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谁能“犹不失为富家翁”？

2030年，谁能“犹不失为富家翁”？

——新一轮私有化改革的恶果及救赎

地球村过客

一

　　十年一度的大换届前夜，政治形势总是比较复杂。但今年的情况尤其复杂。王立军事件尚有余波，以“改革派”自命的政治势力又掀起了一个空前大潮，弄湿了不少人的衣裳。这次“改革大潮”策划之精、来势之陡、声势之大，只能用“空前”来形容。

　　上一次改革大潮，出现在1992年。当时邓公只身南巡，以布衣之身、只手之力，一举扭转世势，实为英雄独力创造历史的难得实例。这次新的改革大潮虽然自比于邓公南巡，但其实质迥异于二十年前，呈现出时空交错、上下呼应、内外联动、目标集中的新特点。所谓“时空交错”，是弄潮儿们借纪念邓公南巡讲话20年之机，以作古圣人唤醒当今愚人；所谓“上下呼应”，是高层干部与学者珠联碧合，合声齐唱“不改革是死路一条”；所谓“内外联动”，是携手世行行长佐力克等外国政要，同声呼吁以改革拯救中国；所谓“目标集中”，是本次改革大潮不再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路线，转而高举教条主义大旗，死搬西方初级经济学教科书，立志创造一个符合教科书规定的私有化市场化国家。

　　现在，局外人还不知道，为什么主张私有化“改革派”会在这个时候采取这个令人吃惊的行动。我们只能简单地断定，“改革派”已经厌倦了争论和民意所带来的无尽纠缠，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利用手中尚存的国家强制力，打破“公”与“私”这两种政治势力的微妙平衡。显然，他们认为邓公当年公开内部争端以推动改革的策略也是如今的现实选择。基于这一判断，先是由学者来倡导“垄断国企导致贫富分化”，并且质问“中国距离市场化还有多少年”，以此把“改革”的方向精确定位在“私有化”和“市场化”上，这是造舆论；然后由政界人士发声，高声断言“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借助人们的求生畏死本能获得改革的推动力，这是定基调；次后是著名的人民日报呛声，声言“宁要微言，不要危机”，意喻本轮改革仍将秉持“不争论”的原则，以极权主义手法强行推进，这是发公告；最后，是由代表全球经济精英的世行行长佐立克出面，论述中国国企私有化的紧迫性，以其权威身份，在理论上敲定中国改革的根本方向，这是借外力。

　　在全国人代会即将开幕的情况下，这种立体战略被西方报纸称为“闪电战”。不难分析，以私有化为基本方向的改革内容，将迅速出现在供人大代表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由于“改革派”采取了急袭战术，加上人大代表普遍具有的官方身份，这些内容如果出现在报告中，也势必在甚少受到质疑的情况下，顺利获得人代会批准，从而成为法律，并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之下得以实施。

　　除非高层决策者反对意见太大，从而使私有化的敏感内容从一开始起就不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否则上述结果将不会存在多少悬念。因此，现在与其去争一个不可能的结局，不如对这个结局作一个现实的分析，以便对我们不曾预期的未来有所准备。我认为，对于这场改革的结果，不宜抱任何幻想。它绝不会像佐立克所承诺的那样，通向一个繁荣而自由的国度。相反，它是一个画饼，正如当年新自由主义的创们给苏联人民画的那个饼一样，改革的主导者将享有短期的利益，而被改革的民众将承受长期动荡的灾难。不过，我随后将证明，即使那些短期利益也是“画饼”，在这场灾难中，所有人都会是牺牲者。

