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茅于轼发表否定毛泽东的讲演，有民众集会表示严重抗议。就此事件，美国纽约时报今日发表署名“狄雨霏”的评论(《茅于轼与毛泽东，当代中国的思想之争》，2013年05月 18日)，说：中国有对立的两个思想阵营，一是以“领军人物”茅于轼为象征的派别，他们否定毛泽东、主张“主张更大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象征的“毛派”或“极左翼分子”、反对或对抗茅于轼的立场。该媒体系列文章说，这两个对立阵营来自对中共新领导讲话所说的“两个不能否定”的不同立场观点(“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读后感：纽约时报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此肤浅本不是纽约时报的品质和风格。
一：同是维护农田面积比例和生态环境，纽约时报为何不把美国当局称为“极左”呢？
首先，动不动就给不同见解帖个“极左”或“毛派”的政治标签，客气说、那是很肤浅的行为表现;直言不讳地说，那反映的是为某种既得利益而发生了不良品质的病态发作。若不同意茅于轼的立场就是“毛派”或“极左分子”，那么，美国当局及多数公民甚至包括纽约时报自己就都是“毛派”或“极左”了。
譬如，茅于轼的一个“领军”立场观点，就是试图用“城镇化”手段而掏空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剥夺农民、以便为房地产商发大财和为美国转基因化工食品作物能占领中国市场而提供服务的;为此，他鼓吹“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还说他那提议的根据是美国的政策理论。
早在2008年，本人就发文说明，茅于轼所谓的“美国根据”是欺骗，详见：
中国耕地红线该提到25亿亩。2008-12-29 11:42。
连接：http://zhiyanle.blog.hexun.com/27574834_d.html 。
简单说，美国官方保护农田的规模、政策法规、管理措施和财政支持，等等，都远远强过超过中国。看看事实即美国官方颁布的统计数字：
美国土地使用比例(截止：2007)：
- 粮食食品种植： 20%(2002);18.03%(2007)。
- 草牧水土保持： 26%(2002);27.11%(2007)。
- 各种森林面积： 29%(2002);29.66%(2007)。
- 特用土地面积： 12%(2002);13.85%(2007)。
- 城镇化用地 ： 3%(2002); 2.63%(2007)。
- 其它各种用地： 10%(2002); 8.69%(2007)。
来源：美国农业部，2002数据来自2006/2008报表，2007数据来自2013-01报表。
就是说，在美国，搞房地产最热乎的所谓“城镇化”用地面积只占全国的3%左右、其比例在统计中的五年里还略有减少;而粮食农田面积有严格保障，保护天然有机生态环境的用地面积比例还有所增加。
中国的国土面积跟美国的差不多，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多，而它的农田面积比例还不到美国的一半。不言而喻，中国需要更严格更有力的法规政策措施，实质性地扩大农田保护比例、严格限制“城镇化”等非农业用地扩展。为此，美国“智囊团”曾建议美国官方说服中国方面提高它的农田林田的保护比例、减少和严格控制都市城镇化等非农业用地的扩张，还建议中国方面把农田警戒红线提高到25亿亩左右(按当时计算、平均每人二亩)、才能有效保障中国的农业生存和全国食品需要的经济安全，才能为有效防治中国农田丧失和生态环境继续恶化而提供起码的国土条件的保障。
对照看看茅于轼的“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的政策立场，再看看美国方面关于中国应该把农田面积保护警戒线提高到25亿亩的政策建议，如此，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美国官方和他们的智囊团等等都是“毛派”和“极左分子”了，哈!显然，茅于轼的“美国根据”的说法是欺骗。
说实在的，把维护农田面积和维护天然有机生态环境国土面积的政策主张给贴上“极左”政治帽子，中国的农业部门、科学院和科技部及其转基因化工商业利益关系人民日报等媒体，更还有今年三月离职的高层W-某决策官员，都已经那样做过了。中国国家新领导上任之际，美国纽约时报操起同样口径宣传，那就很清楚地说明：为在中国市场推销美国转基因化工食品的商业利益而鼓吹用“城镇化”和“大农业”的手段(甚至用减少农田的手段)来剥夺中国的农民农村，是有内外利益勾结的嫌疑的(甚至连舆论都是彼此勾结的)。
如此，那就不奇怪了：中国农业部门、中科院和科技部的官员都有美国转基因公司的代理人，而某些中美媒体也操着同样的反对中国维护农田面积和维护天然有机生态国土安全的宣传口径，可是，与此同时，他们却不把美国当局的同样政策叫作“极左”或“毛派”。
二：纽约时报的曾经面孔：充分承认毛泽东的历史作用。
第二，关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纽约时报当今发表的系列文章之肤浅，实在令人咋舌。不说别人，就来看看纽约时报自己曾经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毛泽东去世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著名记者“鲍达福”(中文名称，英文原名是Fox Butterfield)的长篇专题述评，其标题是：
OBITUARY: Mao Tse-Tung: Father of Chinese Revolution。
September 10, 1976, By Fox Butterfield, Special to The New York Times。
连接：http://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day/1226.html 。
该述评的标题是“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父”。大体观点是：
-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长征和革命战争之胜利的意义，在中国，可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相媲美;在世界历史上，可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和亚历山大远征相媲美。
- 世界进入20世纪之际，中国出现了不少为中国复兴之梦而奋斗的杰出人物，毛泽东是其中姣姣者之一。在毛泽东身上，可发现人性和专制的冲突、可看到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冲突，也可看到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激烈冲突。毛泽东自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同时，可以清楚看到他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主义。毛泽东自称是“猴子和老虎”的结合式的人，实际上，他是个把中国历史传统吃透了的人;按照中国文化看，毛泽东是个兼有诗人、学者、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不同品质即个性复杂的人物。毛泽东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八亿人口(当时的人口统计)拧在一起，这本身就是非凡的领导力量。
