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达赖（上）

       全面、客观介绍西藏问题
　　首部评说《达赖喇嘛自传》的书
　　历经三十多年西藏高原的风风雨雨，足迹遍及高原大地，冰峰雪山，大漠草地，田原牧场，古老寺庙均留下了身影，用第一手资料和耳闻目睹的亲身见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征博引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材料是首次披露或公开使用，把百年沧桑、时代风云、社会责任化为笔底波澜。高角度、大视野、记录着历史深处的高原情结，思考着历史深处的忧患，展现着历史深处的变动轨迹！
　　一部述说高原沧桑岁月变迁的书
　　一部系统透视达赖这个人的书
　　上篇《沧桑高原》述说着真理、真实、真相
　　中篇《分裂生涯》揭露了黑暗、黑手、黑幕
　　下篇《挑战与应战》展示昨天、今天、明天
　　凝聚承前启后一代人理性的独立思考
　　剖析外国势力插手西藏问题的由来与演变
　　一部挑战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的檄作
　　一篇塑造我们民族精神脊梁的颂歌！
　　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间中国的政权历经变迁，但中央政府始终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的管辖。中国有56个民族，藏族人民是中年民族人家庭中的一员
　　——江泽民
　　大量事实表明，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摘自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透视达赖
　　第一章引言：从远古到今天
　　一、文明的历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满、蒙、回、藏等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共同在神州大地上林养生息，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缔造了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国家。
　　考古的发现
　　考古发掘证实，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远古时代并非一块空无人迹之地。截至目前的考古成果表明，西藏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广泛地分布着距今5—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迹。这表明此时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有了古人类活动。到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除了土著居民外，居住在黄河流域甘、青一带的羌人和北方的其它游牧部落不断南下，向西藏高原迁徙，逐渐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和藏北游牧群体，他们与原始的土著居民，共同开发这片土地，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明的遗迹。这种远古文明的主要特征与华夏大地的其它文明一样，都是以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西藏称为本教）为主体的文化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今天在西藏昌都县的卡若，拉萨的曲贡村，还有藏北广阔的高原，都发现了卡若、曲贡、臧北细石器等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是不可磨灭的实证。卡若文化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同时，它又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家窑文化类似，与同一时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美国伊利诺斯州卡本代尔南伊利诺大学吴天威教授曾撰文评论说：“近年来在西藏南部的聂拉木和东北部的昌都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而且，这些文化遗存与中国其它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甘肃、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地方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遥相呼应，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①
　　学者的观点
　　“西藏自古以来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和藏欣之间的友谊可以溯源于古代。关于藏族最早的记载仅见于中国史播。”②
　　俄国研究藏族历史的东方学者均极其推崇这些记载着中国各民族详细历史的史籍。十九世纪时代俄国东方学杰出代表比丘林在其根据中国史籍《甘三史》、《通鉴纲目》、《一统志》所编著的《西藏青海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除《圣经》以外，没有哪一本古代史对于古代各民族是像中国人对其四邻各族人民所作的记载那样，能追溯到切近其起源的。”
　　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汉族即与藏族部落有了亲密的关系和交谊，藏族从中原地区输入育蚕、造纸、制①吴天威：《中美论坛》，1988年5月，第4期②（苏）节昂列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18页墨、酿酒、碾磨、制造陶器等进步技术。这些生产技术的输入，对西藏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①
　　两汉三国时代（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包
　　②括部分藏族，均为汉族所吸收同化。。从七世纪起，许多汉族学者应聘到西藏，他们携往西藏的有天文历算和许多重要书籍，其中有《诗经》、《左传》之类的古典著作。当时，西藏名门贵族的子弟也被派到唐朝学习，中原文化
　　③传人西藏，促使西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久远的从未间断的文明，这是中华文明异于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文明的最显著的特点。
　　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个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还是自甲骨文以来以各种方式记载的文献资料都是详尽而丰富的，尤其是连续不断的。如果把中国历史的这些特征放入全世界几个延续最长的文明区中观察，就会发现它上述明显的优势；如果再把这个与目前全世界已经流行的社会科学中关于文化、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建立时，对这个明显的优势谈不上充分运用，甚至谈不上有所运用。最多只能是有所提及，这不能不说令人遗憾。”④
　　张光直先生进一步指出：“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
　　⑤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运用于西方文明史”。换个意思说，仅仅用西方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看待中国文明，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则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学者关于古文明的研究成果正逐步引起世界瞩目。
　　世界著名古代文明研究权威、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戴丽博士最近指出：“以往，我们西方学者总以西方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古代文明，现在我们可以倾听到中国学者从他们的视角探讨世界古代文明的声音了，并从中学到一些我们在西方学不到的东西。”①
　　中国文明的一般特点不仅在于它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方之一，有人类历史上最早最长的编年史，不仅在于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最古老的文明系统和最古老的民族，还在于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像欧洲文明那样是由点到面的发展或称扩展，而是中华民族通过万年以上的漫长年代在辽阔的地域上长期积累酝酿而汇聚起来的。
　　古文献的记载
　　公元1434年成书的著名藏文文献《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今译为《汉藏史集》载：“最初，在玛卡秀地方的上部有仁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内部上族系，为东氏、穆氏、冬氏、塞氏①范文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杂志，1950年第1期，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129页②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杂志，1950年第1期，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129页③同①④转引自尤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⑤转引自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①《我世界古文明研究赢得发言权》。《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7日等。据说由此四族分出大部分吐蕃之人……内部四族系格襄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是门巴本身的族系，还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
　　①及工布人”。这是藏文文献中关于藏汉民族同宗同源关系的古老记忆。
　　在汉文文献中，这类记载则几乎随处可见：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认为藏族与汉族同属黄帝的子孙、藏族是由其中的一部分演变而来的。《旧五代史·吐蕃传》中记载：“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为吐蕃。”认为藏族与已溶入中国各民族（主要是汉族）的鲜卑族同源。《新唐书·吐蕃传》则记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日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印证了这些汉藏文史籍中的记载，即不管是羌族、鲜卑族、汉族还是我国的其它民族，都与中华文明的代表人物黄帝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炎黄子孙。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米，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也证明着青藏高原的原始土著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与它周围的各个民族、部族，部落或民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在生产、生活中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今天藏民族的祖先。
　　遗传学的验证
　　遗传学的研究提供了中国各民族长期交融，共同创造了中华古老文明的例证：贵阳医学院遗传专家近年对贵州汉族、苗族、布依族和水族人群线粒体DNA多态性进行研究，从分子生物学水平上揭示了这些民族间的亲缘关系，其中汉族和苗族亲缘关系最近。与史书关于汉族的祖先华夏族和苗族的祖先“九黎”部落公元前2700多年均居住在黄河流域，汉、苗两族有着相同起源地的记载相吻合。①
　　从人种学角度来看，汉、藏两个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如两个民族同属蒙古人种。从染色体或人体骨骼来进一步研究人类血源关系，北方汉民族与藏民族的血源关系比北方汉民族与南方部分地区汉民族之间的血源更为亲近，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利用这种世界最新的高科技手段，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提供了严谨的科学依据。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红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研究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②①《汉藏史集》第12页，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①1997年10月7日，新华社贵阳电②见199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语言学的渊源
　　据语言学的研究，藏汉民族的语言是同源的，一些基本词汇的发音几乎是一致的。例如，人体五官名称的发音都是非常接近的，现在能查出的藏语
　　①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个，汉、藏两种语言在构语、发音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以语言学家公认最稳定的动词而言，动词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通常不会发生变化，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将不同语言的动词进行比较研究可追溯他们的祖先。汉语中的动词如：走、视、译、卡等，在藏语中分别为“zho”“si”“yir”“ga”。此类语音相近、语意相同的词汇在汉藏两个语言中不胜枚举。地名也是个相对稳定的事物，二三千年前的地名仍在使用者不乏其例，如洛阳、邯郸等。从汉藏民族交界、混居地区的地名，风土人情中也可反映出汉藏民族交往源远流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语言上的密切关系还可作这样一个比较：汉语中的北方语用21个声母和36个单、复、鼻韵母就可将整个语言注音下来，而南方的粤语、闽南、闽北、客家、江浙等方言却需要比北方语言多得多，甚至多一倍的声、韵母才能将其语音记录下来。同一种语言内部的这种巨大差别可反证汉藏语言在构词、发音方面共同之处的重要含义。还有资料说嘉绒藏族是远古从西藏腹地迁徙而来的，而在藏语中“嘉绒”一词是山谷里的汉人的意思，但嘉绒语又是保留古藏语最多最完整的语言，藏汉民族的同宗同源，于此可见一斑。因此，语言学上称藏语和汉语为汉藏语系，其中自有道理。
　　文明发展的结论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着史前时期的青藏高原、天山地区，自然环境远非现在这个样子，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草木茂盛，是各种动物及原始人类生活的极佳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人群绵延不绝地向西部的青藏高原，新疆和中亚地区迁徙，这些西部高原上的人群同时又不停地穿过横断山区和河西走廊迁回到中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故土上，漫长的年代里，这种迁徙运动是相向的，持续不断的。并且至少在16世纪之前，中国人是相对独立和封闭地活动生活在至少以新删、西藏为界的中国这块半岛形的大陆上，外来因素渗入小，外来影响亦小，在这块大陆上无论来回怎么迁徙、怎么活动的都只是这群人。正因为如此，在中华民族中，汉族是由西羌、北狄、南蛮、东爽四夷少数民族在中原汇聚而形成的。保存完好、脉络清晰的历史记载表明，商周时期（公元前1700—800年），中原地区商族、周族与周围各族发生、发展了紧密联系，导致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同化。在此期间，以夏族、商族、周族为主，吸收夷、蛮、羌、狄等民族成分，演化成华夏族。
　　春秋时期（公元前800—250年），百越各族、匈奴族的众多人口加入到华夏族之中，从而初步形成了新的人们共同体——汉族。在绵绵历史长河中，汉族就是这么一个人们共同体，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共同①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俞敏《汉藏同源词谱稿（续）》，转引自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见《新华文摘》1995年10期文明的作用下，通过密切交往，自然融合，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国土上数量占绝对多数的人口，今天的汉族，不是自发源时起至现在某一民族的延续，而是众多民族交叉融合的结果。同样，为数不少的中原人，到了西藏这块高原地区，也被逐渐同化。藏族实际上也是由古代生活在这块高原地区的诸多部落、诸多种族交叉融合的结果。
　　周恩来总理曾指出：“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之所以人口这样多，就是因为他吸收了别的民族。”①
　　毛泽东主席曾用幽默方式谈到中华民族这种强有力的吸收融合和同化关系，他说：德国人李德（李德在红军长征前后一段时间任过军事顾问）娶了个中国老婆，生的孩子是黄皮肤、黑头发；中国人李立三娶的俄国老婆，生的孩子也是黄皮肤、黑头发。你们看，中华文化的同化力有多大。
　　五千年的典籍记载中国境内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先祖——炎黄，有着共同的底层民族文化和底层原始宗教的源头。汉族犹如海洋，各兄弟民族犹如大海的溪流和江河，彼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谁也离不开谁，是分不开的。②
　　一生中曾五次旅藏的法国著名藏学家、东方学家达维·耐尔先生指出：“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就与中国密不可分。无疑，藏族与汉族自古以来就在战场上和粗野的交涉舞台上不断较量过，双方都不乏诡谲与狡诈，但彼此却从未闹到要一刀两断的地步。”
　　“藏族与汉族的联系可溯至公元前。中国编年史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对这种联系有所记载。据我们手头的资料，这种联系还远非从这个时代才开始
　　③的。”黑格尔写道：“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
　　基辛格博士准确地指出：中国的民族虽有不同的语言，但却有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还需补充一点，还有共同的血缘。正是由于中国各民族有着共同种族血缘关系，有着共同的中华文化（尽管各民族文化有差异，但文化的本质和源头都是共同的），彼此血浓于水，数千年来，“大一统”的思想浸润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这种“大一统”思想决非西方观念中的狭隘的大民族主义和向外征服力，而是中华民族诸疆域向其文明中心所产生的巨大向心力和伟大的回归。中国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载表明，汉族是由四夷少数民族共同形成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今天的藏羌各族本身就是汉民族的西部源头。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第一句话就是“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后来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407—431年）也是这样认为，赫连勃勃说：“朕大禹之后……今将应运而生，复大禹之业。”两个典型例子可说明汉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同源关系。春秋时，孔子为恢复礼乐制度，曾到夏朝的旧国妃国去向那里的羌人请教夏札，并得到了指点。所以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成语：“礼之不存，求诸四夷”。另外一个著名成语“鹦鹉学舌”，则是指中国一代君主秦始皇，在未统一六国时不通中原语言的典故。这里生动地反映了夷夏，即①周恩来：《1957年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②以上参见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③达维·耐尔：《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见该书第一章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同源和融合关系。
　　笔者前不久参观了曾任十四世达赖侍卫长的帕拉·士登为登保存完好的家族庄园，使笔者感兴趣的不仅是封建农奴制度下贵族与农奴生活的天壤之别，而且还有反映华夏文明在这座古老宅邸中根深蒂固的浸润和影响。在帕拉夫人住处的一个原有衣柜上，画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俞伯牙鼓琴逢知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苏小妹三难新郎”、“十三郎五岁朝天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女秀才移花接木”等中国著名古典文学故事；在庄园经堂上，装饰着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故事的木雕，经堂佛像旁边，则摆放着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著名古代故事画。如果不是知道在西藏，不是房屋建筑风格的不同，人们完全有走进内地旧官宦之家的感觉。经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批准在色拉寺学习了十年并一直受到其特殊关照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在其《人藏纪行》一书中写道：“在建筑的细微部分，汉族的式样相当多，在这里可以看到受汉文化影响极强的西藏建筑物。”①
　　在刚刚结束的《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50多位专家学者指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万年史而非五千年史。比如，传说中黄帝之妃嫘祖发明的蚕丝，在已出土的六千年前的江、浙古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七千年；代表农耕文明的湖南渲县彭头山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九千年。并特别指出，中华文明之源并不限于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汉族的祖先华夏族是南北各族接受夏文化后逐渐融合而成。②
　　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之民族。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良好的国家。”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充分的史实表明，中国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长达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这片大陆的土著。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存在过相互压迫，但中国各民族间本质上、总体上是团结友爱，是和为贵的，从来不存在西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那种关系。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虽然高度赞颂西方文明，却也承认，在中国文化中孕育人类团结的精神，预示着人类美好的未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是我们国家和人民最具疑聚力的根。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吴天威博士对此曾恰当地评论说：“一般人都认为，西藏是最后一片‘香格里拉’（净土），它座落在世界屋脊。在人们脑海里所浮现的西藏往往，是一片终年冰雪覆盖、寒冷，不开放和荒凉的土地，是难以到达的外部世界。事实上，自从西藏的黎明时代始，它就在各方面都是敞开着的。”“除了地理上相邻和历史的关联外，西藏与中国密切的文化联系使任何分离都是无意义的，也成为不可能。”①
　　山南地区错那县贡巴则寺78岁的寺主江白格桑说得要直接一些，他说①（日）僧多田等观：《人藏纪行》第1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②新华社海口电，见《四川日报》1997年11月11日①（美）吴天威：《为何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第5页，第15页“过去借个钱，立下合同也要写上以两级法王，以大皇帝的名义作保证，很明确西藏属于中国，他们从来认为西藏与中国是一回事”。
　　正是同宗同源的民族关系、源远流长的文明联系使得西藏即使在中国国力最衰弱的年代都没有被分裂出去，在今天，任何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理所当然被视为对12亿中国人民民族共同感情的挑战！
　　1997年3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接受法国《国际政治》杂志采访时指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间中国的政权历经变迁，但中央政府始终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的管辖。中国有56个民族，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②
　　这是文明的历程，这也是文明发展的结论！
　　二、历史的述说
　　西藏民族与汉族以及国内其它民族之间兄弟般的关系，历史悠久，长期的人员迁徙、地域交往，日积月累地在西藏民族与汉族和国内其它民族间形成并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特别是由“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到隋唐统一，中国各民族由斗争而融合，各种迁徙交流空前频繁。盛唐帝国对各种思想，对各种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大国对各种文化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公元641年，松赞干布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联姻。同一时期，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汉族的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冶金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学知识，也传到了吐蕃，当时大昭寺，小昭寺及桑那寺等著名寺院就是融合了藏汉寺庙的建筑形式和建筑艺术而相继建立的，反映出这一时期建筑艺匠的高超工艺水平。藏民族在物候历基础上，学习中原历法，将一年分为冬春夏秋四季，开始采用12生肖纪年，使藏族地区历法有了新的发展。吐蕃时期藏医学的发展是成就最为突出的，文成公主人藏带来的大量内地医学著作，先后被译成藏文。其中《汉公主大医典》是藏族医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医著，来自中原的医学名著《月王药诊》也被译成藏文，成为藏医的重要典籍，盛唐文化大量传人吐蕃，西藏文化同各地文化的交流，形成了西藏地区传统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这对当时西藏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汉族也吸收了不少藏族文化，如吐蕃的马球戏盛行于唐朝，唐朝的妇女竟相模仿吐蕃女子的装柬等。立于拉萨的唐春会盟碑，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碑上刻着藏、汉两种文字的盟文和藏文纪事文，以及参加会盟的吐蕃和唐朝文武大臣的名称，这是记载藏汉人民兄弟情谊的珍贵古迹和有力的历史见证。正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发展的的既定事实和必然归宿。
　　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的分裂和人民起义，宣告了吐蕃地方奴隶制王朝的崩溃。在此之后近400年的时间里，西藏形成了许多封建性的分散割据势力，它们各自为政，经常互相攻伐，战争连绵不绝。与此同时，在内地中原唐朝灭亡后，先后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和宋朝、辽、西夏、金等②《江主席接受法（国际政治）杂志采访》.《人民日报》，1997年5月14日各民族政权分主中原的局面。从公元2000多年前的夏、商朝至今，中华大地出现过19个朝代，近百个地方政权，仅汉族地区内部也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封建割据、地方军阀统治的情况。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分裂、割据现象是暂时的，不会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会因为当时某个地方政权的建立，而宣称某个地方不再属于中国。这与历史上的法兰西内战，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归统一一样，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
　　西藏陷入分裂以后，各据一方的割据势力，互不统属，长期混战，人民流离颠沛，苦不堪言，现实的绝望促使人民不得不在彼岸世界中去寻找慰籍，这些为佛教在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灭佛毁法后再度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著名佛教教派噶当、萨迦、噶举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井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性的宗教势力，各自以一个割据集团作为政治上的靠山，创立学说，建造寺庙，广收门徒，扩展势力，成为后来在不同历史时期执掌政权的不同教派的社会基础。
　　西藏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止，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统一，成为当时西藏各阶层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和强烈的愿望。但在400年的时间里，当时西藏任何一个部落的力量，都完成不了重新统一西藏的任务。西藏社会不得不忍受长期分裂战乱的痛苦，社会生产力长期受到了巨大破坏，直到1247年，元朝再度统一全中国，才最终结束了西藏的战乱。
　　三、可耻的谎骗言行
　　这些年来，逃亡国外的达赖分裂集团，散布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什么“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大国”、“在这个世界上，形成国家的情况不一。形成国家以后，藏汉始终各是一个国家”，什么“历史证明我们西藏是独立的，向全世界表明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等等。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5000年的中国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着西藏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材料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西藏拉萨的档案馆中，布达拉官七世达赖寝殿“萨松朗杰（意为殊胜三界）”正中供奉着乾隆皇帝的肖像，像前还树立着一块精雕细刻的藏、汉、满、蒙四种文体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金字牌位，已树立277年，《布达拉宫胜迹志》中记述，从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时起，以后各世达赖喇嘛在每年藏历元月初三凌晨，都按时率领僧侣官员到该殿向皇帝像和万岁牌位举行朝拜，行君臣礼。这些历史见证无言地却又无可辩驳地述说着我们国家和文明的历史。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在长期的历史中，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这个全世界所公认的事实，甚至处心积虑妄图分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也无法公开加以否认。1904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发出的正式训令称，西藏为“中华帝国的一个省”。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的讲演中说：“在以往数百年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虽然十四世达赖本人在1990年出版的自传中一再讲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神话，但他字里行间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费尽心机讨好外国主人，但英国人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主张；尼赫鲁总理不止一次当面告诉他，印度不能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印度政府不承认他的所谓流亡政府，他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公开活动。在我和平解放西藏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也不得不声明：“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重申，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对这个黑纸白字记载于历史，连西方帝国主义者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依附于洋主子的达赖集团，却企图钻时光流逝，现代社会信息爆炸，人们记忆淡忘的空子，一再想把事实颠倒过来，他们多年来混淆事实真相，指鹿为马，欺骗世界上一些对西藏缺乏基本了解的外国人，迎合西方反华势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肆意伪造历史。为了揭穿达赖的谎言，我们不得不对历史作一些基本陈述。人们由此将会看到，历史事实驳斥了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散布的所谓西藏历史上是一个主权国家，西藏曾经行使国家权力的谎言，历史事实还充分证明，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大肆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完完全全是国际反华势力一手培育的怪胎，完完全全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达赖集团特别是达赖本人，虽然曾俨然声称，在西藏佛教戒律中，比丘要守二百五十三条戒，比丘尼要守二百五十四条戒，四根本戒是简单的基本的禁令，即喇嘛不能杀生、偷盗、贪欲、打妄语（即说谎）。但自己却没有遵守这些最基本的禁令，为了政治图谋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打妄语、说谎，不仅歪曲历史，而且伪造历史，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和卖国交易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
　　四、我们有权说明真实
　　西藏独立的提出，倒也事出有因！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势力掀起了瓜分中国、分裂中华民族的狂潮，西藏成了他们首当其冲的突破口，西藏独立即由此被西方殖民者一手炮制出来。只是由于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顽强的反侵略、反干涉斗争特别是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迅速胜利，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藏，帝国主义势力没有达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在近代达到了高潮，中国就像一条蚕吃过的桑叶一样，累计失去领土达300万平方公里之多，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合力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救亡图存、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斗争。正是各民族人民奋不顾身的团结奋斗，使我们的国家免于灭亡，使中国的疆土没有进一步缩小。没有斗争，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恩格斯高度赞扬说，
　　①“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卫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帝国主义的胃口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不是不想侵占我更多的土地和主权，不是不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只是一时不能完全得逞罢了。然而，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昨天，他们尚且实现不了这一图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今天，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盛，随着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迅速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他们的这种图谋，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愈益渺茫了。所谓“西藏独立”，在今天完全成了西方反华势力分化中国，遏制中国的阴谋。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本身是再简单不过，清楚不过的历史事实。它的确定不移，就和北京是中国首都，华盛顿属于美国一样的简单明确。但是受国际反华势力支持、怂恿的达赖分裂集团，却长期散布谎言，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把①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中国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说成是“侵略”；把历史上反动、黑暗、残酷的被已故班禅大师称为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说成是“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掩盖历史的真相，欺骗世界上善良人们的良知，他们的伪造历史，编造谎言，给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已经欺骗并且仍在欺骗世界上一些不确切了解西藏真相的人们。
　　李瑞环同志最近访问了瑞士，他在会见瑞士记者重要谈话中这样指出，“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已被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决定。对于达赖本人，我们一直晓以大义，给以出路，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达赖集团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宽容忍让而有所悔悟收敛，而是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对此不能再一味宽容忍让，我们有权向世人说明真实。通过回顾达赖集团
　　①来龙去脉及澄清他们所散布的大量谎言这个打扫“奥吉亚斯牛圈”的工作，我们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达赖集团以本来面目。事实无情地证明，达赖分裂集团这个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这个国际反华势力的宠儿和工具，无论是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与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的。达赖本人在宗教外衣俺盖下从事的一系列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政治活动，既有违佛祖释迦牟尼的教诲，违背一个佛教徒的良知，又损害着祖国、特别是西藏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①希腊神话著名传说。古希腊厄利斯国王奥吉亚斯养了三千头牛，斗圈三十年从未打扫过。要求希腊英雄海格立斯三天之内打扫干净，海格立斯遵太阳神阿波罗神示用一天时间即将其彻底清扫。马克思曾比喻“奥吉正斯牛圈”为世界上最肮脏龌龊的地方。
　　上篇沧桑高原
　　述说真理、真实、真相
　　昔日雪域政教合一斑驳凝重
　　今天高原春光明媚沧桑巨变
　　揭露政教统治真相·记录国家主权抗争
　　我们有权说明真实·维护民族自立自尊
　　·不堪回首的往事·政教合一的荒谬·
　　·和平解放的欢欣·利令智昏的叛乱·
　　·中央英明的决策·迎接腾飞的西藏·
　　主权与尊严
　　商、周、汉、唐、清的历史记载，脉络清晰地表明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
　　考古的发现、学者的观点、遗传学的验证、语言学的渊源，无可辩驳地展示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
　　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使我们国家的凝聚力相对弱化，于是外国势力开始干涉中国内政，于是出现所谓“西藏问题”，列强的侵略扩张和利诱收买在中国内部培育出一些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这是产生达赖分裂集团的社会历史土壤。
　　“西藏独立”问题的提出，至今不过百年时间。
　　如果说，香港、澳门、台湾的割离是近代中国的衰弱导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相对弱化和列强侵略干涉的恶果，那么，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同样与此息息相关。
　　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无法维护国家主权。历史上最后一次驱汉运动、驱赶中央派驻人员的见证人，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员柳升棋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繁荣强盛，着想保持版图的完整，那是天方夜谭。”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我们民族这一页屈辱的历史。中国大地上再没有外国的租界，没有飘扬着外国国旗的军营，没有在中国街头横冲直撞的外国吉普车，没有停泊在中国内河和海港口岸的外国军舰，没有任何外国势力能够再强迫中国刽地赔款……
　　中华民族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尊严。
　　但是，帝国主义不愿看到一个曾是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民族的复兴，他们尤其不愿意杜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
　　按捺不住复辟欲望的达赖集团，特别是达赖本人，与国际反华势力同声相应、同气相投，配合默契，“佳句”迭出。
　　“总之，西藏决不属于中国的，藏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①
　　“直到现在我们心目中也没有改变中国是中国，西藏是西藏这种概念。”②
　　达赖的惊世之语则是：他“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对西藏的主权。”③
　　统一与分裂是西藏最大的政治分野，百年来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与外国势力的侵略干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当前与达赖集团的斗争是这场抗争的继续与发展。
　　这场斗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伟大复兴。
　　统一还是分裂，演绎着西藏百年来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①达赖在1985年“时轮灌顶大法会”上的讲话②达赖1986年5月在荷兰的讲话③《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177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
　　第二章 百年忧患
　　一、美国议员“神秘”入藏
　　“西藏问题”被炒作，久已有之。
　　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西藏就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历史上失败的侵略者，不甘寂寞的新老殖民者，与被推翻的、仇恨新生人民政权的封建农奴制统治集团势力一道，围绕中国西藏上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话剧。
　　这幕话剧上演了几近半个世纪，其间有高潮，也有低谷，有韬光养晦，也有利剑出鞘。50年代的叛乱，60年代的边境武装袭扰，80年代的拉萨骚乱，包括投给达赖诺贝尔和平奖，都是根据反华需要导演出的剧情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发展，使分裂中国的企图日渐渺茫，特别随着达赖本人步入花甲之年，分裂势力尤其感到时不我待。寻找并包装一个达赖这样的政治明星，毕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此时不博，更待何时！
　　紧迫感很快体现出来。
　　1997年7月，美国国务院设立了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11月，制作宏大的两部包装达赖的影片开始公映，12月，沉寂了40年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撕下了最后一点公正外衣，“主要通过对流亡藏人的调查”，提出了一份365页的调查报告，由45人组成的这个委员会“责成”代表12忆人的中国政府按照达赖喇嘛的要求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何时独立。其间值得大书一笔的则是美国议员沃尔夫的现代“西藏奇遇”。
　　1997年8月9日至13日，美国众议员沃尔犬先生隐姓埋名，带着两名随员悄悄进入西藏，然后高效率的于8月20日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以所谓在西藏见闻为由，肆总攻击、诬蔑中国政府，肆意对西藏的现状进行歪曲、诽谤。
　　这是一次新的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华活动。
　　在沃尔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兽宾在回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事先（在沃尔夫去西藏前）不知道这一访问（沃尔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行前他告诉了国务院有关官员，但要求不通知美驻华使馆），我的理解他是持旅游签证到西藏旅游，中国政府是允许旅游者到西藏旅游的，但对于其它人，包括外交官和国会成员，获准到那里旅游是有困难的。”鲁宾还说：“我们有兴趣同众议员沃尔夫谈谈，以了解他的反映和意见。”
　　沃尔夫的西藏之行说起来就像一部蹩脚的现代侦探小说。
　　沃尔夫一行三人通过一家小旅行社安排到西藏旅游，到达西藏后即声称身体不适，兴趣有变，拒绝旅行社安排的旅行参观活动，要求旅行社不要照管他们的活动，但是答应照付旅游费用。这家小旅行社自然觉得合算，于是真的不再操心沃尔大几位“旅客”的食宿旅行，沃尔夫一行就利用几天时间，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声称他掌握到了系统、全面、权威的材料，足可以召开记者招待会了。
　　沃尔夫如此行色匆匆，急不可待地制造新闻，目的十分明确。舆论界明确指出，他们就是要给中国的外事外宣工作制造麻烦，增加压力，继续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沃尔大把西藏描述得十分恐怖，声称“被压迫的西藏人，生活在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惨状况中，他们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藏人与外国人说话要冒着人身安全的危险”。他几天的调查居然得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差不多一百万藏人被杀、挨饿或虐待，”沃尔夫呼吁，如果西方不为西藏做点什么，那么西藏就真的没有前途了。其实沃尔夫先生这段话完全可以换个说法：“中国只要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保持7％到8％的年增长率，就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不少人猜测中国争取强国地位的努力会因为国内出现的情况而失败。”①
　　因此沃尔夫先生认为不给中国国内制造些麻烦，美国的世界霸权就没有前途可言了。
　　这位擅长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手法导演闹剧，炮制耸人听闻的“热点新闻”的沃尔夫先生，已经是久经沙场。1993年，他在访华期间，提出要参观北京监狱，我有关部门提供方便，给予安排。在参观监狱时，工作人员送给他两双袜子作为小礼品，但是事后他把这两双袜子拿到了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是他买来的袜子，是中国用作劳改产品出口的重要物证，并以此要求制裁中国。
　　笔者手上偏偏有点令沃尔夫议员难堪的材料。
　　就在沃尔夫神秘进藏前不到两个月，法新社华盛顿6月19日电称：“美国监狱利用犯人从事工业生产的活动日益兴旺，美国犯人生产的产品有高尔夫球、电路板和内衣裤，还有食品。”“据观察家估计，美国160万犯人中，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一年创造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到2000年可望增加到90亿美元。”
　　在某些联邦监狱里，犯人的工资从每小时12美分到8.5美元不等。但是犯人工资的80％被用来交税，支付监禁的费用和作为补偿犯罪活动受害者的经费。
　　华盛顿律师斯蒂芬·瑞安抱怨说：尽管法律规定不要因为使用监狱劳工而使私营部门的职工失去就业机会，但是联邦工业生产处没有为市场占有份额而规定合情合理的指标。
　　指责、栽赃别人的事，美国可以例外，这就是隐隐可见的美式世界新秩序。
　　二、“中国有多少人？”
　　“西藏问题”日益成为西方把中国妖魔化的得心应手的武器。
　　达赖极其得意地指出：“在连一些大国都要谨慎行事的中国政府面前，我们给它造成了无法抹掉和挽回的损失，这些都是我们的最大的成果，是三十四年取得的了不起的成果。”①
　　人们当然没有忘记，达赖曾经坚决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
　　达赖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了人权，破坏了宗教文化传统。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可以耸人听闻地宣称，共产党杀了100万以上的西藏人，而人们已经知道，五十年代达赖自己的地方政府（噶厦）统计的西藏全部人口是100万人多一点。
　　这些离奇谎言通过占优势的西方传媒，特别是美国传媒出于妖魔化中国①克里斯托弗·莱恩：《不可靠的计划——美国对华战略》，美《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①达赖1993年7月19日在所谓噶厦全会上的讲话的用心，被广泛地、一再重复地传播着。
　　美国等西方国家炒作西藏问题，包装明星达赖，绝不意味着他们了解西藏，或者是真心欣赏达赖这个人。
　　西方某些国家、某些人的自我中心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香港《镜报》载文指出：“作为西藏宗教和世俗的领袖，达赖这个位置从来就是非常政治的。达赖从他出走那天起，就已走上了不归路。当年‘营救’他和今天赞助他的人们，并非相信他乃活佛转世，具有甚么法力，更不是要听他谈禅说机。因为在这些人心中，弘扬基督教的光辉和福音才是目标，
　　①追求本国私利更是最高目标。何年何月，他们会垂青一个‘异教徒，呢。”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我们只想告诉世界一个美国故事，而不是让世界告诉美国什么。”在美国新闻总署，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讲。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位高级编辑曾说：“如果实在要谈到外国，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是：你们的国家在哪里？”
　　写道：“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一位多年从事国际报道的美联社记者问我：‘中国有多少人’。”
　　她听了我的回答后很吃惊，把答案认真地记在采访本上。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有多少人，一般的人不知尚可原谅，而作为搞国际报道的记者，是应该知道的。而且，还是美联社记者。”
　　无知而狂妄，这句话或许可以逼真地描述美国某些人那种傲慢、自大、自私的心态。
　　就是这些人声称：他们十分了解、十分关心“西藏问题”。
　　达赖振振有辞地宣称他为妖魔化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因此受到欢迎。“这几年来，达赖在西方或受奖、或讲演、或被采访、或被召见，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忙的‘政治和尚’。原因无他，盖达赖代表了一股可用来和中国对抗的势力，‘西藏牌’是用以对付中国的武器之一，如果没有这点价值，达赖今天便不会如此风光。”②
　　人们也许将会看到、听到：当达赖集团失去用途之后。美国人会诧异地问：西藏在什么地方？或，达赖是干什么的？
　　美国《商业日报》1996年8月14日报道说，在当今美国，也许除了学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家和奥林匹克运动员以外，美国人不相信任何人。
　　这家报纸援引一项对1100名美国人的调查说，42％的人认为新闻媒介根本不可信。只有1/3的美国人说，他们受到新闻媒介的影响很大。
　　另外，只有8％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是可靠的消息来源。认为政党可信的人则只有2％。①
　　这样一个对自己都丧失自信的社会，有什么道理教训别国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呢？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西藏说三道四呢？
　　强权政治的第一个原则：美国总是对的；第二个原则，如果美国做错了事，请记住第一个原则。
　　在美国当代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把一切罪责和①香港《镜报》月刊，1997年5月号，寒阳文②香港《镜报》，1997年5月号，寒阳文①李希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324—325页危机归于别国和别的民族，宣称非西方文明将给美国大地带来祸害。
　　达赖集团沾沾自喜地以反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向外国主子邀功讨赏，其实，在主人真正的心目中，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悲夫！
　　以上算是正文开始前的楔子。
　　三、我们国家关于西藏的历史
　　文明的积累和汇聚
　　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像西方文明那样是由点到面的发展或扩展，而是中华民族通过万年以上的漫长年代，在辽阔的地域上积累酝酿而汇聚起来的。由于地域辽阔和交通不便等因素，这种汇聚过程是漫长的。在汉文文献中这类记载较早，由于藏文通常认为创制于公元七世纪，按照藏文资料的记载，西藏同祖国内地的关系，在1300多年有文字可资考证的历史长河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联盟阶段（七世纪上半叶——十二世纪中叶），第二阶段是不可分割阶段（十三世纪中叶——现在），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牢固基础，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必然发展。从西藏一代英主松赞干布先启其端，经过赤松德赞，到赤热巴中，都与唐朝始而联姻，继而联盟，是妇孺皆知的史实。公元649年，唐王朝授松赞千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后又“进封賨王”。所谓賨王，就是进献珠宝，缴纳赋税之王。不管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吧，这终究是唐代皇帝纣松赞干布为王而不是相反。唐高宗还为松赞干布刻了石像，和唐朝的其他王公将相的石像一同列于太宗皇帝的陵墓旁。①
　　到823年，赤热巴中与唐王朝共同制定的长庆会盟碑，其汉藏两文都再三强调“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叶同社稷如一”，或“令社稷叶同如一”、“叶同社稷如一家”（叶：同“协”）。所谓“社稷”就是国家的意思。前苏联著名汉学家和东方学家节昂列夫就此指出，“这个‘伟大的和永敦睦谊的’盟约充满互相尊重的精神。它是汉藏关系史上的一个最重要文
　　②献。”另一位著名学者比丘林则指出英国殖民者企图任意曲解原文，他们没有哪一个愿意找出盟约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会盟双方力求团结一致。从唐代起，西藏地方到唐廷的使者不绝于途，直到吐蕃衰亡，每代赞普死时，都向唐廷报丧，新立赞普，要向唐廷报封。每代唐皇继位，吐蕃皆奉表祝贺。此外，吐蕃向唐朝要求互市，贡献礼物的使臣也很多。当时双方商议决定，要彼此协调政策，强调团结一致。尽管如此，我国史学界持特别慎重的态度，还是把这样一种中央政权同地方割据政权的关系，认为是一种联盟关系。
　　在七八世纪时，唐朝的文成、金城公主前后出嫁给吐蕃王。通过唐朝和吐蕃王室间的通婚和频繁的使臣往来，建立起极其密切的政治关系，“虽曰两国，有同一家”。唐朝和吐蕃王朝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里先后瓦解，陷入①《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②（苏）节昂列夫：《西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地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18页了割据的局面。然而，历史上形成的密切联系，并不曾由于五代十国的混战和藏区的诸候纷争而隔绝，而是继续得到保持和发展。宋朝统治时期，一些藏族部落“献地内附”，呈纳贡赋，并请求派遣管理各地的官员。宋朝封授唃厮罗为“团练使”和“节度使”，此后唃厮罗的子孙也世世代代由宋朝任命官职。这实质上已是确立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上的统属。
　　从唐朝到元初这六百多年间，随着政治关系的发展，汉藏民族间也加强了经济的和文化的交流。唐朝公主和大批随员、工匠的入藏，带来了内地的物产和生产技术，帮助藏族人民新建了手工业、改进了农业，唐朝的天文、历算、医学、儒学逐渐为藏族所吸收，哺育了以中原文化为内核而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西藏文化的发展。一千三百年来西藏广泛流传着有关文成公主和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的传说，这些传说不免包涵着人们的润色和想象，但它反映出古代汉藏民族的亲密交往，在世代的藏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西藏地方归顺元朝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地方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放弃地方割据，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
　　1629年成书的《萨迦世系史》，记载着当时萨迦班智达写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中关于必须归顺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班智达在谈及西藏归顺元朝时曾指出“西藏的出路就是作一名不二的臣属”。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有效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成为全国的十三个省之一。元朝及其皇帝任免萨迦本钦和左右大法官在内的一切高级官吏，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在西藏地区成立了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都元帅府”，隶属于元朝皇帝设置的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还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所有机构和官职的名称都是元朝中央规定的。元朝在西藏全境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裔率军驻守西藏的东边。元朝中央派官员人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行大都（今北京市）。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路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1268年、1287年、1334年进行了三次人口调查。这在藏文史书《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中有关于这三次人口调查的详细的记载。
　　放弃西藏地方割据，将西藏正式交由元帝国直接管理的八思巴，不仅在中央政府官居要职，而且首次从形式上正式肯定了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对于元世祖和八思巴之间的君臣关系，大元朝廷和萨迦地方王朝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统记》中对这一历史有清楚的、带骄傲性的记载。十四世达赖曾经继承过“政教合一”制度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却数典忘祖，否定这些藏族先辈们在加强藏、蒙、汉等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定和各教派的信仰自由等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对祖国统一的贡献。说什么“建立了关系也丢了脸”，这就不仅同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相对立，而且也和前世达赖喇嘛的意见相左了！
　　帝师，是元朝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官职。在元朝帝师历次颁发给乌斯藏各宣慰使、万户长等文武官员以及僧俗部众的文告中，开头都申明，“奉皇帝圣旨”，在此颁布法旨。现以曾连任元朝成宗、武宗、仁宗的三朝帝师桑杰贝在羊年（1307年）颁发给夏鲁寺的法旨为例：
　　秉承皇帝圣旨
　　帝师桑杰贝所烦布之法旨
　　通告军官、军人、司法官、金年使、地方官、地方守卫、驿站头目、信使、来往收税运输人员、世俗部众一体知晓：
　　夏鲁寺所属寺庙百姓，忠顺天子，安分守法。皇帝圣谕：不得向其征派兵差、食物、乌拉……。彼原先所有之庄园、土地、水草一律不准侵占、抽调。不得对彼仗势欺凌和诬告陷害。为使其安居乐业，特颁发此执照以为凭证。自法旨颁发之日起，仍然违反者，定禀报皇上，追查判处。该寺庙也不得凭借此文书，行违法之事。
　　羊年（1307）十月十九日
　　①
　　写于大都（北京）大宫殿
　　西藏地方归顺元朝是在元朝军队到达时确定的。但正如阔端所说，这与“畏慑来服”的情况完全两样。元朝对全国藏族地区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施政，这是自古以来，在中华各族人民间同宗同源、相互依存关系的继续和发展，是长期以来，西藏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亲密联系的继续和发展，是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元朝结束了西藏各地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人民长期的战乱苦难，是顺应历史发展之举，给西藏广大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安定生活，给西藏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它是饱尝分裂痛苦的藏族人民渴望统一，过和平生活的结果，也是藏族和各民族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笔者走过西藏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山南措美县、洛扎县的崇山峻岭之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碉楼式废墟。废墟本身位置极为险峻，却还安装有抛石自卫机关。足见当时社会动荡与人民的不安全感。洛札县拉康区区长西绕群培告诉笔者，这些是过去一种人的住房，在废墟内，他们曾看到过一些用骨头做的室内用具，也发现过人的遗骨，但时间确定不下来。据当地老人讲，这是吐蕃之后战乱的遗物，但当时的居民群体早已绝迹了。仅此一斑也可窥见当时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与不安了。也说明元朝结束西藏的分裂割据，是何等得人心之举。
　　明朝对西藏的管理