二

　　就目前来看，这场拟议中的私有化改革将产生四个致命后果。

　　这场私有化改革的第一个后果，是执政党彻底丧失其道义基础。我们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此，“改革派”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中国改革的目标是私有化和市场化！那么，我们不妨接着追问：这是邓公生前定下的目标，还是你们重新确定的目标？这个时候，尽管“改革派”们高举着“继承小平遗志，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大旗，恐怕也不免踌躇。至少二十年前他们在邓公面前，绝对无胆声称“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当代“改革派”的改革目标已经严重背离了邓公原先的设计。邓公生前从未将全盘私有化市场化亦即资本主义化作为改革的方向。他说：“中国的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他所构想的改革，是通过巩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来实现共同富裕。共富，这是改革开放的道义基础所在。正是因为如此，第三代、第四代领导核心对于私有化问题都至为谨慎，不主张将国有企业变成私有财产。如果“改革派”不顾一切地推进国企私有化，那么不仅背叛了邓公的改革事业，而且将进一步扩大和固化已经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执政党丧失其赖以执政的道义基础。

　　这场私有化改革的第二个后果，是执政党彻底丧失其经济资源。已经有人注意到，佐立克是在欧美私有化市场经济遇到重大麻烦的大背景下，来华推销其私有化路线的。这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难道一个病人有资格向一个壮汉推销使自己致病的药方，以治疗后者三十年后“必然”发生的病症！多年的事实证明，事实上恰恰佐立克试图根除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为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提供了根基和保障。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务院及其发改委、财政部的高层官员应该比任何人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国有经济的存在，那么中国经济早在十年前就一蹶不振了。至少最近房价调控和打击非法集资的实践表明：如果任由不受政府控制的私有经济按照市场规律自由追逐其利润，中国经济必然毫无悬念地崩溃瓦解；在遏制私人资金资源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服从政府调控的国有经济发挥支撑作用，中国经济也必然毫无悬念地崩溃瓦解。这无疑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未来启示录：如果现在推进国企私有化改革，那么下一届政府将在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因盲目追求利润而陷入混乱的宏观经济，将被迫在重新国有化和坚持新自由主义信条之间作出选择，于是不得不面临有产者或无产者的不满，最终面临国内政治动荡的悲剧前景。

　　这场私有化改革的第三个后果，是执政党彻底丧失其政治支持。如果中国国企基本完成私有化改革，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重大质疑：在一个私有化的社会，必须由共产党来执政吗？对此，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共产党秉持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政治纲领，这在法理上与私有制完全不兼容；此外，私有制市场化的社会必然是两极分化的社会，其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也绝不容许单一政党长期执政——除非这个政党具有精神分裂症状，可以同时代表对立的利益诉求。私有化改革带来的还不仅是合法性危机，还在现实中产生了执政党自我孤立的效果。在政府高官和人民日报就私有化改革表态后，网上出现一边倒的强烈反对意见，这在中共执政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其实已经暗示着执政危机的出现。特别是“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幼稚论调出现后，政府原先高调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被自我否定，热心政治的民众发现自己的观点立场竟然被政府当做“微词”而弃若鄙屐。由此产生的政治挫折感，如果不是导致政治冷漠，就是导致政治疏离。现在执政党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现实：它的主要支持者正是公有制的支持者，但随着私有制改革在“不争论”中蛮横推进，他们将带着刻骨铭心的失败感，转而支持“一人一票”的政治模式。这只意味着一个结果：执政党将不再具有长期执政所需要的群众基础，将无法应对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

　　这场私有化改革的第四个后果，是执政党彻底丧失其社会根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私有化改革竟然是以“反对垄断、追求公平”的名义进行的。据某些政府高官和经济学家们精心考证，中国社会不公的根源，竟然是垄断性国有企业（而不是私有资本权贵）的存在！面对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在垄断性国企私有化改革后，分配就公平了吗？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否！因为贫富分化是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分布不均，而非个人与法人之间的财富分布不均。这样，即使按照一人一股的方式分了国有资产，分配不公也不会有任何改善，因为这改变不了人际贫富不均的现实。更麻烦的是，所谓“改革派”在因搞混概念而强调私有化的紧迫性时，并未设想过“一人一股”的方案，他们更提倡“私人资本进入国企”，亦即个人必须出钱购买国有资产。这样一来，事情变得更为简单了：除非你是有钱人，否则别做梦占有一丁点原国有资产！而且由于被国企多系自然垄断型企业，因此它们私有化的结果并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出现一批垄断性私有企业。于是，这场国企私有化运动的结果只能是：富者益富、穷者益穷！这个过程的实质，则是大量民众将被动地切断与执政党的利益联系，要么向私有经济巨头效忠，要么与之形成阶级对峙。这个结果对于政府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它既然不可能反对自己一手创造的私有经济巨兽，就只得与私有经济寡头结成利益联盟，从而换取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于是彻底丧失其独立性，在即将来临的阶级冲突中站在一个尴尬的位置，最终不得不沦为社会动荡的牺牲品。

