削藩策、分税制与316万个千万富翁 -

　　动辄八位数的一线城市房产集体松绑，救的是市场，还是“新藩”？

　　316万个富翁和新时代的“藩”。

　　最危险的削藩策

　　皇帝，是个高风险职业。

　　从秦朝到清朝，中国有大概不到340个皇帝，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一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死于非命。这导致历史上的皇帝的平均寿命仅39.2岁。如果把割据小朝廷的皇帝也算进来的话，那660多个皇帝中非正常死亡的比例更高达44%。　　

　　皇帝之所以死这么多，主要是考题太难了。中国皇帝的都要面对两次考试，一次是“削藩”，另一次“传位”。咱们这次主要讲讲“削藩”。

　　所谓“削藩”，可以指狭义上的剪除皇族藩王，也可以指广义上的削减权贵集团。每个皇帝上台前后，第一道考题就是“削藩”，有的人面对的是自己的兄弟叔伯，比如烧成灰的朱允炆，有的人面对的是强大的功勋权贵，比如面对司马师的曹芳。　　

　　这帝王第一题的难度之高，超乎想象。削藩削的急了，就会有朱棣、秦王这种狗急跳墙之举，轻则国家内战元气大伤，重则直接一命呜呼青史抹黑。朱允炆被他叔叔逼死南京城头，一个让大明囚犯少了三分之二的仁德皇帝，被编排成了喜爱巫术沉迷女色的纨绔三代。削藩削的轻了，权贵尾大不掉，甚至皇权旁落，手令不出紫禁城，比如临死都没从东林党追债成功的崇祯帝。　　

　　哪怕青史留名的能君，也常被“削藩”给难住。汉景帝何等道行的明君，因为削藩也闹出七王之乱，差点把文帝的遗产给折腾光。十全武功武德溢出的乾隆，1736年登基之后，整整十年夹着尾巴做人，从来不敢整大臣，直到1745年之后才敢出手，整饬权贵。

　　中原王朝，要不两三代而亡，要不就是两百年朝上，很少不上不下的。全都是因为削藩这个考题太难。削藩策考得好，王朝至少150年起板躺赢，削藩策不及格，五十年就是上限。

　　“中央有高人”

　　铺垫了这么多，肯定有读者要问这考试咱们考的如何。

　　一句话，A+。

　　1980年之后，国内为了刺激经济，开始了包干制的税收办法。为了刺激地方搞经济的动力，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约定一个包干基数，地方向中央上交这个基数的税收，而多余部分归地方调配。而且地方上财政税收不分家，税务局的屁股坐在本地本区。经济利益之下，各地方当然各显神通。出现了广泛的减免企业税收（避免向中央上交），藏富于企，企业再向地方政府交纳 “企业上缴利润”（非税收入，地方留存）。　　

　　十年下来，导致地方越来越富，中央越来越穷。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下降到临界值，甚至出现了三次“中央向地方借钱”的诡异行为。1991年，中央财政十分困难，时任财长王丙乾迫于无奈，在财政会议上搞“募捐”，每个省从1000万到1亿不等。地方积极性不高，个别省份的财政厅长直接顶回去：“跟我要钱，我可没有”。到1993年中央财政只占全国财政的22%，地方占到78%。一些大省如广东上海，颇有点财力胜过部长的态势。可以说岌岌可危。

　　这藩已经大到一定程度。这道考题已经难度爆表。

　　如果不强硬集中，中央穷而地方富，有盛唐之患。强硬把税收集中到中央，一方面地方发展经济积极性将大大消退，不利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地方的既得利益已经很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并非一纸命令可以解决。

　　于是乎，分税制凌空而出。用了三个锦囊就解开了这超难之题，分权分税、拆分机构、返还挂钩。

　　首先将全部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当时的大税，增值税大头（75%中央，25%地方）和消费税都划归了中央。其次拆分机构，把地方财政和税务拆开，把税务拆成国税和地税，搞成垂直管理，保证收税的人屁股坐在正确的方位。

　　如果只是这两条，那顶多也就60分，甚至还赶不上汉景帝的水平。分税制的高明，就高明在第三条返还挂钩。

　　当时分税制刚搞的时候，税收大省非常抵触，以岭南为代表的一些省市，明确要求恢复包干制。为了保护这些省的既得利益，同时保护他们发展经济的动力，因此祭出了最高明的返还挂钩。

