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社会经济私有化改造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世人已经看到，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里曾经非常强大，工农业和科技、教育、文化等体系如此完整健康的国家阵营，随着冷战的失败，在“私有化”的浪潮中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昔日的超级大国-----前苏联并没有被强敌用武力入侵而瓦解，相反，却被那些曾经是苏共高层领导人的与广大民众离心离德的误国官僚用一系列的荒唐激进“改革措施”给断送了。
私有化，这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由一批官僚和经济学者盲目接受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照搬西方模式而推动的，且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经济变为权贵私人所有制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运动。
如果人们有兴趣对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实行“私有化”进程中已经能够归纳出的形态对“私有化”进行细分，显然，“私有化”可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含义。狭义是指将原国有企业转变为私人企业。广义的私有化则把原国有企业承包给个人或“集体”经营，以及实行股份化（国家仍控制相当部分股票）等都归之为私有化范畴。
而根据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出制定的所有制法规定，“私有化”就是指“把国家所有制或市政所有制的企业、财产综合体、房屋、设施和财政转让，变成公民和法人私有制”。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在俄罗斯各阶层社会中普遍存在着“政治幼稚病”的发酵，在一些误国官僚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误导下，全体俄罗斯民众不得不经历了从拥护“私有化改革”到“质疑私有化”，最终深受“私有化改革”之害的十分痛苦的历程，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正如世人已经看到的那样，俄罗斯等国的“自由改革派”曾经把建立“私有制”视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宝，将“私有化”看作是拯救本国的“救世灵方”和“灵丹妙药”。
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十几年来的社会演变以及最终出现的严酷现实已经能够无情地证实，苏东地区所推行的以产权“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所谓的激进改革，既没有能够实现解放生产力并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更没有给广大民众带来实际利益。
与此相反，曾一度席卷苏东地区的“私有化”浪潮所造成的恶果，不仅肢解和摧毁着这些国家原本比较健全的经济体系，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导致社会经济效益的严重恶化，而且造成了普遍的物价飞涨、生产滑坡、失业增多、以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等一系列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稽查委员会在一次对私有化的专门调查中指出，俄罗斯约有500家实际资产总计要达2000多亿美元大型企业，却被官商勾结以“私有化改革”的名义用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了权贵阶层掌控。而根据俄罗斯安全机构的报告显示，在私有化过程中，俄罗斯2/3的具有丰富资源和经济潜力的地区已经被各种灰色经济势力、黑手党组织所控制，对俄罗斯的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随着私有化的浪潮的疯狂掀起，俄罗斯的国民经济和无数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出现了罕见的大滑坡。仅在俄国最初实行私有化的五年中，即：“从1992至1996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0%左右，使国民经济倒退了近20年。” 如果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衡量，世人可以看到，1990年俄罗斯未实行“私有化”前的国民经济总量为中国的2倍，但是，到了2003年，俄罗斯的国民经济总量却比中国要少三分之一。
更为槽糕的是，俄罗斯在实行“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同时，引发了剧烈的通货膨胀，直接导致了绝大多数俄国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
