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货币战争》一书，很火爆，据说连正版加盗版，发行量达数百万了吧。我没有看，因为看到封面上“编著”两个字，就知道该书不会太严肃。一个严肃的话题以不严肃的方式表达，会消解其意义，只会让读者将其作为猎奇的一种。胡祖六出面批评，又引来诸多反批评。王小强先生的书，就严肃多了。我说的不是语言风格，他写文章一贯不太正经。我说的是研究方式，该书真的做到了无一字无出处，注释比正文还长。他对“货币战争”的分析，就显得难以回避了。这是读《投机赌博新经济》之后写的书评。 以上两本书均有出售，《货币战争》定价38元，《投机赌博新经济》定价90元，欲购者请联系01062760856或[email protected]。
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
天才的论断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让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它的价值。
马克斯·韦伯对他所处时代的德国有尖刻的批评，说德国上下弥漫着“软乎乎的幸福主义”以及由此导致的“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如果有人在读书时对这样的说法感到困惑，不知道这种软乎乎、懒洋洋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请看一下当下的中国吧，它正在中国第二次出现。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中国崩溃论早就没了市场，国内外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至少还可以以目前的增长速度维持大约30年。连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力挺中国股市，称至少在2008年奥运会前看好中国股市的前景。2007年的7月份，“股神”巴菲特将手中的中石油股票清仓，赚走了35.5亿美元，过了不久，他又后悔了，放话出来说，如果中石油的股价下跌，他还会买。
从民间到知识界，都被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表面繁荣所陶醉着，并梦想这样的繁荣会一直持续下去，最后惠及每个人。经济学家们是全球化的热烈拥护者，他们不但呼吁中国跟世界全面“接轨”，全盘接受美国设定好的游戏规则，有些人还企图推倒一切可能阻止全球化的障碍。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就说，不能提倡爱国主义，大家都爱自己国家，世界怎么能和平呢？他老人家不止一次鼓吹过全球化会消灭战争，全球化了就不再打仗了这种观点，仿佛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的战乱和冲突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
近代以来，中国两次深刻地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强盗因为中国拒绝购买他们贩卖的毒品，就以“传播文明”、以“自由贸易”的名义侵略中国，迫使晚清政府割地赔款，中国成了列强的银库和产品倾销地。第二次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利用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吸引外来投资，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打工厂”。
两次的国门大开，一次是被动，一次是主动。在饱受列强欺压的100多年里，中国的知识分子求经盗火，为了寻求救亡和自强之途，奔走呼号流血流汗，堪称“悲剧”。而列强在“夹了尾巴逃跑了”后三十年，又“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回来了”，这一次却让中国的知识界夹道欢迎，一朝将帝国主义的罪恶全部忘记干净，仿佛今日之“全球化”乃是帝国主义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后蜕变成的一只洁白的鸽子，来到中国是解救受苦受难的中国大众的，实乃一出“笑剧”。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忘。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进步者引用，反动者同样可以引用，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一种错觉：只要是一个势不可挡的大趋势，就要接受，而不需要问对错，不需要问值得不值得。全球化就是这样一种浪潮，汹涌到无可抵挡，但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就是好的，一定会给中国带来福音？全球化是中国的机遇，同时是否也有陷阱？中国如何在把握机遇的同时避免失足？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对当代世界经济体系、对全球化本质的认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界乃至思想界在世界大潮的裹挟下丧失了认识问题的能力，孤立地、非历史地理解世界，变成了一台幸福泡沫制造机。
