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素描
“铁路代言人”王梦恕
自从铁道部前新闻发言人王勇平黯然离职，还“敢于”为中国铁路发展“摇旗呐喊”的，也许就剩王梦恕一人了。
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桥隧专家、全国人大代表，近年因屡屡对高铁发表言论而闻名；但是他又与铁道部格格不入，经常批评前部长刘志军。他对铁道报社的记者说：“采访我干什么，我说的话你发得出来吗？”他说王勇平“连一张报纸都抓不好”，“完全领导讲话，没有基层情况”。
他是温州动车事故调查组的副组长，但他对调查报告只打了60分。“这份报告把技术问题拔得太高，结果打击了整个中国高铁产业。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在管理。”调查中有媒体让他发表意见，他说可能是“司机太劳累了”，结果引来骂声一片。
很少有人知道，他曾为技校学生求职奔走，为受剥夺的商人呼吁，为贫困的退伍军人谋求生路。他曾强烈抨击“鸟巢”设计方案，并上书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最终促使方案更改———原方案里，鸟巢上方有个遮雨的“盖”，可以拉伸、回缩。但王梦恕以工程师的敏感嗅出了危险：万吨钢材肯定拉不动，而且可能掉下去砸死人；由于通风性不好，鸟巢会像一口蒸锅，让参加奥运开幕式的全球宾客汗如雨下。
王梦恕说，他做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届提交的提案、议案有五六份，都花了心思，自觉无愧使命。
“我家现在就订《羊城晚报》。我老伴也看，说你们报纸能讲真心话，能看到社会的真相。”王梦恕说。
3月4日，在河南代表团驻地，他接受了羊城晚报的独家专访。
谈事故
说高铁技术不行，损害国家利益
当初我们高铁要走向世界，（向海外买家）提了三条要求：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设备。现在说技术不行，谁敢用你的？
羊城晚报：您对7·23温州动车事故的调查报告满意吗？
王梦恕：基本满意，打个60分。
羊城晚报：那也扣了40分。
王梦恕：有些问题不好说。当时叫我发表意见，我就讲设备不是主要问题，没这个设备你也不能追尾，就是一个管理问题、责任问题。
我说司机可能很劳累，现在证明只设一个司机是错的，必须有副驾驶。这早就有规定的，但铁道部改革要节约人力，给取消了。一个人在高压电下开车，喝水、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不能离开岗位啊，只能穿尿不湿。这算什么？
但我说这话，铁道部就有人来施压。
羊城晚报：这话引起社会争议，人家说你把责任归司机了。
王梦恕：这是管理问题。司机是很好的，都殉职了。关键是要吸取教训。
现在把原因归结为技术问题，造成二十几个国家对中国高铁不信任。当初我们高铁要走向世界，（向海外买家）提了三条要求：用我们的技术、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设备。现在说技术不行，谁敢用你的？严重损害国家利益！
有些记者乘机否定高铁，我很生气。我去日本开会，日本人说我们就喜欢你们闹，自己否定自己。人家日本新干线有一次事故死了106人，本来是技术问题，硬说成责任问题，表面重罚了司机，私下给他补贴很大，就是为了保护技术出口。我认为这也要实事求是，关键是不要夸大技术问题。
羊城晚报：您是事故调查组的副组长，这个调查组是怎么运作的？
王梦恕：分管理和技术两个组，我负责技术。技术组是做模拟试验，来看究竟发生什么问题，是找原因、找缺点、找方法，给下个产品提供经验。这个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说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后来发现不对啊，你这样找漏洞，他们搞管理的就乘机把责任推到这里。
谈高铁
高铁没乱花钱，技术水准不低
1公里高铁的造价不到2个亿，包括管理费，这是最低程度了。
关键的路、轮子、钢轨、桥梁、隧道绝对没问题，是按百年大计来设计的，技术水准很高。
羊城晚报：这几年高铁发展很快，但是公共形象不好。大家觉得铁道部政企不分，投资不计成本，有很多腐败、天价采购，您怎么看？
王梦恕：先讲造价问题。铁道部的钱是管得最死的，1公里高铁的造价不到2个亿，包括管理费，这是最低程度了。很多施工单位在建设过程中钱不够，要自己贷款，不贷要停工啊。每个铁路局每年光贷款利息起码5个亿，40个局就将近200个亿。建铁路国家没有财政拨款，除了青藏线国家给了300亿，其他都是贷款，所以不存在乱花钱，相反它是精打细算。铁路是国家的大动脉，修铁路国家应该出钱。
政企不能分家的原因，一旦出事马上可以全力以赴扑上去，财权集中。政企一分开，企业就不听你的了，你要我调兵我不调，叫我降价我不降，将来人为造成矛盾。日本的核电站因为是个企业，要在中国早管死了。它就没管死，危害老百姓。
羊城晚报：那腐败的问题？
王梦恕：腐败敛财是少数有权的人，像张曙光。第一线工作的都没钱，而且这一段谁干的都有记录，分得非常清楚，一旦出问题肯定跑不了。这种情况下没人敢偷工减料，不敢。