据《俄罗斯和东欧中亚国家年鉴（1996）》的记载，俄罗斯1991年—1996年的物价上涨了6188倍，其中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更大。”而在1996年以后的岁月里，由于私有化引起的经济失衡惯性难以遏制，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在两位数以上，物价飞涨吞噬着全国民众的劳动积累，使全国多数民众几十年的积蓄包括推行“私有化”改革中分得的私有化“财富”化为乌有，造成绝大多数工薪阶层人员，特别是退休人员和退伍军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对此，世人可以清醒地看到，对于私有化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恶果，就连最积极推行私有化者之一的俄罗斯前总统会议成员沙塔林都不得不承认：“原以为私有化的企业在效率方面必定高于国有企业，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而一度曾被一些荒唐学者捧为金科玉律的“科斯产权定律”理论诱导下，所虚构出的“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的神话，并没有在那些实行“私有化改革”的几乎所有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里成为现实。相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统计资料，仅在俄罗斯，到了19９８年，全国的私有化企业有５０％ 陷入了亏损，有２５％的私有化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在19９８年泡沫经济崩溃触发了股票市场暴跌后，俄罗斯私有化企业的实际亏损面急剧上升到８０％以上，那些沉溺于投机的“私有化银行”也不得不纷纷破产。
此外，来自于世界银行和许多其他学者的研究报告称，前苏联和东欧地区走国有企业私有化道路而出现的“许多大型国企私有化以后，政府给的补贴不减反增”。
显然，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实行的激进式“私有化”的进程，是一个充满着欺骗、掠夺、动荡、经济倒退和科技滑坡等重大灾难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政治幼稚病”发酵和重用误国官僚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而导致一个强国迅速衰败的可悲范例。
对于俄罗斯实行激进式“私有化改革”之后出现的种种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正如曾经被视为“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叶·盖达尔所承认的那样：“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过是官员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占为己有合法化”，私有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的罪恶后果。
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实行的以产权变更为主要内容的“私有化”运动给当事国带来的灾难是十分严重的，其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这种灾难和教训不仅使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的民众为之扼腕痛心，而且足以使其他正在进行改革的国家得到警示。
然而，令中国广大民众长期困惑并且实在找不到一个能够为之做出属于“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合理辩解的是，从1995年起，在明知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推行以产权变更为主要内容的“私有化”会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情况下，我国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本质上与苏东地区有许多类似之处的“渐进式”的私有化运动。
正像我国民众已经看到的那样，从1995年起，在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的主导及推动下，围绕着“国企改革”，中国社会开始了一场以西方产权理论为理论指导，以宣扬腐败是次优选择为主要手段；以推行从下到上由各地区自己探索改革途径为主要方式，来放纵和鼓动“官造民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家”为改革特征的所谓的国有资产“民营化”运动或称为“国退民进”运动。其中，滥用“民营化”理论，就是这些政府官员和学者为了配合这种改革而进行的一场社会舆论宣传攻势。
所谓的“民营化”，这是被誉为“世界民营化大师”的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克学院E.S.萨瓦斯(E.S.Savas)教授结合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旨在通过引进市场激励以取代对经济主体的随意的政治干预，缩小政府规模，降低政府成本，达到能够改善公共服务的竞争性和效率，从而改进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
E.S.萨瓦斯(E.S.Savas)教授提出民营化理论的核心是：更多依靠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在产品／服务的生产和财产拥有方面减少政府作用，增加社会其他机构作用的行动。
诚然，作为一种西方学者依据西方国家的国体、政体、法律体系以及文化背景为基础，为相关所在国或同类国量身定作的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作为一种量身定作的西方经济理论，她并非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真理，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民营化”的理论却对不同所有制国家，特别是象我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如果盲目照搬和滥用，实在是一种危害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的错误，同时也是违反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基本精神的违法行为。
必须指出的是，近十年来，为了配合实行“渐进式”的私有化运动，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学者竟不顾国情地将“产权理论”和“民营化”理论滥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并将变了味的所谓的“民营化”不恰当地说成是一种制度和公有制理论的创新。将所谓的“产权改革”和“国退民进”视为振兴中国经济的重要治国良方。
