蝲蝲蛄一叫，政府还真不种庄稼了
723动车重大事故，死亡40人，西方媒体、日本媒体伙同南方报系、凤凰网、香港右派媒体和“大裤衩”们东西呼应，就7．23动车事故呼天抢地、捶胸顿足、连嚎带叫地死去活来，嘲笑中国高铁事故不断，指责中国铁路搞大跃进，只顾速度不顾人命，南方都市报直接以“他妈的奇迹”来咒骂中国铁路高速化。最后落脚到国有企业公有制是伤亡事故的原因。陈有西说“分拆铁道部是早晚的事，铁路经营公司化”“铁道部也早就应该撤消。”郝劲松说：“根本的解决方案就是‘解散铁道部’”。 胡星斗叫嚷“目前中国的铁路体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计划经济的‘怪胎’”， 茅于轼的天则所要把铁道部“切割成几个大区性的网络公司”。恨不得把铁道部和国企生吞活剥了。
虽然无论铁道部、发改委还是思维正常的人都清楚，动车跑了不是一两年。早在1997年中国就在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全面提速。1998年10月1日，铁路第二次大面积提速。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的提速区段最高时速达到140公里至160公里，广深线采用摆式列车最高时速达到200公里。到2007年4月18日中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调图正式付诸实施，主要干线就进入时速200公里的时代。从提速到形成动车花了10年时间。说动车是“大跃进产物”，发改委心里应该清楚属于胡说八道，指鹿为马。723事故是灾难，说明动车设备可靠性和管理还存在缺陷，但这究竟是系统缺陷还是偶发事件，发改委和铁道部心里也很清楚。每天跑上千趟动车，就算提速结束后4年多也跑了150多万趟。无论按车次事故率还是公里事故率算，中国比德国、日本都小的多得多，不是一个数量级。也就是说，政府、发改委、铁道部都该知道，723事故并不能说明中国动车系统存在不可忍受的缺陷，中外配合喊得震天响的咒骂声无非是蝲蝲蛄在叫，是想让中国经济和现代化速度降下来，让国退私进，国退外进。
但是，蝲蝲蛄这么一叫，政府还真不种庄稼了。最近，铁道部宣布动车全面降速，从此前的200公里小时降到150公里小时，也就是回到第二次提速的140-160公里小时水平。等于一晚上倒退13年。大跃进确实没搞，大越退倒是搞的很坚决。降速以后，多个铁路分局减少了动车次数。汉口至北京西D122次动车组列车，全程运行时间延长1小时24分。也就是这对车往返增加近3个小时，本来早晨走，下午回只能是半夜走，半夜回了。一些朝发夕至也做不到了。武汉铁路局停开5对动车。成都局一些原来停靠的站不停了。
这是蝲蝲蛄们的重大胜利，纷纷报道“对于此次动车降速，多数市民拍手叫好。‘动车速度快应该是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的，如果安全不能保证，那么最好慢点开。’”。
记得很早小木匠曾经就外国媒体攻击中国改革开放说过一句话：“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看来现在真的一语成谶，蝲蝲蛄一叫还真不种庄稼了。这事儿可不止一次了。
2009年一开春，高尚全就在“2009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论坛”说：“我们一个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两者之间划等号了，实际上并不是。”接着，中央党校著名教授周天勇说：“在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
吴敬琏在议论经济危机的言论中，将他过去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重新解释为“国有企业在战略行业中的垄断”。并且将目前存在贫富差距的原因解释为“国有垄断企业工资福利过高”。这个说法得到众多精英的赞同，大量文章和发言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厉以宁列出“他关心的四大问题”中第一位是“国有企业改革打破行业垄断”；
张维迎声称“推动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国有垄断行业不断拉大与其他行业的差距”。
胡星斗说“过度的国企垄断破坏了社会和谐”；
任志强声称“国企垄断土地份额已占60%”。
茅于轼也认为“重点应加大国有企业私有化力度、改革垄断部门和行业”。
同时，各个媒体都充分报道了主流们的意见，一些右翼媒体也参加了战斗。
11月27日 的中国青年报以《看几大垄断国企如何自我辩护》为题说国有大公司对它们垄断的辩护“实在让人无法接受”。对于国企职工工资福利高于私企和外企打工者，中青报指责说：“奖金或福利过高，比如过高的住房公积金等，这难道也是‘国家规定’吗？”
《新京报》12月则抓住一则传闻发表社论，题目是《现气荒 垄断性国企不能忘记公共责任》。呼吁“政府相关部门都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打破天然气行业及其他能源行业的垄断格局”。
《南方周末》 8月15日 登载笑蜀文章说“垄断国企的利益并不自然和自动等同为国家利益，垄断国企都有追逐其特殊利益”。接着在 10月1日 以《重思国企改革》为题目提出“公与私只是财产归属的差别。所有制功能不同,必须超越公优私劣、褒公贬私的狭隘思维框架,进入公私并存、功能互补新境界。”批评国资委在9大行业中保持国有经济比重“同建立合理所有制结构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直接参加了论证国企从经济中退出的逻辑。
