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最醒目的一条，是首次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由过去使用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一定位提升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意味着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要素价格改革得以推进，学者自然为之欢呼，说市场竞争充分将博弈出能够为消费者所接受的价格。我不懂经济学，却有种不好的预感，因为前些年的市场化，我还历历在目。教育市场化，结果农村中学生辍学率大大增加，下岗职工的孩子含泪退学，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倾其所有送孩子上大学，结果毕业即失业，连助学贷款能否还上还是问题。真不知是我们上了大学，还是大学上了我们。医疗市场化，结果看病难，吃药难，医药奸商，医院腐败，大夫挨刀子。住房市场化，这个大家都知道。反正我是没看出来这种市场化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可能在国外，别有为民众谋福利的市场化的例子，但在这里，如果说市场化就等于涨价，我看也相去不远。现在但凡事关民生的，都已经化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一些资源能源性行业，比如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物资，可以想见以后价格将会放开，各种资本包括外国资本将自由进入市场，群雄逐鹿。我没说现在很好，但我不相信这种将来更美妙，反正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在市场化三十多年后，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中央不得不把扩大内需提到新的战略高度。扩大内需，就意味着增加人民福利。然而，这是与当前的市场化路线背道而驰的。
搞市场经济，但是又完全不考虑市场规律所导致的危机，这大概又是中国人阿Q精神之一例了。按照马列的说法，市场制度就是这样一种竞争机制，它强迫资本家一直加快工作进度，并投资于他们所能买得起的尽可能多的新机器。而只有把工人的工资尽其所能地压低，他们才能买得起新机器(当然，购买自己用的奢侈品是另一回事)。
在市场制度下，进行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甚至也不是为了满足资本家的需要--而是为了让某个资本家能在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中活下来。所以说，资本家也蛮辛苦的，这并不是为有钱人辩护。当然这种辛苦要比饥寒交迫的辛苦要好。上个世纪之所以人人对资本主义绝望，就是因为它不仅仅让穷人辛苦，也让富人活得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包括资本家)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每个资本家都害怕所有其他人的竞争，所以他尽可能使他的雇员工作得努力些，给予的工资则尽可能低些。资本家为了和他人竞争而积累，这无疑解释了这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快速增长。但也伴随着其它后果--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一边是生产资料的大量增长，另一边则是工资和受雇工人的数量增长有限。因此问题就出现了：谁来购买这些大量增长的商品?工人的低工资意味着他们买不起以自己的劳动制造的商品。资本家不会加工资，因为那将削减他的利润--这个制度的驱动力。因此，共富不过是画饼充饥罢了。
既然大量的商品无法售出，它们就不得不关闭工厂，解雇工人。工资总额就更进一步下降，于是更多的公司卖不掉它们的商品。“生产过剩”危机便告来临，整个经济系统充斥着堆积的商品，人们却无力购买。
这是资本主义社会160年多来的周期性现象。很多人已经承认中国实行的正是这么一种市场制度，却认为资本主义这种遗传病完全与自己无关，真是很傻很天真!