于是，正如国人已经看到的那样，近十年来，在这批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的误导与推动下，围绕我国国企改革所出台的每一项政策，几乎都隐含着变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为私有制性质经济的目的。而盲目的提出与“国际接轨”和以“市场化”为名，实行国有企业“民营化”，就是这些官员和学者经常祭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正像无数国企职工从亲身的经历中看到的那样，为了配合这种事实上的渐进式“私有化”运动的开展。
起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官员和学者采用暗渡陈仓的方法，推出了一系列不利于国企健康发展与生存的不平等的财税等经济政策，由于对推行双轨制后孳生各种腐败遏制不力，致使全国一大批曾经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负担的国有企业陷于困境。
其后，当我国国企普遍陷入困境时，也许是为了实现国企解困的目标，政府在国企改革中，又推出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迈出了为全面推出渐进式“私有化”预做准备的第一步。
显然，对于我国的经济学者特别是曾经饱读西方经济学理论专著的经济学者来说，理应知道，在经济领域中经常会遇到的“合成谬误”的问题，即：“对于个人说来是对的东西，对整个社会说来并不总是对的；反之，对大家来说是对的东西，对任何个人说来可能是十分错误的”，犹如“每个人都用脚尖站着来看庆祝游行并不能使人得到好处一样，虽然仅有某一个人这样做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引自萨缪尔森所著《经济学》一书）
但是，在推出“下岗分流”，“减员增效” 政策时，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不惜犯一种十分低级而且非常典型的“合成谬误”的错误。虽然，他们理应能够预见并且在后来造成的社会后果也完全可以证明，从我国宏观经济上讲，“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造成的社会危害远大于企业所得。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那么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又为何硬要去犯这种经济学上的低级错误呢？这仅仅是经验不足？还是因为其他因素？
我国国企改革在实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后，如果人们细心观察，这一错误政策的长期危害性还在于：
（1）我国穷数十年时间培养造就而成的雄厚的产业工人队伍，被人为地大幅削减或被毁于一旦，也直接导致大量城市贫民的出现，造成了贫富严重失衡的局面；
（2）这一政策给了国有企业高管层一个利用手中职权践踏企业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的特权，这在腐败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的中国社会，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普遍诱导出了拉帮结派合法化，打击报复合法化和损公非私合法化的恶劣风气，使国家原本为了更好地监管国有企业健康运作而不惜化较大经济成本设立的诸如党委、纪委、监察、审计、宣传部门甚至工会系统陷于虚设，沦为了国有企业中事实上的冗员；
（3）在腐败日益猖獗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有技术、有经验的技术工人甚至工程技术人员会因为国企腐败高层制造出的千奇百怪的理由而被迫离开赖以生存的劳动岗位。许多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为求自保，已经普遍地拒绝将自己掌握的技术或技能真正传授给他人，而在旧中国盛行的“带出徒弟，饿死师傅”的陈旧观念的死灰复燃，使得我国工业制造等生产技术的传承出现了重大危机，也直接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4）使新中国经过几十年努力培养起来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厂敬业等精神文明成果毁耗一空，以至于在许多企业中诱发出了普遍的任人唯亲、搞小圈子以及崇尚“关系上的竞争”决定一切的不良风气，并在职工队伍中种下了相互掣肘和不信任的恶果。
事实上，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后，在我国，几乎无法找到一家是通过“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的落实，才使企业摆脱了困境的国有企业，相反，通过实施“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那些不惜制造出无数下岗失业悲剧而给国有企业省下的开支，却被那些不称职的企业高管层挥霍一空。
更为糟糕的是，几乎在推行“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政策的同时，在没有系统有效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我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又推出了将企业职工的医疗、养老等福利纳入至今都无法确保和满足全国职工基本需要且事实已经证明还无法正常运作的社会统筹体系之中。于是，“寅吃卯粮”的医保体系提供的费用，在医疗腐败十分猖獗的社会环境中，导致无数靠工资收入维持生计的职工和其他公职人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只得在病痛的折磨中痛苦地挣扎着。