　　元亡以后，明朝取代元朝，西藏萨迪王朝在西藏的统治也随之垮台，噶举派（白教）法王帕莫竹巴取而代之。但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并没有因大元帝国的崩溃和萨迹法王在西藏的统治垮台而有所改变。噶举派第二代法王甲央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派代表去南京，觐见了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为大明帝国的建立上表祝贺，一方面请求明朝皇帝批准噶举法王统治西藏地方。明太祖封噶举派法王为“大司徒”、“勤国公”。并“赐统御西藏三部十三万户之敕诏”。同时，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①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西藏农奴制藏文资料译稿》之二“朵甘思行都指挥使司”，受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各级机构和官员，如指挥使、指挥副使、指挥同知、元帅、指挥佥事、万户、千户等，均由中央政权直接决定。元朝中央政府主要信任萨迦派，而明朝则各教派一视同仁，直接实行多封众建，中央政府先后加赐西藏各教派首领为法王和王的称号，又敕封其它一些寺庙首领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都纲”等各种名号，并由朝廷颁授印信、封文。如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授封为“大宝法王”；萨迹禄首领贡噶扎西授封为“大乘法王”；格鲁派创造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授封为“至善大慈法王”；直贡噶举派首领仁钦白桑坚赞被封为“阐教王”；帕莫竹巴五代首领扎巴坚赞被封为“阐化王”等。1578年，三世达赖索南坚措主动上书给明朝大臣张居正，表示“我为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1587年明朝敕封索南坚措为“朵尔只唱”，即“金刚持”之意。到这时达赖系统才从中央政府取得一个正式的宗教地位，与政治地位还有很大的距离。正是由于西藏格鲁教派宗教领袖人物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格鲁派本身的壮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逐渐崛起，并最终在西藏取得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当时，政、教、军、驿、商（茶马互市）的各级首领，官吏、都一律由朝廷仕免。西藏地方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在长达300年之久的明朝时期，西藏始终处于中央有效的统一管理之下。
　　清朝对西藏的施政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由于明朝统治趋于崩溃，与明朝中央政府关系最密切的西藏噶举派法王在西藏的统治也发生动摇。清兵占领北京后，五世达赖喇嘛审时度势，抢在其它教派其它政治势力之前在清朝尚未完善全国政权时率先投靠清王朝，并亲自去北京朝贺，并诸清王朝皇帝加封。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教派地位。达赖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为了安定祖国的西南边疆，清朝对西藏有过两次重要的用兵活动，1719年，清王朝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据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恢复了西藏地方的安定秩序，1791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侵入日喀则地区，班禅驻锡的扎什伦布寺遭到洗劫，侵略者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牲畜，所到之处成为一片废墟，西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被侵略者打败。全藏陷入混乱不安的局面。达赖、班禅向清廷紧急求援，清王朝得知情况后，派福康安统率大军进藏，在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下，击败了侵略者，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两次进军，特别是反击廓尔喀侵略的进军，不仅驱逐外国侵略者，巩固了祖国的西南边疆，而且使西藏广大人民亲身体验到袒国强大的好处。对于保护西藏地方，安定西藏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意义重大的《钦定章程》
　　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清朝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在打败廓尔喀的侵略之后，清王朝鉴于西藏地方各项制度一向废弛，弊端百出。政治极为腐败，官吏贪污腐化；军队素质很差，藏地有边无防；宗教领袖互相攻讦，教派斗争迭起；官吏随意勒索，财政经济困难。至于政治军方人士徇私舞弊、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以致敌军犯境时，地方政府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于是，决心要通过制定管理制度大力整顿吏治，巩固边陲。早在平定廓尔喀入侵之前，乾隆皇帝在给福康安等人的谕旨中即指示：“将来剿平贼匪之后，一切善后事宜，必须另立章程，逐一筹办，务使边国谧宁，永除后患。”在驱逐外国侵略者后，即令统帅福康安和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方面的摄政济咙和班禅方面的托萨克喇嘛等重要憎俗官员共同商讨，拟出了一套治藏条款报清廷审批后，以基本管理条例形式固定下来。1793年，正式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章程使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管理上升到了一个新水平，章程的主要内容有：
　　清王朝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班禅和西藏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朝廷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需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班禅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朝廷派大员亲临监视。
　　驻藏大臣代表朝廷督办藏内事务。
　　对西藏文武官员确定品级、名额和升补手续。最高一级藏族官员有噶伦四名、代本六名，由朝廷任命。噶伦、代本的年俸由朝廷发给。
　　在西藏成立正规藏军，名额3000人，规定了军官等级、人数、军饷补给来源、武器配备、驻防地点。另外，从内地调进西藏各地官兵1400多名。藏汉军队统由朝廷派驻的官员管辖。
　　决定在西藏照内地之例，设立铸钱局，铸造官钱行使。银币正面、背面分别用汉藏文字铸“乾隆宝藏”字样。
　　西藏西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边界上若干地点，建立国界标志，驻藏大臣每年出巡各地，检查驻军防务及界碑情况。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
　　二十九条章程对于西藏地方事务，明确了一系列比较完整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其中有关达赖、班禅的地位和职权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札什伦布的一切事务，在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时，由‘索本’堪布负责处理，但为求得公平合理，应将一切特殊事务，事先呈报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出巡到该地时加以处理。”
　　关于达赖、班禅对外联系的规定：“西藏和尼泊尔、不丹、锡金等疆界相连……今后尼泊尔派人如再来见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其回文必须按照驻藏大臣之指示缮写，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也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处理。外方所献的贡物也须请驻藏大臣查阅。……外方人员来藏时，各边宗负责人须将人数登记报告驻藏大臣，由在江孜和定日的官员进行检查后，准其前往拉萨。由各藩属行文给驻藏大臣时，驻藏大臣得写回信；给达赖喇嘛等来行文时，将文件详呈驻藏大臣，代为写好回信，交来人带回，所有噶伦都是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办事的人员，不得私自与外方藩属等通信，即或由外方藩邦行文给噶伦时，得呈文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协商办理，不得由噶伦私自缮写回信。以上是有关内外事务的规定，应严格遵守。”
　　关于西藏地方寺庙管理、堪布任免、僧众供养以及青海蒙古王公迎请西藏活佛批准手续等问题的规定：
　　“达赖喇嘛所辖各活佛及喇嘛，一律详造名册，并由噶伦负责将全藏各呼图克图所属人民详细填造名册，分存驻藏大臣衙门和达赖喇嘛处各一份，以便检查。如有不领护照而私自到外方者，一经查出，即惩办该管堪布及札萨寺主脑人员。”
　　“青海蒙古王公派人来藏，迎请有学问之活佛到家念经祈祷，……须由西宁三大臣行文给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发给通行护照，并行文给西宁大臣，以便以后查访。此外到外方朝佛之各活佛，亦得领取护照，始得通行，如若私行前往，一经查出，即惩罚各该管堪布及活佛等主脑人员。”
　　八世达赖喇嘛对“二十九条章程”表示了诚惶诚恐的衷心拥护，他对福康安说：“卫藏诸事，上烦大皇帝天心，定立法制，垂之久远。我及僧俗番众，感切难名，何敢稍有违拗。将来立定章程，惟有同驻藏大人，督率噶布伦及番人等，敬谨遵照，事事实力奉引。自必与藏地大有神益，我亦受益无穷。”①
　　“二十九条章程”虽然本质上还是维护西藏农奴主的专政，但是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它使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趋于完备。因此，直到1887年冬，拉萨三大寺僧俗人等，共同给驻藏大臣文硕的信中，还追叙上述的制度对于他们上层集团的好处：
　　“小的色拉布、费绷、噶勒丹，三大寺以及各寺院并僧俗文武大小官弁头目百姓等，公同叫禀钦差总理西藏事务大人台前。……窃思卑唐古忒自前明末世，因其国政日非，遥望东方有大圣人出，其时不约而同，内外蒙古招徕书至。于是远道输诚，投归我曼师利菩萨太宗文皇帝。自崇德七年以后，历蒙列圣隆恩稠叠；御灾捍患，乃得乐业安居。三百年来，阖藏僧俗大众，莫不顶戴鸿慈，有同天地高厚。凡有敕谕，罔敢不遵。……”②
　　清朝《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通篇反映了清朝前、中期在西藏全面行使主权的实际情况，反映了清朝中央改革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制定行政法规的实际情况，是这一时期清朝中央政权在西藏逐步加强管理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这一时期改革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创定行政法规的历史经验的总结。《钦定章程》在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贯彻了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的政策，加强了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的管理，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扩大并保障了达赖、班禅在宗教界的领袖地位，巩固了边防，改革了钱法、贸易办法，使西藏财政体制与全国保持一致；建立了涉外管理制度，驻藏大臣代表国家行使处理边界重大事务。以确保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颁行，标志着清朝在西藏地方的施政，发展到了最高的阶段。西藏地方的行政区划，户口、赋役详细地载入纪录清朝版图的《大清一统志》之中。①《卫藏通志》卷13下②《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奏牍》卷四
　　中华民国时期的西藏
　　清朝末年和民国成立初期，由于内地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藏事，更由于帝国主义加紧策动西藏少数上层分子进行种种反对祖国的分裂活动，曾使得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蒙受严重损害。然而，西藏地方毕竟长期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西藏人民与祖国各族人民，有血浓于水的兄弟友谊，并且结成了同甘共苦的共同命运。这种关系绝不是帝国主义以及西藏一小撮上层亲帝分子所能改变得了的。西藏人民对于祖国是始终满腔热爱，并且殷切盼望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西藏人民在观念上早已把西藏作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已把自己视为中国人。这种深深植根于民族认同感和人心之中的信念，使一切分裂企图都无以得逞。1774年，英国官员波格尔试图拉拢六世班禅，班禅的回答是：整个西藏是中国大皇帝主权管辖之下的地方，西藏的一切无不听命于北京的朝廷。这与100多年后，英国企图要九世班禅给英国皇太子行跪拜札，班禅懔然拒绝。表示“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的回答完全相似。就在北京北洋政府自身政权极不稳固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虽然惩办过拥护中央的喇嘛和寺庙，但感于各宗谿地方头人代表会议绝大多数不愿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加上英国人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割让九万平方公里土地，以此作为支持“西藏独立”的条件，充分暴露了外国势力的虎狼之心，深深感到外国势力靠不住，深深感到祖国的可亲、可贵，也对北洋政府的进藏专员李仲莲表示：“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
　　①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共谋五族幸福”。193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又对国民政府特派代表刘曼卿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和平统一。英国
　　②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西藏一小撮上层分子虽然里通外国，也正是摄于人心向背的压力，而不能不承认西藏是祖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能不与祖国的中央政府建立联系，以缓和西藏广大人民的不满情绪，巩固自己在西藏的统治地位。
　　四、中国近代的衰弱与列强分割西藏的图谋
　　西藏独立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包括西藏独立这个词的产生，都只是近百年来的事。
　　如果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曾经遭受损害，那完全是在中国国力衰弱，内部混乱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势力乘虚而入的结果。
　　多事之秋
　　从1624年开始，帝国主义侵略的先导，西方传教士率先进入西藏阿里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传教士以宗教外衣作掩护，对中国西藏进行精神和政治渗透，从事秘密的间谋活动。继传教士足迹而来的是英国殖民者，垄①《张广建至北洋政府电》，1920年7月②刘曼卿：《康藏轺征》，商务印书馆，1933年断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1774年开始，他们多次派人到西藏，要求与西藏签订商约，建立通商关系，企图用“商品重炮”来轰开中国西藏的大门。因我中央政府的警惕和西藏僧俗人民的激烈反对未能得逞。在侵略者用传教、通商贸易等手段控制和分裂西藏，打开入侵西藏大门的企图失败后，他们改变方式、先行征服邻近西藏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区诸国，然后以此为基地逐步入侵中国的西藏。这些喜马拉雅山国有的原是中国的藩属，历史上当这些国家受到外敌入侵时，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清朝政府求援，可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清朝政府日趋腐朽，自身难保，连对西藏的治理也只能是维持现状，应付局面，对藏边各藩国之间的纠纷及它们内部发生的事件不得不采取“少管闲事”的应付办法，对英国殖民者向西藏周边诸国的侵略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这样就更助长了英国殖民者的侵略野心。
　　在占领了中国在喜玛拉雅山的这些藩属国之后，英国殖民者于1888年武装进攻西藏，遭到西藏人民的顽强抵抗。这就是著名的隆吐山抗英保卫战。战争失利后，隆吐山所在大片地区易手，被英国强行划人英占锡金版图。清朝政府被迫屈服，于公元1890年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藏印条约》及1893年的续约。但英帝国主义并不满足在西藏已取得的侵略权益，以边界纠纷为借口，于1903年开始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野蛮屠杀英勇反抗的人民，英国侵略军人侵拉萨后，强迫西藏地方官员订立了城下之盟——《拉萨条约》。清朝政府在全国人民舆论压力下，拒绝批准这一不平等条约，并要求继续与英国谈判。但是弱国无外交，1906年，在英帝国主义的全方位威胁下，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章程给予英国一系列不平等特权。英帝国主义利用这些特权，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向西藏进一步扩展侵略势力，使西藏社会半殖民地化加深，长期饱受封建农牧制度压迫剥削的广大藏族人民，更陷于帝国主义奴役的痛苦深渊。要说明当时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是多么地落后和衰弱，英国人古德的一段描写足可以给人以深刻印象。“英国使团（多好的名词，他们这样称呼自己的侵略军）在向拉萨挺进的过程中虽遭到多达15000名军队的抵抗，但这些军事抵抗并未造成什么困难。在每一次行动中，英国使团的兵力从没有超过三营，且只有一两门山炮的支援。”①
　　“俄国驻印外交官员纳博科夫在说明西藏分裂主义者的地方政府及其首长达赖喇嘛完全依赖英国的时候写道：‘看到西藏当局的脆弱无力’，侨居拉萨的英国人必然‘要获得比英藏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权势’”。②
　　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种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而斗争。
　　英帝国主义虽然两次武装侵略西藏得手，逼签了一些不平等条约，但他们深感难于完全征服西藏。首先，中国政府对于西藏拥有不可置疑的主权，英帝强迫西藏地方官员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得不到清朝政府的批准，西藏人民坚决反对，条约的一些条款根本无法实施。再者，西藏各阶层人民继续反抗，由于自然地理、社会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特点，凭借当时英国人的①（英）阿拉斯塔·兰姆：《英国与中国中亚细亚：通向拉萨之路1767—1905》《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辑，98页。②（苏）节昂列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辑，47页。国力，到西藏进行直接统治短期内也无法实现。因此，英帝国主义在武装侵略西藏的同时，使出了他们推行殖民政府惯用的另一手，即以军事武力作后盾，以物质利益作诱饵，在西藏大农奴主阶级内部培植亲英势力，操纵他们制造民族纠纷，离间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录属关系，策划“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在西藏建立由亲英分子控制的政权，以便最终使西藏变成英国的殖民地。
　　随着英国经济侵略的加强，藏印（准确说是藏英贸易，因为当时英国完全占领、控制着印度）贸易迅速发展，西藏上层一部分僧俗官员和贵族越来越卷人到藏印贸易中去，他们逐渐垄断了西藏的商业和对外贸易。英国也有意从日益增长的藏印贸易中，给他们以一些方便和实惠，让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认为这种经济联系是促使西藏上层当权派中亲英派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英国通过他们把西藏经济纳入英印经济势力范围，并逐步转变这些人的立场，由仇英变为亲英，进而把英帝国主义当作他们的靠山。英帝在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的收买、拉拢活动之后，果然在西藏大农奴主阶级中扶持起了像夏札·班觉多吉、擦绒·达桑占堆以及后来的摄政达札等一小撮亲英势力。这些人大都掌握着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实权。后来，英帝国主义就策动、操纵这些亲英的反动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
　　腐朽的清王朝，在1911年被推翻，此时中国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动摇时期。中央政权尚未产生或产生后相当脆弱，不稳定，英帝国主义认为有机可乘，加深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使西藏脱离中国，转而成为英国殖民地的分裂活动，加速了西藏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过程。这是一段国家耻辱的历史，是一段落后就要挨打，公理不敌强权的历史，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强盗嘴脸，在西藏问题上暴露得无以复加。
　　英国趁火打劫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英帝国主义把由于中国中央政权的更替而造成政局的混乱，看作是策划分裂阴谋的大好时机。他们不失时机地开展活动，唆使西藏上层集团进行分裂活动。辛亥革命发生后，印督朋托特来大吉岭，与因中国内乱而住在这里的达赖密谈甚久。由于清朝被推翻，驻藏的清朝官员和军队顿感群龙无首。把持了西藏地方政权的亲帝分裂分子，则落井下石，遵从主子意旨乘机驱逐危难中的清朝官员和军队，把清朝驻藏大臣赶出了西藏。并血腥屠杀西藏宗教上层和贵族中的爱国分子，当时丹吉林呼图克图，哲蚌寺大堪布元典喇嘛等，均被杀害。他们以达赖名义发布文告，疯狂叫嚷要把西藏所有汉人“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1912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由英国军队“护送”返藏后，立即办了三件事：
　　1、惩办那些支持过驻藏大臣和驻藏清军的喇嘛和寺庙。
　　2、晋升、奖励在驱汉事件中的有功人员。
　　3、召集各级僧俗官员和各宗谿地方头人代表会议，征求大家对西藏以后内政外交方针的意见。西藏一些上层僧俗官员对清朝末年所推行的治藏政策虽不满意，但并不主张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之间中断联系，至于下层僧俗群众更坚决反对西藏脱离祖国，这种血浓于水的骨肉联系，是分裂图谋不能得逞的巨大障碍。连当时极力策划西藏独立的英国政治专员柏尔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书中写道：“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中国党，自无容讳，盖自然之亲近，有以致之耳。……在农民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
　　贝尔无可奈何地承认，西藏人民心系祖国，西藏独立难于实现。这也说明辛亥革命前后西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完全是英帝国主义者和西藏上层一小撮亲帝分裂分子所制造的，是违反西藏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意志的。
　　策动康藏战乱
　　英国人精心策划了驱汉事件，利用清王朝被推翻，乘机驱逐清朝驻藏官员和军队，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为今后夺取更多的殖民地，于是，他们唆使西藏地方政府派兵向四川西部进犯。西康的土司和头人乘机恢复各自的独立王国，大肆争夺势力范围，一时康藏局势大乱。中华民国政府于6月14日命四川都督尹昌衡和云南都督蔡锷率兵进入康藏，平息战乱。八月间，川滇军队进展节节顺利，英国见形势不利，立即貌似公允出面干涉。袁世凯屈服于英国的外交压力，下令停止川军入藏。
　　自民国政府宣布停止川军入藏后，达赖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民国政府提出和解条件，同时达赖又派人到康定与尹昌衡进行恢复关系的谈判。从所提条件来看，十三世达赖当时并没有独立的要求，只提出在中国中央政权之下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利。民国政府于1912年10月28日宣布恢复达赖的名号。1913年4月任命陆兴祺为驻藏办事长官。这是对英国制造“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的沉重打击。因此，英国居然在外交上采取禁止中国官员假道印度人藏的办法，阻止中国驻藏长官陆兴祺入藏。
　　柏尔在《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书中说：“吾等实不宜承认中国有管理西藏内政之权，于是决定于必要时，运用压力，不准中国官吏经过锡金而入西藏。……故不许假道为一有力武器。”
　　虚幻的“大苹果”
　　英国分裂西藏的新阴谋，是阻止西藏地方与中央谈判。英国提出，必须举行中英藏会议，以解决一切悬案。并威胁说：“中国如不与会，缔集关于西藏之新约，则与西藏政府直接商订矣。”这样，1913年10月13日—1914年7月3日，英国通过外交讹诈的手段，召开了旨在分裂中国，策划“西藏独立”的所谓“西姆拉会议”。会议一开始，英国就怂恿西藏代表提出六项草案，声言西藏要“独立”。中国代表坚持西藏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严正立场，并要求因为支持过驻藏大臣和驻藏清军而被关押的藏方人员需予以释放，财物一律发还。英国代表麦克马洪以“调解人”的姿态出现，抛出了所谓“调停约稿”十一条，要双方接受。这个方案居然把我国西藏、青海、西康及甘肃、四川、云南的不少地区统统称为西藏，然后把金沙江以西称之为“外藏”，金沙江以东其他藏区称之为“内藏”。英国搞的内、外藏的阴谋，完全是抄袭沙俄侵略中国蒙古时的所谓“内蒙”、“外蒙”的伎俩。1914年4月27日，英国以它所提的“调停约稿”为基础，抛出了一个条约草案，强迫中国代表签字。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中国政府声明：“中国政府不能擅让领土。”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这一立场。这样，未经中国政府承认和签字的《西姆拉条约》就成了没有法律效力的一纸空文，只能作为记录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罪证而载入史册。
　　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夏扎·班觉多吉，在新德里和英国代表私自会晤，在英国的诱迫下，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私自划出了一条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这条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至西藏察隅，把历来属于中国的九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了英属印度。连六世达赖的出生地门达旺也被划了出去。
　　英国人利诱西藏地方当局接受“麦克马洪线”伎俩，说起来真是一次“空手道”杰作。其大致意思可以形象地表达为：如果西藏方面同意给英国人一个苹果，英国人就同意并支持西藏地方从祖国内地拿一个大点的苹果。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连小孩子也哄不过的把戏，但西藏上层卖国分子利令智昏之下却信以为真了。
　　如果说英国人完全是在玩“空手道”，也许稍微“冤枉”了他们。
　　准确的事实是，英国在许诺同意西藏地方当局可从祖国内地拿一个大苹果的同时，还是稍微出了点血——5000支淘汰的步枪和几十万发子弹。英国人的门槛精到如此地步，这批枪留在印度不放心，万一落人印度人之手，势必用来与英国殖民统治作对。运回国得花一笔运费。送给西藏地方呢？5000支旧枪换9万平方公里土地，那是太合算了。并且，这个价格比他们的殖民先辈们用几把斧头，几颗玻璃球，几瓶劣等白兰地换得加勒比海上的多米尼加等岛屿来说，要“公道”多了。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那还是低估了英国人的殖民智慧。这批武器的最后用途很快就显露出来，武装西藏地方军队，挑起中国内部冲突以便再谋利益。
　　作恶的英国殖民者最后滚出了印度，但是，他们留下的历史伤痕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中印两个大国改善关系。
　　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达赖集团叛乱失败逃亡国外以来，他们一方面以承认“麦克马洪线”换取外国势力的支持，一方面以英国人许诺交换的虚幻的“大苹果”为依据，喋喋不休地念叨大藏区，可怜的是，久而久之，他们似乎真开始相信历史上曾经有过、曾经存在这么一个由他们统治的“大苹果”了。
　　由于这宗秘密交易实在见不得人，在很长时期内英国人也不敢付诸实施。1920年英国派其驻锡金行政长官柏尔到拉萨，一个不明言的任务就是催促西藏方面落实将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给英国一事，柏尔表示，事成之后可以考虑另外再给5000支枪。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告诉他：“西姆拉缔结条约一事至今仍在空悬之中，尚未得到解决。”要他尽早离开西藏，“藏人仇视已
　　①深，若不遵行，不能复任保护之责”。
　　在国民党政府军令部1944年12月23日一份电报中有如下记述：“据报锡金英籍顾问B.JGould（即古德）最近积极威胁西藏地方政府正式承认白马岗及门达旺两地以南地方为英国属地。藏方召集僧俗大会讨论。俗官颇有主张割让者，而各大寺及僧官力表反对，辩论极为激烈，结果通过藏地决不割让英国，并全体签字，如有祸患，僧俗共之。”②①《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18页②《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3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
　　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未承认过这条非法的边界线。由于英印当局做贼心虚，多年来一直不敢把这条线公开标在地图上，直到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才在英印官方地图上初次出现，并且直到1954年还注明为“未标定界”。
　　英国欲开战端
　　“西姆拉会议”破裂，英国企图用外交手段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未能如愿。转而大力武装西藏地方军队，再次策划藏军东侵，妄图用挑起汉藏流血冲突来压中国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国内南北军阀混战，四川和云南军阀也在内战，国际、国内都无力顾及康藏问题。英国认为这是军事上的最好进机，立即抓紧向藏方提供大批枪支弹药，允诺继续给予大量援助，唆使藏军于1917年9月开始大举进攻，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英国又由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表示如中国接受英国条件，军事行动即可停止。中国政府披露了中英双方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经过后，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纷纷集会抗议，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分割我国领土西藏的罪恶阴谋。在举国一致的声讨和抗议下，英帝分割西藏脱离中国的阴谋再一次遭到失败。
　　无法完成的使命
　　1919年8月，民国政府指令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朱绣、李仲莲等人由青海赴藏，受到西藏各阶层人士的欢迎。朱绣等人和达赖、班禅及三大寺代表多次交谈，向他们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关怀和殷切希望，规劝他们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警惕外人的挑拨离间和分裂活动。达赖喇嘛也表示了“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的愿望。朱绣一行到西藏的活动引起了英国的警觉，于1920年11月，派遣熟谙西藏事务的柏尔到西藏活动。他住在罗布林卡附近的一所别墅里，和十三世达赖常有往来。柏尔在他所著的《西藏之过去与现在》一书中承认：“吾常与达赖密谈，所论问题甚多。”柏尔又建议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用提寺产、征僧兵、加征贵族和寺院赋税的办法来扩充军队，柏尔竭力散布“中国的贫弱与不可靠”，挑拨藏汉关系，企图进一步破坏中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日僧多田等观回忆道：“当时英国和印度政府提出要送给西藏500支枪。……当时我被派去商谈，我提出无偿接受枪支不合适，最好是购买……因为没有钱，我提出是否
　　①向民众征收人头税。”这是从另一角度对柏尔使命的揭露。但是，英国人始料不及的是，柏尔的分裂活动，招致了西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不满并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如不迅速离藏，就采取非常手段进行驱除！在西藏人民爱国心日益觉醒的压力下，柏尔黯然离开拉萨。
　　策划取代达赖①（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24页
　　柏尔返回印度后，英国殖民者极不情愿地认识到，西藏人中存在着如此浓烈的反英思想。俄国人节昂列夫这样评论说：“西藏人民原本反对受英人教唆与汉人发生冲突，一部分反对英人的僧俗封建主根本就没有支持分裂主义者的愧儡政府。奉行亲英政策的西藏地方政府，连在西藏中部都不能使自己的政权趋于巩固。最大的寺院，如哲蚌、色拉寺，均不服从这个政府的命令。驻于扎什伦布寺的班禅喇嘛和后藏行政当局开始给这个政权越来越多的抵抗”。②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于是想加强西藏警察的训练，企图操纵实行特务警察统治，把西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控制起来，但这一阴谋仍然没有得逞。麦克唐纳在《旅藏二十年》一书中提到：“警察是由我的朋友擦绒协摆兴办，他劝达赖要不顾寺庙反对，实行这种计划。经政府核准后，印度政府便派孟加拉警卫长官莱登拉前来拉萨，帮助政府训练。……现在只剩有五十个警士，由这城里县长——藏语米本——管辖，所有警士委任官，差不多一个个都被革职。无论高级低级人民，对于革新事宜都万分不满，有一个警官皮马强达被迫出逃，被军队追及，拘捕枪决。”
　　英国人在西藏策划警察特务统治不成，并不死心，为避免碍手碍脚，英国干脆支持以擦绒·达桑占堆为首的一小撮亲英的少壮派军人阴谋组织政变，妄图取达赖而代之，建立一个完全由英国控制的亲英政权。1924年10月，这伙青年军官和擦绒秘密串联，成立地下小集团，准备伺机动手。但事机不密，一个名叫仲巴赛的人向达赖密报了他们串连活动情况，在自身统治受威胁情况下，达赖迅速下令罢黜了擦绒藏军总司令的职务，参加小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受到严惩。为了报复，达赖又停办了英国人在江孜所办的军官训练学校，撤消了英国人控制拉萨警察的权力，还下令禁止藏族官民穿西装，连亲帝分子给他修的一座西式洋房也下令拆毁。一场由英国人导演的未遂政变被平息，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同时，西藏统治集团内部也初步领教了帝国主义势力插手西藏事务的不择手段和阴险用心。
　　兵不堪用
　　1930年6月，英国人认为通过多年军事援助后，在军事上已可操胜算，于是再次唆使其一手武装的西藏地方军队向驻防甘孜的川军进攻，占领了甘孜等地。1932年1月，开始向青海玉树等地进攻，一度占领了囊谦，包围了玉树。蒋介石下令反击，青海马步芳不久即由西宁派旅长马禄率兵千余支援，反攻中不仅被侵占的青海省境内之地完全收复，而且乘胜南下，收复了一度被占领的石渠、邓柯等县城。于是西康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占领甘孜等地的西藏地方军队怕后方补给和运输路线被切断，立即从甘孜、瞻化、德格等地撤退到金沙江以西，至此，金沙江以东被侵占的地方完全收复。此时，马步劳曾向蒋介石建议，提出乘胜收复昌都。英国人本是这场战争的策划者，藏军这次内犯“所有战具，皆系印度孟买兵工厂所制，且前线复有英人为之指挥”。当藏军战败，他们依然原颜无耻地通过外交途径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不准继续进攻。声称：“如果康藏军队不能和平解决，必发生严重之后果。”强迫蒋介石军队停止进攻与藏方进行和谈。这次战争的失败，②节昂列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辑，46—47页使英国人企图占领更多殖民地的希望彻底落空。
　　国民政府批准十四世达赖坐床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终年58岁。西藏地方政府按照惯例当即将达赖圆寂的消息呈报中央，国民政府追赠十三世达赖“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封号，批准热振活佛摄理全藏政教事务。热振活佛执掌全藏政教事务之后，一直努力改善西藏地方同祖国的关系。他不仅向国民政府呈报了达赖病逝和自己任职的情况，对九世班禅返藏表示支持，并在西藏地方政府中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亲英势力的措施，加强了西藏地方和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密切往来。
　　1934年，国民政府派黄慕松为专使入藏致祭达赖喇嘛。黄于1934年抵达拉萨后，受到西藏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他按照清朝驻藏大臣的规矩，先到大、小昭寺朝佛，又给三大寺发放布施。9月23日，在布达拉宫大经堂举行了追封十三世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的典礼，10月1日，在布达拉宫达灵堂举行了致祭典礼。西藏爱国上层人士向中央代表表达了“希望中华民族能切实团结起来”的愿望。黄慕松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臧办事处。还{ewcMVIMAGE,MVIMAGE,!09800231_0052_1.bmp}{ewcMVIMAGE,MVIMAGE,!09800231_0052_2.bmp}办了一所拉萨小学，一个诊所和一个气象观测站。
　　1938年，西藏地方政府找到了十三世达赖的转世灵童，依例呈报国民政府，并请求中央派大员入藏主持金瓶掣签事宜和“坐床”大典。1939年，国民政府派出以蒙藏委贝会委员长吴忠信为首的中央代表团进藏，经查看并报国民政府批准，确认拉木登珠为转世灵童，免予金瓶掣签，特准继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吴忠信与热振活佛共同主持了达赖的“坐床”大典。
　　“外交局”闹剧
　　1942年7月，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国人的唆使下，突然宣布成立所谓“外交局”。通知英国、尼泊尔驻藏代表，同时也通知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以后凡有接洽事件，不能如曩之径见噶厦摄政，必须先向外交局商谈转呈”。英国这一策划，有一石二鸟的阴谋，既可摆脱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直接与西藏当局进行交涉；又可把国民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也同英、尼等国同样视为“外国”代表机构，暗示西藏已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对于西藏地方当局分裂祖国的这一行为，中央政府当然不能允许，指示“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返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由上述外务机构”。国民政府驻藏代表也拒绝与西藏的“外交局”来往。西藏地方政府见不能如愿，于是吃柿子拣软的捏，无缘无故抓来在拉萨的许多内地人加以严刑拷打，意图杀鸡给猴看。
　　东部国土被蚕食
　　在唆使西藏地方当局成立“外交局”的同时，英国殖民者加紧了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侵略活动。1944年，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古德再次“访问”拉萨，要西藏地方当局承认把白玛岗及达旺以南地区的大片领土割让给英国，遭到西藏地方的拒绝。但英国人是动口又动手，在古德造访的同时，英国武装人员已经闯入了西藏南部的察隅，接着占据了达旺以南的德让宗。至此以后，英国在西起不丹，东到察隅的中印边界东段地区，大举推行它的所谓“巴利巴拉开发计划”。这个“计划”包括进行军事勘测，修筑公路和兵站，建立飞机空投点，不断派遣特务、间谍进入该地区进行秘密探查活动。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和交涉。但弱国的外交不被英国人所理睬，他们照旧我行我素。笔者曾多次到过这些边境地区，登高远望已不复在我实际控制之中的大片美丽国土，不胜感慨。这里是西藏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森林占全西藏森林的60％，植物品种极其丰富。水量丰富，海拔低，极具开发价值。英国结束殖民统治后，印度继承了这份侵略遗产，至今9万多平方公里国土不在我国控制之下。
　　“泛亚洲会议”上的“小动作”
　　1947年3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泛亚洲会议”，邀请亚洲所有国家参加，英国指使印度邀请西藏作为独立的”国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帝国主义者在会上作了精心布置，一是在悬挂的亚洲各国国旗当中，把西藏佛教的“雪山狮子旗”当作西藏的国旗，与亚洲各国的国旗并排悬挂，并让西藏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在会场悬挂的亚洲地图上，竟将西藏划出中国的版图。英国这样煞费苦心的精心安排，无非是要造成西藏已是“独立国家”的假象，强加给中国政府，并让出席会议的其他国家默认。后经中国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会议主持者才装模作样予以纠正。
　　“英”方唱罢“美”登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取代了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失的“世界霸主”的强国地位，美国从自身世界战略利益出发，利用已经开始衰退的英国势力，力图使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因此它一方面援助和指使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而另一方面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日益明显地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它就施出各种阴谋诡计，力图阻挠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美国政府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背着当时盟友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染指西藏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权面临被推翻的时候，美国就更积极地插足西藏地方，与英国政府共同策划加快施行“西藏独立”的阴谋。
　　1947年，英国殖民者被赶出印度，印度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取得了独立的胜利，8月15日，印度宣布独立，成立了印度共和国。但令人不解的是它虽然是从英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位取得独立的，虽然曾深受殖民统治的伤害，但它却要求继承英国殖民者在南亚次大陆包括中国西藏在内的一切特权。英国驻拉萨的代表处只是换了国旗，并未换人，原英国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理查逊仍为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他们继续支持西藏亲帝分裂势力进行“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暴发户美国认识到了西藏的重要战略地位，把“关切”的目光盯住了西藏。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就颇有战略眼光地未雨绸缪，“慷慨解囊”，资助美国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展“西藏学”的研究，并着手广泛搜集有关西藏的各种情报。同年九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派出伊里亚·托尔斯泰等人到西藏活动，他们携有罗斯福总统给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在拉萨活动达三个月之久，名义上是被派往西藏视察交通路线，他们和西藏地方当局多次商谈有关开辟陆上补给线的问题，实地考察了多处可供飞机起降的地方。虽最终未获结果，但是通过和西藏政界上层人物的秘密接触，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应该绕过中国政府支持西藏。”接着，美国战略情报局便在1943年下半年给拉萨送去了一套无线电转播设备，还空运了一部分军援物资。美国的战争剩余物资也开始进入西藏，从此，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又与美帝国主义拉上了关系。
　　也有强硬的时候
　　1949年春，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中国。这又是一次社会大变革，帝国主义分子想重演辛亥革命时趁火打劫，驱逐清朝官员的一幕。他们指使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前夕，首先撤走了西藏驻京办事处人员，又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于1949年7月8日发动了一场“驱汉事件”。他们派遣藏军包围了国民政府驻藏机关，封闭了国民政府设在拉萨的电台和学校，要国民政府驻藏人员、在拉萨经商的汉人和汉籍喇嘛一律限期离境。
　　西藏地方政府从印度给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发去的电文说：“为欲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特请求中央驻藏人员全体撤退，并已通知各该人员及其眷属在规定期限内，返回内地。”并立即强行将国民党政府驻藏人员赶离西藏。1949年8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报道：“7月8日，西藏拉萨发生了变乱，拉萨与外界的电讯全部中断，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被限两周内撤离，交通部在拉萨的无线电台被人捣毁，台长遇刺受伤。所有在拉萨的经商汉人皆遭驱逐，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人幸免。”
　　外国势力和西藏上层分子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把国民党政府派驻拉萨的办事机关和人员全部赶出西藏，断绝西藏与祖国的联系，这样就可以把西藏地方从祖国分裂出去，就可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所以在所谓“驱汉事件”发生以后，美英两国通讯社立即一反常态，紧随分裂中国的政治需要，开始否认他们平时并不否认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合众社说：“外交当局今日表示西藏当局利用中国政府之困难，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教主权。”英国通讯社的电讯也一改口气说：“英国从来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讲法。”这些电讯暴露了英美两国政府策动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制造所谓“驱汉事件”，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马脚。
　　几乎在“驱汉事件”发生的同时，美国政府直接派了一个特务头子劳威尔·汤姆斯以“无线电评论员”的身份于1949年8月从华盛顿跑到拉萨，去进行阴谋活动。美国报纸并发表文章，暗示“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并支持它加入联合国组织的请求”，还要给予西藏地方政府以“军事援助”。
　　汤姆斯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这个世界以外》一书，该书除对中国人民解放运动大肆攻击诋毁外，还对蠢蠢欲动的”西藏独立”活动支持鼓励有加。汤姆斯自己承认他曾奉命向西藏地方政府授意，要坚决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他狂妄地宣称：只要西藏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就可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
　　所谓“驱汉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西藏的爱国人士在内的极大愤慨。新华社奉命于1949年9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件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面对外国势力，三大领主自是唯唯诺诺，但对于自己的同胞和人民，他们则是意想不到的强硬。
　　当年驱汉事件的亲历者柳升棋，在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仍对此事有着记忆犹新的回忆：
　　1949年7月初，巴廓街又一次戒严，国民政府驻藏陈锡璋处长被请至噶厦办公处，三位噶伦——冉巴、格须巴、索康均在场。只是往昔的儒雅谦恭消逝得无影无踪。
　　冉巴对陈锡璋讲：“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鏖战正酣，那里有国民党的军队或官员，共产党和解放军就会寻踪而来，噶厦政府，实在负不起保护贵处人员的责任。你们是否离开西藏？”
　　陈锡璋颇觉意外，但他马上表示，“我们是中央政府派驻拉萨的官员，去留问题需待中央指示，不能擅做决定。且驻藏人员中，绝无共产党分子，你们不必担忧。”
　　冉巴于是强硬要求陈锡璋等离藏，陈锡璋仍表示需请示中央。但冉巴以不容反驳的口气说：“你们必须照办，两星期内必须全部离开拉萨。”
　　待陈锡璋回到办事处，发现四周已被士兵严密包围。噶厦派来的人已在折卸发电机。7月11日到20日，国民政府驻拉萨有关机构人员分三批撤离，经印度回内地，他们走的时候，噶厦派来的“护送人员”，没取道他们来时通常走的卓木——甘托克——噶伦堡路线，而是走的卓木经龙头山到噶伦堡路线。因为在那条通常取道的路线上，美国密使汤姆斯父子正向拉萨进发，同时大批军火，也正
　　顺着这条路，运进西藏。噶厦当局不愿让办事处的人看到这一切。
　　柳升棋老人最后深有感触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祖国的繁荣强盛，若想保持版图的完整，那是天方夜谭。”①
　　一页结束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宣告成立。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与此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举行谈判，以期实现和平解①《西陲寒云黯雪山一柳升棋谈国府驻藏办事处在拉萨的最后岁月》，见《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第88—91页作为一种证实，英国《约克郡邮报》驻加尔各答记者1950年6月发出消息称：“不久以前，我看见有500至2000匹骡子，驮着一箱一箱的手榴弹和子弹，每天攀登陡峭的山径，经纳特胡尔山道运往拉萨。所有这些驮运的东西都是美国的武器。”见（俄）节昂列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注释。放西藏。但是，帝国主义和西藏一小撮亲帝分裂分子却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妄图阻止中国人民统一祖国，美、英等外国势力纷纷出面虚张气势，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则背离西藏广大人民的意志，拒绝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从国外运进大批武器弹药，在外国军事顾问指使下，妄图用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然而，此时的中国已非彼时的中国，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一战解放昌都，粉碎了亲帝分裂势力依靠武力阻扰解放西藏的迷梦，为和平解放西藏扫清了道路。1950年冬，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西藏边境城市亚东，准备随时逃往国外，这种违反人民意志的行为，遭到广大藏族人民和上层爱国人士的坚决反对。斗争的结果，代表西藏广大人民愿望的爱国进步力量获得了胜利。1951年2月，西藏派出代表来北京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1951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并随之负起了守卫祖国边疆的责任。宣告了帝国主义者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一切企图分裂中国，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彻底破产。帝国主义依靠武力，两三个营的侵略部队就可以横行无忌的时代永远结束了，即使是10倍，百倍于荣赫鹏远征军的侵略者，也将无法重温武力征服的历史。
　　一个国家只要衰落了，几乎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只有团结奋斗，自立自强，我们才能保卫自己国家的利益。
　　最后，我们简单评述一下所谓的“西藏独立”。
　　“西藏独立”是荒唐者的荒唐言论
　　如前一再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大量史籍材料记下了这个历史事实，更为西藏人民心向祖国，血浓于水的共同情感所证实。分裂势力在伪造历史的种种手法失败后，他们又宣传什么“民国以来西藏是独立的”。姑不说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是真实历史，单就用某一段时间的内乱、割据或其它原因来证明某一地区的独立，在理论上也是极其荒唐的。
　　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都有过内乱，有过割据，但这种内乱和割据状态，从来也不是划分国家的依据，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南北朝，《三国演义》书中描写的就是三个一时谁也吃不掉谁的政权，美国南北战争中出现两个政府，法国有过一段长期的内战，越南在相当长的时期分为北越和南越，都是这种内乱割据和外国干涉状态的反映。
　　日本产能大学教授户张东夫先生谈到西藏独立的荒谬时举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个例子，明治维新以后，有人曾经在北海道建立政权，号称“北海道共和国”。后来，明治政府派兵镇压了北海道的独立势力，那场统一战争，历史上称为“箱馆战争”。户张先生说：“如果现在有人再说‘北海道共和国’的话，日本政府一定不会同意。我想西藏问题，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吧。”①
　　人们不会忘记的是，即使在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频仍的年月里，西藏也仍然和祖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1年，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国会，参众两院均有西藏的议员参加；1917年，孙中山组织“临时参议院”，西藏代表罗桑班觉等四人为“临时参政院”议员；同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西藏地方也派代表参加。①日本《时报》1997年11月3日
　　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西藏代表贡觉仲尼，罗桑坚赞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西藏地方摄政热振活佛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西藏地方政府派出10人，班禅堪布会议厅派出6人参加“制宪国大”，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1948年3月，西藏派札萨土登桑培等13人为代表，参加了“立宪”国民大会，同年7月30日，西藏代表罗桑坚赞、章嘉呼图克图等人被总统府聘为“国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从这些简要叙述可见，虽然推翻满清王朝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其间中央政权都不稳定甚至非常衰弱，但民国以来历届中央政府都坚持行使了国家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地方代表也直接参与了国家政治活动，历届全国性政治会议，特别是“制宪”、“立宪”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等重大会议，西藏地方均有代表出席。九世班禅、热振摄政和其它藏族知名人士还当选为参议员，会议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甚至国策顾问委员。当西方反华势力闭眼鼓吹西藏独立时，人们困惑之余，也许可以反问一下，在你们国家，是否有外国人参与制定宪法，可以当选为你们国家的参议员、众议员呢？
　　为了进一步说明西藏独立论的荒唐，近代发生在达赖、班禅之间的一段往事提供了另一种角度的证实。
　　往事钩沉：达赖、班禅对质中央
　　1923年，九世班禅被迫离开西藏，转眼5年过去了。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相对于之前的普通军阀混战，全国算是实现了相对统一。同年，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成立时发表宣言指出：“征诸历史与地理之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立，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国民党政府成立后，派遣代表入藏，达赖也于1931年派代表楚臣丹增到南京设立了办事处。同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西藏代表参加了会议，但在代表名额上，达赖、班禅双方发生严重争执。
　　《蒙藏新志》书中载称：先是蒙藏委员会接达赖来电，称西藏代表应完全由达赖选定。嗣复接班禅电称：以前北洋政府时期，参众两院国会议员数，均系前后藏平均分配，因此这次代表也应达赖、班禅各定一半。最后经蒙藏委员会协调：正式代表达赖方面定6人、班禅方面定4人，但列席代表为达赖方面3人，班禅方面5人。
　　在1931年5月的国民会议上，班禅方面代表提出“拟请政府恢复西藏行政原状案”，提案开宗明义指出“西藏古为三危地”，显示出他们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功底。其内容主要是要求恢复划分达赖、班禅的固有宗教事权，前后藏行政事务都要会商中央政府驻藏长官而行，避免前后藏互相欺侵。达赖方面对此提案有异议。
　　5月6日，班禅致书蒋介石，“表示自己不避嫌怨，冀报祖国于万一”。请求中央帮助他早日回西藏。
　　同年7月1日，国民党政府册封班禅为“护国宣化广意大师”，受玉印一枚，册文一本，并定年俸为12万元。
　　国民党政府册封班禅，而没有同时册封达赖，引起达赖不满。抗议政府偏袒，1932年5月，达赖驻京代表还请求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1）收回对班禅的名号、印册和新授职位；2）收回班禅购储的军火并将班禅暂留平、京；3）中央拨给班禅的俸银、招待费应取消不给；4）裁撤班禅各地办公处。
　　同时，西藏发表的僧俗官员大会反对班禅的宣言，则完全是对九世班禅的人身攻击了。竟然攻击九世班禅破坏佛法，从人品到宗教上都不行。说什么，班禅能有今天，“实为前代达赖喇嘛所赋予”。强烈要求中央撤销班禅的一切名号职位。
　　班禅驻京办事处处长罗桑坚赞随之发表针锋相对的谈话，并列举达赖十大罪状，谈话开始即指出：
　　达赖班禅二者地位平等，无分轩轾，在官书中如《理藩则例》，在私书中如《卫藏通志》等，均有详明之记载。
　　外人谓西藏非中国所有者，均系强词夺理，造谣离间。
　　谈话口气渐趋强烈：
　　“达赖喇嘛秉性骄横，凡事专断，内而排斥班禅，以期操纵前后藏大权，外而听人离间，希望脱离中国独立。班禅大师洞悉世界大势，烛照列强阴谋，深知非拥护中央不足以图自存，拒签秘约，反对独立，接济驻军，维护汉人，凡所以有利于国家者，无往而不奋斗力争，忠心耿耿，毫无私意存乎其间。
　　“达赖在藏倒行逆施，乘辛亥鼎革之际，驱汉官，逐汉军，背叛中央，其罪一。
　　认贼作父，始则联俄以拒英，继则亲英而叛华，勾结外援，贻祸地方，其罪二。
　　第穆呼图克图在世日，藏王秉承达赖班禅及驻藏大臣意志，掌管西藏政教，忠诚笃实，人民爱戴。达赖谋夺其权，于光绪乙末年（1899年）将其困毙，自兼摄藏之权，阴恶险狠，侵权害命，其罪三。
　　民国元年（1912年），达赖返自印度，闻第穆寺有接济汉军粮饷情事，密遣大军四面包围，将全寺喇嘛五百余人，或杀戮或充军，无一幸免，其他藏人，稍有亲汉嫌疑者，亦无不立遭屠戮，违背佛法，惨杀同种，其罪四。
　　达赖喇嘛骤易常规，擅定刑名，凡僧民稍拂其意者，割鼻刖足，视为故常，清末流落西藏之汉军，遭此酷刑者尤难数计，现在驻京之西康三十九族代表彭楚，因亲汉而被达赖割鼻，即为明证，滥施酷刑，罪及无辜，其罪五。
　　班禅离藏以后，所有后藏寺庙，以及随从堪布之财产，均被达赖抢掠一空，人民财产之被强抢者，亦不下数百家，吞没民财，以饱私囊，其罪六。
　　达赖喇嘛据西藏为已有，不使汉藏人民互相往来，即无政治作用之商贾贸易，亦均严加阻止，偶有违犯，杀戮随之，违背世界潮流，阻碍中藏交通，其罪七。”
　　其它还有一些指责。
　　1932年9月，班禅向中央提出12条办法：其中包括：l）西藏绝对服从中央。2）所有西藏与外人缔结条约，非经中央承认者，一律无效。3）请中央派员赴前后藏主持一切。）达赖主持前藏，班禅主持后藏，政教分清，4彼此互不侵犯。5）清中央拨发无线电五架，及长途汽车二十辆，以便灵通消息，并改进蒙藏交通。
　　此后双方还有几次交锋。
　　达赖、班禅双方的这些激烈攻讦，表明宗教内部，甚至同一教派内部的矛盾是多么深，多么大。这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激烈攻击自然也对黄教、对话佛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值得指出的是，九世班禅的爱国之心是那样的旗帜鲜明；达赖方面，也请中央政府明辨是非，双方均向中央政府反复陈词，请求中央政府秉公解决处理问题。争执中还包括请中央解决封号、年俸及通讯交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会有人认为，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的吗？
　　可惜的是，十四世达赖不这样认为。①
　　“西藏独立”是少数人为了一己
　　私利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产物
　　分裂主义分子搞所谓的“西藏独立”，无不刻意利用民族问题大做文章。刻意把“国家”、“民族”两个不同概念有意混淆。历史发展到今天，世界各民族的分布形成这样一种局面，有的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国家，有的一个国家包容许多民族。完全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已经很少，绝大部分国家都包括几个甚至十几个，几十个民族。这种现状是历史发展的结局，是得到国际公认的。民族是依附于国家的人们共同体。国家，是由各族人民、国土、政权等组成的政治实体。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生存在一个具体的国家里，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并获得发展。国家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必要条件。一个人是属于一个民族的，但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有了国家强大和统一才会有民族的兴盛和个人的幸福。在民族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爱民族当首先爱国家，国家荣辱盛衰与民族的荣辱盛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国家是各个民族的生存之本，发展之本。只有国家的安定、独立、富强，才有各民族的发展、繁荣、进步。只有各民族的团结、和睦，才能使国家有稳定的环境和条件。因此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局部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各族公民都要关心国家的前途并为之奋斗，爱民族更应爱国家，兴民族更重要的是兴国家。
　　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认真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国际反华势力为了分化和遏制中国，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大做卑劣手脚。
　　达赖集团逃亡国外后，时时处处以挑拨民族关系为能事，在他的大量讲话中，几乎处处可见汉人如何如何，藏人又如何如何之类的话语。达赖的详顾问，流氓学者范普拉赫在1987年出版的《西藏的地位》一书中有一个露骨的括注：“汉人（即中国人）”。这个小小的括注，暴露了国际反华势力分裂中国的全部图谋。
　　按照范普拉赫的“奇妙”逻辑，中国56个民族，将有55个被剥夺中国人的名号。北京的故宫，曾是清王朝的皇宫，北京还有一个牛街，是回族人民比较集中的聚居区。按照范普拉赫的逻辑，北京的地位也许需要如下注明：北京：中国的首都，但不包括故宫（因为那是满族人统治的宫殿），不包括北京的牛街（因为那里住的主要是回族人）。