所幸，在一片狂欢之中还有冷静深思的人，还有一个坚守着国家民族利益底线、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全球化时代本质的知识分子群体，王小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之中唱反调的人，唱反调是不讨喜的，这也注定了他的声音的边缘地位。如我的朋友程巍教授所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剥削是无罪的，谈论剥削是有罪的。
1980年代，30出头的王小强便担任了体改所的常务副所长，是名副其实的老资格的改革派。认识王小强先生是在四五年前对他的一次采访（他坚持说是闲聊），听他谈起那个时候以亲身参与改革开放决策的过程，他的经历让我十分羡慕，因为如今的年轻人再也没有这样的机缘，难以再有此“奇遇”了。但王小强先生近年来从改革派变成了“反思改革派”，因为他发现今日的局面不是他们当年想要努力的结果，同时意识到未来隐患重重。他对当下改革开放的势头和前景表示忧虑，一本一本地写书呼吁中国警惕来自各方面的危机。《投机赌博新经济》便是他的一本力作，同样是一本“忧国之作”（张承志语），也是一跟刺破懒洋洋的乐观泡沫的钢针。
如果有人对我把帝国主义和全球化进行“简单类比”表示不满，那么请读一下这本《投机赌博新经济》。这是一本致力于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本质的书，是一本揭示西方强国（主要是美国）如何在传统的炮舰政策之外使用新的手段（主要是金融）剥夺弱小国家，以及这种剥夺如何可能的书。王小强先生说，他在写作的时候时常想起“察见渊鱼者不祥”这句古话，写到胆战心惊手心冒汗，而读这本书，也读得人不寒而栗。
二
闻道有先后。王小强先生曾对我说过，不懂经济，就不能理解政治。我也曾经上过一点经济学的入门课，但忘得差不多了，记得最清楚的感觉是这门学问极力通过使用数学工具把自身打扮得“有技术含量”，为此不惜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听经济学家们说话，往往能感觉到话语背后流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味道，通过把自己的学科装扮得更科学，以争夺更多份额的话语权。这是很令人厌恶的。王小强先生谈经济的书没有使用什么数学模型，但把复杂的问题讲得很清楚。顺便说一句，王小强有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不那么干想必不是因为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写书不是为了卖弄学问，不是为了拿什么奖，而是是像一个站在船头的了望者那样，大声呼喊，警示我们这些坐在船上的人和开船的人，前面可能有礁石。
经济学的课堂没引起我了解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兴趣，反而是日常的经验触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今年早些时候，单位组织了一次到柬埔寨的集体旅游，大小吴哥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倒是美元在这个贫穷国家的流通给了我一个疑问。之前也出过几次国，但去的都是发达国家，在当地要使用本国的货币，很少有地方接受美元。可是在柬埔寨，美元是流通货币，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街头跑的三轮车也以美元计价。从这点上看，柬埔寨比欧洲和加拿大更加“国际化”。
柬埔寨这样的穷国，接受和流通美元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不需要借助太多高深的理论，凭借常识和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我觉得我也算得过来这笔帐：美元在柬埔寨流通的实质是美国对柬埔寨的盘剥。
美元是纸币的一种，本身没什么价值，一张100美元面额的纸币，本身并不值100美元。美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美国国家信誉的保证，是美国对持币人负债的证明，可以拿美元买回美国的东西，当然也能买回别国的东西。有国际贸易就有货币的流通，中国人和美国人做生意，就有美元流入中国，变成外汇储备，由国家管理，用来投资美国国债等。现在中国持有过万亿的美元储备，就表示美国欠中国价值超过万亿美元的财富。假定柬埔寨流通的美元总量为N，理论上，柬埔寨是可以用这些美元从美国兑换回来价值N的产品和服务的。但是，像中国这样持有美元外汇储备和柬埔寨那样任由美元流通是不同的，中国的美元未在中国境内流通，也就是说没有永久性地留在中国，至少在理论上（也仅仅是在理论上）是有可能从美国购买产品和服务回来的，但在柬埔寨流通的美元，却永久地停留在柬埔寨国内了。