诚然，如果说，政府所推行的“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政策和实行的将企业职工的医疗、养老等福利纳入社会统筹体系一度可以理解为政府为了国企解困而采取的不得已行为。善良的中国民众也一度认为，通过广大职工做出重大利益牺牲是为了国企解困后能够搞的更好，到社会需要的时候，社会保障统筹可以有一个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的话。但是，政府随后推出的“抓大放小”、“国退民进”政策，就成了一种难以正面理解的，实质上是有违于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基本精神的非理性之举。
众所周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在全国广大民众以为原本可以通过职工作出某种牺牲来成就国企（或集体企业）转改制取得成功的时候，就在基本完成了旨在实行渐进式“私有化”的有关准备工作后，一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却在以无数国企职工承受下岗、失业痛苦为代价使国企负担有所减轻的情况下，发起推动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官造民营企业”和“官造民营企业家”运动。
从2000年开始，如同民众已经看到并且已经领教了的那样，在经过了1995年至1999年的精心策划和完成了各种包括舆论宣传等相关准备部署后，这些政府官员和学者在全国范围内，策动发起了一场打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旗号，变我国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的事实上的渐进式“私有化”运动。
本来，如果人们以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视角来观察，与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各类企业相同，在我国的无数个国有企业中，从规模上讲，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既有大的和比较大的企业，也有小的和比较小的经济实体；同理，从经营状况上讲，我国的国有企业既有经营的好的和比较好的，也有经营的差的和比较差的。
从客观的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状况来看，大企业有大企业的优势，小企业也有小企业的特点，企业的大小并不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与企业能否适应国情，以及是否能够发挥出自身优势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关。
事实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既有以靠发展大企业为主，使本国社会经济成功发展的国家；但也有靠发展中小企业为主，取得令世人瞩目经济成就的国家。
令人不解的是，这种原本非常正常的企业经济发展现象，在这场国有企业“民营化”运动中，却被那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用一整套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错误理论给利用了。
在近十年的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国人已经看到：
对于原先经营的好的或比较好的国有企业，一些学者提出了“靓女先嫁”理论，于是，在“靓女先嫁”的误导下，我国的不少原先经营的好的或比较好的国有企业，纷纷成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盘中餐。
对于原先经营的差的或比较差的国有企业，他们又提出了“烂苹果理论”和“雪糕理论”的说教，于是，在这种荒谬理论的危害下，无数原先已经陷于困境的国有企业被既得利益集团打劫一空。
对于市级及市级以下中小型国有企业，为规避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在明知各地方政府和企业中已经普遍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以及在法律还很不完善的前提下，他们却还要推行所谓的“抓大放小”政策，并有意发动缺乏法律依据的“自下而上”，由地方和企业根据自身的“实践和探索”，创造出改革的各种可行的方式的荒唐运动。直接诱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将国有企业资产变为权贵阶层所有的全民财产“吏有化”运动。
而对于我国的一大批事关国计民生重大利害关系的中央企业，这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先是鼓吹要“做大做强”中央企业，将中央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用违背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方式，用行政命令，强行将许多原本应该分别独立经营的大企业拼凑成几个所谓的能够进入“世界500强”企业集团。
就在许多中央企业被拉郎配式地组建成企业集团并上市后，他们又提出要解决所谓的“一股独大”和“企业垄断”的问题，把国家为了保障全民经济安全而将一批事关国计民生重大利害关系的中央骨干企业掌控在人民政府手里的明智之举与资本主义垄断混为一谈，使得中国仅剩下的一点国有企业的“家当”面临着完全地摆脱人民政府的掌控而交由国外跨国集团或我国的权贵阶层控制的现实危险。
对此，必须特别提请我国公众注意的是，在当今的世界上，对于任何一个具有雄心的企业、企业集团或企业家而言，通过采取巧妙的资本运作来取得“一股独大”地位，进而达到控制全部股份制企业运作权的目的，是一种非常有效并且能够取得更大利益的途径。
因此，不难设想，如果我国人民和政府真的失去了对这些关系着国计民生重大利害关系的骨干企业掌控，那么，中国的经济仍至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庞大的软体动物，并会因为失去坚强的骨干支撑而不堪一击。
对于此类的教训，在当今的国际社会里，我们已经能够举出许多值得吸取教训的先例来作为警示：
譬如：当年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为了从英商巨头贻和集团手中夺取被誉为“香港明珠”的九龙仓的控制权，为了达到自己“一股独大”的目的，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发动了一场令世界震惊的惊心动魄的股权收购战，最终迫使傲居香港经济界龙头地位一百多年的英国贻和集团让出其统治地位。