　　印度有印度斯坦族人、泰卢固族人、孟加拉族人，泰米尔族人、锡克族人，如按照范普拉赫的逻辑，是否得这样写：印度人，即印度斯坦族人，其①本节资料来源：《班禅大师全集》、《西藏史地大纲》、《蒙藏新志》，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它民族不算印度人呢？
　　这样一个人居然能写书，能算学者，能当达赖的顾问，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
　　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所谓“西藏独立”问题的提出，是完完全全与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落后、落伍分不开的。迟浩田将军曾回忆说：旧中国的衰弱，竟到了当时日军一个班就可以去攻打山东一座县城。因为落后，英帝国主义就可以用“不超过三个营”的战斗部队长驱直入拉萨，因为落后，外国势力就可以对中国的内政，对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施政措施说三道四，甚至要按照他们的意志，按照他们的方案来调解内部矛盾、划定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域边界，确定内部的管辖形式，这是强权政治的现代奇观。
　　近年来，逃亡在外的达赖频繁出访，周游世界，到处鼓吹分裂和独立。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向我国政府施加压力。这里除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旧社会制度的对立。西藏人民要翻身做主人。达赖及其小集团要恢复封建农奴制度。这是我们同达赖集团斗争的焦点所在。
　　达赖曾经声称，只要西藏人民生活好了，他可以放弃西藏独立回来。30多年来，西藏社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德国总理科尔和美国前总统卡特分别访问了西藏，两人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是：“西藏的现状比达赖喇嘛描绘的要好。”英国前首相希思亲眼目睹了今天西藏的变化后，后来在伦敦语重心长地对达赖说：“我到西藏看过，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你已经离开西藏很多年了，你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这类话达赖是根本不听的，他非但没有回到祖国的怀抱，相反，分裂活动却搞得越来越猖狂。这是因为，达赖集团搞分裂，并不是为西藏人民的利益着想，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权益，出于原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
　　纵观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西藏的历史，他们初则要求入藏传教、游历，进行侦察间谍活动；继则要求与西藏通商贸易，进行经济掠夺；当遭拒绝后，则不惜发动野蛮的武装侵略，逼签不平等条约，这种种手段难以得逞后，他们转而在西藏内部培植亲帝势力，大搞“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企图在西藏建立一个由亲帝分子控制的政权，变西藏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由此可见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过程，就是西藏社会逐步从封建农奴制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由于帝国主义的收买、拉拢和利益的苟合，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小撮背叛祖国、卖国求荣的亲帝分裂分子，他们在西藏社会内部代表帝国主义利益，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近代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是帝国主义侵略西藏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发展落后国力衰弱的必然结果。认真学习并研究西藏这一段历史，了解认清近代西藏出现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社会历史根源，这对当前深入开展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意识，粉碎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三章“统”、“分”之争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民解放军挥戈向西北和西南挺进。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战争的硝烟渐渐从中原大地上停息，当近代一百多年饱受欺凌的中国人民直起腰杆，欢庆古老的中华民族赢得新生的时候，新生的共和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大陆最后一块尚未解放的土地—西藏，解放西藏的重大任务提到了人民革命的日程上。
　　在此之前的几天，中国共产党就郑重向全世界表达了这个决心：“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四百余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中国各民族，即不但解放汉族人民，而且解放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多数汉族人民和内蒙古人民，正解放回族人民，并即将解放藏族和西北、西南、华南其他各民族人民，使他们永远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和穷困悲惨的地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
　　一、班禅的心愿
　　西藏人民热爱祖国、心向祖国、殷切期望祖国统一发展强大的情感，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历代班禅爱国主义的传统上，这种光荣传统，近代在九世、十世班禅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只给大皇帝跪拜
　　九世班禅生逢国家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多事之秋。国弱既不能御辱，也无法安边。1905年9月，驻江孜的英国商务代理鄂康纳带兵上门，告诉九世班禅，英国皇太子将到印度，要他十月份整装去见皇太子。九世班禅明确告之：“让我去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命驻藏大臣，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鄂康纳则声言，英国已有来文，非去不可，如不去，英军将攻占日喀则和札什伦布寺，九世班禅顾及僧俗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只得答应去。
　　九世班禅行前，致函驻藏大臣有泰表明心迹：“若不去，恐后藏地方、札什伦布寺院均不能保全，若其去时，则我未奉到钦宪批饬，将来大皇帝降罪，必不能宽。惟后藏之安危所系，生灵之性命所关，为我班禅一人，致使全局震动，此心实所不安。”故此，”我拟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若我班禅自此违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狱之中，不得超生。诸烦婉禀钦宪，转奏朝廷，谅我苦心，则我班禅感德也。”
　　九世班禅到了印度，鄂康纳带班禅去见英国皇太子，竟要班禅给英国皇太子行跪拜札，九世班禅凛然拒绝，正告说：“我只跪拜北京大皇帝，向无跪拜他人之理。”英国人不得不改为握手互致问候。后来，英国人又多次到札什伦布寺，利诱拉拢班禅亲英。但九世班禅事事仍请示驻藏大臣和清朝中央政府，英国人大为恼火。①
　　入藏被阻
　　九世班禅是被迫离开日喀则，离开他驻锡的札什伦布寺逃亡内地的。
　　在祖国内地，他虽然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但他毕竟怀念自己的故乡，渴望回到自己的根本驻锡地札什伦布寺。
　　但是，英国人首先反对班禅回到西藏。他们强硬表示，无论西藏方面意见如何，仪仗队入藏为英方所不能同意。并且宣称，民国中央派卫队入藏，英国政府均认为危及本国利益。
　　国弱无外交，强权即公理。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行动，竟会危及万里之外的英国人的利益！
　　西藏地方政府也以僧俗官员大会名义，发表反对班禅的宣言，阻止班禅返藏。
　　实力不足的国民政府只好表示：“处此非常时期，……尤万不能对英引起极大纠纷。”班禅回藏事只得推迟。
　　忧愤交加的九世班禅染病在青海圆寂，临终前留下了一份言辞恳切的遗嘱，其殷殷希望祖国强大的心愿跃然纸上：
　　“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近十五年来遍游内地，深蒙中央优遇，得见中央确对佛教尊崇，对藏族平等，余心甚慰，余念益坚。此次奉派宣化西陲，拟回藏土，不意所志未成，中道圆寂。今有数事切函如下：后藏事务前已委定罗桑坚赞为札萨喇嘛，所有宣化使职亦著由彼暂代，在未到职前，印信暂交丁杰佛，并由堪布会议厅及回藏设计委员六人共同负责事宜，请示中央，听候处理。至宣化使署枪枝，除卫士及员役自卫者外，其余献于中央，共济国难，待余转生，再请发还。
　　又关于历代班禅所享权利，应早图恢复。
　　最后望吾藏官员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中藏和好，札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此嘱。”
　　十世班禅的选择
　　九世班禅圆寂之后12年，中国的社会大变革已近尾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于九州大地，中国人民即将告别屈辱、受欺凌的历史。
　　在社会大变革之前，还是少年的十世班禅作出了自己卓越的选择。
　　1949年9月5日，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克兰州、西宁，9月12日，少年班禅即派出自己的秘书长詹东·计晋美连夜赶至西宁，同解放军取得联系，热诚希望人民解放军尽快向西藏进军。
　　早在西宁解放前，国民党要员即屡次苦劝十世班禅到台湾去，不要被共产党所利用，十世班禅的回答也十分巧妙：我要回西藏。
　　话说得很简单，其实，真正促使班禅作出选择的，是流淌在他血液中的爱国思想。
　　十世班禅后来回忆说：
　　“我们何去何从，内部整天开会讨论，提出了三种主张：一是经柴达木去新疆，从那里乘飞机转重庆或广州找国民党；二是去西藏向噶厦投降；三是找解放军联系投靠共产党。对于第一种主张大多数人反对，认为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被打垮了，他们自己是泥菩萨过河，帮不了我们；对于第二种主张，全体人员一致反对，认为这是对九世班禅大师的背叛，何况噶厦肯定会骑在我们头上拉屎；对于第三种主张有许多人也因为听了国民党、马步芳等的反宣传，怕共产党杀喇嘛，灭宗教，顾虑重重。于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这时我虽然只有11岁，但我是班禅，人们相信我是‘神’，是他们的头子，要我做出最后决定。我先派人去到西宁，暗中观察打探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究竟会怎么对待我们。派去的人回来说共产党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和喇嘛寺庙，还带回了散发的藏汉文的约法八章和在西安发布的一些布告、命令等。看了这些，听了汇报，人们的疑虑小了。当时我想，我们前世第九世大师走的是爱国的道路，我应当继承他的遗志，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代表祖国的是共产党，我们应该投靠共产党。”①
　　回到札什伦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因为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因为教派内部的权力斗争被排挤长期羁留在青海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深感鼓舞，看到了结束流浪生活、返回家乡的希望，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了拥护中央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的决心。电文如下：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思，备荷伏崇。二十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策以来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忧。
　　班禅额尔德尼叩。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毛主席一直关注着西藏的解放，关注着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在访苏的百忙之中，他从莫斯科致电国内，确定由邓小平同志负责的西南局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在兰州解放前夕，毛主席在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的电报中就特意叮嘱：进军时要十分注意保护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
　　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联名复电给十世班禅，电文说：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接读10月1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接读毛主席来电后，那些从1923年起就跟随班禅出走内地的札什伦布寺①转引自《从灵童到领袖》，张云等著，海南出版社的喇嘛和堪布厅各级成员，当年离藏时正值青春年华，如今一个个都是垂暮老人了。已经渺茫的回家乡愿望突然之间又充溢胸间。他们激动地跪在佛像前，一边念诵着“佛主呵，我们可以回去了，回去了！”一边向北京方向膜拜顶礼。十世班掸及堪布会议厅的成员们并于1951年4月赶赴北京，以便直接向中央政府倾述他们的要求。毛泽东主席接见了班禅一行，听过班禅的情况汇报后，毛主席关切他说：“班禅大师的回藏问题，到解决的时候了。”
　　此后不到三个月时间，十世班禅及堪布会议厅官员即分两批开始返回西藏，返回被迫离开达29年的札什伦布寺。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阴谋，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花了20多年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新生的人民政权弹指之间在几个月时间内彻底解决了。
　　二、争取和平方式
　　中央政府在决定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就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即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的前提下努力争取采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召见进军西藏部队18军师以上干部传达关于进军西藏指示时明确提出：在“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中央政府所以采用在进军的前提下，争取和平谈判解放西藏，是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状而定的。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由于西藏地方当权派对封建农奴统治的既得利益的维护，以及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本能的反感，阶级利益的根本对抗，他们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因此要解放西藏不进兵是不行的，只有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才能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巩固国防；但是考虑到西藏的历史，西藏民族、宗教的特点，以及帝国主义势力制造的民族隔阂这些因素，采用和平解放的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和财产损失，保存国家元气，有利于增进民族团结，有利于西藏社会安定，同时有利于打击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在新中国已经诞生的大好形势下，用和平方式去解决西藏问题，在力量对比完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如果政策得宜，加上有上层爱国人士和西藏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前提则是必须向西藏进军。
　　西方的干预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就开始了进驻西藏的准备工作，人民解放军的前哨部队，到了金沙江以东的甘孜地区。此时美帝国主义者，和西藏亲帝分离势力十分着慌，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首先从伦敦发出了西藏当局将派出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乞求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同时另外派一个代表团到北京表明“独立”立场的消息。西藏地方当局的这两个代表团还未动身，就从英国伦敦又通过美国的通讯社之口，向外宣布了这一消息。
　　为此，我外交部发言人即于1月20日通过新华社发表谈话，对这一阴谋作了严正的驳斥和揭露。我外交部发言人强硬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也从没有人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他的所谓‘独立’。西藏的独立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的政府去宣传，并由美国的合众社加以宣布，使人们不难看出这种消息的内容，即令不是出于合众社的制造，也不过是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而这在人民政协的共同纲领上是已经规定了的。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末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了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的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
　　阵线分明
　　解放军即将入藏，西藏地方分裂势力千方百计妄图阻止解放军入藏，爱国人士和人民大众却急切盼望，拥护解放军入藏。
　　班禅堪布会议厅看到西藏当局将要派出所谓“亲善使团”的消息以后，立即于1950年1月31日打电报给中央人民政府，坚决反对拉萨当局的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该电文说：“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全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大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在热振事件中受到牵连，侥幸逃脱，从西藏逃亡康定的拉萨色拉寺杰札仓堪布阿旺嘉措，青海的藏文泰斗喜饶嘉措大师等，也都先后表示热烈希望我军早日解放西藏。2月底，西康省藏族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夏克刀登、邦达多吉等派出代表到达北京，表示藏胞渴望解放，将像当年博巴苏维埃政府（红军长征中在甘孜建立的人民政权）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藏。愿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西藏的任务。充分反映了广大藏族人民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实现国家统一的急切心情。
　　为了争取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让西藏地方当局充分了解中央政府的主张，认清形势，响应和平号召，中央政府采取电台广播，写信传达，派人劝说等各种渠道，尽力把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通知西藏地方当局。西北局曾派出两批人去拉萨劝和，结果一批人被赶出来，一批遭扣押。
　　格达活佛被害
　　5月5日，德高望重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刘伯承司令员，请求人藏劝和。朱总司令鉴于条件不成熟，劝说他暂时不去。对格达活佛的精神深表钦佩。
　　早在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格达活佛就结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并担任当时在甘孜建立起来的“博巴”（即藏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积极支援红军。红军北上抗日后，他又掩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十多年来，他一直盼望着红军早日回到高原。当人民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时，他笑声朗朗地对18军军长张国华说：“你们这些无神论者又来了，可是我这个有神论者要热烈欢迎你们！拥护你们！”
　　谈到西藏的悲修现状时，格达活佛顿时变了脸色，他向张国华介绍了西藏腐朽黑暗的农奴制，以及西藏人民遭受的种种不幸。当讲到激动时，格达活佛悲声哭了：“毛主席如果再不派队伍来，我们西藏民族给毁了啊。”
　　当他得知噶厦当局自恃有帝国主义撑腰，置中央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呼吁于不顾，企图武力阻挡进军西藏时，他再次要求去拉萨为和平解放西藏尽力。消息传到重庆，邓小平感到格达活佛爱国精神可嘉，但鉴于当时西藏地方政府态度顽固，缺乏和平诚意，耽心活佛安全，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去拉萨。但格达活佛决心已定，7月10日，格达活佛不顾个人安危，离开甘孜白利寺，奔赴拉萨。途中他积极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中央的政策法令，并以亲身见闻，介绍人民解放军在西康藏族地区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的事实，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以爱国为重，勿与解放军为敌。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立即向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昌都总管拉鲁等说明来意，表示将去拉萨促成和谈。但是，西藏地方当局得知格达活佛来意后，即将他阻留昌都，既不准他前往拉萨，也不准他返回甘孜，任由英国特务福特出面对付这位德高望重的活佛。
　　福特首先要格达活佛承认共产党是毁灭宗教的。格达活佛则回答，我十几年前就知道共产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福特为阻止活佛去拉萨，于8月21日在格达活佛的饮食中下了毒药，“格达中毒后，腹疼、头疼、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四肢麻木，于次日（8月22日）圆寂，死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福特为了消灭犯罪证据，将格达尸体焚毁，并将其随行人员，押送拉萨。”①
　　竭诚为国为民，为藏胞谋幸福，为和谈辛勤奔走的格达活佛，被残忍害死，噩耗传来，人们无限悲愤，当时一首《西江月》，悼格达活佛的词广为流传：
　　有德先尊罹难，痛悲康藏高原，
　　乌云翻滚遮西天，何日才来晴暖？
　　壮志未酬先殒，和谈骤使门关，
　　相望兄弟欲团圆，须得兵戎相见。②
　　为了便于西藏问题能够和平解决，中央政府表示了最大的诚意。中央一再指出：“这里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历史性的十项条件
　　当时负责西南局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考虑，结合①新华社北京1950年12月4日电西藏社会的实际，亲自起草了一份历史性的文件，这就是西南局提出并经中央政府同意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这十项条件是：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
　　（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
　　（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
　　（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
　　（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
　　（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十项谈判条件，符合西藏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也表现出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照顾和宽容。这十项条件不同于内地有关省份和平解放的谈判条件，也不同于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和平解放的谈判条款。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西藏，并且支配控制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千方百计地大搞分裂活动。因此，西藏各族人民必须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西藏现行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十分腐朽、落后、黑暗的，但是考虑到西藏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经济文化极不发达，自然环境十分封闭，这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已有数百年历史，人民群众暂时缺乏更新社会制度的意识和要求，同时又考虑到从晚清以来，在帝国主义的挑拨怂恿下，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勾结帝国主义，不断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揭露这种破坏活动，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也需要一些时间。因此，从这种复杂的形势出发，十项条件决定西藏的各种现行政治制度、宗教制度，包括达赖喇嘛的地位及职权，都可以维持原状，不予变更。这是从维护祖国的统一，增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出发，也是为争取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脱离帝国主义羁绊，回到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的一项仁至义尽的决策，表现了中央政府充分的宽容和耐心。西藏的社会改革是必须进行的，但这要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袖人物采取协商的方式解决。中央决定耐心等待西藏人民包括上层集团的觉悟，宁肯时间拖得长久些，让他们自己进行各项改革事宜，使西藏社会在保持稳定的同时走向发展和进步。后来中央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就是本着这个精神，以这十条为基础，在这个大框架上发展起来的。
　　附带说一下的是，50年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是极其宽容宽松的，说它与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方针有某种相似、相近之处，也是情理中事。但是，是达赖集团自己首先背弃了这些条件，走上了分裂祖国的不归路。在此期间，西藏自治区经过民主改革，建立健全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个先进得多，合理得多，深受人民大众拥护支持，西藏人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好处的社会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再要恢复到封建农奴制统治，人民能答应吗？
　　三、不打不相识
　　1950年，进藏部队第18军军部前进到了甘孜。进藏部队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有利于和平解放西藏为准则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充分展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民族团结为己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军容军纪。
　　菩萨兵进藏
　　进藏人民解放军尊重藏族人民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不干扰喇嘛念经。部队在行军中，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大雪纷飞的夜晚，都不进寺庙住宿，最多在寺庙外面的房檐下避一会雨和冰雹，寺庙里的喇嘛念经声仍然不断。解放军这种保护宗教和寺庙的模范行动，使一些活佛、喇嘛也为之感动。他们称赞人民解放军是菩萨兵，是从未见过的好军队。
　　当地藏族僧俗人民看到人民解放军同过去压迫他们的汉族统治者和国民党军队完全不同，从本质上认识了解放军，同时也看穿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散布的谣言，因此都称赞解放军为“嘉沙巴”（新汉人）。一五四团三连战士宋茂之在雅砻江放排不慎将卡宾枪掉进江中，经多次潜水打捞没有找到，半月后被藏族青年格洛在下游河滩拣到，藏族本来爱枪如命，他反复抚弄，爱不释手。但一想是部队失落的，便立即奉还，并说：“枪再可爱，也没有解放军可爱。解放军这么好，我若不把枪送回，就没有良心了。”藏族群众拣到空投的银元、物资，都原样送交部队。
　　在甘孜，进藏部队的领导人张国华等人，他们到金沙江边的德格访问女士司降央白姆，到甘孜西北一百多里的玉隆去访问大头人夏克刀登，同这些藏族上层人士亲切交谈，结交成为好朋友。并且前往格达活佛的白利寺进行慰问吊唁，并隆重召开甘孜憎俗各界人民追悼大会，悼念为奔走和平解放西藏事业而牺牲的格达活佛。甘孜藏族上层人士积极支援进藏部队，在部队极端缺粮的情况下，仅降央白姆、夏克刀登两人就给部队采购青稞十三万斤。其它如孔萨、麻书、邦吉多吉等上层人士也积极向解放军出售军粮，并提供了数万头牦牛支援运输。
　　拖无止境
　　时间又过去了几个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西藏方面仍然毫无表示。西藏当局派赴北京而停留在印度的代表，本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企图以“独立国”代表的身份，要求同中央人民政府商议所谓“解决友好关系”的，然而帝国主义者又总不放心他们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进行任何接触。因此，他们到达印度后，只好借口英国不发给前往香港的签证，一拖再拖，滞留印度，迟迟不到北京。他们拖的目的，一方面表明外国势力的方寸已乱，当然也企图延缓和阻挠我军向西藏的进军。
　　9月6日，我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接见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再次告知中央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赠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敦促他们速到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9月17日，我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又通知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务于9月20日前到京进行和谈，否则他们将要承担一切延误的责任和后果。9月23日，袁仲贤大使再次催促西藏代表赴京，并指出再有一周限期过去，人民解放军将按计划开始军事行动。这是袁仲贤代表中国人民政府对西藏代表提出赴京谈判的最后期限。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讲话中再次指出，人民解放军决心西去解放西藏人民，保卫中国边防。我们愿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已经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地方当局不再迟疑，好使问题和平解决。
　　尽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措施，但西藏当局仍然顽固地采取拖延和拒绝态度，关闭和谈的大门，而且继续勾结帝国主义，加紧扩军备战，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备战风烟
　　为了对抗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直接策划下，积极扩军备战。他们新成立了军饷局，对外加紧乞求军援，对内加征军用粮款，调运囤集军粮和军用物资，还大肆扩军，将地方军队原有的14个代本（每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小团）扩充到17个代本，同时又征集了一部分民兵武装，总兵力达到一万多人。并从国外运进大批军火电台。噶厦政府把号称能征善战的由英、美武器装备起来的7个代本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分，占地方军队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调至昌都和金沙江一带，企图依据金沙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西藏地方的许多喇嘛庙内，则是另一种景象，这里香烟缭绕，气氛肃然，奉地方军队命令，大小喇嘛盛装上阵，祈祷求佛，念诵咒经，齐声诅咒人民解放军失败，企图借助神佛的所谓“法力”保佑分裂势力的军事对抗胜利。
　　昌都之战
　　西藏地方当权势力无视中央政府的和平善意，一意孤行地走上了对抗的道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武装较量是不可避免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央地的一次决策会上幽默地说：“在西藏问题上，我看打一仗也有好处。中国有句古话，不打不相识。你不打，人家就不理睬你，就要翘尾巴。”
　　8月12日，毛主席在询问昌都战役准备情况后，电告西南局指出：“你们力争今年解放昌都并力争留3000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可以照此办理。十月解放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10月解放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毛泽东运筹帷幄，用兵如神，料事如神，后来的事态发展全在他预料之中。
　　8月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要求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打下次年解放全西藏之基础。
　　10月3日，在广大藏族群众和康区上层人士出动大批畜力，积极支前的配合下。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昌都战役的军事行动。我军分南北两线作战，北线又分左中右三路出击。在空气稀薄的雪山冰河间，日行军百余里，十三天前进一千五百里，经囊谦、类乌齐，迂回昌都以西恩达，切断藏军西逃退路。指战员们连续半个月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超负荷的行军，几天看不到一户人家，上百里遇不到一个群众，累了就半卧一会，饿了雪水拌糌粑。最后背的吃完了，忍着饥饿仍坚持急行军。
　　在战役中，藏军第九代本在德格·格桑旺堆率领下，于12日在宁静宣布起义，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及随从军政官员一百多人于18日撤离昌都。19日，人民解放军进入昌都。21日，阿沛·阿旺晋美撤到昌都西南竹谷寺一带后，派人同解放军取得联系，迂回部队与阿沛进行谈判，随后阿沛下令藏军四个代本二千余人放下武器。并交出电台负责人、英国间谍福特和印度报务员3人。24日，昌都战役结束，此次战役大小战斗二十一次，歼灭藏军主力五千七百余人，西藏地方政府丧失了地方军队总兵力的三分之二，是役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地方当局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的图谋，它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解放全西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阿沛的远见
　　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是一位富有见解、思想开明的上层贵族，当他于5月间升任噶伦，并于危难之际受命赴昌都兼任昌都总管之际，曾多次建议用和平谈判方法解决西藏问题。他向摄政达扎公开提出：“如果噶厦采取和平方针，我请命出使与共产党方面进行谈判。否则，我赴昌都任所就毫无意义。”这个主张在噶厦会议上进行讨论时，虽然受到一些人重视，但由于摄政达扎等人都不赞成，因此未被接受。他是于8月28日到达昌都接替拉鲁·策旺多吉的昌都总管职务的。当他到达昌都的第八天，即致电噶厦，提出停止执行原来拟议中进攻玉树的战斗，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电报如实反映昌都地区民间疾苦，“因时世混浊，民不堪命，这里的的宗（相当县）内仅有七八户人家还有糌粑，其余全以食元根（即蔓菁）为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他向噶厦建议：“应停止进攻青海玉树，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这一建议，未被噶厦采纳。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后，昌都临近解放前，他召集昌都官员商量，作出不进行抵抗和立即撤离昌都的决定。
　　打开谈判大门
　　昌都战役给西藏分裂分子以沉重打击，解放昌都后，人民解放军并未乘胜挺进，而是全部停下来等待。惊魂稍定的西藏地方政府，见我军事上如此强大，政治上又如此宽大，而他们寻求外国援助却无多大结果，仅少数几国口头上同情“西藏独立”，极少实际支援，因而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谈问题，由于他们丧失了能同中央政府对抗的资本，因而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昌都解放后，中央仍然坚持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以《十项条件》为基础，希望早日同西藏地方当局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中央这种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周恩来总理早在昌都战役开始之前就告知了印度驻中国大使。8月21日，周恩来总理约见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厄迦，对他说，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至今尚未动身，人民解放军已在西康西部开始行动，不久可能占领昌都。中央仍愿西藏代表团来京进行和谈。
　　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昌都以西的洛隆、边坝等地后，即停止前进。并命令前沿各分队避免与藏军冲突，尽力营造和谈气氛。部队派出宣传队，向广大藏族人民宣传中央的政策，把宣传品发给过往藏族商客，保护去拉萨朝佛的人，释放军政官员。对被释放的藏军官兵都发给路费和马匹，对其中代本以上官员，还按原来的品级给予优待，从生活上给予照顾。在昌都，部队住帐篷，把房子让给藏方军政官员住；部队缺少食物，自己宁愿挨饿，把仅有的米面给官员吃，并且想尽办法尽力供应他们所需的酥油、糌粑。部队负责人多次同阿沛；阿旺晋美等军政官员座谈谈心，帮助他们解除思想顾虑。
　　和谈潮流
　　11月9日，阿沛·阿旺晋美和原昌都地区的四十余名官员联名致信达赖喇嘛和噶厦，以亲身经历，介绍我党我军政策，恳切建议西藏地方政府速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和平解放西藏，并派亲信官员日夜兼程将信件送往拉萨。之后，阿沛·阿旺晋美又以个人名义给噶厦写了一封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迅速作出决定，派代表赴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忠告说，不管汉藏和谈是否能很快进行，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是肯定无疑的。阿沛的这两封信，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促进西藏当局进行和谈起了重要作用。不少爱国上层人士纷纷发表意见和看法，力促和平谈判解决问题。
　　昌都战役的胜利，打掉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地方亲帝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使其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阴谋破产。慑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实力，帝国主义分裂势力的武力对抗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不甘寂寞的外国势力
　　英美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从来就力图把西藏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反对中国在西藏行使自己的主权。现在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昌都，解放了自己的国土，给予了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于是他们手忙脚乱地掀起了一场反华闹剧。
　　英国《泰晤士报》于10月31日发表社论，不顾歪曲历史说“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能从历史上找到理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11月1日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然诬蔑我解放昌都是“侵略”，“美国认为这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美国《纽约时报》于11月15日发表社论，竟敦促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在美国的指使下，南美洲的一个小国萨尔瓦多竟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个所谓“中国入侵西藏”的提案，要求联合国研究“可以采取适当措施”。联大总务委员会于11月24日讨论，决定延期审理此案。
　　印度政府于10月21日、28日、11月1日连续三次向我国政府提出照会，干涉我军解放西藏，说什么“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说什么“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人认为是可悲可叹的。”中国进军西藏，大大增加了“导向世界大战的趋势”。还说什么除非中国政府命令部队停止向西藏推进，印度政府不便劝告西藏代表前往北京了。并公然提出中国在西藏只有“宗主权”，而无主权。甚至还无理要求保留印度在西藏从英帝国主义手中继承下来的种种特权。
　　我国政府于10月30日和11月16日两次复照印度政府，对印度上述三次用会——进行了驳斥，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允许外国干涉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并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很早就表示欢迎滞留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尽快前来北京，进行和平谈判。但该代表团始终受着外力阻挠，迟不前来。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进行和平谈判及谈判结果如何，均属中国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是肯定了的。
　　为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美国政府设想了多种可能，结论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最为理想。
　　肩负特殊使命的美国“无线电评论员”劳威尔·汤姆斯在1950年5月19日给西藏地方政府的信中写道：“……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最近告诉我的父亲，他觉得在制定援助方案之前，还需要对你们有更多的了解。国务卿暗示，如果有机会，我能得到准许在来夏再到拉萨，他愿意派一个美国代表团一起来，国务卿建议这个特派的代表将是个表面上和我国政府没有关系的人，因而不致引起注意其为美国官员。这个人可以是一个曾在国务院做过工作，而现在已解职的人，他将只作为一名旅行家进入西藏。”①
　　汤姆斯从西藏回国后发表了《这个世界以外》一书，书中承认：“此行目的，是为了了解西藏情况，告诉美国人西藏在国际问题上的地位，要求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②
　　鉴于西藏人民普遍的爱国意识，汤姆斯写道：“外国军队到西藏来帮助，是不大得到欢迎的。”①
　　美国直接出兵也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我们美国如果担负军事援助，那么我们美国就要担负起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那时如果共产党军队与我们冲突起来，我们将如何调动一支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以及如何供给这一支
　　②部队？因之，美国政府还不能够担负这样一个责任。”权衡之下，最好的办法是美国出钱、出枪，让西藏方面组织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利用西藏的人力，再加上很好的装备和训练。③
　　汤姆斯的书和信件是不可多得的教材，美国之所以没有公开出兵干涉，是力量和现实的权衡结果，而不是什么道义原则限制了它。
　　夏格巴四处碰壁
　　与阻止人民解放军的行动同步进行的，是以仔本夏格巴为团长的所谓商①《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377—37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②（美）劳威尔·汤姆斯：《这个世界以外》，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378页①（美）劳威尔·汤姆斯：《这个世界以外》，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378页②（美）劳威尔·汤姆斯：《这个世界以外》，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378页③（美）劳威尔·汤姆斯：《这个世界以外》，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378页务代表团在国外的折腾。
　　夏格巴一行先抵印度，由于不经中国驻印度使馆同意元法取得赴其它国家签证，加上他们无法解决外汇，于是知难而退，经昆明去南京。他们到南京申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解决外汇，由于此时国民党政府自身外汇紧缺，故未准予解决。但他们却凭着长期的买办头脑精明地在南京申请到一批生丝出口许可证，经将这批出口许可证倒卖，外汇问题得以解决。到了外国后，现实却与他们的梦想差得太远。美国的态度是：“把他们作为私营商人代表，仅仅同他们洽谈商业事务。”英国政府则对美国说，英国将把接待夏格巴的代表团作为一件私人商业事务，不具任何官方意义。在瑞士，夏格巴一行无论到那里，瑞士政府都安排由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一位秘书陪同。并且所有国家自始自终都将与夏格巴的接触情况通报给中国大使馆，不仅如此，由于夏格巴带有达赖喇嘛亲署的致送美国总统的相片及函件，打算谒见美国总统杜鲁门当面亲递照片、函件，但美国要求拜见必须由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陪同，夏格巴无奈之下，只得将相片和函件交美国国务院转送。对于这些灰溜溜的事件，他们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最要命的是，竟无一个国家那怕只是公开口头上支持一下“西藏独立”。
　　夏格巴去的所有国家都认为不能用战争办法对付共产党，只有谈判才是上策。印度外交大臣在新德里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西藏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表面上要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如果一味强调西藏是独立的，一旦谈判破裂，以致发生武装冲突，印度政府就无法进行援助了。英国驻印大使说，如果采用战争的办法，西藏内部的权力势必丧失，看来西藏地方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尼泊尔驻印度大使认为，中国国民党得到美国政府援助都无能为力，西藏和尼泊尔要抵抗共产党就更困难了，如果进行和平谈判，尼泊尔政府可能给予援助。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许多官员对此感到极大意外和失望，他们没想到洋大人说得好，到关键时候就靠不上，感到依靠外国搞“西藏独立”的局面难以维持下去，而又没有资本同人民解放军继续进行军事较量，只有面对现实，进行和平谈判，这样，和平谈判的前提终于具备了。
　　四、在另一个战场上
　　昌都解放后，西藏上层集团十分惊慌，高级官员和三大寺首领连夜开会商量对策，以摄政达扎为首的亲帝国主义分子主张一方面指使滞留印度的代表团与我驻印使馆人员周旋拖延，企望印度政府出面同我中央政府进行交涉；一方面准备在必要时让达赖出走，政府外迁流亡，有的继续闭着眼睛主张与人民解放军血战到底。以噶伦然巴·土登滚钦和三大寺为代表的主和派，在会上则追究滞留印度的代表未赴北京的原因，主张另派代表去昌都同解放军进行和谈。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西藏上层决策人物决定沿用老办法，
　　①请乃穷、噶东两“神汉”指明出路。
　　神汉定大政
　　乃穷、噶东是西藏的两个寺庙，据说这两个寺庙跳神的神汉可以领悟天①此处神汉与本韦八章三节中达赖提到的“神谕”是一回事。意、占卜吉凶。每当西藏有什么大事举棋不定时，当权者总要向这两位神明“请教”。
　　乃穷、喝东两位神汉被请到达赖的寝宫。问清要请示的事之后就开始跳神，噶东神汉跳了一阵便跪在达赖面前说，只要你亲自掌握政权，就可以消除灾难。乃穷神汉跳了一阵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于是“神意”已定，达赖亲政。摄政王达扎事先毫无防备，仓卒之间只得下台。就这样，达扎无可奈何辞去摄政职务。11月17日（藏历十月八日），时年十七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接管了西藏政教大权（按惯例不满十八岁，不到执政年龄），达扎结束了执掌近十年的摄政王位。达赖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后，立即给毛主席写信，对过去发生的冲突表示痛心。请求毛主席关怀和施恩于他。
　　狮子大开口
　　这时，西藏地方政府收到阿沛·阿旺晋美等四十余名官员从昌都送来的和谈倡议信。达赖集团内部对阿沛等人的意见虽不表示公开反对，但仍不放弃“独立”的梦想，于是决定一方面派出两位四品官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前往昌都与阿沛一道与解放军谈判，一方面又拟定了西藏方面的五项条件。五项条件是：“（1）西藏没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西藏同英国只有点外交关系，同美国只有商业关系；（2）要归还旧时（指清朝和国民党时期）汉政府占领的和解放军解放的地区；（3）如有外国入侵，再请汉政府协助；（4）已经进入康区和阿里地区解放军撤走；（5）今后请勿听信班禅和热振派的挑拨。”这五项条件不但不是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条件，而几乎是胜利方向失败方提出的条件。他们已有的东西要维持，他们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权力、从未管理的土地还要得到。其中心目的仍然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西藏的进军。这种荒唐的价码也反映出西藏上层统治分子丧失了起码的现实感和起码的判断力。
　　外援靠不住
　　与此同时，西藏当局倒是作了两手准备，他们将地方政府分为留守拉萨和外地的两个班子。达赖任命大堪布洛桑扎西、孜本鲁康娃·泽旺饶登（以下简称鲁康娃）为司曹（代理司伦，即代理最高行政官），留守拉萨。其余要员都到边境相机行事。12月19日，达赖一行三十余人，仓惶离开拉萨，出走亚东，坐观形势发展变化，准备伺机逃往国外。他们1951年1月2日到达与锡金、印度只有一山之隔的亚东，随行人员致电印度政府，请求协助到印度居住。印度政府正式复电说：按照国际法，达赖等人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这个消息使达赖对外国援助一下泄了气，对此大失所望。于是达赖一行就呆在亚东小山沟里，并立即召回滞留印度的代表团和驻印度的商务代表机构官员，召开联席会议，听取汇报，作出决断。会上听了各方面汇报的情况后，认为“独立”无望，抵抗又是一条绝路，依靠外援也不行。同时又由于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特别宽厚，特别是维持现行制度和达赖喇嘛之地位、职权不变，使他们又感到希望所在，仍有出路，于是作出派遣代表赴北京谈判的决定。
　　开始和平谈判
　　西藏当局在依靠外援彻底失望之后，面对西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的强烈要求，终于选择了和平谈判的道路。决定除已派出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去昌都外，另增派札萨凯墨·索安旺堆、仲译钦波土丹旦达经印度去北京，并正式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谈判代表，率领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和谈。1月18日，又派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人，携带达赖喇嘛及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我驻印度大使馆袁仲贤的两封信前往新德里。
　　1月27日，西藏地方官员向袁仲贤递交了信件。达赖喇嘛在信中讲了他亲政的情况，表达了谋求和平谈判的愿望。1月29日，中央复电袁仲贤转告达赖喇嘛，欢迎他派代表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让袁仲贤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喇嘛亲政。中央电报中指出，达赖喇嘛不要离开西藏，如果离开了，不仅有碍于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而且达赖也将丧失原来在西藏的地位。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和平诚意的感召下，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从现实出发开始改正西藏地方政府以往的错误做法，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通知，于1951年2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由拉萨经昌都、甘孜、康定、重庆、西安等地到北京，同中央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则派出了以李维汉为首的全权代表，从4月29日开始，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进行了谈判。至此，外国势力阻挠破坏西藏地方与祖国直接进行谈判的阴谋归于破产。
　　和平谈判虽然几经周折，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顺利的。
　　签订“十七条协议”
　　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西藏民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在伟大祖国的创造与发展过程中，尽了自己的光荣的责任。但在近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了中国，因此也就侵入了西藏地区，并进行了各种的欺骗和挑拨。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西藏民族，则和以前的反动政府一样，继续行使其民族压迫和民族离间政策，致使西藏民族内部发生了分裂和不团结。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和挑拨没有加以反对，对伟大的祖国采取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这些情况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陷于奴役和痛苦的深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打倒了各民族共同的内部敌人——国民党反动政府，驱逐了各民族的共同的外部敌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此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的大家庭之内，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中央人民政府则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自此以后，国内各民族除西藏及台湾区域外，均已获得解放。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各上级人民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各少数民族均已充分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并已经实行或正在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为了顺利地清除帝日主义侵略势力在西藏的影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主权的统一，保卫国防，使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获得解放，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与国内其他各民族享受同样的民族平等的权利，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中央人民政府于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际，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代表来中央举行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4月下旬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到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当即指派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于友好的基础上举行了谈判。谈判结果，双方同意成立本协议，并保证其付诸实行。
　　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
　　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三、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四、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
　　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
　　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二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的地位及职权。
　　七、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
　　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
　　九、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
　　十、依据西藏的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直，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
　　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究既往。
　　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
　　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
　　参加军政委员会的西藏地方人员，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区、各主要寺庙的爱国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与有关各方西协商提出名单，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西藏地方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购买和运输粮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央人民政府金权代表
　　首席代表李维汉（签字盖章）
　　代表张经武（签字盖章）
　　张国华（签字盖章）
　　孙志远（签字盖章）
　　西藏地方政府金权代表
　　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签字盖章）
　　代表凯墨·索安旺堆（签字盖章）
　　土丹旦达（签字盖章）
　　土登列门（签字盖章）
　　桑颇·登增顿珠（签字盖章）
　　1951年5月23日于北京
　　无风也起浪
　　十七条协议的基本精神，同1950年邓小平为西南局亲自起草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十项条件精神是一致的。这些在主权问题上毫不让步，在其它方面又如此宽容宽松的条件给世人以震撼。一个有着强大军事力量的中央政府，同一个对祖国采取非爱国主义态度的地方政府谈判以后，达成如此宽厚的协议条款，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只有浸润着和为贵和平精神的中华民族才能做到，只有胸怀人类大同理想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也只有人民解放军这样的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威武之师才能贯彻执行。
　　近年来，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放出一股阴风，范普拉赫睁着大眼宣称：“达赖喇嘛并没有给阿沛等五人以全权代表的资格。”夏格巴等人则巧妙地暗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上盖的不是正式的公章。达赖集团则在宣传中声称：西藏代表团是在受到压制、并且不准请示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情况下被迫签字同意的，因而，十七条协议并无实际效力等等，不一而足。
　　要同这些言而无信的家伙辩明事实真相几乎是徒劳的。因为即便你把一件事叙述清楚，他们转眼又可以不认帐。并且，另外无中生有的指控又会源源而至。因此我们只是简单质疑如下：
　　关于所谓西藏代表在北京受到压制的指责，在1951年并没有提出来，而是直到1959年以后才提出来，如果这些指责是真的，为什么达赖喇嘛在给北京的信中没有提出来？再者，如果这个协议是强加在人身上的，为什么达赖喇嘛和几乎所有贵族都回到了拉萨并和中国人在一起共事？”“无论怎么说，事实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官员们都回到了拉萨，并同汉人一起合作了，这本身就证明了十七条协议的合法性。”①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五个月，达赖给毛主席发去了如下电文：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1951年4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①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167页，伍昆明、王宝玉泽，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瓦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
　　西藏地方政府这赖喇嘛
　　公历1951牟10月24日
　　藏历铁兔年8月24日
　　阴谋的破产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使得英、美帝国主义者妄图分裂西藏、阻挠西藏与祖国直接进行谈判的阴谋宣告破产；帝国主义梦想窃据这块高原作为侵略中国内地的据点的企图亦彻底失败；受尽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各种摧残的广大西藏人民，从此获得了解放；西藏民族内部各领导力量之间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伟大成功。1951年5月24日，毛主席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宴会上指出，“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毛主席的话，深刻地说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意义，也指出了西藏发展的前途。