三

　　只要“改革派”坚定不移不容置疑地推进国企私有化，上述后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这场改革得以实施，那么下一代领导集体将面临高度集中的治理危机：一方面，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新资产阶层要求更多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陷入绝境的草根阶层强烈要求改变经济和政治现状。如果满足前者的要求，那么这个国家将成为金钱统治一切的国家，必然引发草根阶层的愤怒和反抗；但对于草根阶层的愿望，政府由于丧失了原有的国有经济资源，因此除非敢于损害私人经济寡头的利益，否则根本不可能向草根阶层提供新的利益和权利空间。在这种国家力量被极度弱化的前景中，已经无法从体制内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爆燃式崩溃。

　　广东乌坎事件就是一次小型的预演。

　　对于这种前景，我不相信所谓的“改革派”会毫无预感。其实，一些所谓“精英”是有预感的，所以他们宁愿违背学术道德，以偷换概念、公然说谎等卑劣手段促进这场改革，这充分说明他们“改革”的出发点并不是学术上的推理，也不是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的考虑。正如一些海外分析者指出：权贵们推进私有化改革的目的，当是出于对中国前途的担忧，遂以前苏联为鉴，预先将巨大的国有资产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以求在发生政权更迭等事件后确保自身利益长期化。对于这种心理，不妨称之为“曹爽情结”。当年，曹爽在司马氏发动政变的危机中，决定采取不反抗的策略，因为他自以为已经积累了一大笔财富，即使下野，“犹不失为富家翁也”。曹爽的结局是悲剧的，那么“改革者”们因私有化而导致国家危机之后，是否也“不失为富家翁”呢？我对这种可能性深感怀疑。因为在剧烈的政治社会动荡中，任何预先的安排都可能是无效的。由于中国社会积郁的怨恨实在太深太厚，如果爆发社会危机，将不会是苏联那种“来自上层的革命”，而很可能是明末悲剧的重演。在苏联的革命中，一些官员依靠权力而在一夜间成为巨富，但在三百六十多年前的明季革命中，除了才智和人品，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财富则更招致杀身亡家的祸根。

　　要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最高决策层中支持公有制的正确意见重新占据上风。无疑，最高决策层的争论是激烈的，但结果仍然是不明朗的。我认为：在这个生死悠关的重大历史关头，与其努力维护一个不必要的“团结和谐”假相，毋宁亮明底线、站稳阵地，让执政党的支持者重新获得信心和希望。如果出现这种最优结果，导致国企私有化的图谋未能实现，那么我们可以推进另一个方向的改革。这个改革，是以巩固现有政治结构为基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必然能够打开中国的新一轮发展空间。

四

　　私有制市场经济体无法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这已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在邓公所设想的改革中，必须始终由执政党牢牢控制关键性的经济资源，这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唯有如此，执政党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对经济运行、社会分配进行有效调节，对社会矛盾、阶级冲突进行有效控制，而不是面对私有化市场经济机制这个自行其是的巨大怪兽而束手无策。但是，我并不想在为现状辩护并主张坚决维护现状。相反，我们必须进行改革，但我们必须立足于邓公的初始设想，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为目标，进行一场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重大改革。