　　首先中央提出，虽然中央把最大的消费税和增值税拿走了，但是可以向地方全额返还。分税制当时1993年财政年度未完，中央再让一步，同意税收返还以 1993 年为基数（而非税收少的92年）, 将原属地方支柱财源的 “两税” (增值税和消费税) 按实施分税制后地方净上划中央的数额 (即增值税 75 %+消费税 - 中央下划收入), 全额返还地方。地方为了多拿返还基数，因此在1993年剩下的几个月里，把过去几年的欠税都征了上来，导致1993年财政收入暴增25%。

　　1993年，各省把基数做大了，1994年或者增量少了，或者没增量。但是，至少我把制度先改了。如果因为争论基数，这次方案通不过，改革就得延期1年。我宁可在以1993年为基数的问题上给你让一让，地方同意改制度；以后再有增量，那我就拿大头了。

　　朱总不愧政治家，以放弃基数年的争论，换到了最关键的增量分成

　　然后中央又提出，既然返还基数是以1993年全额计算，做出了退让，那么增量需要中央跟地方以10:3的方式来分配，也就是以1993年为基准，后边年份如果新增13亿税收，则中央拿10亿，地方拿3亿。

　　因为中央只多拿增量的部分，因此地方在这种返还机制之下，还是能保留绝大部分的税收，似乎对既得利益影响不大，再加上其他的政治协调，因此主张包干制的几个省最终也同意了这个方式。

　　然而，地方算账还是没算的过中央。

　　如果中国的增长如同美国一样，每年增长个3%，那么这套机制之下通过税收返还，地方还是占大头，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了所有人的预计。因为增长部分是10:3，所以时间越长，基础返还部分占比就越小，增长部分占比就越大，中央的占比也就越高。地方占总税收的比例，1994年是88%，假设税收增长速度是20%，那么到1998年，占比就会锐减到了54%，但如果税收增长比较慢，这种下降则不明显。

　　参与过分税制谈判、后来官至财政部长的刘仲藜回忆说

　　后来，各省财政厅长、局长都说，这个设计非常高明，，财政部真是有能人。按照这个设计，如果每年增收10%，那么基数越大，最后返还整个比例就不是10：3了。大概是2~3年会减1个点，增速不太快的时候，这种比例下降是缓慢的，不动声色，不易察觉。但是后来经济发展也快了，税收好了，返还整体比例下降得非常快，而且税收越多，增长越快的地方比例下降越快。

　　这样，通过一个返还，即搞定了地方既得利益的诉求（1994年税收大头88%留在地方），又通过增长，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将地方占比逐步下降，越是地方经济增长快的，下降的也越多，相当于定点打击了几个刺头省份。十年下来，随着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增长和垂直管理的税收系统的高效运转，税收总额快速提升，地方的税收占比也快速下降。

　　2015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原来的22%，暴增到50%，而中央又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将增加的收入转移给地方，无声无息之中，削藩大成。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削藩

　　削藩这事，难就难在削了一藩，另一藩又会冒出来。

　　崇祯上台之后也是成功削过“藩”的，至少宦官集团被他三下五除二给干翻了，否则也不会皇位坐十几年（明朝皇帝尤其容易暴毙，淹死的、吃药死的，崇祯能坐十几年龙椅，水平算是不错了）。但是一个削的太狠，导致削另一个东林党的时候没了刀削不动，最后还是棋差一着。　　

　　分税制如此天才的政策，解决了前一代人的问题，不见得能解决后一代的问题。

　　疫情三年，天下疲敝。但是最近招商银行出的一个报告，似乎显示了另一幅图景。

　　9月1日，招行发布《2023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根据报告，2022年，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316万人，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183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01万亿人民币。　　

　　这是什么概念呢，10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三个德国的GDP。日本战后七十年苦心经营，不过攒了411万亿日元的海外资产，也就是22万亿人民币。咱们这头部的316万个富翁，相当于日本一亿人七十年积攒的所有海外资产的四倍。

　　2022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五个省市的高净值人群人数占全国总数比例约为44%；其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占全国高净值人群财富比重约为60%。　　

　　国内的税收，大头是流通税，小头是所得税。

　　从上边这个图里可以看出，财富大头来自于工资，需要交所得税的，不过是27%（职业经理人+专业人士），而其他四分之三，则受个税累进税率影响较小。月收8万以上，个税税率就到了45%，但是真正巨富们以小目标计的资本利得，税率不过0%-20%。在这财富顶端的人群中，已经形成了越是巨富，税赋比例越低的情况。

　　而且，中国40岁以下的群体占比达49%，相较2021年的42%上升了7个百分点。29岁以下的高净值人群占10%。半数富豪在50岁以下。我们国家这些富人，比西方国家更年轻，余生时间更长，也就更能积聚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