　　较量与胜利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签订后，西藏代表立即发电报给达赖喇嘛和噶厦，报告十七条协议的内容。达赖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等人召集在亚东的僧俗官员开会，想借噶厦和全体官员的名义上书达赖，反对“十七条协议”，逃往国外。但没想到会议却作出了拥护“十七条协议”，希望达赖返回拉萨的决议。达赖的秘书长群培土登在会上明确说，我们派出去的和谈代表都是噶厦中很有威望的人，决不会为了一杯酒就作交易，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很好，应该遵守。
　　1951年8月17日，达赖从亚东回到拉萨。10月20日，噶厦召开由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首领等三百余人参加的大会。和谈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在会上详细报告了“十七条协议”签订的经过。经过充分讨论、参加会议的上层人物认为“十七条协议”是好协议，表示拥护。大会还通过了呈报达赖的文稿：“签订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看了这次大会的呈文后，于10月24日致电毛主席，欣然表示拥护协定，表示要全力保证协议的实施。十世班禅也在5月29日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决心为西藏民族与中国各民族的团结而奋斗。12月，达赖自拉萨打电报给班禅，欢迎他早日启程返藏，共同建设新西藏。1952年4月28日，班禅自青海回到拉萨，会见了达赖喇嘛。由帝国主义者所造成的达赖和班禅之间的长期不和，在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感召下，双方捐弃了旧嫌，重归于好。
　　为了执行协议，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别从西康、青海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于1951年10月26日胜利抵达拉萨，并先后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和阿里等地区，使西藏边境的有边无防成为历史。
　　西藏和平解放后，在中央的大力关怀和帮助下，在西藏广大僧俗群众和汉、藏工作人员及驻藏部队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平叛斗争与民主改革运动，使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封建农奴制社会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西藏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西藏民族同国内其他民族一样，充分享受着民族平等的权利，过着安居乐业，自由幸福的生活。西藏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篇章，西藏人民从此走向了新生。
　　帝国主义蹂躏西藏地区、奴役西藏人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具有反帝爱国光荣传统的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为家乡的社会进步倾注了热情，西藏社会的发展使人们倍感祖国统一的可贵，那些曾经受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势力欺骗和蒙蔽，至今仍寄人篱下的原西藏上层人士和藏族同胞，应当以民族团结的利益为重，迷途知返，回到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同西藏人民、祖国人民一道，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贡献自己的力量。
　　五、选择与前途
　　西藏和平解放后，世世代代饱受三大领主剥削压迫的西藏广大劳动人民，对解放军的到来无不欢欣鼓舞，寄予深切的希望。希望能在中央和西藏地方共同签署的十七条协议精神指导下，逐渐改变西藏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使他们的生活和处境有所改善。但是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的态度却和人民的意愿完全相反，他们凭恃西藏和平解放后照常保留的固有地位和权力，依然对西藏人民进行统治和压迫。他们害怕社会发展和人民觉悟会最终损害其既得利益，他们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并不甘心，对签署的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管表面上无法公开反对，不得不勉强地表示拥护和接受，但实际上并不愿意实行，而且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它的贯彻实施。特别是在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握有实权的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则继续与境外势力密切勾结，妄想用发动武装叛乱的手段，达到全面撕毁协议，实现其分裂祖国的“西藏独立”的梦想。
　　慎重稳进
　　刚刚进藏的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处在民族情况和社会情况都十分复杂的环境中，面临着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路没有修通，交通不便，补给线长，粮秣和物资的供给都存在很大的困难。而广大藏族人民群众由于受到反动分子的严密控制和造谣煽动，一时还不敢接近解放军。帝国主义者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正是利用人民解放军进藏之后立足未稳，物资补给暂时困难的情况，仗着手中暂时控制的实力，不卖粮食和柴草给解放军，并威胁和限制群众在物质上支援解放军，企图把进藏的军政人员饿走、困死，他们还打着保护民族和宗教的旗号，大造舆论，欺骗群众。宣称：“解放军来了要把西藏的粮食吃光”，“共产党不准信佛，毁灭宗教”，“吃大米和吃糌粑的永远坐不到一个垫子上”等等，试图用这些挑拨离间的手段，割断进藏人员和藏族人民的联系。
　　1951年11月，达赖手下的两名主要官员，鲁康娃、罗桑札喜出面，非法拼凑了一个叫做“人民会议”的组织。他们串联了一批人，于1952年春天，在拉萨街头狂呼口号，举行“请愿”示威，并唆使一批藏军和僧人包围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的住宅，诬蔑解放军和藏族爱国进步人士，蓄意挑起事端，制造骚乱，向中央施加压力，以此破坏和延缓协议的实施。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西藏局势的发展，面对分裂势力企图饿死、困死、赶走进藏军政人员的阴谋，一面积极组织运输力量，向拉萨运粮，解决进藏部队的供应困难，一面指示进藏部队必须尽一切努力维护十七条协议，对于反动派的各种挑衅，要采取“不打第一枪”的方针，同时要在各方面做好必要的准备，后发制人。新中国有充分信心解决好西藏问题，历史曾一再发生过的驱赶中央政府人员事件，毕竟无法重演了。
　　两件大事
　　毛主席根据当时西藏的客观形势和力量对比，作了科学分析后指出：我军进驻的西藏地区，是一个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这里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情况复杂。就在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毛主席就特别叮嘱张国华军长：“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两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西藏和平解放后，尽管西藏上层集团在军事力量上已处于劣势，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却还大大强于我们，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正是依仗着这一点，敢于兴风作浪，反对我们，甚至在拉萨举行公开的“请愿”示威，来压我们让步，阻挠和破坏协议的实施。因此，进藏初期，首要的工作不是急于全面实现协议进行改革的问题，而是怎样打开局面，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给西藏人民在物质福利上带来好处，使他们都相信和拥护党和人民解放军。
　　在西藏的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里既有西藏上层的因素。也有藏族群众的因素，但主要还是西藏上层的因素，因为当时达赖上层集团还以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着西藏。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他们还能利用宗教和一些欺骗性宣传统治和掌握群众，群众对新中国，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了解，由于长期的愚昧统治还有许多误会，同时，当时也不允许去做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而只能利用各种机会和各种形式做一些影响群众的工作。
　　争取大多数
　　为了尽快在西藏打开局面，中央在西藏执行的一条基本政策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这是进藏的军政人员在西藏立足的关键。只有紧紧抓住这个关键，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造起强大可靠的物质基础，保障供给，才能站稳脚跟，才能在西藏存在和坚持下去，才能更好地争取上层，影响和团结群众，把一切反帝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把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孤立起来。
　　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争取广大上层人士，安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进藏人员在反帝爱国的前提下做了大量有声有色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央1952年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方法，争取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在西藏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西藏的“统一战线以反帝爱国为主和以稳定上层，与帝国主义争夺上层为中心工作，不是反帝反封建并进的统战方针。”要求凡是反帝爱国的人，不论其程度如何，都要积极争取和团结他们。
　　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发展、壮大反帝爱国统一战线。这里包括要对一切违反十七条协议的破坏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以所谓“人民会议”名义组织的请愿示威活动，中央驻西藏代表明确通知达赖，指出这些请愿示威是破坏协定的无理行为，他有责任立即命令捣乱闹事的藏军归营、喇嘛归寺，并惩治违法行为。达赖权衡之下，不得不撤掉鲁康娃、洛桑札喜两个分裂主义头子的司伦职务，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加以解散。
　　为了缓解物质供应和补给上，特别是粮食方面的严重困难，在经济上站稳脚跟，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和高原气候带来的反应，进驻拉萨后仅仅十天，就一手拿枪，一手抡镐，积极投入了开荒生产运动。第一年即开出上万亩良田，达到粮食自给六分之一，蔬菜自给或半自给，随后又陆续开荒十余万亩，并建立了“七一”、“八一”农场，克服了给养上的重重困难。当时，广大部队和地方干部开荒生产的劲头，就像当年陕北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一样。许多在西藏高原上从来没有种过的庄稼、蔬菜，都试种成功了。当丰收的季节到来的时候，拉萨河谷一片金黄，市区和郊区的广大藏族群众成群结队地到农场参观，有口皆碑地称赞解放军真是神兵天将，把千古荒滩变成了万亩良田，种出了他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好庄稼。直至今天，这些开垦出来的荒地仍是拉萨人民的主要菜篮子基地。
　　加快建设步伐
　　为了改变西藏交通落后的状况，密切同祖国内地的联系，毛主席提出：“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十多万各族军民员工，经过四年多艰苦奋战，克服重重困难，修通了横跨“世界屋脊”的川藏、青藏以及连接西藏地区各主要城镇的近万里长的公路，大大缩短了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距离，运进了大批西藏人民需求的物资，还在主要城区设立了贸易、银行、邮电等机构，加强了西藏的对外贸易，稳定了市场的物价，活跃了经济。在进行上述各项工作的同时，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积极帮助藏族人民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和先进生产技术，防治畜病，大力扶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修建了水电站、汽车修配厂、铁工厂、化工厂等厂矿企业，在各地开办了规模不同的许多小学校，使许多藏族儿童得到了求学识字的机会；中央还在拉萨、日喀则、昌都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镇建起了人民医院，多次组织医疗队（组）深入农村、牧区，为广大藏族群众免费治病，解除疾病的痛苦。解放军的这种做法，相沿成俗，就成了西藏地区兔费医疗的源头。中央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有效措施，诸如发放无息农牧贷款、商业低利贷款、救济款和无偿赠送农具，收购土特产，吸收大批藏族民工，与地方政府协商，减免参干、入学人员的“人役税”等等，尽量减轻人民负担，推动社会进步。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和工作的开展，初步改善了贫苦农牧民的生活，也为进一步发展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八年对比
　　驻藏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处处为群众着想，为群众办事的模范行动，同三大领主剥削、压迫群众的罪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从解放军进藏到1959年平叛改革的八年时间，可说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进藏工作人员真心实意为西藏人民着想，关心他们，为他们谋利益，同封建农奴主统治集国压迫剥削他们形成强烈对比的八年。人们看了八年，比了八年，也想了八年。广大农奴和奴隶从切身体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增进了对祖国的了解，逐渐认识到毛主席、共产党才是他们的救星，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才是自己的亲人。天长日久，分裂分子散布的挑拨民族关系的谣言破产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逐步消除了，广大劳动群众冲破了反动分子的层层阻挠，更加亲近、拥护解放军和在藏工作人员；一些处于中间状态徘徊观望的上层分子也逐渐坚定了爱国意愿，这就促进了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不断扩大，少数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的处境愈加孤立。
　　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和斗争，加强了藏汉民族和其它各民族间的团结，使进藏人员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站稳了脚跟，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也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人民心声
　　西藏和平解放，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人民大众逐步体会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他们称共产党、毛主席是“大恩人”，称解放军为“新汉人”。上亚东一位参加过抗英战争的老人白杰有一段含意深刻的话：“我活了八十二岁，也盼了八十三年，终于盼来了解放军，把我们从帝国主义魔爪下解放出来了。共产党和毛主席像天空中的金太阳，溶化了喜马拉雅山的万年冰雪，温暖了我们藏族人民的心。我这样大的年纪，什么样的军队都见过，清朝的，英国的，印度的，还有西藏地方的，没有哪一个军队像你们这样好，爱百姓，守纪律，能打仗，会劳动，谁见了谁夸奖。今天有了毛主席领导，有强盛的祖国和你们这些英勇善战的神兵春守国防，我们亚东的百姓放心啦。”这位老人的话，反映了西藏人民的心声。广大群众通过自己的对比观察，终于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和解放军身上。
　　在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1955年3月9日，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这项决定，符合十七条协议明文规定的“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的精神，是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步骤，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经过一年多的准备，于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
　　第四章 毋忘历史
　　1959年到1961年在西藏进行的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是1949年前后席卷中国大陆的人民民主革命在西藏的继续，是西藏社会历史发展上的重大事件。
　　平叛和改革，是西藏民主革命中关系密切的两项主要任务，二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只有坚决平息叛乱，才能打掉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嚣张气焰，为民主改革扫清障碍；只有迅速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满足群众对土地和人身解放的要求，从根本上摧毁叛乱的社会基础。这种状况颇类似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解放黑奴运动，当时的美国林肯总统就深刻认识到，只有坚决打击南方大奴隶主分裂势力，才能维护美国的统一，而只有迅速解放黑奴，给他们以平等的人身自由，才能赢得南北战争的胜利。
　　一、树欲静而风不止
　　西藏社会的改革，本来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中规定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西藏百万农奴自和平解放后的迫切愿望。尽管中央政府从照顾西藏上层集团的考虑出发，把什么时候实行改革，完全留待西藏人民和上层集团协商决定。为了尽可能地实现和平改革，中央反复做宣传解释工作，耐心等待，并作了一些政策调整，作到了仁至义尽。但是上层统治集团却死抱着旧制度不放，不许百万农奴对它有一丝一毫的改动。他们凭借基本上原封未动的统治力量，利用民族和宗教的旗帜欺骗群众，甚至加速扩充地方武装，不惜以发动武装暴乱来反对社会发展，反对对其既得利益有一丝一毫的变动。
　　早在1952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就指出了在西藏推动社会进步的两种可能性，提出“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的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同时，“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
　　仁至义尽的退让
　　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改革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的社会制度，对加强民族团结有利，对西藏社会的平稳发展有利，是全国各族人民和西藏人民所欢迎的。为了等待和争取上层分子的觉悟，中央政府曾坚持不懈地大力开展了对西藏各种领袖人物的团结、教育和改造工作。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他们以妥善安排，不断组织参观团、考察团，让他们分批地到首都和祖国各地参观学习。在西藏每做一件好事，都是先要和他们充分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之后再去做。毛主席曾对西藏上层集团代表人物说过：“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改革是要把大家的生活改好，而不是改坏，希望他们能与中央同心同德，为着共同的目的，把西藏的事情办好。毛主席还用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众生平等，为穷苦人的利益着想的事例来启发教育他们，叫他们顺应历史潮流，同人民站在一起搞改革，取得人民的拥护，不要一意坚持反动立场，走被人民弃绝的道路。1856年底，毛主席又宣布：从1957年起6年内，在西藏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在这以后什么时候改革，仍然要根据将来的情况，由西藏的上层和人民群众共同协商解决。并且就在我们已经察觉西藏噶厦政府上层反动集团为搞分裂在积极活动的情况下，为了表明中央的诚意，团结争取噶厦上层集团，1957年西藏工委、西藏军区还在组织上进行收缩，精简机构，将大部分工作人员和大部分部队内调。全区党政干部、学员工人等由四万五千余人压缩到只有三千七百人。驻藏部队步兵第53师撤消，驻藏部队压缩了三分之二以上。地方工作点和军事驻地，除保留青藏公路沿线和川藏公路的岗托至怒江桥，林芝至拉萨两段外，只保留日喀则、昌都、江孜、亚东、丁青、波密、江达、宁静（芒康）、噶尔昆沙、察隅等地点。我们的这些让步缩简方针，应该说最大限度地表明了中央的诚意。希望他们良心发现，从而能达到不流血地、和平地在多年内逐步完成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
　　委曲不能求全
　　但是，中央政府的这种宽容忍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分裂势力反而把这种让步忍让看作是软弱的表现，是有机可乘。他们见随着工作人员内撤，部队人员内调，共产党在西藏的军政力量大为减弱，认为找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们的活动由地下转到地上，由潜伏转为公开，竟然公开声称，“农奴制度万岁”，叫嚷要废除“十七条协议”，“西藏制度永远不改不变”。各种分裂活动骤然大增。
　　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成功的和平行动，必须有武力作后盾，有实力作基础，这是从历史经验所总结出来的。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冒着生命危险，在噶厦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组织恐怖暴力活动，战乱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只身前往戒备森严的布达拉宫向十四世达赖当面讲明中央的态度和我们的立场，指出局势的严重性，要求他为了防止局势恶化，撤销破坏活动的幕后操纵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位司曹的职务。当时西藏工委和军区耽心张经武代表的安全，对他孤身前往表示顾虑和反对。但张经武非常平静地说：“我这次进布达拉宫面见达赖，是完全符合‘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的。这样，可以争取团结达赖喇嘛和教育西藏人士，也有利于提高广大藏族群众的觉悟。我们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坚持和平解决的原则。坚决不打第一抢，万一反动分子武装挑衅，我们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时就更加有理有利。这次进布达拉宫，我有牺牲的可能。即使牺牲，也是为了革命，为了西藏人民的解放，为了换得西藏政局的长久稳定，我想也值得，也光荣。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问题尽向坏处想。根据西藏历史记载，清代驻藏大臣有七十八任，被杀害的只有一任，即是清乾隆十五年的事，当时藏王珠尔默持那木扎勒谋叛，企图割据西藏。而清朝政府反而撤走了军队，驻藏大臣付清和副大臣拉布敦才同时遇难，从此以后，清朝在西藏派驻了军队，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谋杀驻藏大臣的事件。”张经武还说：“现在我们有解放军驻在拉萨，我作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去向达赖表明中央的态度，量他们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我杀害；再说，量他们也没这样的胆量。如果我一时回不来，我将在布达拉宫的宫顶，与达赖一同观看同志们自卫反击的情景。”
　　张经武大智大勇的交涉成功了，达赖一伙为张经武的单刀赴会的气势所震慑，再说他们还确实没有做好公开与我对抗、摊牌的准备。在权衡实力的背景下，达赖不得不表示撤销两位司曹的职务，表示要为防止局势恶化采取措施，但背地里，他们更加紧了全面叛乱的准备。
　　四十年前的启示
　　中央代表张经武的这段生死经历是值得深思的。委曲不能求全，软弱就要挨打，在国际斗争中是如此，在国内进步与倒退之间的较量中也是如此。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西藏80年代以来一段时间的骚乱和社会不稳定，基本原因不在于达赖有什么力量，而相当程度上在于我们自己斗争意志和措施的不够坚决。一位领导同志曾经总结说：“我们在西藏工作，就要正确地认识西藏的历史、正确地对待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研究西藏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以来的西藏历史，认识和平解放以来西藏革命史，这样才能正确地了解西藏的过去，正确地认识西藏现在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当社会上出现不正确现象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它的内在原因和发展的规律。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善于正确地总结历史上治理西藏的成败得失，以及建国以来我党领导西藏的成功经验和某些时候的教训。历史上有些事件及其因果关系，非常相似。把这些事件相互比较，就可以得出规律性的认识。西藏历史上，凡是闹独立，都首先要求中央撤退军政机关人员，或者去搞驱汉（实际是驱赶中央派驻人员），和平解放以来，基本上也是这种情形。这种情形在西藏的历史上已发过多次。1750年西藏发过了杀死驻藏大臣的事件，那个时候搞叛乱的头子是当时颇罗乃的儿子。颇罗乃当时是西藏历史上的执政者受到了清政府封爵最高的人，封了郡王的封爵，仅仅是比清朝皇室的亲王低一个等级，比贝勒还要高。他的儿子先向皇帝打了报告，要求撤掉驻藏官兵，然后他就图谋搞叛乱。全国胜利前夕，西藏噶厦政府搞了驱汉运动。”“和平解放以后，反动分子从和平进军西藏初期的那个鲁康娃、洛桑扎西，到以后的阿乐群则以及1959年叛乱前夕的一些反动分子，也多次提出要求撤退人民解放军和在西藏工作的干部职工，接着不久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我想，这些问题应该认真地研究。每次军政人员的大撤退，时过不久就是大动荡，大骚乱，到头来还需要重新收拾，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深思。”
　　时过40多年再来回顾历史，这段总结是发人深醒的。韩非子云，上古争于道德，中古争于权谋，而今争于气力。上古中古姑且不说，但在社会进步的斗争中，任何新兴阶级、新兴力量登上社会政治舞台，淘汰落后腐朽的力量，却都实实在在是实力的较量，是斗争意志的较量。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是如此，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是如此，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如此。
　　二、利令智昏的一群
　　当时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把中央政府对他们仁至义尽的争取教育和等待，视为软弱可欺，一面叫嚣什么封建农奴制度是“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根本不改”！“永远不改”！一面利用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合法地位，纠集叛乱势力，变本加厉地进行阴谋叛国活动。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置民族生灵于不顾，据说甚至请求美国向西藏扔原子弹。日本《东京新闻》报道说：1957年“有两个人降落在拉萨附近。他们潜入拉萨，与达赖喇嘛的一名亲信碰头了。这名亲信把一封信托付给这两个人，该信说，由于反抗中国希望渺茫，有效的办法是美国在西藏扔原子弹。”①
　　实际上旱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不久，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蓄意撕毁协议，准备武装叛乱。他们早就作了反人民的两手准备。这一点，时过40年后由其总头子达赖在其自传中作了得意的不打自招的供认。他这样写道：在逃亡国外时，“我们早年最大问题就是缺钱。在教育和移民计划上，因为有慷慨的印度政府和海外各志愿机构资助，倒还不构成问题。但在行政方面，我觉得请别人帮助不大恰当。靠每个人每个月乐捐两卢比的自由税，再加上受薪人员每个月百分之二的所得税，实在做不了什么。好在天津（达赖的服饰总官，后提为去结堪布，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原文如此）早在1950年就有先见之明，在锡金存了一批宝物，至今仍在，它成为我们的生命线。”①
　　1959年正式叛乱、1950年就开始作准备，真是“凡事预则立”啊！谁能说达赖没有“远见”呢？达赖这里还无意中透露，即使对刚刚逃到国外的难民，他们也是毫不犹豫地要征收难民税的，自由税、所得税是也。
　　烽烟骤起
　　1952年，西藏地方政府暗中支持的伪“人民会议”，公开提出修改《十七条协议》和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要求，在斗争之下，达赖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两年之后伪“人民会议”分子阿乐群则又上书达赖，要求恢复“人民会议”组织，撤消对两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处分。他们还开会决定采取文武两手搞“西藏独立”。郎在康区采取武的一手，进行武装叛乱；在拉萨采取文的一手，同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动到拉萨朝佛的一些上层人物回家乡操纵叛乱，同时借“学经”为名，派憎人到其它藏区煽动叛乱。并在四处煽风点火，组织武装叛乱的同时，秘密向拉萨调集大批兵力。经“特别改装”的美国飞机则给叛乱分子送来许多经过特殊训练的“反共专家”和武装游击骨干，以及手枪、步枪、冲锋枪、手提机枪、迫击炮、无后座力炮、野战炮、手榴弹、收发报机等大批战器弹药和装备。当他们完成了兵力部署，自认为在拉萨集中了人数大大占优势的反革命武力之后，终于在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
　　3月10日的拉萨，在凛冽寒风中孕育着不祥的种子。
　　上午11时左右，1000多人聚集在罗布林卡门前和通往那里的道路上。他们大多数领到了地方政府发给的武器。不明就里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官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听到街上传出谣言，骑着自行车赶到了罗布林卡，希望探询一下事情的究竟。
　　帕巴拉·索朗降措是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活佛的哥①（日）高桥照著：《西藏动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山地部族》，载《东京新闻》1979年12月24日。转引自《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326页①《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第197—198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以下简称《达赖喇嘛自传》哥，他俩当时同是西藏著名的爱国人士，因为热爱祖国，一直遭到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仇视。
　　中午12时左右，当索朗降措赶到罗布林卡门口的时候，被叛乱分子认了出来。匪徒们包围了他，咒骂他，指责他是“反动分子”，并且立即指挥暴徒用石头向索朗降措袭击。当这位官员被打倒在地，还在继续挣扎的时候，一个匪徒赶上前去，残暴地用刀将他活活戳死。下午3时左右，有几个匪徒把帕巴拉·索朗降措的尸体拖来，用绳子一头拴住两脚，一头拴在马尾巴上，沿林卡大道拖进拉萨市内。尸体被拖了整整两公里，这时，这位著名的藏族爱国官员的尸体已经被拖得面目全非，令人惨不忍睹。匪徒们的暴行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让群众觉得恐怖，一些被欺骗参加“请愿”的人，纷纷地偷偷走散。
　　就在匪徒们打死帕巴拉·索朗降措之后，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门前，也险些命丧九泉。当时桑颇·才旺仁增是乘汽车赶到罗布林卡的，行至门前，受到叛乱分子的包围，一些石头飞到他的车上，他刚从车门伸出头，就被两颗飞石击中头部，当即昏倒在地。一些叛乱分子持刀冲过来，正在这紧急的时刻，幸亏他车上的随行人员反应机敏，迅速地驱车脱离险境。
　　叛乱分子在杀害了帕巴拉堪穷，打伤桑颇副司令员以后，一面裹胁群众“示威游行”，一面在罗布林卡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流血事件发生后，有些叛乱分子也曾经发生过犹豫，担心这样干下去，公开背叛祖国，最终是要失败的，可是，一些最反动的首要分子威胁他们说：“不要忘记石狮子前面所发生的事情。”反动分子头子功德林扎萨还狂妄宣称：“现在事情已经撕开了，是不能有畏惧心理的。”
　　大约千把人在拉萨市区“游行”。他们手拿小白旗，一路上呼喊着内容相同的口号：“西藏独立了！“汉人滚出去！”“我们胜利了！”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在游行的队伍中，有骑车的，有骑马的，他们前后巡逻，为人们打气壮胆。几个领头的家伙，沿途作讲演，张贴标语传单，推倒交通岗亭，用石头投掷机关的大门，向站岗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吐口水，肆意挑衅，似乎天下真的变了，似乎末日真的降临人间！
　　但是，这个“示威游行”并没有得到拉萨居民的同情，“游行”队伍中大多数人没有一点自发性，他们只是惶恐地跟着队伍前进，喊口号的人只是少数，而且一路上人愈来愈少。当“游行”队伍进入市中心八廓街一带时，就只剩下一二百人了。他们眼看着一场精心策划的“游行示威”行将失败，便恼羞成怒，在拉萨市内肆意抢劫财物寺庙，破坏公共设施，奸污尼姑，焚烧房屋，捣毁村舍。一群叛军将群科寺的尼姑奸污后当场杀死，他们将附近群众仅有的粮食一洗而光，不留一粒。将群众的牲口也全部抢走。
　　同时，一伙人闯入大昭寺内，在经殿内随意拉屎撒尿，毁坏佛像，屠杀喇嘛，抢劫文物。一次就抢走30多尊金佛像，还当场枪杀了护寺的饶钦巴喇嘛，打伤了格桑旺杰等喇嘛。一瞬间，整个拉萨市内外，黑云滚滚，浊气冲天，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的恐怖气氛之中。
　　这时，西藏地方政府总算出面了，但他们不是制止骚乱，而是让这帮暴徒推选“人民代表”，据说当场推选出19名“代表”。既然是代表，马上就参加了“人民代表会议”。
　　第二天这个伪人民会议通过了5条杀气腾腾的决议，内容如下：
　　（1）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按班、排、连组织起来；
　　（2）16岁到60岁的市民进行登记，全部动员起来，参加作战；
　　（3）三大寺组织先锋队；
　　（4）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和汉人机关工作的藏人，限期在藏历2月2日以前登记悔过，过期不候；
　　（5）不来自首的藏族干部，在街上遇到时格杀勿论。①
　　与此同时，他们公开成立了“卫教志愿军”，武装包围了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中央驻拉萨的机关。他们对中央的再三教育、挽救和警告置若罔闻。外国势力的支持令他们头脑发昏，认为包括家属小孩子在内不过2000人左右的解放军驻拉萨部队不是他们的对手，胜利简直是探囊取物。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逼往山南，凝聚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为了放开手脚在拉萨大干，3月17日，叛乱头目离开拉萨，窜到距拉萨300公里的山南隆子县，在这里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把隆子作为临时“首都”。3月19日向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错误的形势估计，压抑不住的复辟欲望，最终促使他们选取了自取灭亡的道路。
　　叛乱分子在拉萨和西藏各地破坏交通，烧杀劫掠，强奸妇女，甚至洗劫寺庙，奸污尼姑，这些乌合之众的凶残行径，戳穿了他们所谓“保护民族”、“保卫宗教”的骗局，彻底暴露了他们反祖国、反人民的真实面目，事实证明，这场叛乱绝不是什么“民族战争”，而是反动农奴主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所发动的一场镇压本民族人民大众和背叛祖国的不得人心的战争。因此，当这场叛乱发生以后，叛乱分子在西藏人民中间是极端孤立的。不但西藏广大劳动人民痛恨和反对他们，而且西藏上层的爱国人士也不支持并反对他们。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要求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平息叛乱。
　　三、雷霆万钧的反击
　　后发制人
　　既然分裂势力已执意捷铤而走险，我们的宽容退让就失去了意义。在叛乱分子3月19日大举进攻开始后，中央于1959年3月20日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讨平叛乱。西藏军区立即向全军发出战斗命令，对叛乱分子进行讨伐。当日并发出布告：
　　查西藏地方政府与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外反动分子，图谋叛乱，由来已久。长期以来，他们即纠集和纵容叛乱分子，窜扰各地，破坏交通，劫掠商旅，奸淫烧杀，残害人民。中央本着宽大为怀的态度，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严惩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阳奉阴违，不但不负责平息叛乱，反而纵容支持，助长叛乱分子气焰。及至今年3月10日，西藏多数噶伦与上层反动集团，更进一步与叛乱分子结成一体，①师傅主编《西藏风雨记实》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述。中国华侨出版社劫持达赖喇嘛，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公然背叛祖国，破坏统一；公然杀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藏族官员堪穷索朗降措，打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柔颇·才旺仁增等人；并且公然于3月19日夜间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罪大恶极，莫此为甚。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疾苦，本军奉命讨伐，平息叛乱。望金藏僧俗人民，积极协助本军，讨平叛逆，不窝匪，不资敌，不给叛乱分子通风报信。对于叛乱分子，本军将本宽大政策，区别对待：凡脱离叛乱武装来归者，一概不咎即往；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搜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本军纪律严明，维护群众利益，保护衣牧工商各业，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保护文物古迹。望全体僧俗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布告一出，受到广大藏族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感谢中央政府的英明决策，用各种实际行动全力支持人民解放军平定叛乱。解放军指战员在西藏广大群众和僧俗各界爱国人士的协助下，用比叛乱分子人数少得多的兵力，在不到三天时间，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俘虏叛军四千余名，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许多叛军成股地投降。拉萨平叛的胜利，摧毁了西藏叛乱的中心。国务院于3月28日发布命令，宣布自即日起解散策动叛乱的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职权。
　　1月8日，人民解放军乘胜向叛匪老巢山南进军。在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出师十日，奔袭千里，歼灭了盘踞在山南的大部分叛匪，并继续向窜扰西藏其他地方的叛匪进行扫荡。叛匪完全处于土崩瓦解，一败涂地的境地，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其残余部分仓惶跑往国外。在叛乱的上、中、下三策中，这帮自命不凡的家伙彻底实现了他们最差的意图。
　　在平叛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的平叛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对于叛乱分子，凡脱离叛匪来归者，一概不咎既往；有立功表现者，给予奖励；对俘虏一律优待，不杀、不辱、不打、不搜腰包；对执迷不悟，坚决顽抗者，严惩不贷。在党的政策的强大威力下，在觉悟的人民密布的天罗地网中，曾经不可一世叛匪作鸟兽散，纷纷缴械投降。
　　平息叛乱
　　人民解放军在进剿叛匪的过程中，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保护各界人民的生命财产，尊重西藏人民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和文物古迹，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秩序，广泛地团结了一切没有参加叛乱的藏族同胞。广大指战员战斗到哪里，就在哪里展开宣传，访贫问苦，开展为群众做好事运动，帮助群众重整家园，和藏族人民结下了血肉深情。他们为祖国、为人民不怕艰辛，为平叛的胜利立下了历史殊勋。
　　各地藏族人民都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解放军的平叛战斗。他们自动组织起来，自动给解放军带路，侦察报告匪情，修桥筑路，运输粮弹，捕捉残匪，搜查枪枝，与解放军并肩战斗。在支前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颂的英雄事迹。经过一年多的英勇战斗，一小撮反动农奴主分子发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彻底平息了！西藏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3月10日事变发生后，毛主席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这种‘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决的可能。叛乱集团的策略是在拉萨搞暴乱，将我军驱走。这一批人实际上已与中央决裂。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是：军事上采取守势，政治上采取攻势，以分化上层，教育下层，如果他们逃走时，我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毛主席对达赖外逃敞开了大门。事变进程完全按毛主席的预言实现了，同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势力的愿望相反，他们在西藏发动的叛乱不是造成了祖国的分裂和西藏的倒退，而是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巩固，促进了西藏反动势力的灭亡，促进了光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诞生。这是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人民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也是对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沉重打击。他们的“精心策划”、“精心准备”在新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力量面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预言失灵
　　西藏叛乱的迅速平息，让国际反华势力大感意外，大惑不解。
　　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帝国主义判断：只要有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部队，就
　　①可以阻挡人民解放军的进军。西臧和平解欣后，他们直接间接地给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以“有力的支持”，不断向西藏地区空投各种物资、武器和专门人员，帮助分裂主义分子训练武装人员，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稳操胜算的考虑。他们认为年青的共和国将无力对付叛乱，因而只有乖乖一走了之。当西藏叛乱终于发生后，他们兴高采烈，不惜代价地为叛匪空投大批武器弹药，极力支持叛乱活动。
　　西藏地区面积达一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雪山纵横，叛乱武装分布在广阔的高山峡谷之中，当时的交通条件又远非现在这样便利，山高坡陡谷深，当时人们形容西藏的交通状况是“乱石纵横、人马交通横绝、艰苦万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能不能很快平息叛乱，安定西藏社会，成了举世关注的问题，好心人难免担忧，居心不良者则幸灾乐祸。美国著名专栏作家艾尔索普分析认为：西藏没有20万军队是平息不了叛乱的。而这20万军队每天需要各种物资1万吨，在西藏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运进这么多物资是不可能的。因此，预言叛乱难以平息。另一些舆论认为，西藏的山高得不得了，雪多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很难进去，进去就出不来。因此，断言叛乱是平定不了的。帝国主义势力为梦想已久的“西藏独立”就要实现，又可以重新染指中国领土西藏而欣喜若狂。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长时间精心准备的拉萨叛乱三天就被平息；英勇的人民军队仅仅经过十多天战斗，就摧毁了山南地区叛乱分子的老巢，取得了山南平叛斗争的重大胜利。以后又取得了其它地区平叛斗争的彻底胜利。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平叛部队只用了区区几万人，远不到国外最低预计数的四分之一就出色完成了任务。反华势力之所以估计出错，是他们一贯低估了中华民族团结爱国的力量。而国外一些专家学者们的意见之所以不灵，是他们看不到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武装叛乱是非正义的。叛乱并不是他们标榜的“民族战争”，而是破坏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反对民①[美]汤姆斯：《这个世界以外》主改革、维护农奴主阶级利益的倒行逆施，是违背广大农奴根本利益的。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定了叛乱，使帝国主义反华的阴谋变成了泡影。
　　意义深远的平叛斗争，推翻了压在西藏人民头上的旧政权，消灭了旧政权赖以生存的武装力量，为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扫清了道路。毛主席当年曾风趣地描述了西藏发生的变化，他说，这次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了，把那些枪支缴了，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指西藏三大领主）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们那个印；第二是怕他们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
　　多行不义必自毙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企图以武装叛乱分裂祖国、反对民主改革，结果却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一贯阻拦西藏民主改革的西藏地方政府被解散，维持西藏地方秩序的军队这些旧制度的基础不复存在，民主改革的障碍被扫除了，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革，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爱国进步的上层人士反对叛乱，也赞成民主改革，叛乱和平息叛乱使改革的障碍不复存在，改革西藏旧制度的条件和时机成熟了。
　　把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这是农奴制的基本特征，是农奴制经济的剥削手段。而农奴或农民对于农奴主或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奴和奴隶在经济上饱受农奴主的残酷剥削和压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端贫困，在政治上依附于农奴主，没有人身自由，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受到严重压抑；而封建农奴主阶级恣意挥霍浪费，过着腐朽的寄生生活；封建农奴主自己不劳动，还役使大批家奴。因此，不进行民主改革，推翻封建农奴制度，改变过去旧的生产关系，西藏就不可能得到进步、发展和繁荣。
　　在西藏彻底消灭封建农奴主阶级，彻底解放广大农奴和奴隶，变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的旧西藏为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在中国大陆范围内全面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这场革命在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八年中，一直因为照顾、迁就原西藏地方政府，而被拖延了下来。
　　封建农奴主势力的倒行逆施，客观上加快了西藏人民革命的进程。中央人民政府及时地提出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把平叛与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根据群众要求平息叛乱，摧毁农奴主阶级的封建政权和军事力量，扫除民主改革的障碍；一方面满足群众的要求，进行民主改革，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从根本上埋葬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
　　1959年6月28日，由班禅主持的西藏新地方政府第二次全会开幕，经过反复讨论，全会一致通过“民主改革”的方案。它预示着西藏社会的新生，预示着高原民族将重新焕发出压抑已久的活力。
　　在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仍然强调要做好上层统一战线的工作，把自下而上的充分发动群众和同上层人士自上而下的协商密切结合起来，对叛乱分子的财产进行没收，分给贫苦大众，对于未叛乱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实行赎买政策的做法，亦即继续采取和平改革的做法。西藏的民主改革分为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实行“三反双减”，第二步再分配土地。“三反”是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反对奴役。“双减”是减租减息。
　　四、意义深远的民主改革
　　在民主改革中，西藏自治区全面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工作中严格划清了政治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的界限，坚决按照政治统一、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的原则办事。一方面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叛乱的爱国守法的寺庙上层和其他宗教界人士予以保护，在政治上给予适当安排，生活上给予应有照顾，并且保护了他们和群众的正当的宗教活动。另一方面，则依靠贫苦僧尼，团结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在寺庙里开展“三反”运动，坚决打击了披着宗教外衣的叛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彻底废除了寺庙的封建剥削、压迫和特权制度，建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制度。历史已经表明，废除宗教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揭露和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使宗教摆脱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是推动西藏社会进步的一件意义极其深远的事情。
　　在民主改革中，过去祖祖辈辈当牛做马的农奴和奴隶自己起来革命，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控诉三大领主的罪行，清算三大领主的剥削帐，焚烧了成堆的高利贷债券和其他契约，砸碎了乌拉差役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枷锁，摧毁了僧俗农奴主阶级专政的旧政权的基础，建立了以贫苦农奴和奴隶占优势的农（牧）民协会，选出了自己所信任的农民协会委员，获得了翻身解放的百万农奴和奴隶，在历史上第一次当家做了主人。
　　在民主改革中，约有三百万克土地分配给了农奴和奴隶，每人平均分得土地三克半。封建农奴主占有的其他生产资料，如牲畜、农具等，也都分配给广大劳动人民。
　　西藏用不到三年时间完成了全区的民主改革。一个停滞衰败、黑暗落后的旧封建农奴社会被生机勃勃、民主进步的新社会所取代。三大领主残酷压迫奴役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就像雅鲁藏布江的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民主改革的胜利，彻底摧毁了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西藏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百万翻身农牧奴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各地普遍开展了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爱国丰产热潮。这个生产热潮又是一场广大人民群众的运动，它是人民群众继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后，在发展生产、建设幸福新生活方面的一种伟大创造力的表现。各地农民积极进行冬耕、积肥、整修水利、改良农具，组织生产互助。许多地方的耕地，往年只冬翻一次，民主改革取得胜利的当年，却普遍翻了两遍到三遍。由于深受三大领主的剥削，过去农民对于积肥是没有积极性的。可是改革胜利后那一年，各地区却普遍展开了积肥竞赛，仅山南一个地区，就积肥约四十亿斤。1959年冬到1960年春，西藏全区还修了水渠三千条，整修水池三百个，扩大灌溉面积三十七万余亩，为以后几年的连续丰产打下了基础。在牧区，由于实行了“爱国保畜”运动，他们储备饲草，修棚搭圈，防疾抗灾，仅那曲地区几个县的统计，当时储备冬草就达一百六十多万斤，修建了畜圈四千个。并逐步改善了对牲畜的放牧和饲养管理，基本上做到了人畜两旺，保证了牲畜的持续发展。
　　此恨绵绵何时休
　　伟大的民主改革，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和各民族的繁荣昌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平叛和民主改革，使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百万农奴齐声欢呼：“平叛平得好！”“改革改得好！”他们形象地比喻说：“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贵族的太阳下山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平叛和民主改革是一件紧密结合的历史进程，其实质都是在处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封建农奴主阶级坚决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剥削利益，不允许对这一建立在百万农奴苦难血泪基础上的剥削制度作任何改革，百万农奴则要为自己基本的生存权利奔走奋斗，迫切要求改革旧西藏政教合一的极其黑暗、残酷的社会制度。这两者怎么可能调和得起来呢？时隔30年后，出逃国外的十四世达赖出了一本自传，在吞吞吐吐地表示“古老的西藏并不完美”之后，立即情不自禁地感叹：“旧西藏有许多东西的确值得保留。”并且以无限留恋的笔触写道：当他还统治西藏时“身为达赖喇嘛，象征着人间天上。它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生劳、困顿的生活。我到任何地方，都有侍从相随。我被裹着华丽丝袍的阁员及长老们围绕，这些人皆从当地最高尚、贵族的家庭擢拔而出。每天与我相伴的，则是睿智的经学家及充分娴熟宗教事务的专家。每回我离开布达拉宫——有一千个房间的壮丽冬宫，总有数以百计的人群列队护送。队伍的前头是一名拿着‘生死轮回’象征的男子，他后面是一队带着旗子、着五彩斑斓古装的骑士。其后则是挑夫、携着我的鸣禽笼子及全用黄丝包裹的个人用品。紧接着是来自达赖喇嘛本寺南嘉寺的一群和尚，他们都拿着佩以经文的旗帜。随后是骑着马的乐师。再后，跟着两群僧官，首先是低阶僧人，他们是抬轿的；然后是孜仲阶级的喇嘛，他们都是政府官员，达赖喇嘛厩中的马群英姿矫健地跟在后面，皆由马夫控驭，并饰以马衣。
　　“另一队马群则驮着国玺。我则随后坐在由二十名男丁抬着的黄轿里，他们都是绿衣红顶的军官。与大多数高级官员不同的是，他们有自己的发式，留着一条长辫子，拖在背后。轿旁，四名达赖喇嘛核心成员噶厦骑马紧随，由达赖的侍卫总管及藏军总统领马基照应。行伍皆佩剑，凛然致敬，他们着蓝裤和佩以金色穗带黄束衣的制服。头上则戴着流苏帽。队伍四周，最主要的团体是一群警卫僧，他们看来声势慑人，一概至少六尺高。穿着笨重的靴子，平添外表的夺目之感。他们手里拿着长鞭，随时派上用场（自然该达赖的属民领受‘鞭恩’）。我的轿后是高级及初级亲教师。然后是我的父母及其它家人。接着是包括贵族及平民的一大群俗官，依阶级出列。”①
　　这里不嫌其冗地引用了十四世达赖自传中的一段思念不已，又不无炫耀的文字，大有“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绵绵愁绪。看了这段文字，回首达赖集团几十年的所作所为，相信读者因此对1959年叛乱的起因会有一个更清晰的判断，达赖集团要维护自己的特权阶级利益，甚至不惜投靠外国势力，妄图重新夺回这些特权利益，百万翻身农奴则要维护自己基本的人权和生存权益，要维护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不许历史倒退。这就是我们与达赖集团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五、和平的革命
　　西藏幅员辽阔，农区和牧区，寺庙和城镇的差别很大，因而西藏的民主改革，在方法、步骤、内容上实际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区别。西藏农区的情况是封建地方政府、寺庙、贵族及少数农奴主代理人是统治阶级，他们依仗封建特权，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甚至包括对农奴和奴隶的人身占有，对广大农奴进行最残酷的奴役和剥削。农奴阶级是被统治阶级，备受农奴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他们几乎一无所有，终年挣扎在死亡线上，渴望得到翻身解放。农区的民主改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就是发动群众开展“三反双减”运动。在这个阶段，为避免生产遭受损失和改善群众生活，政府明确宣布对叛乱领主的土地当年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解放农奴主的家奴朗生，废除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个阶段，宣布政府的“三反双减”政策。第二步发动群众进行控诉和说理斗争，首先揭露农奴主阶级的叛乱罪行和农奴制度的黑暗、腐朽以及对农奴们的压迫罪行，开展反叛乱、反恶霸的斗争，把压在农奴头上的盖子掀掉。再通过算剥削压迫帐，开展反高利贷、反乌拉差役、反人身奴役等封建特权的斗争。解放奴隶并帮助安家，变农奴主所有制为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
　　废除人身依附
　　“三反双减”运动，首先是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奴役，揭露农奴主阶级发动叛乱，阻挠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罪行。农奴们在各地农村召开的诉苦会上，历数叛乱农奴主害得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逼得他们吃猪狗食、干牛马活，欠下世代还不清的子孙债等种种剥削压迫。他们坚决要求推翻黑暗的农奴制度。
　　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控诉叛乱农奴主的大会上，一位老阿妈控诉叛乱头子杀害了他的丈夫、弟弟、妹妹一家八口，逼得她无处藏身，沦为乞丐。她拉着叛乱头子的衣服，愤怒地说：“你还我的丈夫，还我的亲人。”“今天，人民的太阳出来了，我又露面了，我还活着，我要报仇！”这时，台下举起上万个紧攥着的拳头，高呼“坚决推翻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
　　风光美丽的山南地区，是藏民族的发祥地，也是西藏的主要农业区。西藏的大农奴主，尤其是世袭的老贵族，都在山南有封建庄园。他们与政府、寺院共同占有着这方沃土，奴役着这里的人们。前面提到的西藏大农奴主、叛匪头子索康·旺清格勒的凯松庄园，就在这方沃土上的雅砻河谷。
　　1959年，山南地区民主改革试点凯松谿卡的农奴和奴隶，结队向昌珠、泽当、赞当等地的叛乱农奴主进行说理斗争，后来有二十多个谿卡、村庄的农奴与他们汇合，形成了一千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这支农奴队伍向农奴主讨回了大量高利贷借据，收回了抵押品、废除了高利贷债务，这是西藏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据拉萨、山南、江孜、塔工、日喀则五个地区的统计，民主改革中废除三大领主的高利贷粮就有850万克，减租减息折粮2.6万克，实行谁种谁收的群众得粮200多万克，约2万朗生安了家，得安家粮18万克。翻身农奴人均受益700来斤，实际得粮100多斤。高利贷像一根无形的绞索，套在农奴和奴隶的脖颈上，越拉越紧，家家户户都欠三大领主的高利贷。“三反双减”运动中，明确宣布废除乌拉差役制度，明确宣布1958年以前三大领主借给劳动人民的高利贷一律废除。未参加叛乱的领主1959年放的新债，则减息处理，按月息一分计算。为保证不误农时，对叛乱农奴主的耕地一律没收，当年实行“谁种谁收”政策，对未叛农奴主占有而为农奴耕种的土地，在土地分配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59年收获的作物实行“二八减租”，即扣除种子之后，地主得二成，种地农民得八成。
　　在“三反双减”运动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废除残暴的人身依附制度。在农奴制度下，农奴和奴隶都属于农奴主，而没有作人的自主权利，只有废除奴役制度，农奴和奴隶才能实现独立自由，获得作人的权利。
　　“三反双减”运动的顺利开展，大大提高了翻身农奴当家作主的意识，各地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广大农村，农村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昔日作威作福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农奴主，在团结起来的农会群众面前威风扫地；而广大农奴和奴隶充满了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与使命感。由于实行“谁种谁收”和“减租减息”政策，调动了广大翻身农奴的生产积极性。改革封建农奴制度的巨大变革，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还使平叛后1959年成为农业丰收年。
　　解放农奴
　　土地，农民的命根子。千百年来他们朝思暮想的就是拥有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西藏的朗生、农奴也一样有过这样的梦想。但在旧西藏，这只能永远是一个梦想。
　　在西藏，有个叫皮康的地方。
　　1941年，青稞即将黄熟，田野上燃起了吉祥的松香。一年一度祈神保佑丰收的望果节到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农奴平措的妻子临产。结婚后第一次生儿育女，本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但平措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打转。看看脸色蜡黄、忍着阵痛的妻子，平措头上挂满了汗珠。猛然间，他当机立断，拖上已经站不住的妻子，就朝着皮康以南的青稞地猛跑。跑在半道上，孩子便开始出生，但他们仍不顾一切地跑着。快跑出皮康地界了，又向南猛冲一大步，然后一头钻进一丛青稞里。刚刚蹲下，孩子就呱呱坠地。这时，年轻的夫妇都不约而同地长长舒了一口气，平措用衣襟擦着眼泪和汗水，气愤而又难过的说：“你和孩子都受了苦，但谢天谢地，这笔捐税总可以免交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一千三百年前，松赞干布的大臣禄东赞诞生在皮康。后来，这块十多华里长的河谷地带被领主们划为“净洁的圣地”。既然是“圣地”，居住在“圣地”上的人们也就“得天独厚”。“为了纪念大臣，要点很多很多酥油灯”，农奴们的人头税、烧火地皮税和冒烟税，自然应当比其他地方多交二分之一。既然是“圣地”，“圣地”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然也都是“神圣”的，无论如何玷污不得。农奴们养家禽、喂牲畜，要吃“圣地”上的草，喝“圣地”上的水，还要糟蹋“圣地”上的土，都属于“犯罪”，必须交税免灾；喂一只鸡，一年交五大升粮食或五十个鸡蛋；喂一口猪，交十六升粮食；喂一头奶牛，交1克酥油；喂羊，除了交羊毛，每年要到“圣地”上拣三天石头……至于农奴家里添人减口，那就更是对“圣地”的严重亵渎，尤其要重重地交税，他们规定：生一个孩子或死一口人，都得交4克半粮食的捐税；如果当日生，当日死，一下子就得交纳9克！