货币是和一国的财富相对应的，纸币的价值有实实在在的财富作为后盾才可能实现。如果纸币增长太快，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跟上，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即所谓钱不值钱了。美元是个例外，由于大量欧洲美元和亚洲美元的存在，实质是其他国家在用自己的财富撑着美元的价值，如果让全部美元都回流到美国，那么美元面临的将是大幅的贬值。相反，美元在其他国家的流通，比如在柬埔寨，实际上对柬埔寨瑞尔产生了挤出效应，在推动柬币的贬值。
很多落后国家大量流通美元，是出于对本国经济的不信任，认为美元有美国的经济实力做抵押，是安全的。可是美国不是慈善机构，不会开动机器印刷一堆美元出来帮助穷国解决货币流通问题，可能的逻辑一定是，穷国拿同等价值的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和服务换回美元，在国内使用。如果柬埔寨全国持有数量为N的美元，那么就意味着有价值N的财富从柬埔寨流到了美国。（N里面包括了柬埔寨海关工作人员向入境外国人勒索小费而接受的赠予，也有一部分外国援助，为了叙述方便，不做区分。）一言以蔽之，美国人开动机器印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纸，就永久地换回了与货币面值等额的资源和产品。这是赤裸裸的掠夺和盘剥，不是吗？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国际经济体系本质的认识停留在教科书式的表述，即发达国家低价买入原材料，高价卖出制成品，借以盘剥落后国家。但这个现象让我认识到，还有更方便更快捷的剥夺方式，那就是印一堆花花绿绿的纸就把人家的东西弄走了，多么的轻松，同时又是多么的文明啊。一位同事以前就去过柬埔寨，在找零时收下了一些美元，他一直等着再次到柬埔寨的时候把它花出去，因为这种美元太老旧了，在美国都已经退出流通了，也就是说在美国都无法兑换的美元，柬埔寨人还在欣然接受。这就不光是花花纸了，而且是彻底的废纸！
柬埔寨这样落后国家基本都经历过殖民的历史，被宗主国盘剥和压迫了多年，留下一个积贫积弱的烂摊子。世道变了，殖民地独立了，列强不再能直接控制和榨取了，新的世界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世界，但是，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参与方都受惠吗？恐怕不是。乌拉圭记者出身的学者、《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断言：所谓国际分工就是指一些国家专门获利，另外一些国家专门遭受损失。
很多人认为，殖民和自由贸易是不可以相提并论呢，前者是抢劫，后者是贸易，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是，正是因为有这种差别，这个新的游戏规则才更坏，因为它使得盘剥的主体消失了，让被盘剥者受害的感觉隐形了，让受害者找不到施害者的身影。1970年代，美国在柬埔寨策动政变，扶植傀儡朗诺政权上台，同时为了追捕越共在柬埔寨狂轰滥炸，造成的死亡人数，我看到的统计数字从15万到100多万不等。这种对赤裸裸的加害，柬埔寨人是感觉得到的，他们的仇恨是有目标的，他们知道是美国人威胁了他们的安全，压迫了他们生存的机会。这是老式帝国主义的“可爱”之处，他害人，也让人知道是谁在害你。可是新型帝国主义却不同了，它温文尔雅、和风细雨，在自愿、双赢的面目下做本质上相同的事情，甚至让受害者都爱上了这种伤害的方式。
柬埔寨人以美元作为结算方式之一是自愿的，不是美国人逼的，但自愿可以成为为剥夺的辩护的理由吗？政治哲学里有一个命题，人有没有自愿当奴隶的自由。多数人的回答是没有，因为一个人如果自愿选择做奴隶，一定是由于外在因素导致的，人不可能自由地做出这种选择。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动要求和自愿接受被盘剥的命运，自愿的背后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选择权被剥夺了。如今的国际格局，表面上看改变了，没有直接的压迫和劫掠了，但剥夺的本质没有变，可怕之处在于，这种新形剥夺的隐蔽性太强，往往连被盘剥者本身都意识不到，甚至会否认被剥夺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更坏的时代。
中国不也是美元武器的受害者吗？中国以“世界打工厂”的地位，损失了一代年轻工人的健康和福利，以血汗赚回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只能拿去购买美国国债，补贴美国的财政赤字，支持美国发展它的命脉产业。在一通战略对话的压力下，人民币升值，美元相对贬值，中国的美元资产的一部分就在这一过程中蒸发掉了。
《投机赌博新经济》引用墨顿·米勒（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话点出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的实质：“我们指挥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些费尽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奇妙的汽车、照相机和机床。而我们又给你们提供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乔治·华盛顿的一些头像。”