接着开始煞有介事地声称现在是“国进民退”。围绕山西省取消小煤炭工作，几乎所有主流精英都发表了意见，并由此惊呼有“国退民进”现象并进行批判。天则研究所的张曙光声称现在中国在搞“国进民退”，还煞有介事地列出国进民退的“五大风险”。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和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国进民退“不是好现象”。张维迎还比较有信心，说这“只是暂时现象”， 建议大家将目光放长远，“未来20—3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在GDP当中的比重会降到10％以内。”
11月12日 《中关村》杂志与新浪网共同主办“民营经济生存现状与前瞻”论坛，会上大批主流精英控诉国进民退。第八届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顾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国进民退正在演变成主旋律”，说“要警惕‘国进民退’演变成一场改革危机”。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也成为变成这场戏的舞台，全联主席胡德平在上说：“国进民退的案例、倾向、趋势都是不言而喻，十分明显的。”批判国进民退是“封建继承制”思想作怪。
全部主流精英一起上阵，一些右翼媒体和机构积极配合，一时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那一次蝲蝲蛄的叫声比这一次更大，更响亮。
从道理上说，政府应该很清楚不管这群蝲蝲蛄怎么叫唤，政府的基本职责就是按照宪法办事，完成宪法赋予自己的责任。因为宪法第七章写的清清楚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巩固“就是“不能退”，“发展”就是“必须进”。如果政府尽职尽责，就必须遵照宪法第七章的内容行事。谁对此说点什么，理直气壮的说“我们是按宪法办事”，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了。
可是，蝲蝲蛄一叫，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心虚了，连一年都没撑下来，12月11日就出来解释：“不存在国进民退”。还一副可怜相，小媳妇似地说“想不通为什么国企好不好我都要挨骂”。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强也顶不住了，两个礼拜后就向蝲蝲蛄们汇报了中国有经济占经济比重实际在倒退的“伟大成绩”，告诉蝲蝲蛄们仅仅3年国有企业数量就减少了一半多，职工总数比重下降32%，占工业产值比重下降15%，利润比重下降32%，资本比重下降9%，成绩赫然。照这个速度，根本不用张维迎说的20-30年，10年内任务就完成了。最后表示国进民退的“讨论是有积极的警醒意义”，保证政府今后 “要进一步推进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的调整和重组，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非公有企业的改革发展”。
但是蝲蝲蛄们依然不依不饶，第二年春天两会期间，代表们意见一致得认为国企垄断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消息说调查代表们最关注的问题中房价问题还排在国企垄断问题之后。连职责是监督政府是否按宪法办事的人都鼓励政府违宪，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就有了“36条”，就有了“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要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增加就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 的意见，有了为了“调整和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却将“改革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行业工资总额管理制度”作为重点的荒唐指示。竟然认为国企职工这些居民收入一降低，“居民收入比重”就会提高了。
后来我们批评文革时说：当时的政治空气不正常，违反宪法的话和违宪的做法大行其事，护宪的言论和行为却说不得做不得。恐怕今天真要反思一下现在的空气是什么味道了！
南方报系和主流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警惕网络舆论绑架政府。网络舆论绑架还是没绑架政府还真没看见，主流舆论绑架政府倒是天天有。绑架政府主要不表现在一个人该杀不该杀，而是国家重大决策究竟怎么走。绑架政府还好说，绑架宪法就可怕了。
蝲蝲蛄一叫，政府就不种庄稼了，这事儿可是大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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