　　平措就居住在“皮康”以北的普柔村，属于“圣地”的范围，他的孩子如果生在家里，那就得手捧哈达去领主那儿“谢罪”。“谢罪”倒还在其次，那近200斤粮食又从哪里来？因此，他夫妇俩不得不冒着母子二人的生命危险，把这个小农奴生在“圣地”以外的青稞地里。
　　望着那熟透了的青稞，平措跪了下来，手捧一把泥土。面向苍天，喃喃道：“救苦救命的菩萨，什么时候，咱们穷人才有块自己的地呀……”这是《西藏风雨记实》书中一段生动的描述。
　　这是一个笑不出来的故事。
　　西藏原有耕地约三百三十万克，全为三大领主所占有，其中封建政府占有百分之三十八点九，寺庙占有百分之三十六点八，贵族占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按农区人口八十七万计算，人均耕地三点七克，如加上喇嘛人口，人均耕地有三点四克。
　　民主改革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就是满足翻身农奴对土地的要求，分配土地，彻底消灭落后的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现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
　　为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西藏自治区在《关于西藏地区土地改革方案》中，对土地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方案》指出，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主要是根据叛与未叛的区别，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的政策。叛与未叛是没收和赎买的基本界线。西藏地方政府所有的耕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所有；对于叛乱贵族的耕地、房屋、耕畜、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奴所有；对于未叛乱贵族的耕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农具实行赎买后分给农奴所有；对于叛乱寺庙占有的耕地、房屋、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奴所有；对于未叛寺庙的上述生产资料，实行赎买后分给农奴所有；对于农奴主代理人的耕畜、房屋、农具，也要根据叛与未叛，分别采取没收或赎买的政策。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于1959年发布了《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办法》规定：“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人身依附，解放农奴和奴隶，借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废除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一切封建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土地的主人
　　1959年7月底，乃东县凯松谿卡最先完成了土地改革，全村从十多岁的娃娃到七十多岁的老人，都兴高采烈地聚集在丰收在望的庄稼地里，他们跟在农会干部后边又说又笑，当农会干部在一块地边宣布土地新主人的时候，就掀起一阵欢腾的热浪。六十八岁的次仁卓嘎站在自己地里从这里跑到那里，变得年轻了。她说：“我们当了一辈子奴隶的人，过去什么时候也没有敢想过自己有一块土地，整天担心的就是怕挨饿。人民政府现在分给了我们土地，再也不怕挨饿了，索康那个大坏蛋永远也不能再回来压迫我们了。”七十五岁的索朗说：“过去种了主人一点差地，白天黑夜都成了人家的人，半夜叫支差，不敢天明去啊！现在地分给我，这些天我睡觉香，吃饭甜，想多活几年，这是共产党给我们带来的幸福啊！”10月下旬，拉萨市东郊区在完成土地分配之后，近万名翻身农奴和奴隶连日开会，庆祝自己作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穿着节日的盛装，带着酥油茶和新酿的青稞酒，载歌载舞，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他们翻了身。翻身农奴们在分到土地以后，跑到自己的地里转了又转，抓起褐黄色的泥土又闻又亲，他们说：“我们世世代代在农奴主的地里劳动，自己却连巴拿大的地也没有；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全靠党和毛主席的恩情。”蔡村七十五岁的老奴隶格桑卓玛安家后分到一头奶牛，高兴得扶着奶牛跳起舞来。
　　有了自己的土地，这些过去依附于三大领主的农奴，才真正成了命运的主人。农奴们说，土地的命根子是水，人的命根子是地，过去，我们的命根子操在贵族老爷手里，活着像是牛马，现在有地了，能像个人样了。土地给广大的生于斯长于斯的农奴和奴隶那被压榨得枯干的机体内，添加了新鲜的血液。在他们眼前，陡然间，天空升高了，太阳是那样的和煦、温暖。
　　分配土地的工作，历时一年多，在1961年初顺利完成，二十万张土地证发到了农民手中，翻身农奴有史以来第一次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土地，这些在农奴制压榨下对生活绝望了的人们，从此不为三大领主做牛马，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在土地改革中，二十万户农民约八十万翻身农奴和奴隶得到了二百八十多万克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
　　支付赎金5000万
　　在民主改革中，对未叛农奴主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是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特殊宽松政策的一个典型事例。
　　根据民主改革时的调查和核算，全区贵族和大头人共六百三十四户，其中参加叛乱的四百六十二户，未参叛的一百七十二户。全区大小寺庙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其中参加叛乱寺庙一千四百八十六座，未参加叛乱寺庙一千一百九十座。全区未叛农奴主代理人二千八百户，占代理人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这些未叛的贵族及其代理人和大小头人、寺庙都是赎买政策的对象。
　　西藏所以能够在民主改革中对未叛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有以下原因：首先平息叛乱为和平改革扫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其次祖国内地已经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革，国家已有充分能力帮助西藏社会发展，使之在阻力更小的前提下推进西藏的民主改革；第三西藏和平解放八年来，西藏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他们反对叛乱，或者没有参加叛乱，热诚拥护祖国统一，反对卖国主义。他们中有些人是上层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在西藏上层中有广泛的代表性，对这些上层人士实行赎买政策。有利于保护、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减少社会动荡。
　　在当时《关于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中，强调为了有利于团结教育和改造上层，赎买生产资料的价格固然既不宜偏高，也不宜偏低，要以农奴主和农奴的多数都觉得比较合理为宜。经过与上层人士协商规定，按当时西藏市场物价折算，耕地每克三十元，骡马每匹一百元，耕牛、母牛每头五十元，一般菜牛每头二十元，毛驴每头二十五元，绵羊每只五元，山羊每只二无，房屋每间（柱）二十元，农具每套二十元。赎买政策受到了爱国上层的拥护和高度赞誉。为了赎买这些生产资料，刚刚医治完战争创伤，百业待举的共和国政府，需要支付赎买金总额约五千二百七十万元。清注意这是当时的币值。作个参照对比，六十年代大学本科毕业生的月工资为50元左右。
　　“费厄泼赖”应当缓行
　　鲁迅先生为了警示国人不要重演“农夫和蛇”的悲剧，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他要求我们决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提出了有名的打落水狗的原则。
　　中央政府在平叛胜利后，仍然本着最大限度团结上层人士的政策，对他们经济上、生活上、政治上作了精心的关怀。并拨出巨款用于实施赎买政策。这是国家真心实意帮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决心不变的举措，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即使我们为了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在西藏作出了国内任何一个省区都没有享受到的宽大举措，反人民势力却仍然没有稍稍的收敛一下其反攻倒算的暴行。三大领主中的反动分子和隐蔽根深的叛乱分子和国外进来的敌特分子，在广大农牧区破坏活动此伏彼起，多次发生暗杀积极分子、基层干部及其家属的事件。到1959年12月底，仅昌都地区被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及其家属就有二百多人，其中昌都宁静县就发生凶杀案四十起，被杀害四十五人，包括我一位区委书记。一些漏网叛乱分子见我打击力度有所放松，其反动气焰又开始嚣张起来。
　　为了保卫民主改革的成果和保证改革在全区的顺利进行，西藏工委在1960年1月，发出了《关于民主改革运动中彻底肃清残匪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提出了采取坚决镇压、分化瓦解、区别对待的政策，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挖掘潜藏的特务分子和叛乱分子，各地根据西藏工委决定，坚决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纯洁了基层组织，给翻身农奴撑了腰，对保工民主改革成果和民主改革在全区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这场斗争虽因执行中的一些具体原因出现了打击面偏宽的问题，对它作一些纠正也是正确的，但其产生的正面的深远影响却是怎么估价也不过分的，正如鲁迅先生深刻指出，对反动分子，费厄泼赖的绅士风度应当缓行，不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猖狂破坏活动，我们的事业就将永无宁日。
　　草原的生机
　　西藏牧区的经济，基本上是封建农奴社会领主庄园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牧区与农区一样，劳动牧民在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下，受着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与奴役，也受着牧主的剥削，生活十分贫困。三大领主和牧主都残酷地剥削牧民。牧民使用三大领主的草场放牧牛羊，要向三大领主交纳苛刻的差税。三大领主和牧主对牧民采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其美节美”和“其约节约”。“其美节美”即不生不死税，“其约节约”即有生有死税，亦称协租，这两种方式的剥削量一般都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牧区还有一部分带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牧主经济，牧主一般也受三大领主轻微剥削和支应乌拉差役。牧主家里都有人参加放牧，他们没有或很少有封建特权。同时，牧区在生产资料、生产方式、自然环境方面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根据牧区的特点，在民主改革中，牧区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平息叛乱，开展“三反”“两利”（牧工牧主两利）运动；建立人民政权，妥善安排生产和生活，尽快恢复和发展牧业经济。在牧区进行“三反”首先是反对叛乱，斗争的主要矛头是参加叛乱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和牧主。同时，宣布废除三大领主在牧区的种种特权，如乌拉差役、高利贷和人身依附制度等，特别是牧区的“其美节美”剥削制度立即宣布废除，而对“其约节约”加以改造，按照两利原则，使之成为牧区新的比较合理的租赁形式。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是保护和发展牧业生产的一大政策。实行两利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减轻牧主的剥削分量，适当改善牧工生活，保障牧工的政治权利，解除人身依附，变封建的剥削、奴役关系为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实行两利政策，是为了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发展牧业生产。因此，当时在《关于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实施办法》中规定：实行牧工牧主两利，订立两利合同，适当改善牧工待遇，放好牲畜，发展牧业生产；牧主不得虐待牧工，牧工牧主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合同期间，牧主不得解雇牧工，牧工亦不得无故离职；牧主应保证改善牧工待遇，牧工得保证放牧好牛羊。
　　由于叛乱武装对牧区的破坏极其严重，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成了头等大事。黑河县（现称那曲）有的部落，牛羊被叛乱分子抢劫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安多县扎马部落有牛二万四千多头，绵羊二万六千多只，竟被叛乱分子抢去牛二万二千多头，绵羊二万二千多只，牧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重困难。因此，平叛后的首要任务主要先解决敌我问题，稳定牧民，保护牲畜不再遭到破坏。在“三反”的基础上，没收叛乱的三大领主和牧主的牲畜，实行“谁放牧归谁所有”的政策，把平叛中缴获叛乱分子的牲畜，分给贫苦牧民。宣布废除三大领主放的高利贷和他们在牧区的“其美节美”，使牧民在斗争中得到实惠，同时认真执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三不政策”，使未叛乱的牧主安心生产。
　　在贯彻两利政策时，工作重点是改过去牧主与牧奴之间的主奴关系为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如黑河县赤巴、门堆、多仁等部落签订的两利合同规定，按当时的物价水平，牧主除管牧工吃穿外，还要给牧工养活两个小孩的工资，年付工资八十元。在订两利合同时，各地都比较注意教育牧主牧工做到合理，双方都可以接受。这样做的结果，牧主满意，相信党的政策，牧民高兴，感到自己翻了身，都愿意发展牧业生产。这里的牧主说：只要不分我们的牛羊，叫我们干什么都行。广大牧民说：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牧民有了幸福，要好好生产报答党。
　　到1961年上半年，牧区的二十八万人口中，已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地区开展了“三反两利”运动。牧区的县、区、乡人民政府普遍建立，牧业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有的地方牛羊数明显增加。到1961年底，全区牛羊总数超过了平叛前的最高水平，达到了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头只。整个牧区社会安定，牧业得到发展，出现了人安畜旺的新气象。
　　六、废除宗教封建特权
　　西藏寺庙的民主改革按照要求，首先要废除寺庙的剥削压迫和各种封建特权制度。如寺庙大量占有庄园、牧场和农牧奴，向农牧奴征服乌拉差役，发放高利贷，搞强买强卖，私设法庭、监牢、刑罚，干涉民事诉讼，干涉婚姻自由，干涉教育，废除强迫农牧奴特别是他们的小孩从小出家的“喇嘛差”，传召法会期间由寺庙接管拉萨市的行政，拥有司法权的陋习自然也不允许保留。显然，这些对长期拥有政教合一特权的寺庙上层僧侣集团来说，是一场尖锐触及他们特权利益的斗争。
　　在旧西藏，寺庙占有全藏耕地面积百分之三十九，还占有许多草场和大量牲畜，寺庙的高利贷在三大领主中也是最多的，约占三大领主高利贷的百分之八十。它依仗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封建特权，对广大农奴和牧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压迫。寺庙内部等级森严、阶级界线分明，少数上层僧人掌握教权、财权，奴役压迫贫苦僧人，大多数的贫苦僧人实际上是身着袈裟的奴隶。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中，全区二千六百七十六座寺庙，参加叛乱的就有一千四百八十六座，占寺庙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五，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参叛的僧人达五千二百一十三人，占喇嘛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因此，为了西藏社会的稳定，必须对政教合一的寺庙进行重大改革，必须在寺庙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封建剥削，坚持国家宪法和法律进寺庙。
　　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中对寺庙民主改革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一方面在民主改革中，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保护爱国守法和有历史意义的寺庙和文物古迹，一方面在寺庙中同样要开展反对叛乱、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封建剥削的“三反运动”。对叛乱寺庙的土地、牲畜、农具，实行没收，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对于爱国守法的寺庙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与农区的民主改革一样，实行赎买政策。对于僧人的生活，由政府统筹安排，寺庙的收入不够正当开支时，政府采取补贴的办法予以解决。
　　寺庙的民主改革工作，除首先区别叛与未叛，实行区别对待政策外，归纳起来做了三项工作：一是明确废除的、禁止的，如封建特权、封建剥削等；二是明确应该的，即保护信教自由，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保护历史文物，保护正当的宗教活动等；三是应该安置的，如僧尼的生活安置、爱国上层喇嘛的安置、寺庙的民主管理及还俗僧尼的安置等。通过寺庙的改革，废除了它的封建特权。近千年来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统治的基础开始崩溃，政教开始分离，寺庙开始被限制在正常宗教范围内活动。
　　通过“三反三算”运动，打击了寺庙里的叛乱分子和最反动的上层分子，广大贫苦僧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团结了爱国的宗教上层人士。许多上层宗教人士在政治上得到安排，生活上得到照顾。各地寺庙都实现了民主管理，僧众过着正当的宗教生活，也有一些寺庙因为遭到叛乱武装的破坏或民主改革中大部分贫苦僧人要求还俗，实际上僧去庙空了。一些重要的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寺庙如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大昭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桑耶寺等，在民主改革后，被定为国家级或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拨款予以保护和维修。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通过的《寺庙民主管理章程》明确规定：继续全面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住寺僧尼应当反帝爱国守法，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住寺僧尼凡是国家公民的，均享有公民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公民的义务。住寺僧尼必须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章程》中并规定各教派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各教派之间继续贯彻执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的原则，这个文件是寺庙民主改革的结果，是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生动体现，它表明我们一方面坚决废除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剥削压迫制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党的宗教政策，保护正常宗教活动的开展，保护宗教职业者和信教群众正当的信教活动需要，受到了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广大僧众的欢迎。
　　在西藏政教合一、僧侣贵族联合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中，寺庙是三大领主之一，是与官家、贵族三位一体的统治集团成员。这在近代世界史上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世法与人世法紧紧地缠在一起，物质奴役与精神奴役并行不悖。由于它有一层宗教的外衣，往往给不明真相的人以种种假象。为了进一步说明旧西藏上层僧侣集团利用寺庙，利用宗教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经济上的残酷剥削和政治上的残酷压迫的情况，我们详细叙述一下过去拉萨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在民主改革、平叛斗争时的情形，看看寺庙上层僧侣集团是如何借着宗教的旗号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又是如何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特权而与人民力量作殊死反抗的。
　　三大寺刀枪上阵
　　在西藏这场武装叛乱中，一个极为突出的现象是，许多寺庙的活佛领头裹胁一部分僧人参加了叛乱，并以寺庙作为据点来袭击和伏击我军政工作人员。拉萨的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庙成为西藏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叛匪司令部缴获的一份文件——三大寺意见书中就说：“哲蚌、色拉、甘丹寺的一致意见是：今后以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首的汉藏联合会议亦不需要，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西藏实行独立时，为了达赖的生命安全及事业的繁荣，要迅速选举可靠的僧俗官员代表、三大寺代表、军队、人民代表经常开会，认真商讨……”。这份“意见书”的宗旨就是要搞西藏独立，维护三大寺在政教合一统治中的特殊权力和地位。
　　三大寺六百零九名中上层活佛和僧人中，有四百四十八人参加了叛乱，并且逼迫一半左右的僧人参加了叛乱。所谓佛门清静之地，完全成了练兵习武，藏垢纳污之处。所以，在平息西藏叛乱时，彻底肃清三大寺的叛乱分子，摧垮三大寺的反动政治基础，就理所当然成了西藏人民最急迫的愿望的要求。
　　为了实现西藏社会的稳定，清除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基础，当时对参叛的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都派驻了寺庙平叛改革工作组。有三十名藏汉工作人员组成的工作组在甘丹寺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工作。魏克同志亲身参与了甘丹寺的民主改革，他的回忆，有力地说明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把本该是藏传佛教的佛门净地引入何等样的歧途，旧西藏三大领主之一的寺庙上层僧侣集团，又是如何为维持他们的统治利益，与人民力量作殊死斗争的。
　　并非清净之地
　　魏克的回忆说：工作组3月30日进驻甘丹寺，对甘丹寺采取了政治争取，军事戒备和充分发动群众，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方针。向在寺的僧人重申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变；对于爱国守法的活佛、堪布及宗教人士均予保护；对于利用寺庙和宗教进行叛乱的活佛、堪布等如不悔过自新就要依法惩办。要求甘丹寺：
　　一、交出寺庙内的武器；
　　二、参加叛乱已逃跑了的僧人，应由寺庙方面派人设法叫回来，并交出其全部叛乱武器；
　　三、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员，但对于参加了叛乱的活佛、堪布等如不悔过自新应予法办；
　　四、隐藏在寺庙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叛乱和反革命的文件、证件必须全部交出来；
　　五、军用物资应全部交出来。
　　经过我们宣传政策，结合清查工作，发动僧人检举、揭发寺庙叛乱分子的人员及其罪行，到4月10日，就初步分清了哪些人参加叛乱，哪些是爱国守法的僧人，并且把搜缴来的四十五支枪，其中有叛乱分子从原地方政府领的英式步枪十二支；山南叛匪要求甘丹寺支援的信件；被涂污撕毁的毛主席像一百多张；带着斑斑血迹的解放军军大衣一件，及叛乱文件、图片一部分，在寺内进行了公开展览。这些活生生的证据，揭露了叛乱分子的罪恶，事实说明，寺庙并非清静之地。
　　僧人在觉悟
　　工作组在四五两个月中，向寺内僧人反复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平息叛乱的政策，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西藏问题的部分和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学习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以开阔全体僧人的眼界，揭露反动上层的欺骗伎俩，提高大家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觉悟，僧众在学习和讨论中开始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寺庙的叛乱头子是西藏人民的败类，宗教之叛徒。他们不是给西藏人民带来幸福，而是带来了更加沉重的灾难；在这些宗教败类的统治下，甘丹寺背离了佛祖的教义，背离了宗教的教规，弄得寺不像寺，僧不像僧。自从工作组来后，逐步恢复了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开放了宗喀巴大殿，让喇嘛和群众念经朝佛。一些僧人表示：共产党真正尊重我们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而那些反动上层却打着保护宗教的幌子欺骗我们、对抗中央。我们当了这么多年僧人，除了给他们当牛做马外，没有学过任何经，有的连宗喀巴的佛像都没有见过一次，工作组给我们开了佛门便利。为五十二名十五岁以下的小僧人办了文化学习班，教他们学文化；生活上按时给僧人们发放糌粑、茶叶和牛羊肉，改善了贫苦僧人的生活。通过上述工作，使工作组的工作在寺内深深地扎了根，把全寺的僧人紧密团结起来了。
　　挖出应变组织
　　甘丹寺彻底肃清叛乱分子的斗争，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除继续揭发一般叛乱活动和搜缴叛乱武器及反动文件外，各个康村的僧人开始主动交出叛乱分子的名单和罪行材料，挖出了以乃穷娃·顿巴江村为首的五人应变组织。这是甘丹寺的叛乱头子在离开寺庙之前，指示他们五人组成的。给他们的任务是：召集寺庙的会议，研究假投降的办法，有计划地埋藏武器和焚烧文件，并统一口径来对付工作组，不准揭发寺庙的叛乱活动等。对于这一应变组织，经过查证属实后，便召开了全寺大会。会上除寺庙的僧人积极揭发检举这些叛乱分子的罪行外，附近的群众也跑来要求参加了控诉叛匪罪行的斗争。我们根据僧人和群众揭发的事实和要求，报请工委批准，逮捕了乃穷娃·顿巴江村等人，同时对集训中的其他参叛人员，凡有悔改诚意、主动交待叛乱活动、积极参加斗争的四十九人解除了集训。这样就使寺庙的反叛乱斗争，目标更加集中，斗争更加深入了。
　　继揭发出乃穷娃·顿巴江村应变组织之后，甘丹寺驻拉萨代表、叛乱头子齐洛班登自己揭开了甘丹寺和西藏反动上层进行叛乱的内幕。他交待说：“早在1950年甘丹寺就派出二十二名僧人到昌都去抵抗解放军，妄图阻挡大军解放西藏；1952年甘丹寺派代表积极参加了策划反对祖国的伪人民会议的活动，1955年甘丹寺的大活佛，达赖的副经师、叛乱头子赤江·罗桑意希直接到巴塘一带策划康区的武装叛乱，1958年甘丹寺派出僧人到山南参加围攻驻泽当的解放军，1959年元月从噶厦政府领了英式步枪二百三十支，把全寺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僧人组成叛匪预备队，强迫五十名僧人到罗布林卡去当‘敢死队’，谁不去就遭杀害；甘丹寺组织所属庄园差民去干烧桥、毁路、袭击汽车等破坏活动。”另外还交待了他参加叛乱会议中讨论成立“西藏独立国”的内情和通过外国人在噶伦堡为叛国分子来往发电报，策划叛乱的情况等等。把甘丹寺一些叛乱头子的罪恶行径彻底暴露在僧人的面前，使大家看清了这些披着袈裟的反动上层的真实面目。僧人们说：“他们口口声声说喇嘛不能杀生，是戒律规定了的。可是他们领来那么多枪炮，给什么护身符，强迫贫苦喇嘛去当卫教军，去打解放军，杀害老百姓，他们说的是一套，干的又是一套，他们不是活佛，完全是披着袈裟的杀人魔鬼。”
　　经过僧人们两个月的揭发和斗争，查清了甘丹寺原来堪苏以上八十人中，有六十三人参加了叛乱，四千零三十七名僧人中，有两千八百九十五名参加了叛乱，收缴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反动宣传品。僧人们根据这些罪证说：“我们甘丹寺成了叛乱的马基康（叛乱司令部），寺庙的活佛和堪布成了马基（叛匪司令）。”“僧人们完全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噶厦政府的命令。大家风趣地说：噶厦政府成了一件生满虱子的破皮袄，它只能吸食我们血肉，我们早该丢掉它。”
　　如此众生平等
　　甘丹寺反叛乱斗争的发展，势必触动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寺庙上层集团对广大贫苦的僧人们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令人发指。甘丹寺工作组根据广大僧俗人民的要求，顺应民心，因势利导，在六七两个月中开展了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三反”斗争。
　　工作组带领各组的僧人首先算了寺庙上层反动集团政治上叛乱给贫苦僧人带来的灾难帐，等级上的特权带来的压迫帐，经济上剥削带来的剥削帐。大家通过算帐，认识到贫苦僧人到寺庙不是念经行善，而是给上层僧人当奴隶。所有贫苦僧人一入寺，必须给全康村的所有僧人放一次“达”（挂名牌）。如果放不起，就要在寺庙进行长期劳役或终身劳役，没有人身自由，受到老师、铁棒僧人的随意打骂、体罚、甚至施以刑罚。僧人阿旺次仁悲愤地说：“我从八岁到甘丹寺当喇嘛，到三十二岁的二十五年中，不仅不会念经，连三十个藏文字母都不会，整天替寺庙当牛作马地干活，是个穿着袈裟的奴隶。”
　　甘丹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寺庙所属庄园的奴隶。“三反”斗争逐步由寺内扩展到寺外，由贫苦僧人发展到了各谿卡的农奴中间去了。
　　为了让群众不误农时搞好春耕播种，我们工作组早在4月21日就抽出六位同志，分成三个农贷小组，对甘丹寺所属的十六个谿卡的四十户农奴，发放了六千五百四十三克种子，对特别贫穷的农奴发放了救济粮，群众有了种子和吃的，春播搞的又快又好，为农奴翻身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工作组在受苦最深的塔吉谿卡进行了“三反”试点。在6月6日召开有僧人参加的群众诉苦大会上。僧俗人民三百三十多人，对甘丹寺派出的叛乱头目达龙娃·强估群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朗生旺姆在会上控诉说：“达龙娃经常给叛乱分子送粮、送钱、送枪：我是他的家奴，我的丈夫被他打死，我更是经常地挨打骂。我刚满一岁的孩子，冬天没有衣服穿，他逼我去支差，等我回来，孩子已经活活冻死了。”大家揭发达龙娃有一支枪没交，他拒不承认。旺姆十四岁的女儿次仁央宗当场说出他枪的式样、什么时候拿出去藏了等等。逼使他不得不带领群众到河滩里挖出了枪和子弹。老阿妈单增卓玛在控诉中说：“我十九岁给他当拥人，今年已经六十三岁了，白天给他干活，夜晚还要给他倒粪倒尿，冬天很冷，他叫我睡到楼顶上，我给他干了几十年的活，到现在只有身上这件破衣裳。他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还把我的小女儿给糟蹋了……”在两天的控诉大会上，群众揭露了达龙娃参加叛乱的许多事实，清算了他为甘丹寺压迫和剥削农奴的种种罪行。
　　谁该下地狱
　　在“三反”工作中，有一百零八位苦主，对甘丹寺反动上层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控诉。从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不仅进一步证明了甘丹寺是西藏叛乱的重要巢穴，而且甘丹寺对农牧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尤其深重。在控诉寺庙的封建特权时，德庆宗的一户叫卓玛的居民说：甘丹寺派出的赤降拉让为了霸占她的房屋，硬把她家的人赶跑的赶跑，害死的害死。累计德庆宗被赤降拉让打死或致残三百多人，挨过打的达到两千三百多人次。从一百零八名苦主的控诉和从一千二百名的群众调查的材料来看，就有五百四十一人被打，其中一百六十五人被打伤致残，一百二十一人坐过监狱，八十九人被流放过，五百三十八人被逼当奴隶，一千零二十五人被逼逃亡在外，二百六十五户有亲人被活活打死或用其它手段残害致死，有七十二人被拆散婚姻，有四百八十四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拉姆一个才十三岁的女儿次仁央宗，被六个叛乱僧人强奸后，病倒了几个月。西藏农奴祖祖辈辈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人身没有自由，生命没有保障。从工作组收集展出的刑具来看，除了一般用的手铐、脚镣、棍棒外，还有西藏特有的割舌、挖眼、抽筋、剥皮等等刑具。还展出了从甘丹寺搜出的人头盖骨、人手、人心、喉管、人眼、人皮和少女腿骨等。群众听到、看到甘丹寺反动活佛干的这些罪恶，无不万分愤慨，群众说：“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的活佛对我们欺骗说，如果做了坏事，人死后要进十八层地狱，要被挖心、剥皮等，这样事情谁也没有看到；可现在摆在面前的我们看到了，甘丹寺才真正是人间地狱！”还有的农奴在控诉中说：“如果有地狱的话，应该把他们打进地狱，他们干的坏事太多了！”
　　群众在控诉甘丹寺的剥削时说，寺庙霸占着土地、草原、山林、河川，把农奴拴在这些土地上，敲骨吸髓地榨取农奴的血汗。凡是农奴主所需要的一切都以乌拉差役的名义，无偿地向广大农奴索取。甘丹寺的乌拉差役多达一百四十二项。如珠西谿卡凡种寺庙一克地的差民，每年要派一名常年乌拉和临时差役。常年乌拉每年要为寺庙拣牛粪八天，送牛粪八天，修水渠九天，耕播土地两个月，然后每天放水，五月后拔草、割草，收割一个月，打场两个半月，除农业劳动外，白天要干其它劳动，晚上要给主人捻毛线，没有一点空隙时间。凡是寺内或寺外的房屋修建或维修，从伐木、挖土、背石到修建都要农奴以无偿劳动为其出力；寺内服务性差役更是名目繁多，如巴纳雪和巴噶切的差民，常年要到寺内替活佛、堪布、强估等中上层喇嘛拣牛粪、割马草、磨糌粑、炸油饼、做鼻烟、碎辣子、扫地、擦地板、扫厕所、擦窗台，无所不干。甘丹寺的中上层喇嘛外出或运输物资，乘马和驮运物资的牲畜，也统统由差民担负，如塔吉每户差民，一年就要出乘马一百零八头次，驮畜一千零三十五头次，人工五百五十八人次之多，每次达赖到甘丹寺住，塔吉的差民还要从拉萨河往寺庙背十五天的水。还有其它负担。除劳动差役外，物资差役更是无所不包，这中间大的项目包括食用物资、修建物资、日用物资和宗教仪式需用物资等。食用物资如巴纳雪的洛桑丹巴、格隆和夫金三家屠户内差，每年要向赤多康和铁棒喇嘛交牛三头，牛腿十条、牛胸脯肉十四条、牛头九个，其他差役仍照常担负。宗教仪式需要的物资则是无奇不有，要交狗头、狐狸头、狼头、骆驼头、地老鼠头、鹰头、乌鸦头，要交人头、人手、男女生殖器、寡妇的头发、不孕妇女的裙子等。甘丹寺一个活佛的念珠就是用一百零八个男人头盖骨和一个零八个女人头盖骨各取下一块合在一起，磨成一百零八个念珠的。如果把每户差民每年支付的差役按时价折合成钱计算，珠西每户堆穷支付的二十六项差役折合为二千八百七十三两藏银，每户内差（十二克地）每年支付的三十二项差役折合为九千三百一十六两藏银。所受剥削之惨重可见一斑了。由于寺庙乌拉差役的残酷剥削，许多差民被折磨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修事例不胜枚举。仅从十九个庄园的不完全调查看，在几年间，在支乌拉差役路上因伤、病、累、残或事故而死四十七人；被打死七人；逃离出去无法生活病困而死的十九人；支不起乌拉差役而逃跑的二百九十四人。这是乌拉差役给人民造成的一种多么悲惨的情景啊！
　　高利贷是甘丹寺剥削藏族人民的另一种残酷榨取手段，不仅高利贷的利息高，而且花样也多，有驴打滚、利滚利的“吉来吉加”，还有互相作保的“吉本吉右”和铁索连环的“加达哲”高利贷。工作组从一千二百户农、牧民的调查中，有九百三十二户欠甘丹寺的债，其中欠一千克青稞债以上的有一百零九户，一万克以上的有二十五户，十万克以上的三户。墨竹工卡宗有两户，一户叫江白，一户叫索朗卓玛，他们原先是全庄园十户人家共同借了甘丹寺五十克青稞，借四还五的利息，利上加利，债粮越还越多，后来有三户人家被寺庙逼债而死，有五户被逼外逃，这样全部债务便都由他两家负担了。所以变成了四十一万一千零一十二克，成了永世还不清的子孙债。据当时统计全寺共放出高利贷藏银二十三万四千八百六十六品，青稞八十二万一千二百八十二克。除此之外，寺庙还用种种手段对藏族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和用宗教活动进行修重剥削。
　　通过揭发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广大的农牧民和贫苦僧人一致发出了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寺庙、官家三座大山，砍断人身依附、乌拉差役、高利贷三条锁链的怒吼，在农奴的强烈要求下，工作组带领僧俗群众将寺庙的所有乌拉差役、高利贷全部废除，把卖身契约和一切反映封建特权及经济剥削的字据，统统投入熊熊的烈火中化为灰烬。就在这一天的晚上，群众以万分欢乐的心情，在甘丹寺的山上跳起了翻身的舞蹈，他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通过魏克同志的亲身回忆，人们当可能够部分了解当时寺庙上层集团是如何在不遗余力地仇恨新制度，妄图恢复旧制度，他们又是如何在践踏宗教教义、教规，从事着对人民的剥削压迫，过着与宗教徒身份极不相称的剥削生活。
　　七、在边境上
　　民主改革是分地区进行的，西藏有近四千公里的国境线，这些边远地区交通特别困难，情况多种多样，而且斗争的形势很复杂。为了巩固和保卫胜利成果，西藏在贯彻稳定发展方针的时候，在稳定边境，加强统一战线和政权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在边境工作上，采取“稳慎、宽大、安定、建设”的方针，对民主改革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稳步进行，对边民从多方面进行扶持照顾，贷款、贷粮比腹心地区更优厚。这项工作的稳慎，可以从西藏至今还有未进行民主改革的乡，还有个别领主、头人主持当地工作（当然与旧西藏已有很大区别）这一事实反映出来。当时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奇特的现象将为学者的考察、研究，为今天开放中的特色旅游服务。稳慎的工作安定了人心，团结了群众，争取了上层人士的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了最反动的分子，不少被威胁利诱跑到国外的边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对回窜的外逃叛乱分子和内部稳藏的叛乱分子，在坚持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做好政治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对于归降分子坚持不杀、不关、不斗、不判的政策。1963年9月，参叛外逃的仲巴县穷果部落头人巴洛益加带领妻子儿女携械投诚归来。1964年7月，为了开展反对叛乱分子回窜的斗争，专门成立了中共扎东特派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仲巴、吉隆、萨噶三县的边防工作。现在的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同志，曾领导扎东特委开展了这一段有声有色、令人难忘的工作。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和西藏军区还联合发出了《对曾参加叛乱外逃的藏族同胞投诚归来的政策通告》，宣布凡投诚归来人员，不问过去罪恶大小，职务高低，一律不咎既往。对率众和持枪归来的人员，按规定予以奖励，并对他们的生产、生活进行妥善安排。通过各种工作，争取了不少投诚归来人员，当年7月，就有三股参叛外逃分子三十九人及其家属八十二人，在他们的头领勒绕和顿扎等人率领下投诚归来。对这些投诚人员，我边防部队、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都给予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并按照党的政策，对有功人员分别给予了奖励。接着在1964年后半年，仲巴、吉隆、萨噶三县边境，又有近千名外逃边民回归和外逃叛乱分子投诚归来。
　　八、回忆与思考
　　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出现了多方面的新气象。
　　在寺庙工作方面，经过民主改革，基本上废除了寺庙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寺庙中的贫苦僧尼获得了翻身解放，政治上享受平等权利，生活上得到了改善，宗教上有了真正的信仰自由。当时全区保留的寺庙有五百五十三座，由于在民主改革中有些僧尼自愿还俗回乡分了土地，这些寺庙基本上满足了留寺僧尼宗教生活的需要。为了更好地贯彻“政治统一、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原则，更好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1961年以后的几年中，对全区著名寺庙进行了维修，拨出巨款维修了布达拉宫，维修了大昭寺、噶丹寺、扎什伦布寺、萨迦寺、白居寺、热振寺、夏鲁寺等。对寺庙加强了民主管理工作，在僧尼中进行了爱国守法教育，政府还对贫苦的老、弱、病、残僧尼和宗教界上层人士的生活妥善关照。有关部门还在工作方面对宗教界上层人士作了安排，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宗教界的正常宗教活动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
　　在群众的政治生活方面，各地陆续进行了基层普选工作，并建立了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立了乡人民委员会，到1965年7月，全区基层普选工作即基本完成，乡人民委员会普遍建立。通过普选，使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大大激发了他们的主人翁思想，在加强基层工作的同时，各级政府还特别主意培养民族干部。早在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全区就有计划地选送数千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到西藏公学、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以及内地其他高等院校学习和深造。这些学校出来的干部，在民主改革和稳定发展时期的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民主改革以后，藏族干部队伍进一步壮大。据1964年的不完全统计，全区藏族干部已达一万二千多人，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加了五倍以上。到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时，全区乡级干部全部是农奴和奴隶出身的藏族干部，区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奴和奴隶出身的藏族干部。
　　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一个全方位，多方面的系统社会改造工程，又是在一个刚刚平息叛乱，民族、宗教情况十分复杂的边境地区进行，新中国在得到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在基本平稳的前提下，大踏步跨越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把奄奄一息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顺利导人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这在人类进步史上，在民族平等与团结上的开创性意义，应该说怎么估价都不会过份。
　　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解放，就没有民族的解放，也就不可能有民族的繁荣和进步。
　　在这场外国势力插手的叛乱中，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西藏上层爱国人士始终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叛乱；达赖则与叛国分裂分子一道，走上了异国他乡的流亡路。
　　对于达赖本人，中央政府曾一再坚持教育，劝说，等待其幡然悔悟，迷途知返。达赖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位，他在西藏自治区的筹委会主任职务一直给他保留到1964年。即使在达赖叛逃国外，肆意诋毁、攻击自己的祖国五年之久，中央政府仍希望他浪子回头，仍持等待、宽大为怀的态度。
　　宰相肚里能撑船。世界上没有比有着宽大胸怀的中华民族更宽容忍让，更替他人多考虑的了。
　　但是，这种宽容忍让毕竟不能是无限度的。
　　1964年12月，国务院第151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撤消达赖职务的决定》：
　　“达赖在一九五九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亡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亡国外的残匪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都说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日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国务院根据西藏地方人民的要求，决定撒销达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
　　后来的历史表明，在寄人篱下的分裂生涯中，达赖的分裂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宁撞南墙不回头。
　　弹指一挥间，四十多年过去了，雪域高原发生了过去几百年从未发生过的巨大变化，从三江流域到阿里台地，从藏北草原到喜马拉雅山麓，到处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央的关怀、全国人民的支援，加上西藏自身的努力，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举世公认的改善。初步富足的生活，安乐样和、田原牧歌般的生活环境，使这里生活的人们广受国内外旅游者的羡慕。旧噶厦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曾感慨地说，现在相当一些普通人家的生活，都比过去的宗本家生活要好。①
　　然而，被推翻的三大领主，却念念不忘他们失去的“天堂”，处心积虑要复辟他们一再宣称的最美好、最神圣、最完善的封建农奴制度，当年如过街老鼠般的农奴主阶级，在经过几十年的沉寂之后，成为西方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一张牌，又打着民族、人权、特别是宗教的旗号妄图卷土重来，一度声名狼藉的达赖及其所代表的旧制度利益集团，多年来在精神文化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蚕食着我们的阵地。他们变腐朽为神奇，似乎历史可以改写，这一帮旧制度的代表人们真的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这是对历史的讽刺，也是值得我们认真深思的事情。
　　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回顾民主改革的历史，我们应该深刻感到列宁的高明，他说：“革命把旧地基掘得越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在今天中国人民特别是西藏各族人民面临的新形势下的反分裂斗争中，我们确实不应忘了深掘旧地基，不应忘了让今天的人们了解达赖集团过去的历史。①宗是旧西藏政权机构，宗本相当于县长。早在80年代中期，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时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拉鲁先生，在考察了拉萨群众生活之后感慨地说：“我看现在拉萨有四分之一的市民的生活超过了我当年做宗本时的水平。”从那时到现在又是10多年过去了，而这段时间是西藏、也是全国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比例自然又当大大提高。
　　第五章 卓越的政治智慧
　　一、中国模式
　　中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共同进步，相互依存，互相融合，通过源远流长的共同文明的联系，繁衍生息在东方的黄土地上。
　　如何处理新中国的民族夫系，如何维系并加强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逐渐加强并绵延至今的中国各民族之间团结统一的凝聚力、向心力，我们国家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方式不同的民族政策，在西方模式日渐暴露出弊端，在当今世界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的现实面前，中国的模式让人印象深刻地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东方智慧；
　　1949年9月，北京召开筹备成立新中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共同钢领》中，明确写上了“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的条款。
　　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从根本大法角度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策。
　　这样，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成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并构成新中国国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是“十七条协议”中明文规定了的一条基本原则，一项基本政策。中央为了实现这一基本政策，做了不懈的努力、耐心的等待。早在1954年，达赖喇嘛、班禅大师和西藏其它代表一起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主席提议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正式成立自治区做准备。经过在北京的西藏各方面代表充分协商，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七次扩大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于1956年4月22日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达赖喇嘛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班禅大师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原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三方面的许多上层人士、僧俗官员在自治区筹委会担任了一定职务，有的是委员，有的是筹委会下属各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在特殊关照下，他们享受了比其它同级国家干部更高的工资和优厚待遇。
　　良苦用心
　　当时中央的意图，是要通过在筹委会的工作，把原有的贵族官员锻炼、改造、培养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为对西藏的旧政权进行和平改造，使之和平过渡到自治区的人民政权做准备。如果这一意图顺利实现，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大成绩。但是由于上层反动集团的干扰破坏，中央的这一意图没有能完全实现，西藏自治区迟迟未能成立。香港《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2月11日刊登过T·D奥尔曼先生通过亲自采访所写的一篇名为《几乎被遗忘的冲突》文章，文章准确地评论说：“从1952至1959年，中国人寻求把传统的神权权力机构——特别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逐步转变成使西藏现代化的机构。但是，甚至汉人最有限的改革努力也不可避免招致西藏僧侣集团，看不惯传统自治权的部分团体和西藏200家富裕的贵族家庭的怨
　　①恨。”1959年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后，国务院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至此，西藏从政治上结束了一个旧时代。此后六年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培养藏族干部，建立和健全各级人民政权，巩固和发展平叛、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发展生产和重点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于1965年9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这是西藏在“十七条协议”规定的基本原则指引下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原则区别
　　新中国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政府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一种形式。
　　民族自治地方和自治机关，是一级地方政权。它的建立和组成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员组成方面，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代表名额和比例，由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按法律规定确定，常务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中应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成员，人民政府的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员担任，其他成员也应尽量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除了可以行使和它同级的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还可以行使自治权。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请全国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施行。二、可以报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或停止执行其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情况的决议、决定和指示。三、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从当地民族中培养各级干部、各种科学技术、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四、在执行公务时使用当地民族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五、可以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组织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六、可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根据本地的特点和需要，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安排、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根据法律规定合理调整生产关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管理、保护和开发本地方的自然资源；依照国家规定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经国务院批准开辟外贸口岸，开展边境贸易。七、有管理本地区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项目由国务院按照优惠民族自治地方的原则规定，其财政预算支出按国家规定设机动资金及高于一般地方的预备费。八、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法律规定，决定本地方的教育规划，决定各类学校的设置、学制、办学形式、教学内容、教学用语和招生办法，自主①《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第32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地发展民族教育，扫除文盲，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举办各级各类学校。九、自主地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的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民族文化事业，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民族书籍，保护民族文物，决定本地区的科学技术、医行卫生事业的发展规划，自主地发展体育事业。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可以和其他地方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和协作，依照国家规定可以和国外进行文化交流。
　　这些自治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它们是各民族自治地方需要的，也是国家应该赋予的权利，是完全合乎各民族自治地方人民的愿望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各上级人民政府，应该保障并帮助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这些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这些自治权利的规模，也应当同它的行政地位相适应。
　　近年来，流亡国外的达赖分裂集团，采取偷梁换柱的卑劣做法，在民族区域自治与所谓民族自决之间制造了许多奇谈怪论，似乎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自决、民族自治、民族文化自治之间是相通的，有调和的余地。为戳穿这些谎言，以正视听，我们不得不用一些篇幅，来说明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些基本观点。
　　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遵循宪法规定的总原则、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的区域自治。这是一个总原则和大前提。
　　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一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它既不是什么脱离祖国大家庭的“独立自治”，也不是什么半独立状态的“自治邦”之类的东西，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国家这个原则决定的。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人民的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大前提，是坚持和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导。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我国的一级地方政权，必须服从中央和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共同制定的，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因此，一切民族自治地方都必须遵守它所规定的总原则和总道路，就是说，必须坚定地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履行它规定的各项义务。
　　第四，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以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每个自治地方，不论大小，都有一定的管辖区域。它们的区域是根据民族聚居的情况，各地民族关系和经济发展条件，参照历史情况，在有利于自治地方的发展和民族团结的原则下划定的。
　　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自治的重大区别在于：原则含义不同，民族自决权包含分离权，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权利范围不同，在不少实行民族自治权的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内，各成员国可以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必须执行国家机关的职权。这种民族区域自治，同所谓超地域的“民族文化自治”也根本不同。民族区域自治是要使民族和地域紧密联系起来，使生活在一定地域上的各民族人民互相亲近。而所谓的民族文化自治，则是要把民族和地域的联系割断，扩大和制造民族壁垒。
　　概而言之，民族区域自治，其实质就是要在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内，使有着一定聚居区的少数民族，有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务的权利，以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充分发挥各民族人民参加祖国和家乡建设的积极性，保证各少数民族有按照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力，但它的基本目的或总前提，是要促进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毛泽东英明
　　新中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我国已经建立的民族自治地方计有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等五个自治区，三十一个自治州，八十二个自治区县（旗）。民族区域自治区的实现，结束了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人民因为人数少，经济不发达，加上旧的社会制度而在政治上无权的历史，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以来从未真正有过的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愿望。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下，同中国的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实际的具体结合，这些实际概括起来是：首先，从我国的民族组成情况来说，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还多，少数民族人口不到百分之七。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虽很广大，但人口稀少，自然环境一般较差，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这种情况决定汉族和少数民族，只有团结互助，通力合作，才能得到共同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应我国民族组成情况和满足各民族发展要求的最好形式。
　　其次，从我国民族分布的状况来说，各民族杂居的情况特别显著。从全国看，各民族的分布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汉族遍布全国各个角落，各少数民族也以自己或大或小的聚居区和汉族交错杂处，畛域难分。一个民族完全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的很少，甚至极少。例如，新疆地区虽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方，却有十三个民族交错杂居。西藏地区虽然主要是藏族居住的地区，但也有回、门巴、珞巴、汉等民族杂处其中。这种客观情况，反映了华夏文明的长期历史和我国各民族的密切交往关系。我国各民族的这种分布状况，是彼此之间长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给我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共同发展的有利条件。我国民族分布的这种复杂情况，只有具有很大灵活性的民族区域自治才能适应。
　　第三，就我国各民族的关系来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发生和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政治上的联系，形成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各民族间在经济和文化上互相依赖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和民族人民要求团结统一的强烈愿望，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我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联系和团结统一关系不断发展。我国民族关系的这种特点，决定了只有在统一国家中采用民族区域自治这种形式，才能适应并促进经济的发展。
　　最后，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来说，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各民族包括汉族在内，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都是被压迫民族，荣则俱荣、损则俱损，有着共同的遭遇和命运。帝国主义及其在我国的走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敌人。而我国革命所处的时代，又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中，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才能取得民族解放。而帝国主义是一种国际势力，在我国又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它的帮凶。要战胜这些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凶恶敌人，中华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奋斗了100多年，经历了无数次斗争和失败，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才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宝贵的历史经验。当今世界各民族宗教冲突、部族冲突、甚至同一民族内部冲突不断的现实都进一步警示人们，分裂导致恶果，团结才有前途，这是我国各族人民需要团结奋斗的新的证明。
