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指责孔庆东教授涉嫌抄袭,是别有用心的栽赃
孔庆东教授在《青楼文化》的“序”中开宗明义地道:
作为一本追求雅俗共赏的非学术性读物,当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考证、摘引、勘误、补遗、纠谬等等令人生厌的内容,尽量直接切入对象。但这种套路本身也是一“险”。因为本书的对象实在并非“一壶浊酒喜相逢”就能抵掌而谈、放胆而论,它实在是一门地地道道的“学问”。要做到兼具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通俗明了,且具有较高品位,实在不能不有捉襟见肘之忧。故此,本书采用一种“混合”文体,将材料与见解杂糅一处,集描述、分析、评论、调侃于一炉,在保持严肃关怀的前提下,注意深入浅出的可读性。这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许多问题可能无法进行纵深开掘,甚至只如蜻蜓点水,一掠而过。材料使用也可能详略失衡,趣味性的标准也许会淘汰掉更有价值的力证。由于对材料的加工欠细,出现前后龃龉或叠床架尾之病也未可知。个人见解与未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其中难免存在误读和曲解,更不论平庸之见与荒谬之说了。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倘若有益于读者一二,纵蒙人云亦云,或信口升河之诮,又何足道哉!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10月版,序第10-12页)
在 “后记”中,他说:“作为一本非学术性的‘科普’读物,基本上还可以交差。”(第198页)书末所附10本“参考书目”,有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及武舟:《中国妓女生活史》等。
正因为“本书采用一种‘混合’文体,将材料与见解杂糅一处,集描述、分析、评论、调侃于一炉”,而且是非学术性“科普”著作,所以行文就有了诸般“个人见解与未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孔教授对此种行文方式,也不无担心,所以又说:“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即,虽然也许在一些地方没有注明所参考的材料来自某人,但是他尊重原的“观点发明权”,而且通观全书,孔教授诚无一处强说某个观点乃他自创,反而在书中明确地注明某材料“据陶慕宁先生钩辑”。(第4页)
可是,就是这么一本十七八年前的通俗性著作,竟然在今天,被人无端指责起“抄袭”来!既然《中国青年报》不惜引用2011年11月发布于“凯迪网·猫眼看人”的,遣词用句充满人身攻击及下流龌龊,甚至思想极其反动的的文章,作为论证“北大孔庆东教授被指涉嫌抄袭”的论据,那就有简单驳斥一下《中国青年报》此文的必要了。我们先不说“猫眼看人”的立场诡异,各种谣言及颠覆性言论甚嚣尘上,单就中青报可以引用一个处处以颠覆党中央为己任的网络论坛的文章,堂而皇之地以此文作新闻素材而大肆攻击孔庆东教授,我们就不由得会想,中青报,你还是中国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吗?你从此将用“猫眼看人”以感染、召唤、影响青年吗?
中青报《北大孔庆东教授被指涉嫌抄袭》一文中说:“两部介绍青楼文化的作品,文字不完全等同,问题在于,两位引用的文献材料、这些材料出现的次序、对于材料的总结都大致相同,属于窃取文义。”后面列举了“他同样引用了曹植《美女篇》、《太平御览》、《晋书·麴允传》、江总《闺怨诗》、江淹《西洲曲》、傅玄《艳歌行》等的词句”来做例证。所说的文字,刊于《青楼文化》(版本同上)第4页,也就是在同一页,孔教授指出了此乃“陶慕宁先生钩辑”,也就是说,他不过是在此处引用了陶慕宁先生的的研究成果,而且已经如学术刊物一般注明了原。就凭这样的几处材料引用,中青报就可以冠之整本《青楼文化》“涉嫌抄袭”!后文列举的诸如“两首‘听妓’诗”、“分析白居易《琵琶行》”,更是贻笑大方。难道陶慕宁用了“两首”,孔教授说个“两首”就叫抄袭?全天下读过《琵琶行》的,几乎都是如陶慕宁先生一般把其分析为“第一层次描摹妓女弹琵琶的音乐;第二层次凝练概括妓女一生遭遇;第三层次将诗人自己的孤独之感与琵琶女的抚今追昔之痛联系起来,提炼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哲理”,难道全天下古往今来的持这样观点的学人,都是抄袭于陶慕宁先生?或者非得把《琵琶行》分析成《长恨歌》,才不算抄袭?这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该文后面所列“抄袭”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云云,与此如出一辙,不过是根本没有弄明白抄袭、引用与根据材料创作的分界线在哪里。“猫眼看人”的乌合之众,可以不明白此界限;中青报的记者,在写文章之前,不用去查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文件吗?一个团中央报,疏略至此,岂不让人有狼子野心之慨?根据相关文件一比照,就可以清楚明白地知道孔庆东教授是根据既有材料在严肃地自我创作,甚至连“引用”都算不上,遑论抄袭!