又如：近十几年来，世界超级强国美国，为了控制中东的石油资源，在遇到有关阿拉伯国家政府抵制而使美国的垄断资本无法在中东地区达到“一股独大”的目标时候，竟不惜发动多次非正义战争，来保障美国的石油跨国财团实现其“一股独大”并控制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战略目标。
再如：就在最近，以日本三井集团为首的日本财团，经过多年的处心积虑的战略布局，在取得了对澳大利亚、巴西等国的铁矿资源开发企业的“一股独大”的控制权后，竟在一年时间里，将世界的铁矿石价格提高了一倍以上，使我们中国的钢铁业尝到了苦头。
可见，对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对一批与国计民生重大利益密切相关的骨干企业实行绝对控制，并做到“一股独大”，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何等的重要。
基于上述原因，当我国的一批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提出要解决所谓的“一股独大”和“企业垄断”的问题时，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因为这些政府官员或决策智囊班子的智商出了问题？还是因为其他的什么理由？
现在，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家经济形势，面对着全国无数个国有企业被卖光、送光、败光的严酷现实，我们全国民众能否清醒地认识到，经过近十年来所谓的渐进式“私有化“的折腾，中国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体系已经奄奄一息，全国市级及市级以下的中小国有企业已经基本实现了原国有企业资产归权贵阶层所有的“变革”，中国实行的渐进式“私有化”运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将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转变为权贵阶层所有的“吏有化”运动，而随着这种产权性质的转变，中国正在沦为了世界资本主义跨国垄断资本和本国权贵阶层攒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天堂。
基于此，现在国人似乎可以给出现于我国的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所导致的国有企业资产“吏有化”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吏有化”是指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改革过程中，由推崇“全盘西化”的政府官员和学者，根据西方私有化产权等理论设计并推动的，旨在通过纵容和鼓励权贵阶层利用手中掌控的既有公共权利，所发起的一场用非法制、非暴力、非理性的伪“市场经济”手段，将原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财产改变成权贵阶层个人或集团所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私有化”运动。它是世界私有化运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隐患，不正是那些年来我国的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必然结果吗？在整个事实上的渐进式“私有化”过程中，这些政府官员和学者推出的政策又有那些符合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特征？
（据了解，这种利用公共权力损公肥私的中国式“私有化”中出现的行为，即使是在法制健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现在，如果人们希望能用一种比喻来形容中国经过渐进式“私有化”后目前所处的尴尬状况，那么，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形容，当今的中国，犹如一个“光着屁股坐花轿”的世界打工者，虽然，过路的世人从花轿窗洞中看到并有时很羡慕的这个看起来风光的打工者，但是，光着屁股坐轿的苦楚只有全国民众自己知道。
所以，中国公众应该看到这样一个现实，十年来，我们透资了亿万民众的大量养老钱，动用了全国民众多年省吃俭用的好不容易攒下的巨额积蓄，以惊人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并在变相剥夺无数穷苦家庭子弟接受基础教育机会和制造了无数失业、失地、失学悲剧的情况下，尽管有着把军费开支从毛泽东时代的一度占国民收入的40%降为近十年中的2%左右的优越条件，也有着能够通过大力引进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但是，我们却仅只能勉强地维持着以房地产等基础建设迅速发展为主要经济成长形态的年均9%左右的GDP增长。而从1949年至1995年期间，我国年均超过9%左右的GDP增长率，并不需要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
也许有人会提出，到了2004年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达到了一万亿美元，已经进入到了世界贸易大国的前列，并为之沾沾之喜。对此，我国的民众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到了2004年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已经达到了一万亿美元，已经进入到了世界贸易大国的前列，但是，我国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相反，在教育产业化、住房消费贵族化以及在近乎坑人的虚高医疗收费和各种腐败现象的肆孽下，多数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了。伴随这种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使得衡量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重要指标之一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6，并且正以每年0.01个百分点的速度逼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现在，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实施所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激化的征兆，已经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