　　在政治方面，必须稀释“不争论”的极权主义，向普通民众开放政治参与权。在最近的私有化改革大潮中，所谓“改革派”已经揭示出他们早先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旨在建立高度极权的专制主义，在决策过程中完全排除民众的参与。这是社会动荡之根，根本不具有改革的进步性。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赋予民众说话的空间，当务之急就是彻底打破极右势力对媒体的控制，引导左翼政治力量进入大众传媒行业，改变国内媒体界右翼独裁的病态局面。与此同时，逐步给予民众影响决策的机会，先可考虑对政协系统进行改革。目前，各级政协充斥着钱包鼓鼓而脑袋空空的名流巨富，思维简单、见识浅陋，既代表不了多数民众，也表现不出政治智慧，徒添笑料。应增强政协委员的代表性，可设定准入条件和名额比例，将名流富豪控制在20%以内，其余名额由政协机关筛选本地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中低收入阶层人士担任。这样既可不触及可能引发失控的选举票决等问题，又可发挥政协的议政作用，无疑有利于中国的政治进步。

　　在经济方面，必须采取节制私人资本的政策，为普通民众开放致富空间。“改革者”无耻地装做没看见的一个现实是：普通民众的“仇富”，仇的并不是国企，更不是政府，而是腰缠万贯的私人巨富。这些人的财富来源普遍具有不合法的特点，故尔招人切齿痛恨。当前的新一轮私有化改革，则为他们攫取更多财富开启了机会之窗，而由此形成的大资本集团，则无疑进一步阻绝了普通民众致富的出路。这不是人民所要求的改革。普通民众要求的改革，是政府要掐住“马太效应”的咽喉，让贫者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基于这一目标，开征累进的财产税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而要走出这一步，就必须建立公民申报财产制度，这其实是与民众强烈要求的官员公开财产问题是相表里的。这自然会招致暴富阶层和官员的反对。但若不采取此步骤，就无法让普通百姓相信政府是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政府，而不是被巨富阶层绑架的政府，这不利于执政地位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必须限制国内外私人大资本对经济社会领域的无限渗透，特别是要遏制大资本对第三产业的垄断，尽可能为普通小微企业保留生存空间。此外，必须提防国内外私人大资本任意占有不可再生的土地、矿产、河流等资源，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自然资源基本私有化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不可能为无产者提供生活资源，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国企方面，必须改变国有企业的管理思路，充分发挥其公益性特长。“改革派”通过偷换概念，试图误导人们把国企看作与民争利的经济怪胎。但事实上国有企业并不是普通的市场经济主体，它具有很重要的公益性。例如：它通过提供低价的服务和产品，减少社会生产的总成本，从而为社会创造巨大的财富空间；在经济遇到困难的时期，它忠实地执行政府的指令，从而调节经济运行态势；它模范地落实国家的劳动法规，从而为各类企业实行人性化管理提供了示范……然而，由于政府管理者的失误，我国国企被等同于普通的市场主体，其经济效益指标被过度强调，导致国有企业职能被扭曲，为不怀好意者留下了制造舆论的空间。现在的迫切任务，是重新强调国有企业的公益特性，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国企进行改革，这样方可使国企重新成为政府手中的重要调控工具，在改革发展中扮演重要而有益的角色。如果一卖了之，政府无疑将立即失去对经济形势的控制能力，被迫在市场经济的波动和权贵阶层的操控中无所适从，最后为灾难敞开大门。

　　新时代的改革任务非止于此。但无论怎样改革，其方向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其途径必须是现实主义的而非教条主义的，这自是情理中的事情。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这固然是邓公的著名警告。但邓公同时也警告我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死路一条。这是硬币的正反面，缺一不可。作为改革者，我们是对邓公理论采取断章取义的实用主义立场，还是在全面理解邓公思想的基础上实施之，这不仅是一个涉及背叛与忠诚的立场问题，更是一个事关生存与死亡的重大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个问题，2030年的今天，我们将不会在佐立克承诺的温柔乡中做着富贵梦，而是在生死场的血泊中寻找几乎无望的生存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