至于中青报原文照搬“猫眼看人”所列的排版、印刷或引用“舛误”,此属于可以讨论的“学术”范畴,但是,这与你中青报的标题——北大孔庆东教授被指涉嫌抄袭——又有什么关系?就算孔教授引用古典文献有“错误”,这能用来证明“抄袭”吗?举个例子,“中青报”三字,笔者行文时可能会误作“中狗报”,难道,我就因此涉嫌抄袭你中青报上的文章了吗?逻辑混乱至此,这就是堂堂团中央报所该有的学养及职业操守?
行文至此,有检点一番中青报这些年的有些作为的必要了:
2006年4月10日,中青报发表署名王尧的文章:《别把奥运火炬传递和国家荣誉画等号》,否定英勇保护奥运火炬的残疾女火炬手金晶及海外华人的民族大义。
2008年4月2日,刊发吴稼祥的《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用吴稼祥所谓的“民粹主义”欲图推倒中国人民所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赫然打出了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宪政民主’的‘雪山狮子旗’”(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804/37161.html)。
2008年6月21日,刊登马少华的文章:《谁都没有以命换命的义务》,为“范跑跑”的自私行为强行辩护。
2008年8月7日,发表题为《聂卫平是狭隘爱国者的一个缩影》的文章,借“批判”聂卫平,继续攻击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2009年10月13日,发表叶匡政文章:《为何要把样板戏当“史记”读》,借批评样板戏,真实的用意是抹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历史。
2009年12月23日,发表署名王学进的《当心民意表决成为多数人暴政》,直接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为“几十年专政理论的熏陶”。
2010年3月29日,发表题为《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协方案试图绕开利益集团》的文章,有学者指出此文的主旨在反对公有制,鼓吹私有化。(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3/140936.html)
2010年5月26日发表题为《房产税不能绕过纳税人同意这一关》一文,公然反对中央政府为调控房价而征收房产税的政策。
2010年7月7日,发表王彬彬伙同60多名学者的《就汪晖涉嫌剽窃问题给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公开信》,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乃对汪晖的政治构陷。
2010年7月26日,刊登裴毅然的文章:《志愿者——社会文明度的标志线》,悍然否定“雷锋精神”。
2012年1月9日,发表题为《须警惕“石头摸上了瘾,连河也不想过了”》的文章,其主旨,在于以“政改”的方式在中国全盘推行资本主义制度。
通过以上摘录的极少部分中青报曾发表过的“异议”文章,大家对中青报的一些“跑偏”行径,想来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还根本不用去讨论“冰点”曾经的被封与复刊。也就是因此,有诸多学者对中青报作出了“资本代言人”的质疑。
那么,在国企私有化如火如荼的今天,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青报伙同“猫眼看人”,抛出孔庆东教授“涉嫌抄袭”论,其背后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大家都知道,孔庆东教授是为国为民的有着侠肝义胆的学者,他从人民大众的福祉出发,是极力反对“瓜分”式的全盘私有化的。也因为他得到了绝大多数最底层人民的拥戴,所以他的言论,在中国大地有一定的影响力,那些欲图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各色人等,理所当然地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要祸乱中国,必须先封住爱国学者如孔教授这样的人物的嘴,于是,中青报通过精心策划——“猫眼看人”那篇毫无影响力的“指控”,是2011年11月12日2:50(见不得人之流,看来是深谙 “深夜攻势”这一招,总是深更半夜地推出卑劣不堪的造谣货色),而中青报却于今天才突然发力,费时近三个月倒腾出来的东西,也不过如此——使出一招“围魏救赵”,让你孔教授无暇他顾,浑身是蚁。于是,万马齐喑,资本势力毫无抵抗、明目张胆地入主中国的各行各业,全面私有化,指日可待。这就是在这个微妙时刻,中青报及“猫眼看人”以及其背后的一些人物,对孔庆东教授进行栽赃的根本原因。他们,并不是什么“学术打假”,而是赤裸裸地政治构陷与政治迫害,“项庄舞剑”,其意不言也明!