三
从美元强权的表象不难推导出美国以美元霸权在全球征收“铸币税”的本质，但这种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为何能够起作用，则不是靠常识推理可以得出的，而必须要回到历史，深入现实，搞懂世界经济体系的最深层次的变化。就我个人的思考而言，王小强先生的《投机赌博新经济》恰好提供了这样帮助。
经济发展需要货币，如同身体需要血液一样。纸币产生之前，人类有相当长的直接使用金银等贵重金属作为货币的历史。西欧在历史上的发展是与对外扩张和掠夺同步的，而对外掠夺的主要物品之一就是美洲的白银，这使得欧洲获得了发展的润滑剂。在后来与中国的贸易中，由于持续对中国保持逆差，大量的美洲白银就经由欧洲再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就是英国无法以正常的贸易方式扭转白银流出的趋势，非正常贸易（贩卖鸦片）又被中国禁止后，悍然发动的侵略战争。
在纸币出现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纸币的价值是和贵重金属直接挂钩的，即纸币发行需要黄金作为储备。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渔翁得利，美国发展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直接表现为占有了世界黄金总量的四分之三。为了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1944年7月，44个国家在美国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协定，对各国的货币兑换、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资产构成等问题作出了共同安排，是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该货币体系的核心是美国以庞大的黄金储备为准备金发行美元，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外国可以用美元向美国直接兑换黄金。这等于说，全世界都实行金本位制，“经济和贸易循序扩张需要多少美元、法郎和里拉，就有多少这类货币被制造出来。真实经济和货币经济一起扩张收缩，两者以黄金为支点，保持平衡”。这个货币体系的意义在于，货币的发行不脱离实实在在的物质生产过程。为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将近30年中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在1950年代全盛时期，世界经济每年以大约7.4％的速度增长，石油和商品价格稳定20多年，利率通常在3－4.5%之间，通货膨胀几乎是零……”
这个体系无法长时间持续，也是必然的。随着1950年代以后美国国际竞争力的减弱，美国的国际收支趋于恶化，贸易逆差意味着大量美元外流，而各国政府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对美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到了尼克松时期，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了，只好“耍赖”，于1971年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随后固定汇率制也被取消，各种货币币值开始自由浮动。美元告别黄金，被尼克松称为“人类货币史上最重要的协定”。货币体系的变化带来了经济领域的根本性变化。在以贵重金属作为流通货币的时代，货币本身也是商品，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其生产要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也具有这个特点，纸币与贵金属的挂钩就是货币与生产活动的挂钩，用钱买东西或者兑换不同货币本质上都是两种价值相当的物品的交换。弗里德曼说，“从远古直到1971年，每一种主要货币都直接间接地与一种商品相联系。”但是，1971年之后，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货币与生产活动的联系就被切断了，货币变成了只有价格没有价值、由各国中央银行决定印刷多少的花花纸。
这就是美国通过印刷花花绿绿的纸票子来掠夺其他国家的本质，也是墨顿·米勒的话的真实含义。
这里就引出了一个疑问：如果说1971年之前，其他国家愿意接受美元，是因为有兑换黄金永久保值的承诺，那么为何直到现在全世界还愿意接受“乔治·华盛顿的头像”呢？为何“买卖双方、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商人和银行都有一种无法遏制的偏好，愿意以美元而不是以其他货币进行交易”呢？
王小强先生揭示了问题的本质，因为美国的霸权地位，追究到根子上，还是美国人胳膊粗力气大，船坚炮利。“凭什么世界人民爱美元？因为美国科技进步、经济发达、政治稳定、国家安全。支撑美元的，不单是世界上最多的GDP，而且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背后是最强大的军工产业。”“不可战胜的战机，是美元不可战胜的保镖。”王小强还拉洋鬼子的现身说法来佐证：
