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智言说，在他年少的年代，只要用功念书就有阶级流动的可能，大家对未来怀抱希望;可是现在的台湾，即使用功读书，出来还是领低薪，累积财富的东西不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用钱来赚钱”，这对贫穷、没资本的孩子很不公平。他说：“一个社会如果是用钱来养钱，问题就大了。”这也是他希望透过《行动代号：孙中山》对台湾社会作的警醒。
——也因此虽然街上“慵懒系花美男”当道，这几年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站出来抗争、为劳动阶级争取权利。易智言说，连原本慵懒的年轻人都走出舒适圈了，代表他们“被逼到极限了”。他认为抗争是好事，如果政府很厉害、大家自然可以好好过生活;但如果政府不灵光，大家出来讲讲话、参与社会，其实没什么不好。他说：“我对任何帮弱势说话的人，都是支持的”。
易智言
凤凰网娱乐讯 虽然新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宣传，易智言的工作室依然整洁温馨，空旷而温厚的木质地板没有长物，仿佛正迎接更多的人事物走进来。不难联想当年因他拍《蓝色大门》而走进演艺圈的桂纶镁，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形容，易智言是她的“停车场”，如果车子要休息保养，她就会回去寻找安全感，让她有力气再出发。
作为一个随时敞开大门的停车场，易智言的工作室除了提供休憩保养，也适合从零出发。
起名于2002年《蓝色大门》的“蓝色工作室”，现在贴满《行动代号：孙中山》新演员的照片。当年易智言拍《蓝色大门》时，在台北西门町慧眼挖掘还是学生的陈柏霖和桂纶镁。这次在新片中担纲双男主角的詹怀云和魏汉鼎同样是在西门町逛街时，被工作人员拦下、邀请参加海选。
当年那一拦，几个少年的青春和人生，都遭遇了车子急煞后的大转弯。喜爱2002年《蓝色大门》的观众或许会因此忍不住多看照片里的两个小男主角几眼。除了因为他们年少俊美，还因为哪日他们摇身成为下一个桂纶镁和陈柏霖，这两张稚嫩的脸或许将标记2014年一代台湾少年的青春、迷惘、觉醒和冲撞，如同2002年《蓝色大门》的孟克柔和张士豪。
今年7月11日即将在台湾上映的《行动代号：孙中山》，是易智言继《蓝色大门》后睽违12年的新作。片子依然以高中校园为背景、依然在古典乐改编的清新行板中，耙梳高中生的心事。然而有别于《蓝色大门》触碰少年暧昧的性向，《行动代号：孙中山》更入世地触碰台湾严峻的贫穷世袭议题。
因班费而走进现实的“天龙人”
在台湾，在台北市长大，一路在好学区、念好学校的人，会被网友戏称为“天龙人”，调侃他们享尽台北市的教育资源和福利。易智言开玩笑承认，自己就是货真价实的“天龙人”。由于父亲是医生，他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太多经济烦恼，幼稚园到国中都读台北昂贵的私立学校，高中考上第一志愿“建国中学”，才因此第一次进入公立学校，接触到来自不同阶级的同学。
建中开学后，班上开会讨论班费金额，但班会开了六周，都没办法决定。私校毕业的易智言因此抱怨：“好歹建中都是各校状元，怎么连班费都决定不了?”朋友告诉他，一千八和八百差了一千元，是二、三十个便当，多缴一千元可能有人要饿三十餐饭，怎能随便?