附:
北大教授孔庆东著作涉嫌抄袭
http://www.sina.com.cn
自称“非学术性读物”不存在“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
北大孔庆东教授被指涉嫌抄袭
本报记者 张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多年前的著作最近被读者指出涉嫌抄袭。一位读者比对了他的《青楼文化》一书以及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等学者的作品,认为存在剽窃行为。
这位读者以“莱卡”为名在网络论坛“凯迪社区”指出,孔庆东的剽窃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改头换面。“就像是偷了人家一辆汽车,使用前重新喷喷漆。”
在回答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求证时,南开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陶慕宁说,孔庆东的确抄袭了自己的作品。
陶慕宁于1993年出版了《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这是一部大约25万字、被同行引用颇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著作,2006年再版。他还在南开大学中文系长期为高年级本科学生开设同名的选修课。
主攻中国现代文学的孔庆东,最早于1995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青楼文化》,2008年改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全书10万字左右。
“莱卡”认为,两部介绍青楼文化的作品,文字不完全等同,问题在于,两位引用的文献材料、这些材料出现的次序、对于材料的总结都大致相同,属于窃取文义。
譬如,陶慕宁指出,“‘青楼’一词起初与妓女丝毫无涉,只是一种阀阅之家的代称”,至唐代才比较广泛地指代妓女所居。他以曹植《美女篇》、《太平御览》、《晋书•麴允传》、江总《闺怨诗》、江淹《西洲曲》、傅玄《艳歌行》等的词句为证。
陶慕宁对记者证实,“青楼”的出处是他通过研究、考据得来的。
而孔庆东写的是:“‘青楼’一词,起初所指并非妓院,而只是一般比较华丽的屋宇,有时则作为豪门高户的代称。”他同样引用了曹植《美女篇》、《太平御览》、《晋书•麴允传》、江总《闺怨诗》、江淹《西洲曲》、傅玄《艳歌行》等的词句。
“实事求是看他的东西,再看我的东西,就会明白,他确实抄袭。”陶慕宁说,《青楼文化》一书的基本框架和观点是抄来的,只是换了一些表述方式。
“莱卡”注意到,两位都提及了谢眺的两首诗,陶慕宁写的是,“再如南齐谢眺的两首‘听妓’诗”,孔庆东写的是“再看谢眺的两首‘听妓’诗”,这看似没有问题。但谢眺原作题为《夜听妓》(二首),陶慕宁称其为“两首‘听妓’诗”,不是常规用法,而孔庆东引用《夜听妓》时也以“两首‘听妓’诗”指代,太过凑巧。
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中,陶慕宁提到:“白居易一生几乎是与妓女声色相始终的。他不仅蓄有众多家妓,而且随着他游宦处所的更变,结识了数以百计的各地的青楼女子。较之元稹,白居易在这个问题上要坦诚率真得多……”
孔庆东写的是:“白大诗人一生同情劳动人民,尤其对妓女,更是爱怜有加。他自家养了至少一个加强班的家妓,还借工作调动之便,在祖国各地先后结识了数以百计的青楼女子。不过,白居易为人光明磊落,对此既不掩饰,也不巧辩。”
分析白居易《琵琶行》时,陶慕宁认为可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描摹妓女弹琵琶的音乐;第二层次凝练概括妓女一生遭遇;第三层次将诗人自己的孤独之感与琵琶女的抚今追昔之痛联系起来,提炼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人生哲理。孔庆东则称该诗有“三绝”,一是写出了琵琶女的艺术才华,二是凝练概括了琵琶女的生平,三是把琵琶女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名句。“莱卡”认为,无论是层次的划分,还是对各层次内容的概括和评价,二者都是“惊人的一致”。
孔庆东在书中一处专门注明了“据陶慕宁先生钩辑”。陶慕宁说,孔庆东通篇只提了这么一句,其他部分不再注明来源,看上去“好像都是他自己的见解了”,“其实后面还是我的”。
陶慕宁最早注意到孔庆东的作品不是《青楼文化》,而是《空山疯语》,其中有130多页的篇幅涉及青楼文化,内容与《青楼文化》一书大致无异。该书封底称,“酣畅淋漓地展现了渊博丰厚的学识和轻松活泼的语言天赋”。
大约在3年前,陶慕宁家人无意间读到《空山疯语》。当时,他的女儿——一位文学专业毕业生,仔细读了一遍,拍案大怒,发现基本“变相地照搬”了陶慕宁的作品。
2009年,陶慕宁本人在澳门大学访问时,见到该校图书馆藏有一本题为《青楼文化》的著作。出于对同领域作品的兴趣,他借阅了出来,结果“一看就生气了”。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孔庆东还出过这本著作,而且已经销售了十几年。
