
我个人没有接触过香港的法律，自然没有什么发言权。所以不妨举一个其他的例子，来证明一下我的论点。我老家在东北的齐齐哈尔讷河县，说起来和《孔庆东有话说》节目的主持人 石菲 小姐还算是老乡。东北地区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沦陷时间最长的，前后长达十四年之久。而且在哪里日本人扶植了末代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政权。当时日本为了维护自身的殖民统治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据 强磊 先生1987年发表在《学术交流》上的《伪满洲国法律制度概说》一文中曾说：“在其（伪满政权）通知东北的十四年时间里，颁布了基本法等近三百个法律，法令达到数万之多。”这样的法律体系应当是完备的吧，但是恰恰是这些完备的法律，不但没有起到保护人民的作用，反而成为了一根奴役人民的皮鞭，那可真像 孔 老师说的，不老实就“抽”哇。据我过世外婆的回忆，抗战后期由于粮食吃紧，中国人是不允许吃细粮（大米、白面）的，还专门有汉奸带着日本兵挨家挨户的搜查。
既然法律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已丧失了公平性，成为了压迫人民的一种手段，那就不能证 明郑 先生的论点了。那怎么证明人民是否有奴性呢？按 郑 先生的见解，那就看被压迫者是否具有反抗精神。我们还以东北为例，在极端的条件下，东北人民并没有屈服于日本严苛的法律和风力的刺刀之下。为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独立，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英勇顽强的抗争着。涌现出了马占山、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就是那些平时打家劫舍为人所不齿的“胡子”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也都是有血性，有民族尊严的好汉子。那我们看香港朋友们如何，我说香港的压迫是深重的，他们没有选举权，没有管理权，一切只能按着英国人的既定路线去做，一旦有所失误，必然是被“抽”的。而且不要说英国把香港治理的多么繁华，其实说白了，香港在繁荣香港人不过是英国人豢养的一群能够听话、吃苦、创收的奴隶而已。他们之间是不对等的，甚至到关键时刻可以像丢一只破袜子一样，毫不吝惜地丢弃。回想抗战，英国就有一些人以战略位置为由，要求驻港英军主动撤出香港。随让最后被港府以主动退出回事政府“威信扫地”为理由拒绝了，但是有些地方还是长时间没有了保护。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人是否反抗过英国的殖民统治？除了一开始带辫子的同胞不习惯金发碧眼的外国哥哥的统治，有些许反抗之外，也就数1967那次算是“声势浩大”了，结果死了50几位烈士。再无后话。那到底谁的奴性强，安于异族压迫和统治已不需多说了。
其二、先生大谈“肤色相同的压迫者”，如果不是在下曲解的话， 郑 先生应指当代中国政府和一些社会不平等现象吧。或许中国是存在压迫的，但是我个人想来还不至于达到 郑 先生所说的人民为“奴”这个状态。现在很多人常说资本家剥削劳工，广东这个资本家集中的地方，眼见得成为了众矢之的。从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到迪斯尼中国代工厂压榨工人等等，一时间广东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但我个人认为，这些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恰恰反映了大陆人民的觉悟，大陆人民的抗争。从另一方面看，就程度而言，个别现象也不能代表整体。以个人为例，我是07年冬南下广东的，一直在私立学校工作。在惠州的时候确实有些私立学校存在着课时量过大、不为教师买保险、克扣拖欠工资的现象。但是，我 却少见 老师逆来顺受的。好说话的大多另谋高就了，不好说话的直接上劳动局、教育局告你。而且几乎是上午告上午学校老板就挨批，下午就解决，这也是一种反抗吧。这里面反映了职能部门监管不善的问题和人民的维权意识提高等方面，但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所以不进行展开。
先生又说：“骂外国人及其奴才其实是轻松的，骂本国的压迫者及其奴才要承受真正的、更大的压力。”想来是在说孔公吧，但是我冒昧的问一句，去年深圳大运会市政府强迫居民迁移，孔公站在百姓的立场上怒斥深圳市政府，温州动车追尾事件发生之后，孔公大骂铁道部“草菅人命”这应当算是骂本国的“压迫者”吧？那作为一位社会学家，对如此大的社会事件先生为何缄口不言呢？如今反而指斥孔公只会 “骂外国人及其奴才”，在下以为恐怕有歪曲他人形象之嫌，实在有失厚道了。
其三、 郑 先生说：“孔庆东说：‘到现在呢我们香港现在回归了，人心并没有完全回归，还有很多这个殖民主义留下的狗崽子，啊。他在殖民主义者面前狗，但他对待内地同胞面前他忽然觉得自己是狼。’当他把权力移交和人心向往这两种“归属”搅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不 明白孔 先生想说的是什么。”随 后郑 先生将“人心回归”分析为政治方面的认同和对公共秩序理解两个层面。这里 郑 先生恰恰回避了孔公所直指的要害之处——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这一主题。说白了，香港在政治形势上回归了，但依然有部分香港朋友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不认同香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依然怀念着他们二等公民的身份，鄙视甚至是敌视着大陆。这才是关键，才是要害，才是孔公这段评论的精华。而且我要说孔公这句话不是单单说给香港人听的，他是说给全中国人听的。我记得在我的博文《读孔公<国文国史三十年>之有感》里面曾经说过：“我们看孔公的时评，经常能感觉他一棍子抡去就打击了一大片，就是他没骂你，你都感觉他好像是在骂你。”为什么？因为他骂的是一种思潮——崇洋媚外的思潮。我们可以在政治观点上有左有右，我们可以推崇儒家思想，推崇共产主义思想，推崇资本主义思想。但是有一个底线，我们必须认同自己的的国家，认同自己的民族，因为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原因。