- 夺取天下之后，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运动，其中很容易发现在西方看是错误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做法，但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完成了孙中山和蒋介石所没有完成的革命，那就是使中国完全摆脱了殖民统治及外国控制(譬如苏联控制)而成为名副其实的独立自主的共和国。
- 毛泽东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发表该记者述评之时)已有10年，许多中国领导层的人物被打倒了。去世前，毛泽东选择了华国锋主持中共的领导。不清楚他们的关系如何、也不知道华国锋将如何领导和能领导多久，不知道中国将如何对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更不知道中国将如何评价和如何继承毛泽东的遗产。但有一点已经是很清楚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正是在文革最高峰和毛泽东领导地位最高峰的时候，美中实现了对两国各自都有深远影响和战略意义的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对话(照尼克松总统的话说，那个对话“改变了整个世界”)。
那篇述评还介绍和评价了毛泽东的成长过程和其它方面的贡献与作用。通读后，可有个很清楚的感觉：当时，纽约时报及其记者在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是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共是“格格不入”的，然而，该述评充分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中国本身和对世界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贡献和积极作用。该评论没有任何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色彩或夸张捧杀的文字，而是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对异国历史人物的格外尊重。
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纽约时报该记者就能发表长篇专题，详尽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生涯和贡献，并能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毛泽东的贡献与作用，那足够反映出该媒体和该记者的非同寻常的知识功底和杰出的业务品质，以至于该媒体及该记者的报道评论不但是美国读者了解中国的主要信息来源，也是中国方面了解美国和西方国家及其对华看法的主要信息来源之一。
当时，纽约时报及其记者能享有那样的信誉，一点也不奇怪：从事新闻工作之前，该记者鲍达福是美国“现代中国学”开拓人和哈佛大学著名教授费正清的得意门生，在美国的“中国学”学界已经享有一定声誉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该记者是美国首批驻华记者之一、并在美中两国的读者社会都享有良好声誉和充分信任。对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读者社会的信任更重要的吗?
记者鲍达福早已离职了。然而，正是因为他的报道，纽约时报曾在美国甚至西方社会享有关于中国报道的最佳声誉，由此而来的是读者群的扩大。可是，按照纽约时报今日的报道的姿态看，该媒体自己及其出色记者鲍达福，都应该被称为“极左”和“毛派”了。真可以说，纽约时报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三：若茅于轼现象出现在美国。
看到纽约时报关于茅于轼讲演事件的报道，我随即就想到，若茅于轼现象出现在美国、那将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譬如，有位美国公民，打着经济学家的旗号、拿着中国方面的奖金或资金，在美国社会到处讲演和发表文章、否定华盛顿总统和林肯总统及其历史贡献，同时，为在美国推销中国化工食品作物而鼓吹美国应该大量减少农田和大搞“城镇化”，……，如此，美国民众社会将如何反应呢?我想，八九不离十，美国民众会严厉地抨击他，美国农民和农业食品公司会起诉他，美国许多人甚至会要求本国主管部门依法办事、调查他的外国资金奖金来源及其背景是否有“反美”倾向和“反美”行动策划。按照纽约时报当今报道评论的说法，美国民众的那种反应也该被称为是“极左”或“毛派”了吧?不然，为什么中国民众和美国民众做同样的反应，就要给中国民众帖上“极左”或“毛派”的政治标签呢?[*]。
[*]： 作为美国新闻界的主要媒体之一，纽约时报应该很清楚地知道：在美国，某美国公民拿着外国金钱而否定或攻击本国总统、甚至为外国公司利益而否定或攻击本国的国土安全政策，都是非常忌讳的言行表现;按照美国的防治利益冲突法的规定，那样的公民是不能成为官方机构人员的，那样的公民也是没有资格为美国当局提供政策研究服务的。然而，中国还没有建立防治利益冲突的行为规范管理系统，因而，茅于轼(还有中国农业部、科技部和中科院等官方机构人员)拿外国资金而使用中国公权为外国商业利益服务的言行可以逍遥法外。
顺便问问：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如此，若凡是承认毛泽东历史贡献的都是“毛派”、凡是反对“非毛化”的都是“极左”，那么，那做法跟被批判的“两个凡是”做法有什么本质不同呢?那不是“半斤八两”么?不过是换了个对象的新的“两个凡是”而已。在中国，转基因化工商业既得利益集团发明了那种新的“两个凡是”来打击报复反对转基因技术泛滥失控的见解，那可以理解：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而不择手段、包括给对方帖政治标签而试图把对方置于政治死地么。如此，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搞那新的“两个凡是”，难道，纽约时报也是那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枪手媒体吗?除了既得利益关系，还有什么成因可以解释纽约时报也参与中国转基因化工商业既得利益集团发明的新的“两个凡是”的行为呢?
充分承认某历史人物的贡献和作用，并非就是主张一切都要回到他的时代和一切都按照他的做法去做。美国社会和官方充分承认本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并非意味着要把美国拉回华盛顿时代、一切都按照华盛顿的做法去做。同样，中国社会和官方充分承认他们的开国建国领袖毛泽东，并非意味着要把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做法去做。这么显而易见的常识道理，纽约时报居然不懂吗?
四：简单结语。
关于毛泽东，可讨论的事情太多。本人是微不足道的网民，本人如何看待毛泽东是无关紧要的。但文人想用自己数次公开表达过的看法来结束本文：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大的领袖人物;就中国社会来说，对他们的最好纪念和对他们的事业的最好继承，那就是告别他们的时代和开始新的发展阶段;为此，必须要看到和必须要承认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历史联系，不能把两个历史阶段搞成彼此割裂和彼此对立的两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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