“离开一只隐蔽的拳头，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永远起不了作用——如果没有制造F－15战斗机的麦道公司，麦当劳也红火不了。而使硅谷技术拥有安全世界环境的那只隐藏着的拳头，叫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我们只用很少的纸币（美元）去交换亚洲地区丰富的产品和服务，我们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并不公平，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美国太平洋舰队。”
这才是美元的本质，这才是美国主导的全球货币体系的本质。世界前进了，改变了，但是换汤不换药，骨子里还是弱肉强食那一套！
四
王小强先生在书中引用列宁的话，西方强国对弱小国家的剥夺，是“从一张牛身上扒下两张皮来”。扒两张皮是老作法了，如今的“扒皮”方式比列宁的时代更多样，变成“多吃”了。其中的一招就是金融危机，一夜之间把后发国家几十年的奋斗成果风卷残云。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经济，这个虚拟经济是金融危机得以附着的土壤，让金融大鳄出入后发国家觅食成为可能。由于1971年之前“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性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数量”，纸币的印刷量是受到刚性的限制的，而一旦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发行货币，美元如脱缰的野马，数量激增。其他币种为了维持与美元大体上的汇率稳定，也就需要增加货币发行量，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货币发行的大战。脱缰的货币容易引起各种货币之间汇率的不稳定，国际资本为了在金融交易中规避风险，转嫁汇率、利率风险，“催生了1972年5月16日上市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外汇期货、1973年费城证券交易所的外汇期权，各种汇率型、利率型衍生工具从此层出不穷。”如今，全世界已经有1400多种金融衍生工具，数万种有价政券每天在进行交易。为了“对冲”风险，“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长期投资者都成了投机客”，更不得了的是，强烈波动的金融市场迫使各国政府出手干预，买进卖出各类金融产品，以此稳定金融市场，稳定国民经济。这背后就是天价的货币发行。
于是一个跟实物生产关联不大或者说失去了联系的虚拟经济，即金融市场被创造了出来。我们看到，股票价格不能反映企业实际运营的状况，完全呈现出无理由的上涨或下跌。观察金融市场起落的曲线，会发现它已经远远偏离了实体经济的增长轨道。大量发行的货币进入了虚拟的赌场，成为赌桌上的筹码，各国中央银行则成为庄家。金融市场像一个黑洞，吸纳了激增的货币，消解了原本应该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随着货币发行量增长而出现的通货膨胀。钱进入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场，不再是投资，而变成了投机，通俗点说就是赌博。《投机赌博新经济》一开篇，就点出了赌博与投资的区别：“什么是赌博？与物质生产没有关联的金钱交易。”放眼全球，世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引用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中的数据：“在全世界每天上万亿计的货币交易中，只有5％涉及到贸易和其他性质的经济交易。其余95％是由投机活动或套利交易构成的。”
这样一个虚拟的经济环境，把物质生产者扔进了一个黑洞，而那些缺乏赌博偏好而拒绝参与这个市场的人，其行为本身就变得更像赌博了，因为一场货币危机，一次通货膨胀就可能让不赌博者手中的财富贬值大半。不避险就是冒险。墨顿·米勒说，“既然这个世界无法消除价格波动性，不用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也是一种投机，一种赌博，只不过赌的是价格不会向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变动，这种赌博的风险可能比参与期货、期权交易的风险还大。”这个新经济体系简直是“逼良为娼”了，恰应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话，在人人都失去理智的时候，理性的选择是变得疯狂。
