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有本水有源。思想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受传统思想、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它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根源于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在人们之间经济分配不合理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人们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思想斗争将不可避免。
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国人的经济状况可分三部分：人民的主体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靠劳动，改革以来我国的劳动报酬被长期压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成为中下收入者;另有一部分人如小业主、小律师、大型国企职工、医生等，属中产实际只能算小资，他们一般有房有车，生活较安逸，受股市长期下跌的不利影响，他们的总人数不升反降;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某些实权)官员、国企高管、大型私企老总尤其是贱买国有资产造就的权贵资本者拥有黑社会背景占据丰厚利润的特定行当者、外资代理人，他们拥有或明或暗的财富是当今中国巨富，他们中一些人的财富是灰色的，在没有真正调查确认为违法犯罪所得之前是允许存在的，这是改革的结果但不是积极成果，应该是进一步改革的对象。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允许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现在各种要素的报酬与其贡献不相匹配、资本、管理加上权力(寻租)的报酬人为拔高，劳动的报酬被人为压低，致使民众勤劳不能致富，不能随着生产的发展享受到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的财富，甚至有人以富了人就会变懒为理由主张使他们永远处于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状态。这一后果很严重。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经过六十多年的建设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所创造的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也着了较大提高，据说已经列入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但是贫富分化严重，基尼系数达0.61，劳动者勤劳不能致已经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影响了效率的提高，更严重制约了我国国内消费市场的启动。
思想文化表现：这种经济分布情况表现在思想上就是人们之间关于对社会现状、发展成就及变革方向的态度上的差异。那“思想重建，并非思想统一，消除异己”的求同存异、包容是否可行?这需要问我们的管理主体而非争议者，在市场经济发展、经济利益不断调节变化的今天，各群体纷纷为自己的利益而呐喊，其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声音并不是最大的、他们限于物质及文化条件、甚至有相当一些连上网发声都不会，能表达意见也极质朴;反倒是占人口极少数的财富尤其是巨富阶层凭借经济、权力雇佣一些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发出代表其阶段利益的种种言论，这是现实的又是正常的，是金钱力量的体现。全体人民都应该弄清的的是：人少的声大、因理论水平而有理性(实质是西方的理论外衣)且有众多水军的参与显得人多势重极强势;人多的却声小且因文化的限制其诉求一般较难用系统思想来表达而是以国骂形式来表达，因而显得感性、粗俗而在比较中明显居于劣势地位。有些人以貌取人直接谴责底层民众，认为他们素质低污染了网络环境给中国人的形象抹了黑，岂不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当他们听到有关“专家”不顾民众死活的胡言乱语时直接就开骂了。与其谴责民众表达方式的粗俗，不如下大力气检讨他们所骂内容是否合理，找找他们的正当利益能不能得到有效维护，正如前面不断出现的农民工讨薪难问题，不少总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他们不适当的维权行动给公共秩序、公共安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拒绝探究产生农民工讨薪难的原因更不会研究解决些类问题的办法。当人们仅仅责备这些可怜的弱者而对不去承担付薪义务的开发商甚至是背后的地方政府进行责难，让这些弱者情何以堪?换作你能不吐糟?他们怎么不依法维权?一些人真这么做了，效果相当差。李庄们会为他们而辩护吗?不，没有。当年温总理亲自为一农民工讨薪，我心中五味杂陈，这只是个人行为，是亲民的但更主要的要形成农民薪酬的支付保障机制才是正途，才能使得所有农民工的薪酬支付得到解决，否则温家宝这个国家总理以个人的身份来帮助农民工讨薪干这一件事，累死他也无法解决。
在此等形势下争议各方会不会放弃争议呢?不可能的，言为心声，大家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努力，特别是巨富阶层的文化公关搞得最好，其组织性与系统性堪称完美，它的坚定性不会动摇;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应该放弃争议 吗?更不能，本来已经弱势了，放弃自己的主张不啻是思想上投降，问题的关键在于投降之后自己的经济利益能得到自动维护吗?不可能。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分开来说阶层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努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及其总爆发的严重后果是各方所无法承受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方的利益平衡点何在，如何实现?既然中国目前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各种要素的分配与其贡献不相匹配，劳动报酬被过分压低，进一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调节各生产要素报酬，实施新的分配方案，重塑公平，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某些人所企盼的私有化。
这个问题就如何解决?西方历史上劳资的矛盾是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而形成平衡的，当时各阶级是进行了浴血奋战的，最终为避免两败俱伤、同归于尽而相互妥协。我国目前主要通过改革，以自上而下的形式来进行。今天所表示出的问题就是改革乏力，即所谓触及到深层次的问题，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众的参与度不够，没有进行对资本的足够压力。现在各地出现利益纠纷民众多采用的是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为自己主持公道;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群体性事件，这就是利益再分配时自发出现的。政府更多的把它理解为维稳任务，实有失偏颇。它是在促进较深度介入收入的再分配，努力做到公正公平地协调自己所管辖即服务的民众内部(含贫富)的利益关系，同时规范政府自身的行动，在民众的监督帮助下约束好政府官员的行动，降低行政成本如三公经费，树立公、廉形象“民不畏我严畏我廉，民不服我能服我公”与西方相比，我国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中共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它的地位、性质、宗旨、原则使得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它没有自己的私利。