羊城晚报：公众担心，高铁这么“大跃进”，工程质量能不能保障？
王梦恕：我觉得这里不存在赶工期。关键的路、轮子、钢轨、桥梁、隧道绝对没问题，是按百年大计来设计的，技术水准很高。
比如轨道我们要保证2毫米的精确位置，北京到上海温差很大，钢轨那么长，怎么保证不因为热胀冷缩改变间距？不管南方北方，不管冬天夏天，完全给你定死，这技术德国日本这种国家没有，我们是国际领先的。轮轨技术解决了，整个稳定性、可靠性都没问题。
这次出了事（7·23事故）也不是轮轨的事，那是管理的问题。
羊城晚报：动车事件后，高铁就慢下来了。
王梦恕：一个是搞得太快，资金链断了，都停工了。将近春节，（工地上）矛盾将近4000多起。
但我在很多会议上，就讲高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我们13.7亿人口，人均铁路长度不到一支烟那么长。孙中山当全国铁路督办时候，定的标准是17万公里，我们离这个指标还差8万公里。人口那么多，货运量那么大，尤其北煤南运，现在由于铁路线不够，南方大量县城缺电，所以必须加快铁路建设，包括高铁和重载铁路。
现在高铁建设速度不算快了，越拖损失越大。
羊城晚报：但我们高铁时速追求“世界最快”。
王梦恕：我们的标准是最高350公里，实际上不会跑这么快的，宣传上吹牛。汽车最高时速200公里，哪有人真开这么快的？这是没有宣传好。
谈履职
监督政府，我经常提意见
牵扯到人民利益，杀死人不管，我是很气愤的。
很多企业代表搞形式、说假话，这两个毛病不改，会出很大问题。
羊城晚报：您做了两届政协委员，三届人大代表，马上要卸任了。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梦恕：责任感，要反映老百姓的意见。一个是监督政府，我经常提意见；再一个牵扯到人民利益，杀死人不管，我是很气愤的。
我写提案议案都是自己写、自己签字，不想多找几个代表、委员联名，好像压人家一样。老百姓感到我是很认真的，很多难题都愿意找我。
羊城晚报：都是什么人找您？
王梦恕：像农民、工人，还有商业界的，最多还是农村的，打架死了人，没有依法处理。还有的技校承诺安排工作，结果学生毕业8年了都没安排，这些都解决了。
有次单位的人给我电话，说北京动物园后面6栋家属楼的退休老职工找我，搬进家属楼一年了，暖气、天然气都没装。我说我在外出差，你们给他写意见，签我名字转给北京市建委，没两个月就装起来了。后来老百姓敲锣打鼓给我送锦旗。
你只要给老百姓做点事，他们忘不了你。很多企业代表把当代表作为拿利润的手段，根本不考虑百姓利益。搞形式、说假话，这两个毛病不改，会出很大问题。
我硬碰硬，也得罪了不少人。有别的代表说，这不是人大代表的思维。我说代表可以不当，但议案还是要写。
羊城晚报：有没有遇到过报复？
王梦恕：到现在还没有。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很多干部是好干部，不会的。
刘志军也有优点
他后来搞不正之风被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羊城晚报：您怎么看铁道部的宣传工作？王勇平离任，就没人顶上了。
王梦恕：出现失误都想掩盖住，你问问题，他们没人敢说话。
我帮铁路职工说话，因为他们很辛苦，付出大、待遇低，肩上有杀头的责任。建铁路很艰辛啊，你们记者应该到基层体验一下，铁路是怎么运行、发展的，多宣传点好的。
以前刘志军对宣传压制很厉害。他没倒台的时候，我批评很多；出问题了，我不能落井下石。刘也有优点，要不是他突破那么多困难，高铁发展是很难的。第一条线路开通后，他敢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一出问题他最先倒霉，所以哪个施工单位也不敢乱来；每天最晚关灯也是他，这是值得敬佩的。后来搞不正之风被抓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作为记者，你们要客观看待这些。
鸟巢加顶盖
我坚决反对
羊城晚报：您也有工程方面的议案吧？
王梦恕：北京鸟巢原来要加顶盖，我说不能加。200多米的盖子，下雨了要盖上，近1万多吨的钢材在上面滑动，行不行啊？拉不动！拉掉了砸死人，下面3万人！这是力学常识。
开始还不给解决。我就给温家宝总理、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写信。我说北京地铁出入口防爆门3米乘以4米，经常拉不动，这个更不行。最后就取消了，省了2万吨钢材，温度问题也解决了。
还有北京供水问题。南水北调修的是明渠，水不干净，北京也分不了多少。我看了松花江的水，东北地形图一做，发现水可以自流到北京水库，用隧道最好。整个工程500亿，一举解决北京供水。今年我又再次提了意见，发改委很重视。
卸任后专心写书
羊城晚报：您卸任人大代表之后，打算怎么安排生活？
王梦恕：我到年底74岁了，但闲不下来。一是带学生，二是很多重大工程出问题，让我去帮忙解决。
卸任了可以更专心地写书，要写《铁路发展史》，写《中国隧道修建历史》，准备500万字，都要开始了。今后就算不是人大代表，我还是要坚持我的立场。
曾颂、张演钦、薛江华、尹安学、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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