　　总之，我国各民族是“宜合不宜分”的。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我们完全不反对把各民族联合为一个国家整体，我们决不主张把大国分裂成小国。因为不言而喻，把小国联合为大国是促进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之一。”长期的历史发展，为我国各民族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实行团结合作，创造了条件；我国各民族问的这种只能合、不能分，合则互利、分则俱伤的密切关系，是我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强烈愿望。正是根据我国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和各民族人民的这种共同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才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可见，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是团结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最好形式，是成功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同中国国情相结合，及时修正了过去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设想。英明地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诀浮云，诸侯尽西来。”2000多年前，中华民族一代雄才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建立起大秦帝国，在短暂岁月中，除有“车同轨，书同文”这些影响极其深远的创举外，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经过汉代官廷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惊心动魄的大辩论，郡县制被明定下来，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基本政治组织制度，这是我们祖先为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而留下的极其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在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中华民族卓越政治智慧的又一体现。当世界上一些联邦制国家分崩离析，在血与火的战乱中重建独立国家，被民族矛盾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我们更感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远见。邓小平同志曾感慨指出：“毛泽东英明，没有搞什么加盟共和国。”①
　　中国的成功实践
　　这里应当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之所以受到我国少数民族的拥护赞同，这并非那一个民族强加的。相反，这正是近现代史上民族分裂阴谋屡遭失败，少数民族从切身利益中正确选择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于国家衰弱，由于外国势力的策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曾经出现过若干搞民族分裂，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事件。如30年代新疆建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内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晋等没落王公在日本策划下于30年代发起的所谓“高度自治”，日本帝国主义在“9·18”事变后在我国东北建立的“伪满洲国”，在西藏，帝国主义也多次策划所谓“独立”事件。所有这些独立的喧嚣，最终都因人民的唾弃而以失败告终。因为广大的各民族人民，从已往历史上的“独立”闹剧中深深体会到，除了极少数的反动统治阶级上层之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不可能从“独立”中得到任何利益、权利和地位。相反，却使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人民生活日益贫困，炮受分裂的痛苦，甚至会使整个民族被引向灭亡的危险边缘。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
　　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任何从祖国分裂出去的企图，都是没有出路、行不通的，也是12亿中国人所坚决不答应的。从古到今，中国的少数民族或是暂时统治其它民族，或是长期处于受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人民所盼望的安乐祥和的生活，各民族人民友好交往的愿望，没有或者很少真正实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中国走社会主义平等联合的道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真正有了光明的前途和幸福。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党和国家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时，所得到的反映就决不是帝国主义反华势力居心叵测所宣称的是“中国在民族地区公然推行大汉族主义”，“毛泽东在民族问题上取消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中国推行‘自治’的目的只是分割各个民族。”“今天生活在中国的无数少数民族人民，过着穷困、疾病和不人道的生活”等。而是使一切民族无分大小强弱，都享受到了平等生活的权利，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普遍赞同。
　　笔者在藏工作几十年，几乎走遍了西藏大地，感人至深的是，毛泽东主席，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制定者，至今在藏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在广大农牧区，你走进任何一家一户，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几乎都是端挂在房屋正中墙上，上面献着一条哈达的毛主席像。
　　在公路上，你留心一下一辆辆藏族同胞驾驶的车，挡风玻璃上几乎都有一张小型毛主席像。
　　毛主席给西藏人民带来了解放，毛主席恢复了百万翻身农奴做人的尊严，毛主席虽然已经去世，但他的形象已深深融入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中。
　　错那县勒布区，这是一个风光奇绝，道路绝艰的门巴族聚居区，门巴族区长次仁久米告诉我，这里的群众对达赖不感兴趣，毛主席在这里有最高的威信。逢年过年或其它喜庆日子，这里老百姓几十年来都恭恭敬敬地挂起毛主席像，后来又加上邓小平像，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在我们随意拜访的几户门巴人家中，笔者都看到两位伟人那熟悉的笑容。
　　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需要不需要，这是中国政治家最高的考虑。正因为如此，他们永远活在中国老百姓心中。
　　二、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西藏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真贯彻和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首先，完善了各级人民代表的选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代表各族人民依法充分行使立法、监督等职权，行使参与国家政治、管理本民族事务、表达人民意志的权利。从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看，自治区三届至六届人大的代表中，藏族等少数民族都在80％以上，藏族等少数民族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所占的比例，三届时为66％，四届为83％，五届为86％，六届为76％，历届常委会主任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中，藏族占70％。自治区主席由藏族公民担任。在自治区机关所属工作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县、乡政权机关中，民族干部占有相当比例，其他民族也有适当名额。
　　第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据统计，1994年全区干部总数61338人，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44271人，占72.1％。一支以藏族为主体的民族干部队伍已经形成。一大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民族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由于长期重视教育，重视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全区少数民族专业技术干部已达1700D余人，其中获得高中级技术职称的达3000多人。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自治区和自治区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结合西藏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民族经济、教育、文化的决定和单行条例；西藏民族地方立法始于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根据1954年宪法关于“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规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并于1956年9月26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这是自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制定的第一个民族地方性法规。其后，1963年3月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批准了《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在拉萨隆重举行，庄严宣告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十年动乱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自治机关不能正常行使职权，西藏自治区的民族地方立法工作也陷于停滞。文革结束后，这方面工作很快步入正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的重大决定，并在同一天大会通过的地方组织法中，作出了关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和颁布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备案的规定。根据以上决定和规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把地方立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积极开展制定地方性法规。十八年来，共制定地方性法规63个，作出有关法规问题方面的决议、决定28项。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婚姻教育、语言文字、卫生、妇女权益保护等诸多方面。这些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的稳定，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推动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治区和所属各部门，各地、市、县相继建立了编译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推进了藏语文教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发布了严禁围观天葬的布告，维修开放了1700多座寺庙、经堂等宗教活动场所，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需要。
　　第四，依据国家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赋予的自治权，西藏坚持国家法制统一，立足西藏客观实际，首先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全区的贯彻实施。同时，考虑到全区在经济、文化方面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经济不发达，历史上留下来的发展差距急待缩小等方面。为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中央为西藏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国家从人力、财力、物力上给予了大力帮助。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经济、文化法规时，充分考虑到这些特点，作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制定出台了许多使用和保护语言文字、藏医藏药、风俗习惯、宗教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如制定《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在制定药品管理法实施办法中，对藏药的管理作了专章规定，在地方立法工作中，只有在保证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同时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才具有地方特点、可行性和稳定性，才能对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保障和促进作用。
　　作为中国政府统一管理下的一个民族区域地区，西藏充分行使了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了各项自治权。
　　完善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根据国家法律自主地保护和继承整理民族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三、文化的复兴
　　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藏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都有着极其光辉的过去，都在历史随着国家的强盛而强盛，随着民族的振兴而振兴。却在近代由于发展的落后和西方列强的干涉侵略而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抢救、保护、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自然而然地摆到了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日程上，这方面，对于西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展尤其值得称道。
　　政策措施
　　56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文化的共同遗产，中国政府对这些珍贵遗产尽力给予保护、抢救、继承和发展。中央政府领导和组织了全国范围内少数民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明确古籍整理要达到的目的是：
　　（一）把所有少数民族的古籍文献（不论是文字记载的或口头流传的）都搜集起来，有效地保护起来，使之不再流失和湮灭。（二）在此基础上，编制出各种目录，如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录，分地区、分民族、分类别的民族占籍目录，以利于管理、保护和使用。（三）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系统的、科学的整理，包括辑佚、校勘、标点、注释、翻译、编选等。（四）有计划地逐步出版，供人们阅读，并为有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同时进行国际间的交流活动。（五）通过对少数民族古籍的研究，进一步了解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各民族相互关系的历史，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做好民族工作服务；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对于西藏的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发展，中央政府给予特别的重视和关心。如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即指出：“藏族有古老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艺术遗产丰富多彩，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要十分尊重和科学继承、发展民族的文化、艺术，保护历史文化古迹。藏汉等各民族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但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积极继承和发扬藏族文化艺术的优良传统和特色。”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这些精神，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建设。把西藏文化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科学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文化的优秀传统、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上。大力培养民族文化艺术人才，建立各种有关组织并领导他们开展各种活动。西藏相继成立了自治区的文联和作协、剧协、音协、舞协、美协、影协和各种学会。重视保护、发掘、整理、改编和发展民族文化艺术，在群众文化、专业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图书印刷、藏族文化研究和文物古迹保护等各个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绩。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工作才受到干扰和破坏。总体说来，西藏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的法令，对民族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系统地普查、收集、整理、出版和保护工作。这一工作取得了不容否定的成就。
　　发掘古籍资料与图书出版
　　为使藏族传统文化资料得到继承和发展，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西藏成立了藏文古籍专业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明确的任务是：搜集、整理、出版藏文古籍。藏文古籍的时限，以西藏和平解放为其下限，以抢救手抄本、孤本、珍本为重点，着重考虑藏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及科研学术的需求，繁荣发展民族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搜集藏学古籍原始资料500余种，经过筛选，择优编纂《雪域文库》丛书，迄今已出版30余种巨著，其中历史类8种，全集类4种，文学类3种，佛学、哲学、法规、历算、工艺、兽医、地理志、人物传、档案文献及综合类各数种或一种。这些藏文古籍，分为原著翻印与资料选编两大类，另外还出版了新编古籍等其它品种的书籍。现在公开发行的藏文古籍已有200多种、100多万册。数百年来只有手抄本、木刻本，被禁锢、埋没的藏文典籍，在新中国第一次有了各种装帧精美的印刷版本。西藏整理出版的《西藏地方重要历史资料选编》与《西藏历代法规选编》两部书，通过详实可信的史料，客观准确地对被歪曲了的历史进行纠谬，受到学术界的普遍欢迎。搜集整理出版的有关西藏民族手工业、藏医兽医、天文历算等独特经济文化方面的有关书籍，直接为西藏的经济建设服务，由于这类古籍中记载着种种闻所未闻的民间工艺、古老验方等，有利于科研部门结合西藏丰富的动物、植物、矿物资源，用当今高科技手段加以开发利用，从而使自然资源增值。据统计，仅党的十四大以来的五年间，西藏出版部门已出版图书1600多种，7000多万册，其中藏文图书占50％以上。西藏出版的古籍图书先后参加国内及香港、印度、尼泊尔、瑞典等地举办的国际书展，精美的书籍畅销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仅如此，从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整个文化事业，包括文学创作、美术、史学、藏学、新闻出版、影视、文化事业等都获得了很大发展，成绩斐然，有目共睹。新西藏的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文化复兴的美好景象与达赖统治时期的旧西藏那种社会调弊，文化萧条，90％以上的人是文盲，几百年出不了几本书的情景有天壤之别。
　　这些成果的取得，向世人显示，藏民族古老浩翰的典籍文献，在新中国得到了全力抢救，重新获得生命，正在为繁荣发展民族经济文化做出有益的贡献。从另一方面，具体生动地体现了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力地证实了藏族古代文明中优秀精华，在今天得到了科学的继承和发扬，新中国发展与繁荣西藏文化的政策措施，受到区内外广大知识分子和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文化昌于盛世
　　在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曾有过翻译、印制宏篇巨帙《大藏经》、《甘珠尔》的盛举。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抢救、发掘以及藏学研究的拓展，充满勃勃生机，繁花似锦。尤其是藏文古籍的出版，对国外藏胞和国际友人均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国外藏胞书商的评价更高，称赞国内藏文古籍图书质高价廉，胜人一筹。同时，达赖分裂主义分子竭力散布的“藏族文化被消灭”的无耻谰言，不攻自破。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全国少数民族包括藏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不能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文化来取代或“同化”她，也不能让她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成为“被遗忘的角落”，而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她在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平等团结的良好环境中健康发展。从上面杨略叙述中可以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西藏的文化事业，把发展西藏的文化事业作为全面帮助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一项重要内容。盛世修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国家的强盛带来各民族文化的复兴，在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指导下，西藏的民族文化事业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德国联邦议会副议长福尔默1997年8月访问了中国西藏。她发表感想说：“西藏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作出了很大努力，这是对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我很高兴地看到西藏的孩子们普遍学习藏语文，藏族群众在各种场合使用他们的语言，包括在机关也可以用藏族语文表达自己的意愿。”她认为，“这在世界上许多拥有少数民族的国家是不多见的。”①
　　1997年8月，中国西藏艺术团出访欧洲，8月18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官大会堂举行了一次盛大演出。观看演出的有联办主任，日内瓦州议会议长，日内瓦联办艺术委员会主席、产权组织总干事、气象组织秘书长、万国邮联副总干事等专门机构负责人，驻日内瓦各国大使、外交官、联合国官员、华侨、留学生等千余人。精彩的表演，不同风格、不同情调的歌舞、藏戏、说唱，使所有观众为之倾倒。演出结束后，各方人士盛赞演出成功，普遍认为西藏艺术团整体素质高，基本功过硬。音乐、舞蹈、演技、服饰独具特色。好几个国家代表向丹增团长和吴健民大使表示，过去不知道西藏有这么好的文化艺术，希望艺术团也能去他们国家演出。这是西藏文化艺术得到保护发展的最新例子。
　　西藏文化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化正是因为包容、包含、吸纳了56个民族的各具特色的优秀文化，同时还广泛吸收了世界上其它各国、各民族的优秀内容，才形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体系。中华民族具有足以傲视世界的独一无二的从未中①1997年9月3日《人民日报》。断的悠久而独特的文化史，原因就在于我们民族从来就有海纳百川的恢宏气魄和博大胸襟。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为了凝聚和激励12亿中国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我们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加快构筑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崭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著名学者何新在《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令人振奋地谈到：“中国极有可能在未来50年内获得自己的文化复兴。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重建中国人的价值观，重新找到中国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所谓‘国魂’。这种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对于中华民族和本体文化——确信它可从自身的转化中过渡为社会主义的新型文明的充分自尊与自信。”
　　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在社会安定和思想文化的继承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前提下，我们将有理由期待中国文化在下一世纪得到全面的振兴。随着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各民族优秀文化也会同步得到继承发展，我们有理由期待将会迎来一个中国“文艺复兴”的万紫千红的春天。
　　四、宗教信仰自由
　　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解决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利，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国家制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民法、选举法、兵役法、义务教育法，《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早在《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进军守则》、《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条例》、《关于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俗习惯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和政策，都对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文化作了明确的具体规定。
　　西藏的宗教
　　有这样一首藏族民歌：“东方雪山顶上，彩云纷纷扬扬，那是大神小神，正在天上行走！”在歌唱者的眼里，高高的天空布满了神，云遮雾盖的雪山上居住着神，草原和河谷里生活着神，一句话，神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在相当一部分藏族特别是老年人中间，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着他们的心态，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在西藏，不少人信仰藏传佛教，它是外来佛教与当地宗教结合的产物，究其本源，当属佛教中之大乘佛教，与祖国内地所奉行的为一路。但它浓厚的地方色彩，又明显有异于其它地方所传之佛教。特别是它对地方政治、经济的参与、干预，即政教合一制度，以及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给西藏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藏传佛教在西藏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一千三百多年前，西藏高原的主要宗教叫雍仲本教，简称本教。本教与华夏大地上其它文明源头一样，同属原始宗教萨满教，它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原始拜物教也有相同之处，把宇宙分为“神”、“人”和”鬼”三个世界，对任何不理解的事物，都要“祈福消灾”、“占卜吉凶”、“驱役鬼神”。那时本教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们对日月星辰的变幻、山川河流的弄形、风雪雷电的不理解，把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流等都当作神灵来崇拜。
　　公元七世纪，唐朝文成公主和尼婆罗（即尼泊尔）尺尊公主从东西两面带来了释迦牟尼佛像，在吐蕃统治者推崇下，西藏群众开始信奉佛教。以后出现了西藏最早的一批寺庙，招收富家子弟出家成立僧团，他们翻译佛经、宣传教义。吐番王朝从松赞干布到赤德祖赞的二百年间，佛教在西藏传播并得到很大发展，西藏历史称为“前弘期”。九世纪中期，赞普朗达玛下令灭佛以后的一个时期称为“毁法时期”。十三世纪，萨迦法王八思巴·洛追坚赞时期，在元朝的支持下，佛教又兴盛起来。当时寺庙恢复，僧人猛增，香火兴旺，史称佛教的“后弘期”。
　　有趣的是，在佛教的发源地尼泊尔和印度，现在绝大多数居民信奉的却是其它宗教，如尼泊尔的94％的群众信仰印度或伊斯兰教，在印度78％的信奉印度教，12％的人信奉伊斯兰教。
　　藏传佛教的派别
　　西藏佛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教派。主要有四派：一是“宁玛派”。“宁玛”，藏语，意为“古旧”，是西藏佛教历史最悠久一个派别，以传承弘扬旧密法为主。宁玛派僧人习惯于带红帽子，所以称宁玛派为红教；二是萨迦派。“萨迦”，藏语，意为“灰土”，因该教派的主寺所座落的山坡上有一片灰白色的岩土而得名。萨迦派的主寺叫“萨迦寺”。萨迦寺的寺庙围墙涂有象征文殊、观音、金刚手菩萨的红、白、黑三色花条，所以萨迦派又称花教；三是“噶举派”。“噶举”，藏语，意为“口传”。噶举派重师徒相承，口语传授，耳听心会，注重密法，不重经典。噶举派僧人传法时，穿白色僧衣，所以又称白教。噶举派最先创立活佛转世制度，以后这一做法为其它教派所采用；四是“格鲁派”。“格鲁”，藏语，意为“善规”或“善律”，由宗喀巴创立，是西藏佛教各教派中最大的一个教派。因为宗喀巴和这一教派的僧人戴黄色的僧帽，所以格鲁派又称黄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1357—1419），本名格桑扎西，他出生在今青海省湟中县塔尔寺地方。过去因为惶中一带被藏族称为“宗喀”，所以他出名后，藏族人民不称他的名字，而尊称他为宗喀巴。宗喀巴在当时西藏帕莫竹巴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实行宗教改革。创造了以戒律为本，显密并重的新教派—格鲁派，是黄教的主要创始人。宗喀巴于1409年修建了黄教祖寺——甘丹寺，他的弟子于1416年和1419年先后修建了哲蚌寺和色拉寺，这便是拉萨有名的三大寺。宗喀巴的另一弟子根敦珠巴于1447年兴建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在明、清两代由中央王朝册封和授权，特别是在清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黄教势力迅速发展，很快取代了其它各教派的地位，成为西藏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文革”动乱不是针对西藏
　　西藏作为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自治区，由于历史原因，藏传佛教在该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宗教遗产与民族文化间形成了特殊密切的关系。因而西藏在落实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特别注意了宗教文化的保护。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司令部在颁布进军西藏各项政策的布告中明确规定：“人民解放军入藏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1956年成立了全国唯一地级组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宗教事务委员会”，同年还成立了中国佛协西藏分会，使宗教事务进一步得到国家的保护，宗教事业也走向正规化。进一步加强了对宗教的领导管理。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在西藏的实际工作，大大打消了由于帝国主义分子造谣挑拨而在西藏人民群众，特别是僧人中引起的疑惧心理，这一点，当时连达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文化大革命”前，西藏自治区坚持国家的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藏传佛教宁玛、格鲁、噶举、萨迦派和本教一视同仁。在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西藏寺庙文物方面，成绩是比较显著的。1961年已初步整理出的文物有11000多件，修缮古迹十多处。国务院公布了布达拉宫、大昭寺、甘丹寺和藏工墓等八所古迹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1965年又成立了全区的文物保护机构——文物管理委员会，并先后确定了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22处为全国或自治区的重点保护单位。
　　令人痛心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西藏也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经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动。在此期间，西藏也和全国一样，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受到极大干扰，一些寺庙被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这场动乱，波及全中国各地，这是中国大地上一件全局性、长期性的严重失误，对它的性质和影响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十分清楚和全面的论述。但是，需要指出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这场运动决不是针对西藏而来的。达赖集团借题发挥，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是不光明正大的。已故的十世班禅大师在一位美国记者提问“西藏许多寺庙成了废墟，你看了有何感想”时回答说：“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看了这些心里难过。但是从历史角度看，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古罗马、希腊、印度都曾出现类似的废墟。何况‘文革’的破坏，并不是专对西藏的，它是一场全国性的大灾难，某些方面，内地的损失比西
　　①藏地方更修重。”在五至九世班禅灵塔祀殿——札什南捷开光大典上，十世班禅大师又一次指出：“从全国来看，从其它各民族地区来看，‘文化大革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全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一场灾难，不能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专门针对藏族或西藏的，更不能说是汉人消灭藏人的文化。难道说汉族遭受的破坏和损失是汉人消灭汉人的文化吗？因此，利用‘文化大革命’的破坏，特别是利用宗教寺庙遭到破坏，来煽动民族情绪，挑拨民族关系，纯属别有用心。”②
　　维修开放1700座寺庙
　　1982年，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①《民族团结》1988年6期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作了明确阐述：“宗教信仰自由，就是说：每个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为保护宗教场所，满足群众的宗教活动需要，十多年来人民政府共拨专款2亿多元用于落实宗教政策。这些经费超过了同期全区党政机关建办公楼的费用。大规模维修了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大昭寺；并陆续维修了公元八世纪吐蕃王兴建的第一座具有佛、法、僧三宝的桑耶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名寺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和扎什伦布寺；噶举派祖庭热振寺；历世萨迦祖师及被元朝册封为帝师的八思巴等驻锡的萨迦寺；藏传佛教首创活佛转世的噶玛噶举派祖师及明朝中央册封为大宝法王，以及以后历世噶玛驻锡的楚布寺及噶玛噶举派祖庭噶玛丹萨寺；直贡噶举派祖庭、历代祖师、活佛驻锡的直贡堤寺、帕巴拉呼图克图驻锡的昌都强巴林寺；以“南藏”为主要传承的敏珠林寺；以“北臧”为主要传承的多杰扎寺；夏鲁派祖庭夏鲁寺；各教派共处的白居寺及寺内的班登曲科塔；本波教祖寺墨如寺、热拉拥仲林寺；以及阿里托林寺、岗仁波钦大雪山下的达钦寺、阿里拉加寺、喇嘛林寺、拉萨大、小清真寺、芒康天主教堂等著名寺庙和拉康、日追等宗教活动场所。至今，西藏得到修复和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已达1700多处，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活动的需要。
　　宗教和谐
　　西藏各宗教团体自主地组织各种宗教活动。注意培养年轻的宗教职业人员和研究人员。各种教派和宗教团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平等地开展宗教活动。经自治区批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自治区分会于1983年创办了西藏佛学院，学僧通过七年佛学知识和藏文的学习，达到了过去十多年才能达到的水平，并在各教派的一些寺庙中开办了学经班，另外每年还推荐一定数量的活佛、学僧到北京，进入1987年班禅大师倡导成立并任首任院长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使活佛们的教育由经院式教学改为现代化教学。198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档案馆保存的《甘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赠送给自治区佛协，并资助经费开办了拉萨印经院，几年来已印出1000多部《甘珠尔》藏文大藏经，供给区内外各藏语系佛教寺庙。1981年，拉萨祈祷大法会的恢复，为宗教人才提供了辩经和考格西学位的天地，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各种经卷的重新整理出版，各寺的高僧得以自由地讲经说法，宗教活动的深入开展，这都为宗教知识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990年，自治区佛协又得到政府资助，在拉萨木如寺开始刻制十三世达赖喇嘛想要刻制而无力付诸实施的《丹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1985年佛协创办了《西藏佛教》刊物。1996年西藏全区人口不足240万，但已有僧尼46000多人。即僧尼人数约占总人数的2％，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也不算低了。其中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佛协理事以及在政府中任职的宗教界人士共有615人，他们参政、议政，同其它公民一样共同致力于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
　　教派平等
　　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宗教、教派和寺庙之间，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和睦相处，党和政府对各种宗教、各个教派及信教和不信教的公民，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地尊重和保护。僧尼们自主地开展学经、辩经、听高僧讲经说法，举行灌顶、受戒，举行传授密宗法要，修习各种仪轨，给信徒们念经，超度亡灵，摸顶祈福消灾免难。信徒们可以自由地去寺庙、神山、神湖朝拜、转山、转经、上供、斋僧布施、煨桑、诵经，在全区各地，到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堆积的玛尼堆和磕长头、转经、朝拜的信教群众。真正实现了不同宗教之间，不同教派之间的宗教和谐，众生平等，信仰自由，宗教文化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继承。同时，国家宪法也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心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和干涉行政、司法等非法活动，公民享有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承担宪法、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需要指出的是，在旧西藏，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之下，不同教派之间是不平等的，不同教派之间，甚至同一教派内部往往因为利益争夺也干戈相向。距拉萨100公里的宣贡堤寺，今天座落在陡峭的山坡上，原因就是在一次血腥的杀代中，2万人死亡，原寺被毁，才重新修建在易守难攻的地方。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属于格鲁派系统，历史上也曾遭到同属格鲁派的地方政府军队的围攻。风光绝佳的热振寺，则被同一教派的人派兵摧毁。这些教派纷争，干戈相向的例子，至今还在年老僧人中有着深深的记忆。笔者曾实地去过西藏的上百座寺庙，倘佯于美丽的山水之间，自然是心旷神怡，但与年老僧人的交谈与回忆，则不免勾出尘封的并不美妙的往事。在过去，寺庙往往受不同地方政治势力所左右，也得耽心变幻不定的政治形势。距拉萨150公里左右，去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途中，紧傍雅鲁藏布江，有本教的祖寺热拉拥仲林寺。据说2000多年前就有一个美丽的预言，此地将建起本教的祖寺。该寺民管会副主任68岁的老僧人西绕丹珍对笔者表示，达赖肆意搞乱藏传佛教的正常秩序，他们对达赖已没有什么信任。在谈到宗教改革时，他最感动的是真正有了教派平等。他说，过去由于实力不同，教派之间不平等。本教较受歧视。今天，共产党真正实行了教派平等，本教不再受歧视，僧众对此有特别的感激。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很多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合作共事，参政议政，为国家和西藏的建设事业发挥积极的作用，深受群众的敬仰和政府的尊重。藏传佛教的著名领袖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在和平解放西藏、反对分裂等斗争中，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来，他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等职，于1989年元月圆寂后，政府首先拔专款1000万元，用于保护法体，办理转世灵童寻访事宜等。1990年，中央政府又拨专款6000多万元，黄金1300多斤，在日喀则札什伦布寺修建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遗体金质灵塔和祀殿。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了宗教悼念活动。1995年11月29日（藏历木猪年十月十八日），严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寻访并经金瓶掣签认定的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圆满完成了这一佛门盛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与班禅在历史上曾经互为师徒，曾经同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精神领袖之一的达赖，出于政治需要，竟然不顾宗教仪轨，不遵历史定制，无视中央政府权威，在境外擅自认定宣布了所谓转世灵童，给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制造了混乱，理所当然受到广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抵制。这是他披着宗教外衣从事政治活动面目的又一次大暴露。所谓宗教领袖不按宗教仪轨办事，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保护宗教文化
　　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得到了广大僧尼的理解、信任和拥护。年长的僧尼们从亲身经历中，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最好的政策，是有利于宗教活动健康、正常开展的政策。广大宗教界人士发自内心地提出，佛教必须而且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或相协调。宗教与政权相分开，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宗教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佛教徒要爱国守法，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实现“相适应”或“相协调”对佛教的基本要求。佛教中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倦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三学并重、止观双修的修养方法等核心思想，以及佛学在哲学、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内所积累的丰硕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社会主义给宗教活动提供了一个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宗教和谐、教派平等的环境，我们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或相协调，继承、研究和发展博大精深的宗教文化体系。
　　现在，西藏的宗教工作稳定而正常，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心情舒畅，享有最充分的研究宗教，了解宗教，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在宪法和法律范畴内各种正常的的宗教活动得到了充分的保护。这同时也是在西藏这样一个特殊地区保护、继承、发展民族文化的成就。
　　现在西藏的传统文化研究与过去相比，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研究人员过去只局限在少数上层贵族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僧侣之中，现在则是各民族各阶层人员都广泛参加研究；二是过去研究资料为少数人所垄断，现在古籍文献资料大量印刷出版，对所有研究人员开放；三是过去研究领域很窄，大多局限在大小五明学之内，现在已经扩展到现代自然科学和祉会科学的绝大部分学科；四是现在的研究思想和方法也从过去的单纯神学之中解放了出来；五是突破过去封闭的研究方式，发展成现在的开放学科，使传统文化研究获得深化和进步，跟上现代世界学术研究的步伐。
　　随着传统文化的继承、整理和创新，西藏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西藏的学者去国外考察讲学，国外学者来西藏访问参观，先后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学者到西藏进行学术考察或进行文化交流、科研项目合作等。西藏还与美国、匈牙利、加拿大、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学术团体签订了科研合作、文化学术交流协议书。
　　1997年5月，一批国际藏学家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为期5天的“中国周”研讨会，这些治学严谨的专家们驳斥“西藏文化被毁”的谬论，指出，西藏传统文化正受到中国政府的全面保护，并在不断繁荣。专程赴西藏实地考察的著名藏学家普雷西亚多和曼萨内拉用亲眼目睹的事实指出：大量证据表明，佛教在西藏受到“普遍的尊重”，西藏文化的两个基本部分，即语言文化部分和佛教部分都得到了完美的保护。
　　拉萨近郊娘热乡农民次仁班宗家，过去世代是色拉寺的差民，在旧西藏，她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阴暗矮小的房间里，每年为寺庙辛劳支差干活，却无法添置一个像样的佛龛。家庭宗教活动，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奢望。然而今天，她家中有了新布置的经堂。她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向佛龛供奉圣水和当天的第一杯酥油茶，点上佛灯。每逢藏历初八、十五、三十日，她还要在院中的白色塔式香炉里燃香草，并斋戒。次仁班宗感慨地说：“现在可好了，我有充裕的经济条件参加宗教活动，或凭借方便的交通工具到哲蚌、甘丹、色拉等寺庙朝佛。”她的话，道出了今日西藏广大信教群众的心声，他们享受到了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①
　　每一个公正的人都会看到，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的历史，几十个解放前不被承认、处于被压迫、无权地位状态的少数民族堂堂正正成为祖国大家庭平等的一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国空前未有的民族大团结，开辟了56个民族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平等团结互助的新纪元。
　　新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与贯彻民族团结政策密切相关。
　　周恩来在1957年宣布说：“我们对各民族既要平等，又要使大家繁荣，各民族繁荣是我们社会主义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②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光明磊落的民族政策实践，是这段表述的最好的说明。
　　五、世纪伟人的思绪
　　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民族工作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最基本的经验，就是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中国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坚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方方面面和巨大发展证明，立足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加快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是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实现共同繁荣的正确道路。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代和国际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它依然是继续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
　　邓小平纵论民族平等
　　各民族共同繁荣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基本原则，又同时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新时期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中心目的是促进和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邓小平同志1987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明确指出：好的民族政策“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①罗布次仁：《普通人家的宗教生活》，《中国西藏》1993年第1期②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邓小平文选》第1卷
　　①些地区发展起来。”“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1988年，他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题词是“加快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如果说民族平等是发展的政治基础、保证和动力，发展则是民族平等的物质体现、结果和标准。二者互为条件，互相贯通。这里，邓小平关于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是与他加快全国发展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他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出发，一再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他指出：“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但总的讲还是
　　②处于落后状况，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西藏不仅要发展，而且要很快发展起来。要走进前列，从慎重稳进到加快西藏发展，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关怀和西藏更加美好的未来。
　　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加快西藏发展，中央决定，其它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对西藏实行帮助和扶持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在中国发展加快，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今天，国家帮助西藏发展的范围和力度也大大增加。邓小平关于帮助西藏搞建设的论述，体现了他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思想。它实实在在地体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展现了中国各民族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时代大趋势。
　　判断标准
　　邓小平通过这篇谈话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他不无针对性地提出：“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邓小平关于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的判断与他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完全一致的。
　　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
　　①产阶级的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这里，我们看到的同样是理论的彻底性所带来的无所畏惧的理论勇气。
　　大力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我国现阶段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邓小平曾指出：“经济不发展，民族自治也是空的。”李瑞环同志讲，经济落后可以带来一连串的落后，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一连串的发展。西藏人民希望发展，达赖分裂集团则害怕发展，西藏开放程度提高了，人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达赖那一套愚弄人民的精神鸦片就会迅速失去市场，达赖集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就会迅速瓦解，为了防止和抵制国际敌对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的渗透分裂阴谋，我们需要努力健全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①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②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①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民族地区自身活力和综合实力，以及不断改善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任务抓实抓好。
　　新的思考
　　社会的进步、发展、变化，有时远超过人们最大胆的预计。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②
　　在民族平等，加快发展方面，我们同样应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面对新形势，研究新问题，开创新局面。
　　中国的民族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任何政策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也应该是有发展的。过去的一些具体规定曾经同我们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某种联系，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我们的一些政策规定也需要进行相应地完善和改革。比如对于民族地区已经出现，而且呈扩大趋势的人口流动、民族杂居、通婚增多、农民进城、人才外流、乃至“打工仔”、“外来妹”等跨民族交往日益增多等现象，我们都应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样一个新视角观察问题。中国的经济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必将大大扩展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也必然引起国内人口流动和民族关系的积极变化，对于这些走向开放、打破封闭的变化，我们应该持积极的态度。又比如充分发挥各民族干部作用的问题，过去考虑的较多的是保障自治民族干部的法律地位，组成比例及作用。这些当然是正确的，今后应当继续坚持，但从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出发，从平等与发展的大前提出发，发展应置于更中心的位置。不仅要充分肯定和完善自治民族行使自治权利的法律地位及其重要作用，而且对居住在自治地方的其他非自治民族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也应该有相应明确的规定。这对于真正体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加快实现共同繁荣是有好处的。
　　当今世界上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给冲突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中国保持了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给冲突世界展示了光明的前景。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放松警惕，要一如既往地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地方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不怀好意的挑拨面前，当前要特别注意反对地方狭隘民族主义，这是当前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不能回避的问题。
　　必须认识到，美苏两级格局结束后一度兴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有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但其消极倾向日益明显，这就是民族极端主义势力掀起的分离浪潮。
　　它的破坏作用是很值得警惕的。
　　目前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民族，大部分处于一国多族或一族多国的分布状态。
　　如果都要按民族单独立国，世界将在民族分离主义的砧板上被剁得粉②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第14页，人民出版社碎。
　　这显然和历史大趋势背道而驰。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对此曾表示深深的忧虑，他说，照此下去，下个世纪联合国将超过400个国家。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民族主义是不能调和的。”“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借口下鼓吹无产阶级实行分裂。”民族主义的本质是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他们或是鼓吹民族至上，以民族代表自居。或是撤去民族界限，实行民族投降，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它的阶级利益为转移。历史上以达赖为总代表的三大领主，在台上时厚颜无耻地称颂英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民族投降，被推翻叛逃国外后又以西藏人民的代表自居，制造民族不和，破坏民族团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也有多样，但无论是美国的民族大熔炉理论也好，法国的淡化民族区别理论也好，或我们的邻国印度干脆不承认国内有不同的民族存在的政策也好，其总体上都是强调民族的共性，在平等（至少是理论上）的基础上重视发展，这一点对我们更好处理民族问题应该是有所启迪的。在经济日益开放，社会日益发展，交通日益便利的今天，在社会学家已经在议论地球村的现实情况下，我们要特别注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顺应民族间自然融合的新趋势，因势利导地研究处理民族工作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方针政策首先应着眼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着眼于不扩大民族间的差别。这是我们的国家利益，中国56个民族的整体根本利益所系。
　　美国人口流动的联想
　　邓小平1987年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重要谈话一部分内容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篇名公开发表。它光明磊落地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昭示这一政策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策。
　　从八十年代以来，民族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第三次成为世界性重大问题。其主要表现有三：其一是民族问题使一些国家解体，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其二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其三是民族宗教问题又一次成为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瓦解别国的突破口。前苏联分成了15个独立国家，南斯拉夫变成了4个国家，非洲几个国家的民族、宗教、部落冲突酿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剧。