现在很多人堕落了，精神上堕落了。盲目的鼓吹西方、美国如何如何的好，对自己的祖国不惜用最恶毒的言辞进行诋毁、贬低、污蔑。美国人、日本人或许会否定某个政党、某个领导人，但不会否定自己的国家、民族。他绝不会对你说我身为一个美国人是耻辱的，但有些中国人会。这种事难道不值得“大惊小怪”吗？我们没有被八国联军瓜分，没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灭国，不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在支撑着我们吗？而现在这种精神不是正在消退吗？孔公要骂的就是这些人，这些奴性深重的人，不管你是大陆的、香港的、台湾的都在此列。
四、脏话评说
围绕着孔公说脏话这个话题，大家的争论已是由来已久了，从去年“三妈的”事件一直持续到今天。久的、多的让人有点麻木了，有点提不起兴趣了。好听点的说这是语言暴力，说不好听的就是没道德、没素质，如今 郑 先生已加入了这场“大合唱”。而且 郑 先生采用了一种极老套的批驳手法，先是自我评说，然后抽象的肯定脏话的“积极功能”和“美学价值”，感觉 郑 先生不像是社会学家到像是语言学家和美学家。最后具象的说了一大堆说脏话的害处，直指一个结论——“在公共论坛上做出武化的表演，悖逆了一个教师的天职：教化”。其实总结起来，通俗的说就是老孔啊，在公共场合说脏话太没素质了，而且这样做都不够格做一名老师！但是在下到不这么认为，我看骂不过是爱和恨两种情绪的表现。我的敌人恨我，他要骂我，我不怪他，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我不会虚伪到要求我的敌人看见我，还要像绅士一样向我问好，要骂就来吗。爱我的，如老爸老妈老婆，他们也爱我，更骂我，我不会说你不能骂我，太没道德了。如果说了怕是我爸一巴掌就摔过来了，让你小王八羔子知道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更重要的是他们爱我，我不会伤他们的心。中国有句古话“爱之深、责之切”应当就是这样的吧。孔公骂人就是抱着这种情怀，他对敌人要义无返顾的，绝不留情的打击，他不虚伪，直来直去才是真性情。对于他所爱的人民，国家。他一样要骂，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爱护。我不怪他，有人要怪我也实在是管不到特宽的，但是希望不要一说骂人就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
再者谁说骂人就不是好老师，从古到今有多少前辈们就在嬉笑怒骂之间完成了道德传递。孔子说：“因材施教”，换个角度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面对不同客体的时候，我们要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上做出适当的调整。教化，教化他接受了，他惊醒了就够了。只要前提条件是教化，我心中有教化这个责任，至于采取哪种方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岂能以一个统一标准来衡量它。我倒建议 郑 先生了解一下一休宗纯禅师，就是日本的那位一休哥，他的教化方式就蛮另类的，但是不能去否定他的教化功能。而在今天面对这个纷繁杂乱的世界，冒出个横刀立马、大杀四方的孔和尚见天儿的在哪“吃饱了撑”的似得大骂“汉奸”、“走狗”、“卖国贼”，也不失为一帖清热解毒、提神醒脑、扶正祛邪的教化良方吧。
最 后郑 先生有用孔公与去年北大停职教授秦明瑞进行了一个类比，把他们的行为说成是“不当”的行为。我认为实在是大为不妥。秦明瑞的事件，不但是道德有亏，甚至可能还涉嫌违纪，违法。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要说如何辨别这两件事的性质其实也简单，看他的动机，这没一看就明了了，一个是不惜以身犯险、有德行、有担当的教授，一个是衣冠楚楚确荒淫好色的“叫兽”，他们之间可有一丝可比性？如果不懂的话，不妨举个例子说明一下，杀子这种事不能不说是人伦惨剧，但是同样是公认的犯法的事情，犯罪主体一样，犯罪结果一样，可由于动机的原因在道德层面上却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我记得两个案例，一宗是2010年4月《南方都市报》刊登的香港籍邓姓男子因为儿子撒谎，将儿子衣服扒光，浸于水池中将其溺毙的事情。另一宗是2005年5月《时代商报》刊登的新民市孤家子村柴姓老汉，因儿子吃喝嫖赌，欺压乡里，不孝父母怒将儿子打死的事件。那我们看前面的那位父亲，我说是枉为人父，禽兽不如。而柴老汉则是可怜和可敬的。在这事发生后，孤家子村1000余位百姓联名写信给当地法院，请求从宽处理。前后对比，虽然诸多方面的相同，但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心态是不同的。所以我说你要看清一件事的本质，不能只看他是做了什么，而是要看他做这些的动机。
面对当代这样一个迷茫、高速甚至有些堕落时期，当代学者更需要成为民族的脊梁，民族的精神支柱。这一点孔公做的很突出，很实在。对于他我希望大家支持他，认可他，包容他。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学者站出来，为中国的发展道路点亮一盏引路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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