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媒的笔杆子董郁玉，竟是潜伏了30年的日本间谍。作为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他为美国写文章大肆鼓吹西方教育，为日本搞情报甚至刻意把自己打扮成日本人。
董郁玉出生在辽宁抚顺，作为普通人家的孩子，他成功的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进入了光明日报工作，本是一件很令人自豪的事情。后来董郁玉得到了公派留学的机会，他去到美国哈佛学习，而也正是这次，董郁玉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所以即使是公派留学，国家提供的补贴往往也很难维持所有的开销，所以很多人在做好本职任务的同时，也会选择去做一些兼职，赚一些外快。在国外，董郁玉也会在当地的媒体发表一些文章，很快，他就引起了美国的注意。于是为了讨好美国，董郁玉开始发布一些污蔑、抹黑中国的文章。从此，董郁玉一步步因此滑向投敌卖国的深渊。
最近，反映人民教师张桂梅的电影《我本是高山》口碑翻车，观众大失所望，甚至有几分恼怒。因为人们期待的那种人民教师的形象没有出现，出现荧屏上的故事，是贫困山区的女孩上网吧逃课、母亲酗酒等等魔幻情节，张校长办校的全部动力和精神寄托不是承继江姐那样一心为人民为信仰的英雄，而是仅仅局限在对亡夫的追念和对鬼神一样的魔幻寄托上。
著名文艺评论家陈先义老师说：我们的媒体在宣传时，常常把张桂梅比喻成“中国的特雷莎”。这个一听让人恶心的比喻，不知有关部门思考过没有？特蕾莎是一个体现西方价值观、符合资本主义本质的人物，这与我们的英雄张桂梅格格不入。用这样两种价值观的形象作类比，可以说不伦不类。这部电影，贯穿的就是这个思路。
为什么会这样？
一是长久以来，我们一些号称影视界被追捧的头面人物，言必称好莱坞，言必称西方，把那些西方院校的所谓西方文艺价值观理论，拿来糊弄我们的政府官员。我们的不少官员又不是什么专家，也不太读书，已经分不出什么东西方，只要赚得票房，年底有个好看的几百亿数字，对上就好交代，就认为完成了任务。
二是我们很多作家已经不会写符合我们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求的主旋律电影电视剧了。一写就要想到什么男女、什么人性、什么感官刺激等等，被资本牵着鼻子走走惯了，资本票房成了一切问题的着眼点。
三是市场万能。文化是产品，也是一定意义上的商品，但是它绝不同于摆在超市货架上的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它是观念形态的东西；它附加的功能有娱乐的意义，但绝不等于娱乐，它要传达思想观念和政治诉求。投资人都是资本家，出了钱的就要发言，就要求说了算。比如，它要求《雷霆战将》的女兵必须超短裙，师长必须穿西服，你导演不听行吗？有人投资某电影，他要求把他三亲六故小情人弄个角色，你不干人家就撤资。这样一种生态，放任资本介入文化，这是一个极其重大意识形态的问题。
现在，从食品、药品到文艺作品，无处不充斥着有毒样品；从厂地、校地到思想高地，没有几块干净土地。
教育乱象环生，医疗乱象环生，文艺乱象环生，更有意思的是，舆论也乱象环生，撕裂，对立，纷扰，喧嚣，甚至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今天的社会问题，有人说是c富，有人说不是c富，而是富人的钱是怎么搞来的？有人说是c官，有人说不是c官，而是这些人的官是怎么当上的？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路不拾遗夜不敝户，到朝鲜今日的八无一有（没有失业者、没有乞丐、没有流浪汉、没有赌博、没有吸毒、没有卖淫嫖娼、没有贪官、食品没有假冒伪劣、人人有住房）可以看出：私，是社会万恶之源。价值观乱了，一切都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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