　　国际敌对势力无视民族宗教冲突已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无视中国民族平等团结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向我们发难，肆无忌惮地造谣攻击我国的现行政策，好像他们真正为中国各民族着想，真正关心中国大众利益，这是一种伪善，一个很大的阴谋。主要在外部势力干涉挑唆下，世界各地发生了接连不断地战乱，全球背井离乡的境外难民人数激增至2800万人以上。这种严酷的现实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的。事实一再表明，西方一些国家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言行是全然相悖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经过500年的抗争之后，才享受到法律确认为美国公民的待遇。并且至今的人数也没有恢复到1492年的数量。澳大利亚则在200年的发展后，使土著居民的人数减少了一半以上。相比之下，在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汉族人口的增长。在西藏，藏族人口从1950年噶厦政府公布的100多万人增加到了1996年的230多万人。又如美国宪法明文规定：美国公民可自由到美国任何地区旅行或居住，不存在户口居住证等任何限制，限制则为违法行为。据美国政府统计，每年有18％的美国人在变换居住地点，平均一个美国人5年就要变换一次居住地点。这表明美国人口的高度流动性。相形之下，为了实施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更好地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中国对内地人到西藏定居实行了相对严格得多的限制，却一再受到诸如移民之类的无端攻击。试问，限制美国公民的自由流动是违法，那么即便中国公民在本国土地上流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有什么理由说三道四呢？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做！
　　最近，在美国的年青人中间，出现了一种所谓的“世界人类”现象。即这些年青人不再把美国看作唯一的居住地，而是走到世界各地，在自己认为满意，可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地方停留下来，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更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对于这些年青人的抱负和选择，舆论界抱着一种感兴趣的态度注视着他们的尝试。没有谁抨击这是在移民，当然它事实上也不是在移民。
　　中国人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如何生活，用不着外国人来指手划脚。
　　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流动，无须外国人批准！
　　中国人民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深深感到，有国才有家，才有各民族的发展，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是各民族发展进步的必备条件。也只有各民族获得进步与发展，才能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保持社会政治稳定。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既然无论我们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国际反华势力都不会停止挑拨、教唆。那么：
　　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说罢！并非“香格里拉”
　　晶莹的雪山，辽阔的草场，无边无际、神秘莫测的原始森林，鲜花盛开，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据说，一位外国作家在上个世纪历经艰辛进入云南迪庆，倾倒于玉龙雪山和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江并流的美景，于是，作家的想像在世界上诞生了一个美丽的词——“香格里拉”。
　　在上个世纪，甚至就在本世纪初，由于交通的极度不便，对于西方人来说，西藏还是一个被雪山重重环绕的遥远而神秘的地区，它座落在世界屋脊，留在外国探险家笔下的，是一片终年冰雪覆盖，寒冷，不开化和荒凉的土地，是难以到达的外部世界。
　　静静的古堡，忍耐的奴隶，高雅的贵族以及简单的以物易物……这种中世纪的社会理想被人想当然的附会于西藏，但是，西藏虽然是中世纪社会，却没有富人们想像中的田原诗般感受，生产力的极端落后使大多数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有菜色，野有饿殍。广大农奴和奴隶们一代代挣扎在饥饿线、死亡线上。
　　达赖集团在逃离西藏时隔多年之后，开始有意识地粉饰旧西藏，几十年的流亡漂泊生涯，达赖本人对如何取悦西方听众，如何博得他们的同情与信任已经相当心中有数，对西方舆论界的宣传手法也有相当掌握。他发现大多数西方听众，对西藏的历史与现状并没有很多的了解，相当一些人处于相当无知的状态；他还发现，由于国际反华势力对他多年的宣传和包装，凭借他的宗教活佛身份，不管自己说什么，西方人就相信什么。善良的人们，对这位“宗教领袖”的活，总是相信的多，怀疑的少。于是他们开始把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说成是世界上“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达赖已故的智囊夏格巴先作试探，他在《藏区政治史》中写道：“那是个人民满足的快乐的地方。”书中有不少篇幅描绘旧西藏社会的清净美妙。见好奇的人们对此津津乐道，达赖于是出面解释：旧西藏社会虽然是一个农奴社会，“但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它的农奴制度，……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
　　①有高尚和利他之心的农奴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脸上充满了笑容，人民生活得无忧无虑。用达赖本人的说法，那就是旧西藏人民不仅吃得饱，穿得暖，而且一般的老百姓也拥有“缤纷的饰物和珠宝”。②让人几乎要认为那就是逝去的“香格里拉”。因此，我们不得不用一些篇幅来旧话重提——什么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制度。并对比和介绍一下新旧西藏社会状况。①达赖1983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讲话②《达赖喇嘛自传》第280页
　　第六章 旧话重提——
　　关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
　　一、苦难与落后的历史
　　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是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领主庄园制的封建农奴社会，是以封建领主所有制和农奴对三大领主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压迫剥削的社会。政教合一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普遍性的产物，这种统治制度历史上曾广泛存在于欧洲、西亚的大部分地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同中世纪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其它地方的政教合一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早就寿终正寝，只有西藏的政教合一统治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封建农奴制日渐落后、腐朽，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西藏社会面临气息奄奄，面临维持不下去的境地。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下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基本的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过着苦难的生活。反动的农奴主阶级为了维护这个黑暗的农奴制度，交相使用刽子手的职能和牧师的职能对农奴和奴隶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暴力镇压、长期的神权灌输和精神毒害。
　　在封建农奴制社会里，生产力受到了严重摧残，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这种政治极端反动和经济极端落后的社会制度，几乎完全靠着地域的封闭和宗教的神权才得以苟延残喘，但它已毫无生机和前景可言，这一点旧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有识的上层人士也看得很清楚。广受尊敬的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作过如下回忆：“记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因此，民主改革不仅解放了农奴，解放了
　　①生产力，同时也拯救了整个西藏。”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农奴制社会，已陷于无可挽回的衰退凋敝的境地。
　　旧西藏的土地、绝大部分牲畜及其它生产资料，掌握在当权的官家、贵族、上层僧侣这三大领主手中，广大农奴和奴隶人身依附于三大领主，没有自由，没有人权，甚至连身家性命都掌握在领主手中，他们被任意出卖、抵押、馈赠，稍有反抗，即遭到割舌、剜眼、抽筋、剥皮等酷刑的镇压；乌拉差役，苛捐杂税以及高利贷的盘剥，使西藏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
　　不堪回首的往事
　　封建农奴制度，使广大的农奴和奴隶陷入苦难的深渊，导致西藏社会、经济、文化的停滞和极端落后。抹不掉的历史记载表明，旧西藏绝非净土，而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昔日农奴的儿子，今天的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热地回忆说：“每当我回忆过去，就如同恶梦一般。……有一天，我们兄弟几人围着母亲说：‘我们肚子饿得受不了’。母亲含着泪花伤心地对我们说：‘孩子，我真想割自己的肉给你们吃呀！’当时我家生①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十周年》《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活完全处于饥寒交迫之中，我的一个弟弟就是被饿死的。直到我21岁，家乡进行了民主改革，我的生活道路和西藏人民一样，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基本的生存权，这就是旧西藏占人口95％的农奴、奴隶的生活现状。作为社会落后的另一个佐证是，达赖母亲曾生育了16个子女，但只有7人活了下来。①
　　研究西藏问题的谭·戈伦夫博士对此评论说：虽然16个死了9个“这个数字很高，但和在西藏长期居住的居民，特别是教会的医生所说的数字似乎是相吻合的。估计孩子的死亡率在40％至75％之间。”②
　　令人尴尬的叙述
　　曾任过达赖本人英文教师的希特勒德国时期的纳粹党人海因里希·哈勒也无意中写道：“无论想象力有多么丰富，西藏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决不是令人羡慕的。他们住在矮小的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吃的是糌粑、酥油和茶，如果幸运的话，能够吃上一点肉。由于营养不足，生产率低下已经成了一个问题。”③
　　他还为当时的农奴画下如此一幅毫无美妙可言的图画：“大约20位苦力牵拉着一根木桩，鼻子里哼着单调的曲子，腰上围着粗硬的牛毛绳。他们汗流浃背，张口气喘，但是由于身边站着手执皮鞭、怒目圆睁的头人，他们根本不敢歇息片刻。这种强迫性的劳役是作为赋税的一部分摊给平民的，每到一个村镇，苦力就得到补充和更换。哼着小调据说能减轻疲劳，但我却认为他们是在麻痹自己……我真想朝着他们大喝一声：停下来喘口气吧！作为20世纪的一位现代人，我实在不明白这片土地上的统治者为什么那么固执地反对改革与进步。非常明显，运输这些木料有着比用人拉更为省力的方式。中国人在数千年前就发明了车轮，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生活的提高，然而在西藏这个角落里竟然看不到一辆车。”①
　　一个难民说，他们家住在西藏时，按照西藏的标准，可以称是中下层阶
　　②级，但每年都经历两次食物危机尽管不久前有人声称，在1959年3月中国民主改革之前，一般西藏人的食物包括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茶，但这与1940年对西藏东部的一次调查所得的结论有截然的不同。那次调查发现，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要不是找些野生的草本植物，要就是喝“白茶”——开水。调查还表明，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
　　③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合在一起的野草。令人难堪的是，曾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频繁，多方受到“特别关照”，包括亲自授与他戒律，授与“三衣一钵”每次都用双手给他摸顶加持，送给他藏文经①十四世达赖在自传中记载了这件事，见《达赖喇嘛自传》第8页②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18页③海因里希·哈勒《旅藏七年》译名《西藏奇遇》①海因里希·哈勒《旅藏七年》②达瓦诺布：《西藏上空的红星》伦敦，威廉，柯林斯父子有限公司，第244页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12—13页③陈翰生《中国西藏边境土地制度》纽约：太平详关系学院，第136页
　　④书，给他的哈达上印有用藏红花洗干净的达赖喇嘛的双手印等特殊待遇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也多次在《入藏纪行》一书中记下了旧西藏一些并不美妙的情景：
　　由于缺乏供水设施，缺乏毛巾、肥皂，这位受到特殊照顾的僧人是这样洗脸的：“所谓洗脸，因为用水不便，所以仅有一碗洗脸水。先在嘴里含一口水，然后用嘴里吐出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当肥皂。第二口水要吐在手心里，再往脸上两三次就算洗完了脸。因为没有毛巾或手帕之类的东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摆擦一下。”⑤
　　这位僧人病了去求医，得到的回答是他惹怒了某个守护神，需到山顶上去烧一种香木枝。他还回忆说：“当我在西藏时，我从日本带去的成药却特别有效，所以我的人缘也特别好。西藏人听说我带有灵药，便恳求我给他们一些。虽然这只不过是些宝丹一类的药，不过很奇怪，却相当有效。有一天，我患了眼病，于是我到达赖喇嘛的太医喇门堪布处求医，他给了我一块白色石头，让我注意不要放进眼里，只是在眼睛周围揉一揉。原来这是一块来自台湾的樟脑。情况就是如此，这里根本没有任何医疗设施。”①
　　多田僧人还特别写到，“我受的待遇相当于一个活佛的待遇。”②
　　达赖的童年回忆
　　流亡国外的十四世达赖曾经这样描述他当时生活的：“室内极寒，灯火不足……所有的东西都是古老的，陈旧的；四片墙上挂的帘子后面积着数百年的陈灰，卧室一边靠墙矗立着一座佛坛。上面放两盏油灯（盛着腐臭油脂的碗里，烛芯燃着），还有小碟装的食物以及净水，供养菩萨。每天都有老鼠来掠食这些供品。我逐渐喜欢这些小生物。他们非常好看，自行取用每日口粮，了无惧意。一到晚上，我躺在床上，总会听到我这些同伴来回奔跑。有时它们会到我床上来。这床是卧室里，除了佛坛，以及一个装满床垫的木箱之外，唯一的实用家具。床以长的红色帐幔围住，老鼠也爬上帐幔，我蜷伏在毯子里，鼠尿滴下来。”③
　　在另一处他写道：“当时全藏没有一条马路，而唯一有轮的交通工具就是达赖喇嘛十三世的三辆车”，“当时，全藏没有车辆运输。即使马拉的车子也完全没有。他们当然知道有马拉车这回事，但在天气恶劣的藏地，驮兽
　　①是最实用的运输方式。”从上述这些记述可以看到，西藏的极端落后不仅表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悲惨，度日维艰，而且由于整个社会的落后，上层统治者包括达赖本人的生活条件也是难以恭维的。但这些并不妨碍达赖集团信誓旦旦的宣称，“西藏农奴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享有人④“三衣一钵”是指二十五条衣、七条衣和五条衣三种僧衣，一钵即一个铁钵。双手加持等均为最高礼遇。据十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能得到他双手摸顶待遇的人全西藏不到200名。⑤（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第26页①（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88页②（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20页③《达赖喇嘛自传》第25页①《达赖喇嘛自传》第39、93页们希望得到的一切——有足够多的时间自由自在地过着悠闲的生活”。
　　②
　　二、农奴与农奴主
　　封建土地占有制和农奴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制，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在旧西藏，约有三百万克实耕土地（一克土地约一市亩），其中地方政府占百分之三十一，贵族占百分之三十，寺庙占百分之三十九。西藏贵族有二百户左右，大贵族有二十多户，他们每户就占有几十处庄园，上万克甚至几万克的土地。大大小小的寺庙，占有土地约达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克。
　　在西藏农奴制社会里，农奴主由三大领主（地方政府、贵族和寺庙）及其代理人组成，差巴和堆穷则是构成农奴阶级的主要阶层。农奴主阶级和农奴阶级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中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只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五的农奴主阶级，即三大领主和它们的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山林，绝大部分牲畜、农具、房屋和其它生产资料。
　　占有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奴阶级，人身都依附于农奴主，都要以支差、缴租、纳税为条件，从农奴主那里取得土地。根据他们从农奴主那里取得土地的多少，占有牲畜和农具的多少，以及受剥削程度的轻重，又可以大致划分为富裕农奴、中等农奴和贫苦农奴等阶层。在旧西藏农奴制社会中，被称作“差巴”和“堆穷”的两部分人，是构成农奴阶级的主要成份。
　　在西藏农奴制社会中，阶级和等级大体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等级内部的阶级分化，同一等级的人，在阶级地位上也会出现一些不同的情况。
　　差巴和堆穷在等级上，即在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上是农奴。差巴，意思是支差的人，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而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农奴。差巴和堆穷同属农奴等级，但差巴的地位略高于堆穷。堆穷，意为小户，是只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给予的少量份地，而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支差的农奴。此外，不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其他职业户，手工业者或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也都叫堆穷。堆穷的地位低于差巴，他们主要是差巴分化下降而来，还有一部分是外来的逃亡户。
　　差巴中的富裕户和堆穷中的个别户，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他们把大部分负担转嫁给贫苦农奴和奴隶，从而使自己的阶级在地位上升为农奴主代理人。这种从差巴和堆穷两个农奴等级中上升为农奴主代理人的，约占农奴主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三。绝大多数的差巴和堆穷，都是人身为农奴主所占有，同属于农奴阶级，只是在经济地位上稍有不同。在阶级分化中，差巴可以下降为堆穷，堆穷也可上上升为差巴，二者可以互换位置，但以差巴下降为堆穷的较为多见。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从农奴等级下降到朗生，即奴隶的地位上去。
　　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奴隶，藏语叫“朗生”，意思是“家中饲养”，即领主家中的奴隶。他们没有一点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的人身权利，人身和劳动完全为农奴主所占有，主要被农奴主用于家内劳役。朗生多半是从差巴和堆穷这两部分人中破产而来的。朗生的子女，仍然要做朗生。
　　三、特权与超经济强制②土登·小诺布：《西藏传统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第175页
　　三大领主对土地的高度集中的占有，以及对其它重要生产资料的垄断，是农奴主残酷剥削农奴的基础，也是农奴主占有农奴人身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农奴主对农奴具有种种特权，从而便可实行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超经济占有”。
　　在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发展的历史上，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是逐渐地强化起来的。当十三世纪初叶，西藏各地普通确立封建农奴制度时，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比较松弛，农奴的流动、迁徙，或是投奔新的领主，还是有相对的自由的。十二世纪中叶以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奴主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强化。到十三世纪末叶，元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颁发的文告中，已经有不许农奴逃亡或投靠其它领主的内容。这说明农奴逃亡等情况，在这个时候已经比较普遍。十七世纪中叶，黄教寺庙集团在西藏得势以后，其政教首领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一定的土地上，逃亡是被绝对禁止的。为了镇压农奴的反抗斗争，他们还授予农奴主“打、砍、杀”农奴的权力。这时农奴制度已经空前地强化起来。
　　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导致农奴主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压榨，广大农奴陷于极端贫困和灾难深重的境地。农奴对农奴主反抗斗争事件层出不穷，农奴主占有农奴人身的封建特权，也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
　　在封建制度的一般情况下，是封建地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农奴。这里所说的“不完全占有”，是因为封建地主已经不能像奴隶主一样，把农奴当作奴隶任意处治，甚至把他们杀害。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在表面上，农奴主对农奴也是“不完全占有”的，可是实际上，农奴主粗暴地控制着农奴的人身，不仅可以随意支配农奴，把他们出卖、抵押，或用来赌博、转让，而且对敢于反抗斗争的农奴，任意施加刑罚，除了最平常的鞭打以外，还有挖眼、割鼻、抽脚筋、剁手、刖脚，甚至以点天灯、剥皮、活埋、砍头等骇人听闻的方式处死农奴。其刑具之多，刑罚之烈，视农奴生命之不如草芥，是近现代社会里极为罕见的。
　　农奴一出生，父母就要把他抱到农奴主那里去登记，缴纳出生税。从此，就终生为农奴主当牛做马，无休止地劳动。农奴主可以随意调拨农奴，农奴像牲口一样，被赶来赶去，这个庄园少了，就从另一庄园调拨。农奴随时都可能被农奴主出卖，或用来和牲口进行交换。一九四三年，大贵族车门·罗布杰（夏格巴的叔叔）把一百名农奴卖给了止贡地区噶珠康萨的僧官洛桑楚成，每个农奴的价钱是藏银八十两（15两藏银折合一元大洋，50两藏银合一品。下同），合计一百六十品藏银。另外，他还把四百多名农奴给功德林寺，抵了三千品藏银的债。①
　　农奴结婚，要向农奴主先送礼。不是同一领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事先取得领主的同意，嫁出或外赘的农奴，要向领主缴纳一笔名为“本卓”的赎身费，才能获准婚配。有的农奴主为了防止农奴减少，嫁出或外赘一个农奴，要由对方农奴主以男换男、女换女的原则，换进一个农奴。有的是在婚嫁时规定，男女双方的领属关系不变，将来生男孩归男方领主，生女孩归女方领主。
　　农奴主强迫不直接为他支差的堆穷缴纳人役税，人役税没有一定的数①《当代中国的西藏》第9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量，重的一个人一年要缴十八克青稞（每克青稞约合28斤）。缴人役税的农奴，可以出示缴税凭证外出谋生，不致被看作逃亡户。有些逃亡外地谋生，而没有被原领主查获的农奴，一经地方政府发现，也要向他们强收人役税，建立新的人身依附关系。
　　对于农奴的逃亡，农奴主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因为农奴的逃亡，不只是使农奴主在经济上直接受到损失，更重要的是动摇了农奴主对农奴人身占有关系这一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基础。无数农奴因为忍受不了农奴主的奴役，豁着性命弃家逃亡，可是在封建农奴制度的严密统治下，他们很难逃得出去，即使是从这个地方逃了出去，在另外地方也未必有更好的下场，一旦被捉回来，则免不了遭受毒打、关押，甚至变成终身残废，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在十七世纪后半期，西藏政教首领颁发的封地文书上，就有明确的规定：人（农奴）和水、草、森林，是跟随土地一并封给农奴主的。土地既是剥削农奴的主要手段，又是束缚农奴的一道锁链。过去，西藏流行着“人不无主，地不无差”的一句话，就是说：在西藏没有无领主的人，也没有无差役负担的土地。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农奴主既占有土地，又占有农奴人身的连锁关系。
　　马克思在论述封建制度下的超经济强制时说：“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制
　　①度。”这里准确地指出了封建农奴制度下封建特权与超经济强制的特征。
　　农奴主阶级对农奴的人身占有关系，主要是靠强力来维护的。西藏地方封建政权是僧俗大农奴主联合专政，它完全代表和维护农奴主的利益。西藏大大小小的庄园、部落，既是强制农奴劳动生产，进而剥削其剩余劳动和大部分必要劳动的经济组织，又是地方封建政权属下的基层行政组织。每个庄园和部落，都设有刑堂和监狱，都豢养了一批农奴主代理人和打手，在镇压农奴的反抗斗争上，都可以有效发挥他们的职能。
　　在农奴主占有生产资料，对农奴人身粗暴地占有和统治之下，几乎每家农奴都有一部苦难家史。农奴忍受着超经济的剥削，他们世世代代挣扎在饥饿线上，没有起码的人权，而且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西藏农奴生活的悲惨穷困，已到了不能维持生命的程度。
　　四、“三等九级”的统治
　　利用等级制度、宗教制度维护封建农奴制的统治，是历史上所有政教合一统治的一大特点，旧西藏这个特点尤显突出。三大领主把社会成员分成三个大的等级，每个等级又有若干层次。
　　高贵的等级中有三大领主及七品以上的各级僧俗官员。大领主一般都兼任有重要职务，如江孜帕拉庄园在近代就有四人出任过噶伦，担任过基巧堪布和仲译钦布的各有一人。这些所谓的“高贵人”组成一个特权阶级，农奴见了他们要弯腰吐舌，脱帽搔腮，避道让行，否则就要受到呵叱或惩罚。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页
　　一般的等级中包括有差巴、堆穷、朗生，共同特点是人身均依附于农奴主，没有土地所有权。他们的一切都要仰领主鼻息。第三个等级是被视之为“不干净”的人，其中包括铁匠、屠夫、渔夫、猎人、天葬师、以及鞣皮、补鞋、制陶匠人等，这些人倍受歧视。不仅无望当官，甚至连当僧尼的资格也没有。即使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也不能改变其“低贱”的身份。
　　在西藏农奴制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僧侣集团。从表面上看，这些佛门弟子，似乎应当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封建农奴制社会中的佛教寺院，同样打印着这个等级社会的鲜明的痕迹。一般来说，僧人在寺庙中所处的阶级地位，绝大多数和他本人家庭的阶级地位相一致。贵族出身的僧人，在寺庙里大多仍处于僧侣贵族的地位；贫苦农奴出身的僧人，和他们没有出家时一样，很难摆脱受奴役、受剥削的处境。只有个别农奴出身的僧人，在很少的机会下，爬上了农奴主阶级的圈子，如做了地方政府的僧官，或是登上了寺庙里的上层职位。而这种情况，往往被渲染成农奴可以通过当僧人来改变农奴身份，对农奴群众进行诱惑和欺骗，借以巩固僧侣集团的地位。历史上的封建农奴制度通过它固有的方式把“神的统治”和“人的统治”融为一体，深入到西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不仅在精神上是麻醉人民群众的鸦片，而且宗教上层本身就是最大的统治者和压迫者。
　　旧西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处处都能体现等级观念，即使执法时亦不例外。如在地方政府的“十三法典”中，规定偷窃僧人财物，查获后要罚金80倍，偷窃贵族者罚金9倍，而偷窃一般人的则没有规定。
　　界限极其森严的等级观念、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直接导致了统治集团中各种可怕的腐败现象和内部斗争。不仅在达赖喇嘛周围的一部分掌权的高级官员中，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事件层出不穷，即使达赖本人的生命有时也难以保证。十一世达赖、十二世达赖的暴亡，九世到十二世达赖平均年龄不到18岁就是明证。至于一般人和所谓“不干净”的人仅仅被视作“会说话的工具”，他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更谈不上参与政治的管理，有什么政治权力了。
　　在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方面，三大领主之间也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别。“政教合一”的地方封建政权，掌握较高一级的占有权，它对贵族和寺庙领主，有给予、没收和调整土地的权力，有对非耕地开荒的批准权，有对土地纠纷的裁决权，还有对所有耕地摊派或增减差役的权力。
　　早在十七世纪中叶，固始汗和格鲁派取得政权以后，对反对过格鲁派的其它教派贵族的土地和农奴，毫不手软地采取了全部没收的方式，这是藏传佛教内部一次教派之间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其它教派或被取缔，或转为格鲁派以求平安，至今可以找到大批以前是其它教派而在这段时间改宗黄教的寺院。并对有功或臣服于黄教的大小寺院、地方封建领主颁发了封地文书，后又规定历代达赖家属都升为大贵族，并获取封地。由于黄教的得势，历代达赖给予黄教寺庙的封地也很多。如拉孜的曲岱寺，在最初兴建时，一次就封给它十个庄园和一个牧场。一些寺庙的活佛和上层当权派，除掌握寺庙的庄园之外，地方政权还封给他们私人占有的庄园。
　　享有封地的贵族和寺庙，一般只要在地方封建政权的内部政治斗争中没有沦为牺牲品的，其领地就会“世代继承”。但统治集团内部的腐败和斗争经常导致生产资料和财产的易手，如十三世达赖时期，大贵族江洛金被流放到工布地区，其所属乃东宗颇章庄园部分划归孜本龙夏。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大贵族龙夏被挖去双目，革职，其所得部分又被地方政府收回。1899年，西藏地方政府杀害了丹吉林寺的第穆活佛，丹吉林寺的大小庄园二百多个，土地约五万克，还有几十个牧场，全部被没收。1912年，西藏地方政府把已被杀害的噶伦擦绒的全部庄园，赏赐给新得势的达桑占度，让他顶替擦绒的一切职衔。1947年，坚持反帝爱国的摄政热振活佛，被地方政府中的一帮亲帝分子杀害，热振寺被地方政府军队摧毁，热振寺的大部分土地和牧场，也被没收。
　　根据封建农奴主制定的法律，农奴是没有土地占有权的。农奴主分配给农奴一块瘠薄的“份地”进行耕种的代价，除了要农奴长年在农奴主直接管辖经营的“自营地”上进行无偿劳动外，还要负担名目繁多的差役和苛捐杂税。
　　五、“无微不至”的剥削
　　旧西藏的封建地租
　　封建地租是农奴主占有农奴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主要形式。在西藏农奴制社会里，封建地租的基本形式是劳役地租。
　　西藏的农奴主，一般是把土地分成两部分：一大部分肥沃的土地，留作庄园的自营地；另一部分贫瘠、边远的土地，是以奴役性的条件分给农奴使用的份地。农奴为了使用农奴主分给他们的这块份地，就必须到农奴主庄园的自营地上支服劳役。
　　劳役地租是封建地租的最简单、最原始的形式。西藏的农奴，每年要以三分之二的时间，自带农具、口粮，在农奴主的自营地上进行无偿劳役，其余三分之一的时间，才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
　　西藏的农奴在农奴主自营地上的劳动，是在农奴主代理人和监工、打手们的皮鞭和棍棒下进行的。
　　农奴使用的份地，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农奴向农奴主庄园自营地支差的份地，即“内差”份地，一种是向地方政府支差的份地，即“外差”份地。前面说过，单纯支内差的农奴，叫作堆穷；既为地方政府支外差，又为所属农奴主支内差的农奴，叫作差巴。堆穷和差，巴受封建地租剥削的具体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堆穷的份地地租
　　堆穷种农奴主的内差份地，就要到农奴主的庄园自营地上去支内差。一户堆穷只要种十克左右的份地，一年就要支应三百多天，甚至超过四百天的差役，一些情况如下表：
　　差役（劳役地租）
　　地名
　　庄园名
　　农奴主
　　内差份地
　　长年差
　　临时差
　　艾马·岗
　　45驴日
　　日喀则
　　扎什伦布寺
　　10克
　　360人日
　　夏嘎庄园
　　32牛日
　　达孜
　　邓庄园
　　甘丹寺
　　14克
　　360人日
　　100人日
　　堆龙德庆
　　桑通庄园
　　哲蚌寺
　　12克
　　360人日
　　30人日
　　拉萨
　　雪康庄园
　　贵族雪康
　　2克
　　360人日
　　缺
　　堆穷负担的劳役地租，名目繁多，极其沉重。每天在农奴主自营地上的劳动都在十二小时以上，“靴带散了也没空结上”，稍有怠慢，轻则骂，重则打，除长年差外，在农忙或农奴主有事时，还要出人畜力役为农奴主搬运粮食、修建房屋，或做其他杂役劳动。这种临时差随时都可能分派到头上，而且都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一个四五口人的堆穷家庭，如果有三个劳动力，差役负担就要占去劳动力的三分之二；如果有两个劳动力，差役负担就要占去劳动力的四分之三以上；实在缺乏劳动力的，往往被弄得家破人亡，沦为朗生。
　　内差的剥削，从自营地和份地的产量比较上，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情况。如白朗贵族彭许的彭中庄园，自营地收获二千三百三十四克，农奴份地收获一千零五十克，剥削率为百分之六十八点九；江孜白居寺自营地收获四百二十克，而其四户农奴的份地收获为一百二十克，剥削率为百分之七十七点七。再如墨竹工卡十个农奴主庄园的自宫地，共计六千四百五十五克，年收获量共计三万四千二百七十五克；十个庄园的堆穷，共耕种份地二千零五十七克，年收获量共计八千二百四十克。剥削率平均占到百分之八十点五六。
　　从上述这些数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堆穷所受的内差剥削是极其沉重的，最高的剥削率竟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农奴主阶级贪得无厌的胃口，正像西藏谚语所说，是“吞掉大山不觉饱，喝干江水不解渴”的。
　　差巴的份地地租
　　在三大领主的土地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土地，是要向地方政府支应差役的，这种土地叫“差岗”地。凡是领种差岗地、被称作差巴的农奴，就要为地方政府支外差，差岗地实际上就是外差份地。由于三大领主的庄园里都有种差岗地的差巴农奴，他们除了要为地方政府支外差，还要为所在庄园的领主支内差。因此，差巴往往兼支内差和外差。
　　外差总的分为两个部分，藏语叫“岗卓拉顿”，意为腿跑手缴，即劳役和实物（包含货币）。具体地说，差巴要给地方政府支运输、建筑、实物等差，包括无偿地供应人畜力役，运送持有地方政府执照的一切人员和货物；无偿地为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指定的修建工程服徭役；接待地方政府过往的官员、公差和藏兵，无偿地供给他们食宿和运输力役；缴纳地方政府所需的一切实物，如酥油、青稞、柴草、马料等。这些差役项目之多、负担之重，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①①学者宋赞良在《从乌拉差役看西藏农奴制下的“人权”》一文中详细统计了乌拉差役高达1892项。见《中
　　一个差岗份地的面积平常在三四十克到五六十克之间。差巴领种一岗地，每年所受的地租剥削，一般都在收获量的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综合各地差岗份地的负担来看，一个差岗位份地的差额，最多一年要出五百多个人役，四百多个畜役，以及部分实物和货币。以拉孜贵族杜素庄园为例。这个庄园共有三十七个差岗份地，每岗地内外差的负担加在一起，劳役、实物、货币统一折成青稞计算，平均负担总额为一百四十三克，而每岗地年产量是一百九十三克青稞，地租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点五。
　　还有另外一种差岗地，是专支地方政府兵差的，藏语叫“马岗”地。种一个马岗地的差巴，要负担一个半人去服兵役，并且要供给这一个半兵员的口粮和衣着。新兵入营，还要向“纠本”（班长）送藏银十两，逐级增加到向“代本”（团长）送藏银八十两。至于其他借故勒索，更是常见的事，再加上庄园农奴主从中取利，支马岗差的农奴所受的剥削，也常常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上面揭露的数字说明，差岗份地的地租剥削同样是十分沉重的。
　　闻所未闻的牧租
　　在牧区，农奴主阶级对牧奴的剥削之重前所未闻。
　　牧区计算差税的单位是“丹果”，意为马头。在那曲地区罗马让学部落，一个丹果分别等于六头牛，一匹半马，三十六只绵羊或七十二只山羊。1990年时，罗马让学部落共计八十八个丹果，负担劳役：五百七十五人日，五百零二畜日；实物：羊五只，奶渣和糌粑十三点二克，牛粪二千八百袋，牛毛绳六条，酥油一百八十六点九克（一克酥油约等于七市斤）；藏银一万二千三百六十七两。以上共计折合酥油一千二百六十五点九克，平均每一丹果负担酥油十四点四克，即每六头牛一年就要负担十四点四克酥油，按当时价格折合大洋九十三元六角。牧区差税剥削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牧租，藏语称“协”，又叫“其约节约”，意思是有生有死，即繁殖的幼畜全归出租牲畜的“协”主，死亡的牲畜只要有畜角、畜皮或其他证明，承租人就可以不负赔偿责任。在那曲地区，这种租额大致是：凡头年未生而当年生小牛的奶牛，年收酥油三克半到四克；连年生小牛的奶牛，年收酥油二克；母山羊年收酥油三娘嘎（娘嘎，克以下的衡制单位，一克等于二十娘嘎）；母绵羊收酥油三娘嘎外，还收全部羊毛；公牛和公绵羊只收牛羊毛。
　　计算牧租的剥削率，以头一次生小牛的奶牛计算，产小牛一头，当年最少值三十元；产酥油六克，值四十八元；产奶渣三克半，值四十元；产牛毛半克，值一元。以上共值一百一十九元。被“协”主收去一头小牛和四克酥油，值六十二元，剥削率占到百分之五十二点一，再加上牧区的繁重差税负担，牧民难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平。
　　还有一种叫“其美节美”，简称“其美”，即不生不死制。“其美”实质上不是牧租，而是三大领主依靠封建特权进行的一种敲诈勒索。他们把一些公、老、病、阉的牛羊强迫放给牧奴，有时连牲畜也不给，强行放给少量的钱折作牛羊。这种不生不死制规定：每头母牛年收二到四克酥油，公牛年收半克牛毛，绵羊年收四分之一克羊毛。所谓“不生不死”，是说牲畜繁殖国藏学》1988年第4期不增租，死亡不减租，长期按出租时的牲畜头数收租。但是，农奴主强行放给牧民的“其美”牛羊，死亡率极高，生育小畜的可能性极小，有的根本没有得到牛羊，或者还没有领回，牲畜就死在半路上了，而租额年年缴纳，世代不变。如1805年，那曲地区赤如瓦部落被地方政府和色拉寺强放“其美”母牛八百六十头，驮牛七十一头，羊二千三百八十只，历年租额除已缴纳部分，到1955年，尚积欠酥油二千六百六十克。
　　再如1946年，当雄宗（县）政府以藏银三十两的低价，抵作一头“其美”牛，强放给牧奴才旺多吉。十二年里，才旺多吉共缴纳酥油二十四克（折合大洋四百八十元）。1948年，宗政府突然要收回这头“牛”，按市价折大洋七十三元，与“其美”大洋二元的成本相比，剥削率竟高达二百七十五倍！
　　这种依靠封建特权进行的敲诈勒索的好处，竟然泽及外国僧人。经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意在色拉寺学习的目僧多田等观这样写道：根据其美节美制度，他有10头耗牛，因此每年得到充足的酥油。而且这个其美节美制还规定无论过多少年也要核算成从两三岁的牦牛身上所能得到的酥油。十年后他离开西藏，这10头牦牛全部分给了朋友。①
　　放高利贷
　　西藏的农奴主都放债，三大领主同时又是三大债主。债利是农奴主阶级收入的来源之一。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每年收入中，约有百分之十来自债利；大贵族每家都贷出几万克粮；在三大债主中，以寺庙放债最多，约占旧西藏放债总额的五分之四，拉萨几个大寺庙放的债，几乎遍及全藏。农奴主通过放债，对农奴巧取豪夺，无所不用其极。高利贷的利率虽然规定为年利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但多数是春借秋还，实际上只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农奴借债之前，要先向农奴主送札，有的还要先交出一定价值的抵押品，抵押品从衣服、首饰、家具，直到牲畜、青苗，甚至还有用人——充当家奴——来作抵押的。许多农奴主采取马上加利的手段，如借出一百两藏银，马上从中抽出二、三两作为加利，以后还债仍按一百两藏银计算利息。至于小克借出、大克收进等，更是常见的事。农奴主在农村放债，往往规定几家联保的借债手续，一旦借债人破产逃亡，债务就全部加在联保户的头上。
　　除通常的借贷外，有的农奴主还采取不等价交换的借贷方式来压榨农奴。如昌都的一个粮官，每年春季把盐贷放结农奴，每克盐实价只折合青稞一克，但他以三克三比价计算，到秋后再按百分之二十的利率索还本息，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二百六十以上，再如昌都地区丁青、边坝一带的农奴主，春季把茶叶贷出，秋季索回当地贵重药材虫草，每块茶本利折合虫草一千根，使借贷农奴受到掠夺性的残酷剥削。还有一种强迫放贷，不管农奴需要不需要，农奴主硬把债务派到农奴头上，到期索还本利。如丁青的贵族叛匪头子呷日本·才旺多吉，把六十驮的茶叶折成五万五千二百元，强迫放给农奴，江孜的大贵族帕拉·土登为登，强迫所属旺堆庄园的农奴，每户向他借藏银七十五品，三年以后归还一百五十品。到期索还本利。在寺庙也是如此，“有时这些人硬要把寺院的基金贷给农民并强要20％或30％的利息，并要求在规①（日）多田等观：《人藏纪行》第5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定的期限内将利息交给寺院。”
　　①
　　大多数情况是农奴、牧民迫于生活，不得不去借债。农奴欠债的时间有长达二三百年，债额有的多至数千克粮的。成了祖祖辈辈欠下的债。这种债从何时借起，最初借了多少，已经还了多少，不识字的农奴往往都不知道。农奴主凭借封建特权，随便捏造帐目，使农奴承担起许多凭空而来的无头债，债务越还越多，祖祖辈辈也还不清。如堆龙德庆东嘎地方的农奴白玛才仁，在民主改革前所欠的债共分三种，一种是子孙债，原欠青稞十五克，还了六百零一克，还说尚欠二百九十克；一种是联保债，数字由农奴主随便说，虽已还了一百六十克，还说尚欠七百克；第三种是本人所欠的债，共一百零六克，已还三百零九克，但还欠九百五十克。这种世代相传、高利盘剥的债务，农奴把它比做“理不清的头发”。
　　再如甘丹寺的一户农奴称巴，1941年向该寺借了一百克粮，还了十八年，已经付息三千克。称巴探询这项债务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时，回答是：“什么时候乌鸦头上长了白毛，就可以算还完了。”称巴一家，由1941年的一家债主，到1959年初，增加到十多家；所欠债务由当时的一百克粮，除已还的三千克外，到1959年，尚欠五千六百克，藏银七千五百两。
　　在高利贷盘剥下，农奴们过着悲惨的生活。
　　《墨竹工卡宗甲马封建庄园调查报告》中有这么两个具体例子：
　　噶玛一家三口领种差地30克，实种7克，其余23克作为欠高利贷的抵债地。全年支差502人/日，129畜/日。1956年土地收获为25克，但欠债粮100多克。噶玛拿出收获的青稞还了年债后所余无几。其后的生活一是靠当雇工，一是打柴卖，打柴一月所得，可维持全家半月生活。噶玛一家，经常是一天吃一顿稀粥，有时连一顿稀粥也喝不上。
　　平措一家六口，四男二女，男子一人当喇嘛，全家领种差地30克，除去抵债地12克，实种18克。全年支差544人/日、129畜/日。1956年土地收成72克，但欠债151克多，其中当年需还的债为74克，全年收成不够还债。平措年年亏空，一家人靠帮工、乞讨、借新债、打柴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①
　　达赖的家产
　　民主改革前，达赖一家在西藏占有二十七个庄园、三十个牧场，拥有农牧奴六千多人。每年在农牧奴身上收取青稞三万三千多克，酥油二千五百多克，牛羊三百头（只），氆氇一百七十五卷，藏银二百多万两。作为三大领主总头目的达赖，除直接享用西藏地方政府的大昭库和布达拉库外，他自己还设有“内库”和“小库”，搜刮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和粮食、酥油。在成为十四世达赖之前，他家仅是普通的、有时还耽心挨饿的人家。可一旦成为政教领袖，就迅速变成西藏的首富。
　　以神的面目出现的达赖及达赖家族，同样是靠剥削农奴聚敛了惊人的财畜。拉萨西北50公里处的堆龙德庆县色新村，民主改革前是十四世达赖家的庄园之一。村里的老人们，至今没有忘记达赖一家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不幸。①（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24页①《墨竹工卡宗甲马庄园调查报告》当时庄园里20户农奴每天都要派出主要劳力自带工具、口粮到庄园的土地上无偿的服劳役。达赖家的庄园管事监工提着皮鞭、棍棒，监督他们劳动，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农忙季节达到20个小时左右。农奴们稍稍迟到或者有一点点不满的表示，甚至因病或哺育婴儿，也会遭到拳打脚踢，石头棍棒交加，全庄园农奴除一个水磨管理人外，无一幸免。农奴们把达赖家统治的色新庄园比作人间地狱，经常对天发誓“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沾色新的土地了。”由于缺吃少穿，劳动繁重，鞭打和凌辱简直是家常便饭，农奴们忍无可忍，只有结伴或单个逃跑。1950年秋天，18个农奴和奴隶集体逃跑了，达赖家通过地方政府进行通缉，逃跑者在雅鲁藏布江边被逮住，庄园管事把他们用牛毛绳捆绑，用皮鞭和棍棒抽打着把他们押回庄园，然后绑在柳树上，每人先打了100鞭，又用铁镣铐住双脚，关进私设的牢房，进行鞭打和拷问。当时正是秋收时节，庄园里劳动力不够，还强迫他们带着脚镣去收割青稞……色新村的老人们回忆说，达赖一家管理色新庄园的10年间，被打伤致残的有11人，有的人重伤致死。这不是神话，也不是故事，这是40年前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当年逃跑而被抓回的农奴还有好几位活着，他们身上还带着累累的伤疤。①
　　该村阿旺格桑老人曾对人谈起那不堪回首的日子：“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色新庄园的农奴，我从16岁开始，便给庄园主当奴仆，放牛、挤奶、打酥油。我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干活比毛驴还勤快，做事比家猫还小心，生怕老爷们不高兴，但还是挨打受骂，吃不饱穿不暖。谿堆（庄园管事）朗色彭措动手打过我几回，每回都打得鼻青脸肿。当奴仆的日子，活着真没有意思！每回看见河对面措麦山上有人天葬，恨不得自己也早点死了才好。”②
　　远在山南的隆子县，有达赖母亲的三处庄园。现在隆子县的列麦二村、加玉四村、八村，均是庄园的所在地。笔者曾到这些地方作过实地采访，当地的老人，都还记得封建农奴制剥削压迫带给他们的创伤。新巴乡六村75岁的列措老人，9岁被父母送进寺庙当喇嘛，24岁还俗，受到寺庙和农奴主的歧视，诬蔑他偷了东西，不是好人，定罪抽900鞭子并戴脚镣3年。直到民主改革，列措才获得了自由。他悲愤地说：“想起旧社会，心里就害怕。那时候寺庙和领主不把我们当人看，他们有自由，我们穷人什么自由都没有。”列麦桑顶寺71岁的经师群培多吉老人，恰好是加玉人，他给笔者讲述了他如何从8岁就被迫到寺庙当了差巴僧人的经历。直列寺的几位老僧人吉吉、次仁培杰、格桑平措、旺扎、班久，是达赖1959年逃亡国外前在该寺住了一晚上的见证人。他们都记得那天达赖穷凶极恶的随行人员不准他们进经堂作佛事活动，告诉他们，如果捣乱就砍头、砍头很容易的恐怖情景。他们说，达赖走的时候，抢走了附近上千头牛羊，拿走了他们全部粮食。还造谣说，汉人来了，凡是剃头的都要杀掉，吓得他们脱了袈裟躲到山上好几天，观察了一阵没事才回来，又缺吃的，后来是政府救济才使他们免于饿死。他们谈了一个很有趣的情节，达赖和他的母亲不是一同逃走的，达赖母亲不远60多公里单独去了她心爱的加玉庄园，留恋不舍，万般无奈后才由加玉去了错那县的觉拉，在那里同达赖会合后才走上了逃亡的不归路。①《达赖庄园的人权纪录》，《中国西藏》1997年3期②扬城：拉姆：《色新村、五个村民的述说》。《中国西藏》1992年夏季号
　　索康的庄园
　　叛乱头目之一、大贵族索康·旺清格勒家有庄园、牧场十个，土地二万多克，牲畜二万多头（只），农牧奴三千多人。山南乃东县雅隆河畔的克松庄园，是他家的庄园之一。三百多年前，索康家霸占了这块肥美的土地和八十多户农奴，建造了新庄园。当修建一座三层大楼房的时候，索康家下令雅隆河谷百里内数以千计的农奴来搬石头、运木料。这座楼户是由一位老木匠设计的，式样新颖，气派豪华。楼房落成后，索康家为了不让这位老木匠再给他人设计，就残忍地砍下了他的右臂。农奴血泪，浸透了整个克松庄园的土地。而索康一家却靠搜刮来的农奴血汗，住在豪华的宫邸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民主改革时，克松庄园有农奴五十九户，三百零二人，土地一千二百多克。三大领主每年的剥削项目如下：
　　庄园主索康及其代理人摊派的税收十八项，差役十四项，占劳动日二万六千八百天；
　　西藏地方政府摊派的税收九项，差役十项，占劳动日二千七百多天；
　　热乌曲林寺摊派的税收七项，差役三项，占劳动日九百多天。
　　总计，三大领主每年在克松庄园摊派的税收三十四项。摊派的差役二十七项，共占三万零四百多个劳动日。
　　三大领主掠夺的实物共计：青稞八千三百四十克，糌粑一百七十八克，面粉六十六斤，青油一千一百八十斤，酥油三百六十八斤，鸡蛋六千七百八十个，牛一头，牛尾二十二条，羊三只，羊毛一百五十四斤，青草三千二百斤，麻皮、皂树皮各一千八百斤，藏酒十罐，哈达四十二条。掠夺的藏银共计一万四千九百多两。
　　这些差役租税，加在全庄园一百四十个劳动力的身上，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年要给三大领主服二百一十多天的无偿劳役，提供和缴纳一千六百多斤粮食，一百两藏银……。
　　全庄园五十九户农奴中，有五十一户借高利贷，负债数量共计青稞五千四百克，大洋八百元，藏银七千五百多两。每年因欠债而沦为奴隶的就有十人。
　　索康为了维持其剥削统治，不仅依仗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法庭和法典，而且还在克松庄园私立法律，私设监狱和手铐、脚镣、木枷等十多种刑具，对农奴实行迫害和镇压。据不完全统计，民主改革前五十年间，克松庄园有五十多名无辜的农奴被杀害，有将近一百五十人因贫困而冻死、饿死、病死。三百年前，克松庄园有农奴六百零六人，到1959年民主改革时，就只剩下三百零二人了。
　　寺庙的收入
　　寺庙，是三大领主之一，是千百年来压在西藏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拉萨西郊的哲蚌寺，是旧西藏最大的黄教寺庙。哲蚌寺上层当权派是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之一，又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中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是1959年武装叛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佛光庄严的哲蚌寺居然一度成了叛乱据点和巢穴。哲蚌寺在西藏有一百八十五个庄园，三百多个牧场，二万多名农牧奴，哲蚌寺的各级组织部占有数量不等的庄园和牧场，放出大量的高利贷，并从事商业活动。哲蚌寺上层当权派搜刮钱财的花样，是数不胜数的。
　　先说地租。哲蚌寺占有的一百八十五个庄园，共有土地五万一千多克，每年剥削收粮食十八万克（含四百八十六万斤）。地租形式主要是劳役地租。农奴种哲蚌寺四、五克小块份地，就要出一个劳动力在寺庙的自营地上长年无偿劳动。另一种是实物地租。农奴租种哲蚌寺一克贫瘠的土地，要缴地租三、四克。哲蚌寺有三种克，大克三十二斤，中克二十七斤，小克二十五斤，每年通过“大克进、小克出”的手段，可以从农奴身上多剥削一百七十多万斤粮食。
　　其次是通过牧租和“不生不死”制的勒索，每年剥削牧民，仅酥油一项就达一万七千七百多克，加上“大秤进、小秤出”，每年又可以多出酥油七千零八十多克。
　　在哲蚌寺的领土上，任何东西都要收税，鸡税、猫税、狗税等，无奇不有。在一个人身上除了人役税外，还要缴大腿税、膝盖税、耳朵税等。人死了要没收遗产。据统计，哲蚌寺每年没收农奴的遗产可达八千多元。
　　乌拉差役，更是名目繁多，花样无穷。哲蚌寺周围住着二百七十五户农奴，专门为寺庙背水、打柴、扫地、运粮、运货、背行李、背死人等，他们世世代代负担着各种各样的繁重劳役。哲蚌寺下的当巴村共有十二户农奴，平均每户每年要给寺庙支一百五十天以上的差，再加上为地方政府支的杂役，每年支差达二百多天。
　　哲蚌寺共占有农牧奴五千户左右，每年每户有一人经常支差（许多户是二人或三人支差），支差时间至少一百七十五天，总计有八十七万五千多天。按帮工工资每天一元计算，仅乌拉差役一项，即是一笔令人吃惊的数字。
　　哲蚌寺上层当权派还是西藏的大债主，放出高利贷粮约一千零七十万斤，如果把几百年来的旧债一并计算，估计有一亿六千多万斤，分摊到哲蚌寺所属五千户农牧奴身上，平均每户欠粮债三万二千斤左右；放出的高利贷藏银，折合大洋一千万元。分摊到五千户农牧奴身上，平均每户欠钱债大约二万元大洋。哲蚌寺的总收入中，有四分之一来自高利贷的利息。利率名义上规定为年利百分之二十，实际上有的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外国记者笔下的哲蚌寺
　　美国记者安娜在其《西藏采访记》中专门记载了哲蚌寺的情况。
　　“哲蚌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来自高利贷，利率表面上为百分之二十，实际上要高得多。在各种各样奇特的封建形式的债务中，有一种叫‘其美节美’的。寺院通过它把牲畜出租给农民，每年收取一定数量的酥油或羊毛。问题在于，出租的牲畜往往是老弱或快要死了的，有时只是口头答应出租，实际上并无牲畜，但农奴和他们的子孙在牲畜死亡后很久还得支付租金。另一种形式的牧租叫做‘生死租’。就是给特畜规定一个固定的繁殖数，如果牲畜未能按预计产下幼畜，或者遭到死亡，倒霉的牧民就得赔偿损失。当这种那种形式的债务堆积成山，无力偿还时，牧民就必须以‘个人作为抵押’，被沦为奴隶，为期二十五年，在那种苦难的生活条件下，他们很少能幸存下来。
　　哲蚌寺还做大量的买卖，包括进口鸦片。哲蚌寺的一些交易是同寺院的农奴进行的。巡视员视察遥远的地区的牧场时，常常带上茶砖之类的商品，并强迫牧民买下。通常，一块价值一银元的茶砖，他们却要牧民付十八磅酥油，相当于原价的二十倍。
　　进行巡视旅行是上层喇嘛竭力追求的美差事。因为‘巡视员’不仅可以从强制性交易中获得巨大的利润，而且他所停留的每个庄园都必须向他赠送礼品，还得提供女人，这叫做‘陪宿差’。曾跟随‘烂嘴虎’作过这种旅行的喇嘛们说，在一个停留点，六十户人家的所有女人都被这个喇嘛及其一行用‘陪宿差’的名义给强奸了。
　　在大祈祷法会的三个星期中，当哲蚌寺铁棒喇嘛们统治拉萨期间，类似的重担也落到了拉萨居民身上。他们征收驴税、狗税、猫税、鸡税、花盆税、香烟税、鼻烟税、水井税、池塘税，甚至女人有两条辫子也要抽税。这些铁棒喇嘛还审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并在判决时对原告和被告双方进行敲诈。商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他们付重税。如果一个铁棒喇嘛把他的铁棒靠在谁家大门上，这户人家就必须立即把礼物送上，否则他就会从门上找借口来罚你的款。香客们必须付念经税，并为在林卡周围进行朝拜付税。最古怪的可能要数下雪税。如果雪花落在一家人家的院子里或者家门前——当时是二月——他就必须向铁棒喇嘛付‘雪税’，因为铁棒喇嘛‘为他带了雪’。
　　哲蚌寺的庄园还有自己的监狱和刑具。有时在抽打时还使用一种用‘蝎子草’编成的鞭子，它能使受害者浑身红肿，疼痛万分。砍掉一只手或脚，从而使人残废，那只是一种普通的惩罚方式。另一种使人致残的方法是用一张牛皮把人的臂或腿绑起来，这种牛皮事先在盐水中泡过。捆绑后当牛皮干时就会使受害者永久变成残废。”①
　　哲蚌寺积聚了大量财富和粮食的名声，也传到了英国侵略者耳中。当这支侵略部队需要粮食时，他们首先想到了哲蚌寺。荣赫鹏的队伍开到了哲蚌寺山下，威胁不给粮食就要动武，因此僧人们只好排成长长的队伍，每人扛着一袋粮食送到英国军队那里去。②
　　六、桑姆和甲央索南的苦难家史
　　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在三大领主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西藏百万农奴灾难深重的历史，是说不完、诉不尽的。
　　江孜县江热乡的桑姆，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当了三十八年的奴隶。桑姆全家都是江孜大贵族帕拉家的奴隶。桑姆四岁的时候，母亲被帕拉家折磨致死。他父亲是给帕拉家养马的奴隶，一辈子挨打挨骂，受尽折磨。有一天带病干活，头昏目眩，从梯子上跌了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奄奄一息。帕拉对这个被吸干了膏血的奴隶，不仅不给医治，而且还把他拖出门外，过了四五天桑姆的父亲就含恨死去了。十三岁的桑姆，从此成了孤儿。
　　桑姆有十四个哥哥姐姐，就有十二个是饿死、病死，或被帕拉打死的。其中有一个不满周岁就病死了，有九个都是在几岁的时候，因父母整天给帕拉家干活，没有人照料，没有东西吃，而被活活饿死的。①（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西藏采访记》②（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第216—217页，（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个主要寺院的改革》
　　桑姆的哥哥甘登曲巴，经常挨帕拉的毒打。最后一次，甘登曲巴被帕拉家的爪牙打得皮开肉绽，全身化脓，不久就死了。
　　她的另一个哥哥石达，二十岁时遭毒打后得了重病，被赶出庄园，不久也死了。
　　桑姆的姐姐边巴，从小就给帕拉家捻毛线、织氆氇，如果哪一天干不完定额，就要挨打。有一天，边巴又遭到帕拉的毒打，手被打坏了再也不能干活了，也被赶出庄园，流浪在外，以乞讨为生。另一个姐姐穷达，也在帕拉家遭受着同样的苦难。
　　桑姆从八岁开始给帕拉家捻毛线、织氆氇。帕拉家规定，每个朗生（奴隶）每天要捻完二娘嘎（大约七市两）羊毛的毛钱。十天称一次，称出多少羊毛，就要收回多少毛线。
　　羊毛里有很多沙土和其他杂物，桑姆和朗生们无法交出足数的毛线，也抢不完规定的数额。因此，经常挨打。帕拉为了更有效地压榨农奴和奴隶们的血汗，对他们实行“定坐”法：每天朗生们上工后，就在每个朗生所坐的地面周围撒上沙土，画上木印，不准他们走动一步。桑姆和朗生们每天从早坐到晚，双手不停地为帕拉家捻毛线、织氆氇和地毯，连大小便也只能解在所坐的地方，当帕拉或监工来检查时，如果发现谁的坐地周围的沙土略有变动，立刻就是一顿毒打。桑姆和朗生们每天要给帕拉家干十多个小时的牛马活，仅仅能吃上两顿稀糌粑糊和一点发了霉的糌粑，别无任何报酬。她们给帕拉家织的氆氇、藏毯和藏被，有的霉坏在仓库里，但自己却衣不遮体，成年受冻。桑姆的童年，就是在帕拉家的“定坐圈”里和皮鞭下度过的。
　　桑姆稍大一些，帕拉又强迫她到庄园上从事更繁重的劳动。她当牛做马，受尽饥寒，不仅一无所得，还欠下了一笔债，桑姆在帕拉庄园里实在忍受不了虐待，十七岁那年，她避开帕拉及其狗腿子们的严密监视，逃出了帕拉庄园。
　　桑姆从江孜逃到康马，靠沿途乞讨为生，不久，被当地一家领主抓住，重新当了朗生。每天早起晚睡，累死累活，结果除了身上的伤疤不断地增加外，还是一无所有。
　　桑姆在康马流浪、乞讨，当奴隶整整十七年，后来被帕拉家知道后被抓回来，一顿毒打后，每天又被迫在“定坐圈”内捻毛线、织氆氇。
　　后来，桑姆和朗生顿珠结了婚。顿珠原来给帕拉家放羊，有一年发生风雪灾害，死了一些羊。帕拉就抄了顿珠的家，给顿珠戴上了手铐脚镣，下到庄园的牢狱里关了三年。桑姆和顿珠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桑姆每天还是照样被迫到“定坐圈”里捻毛线，小女孩被关在另一间又湿又暗的屋子里。桑姆每天领到的口粮，照样是一份稀糊和霉糌粑，母女俩分着吃。
　　桑姆那可怜的小女孩，每天被关在那间黑屋子里，没有照料，没有东西吃，饿了就乱抓地上的粪便、土块来吃，不到三岁就活活饿死了。在帕拉家的庄园里，被这样折磨惨死的小孩，绝不是一两个人，帕拉根本不把农奴和奴隶当人看待，他每天驱赶捻毛线、织氆氇的朗生们进入“定坐圈”后就把他们的所有小孩，一起关进那间又黑又暗、又潮湿的屋子里。
　　曲松县的甲央索南家，祖祖辈辈是朗生。甲央索南的父亲，成年累月背着粮食、酥油、肉类等物品，从山南运送到领主拉萨的宅邸里。途中要渡过雅鲁藏布江，翻过冰雪覆盖的高山，腰被压弯了，身体也坏了，仍然不能逃脱这种苦役。甲央五岁那年，他父亲在运送物资回来的路上，被领主的狗腿子打断了两根肋骨，回到家里就吐血死了。甲央兄弟姐妹六人，跟着母亲住在领主的牛圈里，缺少食物充饥。没有几年，甲央的四个兄弟姐妹先后饿死了，只剩下他和母亲、妹妹三个人。
　　甲央七岁时，就被抓去干活，看马、喂狗、扫地……什么重活脏活他都要干。到了十一岁，领主又让他上山放牧几十头牲口。每天天还没亮，甲央就被迫上山，只能吃到一点烂荞麦饼，饿得不行，就去挖野菜和黄麻草充饥，吃了就头痛脸肿，浑身难受。他身上穿的是从死去的父亲身上脱下来的破羊皮，已经不能遮体了，但领主也不给他一件衣服穿。每晚放牧回去，还要喂马、扫地，稍不如意，便会遭到领主的拳打脚踢。有一天，他在山上放牧，忽然下起了冰雹，冰雹把牲口打得四散奔跑，他山上山下到处寻找牲口，晚上回去清点，发现少了一头驴子。领主不容分说，揪住他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又用鞭子打得他浑身是血，最后，还逼他连夜冒着风雨上山找驴，甲央心里想，如果找不到牲口，回去也是被打死，还不如逃跑。打定主意后，他翻过积雪的高山，走了三天三夜，才渡过雅鲁藏布江。甲央想到拉萨当喇嘛，听说当了喇嘛可以不当朗生，他走到一座寺庙，寺里的上层喇嘛叫他留下干活，答应以后带他到拉萨去。他和另一个农奴，为这个上层喇嘛放牧三百头牦牛，每天在野外奔波，生活比以前更苦。两年过去了，这个上层喇嘛对他说：“你要去拉萨，得把这两年的饭钱还清！”甲央怒从心头起，心想，这些有钱的喇嘛，心肠和领主一样狠毒啊！
　　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里，他又悄悄地逃离了这座寺庙。在逃跑的路上，甲央被富人家的恶狗咬伤，伤口烂得流脓生蛆。他拄着一根拐杖，走了许多天，好容易才回到妈妈住的牛圈。领主知道甲央回来了，就派狗脚子把他抓走，打得他死去活来，然后把他关在山岩上的一间小屋里。甲央气愤地爬上窗口，向岩下纵身跳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从昏迷中醒过来。从此，甲央又在领主的皮鞭下过日子，干的活更重了，衣服更破了，脚上的裂口更大了。晚上冻得难熬，把头伸到灶坑取暖，头发也被烧焦了。每逢领主到拉萨去，他就要背着东西，赶着骡子跟在领主的后面跑。和甲央同去的一个朗生因为他赶的骡子在路上吃了别的领主地里的庄稼，狠毒的领主就把这个朗生打得半死，还没有断气，就扔到江里去了，还恶狠狠地吓唬甲央说：“看见了没有，你要不好好地干活，结果也和他一样。”
　　甲央索南从出生到二十岁，过的就是这样悲惨、黑暗的生活。
　　在旧西藏，有桑姆和甲央索南这样悲惨遭遇的人是数不胜数的。
　　这种基本的、普遍的社会状况，见诸于外国学者的考察报告，见诸于和平解放前后的大量文字记载之中。几乎就像2＋2＝4那样为人们所熟知、公认。
　　列宁真是伟大，他早就说过：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的利益，那么它也会被推翻。
　　达赖开始否认这些熟知、公认的东西。
　　“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之心的农奴制度。”①
　　“第一：在西藏，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要比中国的地主、佃农关系和善多了。穷人的生存条件也没有那么严苛；第二，在西藏可没有像脚镣、阉①达赖1983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的讲话割的野蛮刑罚，这些刑罚最近已经遍及整个中国。然而我想中共没有看到这些，中共把我们的封建制度当成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翻版。”②
　　对于夏格巴、达赖等人来说，旧西藏也许是“清静美妙”、“快乐”、“满足”，因而是值得恢复的“传统生活”。但95％以上的人民大众，特别是桑姆和甲央索南他们，决不会这样想。
　　美国作家阿历克斯·哈利所写的著名小说《根》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当年美国奴隶主残酷剥削奴隶的情景，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小说。另一部真实反映奴隶受压迫、受欺凌的优秀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被林肯总统戏称为一本书引发了一场南北战争，美国南北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废奴战争。坚持废奴主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的美国总统林肯受到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久的崇敬。虽然西藏的农奴制比之美国延续了更长时间，虽然三大领主发自内心地希望维护和恢复封建农奴制统治，念念不忘他们曾经享有的一切，但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历史潮流毕竟是他们无法抗拒的。
　　七、拉萨东面的村庄
　　美国记者安娜曾于50年代实地采访了西藏，她在调查采访了拉萨东面的两个庄园后写成了《拉萨东面的村庄》一文，其中不少第一手材料是宝贵的。
　　安娜写道：我们所在的“贡丹”庄园，原先属于凯墨所有，他是西藏比较大的贵族之一，他的家庭成员世世代代在政府里任职，拥有许多庄园和农奴。凯墨曾作为达赖喇嘛的使者之一派往北京参加会议，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签署的。
　　凯墨的庄园
　　凯墨在这个庄园里有303名农奴，包括孩子在内。他拥有22户“差巴”，45户“堆穷”和18户“朗生”。他们每年播种2500克土地。其中四分之一部分由凯墨的管家直接管理，由“朗生”耕种；一小部分交给22户“差巴”耕种，作为支差；其余的出租给“差巴”和“堆穷”，收取收成的一部分作为地租。当农奴最后付清以高利贷方式借来的种子、农具、耕畜和粮食的借款以后，他们收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就落到了凯墨手中，有的是作为地租和房租，有的是作为还债。
　　所有这三种农奴都得照领主的的命令办事，负担各种强制性劳役，并且常常因被领主认为行为不端而受到鞭挞。农奴结婚以及那怕是暂时离开庄园都必须得到领主的允许。领主拷打甚至杀死农奴，不会受到惩罚。“差巴”和“堆穷”能够部分地安排自己的工作，虽然他们常常会被迫丢下自己的工作去从事各种强制性的劳动；但是“朗生”并不安排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整天从早到晚都按照领主管家的命令工作。有时候“朗生”也被卖掉，或者被当作一件礼物送人。如果一个领主的女儿结婚，她就把几个“朗生”当作嫁妆带到她的新家。
　　安娜曾将“堆穷”与中国其它地方的佃农进行对比，她发现区别在于：佃农可以离开土地，而“堆穷”则不行，除非逃走，而那是很危险的。此外，②《达赖喇嘛自传》第123页领主还可以任意把“差巴”和“堆穷”降为“朗生”。一个领主往往不会不找个借口就那样做，因为那将被认为是不妥当的。但是他能够迫使“堆穷”背上多种债务，甚至有一种债，它的利息之高使人永远无法还清。当“差巴”或“堆穷”还不起债时，领主就可以拿走他们的财产，并把他们降为“朗生”……
　　德吉的故事
　　安娜采访了一位41岁名叫德吉，以前是“朗生”的妇女，德吉讲述他们过去的生活和他们对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希望。他们有一个儿子，二十一岁：一个女儿，八岁。