因此，国人必须清楚，十年来，正是在这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的主导下，实施的诸如：教育产业化、住房消费贵族化以及虚高的医疗收费等一系列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政策，才将全国多数民众置于疲于奔命的低生活消费状态。
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我国民众不妨玩笑地扪心自问，对于一个以出卖劳动力为主谋生的“国际打工者”而言，我国每年加工生产并出口了几千亿美圆的商品，这些商品所堆砌成的GDP数字对我们来说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这是否有点像一年四季出卖劳力的仓库搬运工，每年进出搬运了一万亿美圆的商品，但却无福享用这些劳动成果。
更为心寒的是，我国的亿万劳工不仅无福享用这些劳动成果，而且却接纳了全球最严重的污染和耗用了自己拥有的大量宝贵资源。这不禁使人想起我们在童年时经常唱的一首童谣：“笃笃笃、笃笃笃、四斤核桃三斤壳，吃你肉，还你壳”………..。联系起我们中国的现状，现在，我们的中国不正是那个送出核桃却只能取回壳的“伟大的世界打工者”吗？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实行渐进式“私有化”的过程中，既得利益阶层根本不是通过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的方式，而是运用行政干，以牺牲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利益为代价，以营造放任腐败盛行的社会环境的方法，来实现纵容和鼓动权贵阶层利用手中公共权利，在“官造民营企业”和“官造民营企业家”等化公为私的运动中取得不劳而获的暴富机会的。
这是因为，随着我国全体国民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和共同努力，到了1992年，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许多基本商品出现过剩的微利时代。
基于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在这种微利时代，任何企业或个人如果没有在科技和经营管理方面有创新性的突破，靠诚实经营、依法纳税、守法运作并承担起应尽的环保责任是不可能合法地暴富的。
然而，人们却真切地看到，在这十年中，相当多的没有在科技和经营管理方面有创新性突破的企业和那些根本就不具备经营管理基本素质的人员，却通过了某些不合法、不正当的途径而成为了爆发户。如果究其原因，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并不是依靠诚实劳动致富的爆发户，几乎全是通过官商勾结、走私倒卖、偷逃税款、造假售假、侵占国资、奴役员工以及逃避承担依法应当承担的环保等社会责任的不光彩手段，并在不公平竞争的腐败猖獗的特定社会环境中暴富的。
不可思意的是，对于这批不劳而获的暴发户以及由国企败家子变异而成的“官造的民营企业”的业主，那些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却不顾事实地利用掌控的话语权，制造舆论，将这批社会蛀虫吹捧为“企业家”，虚构这批“企业家”对社会所做的特殊贡献，并鼓动政府用国有企业产权来激励褒奖这类“企业家”。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随着我国出台的政策的连连失误以及腐败现象的日益膨胀，有以下几个不祥的发展趋势和现象值得我国政府和民众深刻反思：
（1）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评估，近年来，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全球的排名中出现了不升反降的现象。（预示着我国自主研发能力随着我国过去实行的尚可运行的科研体制的解体，并没有能够建立起更好的体制，我国科研机构所走的所谓的“市场化”道路的恶果开始显现，急功近利、为糊口奔命和不愿承担科研风险等因素，在还不具备市场化条件下，使得我国众多的科研机构处于低层次的运作状态，这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无情地破灭了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进入世界前沿的希望）。
（2）根据我国有关机构的统计，我国目前在社会投资效益方面，总体上不仅大大低于我国1995年以前的投资效益水平（纵向比较），甚至还大大低于我们的邻邦印度总体投资效益水平（横向比较）。（今后中印经济竞争孰能最终胜出已初露端倪）。
（3）根据我国的一些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7年，大大低于世界各国企业平均寿命的水平。（这意味着建立在肢解国有企业基础上实行的“国退民进”政策的恶果已经显现，也证明了鼓励原“国企的败家子”异变为“官造的民营企业家”政策的荒唐，也说明了民企职工生活的不稳定性）。
（4）根据我国媒体及有关专家分析，在我国目前的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第一年赢；第二年平；第三年亏”的现象。（这预示着我国实行的抓大企业、向大企业倾斜的政策并没有任何成效，已经成为了令世人感叹的一个笑柄。尽管从理论上讲，那些被容许上市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原先应该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是，这些企业竟然在社会为这些企业提供了这么优越的几乎不化成本的融资条件后，还是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可悲的是，我国六千万股民为之埋单并做出重大利益牺牲的努力，在这种很具有欺骗性的抓大游戏中化为了泡影）