但仅仅是执政地位就使得它掌握着国家资源的最大分配权。国家好，人民好它才能好。中国的富人已经充分优先享受了发展的成果无须特别照顾而需要对其行为进行规范促进其进行财富的再创造，调节其过高收入，增强民众对其财富及贡献的认可度也就可以增强其财产安全感。照顾中下层民众使其能够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增加其对社会及财富的认同，这样才有利于构建社会和谐，这可以归结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有人借鉴外国的经验说，中产阶层是一个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这不适用于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稳定来源于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提高及生活改善，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主要看最低层的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主要靠劳动工资收入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及贫富差距的缩小程度。这是建立在效益基础之上的公平，它不否定差距，但要求形成收入的依据是合法合理的(各经济要素凭贡献所得)并将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充分尊重劳动。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思想上价值取向上分化，是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流的思想，当然，这是必须的。提倡多样化与弘扬主旋律是统一的。对我们的管理者而言思想建设中，反对几种错误倾向：借口言论自由，宣传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对这种情况的纵容就是无原则，就是把自由绝对化;片面的管制，只听过年的话，不敢面对民众的疾苦、拒绝听真话实话，因为忠言是逆耳的但却是有益的;正文风、会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实际走进民众，全方位宽领域了解国情民情，拒绝只被官富包围。要包容的民众之声，造就一个鼓励说实话的环境。对争议方来说，不是简单的放弃争议，拒绝内斗就能解决的。
注：由于涉及到经济内核与思想外壳，在仓促成文的情况下没有仔细处理，下来再整理。另附我的另一小文。
今天中国之舆论场
背景：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官民一定程度的对立已是不争的事实，政府的多数决定都将引起社会的巨大争议，或赞成或反对，这是难以回避的。区别只在于是代表多数人被少数所反对还是代表少数人被多数人所反对。但是多数人是中下层，他们只占有人数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国家选举权没有落实的情况根本发挥不出来，相反他们在经济的劣势由此带来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弱势多显露无遗，但正常、合法利益的受损更他们社会的不满情绪普遍存在并有积累之势，其零星的反抗时有显现，政府的维稳压力不小;另一方面，那些少数人人数虽少，却占有经济、政治的优势雇佣一些强势代表人及大批水军掌控舆论阵地，一旦政策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则他们的反弹立即体现在行动上，直接有力威胁政府的稳定，他们对政府而言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日欧等国家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利益的相悖。
舆论场：
1、欧美日在中国社会内部的代言人。他们一般都是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的“专家”，他们多数以洋理论为依托在官方拥有巨大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主流舆论阵地但在网民中鲜有市场，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外国代言。注意符合外国利益的不一定就不利于中国因为两者之间有相同点，只是他们是从外国的立场上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中国网民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外矛盾的反映，一定程度上属于敌我矛盾;
2、中国富人的代言人。中国富人多数财富来历的不阳光及一些恃财凌贫造成了不少网民对富人的痛恨，他们自身根本没空参与网络讨论，又不甘心自己在网络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于是会雇佣一些文人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由于他们的问题许多都拿不到台面上，于是往往采取胡搅蛮缠的方式，说些似是而非的话。其实这些富人本身属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又是推动者，他们与中下层人民之间的矛盾属内部矛盾，但是现在有激化趋势，如果不能切实从制度、法律、机制上进行调节，后果难以预料，最终不仅不利于整个社会、穷人，也不利于富人本身，那将是个双输的结局;
3、中下层穷人。他们中只有一部分有知识有时间的，会以个体的形式上网倾诉个人的喜怒哀乐，表达对合法利益受侵害及勤劳不能致富的不满，但是中国穷人整体上并不仇富，他们痛恨的是富人是通过掠夺公有资产即原来本属包括自己在内的大家的资产损公肥私的方式以及一些富人过度炫富及欺凌穷人的一些不良行为。他们的许多诉求是合理的，又懒又馋又难斗的“刁民”仅是极少数人而已。他们明白一个道理，穷人不是社会发展的较大受益者，但一定是社会动荡的受害者。他们没有消灭富人的想法，但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不改变甚至加剧的话后果就难料了。如何变?不少人总在批评中国好内斗，或因善良或因虚伪，但都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裂痕。回避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集体力量合法的斗争与较量会可能促使过分者有所收敛，使社会向和谐方向发展。
4、对现行政策理解上的分歧。官民关系不是敌对关系。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需要管理，官民的分工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它们之间应该是和谐共生的关系。政府管理的不规范及一些贪污行为让人们深恶痛绝。别把痛恶贪污腐败与痛恶政府混淆起来。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多次指出治理腐败的必要性，只是实际进程与人们的期望间有较大差距。因此青衫老祖的现行政策的积极甚至带有进取性的解读有一定的积极效用;对政府政策的消极辩护则广为社会所诟病，被骂为五毛党徒;
5、目前以日本为代表的外国势力，抓住我国即将换届的空档口，极尽挑衅我国主权之能事，引起了中华民族的极大愤怒，这也为我国政府整合民意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把力量用到敌人身上去，为收复主权奋力一战。手段应该多重，不避军事斗争，不再把中日友好宣之于口，抱着你要战便来战的勇气，无顾忌地巡航我钓鱼岛领域，落实我国的领海基线，担负起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维护二战时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成果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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