有人说，只要资本家把他们的利润投资到新的工厂和设备中去，不就可以为工人提供工作，并因而能够购买未出售的商品吗?这就是说，只要有新的投资，生产出来的商品就能卖掉，该制度也能提供充份就业。所以呢，房子越是卖不出去，资本家越是要HOLD住价格，并且造更多的房子。只要中国这个热热闹闹的大工地的假像还能够维持下去，假像就会变成真像，所以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嘛。
但是，这不等于说资本家始终都会把利润用来投资。事实上，笔者所认识的资本家，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扩大投资。他们更愿意把资金投到房地产市场上。甚至连地产市场都会发生大出逃。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家只有在保证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时才会投资。如果他不认为会有这样的利润，他就不会冒险拿钱出来投资。资本家是否投资取决于他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如果情况看起来很好，资本家都会同时抢着投资，争先恐后寻找建筑工地，购买机器，找地方存放原材料，支付给熟练工人可能拿到的更高的报酬。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繁荣”。
但是争夺土地、原材料和熟练工人的狂热竞争，迫使它们的价格上涨。很快会走到这一步，有些公司发现它们的成本上升得那么高，以至利润消失了。土地及人力成本等已经上升得令资本家叫苦连天了。除了少数暴利行业及垄断行业，大部分行业都毫无利润可言。
于是，投资繁荣突然让路给“衰退”。没人想要正在生产出来的所有房子—地产业突然“开工不足”并变得“无利可图”。没人想要新工厂--建筑工人被解雇。没人想要新机器--机器设备工业陷入危机。关厂和停工从一个行业波及另一个，摧毁了工作--也摧毁了工人购买其它行业产品的能力。
资本主义由于无计划而周期性地制造出这些生产过剩危机，所以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资本在投资领域蜂拥而入或纷纷撤出。在私人投资降低时，政府只好增加投资，力图使生产保持平稳。2005年开始，造币厂开足了马力进行生产。政府用印出来的钞票进行投资，而最终为之买单的还是升斗小民。因此政府投资同样成了危机乱的一部分。
其实新中国就有过这样的教训。建国初搞了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很快突破了资本主义的限制。五三年以前突飞猛进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到了五四、五五年就陷入了困境——倒不是共产党让他们进入了困境，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生产萧条，商品卖不出去，不少企业倒闭，有一些工人失业。实际上如不是共产党严厉控制，使能够维持的企业尽量维持下去而不要倒闭，工人不至更多地失业，从而购买力不至进一步地下降，必然还会引起多米诺骨牌反应，使得危机大大加深，更多的企业倒闭下来，从而更多的工人失业。那个时候，共产党的政策是：企业只要能够勉强维持就决不能倒闭。资本家的原则是赚钱，如果企业不赚钱那不是白干了?他就要将企业关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遇到严重困境时，光让资本家坚持也确实不能长久，社会主义改造就应运而生了。所以当时的实情是，资本家敲锣打鼓地拥护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资本家所以会接受改造那是他们的企业本来就办不下去了，与其在那儿硬撑，甚至赔本坚持，倒不如把一个无法收拾的摊子交给共产党代表的人民，自己坐收定息还不至于一无所获。至于他们以后怎样议论这场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社会主义改造后，1956年工业立即得到了极大的飞跃。
在农村也一样，土地改革后农村开始两极分化，农民又面临失去土地成为贫雇农的威胁。市场化没走通，历史选择了集体化。毛在读苏联教科书时说：“人民公社化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这类问题。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的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60多年后，我们又开始走回头路了吗?在东莞，这个中国资本主义的窗口，大量企业破产、转移，而且越是5、6千人的大厂越是容易破产。这大概不能说是四人帮搞的鬼吧?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的铁律。资本主义把80%的人变成了穷人，因此也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而且它又不可能通过国外来转移经济危机，相反地，只能承受美国人带来经济危机。在历史上，只有生产力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它不听从任何人，哪怕是总设计师。总有一天，被从后门悄悄送走的社会主义，又会被敲锣打鼓的欢送回来。“风物长宜放眼量”，60年，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浪花一小朵。
市场经济不是坏事，在民需产品上，完全可以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让多种所有制自由竞争。但在基础产业、高科技产业、国防军工产业上，国家决不能以市场为唯一标准，不能搞“利润挂帅”，否则无法谋求使国家强大的长期目标、远期战略目标。国家的职能不能减弱，反而应当逐步重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以60多年来积累的共同财富来保护和照顾穷人、老弱病残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国家应当力行削蕃，即限制这三十年来形成的穷奢极侈的改革利益集团，限制资本世袭传递，决不允许经济中形成世袭阶级种姓制度。三中全会前，这个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上窜下跳，试图以虚假舆论绑架三中全会和中央领导层，他们使出全身解数，才在公报中塞进了市场起决定性地位这么一句话，我看他们的能耐也不过尔尔。不过，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掂着。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百韬网刘琅)
201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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