虚拟的经济形态为美国的金融资本在全世界食利提供了可能，以赌博为根本属性的经济也为各种基金和索罗斯这样的豪赌客提供了巧取豪夺的可能，仅靠在外汇和股票市场上的操作，低吸高抛，一夜之间就可以有数十亿美元进帐。金融市场是为了规避风险而产生和壮大的，但是系统风险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它只是被转移了，最后集中转移到迟钝的金融机构和问题堆积的金融市场。但这样的傻瓜在哪里呢？俗话说，苍蝇不盯无缝的蛋，但检索过去几十年的金融危机历史，惹是生非发大财的金融大鳄都在美国，被金融风暴席卷的倒霉市场都在美国之外，除了美国市场，好像没有哪个“蛋”是没有缝的，连英镑都被索罗斯的对冲基金算计了，庞大的第二经济体日本在美国强迫日元升值的压力下与国际接轨，最终导致财富泡沫破裂，经济十几年缓不过劲来。赌博投机的市场看起来人人都有机会，人人的机会也都是平等的，结果却是不平等的，美国人总是赢家，输家总在美国之外，所以这个游戏归根结底还是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很简单，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二以美元结算，国际银行贷款的四分之三使用的是美元，美元一家独大，其他货币无论如何也玩不起，索罗斯调动几十亿美元就能把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市场打得一塌糊涂。王小强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大象跳进池塘里”，一个小池塘里的赌客无论洗澡洗得多舒服，只要一只大象跳进来，最后的结果就是人仰马翻。
资本大鳄最理想的觅食场所是新兴市场，随着这些国家生产力发展导致经济繁荣，国民财富必然走向高度金融化，这是金融危机卷钱的基础。当条件成熟之后，投机客下手的时机便到了，阿根廷、墨西哥、印尼等国家均在这个关头经受了金融危机的洗礼。与国际接轨无论做得多么好，规则设置无论多么公平，都不能避免这个结果，根本原因是力量的不对等。1990年代，墨西哥被世界清算银行认为“对外赤字与宏观、微观经济，无论用何种标准评价都是健康的”，是“新兴国家的样板”，但在大规模的投机资本面前还是败下阵来。可见，不正视现实，不能认识新经济体系的帝国主义属性，与世界接轨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偏偏自己又没有武二郎的本事，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老虎吃掉。
五
“金融危机是一种‘富贵病’，贫穷的地方只发生短缺和饥荒，从不发生金融危机。”发生金融危机的基本条件是资产的高度金融化，目前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这样的基础，2006年，上海交易所认股证成交2349亿美元，全球第一；2006年前11个月，大陆有限几个商品期货品种，交易额超过19万亿人民币。
中国是唯一没有经过金融危机洗劫的新兴市场，同时也是国际投机资本紧盯的目标。王小强总结了新兴国家的共同道路：改革开放带来物质生产高速增长，金融自由化带领货币经济繁荣，外资抛空带来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三部曲”，是当代所有“新兴市场”的宿命。在危机发生前，总是有一段“甜头”期，在这个时期内，只要买股票就赚钱，买楼盘就升值。2006年开始的股市爆发显示，中国已经如日本当年那样，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2006年全年，股指飞升184％；2007年，股市从开年到最高点，涨幅是148％，完全呈现非理性繁荣的局面。
繁荣不是没有止境的，紧跟“追涨”而来的，将是“杀跌”。中国由于还没有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杀跌”的条件还不具备，进入中国的热钱赌的是人民币会升值，不断流入的美元又进一步推动升值的预期和压力。这种缺乏“杀跌”机制制约的“追涨”态势，等于让热钱进了保险箱，只赚不赔。中国政府对此束手无策，想提高利率收紧银根都不敢妄动，因为这会降低热钱流入的成本，鼓励热钱更疯狂地向中国扎堆。而下一步呢，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将在未来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那时热钱大举抛空进行“杀跌”的条件都具备了，席卷中国的金融危机也就近在眼前了。索罗斯在《开放社会》一书中谈到亚洲金融危机时就断言：“要是人民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的话，中国的银行系统也许已经崩溃了。”
金融危机的后果，在不同国家表现是不同的。在英国，只表现为金融危机；在日本，蔓延为经济危机；在印尼，则发到社会动荡，国家分裂。在王小强看来，如果金融危机发生在中国，那么连锁反应一定是印尼式的，甚至更惨，可能的后果就是社会陷入动乱，台湾独立，国家四分五裂，民族复兴再无指望。