这个插曲后来在《蓝色大门》里，曾是陈柏霖饰演的“张士豪”一夕长大的节点。然而上映时考量剧情顺畅度，最后忍痛删除。易智言对此念念不忘，后来因此创作《行动代号：孙中山》，甚至在台湾贫富差距加剧的当下，有了更铿锵的回响。
《行动代号：孙中山》描述二个自认是“全台北最穷高中生”的“阿左”(詹怀云饰)和“小天”(魏汉鼎饰)分别为了缴班费和毕业旅行费，带了两组人马在深夜展开“铜像争夺战”，希望把校园内被弃置的“孙中山铜像”偷去卖钱。这场两败俱伤的争夺战过程趣味横生，但也让他们开始反省自己的贫穷与阶级宿命……小天在片中大喊：“什么阿公的阿公?连儿子的儿子，都注定穷毙了!”说的正是看不见未来、买不起房子的台湾年轻人心声。
喜爱诠释平凡高中生因“肉碰肉”的亲近
从《蓝色大门》到《行动代号：孙中山》，易智言都写高中生的故事。易智言说，自己的高中生活其实很平凡，只有念书和升学两件事，最戏剧性的顶多是父亲希望自己继承家业念医科，但他连生物课解剖青蛙手都会发抖，因此和父母为了念什么科系闹革命，而这种为未来而彷徨的心情，其实如同台湾大部分的高中生。
他说台湾大多数的高中生：“……不会嗑药、刺青、拿开山刀，他们只是天天背书包、坐公车，看到老师怕的要死的平凡人。孟克柔、张士豪、阿左、小天，都是这种小孩。”然而因为平凡，他们没有戏剧性，所以很少有电影记录他们的彷徨。他们成了面目最模糊的少年，但大多数台湾人反而都是这样长大的，包括他自己。因此他拍这群人的故事，特别有种“肉碰肉的感觉”，因为描述这群他特别疼惜的平凡孩子，其实也等于在为自己写故事。
《蓝色大门》获封小清新始祖：清新我承认，但它们从来不小
《蓝色大门》因为拍出脱俗的高中校园，被许多影评人视为“小清新始祖”，有些观众也用这个标准想像《行动代号：孙中山》，然而易智言对这个形容很不满意。
“谈性向的《蓝色大门》其实不小，因为这个世界对同志是不公平的，对‘孟克柔’和对‘张士豪’是不公平的……，但大家看它是爱情电影就说它是‘小清新’，是把这部电影看小了。《行动代号：孙中山》更不小，它讲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和世袭，议题比大部分台湾电影和中国电影都大。”
易智言说：“清新我承认，因为这些电影不是市场安全类型，但我从不承认‘小’。”他自信自己诚恳面对社会议题、提供看法、不躲不藏，和很多校园爱情电影与社会脱节、只是“你爱我、我爱你”的风格不一样。
自认背负中产阶级原罪：我更愿站在弱势这一边
谈起片中被弃置在校园、后来被孩子们荒谬地运上台北街头的“孙中山铜像”，易智言说，比起其他政治人物，他对孙中山的印象还算正面，因为小学课本提过他说：“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始终觉得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虽然长大后，他因为知道一些孙中山的轶事而开始对孙中山有些质疑，但孙中山当年的许多想法，例如“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放到当下的台湾来，谈起来仍然很深刻，例如现在台湾不合理的高房价、剥削劳工的财团和企业主，正巧都最让年轻人绝望。
易智言说，当年孙中山不像蒋介石排斥俄国社会主义，思想受左派社会主义影响，比较愿意站在民众那边。这种关怀民众的想法多多少少影响自己，让他认识作为中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既得利益者的原罪，而更情愿站在弱势这一边。因此，片里有了名为“阿左”的男主角，以及用“国际歌”当配乐的巧思。他说，这些暗植在片中的细节，若观众有缘看懂也好、无缘看懂开心看过去也罢，就如同片中的“小天”和“阿左”历经这一切后，即使不会真的成为革命家，但至少发现了贫富差距的真相。
穿透“伟人”的局限和平凡才是真正的“去威权”
这几年许多台湾校园追求“校园解严”，欲全面撤除早年的孙中山、蒋介石铜像，破除对威权人物的崇拜。这次《行动代号：孙中山》正巧就拿校园中的孙中山铜像作文章。易智言说，他不反对这个诉求，但他认为彻底的“解严”应该是内心的“解严”，因为现在的台湾只是形式上去除了铜像，但“威权”仍隐隐存在，如放眼台湾，整个政府的决策缺乏沟通，命令永远是从上到下发布，而不是由民众向上反映，这就是种“威权”。
易智言说：“我觉得更高明的是，铜像还在，但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不把他们当成‘威权’和‘伟人’，他们就是一个‘人’，这种态度更屌。”他比喻：“青少年真正的成熟是，有一天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爸妈，发现他们只是一个‘人’，可以平凡、可以犯错、有羞于启齿不肯道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的错误和局限，能够同理、同情他们的时候，那就是真的长大。”易智言希望台湾能够有一天，无论“伟人铜像”是否在那里，学生都能把他们当成历史中的凡人，穿透他们的局限和缺点，威权自然会消失。
满城尽是“花美男”：《蓝色大门》后再无“张士豪”？