后来,陶慕宁指导的一些研究生也发现了孔庆东作品中的抄袭行为,想要公开撰文点名批评。但陶慕宁说,自己虽然被抄得“很不愉快”,但自身事务繁忙,无暇顾及。而且孔庆东近年来知名度较高,自己不愿被视为那种“借打名人给自己出名的人”。
事实上,陶慕宁2005年为《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再版所写的跋文中,就已言明,该书被众多论著大肆抄袭,有些作品的框架、理路、观点与自己的毫无二致,但刻意避免照抄文字,局外人很容易被蒙混过去。他的态度是,“我实在不屑也没工夫与此辈对簿公堂”,而且对方“或许有什么抓项目、评职称的难处”。
如今,陶慕宁也注意到读者“莱卡”对于孔庆东涉嫌抄袭的指责。他认为,孔庆东做的是“非常低级的抄袭”。
“能看得出来他没有(相关的)研究。”陶慕宁说:“我自己写的东西,我心里太有数了,你抄没抄,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莱卡”还指出,孔庆东《青楼文化》的一些内容还与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达临1993年的著作《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描写如出一辙。
在《中国古代性文化》中,刘达临论及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最早设置官妓,作用包括为国家增加收入、缓和社会矛盾、吸引游士、供齐桓公娱乐等4点,并指出管仲此举引来各国纷纷效仿,有些国家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
而孔庆东在《青楼文化》中也指出,最早发明官妓的是管仲,其作用一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三是吸引大量人才,四是以妓制敌,与刘达临的观点极为相似。
“莱卡”说,孔庆东在此处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刘达临原文指出,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的是管仲的效仿者,而非管仲本人。而孔庆东却在论述“以妓制敌,兵不血刃”时,称赞“管仲真不愧是千古奇才”,似乎在说管仲就已有了“以妓制敌”的做法。
刘达临还举了几乎与管仲同期的雅典的政治改革家梭伦创立国营妓院的例子,形容此举“受到群众的赞美,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孔庆东也以此为例,写的是:“此举深受广大群众称赞,他们说这不仅满足了许多青年男子的要求,而且最有效地保护了良家妇女,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
此外,“莱卡”还挑出了孔庆东书中引用古代文献时一些让人费解的错误。比如“襄国妖女”写成“襄国妓女”,“蛾眉渐成光”写为“蛾月渐成光”,“朝舞开春阁”写为“胡舞开春阁”, “微睇托含辞”写为“微睇记含辞”,“上客光四座”写为“上客充四座”,“挂钗报缨绝”写为“挂钗报缨绳”,《春夜看妓》诗的简文帝,被写成了梁元帝。
在《青楼文化》的序言中,孔庆东称这是一本“追求雅俗共赏的非学术性读物”,“当然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考证、摘引、勘误、补遗、纠谬等等令人生厌的内容,尽量直接切入对象”。
他还表示:“个人见解与未加注明的他人见解泥沙俱下,其中难免存在误读和曲解”。“这些都需要先请读者和本书所借鉴的著作的予以包涵。好在这只是一本非专业性读物,不存在留名传世以及争夺观点发明权等麻烦。”
《青楼文化》书末专门为读者列出了10本“参考书目”,包括陶慕宁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和刘达临的《中国古代性文化》。
而在后记中,孔庆东再次强调:“作为一本非学术性的‘科普’读物,基本上还可以交差。无论从知识的介绍上还是涉及的问题上,自认为点与面的结合处理得还算妥切。但是总觉挖掘尚浅,平面罗列有余,而纵深开拓不足。材料准备也很不充分,使这支笔难以做到游刃有余。”
他表示:“这些都是由于未曾对青楼文化进行过长期细致的专门研究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陶慕宁教授对此评价:“没有研究你干嘛出书啊?”
孔庆东本人公开表达过对抄袭的批评。在自己主持的一档网络视频节目中,他针对“方舟子举报朱学勤抄袭事件”点评指出:“我们要看到中国学术界的学风的确非常不正,抄袭的事情特别多,当然界定什么是抄袭,这个要非常谨慎。但是不规范的这种做法是非常多的,我本人在学术界,我自己就看到大量的抄袭的现象,实实在在的抄袭,整段整段的,甚至整篇整篇。当然发生在学生身上,主要是我们老师要求不严,但是也有一些发生在学者身上。我觉得这个时代,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我们要反省,我们的学术制度是有错误的。”
“我们国家勇于打假的人太少了,还不够,我们不但要向复旦(微博)大学挑战,还要向北大、清华(挑战),我们要严格要求自我,加强监督,净化学术风气。”孔庆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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