一场金融危机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吗？王小强先生之所以如此“危言耸听”，因为他认为金融危机只是中国面临的各种危险中的一个，中国很可能在2008年经历一个内忧外患的“共振”，如果金融危机发生，那么后续打击将接踵而来，总的目标就是彻底打垮中华民族崛起的可能。关于这方面的看法，就要参考他的另外一本书——《史无前例的挑战》了。在这本书里，王小强集中分析了美国的国家性质，结论是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没有统一的民族和文化，唯一能凝聚国家的就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在我们“找啊找啊找朋友”的时候，美国却一直在“找啊找啊找敌人”。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俄罗斯一时没有再与美国抗衡的实力，美国已经把目标敌人锁定为两个，一是穆斯林世界，另一个就是中国，用亨廷顿的话就是“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民族主义”。中美对抗的大势是注定的，而且是由美国决定的，不是中国单方面想要与美国接轨就能改变的。对于美国而言，一个强大的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是排除任何“意识形态色彩的”，即便中国彻底与美国接轨，改变被美国人一再指责的政治体制和人权状况也无可避免。为了遏制中国，美国会使出各种办法，金融危机可能只是组合拳的一招。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认为针对中国的金融危机本质上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一样，美国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加快开放进程”，尽快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只是为金融资本卷钱服务，就庸俗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弱化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是否有可能躲过这一劫数？从逻辑上，简直没有可能。因为金融就是风险的同义词，从各国的经验看，只要金融自由化了，就谈不上防范金融风险。道理上，只有戒赌，才能防止赌博输钱。但在压力下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不可能停滞，开放门户是早晚的事，而开门则意味着危机的到来。一个危机到来，下一个就会跟进。
形势险峻，中国该何去何从？王小强先生也试图给出了他的设想，首先是要挺住，能挺多久是多久。其次有两条，一是西部大开发，中国苦练内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通过开发西部，拉动内需，改变过度依赖外向型经济的态势。一是“东部大串联”，仿效欧洲经验，亚洲各国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经济区甚至统一的货币区，共同增强抗风险能力。一介书生，人微言轻，如此宏大的设想要影响国家决策，谈何容易；至于后者，牵扯到国际合作，尤其与日本的合作，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就更显得不现实了。
结语
中国向何处去，应该怎么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大环境的认识。这个世界变好了吗？这是个首先要思考和给出回答的问题。我也看过不少与王小强先生相左的观点，把前景描绘得一片光明。但这些观点无法令人信服，因为它假设弱肉强食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只要中国接受既有的游戏规则，就能成为“双赢游戏”的一方，这等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对手的仁慈上。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持这种盲目乐观主义姿态的人，不配谈论国家战略。
这个世界没有变好，而是变得更糟。因为在本质没有进化的情况下，弱肉强食的游戏在形式上更多样了、更具欺骗性了，我相信正是这种假象造就了中国知识界一派“懒洋洋的乐观主义”情绪（也不排除买办势力里应外合，故意制造假象，迷惑人眼）。如果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判断，结果会是危险的。虽然眼前一片光明，但很有可能在玻璃墙上撞得头破血流。
王小强先生是个彻底的批判知识分子、坚定的民族利益捍卫者。对于那些沉浸在“软乎乎的幸福主义”美梦中的人，他是个搅了人家清梦的“乌鸦嘴”，他是声音在传播中遭遇到阻碍也是必然的了。读王先生的书，他的嘻笑怒骂和尽情调侃，让我在看到真相时直觉得心惊肉跳；但同时也感到欣慰，因为正是有王小强先生这样一批清醒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存在，才不至于让以整日叫喊着要“全面接鬼”为主流的中国知识界彻底沦为一出“笑剧”。
厚厚几本书，密密麻麻的注释。读过之后，我想冒昧地归纳一下王小强先生最终要表达的意思，也许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八个字最适合：放弃幻想，准备战斗。不知道王先生以为然否。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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