盗运铜像无疑是麻烦的大工程，然而《行动代号：孙中山》里的两个小主谋在片中“谋大事”之际，却掩不住一身慵懒随性的气质;易智言自己也曾开玩笑形容台湾“十五岁的这个世代有股‘诗化为酷’的慵懒”，男主角詹怀云甚至“有股奶味”，和当年《蓝色大门》里头的陈柏霖仿佛刚从运动场上离开、随时会有汗臭扑面而来的草莽气相比，格外白净纤细。
易智言说他并没有故意挑选纤细的男孩主演，但慵懒文弱实在已是台北男孩最常见的气质。他还爆料：“马志翔在找《KANO》演员的时候就跟我抱怨，现在的男生都变成‘花美男’了，草莽的东西不见了。”
他坦言，当年陈柏霖演张士豪时的那种草莽已难在台北男孩身上找到，大多数台北男孩反而更像现在最流行的“都教授”，总是散发一身“文气”。然而他也不想刻意把片中的男孩弄得穷酸刻苦来迎合刻板印象，因为“贫穷是没有样貌的”。他反问：“谁真的看得出路上的人哪个下个月交不出房租的?贫穷长什么样子?其实看不出来……”
除了迥异的气质，和当年桂纶镁、陈柏霖相比，易智言发现，现在的台湾小孩比较没有方向感。当年陈柏霖和桂纶镁年纪虽小，但对未来仍然有想像，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对未来的想法很模糊。他形容这些孩子：“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什么都好、什么都不知道”。易智言猜想，这样的慵懒随性，很可能是因为台湾社会给的选择都半斤八两，让人没有热情拥抱未来的冲动。
“放眼望去，台湾给年轻人的选择都不太好，是22k呢?还是去澳洲打工割玉米?如果一个社会给的未来感只有这些选项，那就都‘随便了’。”易智言说。
贫穷世袭让台湾少年失去未来感
易智言说，在他年少的年代，只要用功念书就有阶级流动的可能，大家对未来怀抱希望;可是现在的台湾，即使用功读书，出来还是领低薪，累积财富的东西不再是知识和技术，而是“用钱来赚钱”，这对贫穷、没资本的孩子很不公平。他说：“一个社会如果是用钱来养钱，问题就大了。”这也是他希望透过《行动代号：孙中山》对台湾社会作的警醒。
也因此虽然街上“慵懒系花美男”当道，这几年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站出来抗争、为劳动阶级争取权利。易智言说，连原本慵懒的年轻人都走出舒适圈了，代表他们“被逼到极限了”。他认为抗争是好事，如果政府很厉害、大家自然可以好好过生活;但如果政府不灵光，大家出来讲讲话、参与社会，其实没什么不好。他说：“我对任何帮弱势说话的人，都是支持的”。
好导演要让演员“play”
虽然偏爱挖掘年轻素人演戏，但即使面对新人，易智言说：“我从不说‘来，我演一遍，你学我!’。”对于表演，他说：“在美国念电影时，老师曾经说，最棒的导演允许演员演，英文里的演员是player，他们是来play的，你要允许你的演员play，最糟的导演才会阻止他们play。”因此他更偏爱给演员情境，让演员玩出不同的可能。
除了带表演，易智言也带“心”。桂纶镁前年得金马影后时，特别在台上颤抖地谢谢“父亲般的易智言导演”一路陪伴，更曾形容易智言：“他给我一个完整的世界，而不是告诉我功利的‘黑’与‘白’”。《蓝色大门》至今12年，桂纶镁、陈柏霖每回遇上人生关卡、或者获得奖项殊荣，第一个挂在嘴边感谢的永远是“易智言”。这回新片上映，二人也热情透过各种管道为恩师宣传。
被这些演员当成人生路上的重要师友，易智言说自己的压力确实不小。他形容：“触及到一个生命、或者被一个生命触及，你都是要对他们负责任的。毕竟你改变了他们生命的方向。”
直到现在，桂纶镁等人遇到人生关卡时，仍然会询问易智言的意见。易智言说：“我会告诉她我的做法，但同时我会提醒她，‘妳要考虑到我是一个男的、我已经几岁了，所以我会这么做;但妳的身分、年纪、个性和我不一样。今天妳是女生、29岁，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妳要用妳自己的身分做选择’”，他认为，比起直接给年轻人标准答案，如果能帮他们建立思考方法，那才能受用一辈子。
不迷信大制作：台湾导演适合当“精致小农”
这次《行动代号：孙中山》控制在台币三千万左右，易智言自认这是个很适合台湾电影规模的小成本，不会向往这几年华语电影圈迷恋的“大制作”。
他说，台湾的市场规模玩不起大制作，法国、澳洲这些小地方也同样不适合，毕竟大制作的标准来自好莱坞、是帝国生产模式，只有大市场才适合玩大制作。就像美国土地大，可以大规模农耕，但台湾的土地崎岖狭小，就适合“精致小农”。他认为台湾应该找适合自己的电影生产模式。
然而，近年许多台湾导演投入两岸合拍、或进行各类型跨国大制作，易智言认为这也很好，只是他自己不适合，因为创作已经充满枷锁了，得挑战自己的才华、甚至洁癖，已经够不自由的了。倘若要加上其他市场的审查，真的太让人疲倦。
他认为，创作最可贵的就是“诚实反映”。他感慨自己花了这么多年时间争取到一点创作空间，不想再多为自己设下新的枷锁。他也调皮地说，如果作品够深刻，如同《蓝色大门》，即使不在某些地方发行，也还是会悄悄影响当地被压抑的、性向暧昧的青少年。这样未尝不是件美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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