5、根据有关专家观察分析，近些年来，我国那些既得利益阶层，每年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通过洗钱等手法转移到境外的资金已经达到数百亿美圆，而这些年我国在出口贸易中，存在无法收回货款危险的资金已经达到一千亿美圆以上。（这预示着巨额国资被侵占后出现的资金外逃现象以及银行积聚的金融风险等因素，已经使中国处于一个随时可能引发一场足以震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边缘。也说明了我国政府所推行的“走出去战略”带有巨大的风险，甚至已经到了为贪官和奸商转移不法财产打开方便之门的地步。）
6、据有媒体报道，现在我国的一些国企单位、事业单位和基层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滥用公款吃喝消费的费用，近年来已令人吃惊地达到每年2千多亿人民币的水平；而去年“两会”全国政协一份提案披露：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
显然，滥用公款吃喝，过于奢侈的公车消费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诸如公费旅游、“出国考察”等一系列耗用公款的费用，去掉因正常工作需要必须开销的部分，每年浪费的费用达到了数千亿人民币之巨，这些费用足以支撑全国的九年义务教育的顺利开展和保障为目前全国一千三百万下岗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实行的反腐倡廉和提倡勤俭节约的措施有效，那么，我们完全能够在全国真正地落实九年义务制教育和为目前全国一千三百万下岗失业职工提供良好的基本生活保障。
对于上述六种不祥的发展趋势和现象同时出现于目前的中国社会时，已经意味着我国所处的发展环境已经到了一个足以断送我国改革成果的痛苦和危险境地。所以，痛定思痛，如果十年来我国没有在推进改革中犯下一系列错误，这种危险本来完全能够得以避免。
中国近十年来所走过的改革之路是十分悲壮的，那些政府官员和学者所以精心设计和策动渐进式的所谓的国退民进“私有化”运动是十分有害的。尽管迫于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制约，他们从来不敢公开承认是在搞渐进式的“私有化”，但是，从他们十年来所推出的一连串政策以及实际造成的后果来看，真可以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人民既听闻了那些学者发出的“要骗出一个新体制”的谬论；见识了他们在“要牺牲三千万老职工利益”指导思想下制造出的一幕幕逼迫职工下岗的惨剧；领教了一些学者鼓吹的“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的荒唐。同时，也亲眼目睹了既得利益阶层公然违背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规定，打着改革的旗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一场疯狂的瓜分和掠夺我国全民所有财产的国有资产的“吏有化“运动。
至此，中国的广大民众完全有理由对近十来年的“改革”得出如下的结论：
近十年来，我国实施的“改革”，已经演变成为了一场很具欺骗性，严重违反社会主义宪法的，旨在通过肢解和瓜分公有制经济体系来达到将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财产改变成为由权贵阶层所有的渐进式的“吏有化”运动。这场所谓的改革，其动机和目的在于权贵“私有化”，其中，“民营化”是幌子，是道具，而“吏有化”才是这帮家伙希望看到的真正的结果和目标。
借鉴和引进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对发展中国的经济是重要的，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缺乏科学有效的法律体系规范和支撑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具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坏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改革之路是充满艰险的，中国十年来改革所取得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高昂的。
为此，在当代中国处于伟大的变革时期，我国政府应当向全国民众呼吁并努力使全体民众建立起这样一个坚定信念：中国的振兴有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能够坚持在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框架下，理智地选择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强国富民的发展道路；有赖于全体中国人共同发挥自己的智慧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紧紧依靠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包括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在内的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共同努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全体热爱祖国的中国人，让我们从自己做起，进一步发扬中国人的勤劳、忍耐、节俭、重教、顺从等传统观念和优秀品质，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共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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