　　德吉说：“我们整个白天都得为领主干活，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每天我先到庄园里扫地和擦家俱，之后到地里播种和收割，或者用双肩拉着木板帮助平整土地。我还照料17头牦牛和奶牛，挤出奶来，背着酥油和乳酪送到拉萨的领主家中。有空时，我就纺羊毛。”她的丈夫接着说，他管养马，照料8头骡子，还得把青稞、盐、糌粑和牦牛粪运到拉萨，给凯墨在城里的马运去饲料。儿子从15岁起就为领主放羊。
　　德吉继续说：“领主每个月给我们每人二克糌粑，每年给只够做一套衣服的氆氇和一双靴子。孩子们什么报酬也没有；我们省下些糌粑来养他们。当我们的儿子去牧羊时，他也得到二克糌粑。领主曾经答应给他衣服，可是从来没给过。在这之前，儿子虽然在庄园里工作，他们答应给他一克半糌粑，也从来没给过。因为不够吃我们被迫背上了债。”
　　“除了糌粑以外，你们还得到别的食物吗？”安娜问：“我们还能得到牦牛酥油，但不是那种真正的酥油。当领主寺院里的喇嘛们要喝酥油茶时，一部分酥油在搅拌过程中浮到面上，这部分就给扔掉了。他们把它倒在一只桶里给农奴们吃。这也不是经常有的。我们得到的茶叶，是他们冲泡过几次不要的。过年时我们才能得到一些肉和蔬菜。他们把面条、碎肉和萝卜放在一起煮，好让我们吃。节日的头五天，我们一天吃两顿。里面并没有多少肉。这个庄园有23户朗生，23户人家总共才能得到一条牦牛腿。有时候，一头羊或牛死了，他们把肉给了我们。不然我们一年到头就只能吃糌粑。
　　“我们从来没有从领主那里拿到过一个铜板。但是我们不得不准备一些钱和一条哈达，以便在请求允许我们结婚或请假时送给领主。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买上一条哈达、一些烟和茶送上去。另外单靠给领主干活也不够吃，我们就自寻办法以求多得一些粮食。我们请求管家租一些地给我们种粮食。但朗生是无权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白天的全部时间都是属于领主的。我们只好多送几条哈达，请求了三次，他们就让我们租了四克地。
　　“我们要交二克半地租，当然实际上还要多些。因为领主有杆假秤，而且当谷物送到他那儿取样检验时，他就把样品也留下了。这样我们实际交了近四克粮食。白天我们全都在领主的地里干活，晚上就在自己的地里劳动。有时我们请一些朋友来顶我们的差役，以便我们能照料自己的土地。我们在翻耕自己的土地时，因为没有牲口，还得付出三十两藏银借头牲口来用两天。如果收成好，可以收到十一克谷子，如果收成不好，只有六至七克，平均能收到九克。一般只够用来付地租、种子和耕畜的费用。年成好时我们能得到一些额外的粮食，如果歉收，我们背的债就更多了。”
　　德吉的丈夫接着谈到了他自己的特殊经历：“有一次，凯墨的女儿到这个庄园来小住。她有一个漂亮的马鞍，要我把它照看好，我就把她的马鞍拿到二楼去（上层阶级都住在二楼，一楼用作贮藏室和仆人的房间）。两、三个月后，管家来叫我，说那个马鞍不见了，还丢了些羊毛料子。他骂我是贼。他用一根很粗的鞭子抽打我，要我承认。这种罪名往往是编造出来坑害农奴的。我坚决不承认，我认为那个马鞍是管家自己偷的。
　　“由于我不承认，他们把我扔进了这里的监狱。有时把我提出去重新鞭打。就这样打了我三次，最后我背上的肉一块块地掉了下来，这些伤疤至今还留在我的身上。但是，我还是不承认。他们又把我带到布达拉官的法院，投入了那里的监狱，关了九个月。管家把我家的房子贴上了封条，鞭打我的妻子和七十岁的老母，还把她们赶出屋外，什么东西也不让拿。当我从布达拉宫监狱里回来时，家产全没了。”（这里说的是前妻；她和那位年老的母亲早已去世了。）
　　我们问，他们现在生活得怎样。德吉说：“感谢共产党的恩德，我们生活得很好。我们不用再为借种子付利息了，也不用为借种子去送哈达和礼品了。因为凯墨是叛匪，逃到了印度，他地里今年的收成都归我们所有。另外，还有一块我们过去在管家指挥下劳动的约四克大小的土地。今年，我们共同耕种了那块地，并将分享劳动成果。每一个劳动的人都能分到一份，我们的儿子也有半份，他在去内地学习以前，也在地里干过活。我们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还有收成。今年将是个好年成，因为我们有时间在地里劳动了，我们将得到至少六倍于种子的收成。我们有许多粮食了。”
　　德吉的丈夫带着痛苦的心情说：“皮鞭、镣铐和刑具都让我们亲手砸了。给我投入监狱时，他们专门为我造了一副特别的木头手铐，戴上后很痛。现在，我用自己的双手把它砸了。
　　“现在，在收获时，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对我们的孩子来说，生活肯定会非常好。我总是想送我的儿子去学校读书并学会某种手艺，例如裁缝。在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到内地学习去了，他回来时将成为一个熟练工人。过去曾经沉重地压在我头上的一切再也不会压到他头上了。连我那八岁的女儿也到拉萨去上小学了。”
　　德吉接着说：“在过去，我们的头顶上有一个太阳，但它是属于领主的，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太阳！像我，虽然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也开始接受教育。乡里把我作为观察员派到接萨参加筹备委员会。我亲耳听到了他们宣布进行民主改革的消息。我在政府的大厅里同贵族们一起坐了二十一天，我听到他们说，以后不再有‘乌拉’差了，也不再有奴隶制度了。政府将从贵族手里把土地买下来分给耕种的人。只有依靠党的恩德，我现在才能在这个干燥的家中，坐在一个垫子上。没有人能把我从这里赶走。”当她讲到这里的时候，眼泪不知不觉地顺着她的面颊流了下来。
　　帕布的生活
　　看了德吉从前往的漏雨潮湿的小屋后，我们去访问帕布，他是一个“堆穷”。
　　帕布的房屋里有一个妇女，她坐在一个小小的锯木头用的凳子上，手里还拄着一根剥去皮的树枝做的拐棍。她的双眼完全瞎了，人看上去衰老极了，以致我把她当成是帕布的年老体弱的、实际上快要死去的母亲。当帕布告诉我，她是她的妻子时，我简直无法掩饰自己的震惊。
　　当帕布同她结婚的时候，她是个差巴，一直相当稳定地使用着一块土地，每年为领主支一定数量的差。她的双目失明以后，由于无法再去支差，就失去了当差巴的权利。帕布自己愿意为她支差；实际上，在她由于结膜炎而失去一只眼睛的那段时间里，帕布就已经这样做了，与此同时，这个妇女则继续干她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他十分愿意在她双目失明以后继续为她支差，但是领主的管家却作了另外的决定，决定权在他，而不在帕布。帕布说，实际上，无论你是用劳役还是用谷物来支付地租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不过是看那种对领主方便。对农奴来说，总是艰苦的。但是当他妻子知道，即使在她双目失明的时候，她仍然拥有牢靠的差巴地位和对土地的租用权，那对她也是一种安慰。
　　帕布简要地介绍了她的情况。他除了粮食收成外，还有些小账目。从出售稻草中得到一些收入，也把一部分稻草用来喂养自己的两头骡子；再收集骡粪晒干，卖给人家当燃料。另一方面，他还得向寺院交人头税。他不但要为凯墨支差巴的所有乌拉差，还得担负堆穷的某些劳役。在收获季节，他得为领主干三天活，再用两天给领主修水渠。如果发生水灾，他必须根据需要无偿地进行劳动。
　　拥有牲口也必须支乌拉差，帕布的两头骡子在收获时得为领主干两天活。过年时，它们还得运送燃料到拉萨，得运好几天，领主可以把临时的乌拉差强加到我们头上。
　　帕布继续说：“如果你养鸡，每只母鸡都要交乌拉税，一年向领主交好几次蛋，每次五个。”
　　“如果一个堆穷要交这么多钱，那末当一个堆穷或一个朗生，那一个好些呢？”
　　帕布说：“主要的差别在于自由的程度，我有两头骡子。虽然它们要为领主支乌拉差，但是它们是我的骡子。我有租来的一间房子和一块土地，虽然租子很高，收下来的东西很快就落到了领主手中。虽然领主可以不时拉我去支差，但是毕竟有时间，我能安排我自己的工作。这对一个朗生来说是办不到的。他的所有时间都属于领主。”
　　①
　　八、外国学者眼中的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原文节录）
　　长期以来，文献中的西藏社会，受到食而不化的宗教观念的影响。藏传佛教所谓的“伟大传统”已占去了大多数有志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学者的力量，而往往忽略了对社会组织之类的课题的关注。其中一个最重要和被忽略的问题是阶层分析，而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是个基本的要素，它对于理解传统的藏族社会制度以及那些跑到印度或留在国内的藏族人的适应性变化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即使有人偶尔写到西藏的社会制度和阶层，也是矛盾和混乱不清的。有些强调社会关系的可变性与开放性方面，另一些则奢谈不平等制度下社会关系的僵硬与封闭体制。他们的看法都近于含糊而欠精确，①德文·高尔期坦是美国凯勒大学人类学副教授。此文资料是在美国印度研究所资助下，用20个月时间实地调查所获。因原文太长，且主要是讨论西藏“人役税”制度，故作节录。参考这篇学术性的论文，人们对封建农奴制度当有一个客观的了解和评价。只触及到问题的边缘。
　　一个制度化的不平等体制
　　除了屈指可数的贵族之外，西藏几乎所有的在家人都是农奴，他们世代归属于庄园和领主。然而，有几种类别明显不同的农奴，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可变性，特别是以前被忽视的农奴中次等地位的米波（mibgs）或“人役税”的性质，通过这一关键性的渠道，使个人的变动成为可能。此文即专论米波所体现的这种状况。
　　西藏的特性是，一个制度化的不平等体制，或可称之为包容一切的农奴制。虽然“农奴制”的概念，一般会联系到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百姓（例如：博格尔写道：农奴制一般是指农业的奴役制。农奴是屈服的农民）。这种看法太狭隘了。比如，西藏的大多数牧民，在组织结构上与农业庄稼一样，对领主和庄园有明确的关系。因而本文中农奴一称，实指世袭的主奴关系，这种关系中的奴，即农奴，对其主，即领主，是具有一种独立的法定身份的。这种领主——农奴关系不同于主人对奴隶的关系，因为奴隶，在法律上不具有独立的身份，而是被看作主人的财产。此外，它又不同于被雇佣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是世代相传的。被雇佣者能单方面断绝他们与某一主人的关系，而农奴却不能。
　　现在让我扼要地考察一般情况下西藏领主与农奴的关系。
　　西藏所有的俗人可区分为两个有不同级差的族内阶级，下面称他们为贵族主（sgerpa）和农奴（mi）。这些阶级的成员均为世袭，农奴与领ser主的联系，通过平行的血统关系而世代相传，即女儿归属于她们母亲的领主，而儿子则归属于他们父亲的领主。按人口统计，除去大约二百五十——三百户贵族家庭，剩下的世俗人口皆为农奴。
　　领主与农奴的世袭关系，通过庄园土地而体现出来。如果庄园易手（领主），农奴亦作为庄园的一部分归属于新领主的权力之下。这是西藏农奴制的基础，因此，与其说农奴依附于某一家族或某掌管的机构，倒不如说农奴主要依附于庄园。
　　在这一基本体制下，农奴隶属于一个庄园，也就被束缚于该庄园。他们没有转移的自由。他们不能合法地和单方面地离开庄园土地以及摈弃他们世袭的对领主的义务。如果一名农奴企图永远逃离他的庄园，领主有权追捕、强迫他返回并惩罚他。本世纪前，这一逮捕的权力没有时间的限制。
　　虽然西藏农奴世世代代被束缚于庄园和领主，然而他们在法律上却有自己的自由。尽管他们对领主要承担沉重的义务，但同时也有一定的权利。虽说没有统一的法典规定他们的权利，然而他们的权利却各不相同，不仅不同类型的农奴有不同的权利，就是同一类型的农奴在不同领主下也权利各异，同一领主对同一类型而不同庄园的农奴也不一样。尽管情况如此复杂，但说清一般的情况还是可能的。
　　虽然农奴对其领主承担沉重差税义务，但农奴有权占有一定的“基础”，即指谋生条件，从而履行这些义务。对于从事农业的农奴，这个基础当然就是可耕地，不过不同类型的农奴占有可耕地的数量、类别、使用权各异。
　　尽管农奴确定列有自己的权利，但是，领主对农奴的行为，却掌握着合法的各种权威和限制，而实际上他们往往利用自己优越的地位和财力，超越已经很广泛的权力范围。更使农奴脆弱不堪一击的是，领主对他们的农奴拥有初级的判决权，甚至包括处以严厉的惩罚和监禁。因而，尽管农奴明确有着自己的权利，但在西藏一般的生活模式中，总是领主对农奴行使着更大的统治权。
　　事实上不可能的地位变动
　　领主和农奴的地位是世袭的，他们之间地位的变动事实上不可能。尽管统治者可晋封平民为贵族，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晋封每位新达赖喇嘛诞生的家庭，然而这种情况非常稀少（例如1950年时，一共只有六个贵族家庭是从达赖喇嘛遗传下来的），在数量上元足轻重。它对整个制度潜在的可变性没有重大作用。农奴实际上没有把领主地位看作是一种哪怕是遥远的可能达到的目标。
　　出家当僧人，倒是另一种更为普遍的变化形式，因为僧人和尼姑不是农奴”而且对他们原来的领主不再负担义务；然而，这种僧人并不能永远改变他们农奴的身份和地位。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农奴身份和地位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僧人得以豁免而已。如果一朝一个僧人或尼姑脱离僧籍，那就立即回复到他们原先的农奴身份和地位。而且，农奴若希望成为一个僧人或尼姑，必须得到他们领主的允许。总而言之，领主与农奴阶级之间，实际上不可能互相转化。虽然农奴可以变为僧人和尼姑，然而，这并非法律上的权利，而仅仅是在他们作为僧侣期间，可以逃避农奴制对他们的束缚而已。
　　上面我曾强调西藏的农奴是通过庄园土地与领主相联系的。虽然西藏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庄园，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相当于封建时期欧洲名为采邑的庄园。这种采邑庄园是领主世袭领地（西藏领主可分三类：显贵家族共同体、寺院——宗教共同体和地方政府机构）。这种庄园包括业经划定界限的土地面积，以及一群依附于它的农奴。这片土地的核心是农耕地，它又分为由领主控制的领地（或专用地），以及农奴控制的租用份地。后者是农奴的经济来源，从而维护生计。他们耕作这块份地并获得益。同时，领主专用地也同样由农奴耕作，但这是作为一种义务性的徭役，其收获由领主保留。
　　至今我们所讨论的是农奴的地位，仿佛它是一个不能再分化的类型。而事实上，西藏的确有一些重要的不同层次的农奴之间显然是可以变化的。
　　西藏人把农奴分为两大类：差巴和堆穷。第一个词按词意可译成“交差者”或“支差者”。第二个词是“小户”或更切台字意是“小烟户”。“支差者”的地位，体现在地位、权利、基本经济资财和一般说来实际的富裕程度等等都比较优越方面。
　　“差巴”身份的人，最大特点是一个个有名字的共同家庭单位，从他们的领主那里，世袭地掌握着属于他们名下的相当数量的土地。只要他们对领主完成规定的义务，就能够使用他们的土地，而不能赶走他们。然而这些义务非常苛刻，要求差巴提供多方面的各种徭役，包括人役特别是畜役以及各种各样的实物税和货币税。“差巴”以家庭共同体为单位，世袭地掌握着数量可观的土地，但作为代价，必须支应非常繁重的差税任务。
　　另一方面，堆穷是指两种不同地位者，见下表：
　　一种类型像“差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而另一种则否。不同于“差巴”农奴的，是“被束缚”型的堆穷，通常只掌握不能继承的、维持生存的一小块土地。而且，他们只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家庭的共同体为基础来掌握土地的。土地不一定由家庭单位代代相传地继续下去，虽然对农奴通常是终生长期的使用者。与此相应，我们有鉴于“差巴”必须支应繁重和各种名目的差税义务，而被束缚的堆穷，则主要提供与领主耕作所需的人伕徭役而已。
　　另一种类型的堆穷，就是他们不被束缚于土地（庄园）上。这类农奴保留着支配自己行动的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去任何想去的
　　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以及为任何他们愿意的人工作；不过，我们会谈到，他们事实上仍旧与其领主连结在一起，对领主负有一定的义务。
　　被束缚农奴改善生存条件的努力，主要是通过从庄园逃跑后的既成事实而实现的。虽然这绝非普通现象，有些农奴确曾试图从他们的庄园逃跑。领主虽然在法律上有权力去寻找并逮捕逃亡者，但这并非象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并未在各地区保持设施，以便担寻并逮捕罪犯。那里没有警察，主要承担追捕的责任便落到受害者身上，在此情况下也就是落到领主的身上。考虑到西藏地方之大，以及其它有关因素，如耕地多和人力少的压力，逃亡的农奴一般在另一地区，很少遇到困难就能找到一些活干，而扈佣者并不关心他们地区新来人的由来。因此，当地的协助既然靠不住，领主也就很难查明并逮捕逃亡者了。
　　然而，就算逃亡者得到的有利结果是极大的个人自由，但这并非没有不利的一面。第一，领主总有这样一种外在的可能性，某天找到并惩罚这个农奴。第二，领主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向逃亡农奴留下的家庭和亲戚发泄他的愤怒。第三，逃跑意味着与一个人的家庭和朋友，有时甚至与此人的家乡完全断绝关系。探亲显然是不再可能了。最后，逃跑使该农奴处于绝境——因为他没有领主了——在遇到争端时，就不再有权势的人做靠山。当然，他可以将冤情和争端提交西藏地方政府的地区代理人（宗本rdzungdpon）请示公断，但鉴于西藏审案过程的一般情况，一个穷人没有富裕者的支持，在理论上公开于众的法律制度中，是不可能得到实惠的。
　　西藏农奴制作为一般情况，渗透到世俗社会中，除为数极少的贵族阶层外，没有“自由”的农民。所有藏族都是农奴，就是说他们属于某一地位（或附属阶层），使他们通过庄园世世代代地与领主联结在一起。①
　　事实是太令达赖集团难堪了。就是在他们视若神明、靠山的外国人眼里，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除去二百五十——三百户贵族家庭外，西藏几乎所有的在家人都是农奴”。“西藏的特性是，一个制度化了的不平等体制，或可①以上是高尔茨坦20个月实地调查的主要内容。称为包容一切的农奴制”。“领土与农奴阶级之间，实际上不可能互相转化”，“农奴实际上没有把领主地位看作是一种哪怕是遥远的可能达到的目标”。
　　这是一个实地到西藏长期考察过外国学者笔下的农奴制，实际上，类似记述大量存在于到过西藏的几乎所有外国人的论著中，更存在于和平解放西藏以来大量的调查资料之中。这些本来早已是一个元须提出、无须回答的问题，只是由于达赖集团的存心欺骗，才不得不老话重提。至此，三大领主所谓“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美”在何处，“神”在何方，相信读者可以有自己比较清醒的判断了。
　　第七章 讳莫加深——
　　旧西藏的统治真相
　　一、三大领主联合专政
　　民主改革前的原西藏地方政府是封建世俗贵族和僧侣上层对农奴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组织，这种憎俗农奴主共同执政的制度，在西藏被简称作“政教合一”。
　　西藏“政教合一”的开端，可以上推到公元十世纪。那时，西藏刚刚进入封建社会，各新兴地方封建势力，往往是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十三世纪中叶，萨迦教派在元朝中央的册封和支持下，掌管地方政权。但是当时，政权和教权表面上还是分开着的：帝师（萨迦教派首领）管理宗教事务，本钦（地方政权的掌权人）管理世俗事务。只是本钦的任命，要经过萨迪教派领袖人物的提名，因此，萨迦教派在政治上，还是暗中操纵着实权的。此后历朝中央政权，肯定了这种集政教二权于一身的制度，并且确定了地方政权的掌权人，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的制度。
　　到十八世纪前半期，黄教寺庙集团的领袖人物达赖和班禅，在清朝中央政权的正式册封下掌管西藏地方政权以后，“政教合一”的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地方政权建立完善了进行封建农奴制统治的一整套组织，还规定了在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管辖之下的僧俗官员的品位、职权和名额，使憎侣上层和世俗贵族在政治上达到了高度的结合。民主改革前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地方政府的官员分成两个系统，僧官系统和俗官系统，这是“政教合一”制度在组织上反映出来的特点。实质上，“政教合一”是大农奴主阶级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僧俗的区分是形式，三大领主的共同执政是本质。僧俗大农奴主勾结起来，利用神权强化政权，反过来，又利用政权扩大神权，两方面相互利用，这才是“政教合一”制度在实践上和本质上的特点。
　　僧官和俗官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俗官，几乎全部出身于封建世俗贵族的家庭。贵族子弟在地方政府的俗官学校受一段统治人民的训练以后，就可获得官衔，到十七八岁就能担任地方政府的重要职务；有些大贵族的子弟，一出生就获有相当于四品官的官衔，僧官绝大部也分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他们首先要履行一下“出家”的手续，然后再到僧官学校受训，结业后，即可在地方政府中获得官职。
　　三大领主宣称：农奴出身的人由于“骨血低贱”，不能和世俗贵族一样担任俗官，但是宗教为他们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他们可以通过出家当喇嘛，进而出任僧官，来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是精心编造的谎言。事实上，农奴出身的喇嘛在寺庙中很难摆脱受压迫、被奴役的命运，僧官不过是穿着袈裟的世俗贵族。从表面上看，地方政府有僧、俗官之别，但俗官全是世俗贵族，僧官也基本上出身于世俗贵族。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主要是英国势力侵入西藏，为了把西藏变成它的殖民地，英国殖民者竭力在原西藏地方政府中培植亲帝分子，把持地方政府的实权。而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当权的僧俗大农奴主，为了依靠帝国主义势力维持统治，又公开和帝国主义勾结，甘心出卖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原西藏地方政府一方面代表农奴主阶级的利益，一方面又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原西藏地方政府中，虽然也有爱国进步人士，但是他们受到反动当权派的排斥和打击，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抹不掉的残忍
　　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镇压广大农奴的反抗斗争，原西藏地方政府设置了军队、法庭、监狱等一系列统治机器。
　　原西藏地方政府统治人民的“法典”，全文共十六条，约一万字，这部“法典”对占西藏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谓“下等人”的生命和财产，不加任何保障。如果他们触犯了农奴主阶级的利益，根据“法典”第四条的规定，原西藏地方政府就可以“按其情节不同，或挖其眼睛，削其腿肉，割舌，剁手，推堕悬崖，抛人水中，或杀戮之，惩戒将来，以免效尤”。其实，“法典”中的各项规定，远远说明不了原西藏地方政府实际统治的残暴。这里，就以旧拉萨的市政、司法机关朗子辖为例，看一看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黑暗统治是多么骇人听闻。
　　朗子辖的顶楼上，是审讯、拷打农奴的法庭，据统计，在这里使用的刑具不下五十种。楼底层是阴暗潮湿的监狱，在每一间牢房的墙壁上，都沾满了斑斑血迹，有的牢房生满了大小毒蝎。农奴被抓进魔窟，先是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然后扔进监狱。在牢房里，忍饥挨冻，见不到一丝阳光，白天戴着脚镣、手铐，晚上用重木枷把几个、十几个人的脚连锁在一起，丝毫不能移动位置。由于病饿伤痛而惨死的农奴是不计其数的。
　　但是，人间地狱的残酷远远不止于此。被抓的农奴，有的被挖掉眼睛，砍去手足；有的惨遭活埋；有的还被割开胸腹，露出内脏，在拉萨市中心八角街游街后杀死。解放前，只要朗子辖吹起牛角号子，就是宣布要酷刑处死农奴了。
　　更有甚者，达赖的私人经堂不定期地每年要多次念“咒经”。达赖什么时候念“咒经”，朗子辖就什么时候抓人杀人，把被害者的头、肉、心、血等作为“祭品”。1948年，朗子辖三次无故抓人杀人，被害无辜农奴共计二十一人。拉萨八廓街次仁央宗老阿妈的儿子普布，就是惨遭杀害的群众之一。当时普布只有十四岁，一天中午，他被抓到朗子辖活活杀死，然后提供作念“咒经”的“祭品”。次仁央宗老阿妈跑到朗子辖，连儿子的尸体都没能看上一眼，就被赶了出来。
　　事隔半个世纪后，有人对这类史实表示怀疑，讲达赖作为宗教领袖，怎么可能如此残忍呢？我们引用两份西藏历史档案材料原件附后：
　　信一：
　　“致热刀头目：
　　为达赖喇嘛念经祝寿，下密院全体人员需念忿怒十五施食回遮法。为切实完成此次佛事，需于当日抛食，急需湿肠一副，头颅两个，各种血、人皮一整张，望立即送来。
　　束斯基稍夏帕空”①
　　信二：
　　“热格：
　　本处需进行天女敬食佛事，需头颅四具，肠子十副、净血、污血、废墟土、寡妇经血、麻疯病人血、各种肉、各种心、各种血、阴地之水、旋风土、向北生之荆棘、狗粪、人粪、屠夫之靴等物，务于二十日送往次曲康。
　　次曲康，十九日”①
　　布达拉宫，过去是达赖的冬宫，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座监狱，就设在布达拉宫的脚下。十四世达赖在他1990年出版的自传中，曾颇为平静他讲述他小时候如何在布达拉宫上面观赏犯人的活动。这座监狱除了有七八间不见天日的牢房外，还有两个骇人听闻的蝎子洞，洞里阴暗潮湿，有大小毒蝎在里面爬来爬去。原西藏地方政府，常常把敢于反抗的农奴扔进蝎子洞，让毒蝎把人活活蜇死。民主改革后，从这里和朗子辖两处发现了农奴主残害人民的许多罪证，一张张被剥下来的人皮，一块块已经腐烂了的人肉，令人触目惊心。还有许多只人的臂膀，有的是齐肘砍掉，有的是连肩割下，有的只剩下一个手掌，都已风干变黑，但是还能看到斑斑血迹。
　　大卫·麦克唐纳在他的《西藏写真》（又译成《喇嘛之乡》）中谈到当时西藏的法律：“西藏最严重的刑罚为死刑，而喇嘛复造灵魂不能转生之臆说，于是最重之死刑外，又益之以解体干颅之惨状。……其他苦刑，如将罪犯由山崖抛掷于大石之上，又有崩尸刑及凌迟刑，但此类刑法，除用于穷凶极恶之罪犯外少有用之者。断肢刑，用于冒犯及抗拒之确有证据者，而小贼在荒野抢劫，亦用此刑。断肢刑系将其手与足切断，四肢当切断时，务须缚紧，以免血迹之溢流……断肢之外，又有一种剜眼之凶刑，或用凹形之煨铁，置于眼内，或用滚油，或开水，倒于眼内，均足使其眼球失去视力，然后将其眼球用铁钩攫出……囚犯一人监狱，罕有能避免而生存者。即能生存，亦因种种摧残，而损失丧其本原。罪囚及嫌疑犯，常幽于潮湿、黑暗、污秽及有害于卫生之土牢中，永远不见天日。西藏官府，对于罪犯，每日只发些微之口粮不足维持其生活……因之穷乏之罪犯，惟有饿死之一途。……刺甲刑，最为普通。刺法，即以竹签刺犯人之手指及足指之指心，逐渐深入，愈深愈速至指甲脱下，竹签又深入皮肤之内，鲜血淋漓，犯人不胜其痛苦。又给人身之各部分，遍滴以烧滚之火燎，然后剥其身上之皮。”①
　　弥天大谎
　　以上这些片断的叙述，是旧西藏再普遍不过的事实。见诸于无数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记载和描述之中。然而，40多年后，出于政治目的，达赖集团却开始公然撒谎。他们把过去的西藏对不知情的西方人描绘成了真正的“香格里拉”。“在西藏农村，除了东部边界的某些地区以外，大都没有匪患。”“总的说来……在西藏个人的安全有相当程度的保障。”“西藏没有警察，这是因为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是因为没有什么人犯罪，确实没有什么事情不①《中国西藏社会历史资料》85页，书中附有档案材料原件照片，五洲传播出版社①《中国西藏社会历史资料》85页①转摘自艾南：《达赖喇嘛的农奴制度并不美妙》《中国西藏》1997年第3期能通过仲裁获得迅速而顺利解决……。道理很简单，因为西藏人民认识到遵纪守法会使人感到更为舒畅，办起事来更为方便。”仁钦·朵尔玛·塔林出生于西藏一个最富有的家庭，后来又嫁到另一个最富有的家庭。她写的书最清楚地反映了西藏上层的观点：
　　“我们认为政府对我们是仁慈的，因为让我有了庄园，尽管人民和他们主人之间的生活差别很大，但他们是心满意足的。按照佛教的教义，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西藏，任何事情对贫富都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人能想象得到在西藏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愉快。”一名外国学者对此讥讽地评道：尽管她有上述这些看法，但她似乎没有觉察到她的话里有矛盾。
　　因为她还提到：有些人无家可归，没有人愿意嫁给他们；穷人填炮肚子就满足，而有钱人却能吃大米，每餐有四五个菜，她的家里有15至20个仆人（当她还是小孩时，总有一个仆人要背她上下楼，因为她很懒），她对仆人很不信任，每天早晨从上了锁的仓库里只发给他们一天吃的粮食。①
　　严肃的西方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园。”
　　达维·耐尔是法国著名藏学家和东方学家，一生中曾五次旅藏。对新旧西藏社会有亲身感受，著有十多部关于西藏的著作。他写道：“过去的统治野蛮至极，统治者横征暴敛，在深受其害的人民中留下的只有不满和愤怒，我在西藏期间对此亦有所闻。
　　许多人，尤其是康地的藏族，都亲身体验过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旧的反动统治，相比之下，他们真心实意更喜欢共产党人。”②
　　“比起共产党人来说，西藏旧政府的苛捐杂税真是多如牛毛。令人可笑的是，在英国人曾经到过的藏南，那些负责征税的地方官员在回答那些叫苦连天的纳税人时，说这不是人间尊贵的保护人仁慈的达赖喇嘛要他们作出这样的牺牲，而是那些英国人——可僧的外国佬强迫他们作出这样的牺牲：这些官员从不说明弄来的钱粮将要交到谁的手中，而是信口胡言，有意无意地
　　③散布仇外情绪”。谭·戈伦夫这样写到：西藏过去没有成套的法典，只有留传下来的一些混杂的习惯法，如佛教的教规、古代国王的王法以及一些所谓的传统惯例，对于有些犯罪活动，其处理方法是赔偿、送礼，甚至给予被杀害者的亲属“人命钱”（字意是“赔偿人”）。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一位兄弟说，赔偿“人命钱”的事件很普遍，所赔
　　①钱数要视受害者的财富和地位而定。解决纠纷的另一种特殊方式是进行“神判”，即通过抽签或掷骰子来决定谁有罪，谁无辜，认为神灵总会支持正确的一方。如果要给予惩罚，那就要按照犯罪的情节和犯人的地位，给予不同的处分。根据可能查明的情况，在过去西藏的监狱里，最穷的犯人有可能饿死，因为他们在监狱里的生活完全要由他们家里负责。在拉萨，监狱是在地里挖得很深的一个地牢，其它的惩罚方式包括：一种方式是要犯人带脚镣，另一种方式是给犯人脖子上带一个轭状的枷锁。然后就让犯人在其余生中到①《西藏的女儿》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谭·戈伦夫著，第12页②亚历山大·达维·耐尔：《古老的西藏对新生的中国》转摘自《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第129页③亚历山大、达维·耐尔：《古老的西藏对新生的中国》转摘自《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第129页①詹姆斯·麦肯齐·亚历山大：《西藏民族特性》第97—98页引用了土登诺布这段话。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22页处流浪，乞求食物。
　　1922年，一位英国妇女看见当众鞭挞犯人，然后将他的衣服剥光，在夜里将他捆在山顶的一个要隘口上，一夜之间就活活冻死了，一位在西藏住了20年的英国居民说，她看见了无数挖眼睛和使人致残的事件。四十年代末，另一位居民说：“在西藏全境，可到处看到因盗窃而被砍去了手臂或大腿的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50年，就在拉萨市中心发生了公开拷打，并使犯人致残的事件。那些对这件事抱有怀疑的人，只要看《生活》杂志就行了。那本杂志的彩色照片记载了这一恐怖事件。”②
　　曾在西藏和锡金任职21年，自称十二世达赖喇嘛“密友”的英国高级官员查尔斯·贝尔在其所著的《西藏志》中说：“西藏仍在封建时期，其贵族握有大权，势力浩大，……贵族对于佃农，可以行使官厅权力……没收牲口、罚款、笞杖、短期拘禁以及其它一切处罚，贵族皆得随时行之。”
　　达维·耐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书中写道：他旅行时碰上的西藏人：“他们很直率地同我说话，毫无隐瞒地向我诉说看他们的痛苦与穷困，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谣役。……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而除了官府强制分派的工作外，农民还得无偿地为那些手持差票的过往客人运送行李和货物，还必须为他们及其随从提供牲畜，饲料和食粮。……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人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主人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施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人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
　　“一位到过西藏的游客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在重大的变革发生以前——我曾亲眼见过一个在农奴的担架上的贵族，当时正在穿越高原的途中。他有着可想而知的娇嫩皮肤，覆盖着温暖的衣物和精巧的珠宝。围着他的农奴们都是赤足，冻得发抖，神情憔悴，衣衫褴褛，这使人想起被雄蜂团团包围的伟大的蜂王。’”①
　　西藏封建农奴制的腐朽没落，不仅反映在百万农奴所遭受的苦难上，而且还涉及到这个制度的上层贵族。卡拉斯科指出：在200户左右的贵族中，很大一部分处于比较贫困的状况。……许多贵族家庭无力保持贵族的方式。这些贫困的贵族往往不具备与贵族社会相称的排场。诸如：他们在拉萨没有自己的房产，也无力蓄养自己的马匹，有些贵族为了参加某些政府的特殊典
　　①礼，甚至仪式所必需的服装和饰物等等也无力购置。由这段叙述可以看到，就是这为数不多的200户左右的贵族中，也免不了江河日下，日趋贫困化，封建农奴制已到了阿沛·阿旺晋美所早就看出来的难以为继的境地，人们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吴天威著文指出：当时“中国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消灭封建社会，而在当时的中国，再没有比西藏更封建的社会了。在②弗兰克·贝萨罗：《这就是走向悲剧的危险旅程》载《生活》1950年11月13日、第130—136、138、141页。罗伯特·w·福特《世间的风》纽约戴维·麦克凯公司，1951年31页。大卫·麦克唐纳：《喇嘛之乡》第196—197页。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第23页①T·D·奥尔曼：《红星照耀香格里拉》，《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0辑，345—346页①皮德罗·卡拉斯科：《西藏的大地和政体》第86页西藏，寺院领主和贵族仅占总人口的5％，而他们却统治和奴役着仍然生活在中世纪农奴制下的广大西藏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广大的西藏人民用
　　②委婉的术语‘解放’比用于中国的其它民族更为恰当。”
　　旧西藏没落腐朽的统治记录，本来早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达赖分裂集团违背起码的诚实，一再给自己涂脂抹粉。因此我们才不得不旧事重提，并且占用读者的时间，特别用主要是西方学者的研究观察，来揭穿达赖集团的欺世谎言。
　　二、牧师的职能
　　列宁曾深刻地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正如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曾被统治阶级所利用，起过这样那样重大的消极作用一样，西藏的宗教，在适应、改造、发展过程中、同样出色地扮演了牧师的职能。
　　在佛教传人西藏之前，藏族先民信奉的是多神教——本教，佛教传人后，经过长期的斗争、适应，经过同本教的长期斗争，同时又吸收了本教的某些内容，后来逐渐形成和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西藏特色的中国佛教支系，即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又分为宁玛（俗称红教）、萨迦（俗称花教）、噶举（俗称白教）、格鲁（俗称黄教）四大派别，原始本教的一个支系后来也并入了佛教，俗称黑教。格鲁教派是在公元十五世纪初，由宗喀巴实行宗教改革，在噶当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格鲁教派形成得晚，发展得快，主要依靠清朝中央政府支持，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变成了藏传佛教中最大的教派。
　　宗教在西藏有着广泛而久远的影响，这有它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一方面是在漫长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统治下，自然条件恶劣，战乱不止，压迫沉重，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广大群众无力解脱苦难，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神灵上，在宗教的梦幻世界里求得精神的安慰。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有意识地利用宗教麻痹人民群众，利用各种手段强化“畏”神意识，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人们几乎一生下来就受到宗教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影响。
　　宗喀巴创立格鲁教派，虽然它的教义本身是要僧徒们严格遵守佛教戒律，超度人生苦难，但一开始就是被农奴主统治集团所支持和利用的。当时信奉噶举教派的帕竹政权的统治者深感噶举派僧众胡作乱为，为人民所不满，失去笼络人民的作用。于是即转而大力支持格鲁教派，邀请宗喀巴到拉萨大昭寺主持全藏性的祈祷大法会，又为他出资修建拉萨三大寺（即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使他的僧徒迅速得到发展，1419年拉萨三大寺僧徒已达到四至五千人。
　　入世与出世
　　从公元1265年萨迦地方政权以后，西藏佛教就开始在“政教合一”的制②《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十辑11页度下发展，在以后长达七百多年里，西藏的宗教与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上层僧侣和贵族实行联合专政并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比人类历史上曾普遍存在的“政教合一”统治多延续了500年时间，这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现象。
　　在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制度下，寺庙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各种特权，上层僧侣担任各级政权的官员，宗教的首领同时也是政权的首领。寺庙占有庄园，占有土地、牲畜，占有农奴和奴隶，大寺庙占有农奴和奴隶上万人。这样，宗教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思想信仰问题，而是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寺庙成了三大领主（即封建地方政府、贵族、寺庙）之一。
　　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是政权和宗教两者之间的相互利用。一方面是统治者利用人民群众对宗教的普遏信仰，利用宗教这种精神上的束缚加强政权的统治力量；一方面是宗教派别利用政权，排斥其它教派，强力发展本教派的势力。
　　格鲁派掌权的西藏地方政府曾给西藏所有格鲁教派的大小寺庙规定了常年住寺的僧众人数，并按照规定人数，由政府拨给各寺一定数目的田庄和农奴，作为寺庙财产。五世达赖时期的第巴桑结嘉措执政后，规定政府官员必须一律信奉格鲁派，其它教派一律排斥，这是用政权强行推行教权，确立格鲁派寺院领主在西藏领导地位的典型例子。
　　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还给寺庙自行管理庄园和属民的权力，并让寺庙拥有司法自主权。于是，寺庙里可以设立刑庭、监狱，备制各种刑具，对农奴和奴隶任意施行处罚，对农奴和奴隶掌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这样就不仅使宗教本身原有的戒规和惩罚罪孽的教义都成为徒有虚名，而且进一步享有政治上、经济上镇压和剥削农奴和奴隶的特权，变成了封建统治的直接工具。
　　三大领主利用宗教宣传：农奴主有钱有势，一生享福，农奴无钱无势，一生受苦，都是因果报应，是“命中注定”的。农奴要想改变自己的地位，超脱“苦海”，就要顺从命运，牺牲今生，也就是要甘心一辈子服从奴役，不作任何反抗，把幸福和希望寄托在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来生”，寄托在那个缥缈虚幻的“极乐世界”。很明显，农奴主阶级宣传的这一套宿命论说教，实质上是对农奴施行精神统治，使他们安于贫穷和被奴役的地位。
　　心有灵犀一点通
　　十四世达赖深知教为政用的奥妙，他反复强调关于命中注定的“业”的
　　①宗教观念。“身为佛教憎侣，我觉得业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非常有用。”达赖明确宣称：“‘业’的观点是，我们所遭受的一切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我们在前世和今生的行为结果。所有我们只有接受它。”②
　　另一位所谓活佛对“业”的解释要更坦率一些：“按照佛教对‘业’的解释……我们享有富贵是因为我们前世乐善好施，有人贫穷是因为前世小气
　　③吝啬。”一位西方学者对这些说教精彩地评论说：“如果完全从世俗的观点①《达赖喇嘛自传》第320页②《现代西藏的诞生》31页，转引自《大西洋杂志》1961年207卷第6期第52页③阿旺·洛桑：《我的生命与生活一一位藏族活佛的故事》第34页看，这一说法是统治者能够设想出来的一种最狡猾，最有害的社会控制方式。对普遍的藏人来说，接受了这个教义就使得他一生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按照‘业’的说法，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是奴隶，那不是奴隶主的错，而是奴隶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前世肯定犯了什么错误。而奴隶主则是因为前世做了好事，因此这辈子要受到奖励。对奴隶来说，如果他想砸碎身上的枷锁，那
　　①他来世的命运注定要比今世更坏。”不断有报道说，当印度南部的藏族农民
　　②有病时，他们不去找医生，认为他们生病是“业”的必然结果。
　　当宗教与世俗统治紧密结合时，宗教内部也必然反映出当时社会统治的特点。换句话说，宗教内部也是极不平等，等级森严的。“虽然一般人都认为所有僧人一定都是受过正规训练的，但实际上只有很少人受过这方面的教育。绝大多数僧人只会熟记一些冗长的宗教仪式，仅此而已，因此，他们被称做‘非学经僧人’。而那些有幸识字的则称做‘学经僧人’。”一位学者
　　③估计在拉萨三大寺里90％的僧人都是‘非学经僧人’。而另一估计认为，
　　④总的说来，他们只占75％。寺院里面的等级几乎和寺院外面一样森严，僧人的社会等级也很难变动，来自富家的僧人，其家庭可以为自己的孩子聘请最好的经师，可以让他们保持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出钱为他们买职位（有时候甚至可以买到“活佛”这一职位）。正如一位过去的喇嘛所承认的，有
　　⑤钱的人家还可以雇替身代替自己的孩子考试，以便得到升迁。有钱人家的僧人穿得好，吃得好，照顾得也好。另一位过去的喇嘛说，他有过三个管理员，一个负责他的法律事务，一个负责他的宗教事务，再一个管理他的吃和穿。种种证据表明，1950年以前的西藏不是神秘的世外桃园。西藏人生活很艰苦，但有些人受益比另一些人多。西藏是一个不知怎样幸存下来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世纪社会。一位曾会见过许多贫苦难民的人类学家说，他们在谈到旧社会时，感到有些羞愧，和外人谈这些事时也非常勉强。他说道：一人告诉我，由于在西藏还处在旧的农奴制度之下，他们宁愿留在迈索尔也不
　　①愿返回西藏。甚至有些名气的难民也开始承认旧制度带来的后果，虽然他们以更加温和的言词表达了他们的保留意见。
　　一名叫做彭措·旺加的学者指出。“既然情况如此严峻，为什么没有大规模的农奴暴动呢？”“最常见的解释是西藏人民是幸福的，没有理由造反。这一论点也许完全把幸福与听天由命混为一谈。”②
　　“我认为，穷人未必会满足于他们的状况，而是出于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业’就是宣传要满足于今世的现状，才能在来世受益。‘业’不过是为了维护现状的许多教理中的一条，由于与其它社会隔绝，这使西藏人既未经历过也不知道有什么其他选择来改变自己的社会。”③
　　这些已经比较准确指出了旧西藏宗教的牧师职能。①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31页②《西藏评论》新德里，1980年第15卷第4期第20页③梅尔文·C·戈茨坦：《对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第216—217页④沈宗澶和柳升祺：《西藏和西藏人》第73—76页⑤阿旺·洛桑：《我的生命与生活：一位藏族活佛的故事》第104页①《出生在西藏》巴尔的摩，企鹅图书公司，1971年，转引自《现代西藏的诞生》第35页②彭措·旺加：《宗教时西藏政治制度的影响》《西藏杂志》印度达兰萨拉，1975年第1卷7期③《现代西藏的诞生》第35页
　　安于今生期于来世
　　为巩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统治，统治阶级在西藏煞费苦心地推行了一套极端繁琐的宗教仪轨和一套极端简化的信教操作手续。极端繁琐的仪轨让大多数人云里雾里，根本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极端简化的手续则让缺乏文化教育的信徒容易操作，便于入门。它不要求信教的人都懂得宗教的教义，实际上也害怕他们掌握了解真正的佛教教义。面对压迫人、剥削人的社会环境，三大领主要求人们不能有一丝一毫反抗的表示，宣称旧西藏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甚至是美妙的。对压迫自己的苦难的生活环境只能采取顺从和忍耐的态度，反抗即会增加入的罪孽。一切都与人自身有关，与人内心的罪恶有关。提倡要摆脱苦难的环境，只有向内心苦修；只应该安于现状，逆来顺受。
　　马克思精辟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
　　①是没有精神的状态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则指出：“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作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
　　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对西藏社会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它宣传的宿命论和神权的思想，极大地毒害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它散布的听天由命、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严重地阻碍了西藏社会的发展。约瑟普·杜齐评论说：这使“西藏人的整个精神生活总是被限于一种永久的防御状态里，总是努力祈求和慰藉他们所畏惧的各种力量。”“这样一种态度违背了佛教本意，结果使西藏的宗教变得意义含混不
　　②清。”牧师的职能和暴力镇压，是三大领主为了维护其罪恶统治而采取的不同手段。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会使农奴增加反抗意识，而精神麻醉，却容易使农奴上当受骗，心甘情愿牺牲今生的幸福，把希望全部寄托于来世的虚幻。
　　三、佛灯下的阴影
　　西藏的寺庙，并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组织，它在政治上享有许多封建特权，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就是掌握寺庙实权的少数上层喇嘛和他们控制下的寺庙与世俗封建贵族共同构成的。宗教和政治本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佛祖释迦牟尼就是放弃继承王位的统治权去寻求悟道、寻求精神的解脱的。而自诩佛教寺庙、自诩释迦牟尼弟子的政教合一制度下的旧西藏寺庙领主却不仅参加政治，干预政治，而且为了获得政治统治权力不惜兵戎相见，大打出手。其结果是寺院势力对西藏的政治有举足轻重的操纵作用。
　　旧西藏最大的寺庙，拉萨三大寺直接参加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政权，历世达赖死后，或在达赖幼年时，主持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的一般都由三大寺最高一级的活佛担任。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全部僧官，包括达赖的经师、侍读和随从，大多也是三大寺的僧人。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切重要会议，必须有三大寺的上层喇嘛代表出席，参加决议。每年藏历正月，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②约瑟普·杜齐：《西藏的宗教》在拉萨举行祈祷大法会期间，哲蚌寺的铁棒喇嘛还有接管拉萨市政的特权。旧西藏社会不稳定，上层集团内的斗争此起彼伏，这些致使三大寺的发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至决定重要政治问题，小至办一所学校，如果三大寺不同意，已经决定的事都要推翻。
　　寺庙在直接参加、掌握政权之外，还同那些在政治上握有权势的贵族们直接勾结起来。一方面是这些世俗贵族以施主的身份，向有权势的寺庙布施、馈赠，或派他们的子弟到这些寺庙当喇嘛，进行拉拢；另一方面，寺庙也乐于让有权有势的贵族子弟或亲信，把持寺庙的重要地位，结成联盟，相互利用。
　　恶性膨胀的权力
　　寺庙在其领地范围之内，利用双重身份和双重权力，对广大农奴和奴隶直接进行统治，这种统治有时比单纯的世俗统治更黑暗。如甘丹寺的上层当权派，用打卦的办法诬赖居勉、阿比、格龙东嘎等十六人拿了寺庙的东西，对这些群众严刑拷打，最后将阿比等六人活活打死，格龙东嘎被砍掉手臂后活埋，其余的人，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被流放在外地。再如林周县一户牧民，因被诬偷了哲蚌寺的一头牛，父子二人就被寺庙派去的人割下头颅，砍掉手臂，并抄没了全部家产。一句话，寺庙掌握了对属民的生杀大权，既可以从事世间事，又不受世俗法律的限制。
　　在经济上，寺庙是西藏的三大领主之一。它凭借封建特权，占有大量土地、牧场，拥有大量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对广大农奴进行人身奴役和剥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寺庙农奴主还有和世俗农奴主不同的一方面，即利用宗教迷信，通过布施、捐赠、念经、卜卦等手段，对农奴进行超经济的掠夺。以念经为例就有防雹、防风、求雨、平安、长寿等多种名目，一些名目是寺庙强迫派给的。念经费有的限期缴纳，有的转成高利贷，使农奴再受一重债利剥削。如哲蚌寺所属阿朱庄园，规定每年要缴二百零七克粮食的念经费，念经费的开支，要占到全年土地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
　　单从宗教方面而言，谁曾想到在这被称作“佛门善地”的喇嘛寺庙里，竟发生着无数起利用宗教名义残杀农奴的事件。
　　加查县的却柯杰寺，是达赖直属的寺庙，这个寺在新建和重修时，都要在大殿的四个基角埋活人。1957年大修时，又选了四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准备活埋，后来经过斗争，这四个男孩才得以存活下来。贡嘎县一个劳动妇女，一胎生了三个女孩，哲蚌寺的上层统治者就说她是“妖女”，把她的三个已经长到十多岁的女孩活活烧死，塑成“神像”。这就是口念“慈悲”经的上层喇嘛们干下的事。
　　作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总首领的十四世达赖，他使用的一串佛珠，是用农奴的头骨制成的；解放后，他还多次亲自主持了念“咒经”，以所有能够想出来的咒词，诅咒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垮台和失败。咒经的法力如何，人们已经笑领了。这里既暴露了他们的扭曲的心态，也暴露了他们的荒唐愚昧。他们的所谓装神弄鬼“法力”，历史证明是一些连自己也挽救不了的骗人把戏。在旧西藏的喇嘛寺庙中，很多人当喇嘛都是被迫的。据哲蚌寺一个康村（基层学经组织）的统计，全康村三百零一人中，被迫当喇嘛的就有二百二十九人，支差当喇嘛的五十二人。政教合一的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家有三男，必有一人去支僧差”，实际上，家有二男或仅有一男的，也要去当喇嘛。“有的人家为了使自己的孩子逃脱重税而让孩子当喇嘛。至于自己家里的后嗣则从其它人家领来养子继承。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苦于向政府交纳实物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当喇嘛，做父母的要拿相当多的物品到村
　　①长、镇长那里求情。总之，西藏的民众处在不断被剥削的地位。”这是日本僧人在西藏寺庙里呆了十年的观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西藏在民主改革前，寺庙如林，喇嘛咸群的畸形社会现象，既有人民群众在残酷剥削压榨下寻求出路和寄托的因素，也是地方封建政权利用行政命令强迫的结果。
　　森严的等级壁垒
　　旧西藏寺庙内部等级森严。上层当权喇嘛在寺庙里过着和世俗农奴主一样奢侈糜烂的生活，实际上是披着袈裟的农奴主，贫苦喇嘛则是穿着袈裟的农奴。每个喇嘛对寺庙都要负担起各种差役，但每种差役都可以靠出钱赎免，如果能花得起一笔大钱，捐买一个资格，就可以永远免差，而这对农奴出身的喇嘛来说，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因此，他们也就逃脱不了各种差役的负担。尤其是寺庙为一般喇嘛规定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从衣食住行到言语行动的各个方面，把广大僧众束缚得严严密密，稍一触犯，就会构成罪名。如果有钱向当权喇嘛行贿送札，就可不予置问。掌管寺僧纪律的铁棒喇嘛，有置人于残废或死命的权力。新进寺庙的小喇嘛，连个人生活都管理不了，也要担负打水、扫地、背柴等繁重的苦役。不少贫困无依元靠的喇嘛，因违犯“戒律”而被关进监狱，又没有钱向专事敲诈勒索的铁棒喇嘛行贿，有的甚至被活活地折磨致死。
　　寺庙的上层喇嘛，从各级活佛到大小格西的头衔（学经僧人的学位），一般都要花上很大数量的一笔钱才能得到，当然这对多数贫苦喇嘛来说，是根本不可能想望的事。
　　由十三世达赖亲自关照，安排在色拉寺呆了十年之久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不经意间描绘了寺院的等级状况。他写道：“买东西倒没有什么辛苦，但是打水却是件辛苦的活儿，到山谷里去打涌出来的泉水实在太费劲儿。好在寺院中也可以找到打水的小僧侣，有时我只好靠他们暂时应付。但是，我不愿意让生活琐事干扰自己的学习，所以最好是找一个帮工。在我附近住着一个年青的僧人，他愿意给我帮忙。他叫罗桑贡嘎，出身于拉萨西北部的土伦地方，虽然他自幼就生活在寺院，但是他对学术毫无兴趣。一般说来，当喇嘛一定要取得领主的许可，但是他似乎并未得到领主的允许就当了喇嘛，所以还得向领主缴纳劳役税。他对此很不满意。但自从给我这个受达赖喇嘛庇护的人帮工以后，领主就再也不能强迫他缴纳劳役税了，我好似窝藏了罗桑贡嘎。但是有一天，领主派来一名使者，让罗桑贡嘎无论如何也要回去劳动，于是我对这个使者说：我是近年从日本来的，罗桑从小在寺院长大，现在给我帮工，你们如果胆敢把罗桑从我这里带走，那么就把他带走吧，我只好将此事转告达赖喇嘛。”①
　　多田等观还写道：“在考格西时，其候考人不论贫富都要准备出以酥油①（日）多田等观：《人藏纪行》第2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①（日）多田等观：《人藏纪行》第4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煮的大米粥，供养当天寺院的全体人员。当时在西藏大米粥算是很珍贵的东西了，是最丰盛的饮食”。“每年的毕业生人数都有限制，如果你上面的渠
　　②道没有疏通，你的学问再好，即使是个秀才，也下一定能毕业。”学者杨承丕先生在遗作中讲：格西这种僧侣学位最初创始于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加措，最初是为了鼓励僧侣学经，推动僧侣精勤上进而设置的。以后为了适应政教合一体制的需要，逐渐演变成了僧侣参与政权的“敲门砖”，也随之产生了种种流弊。要获得这种学位，必须具备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即便是在自己所在的扎仓按习惯散放一次布施，熬茶饷众而外，赠送每人三、五钱藏银，所费也就十分可观，更不用说对堪布和上师的供养，对有关权贵人物的馈赠，以及经历每一程序的种种请托花费了！这是贫穷僧侣根本无从问津的，除非依靠有雄厚资财的施主资助。所以，格西中总是活佛较多，出生于世俗领主之家的人较多，而一般的僧侣较少。③
　　荒淫贪财的一群
　　上层喇嘛们在寺庙里过着和世俗农奴主一样奢侈的生活，把持寺庙实权的上层喇嘛，依靠他们家庭的权势，和寺庙拉拢关系，不惜出大量资财，竞争肥缺高位。一旦把职位弄到手，就可以对所属农奴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在寺内，更可以贪污布施，收受贿赂，为所欲为。哲蚌寺一个绰号叫“烂嘴虎”的财务总管，在他任职期间，仅藏银一项就搜刮了六万多品，合大洋二十万元。
　　有些上层喇嘛，口头上标榜说要持守“清规戒律”，实际上过的却是十分糜烂的生活。根据民主改革期间揭发出来的材料，哲蚌寺那个“烂嘴虎”总管，从他二十岁到五十五岁中间，一共鸡奸童僧、奸污妇女达数百人。这个寺庙还有一个活佛，经常引诱妇女到寺中宣淫行乐，在他的住处藏有大量香粉、胭脂、口红、香水、首饰等，其中一副珍珠头饰，就值大洋一万多元，另一个地位显赫的寺庙上层领主，也是一个有名的色棍。根据揭发材料，被他奸污过的妇女共有四百人，鸡奸过的男子也有上百人。这些看起来道貌岸然的“高僧”、“活佛”，实际上是披着人皮的禽兽；而被称作“慈悲清净”的寺庙，竟让他们变成了罪恶肮脏的魔窟。
　　铁棒喇嘛掌权：引发中尼争端
　　1883年，藏历正月在拉萨举行祈祷传昭法会，在此期间，哲蚌寺管理寺院法规的协敖，俗称铁棒喇嘛，要掌握拉萨的执法权，拉萨叫做米本的市长的权限，在此期间暂时终止，并在拉萨公布宗教戒严令。在这一时期所有人都必须受司法僧（铁棒喇嘛）的管理制裁。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喇嘛抢劫尼泊尔人商店，引发中尼关系紧张的事件。
　　当时的驻藏大臣色愣额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每年传昭期间，各寺院喇嘛以外来瞻礼僧俗云集拉萨，不下数万，良莠不齐，按熙惯例，此间地方一切事宜，统归铁捧喇嘛管理，地方政府官员一②（日）多旧筹观：《人藏纪行》，第29、30页③杨承丕：《格西—西藏僧侣的一种特殊学位》，《西藏研究》，1984年4期律不得参与插手。三月初一日，传昭将毕，喇嘛数人与尼泊尔商民购买货物，发生口角，铁棒喇嘛前往弹压尚未平息，忽有喇嘛多人，闻风而至，砸毁尼商房屋，乘间掠夺财物。驻藏大臣听说后，立即下令弹压解散，这样，滋事的僧众方始陆续星散。查验尼泊尔商人，幸未受伤，唯财物多有遗失。
　　事件发生后，西藏方面承认喇嘛所抢财物只值七八千两，答应赔偿，而尼泊尔方面则说损失达三十余万两，双方所谈数字，悬殊很大，谈判毫无结果，于是引起西藏与尼泊尔边界紧张。驻藏大臣与朝廷之间为此事公文往返不绝。
　　1885年5月，经反复谈判，尼泊尔国王同意将赔偿数字减为18.万34两，这是一个双方接受的数字。事情本来就此可了，但西藏方面多方凑数，只能凑出10万4千两，还差近8万两“实难勒追”。清王朝只好让四川总督：“先行拨银八万两，解藏备用。”四川总督在拨银同时又向光绪皇帝提议：“臣查藏番此次攘夺廓番商民财物，行同强盗，可恶实甚，……如蒙天恩，准令四川即行筹拔垫解，事原可行，但恐以后该藏番必以渠等无端肇衅，代垫有人，动辄生事，则无底之壑，川省亦难尽填……此项拨款，虽然四川竭力筹划，似应由驻藏大臣严饬该藏番等，分作三年解还川库，不得延欠，方合体制。”
　　根据藏文十三世达赖传记载：这一项赔偿，原规定由西藏在三年内归还四川，但到1886年，清朝中央政府为了照顾西藏困难，下令免予归还。
　　这可说是寺庙宗教势力插手、干预社会事务状况的一个典型例子。
　　四、300年停滞衰败的根本原因
　　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日趋完备，宗教僧侣集团在西藏社会空前膨胀，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使西藏社会日渐失去生机与活力，社会各产业出现了长达300年的衰退与停滞，这种衰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停滞的农业
　　在旧西藏的农村，木犁、木锄、牛角镐等是主要的农田生产工具，“二牛抬杠耕地，牦牛踩场脱粒”等农业生产方式相当普遍。种植业方面，生产工具、耕作技术几百年毫无发展，农具简单而缺乏，除了少数地区用铁铧犁耕地外，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木犁、木锄头耕地的时代，有的地方还保留着极为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农业生产是在粗放经营和低下的生产技术下进行，根本谈不上精耕细作、改善生产条件。粮食产量一般不超过种籽量的4—5倍，许多地方田园荒芜，更谈不上开垦新的农田和增加灌溉面积，全区人均占有粮食仅125公斤。在超经济剥削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者对于如何提高生产是毫无兴趣的。据资料记载，1795年的产量为“每籽种一克，收回五克”，到1959年民主改革时，江孜一土地肥沃地区的甲卡庄园，其第一等田产量为5克5斤5合，而第三等只有2克5斤5合。在一百多年间，产量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至于田园荒芜、灾害频繁，农奴们为生存流离失所乞讨的情况，翻开史书，常有所见，使人不忍卒读。畜牧业生产同样十分落后，残酷的剥削、压迫，使广大牧奴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几百年来对草场的建设和利用、畜种的改良、疫病的防治以及畜产品的加工等生产技术一直未得到改进。对频繁的自然灾害毫无抵御能力。在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下，牲畜的成活率极低，一些地区统计记载，牛的怀胎率是40％，成活是50％；羊的怀胎率是70％，成活率却只有30％。
　　畸形的商业
　　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旧西藏形成了既有殖民地性质、又具有买办资本性质的畸形商业。就市场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西藏，猛烈地冲击着西藏市场，其商品的种类从零星的日用品到高级消费品的涌人，使西藏普通经营本地产品的商人陷于破产。仅有的一些批发商业也被少数官僚所垄断，他们以各种手段哄抬物价，巧取豪夺，左右着西藏市场。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前，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互市贸易已经寥寥无几，只有极少量的藏毯、毡子、氆氇及食物等，“俱不设铺面桌柜，均以就地摆设而货”。可见其市场的规模很小，交换的批量也很有限。由于本地生产力的落后，广大人民群众的贫穷，外来商品尽管以高额利润垄断了市场，但这个市场容量的狭小仍使外来资本无法获得满意的收益。
　　手工业生产江河日下
　　旧西藏根本谈不上现代工业，连一根缝衣针也不能制造。历史悠久的手工业，由于长期受压抑、受歧视，几百年来没有发展，生产技术落后，加上外国资本对原材料的攫取，对市场的掠夺，致使西藏手工业丧失了发展能力，几乎到了难以生存的境界。就冶铁业而言，早在吐蕃奴隶制社会时期，西藏就已能冶炼矿石，生产出金、银、铜、铁，并能制造出精巧的刀剑等兵器，掌握了“惟以淬殇为业”的铁器制造技术。但到和平解放时，这一行业已全部萎缩，就连贵族庄园修缮房屋的房梁用的钢都是洋钢。仅存的一点冶铁业其生产规模很小，以久负盛名的后藏拉孜藏刀为例，一直是作为农民家庭副业生产而零星存在。山南一带原是西藏毛纺织品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仅泽当一地最盛时有100多家纺织户，和平解放时只剩下20多户，勉强维持着生产。江孜和拉萨的织毯业原来都很有声望，到后来也是奄奄一息，作为主要商品的卡垫，在市场上已不多见。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严重破坏了西藏手工业，同时宗教对手工匠人、技术的歧视也处处阻碍着新产业的开发。这个时期手工业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个地方都未形成手工工场，说明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小，专业化、商品化程度更谈不上。
　　邮电交通几近空白
　　邮电通信及现代意义上的交通在西藏长期是空白。十四世达赖1990年曾这样写道：“当时，全藏几乎没有车辆运输。即使马拉的车子也完全没有。”①当年外国人赠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小汽车，由于没有公路，是在喜马拉雅山外拆卸，再用牛马驮运和人力背运进来。作为玩物，该车只能在大昭寺到罗①《达赖喇嘛自传》第39页布拉卡这段2—3公里的路段上勉强开行，因为别处没有供其行驶的公路。帝国主义为了侵略西藏的需要，1904年，英军入藏，师行所至，即设行军电线，侵越边界，自亚东关接至江孜。1910年，驻藏大臣联豫奏请自巴塘至察木多（即现在的昌都）铺设电线，任务由边务大臣赵尔丰完成。并打算自察木多至拉萨以及拉萨至江孜2000余里铺设电线，并打算接管江孜至印度边界的电线，其中驻藏大臣衙门至西关30里的电线已试办竣工。但由于种种原因，拉萨电报局只通到江孜，与英国办的江孜电报局接线。同年成立的西藏邮政局，不过是在清朝驻藏大臣所设驿站基础上改建一下，换一个牌子。每45华里设一邮站，来往传递邮件。邮政只勉强通拉萨、江孜、日喀则、帕里。在交通方面，驻藏大臣张荫棠于1907年在新治藏大纲中提出了“赶修打箭炉、江孜、亚东牛车路，以便商运”的主张，接着在1910年驻藏大臣联豫也为了修通西藏道路桥梁，任命查路委员会到各地查勘路线，并奏请“查由前藏至察木多为东路，计程二千六百余里，分为三十二站。臣拟遴派熟悉工程之员，逐段勘验，兴修其路。幅以宽一丈五尺，能行牛车两辆为度。”且有以后修铁路的意向。但这些良好的设想对于腐败落后、自身难保的西藏政教合一的地方政府来说，不仅缺少愿望，更缺乏能力来付诸实施。
　　短命的电站
　　千百年来的旧西藏，是一个能源工业空白，祖祖辈辈依靠酥油、油松等照明的世界。在拉萨北郊的夺底沟筹办的西藏第一座125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于1928年正式送电，满足了极少数三大领主的生活用电和一个小型铸币厂的部分生产用电，使原来靠人工操作的一些程序变为机器操作。这在当时封闭的旧西藏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观，但愚昧的统治者却对此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对任何改变传统的东西都持本能的抵制态度。藏政府的一些高官居然坚决反对在自己家中安电灯。有的则连声乞求：“不要给我安电灯，谢了，谢了！”广大的乡村、城镇从来未能摆脱依靠柴草、牛粪、草皮等为燃料，依靠酥油、油松等照明的局面，这座唯一的电站投产后，因机器年久失修，管理不善，运转了不长时间便寿终正寝。
　　西藏地区虽然拥有全国最丰富的水力资源，其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的30％左右，但西藏人民却祖祖辈辈靠烧牛粪、点酥油灯生活，连贵族也不例外。
　　人口减少
　　政教合一制度严重抑制了西藏人口数量的增长，公元1334年，元朝皇帝派人人臧与西藏官员一起进行人口调查，当时西藏地区的人口，大约在100万左右。据清《西藏志》（卷下）及《卫藏通志》卷十五《部落》记载，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对西藏进行了户口清查，据统计，在公元1737年，西藏地区的人口约为938651至1002746人。这个数字说明：从公元1334年到公元1737年的400余年间，西藏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当时西藏人口状况，据西藏地方政府1952年向中央政府的报告，西藏人口大约为115万人。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地方政府为了表明其“人多力量大”，以便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一般都要多计和多报人口数，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按这个数字计算，从1737年到1952年的200多年间，西藏人口也只增加了15万，即平均每年才增加0.075万人。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据《黄琉璃史》记载，在藏历第12绕迥木狗年，即公元1694年时，西藏地区的寺庙数己达1807座，僧侣总数达97538人，占当时西藏人口的11％左右。考虑到入寺僧人大多为年青力壮的劳动力，如此大量的社会劳动力不事生产，全靠布施生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是不言而喻的。
　　精神禁锢
　　政教合一制度对人最可宝贵的创造精神，对人的思想和能力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科学技术被视为异端邪说、有一技之长的手工艺人遭受广泛歧视，祖宗的言行习惯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愚昧迷信盛行，寄希望于虚元缥缈的来世来生，不争取、轻视现世，轻视今生的幸福，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安于现状、听天由命几乎成为人们唯一的合理选择。日本僧人多田等观评论说：“他们认为自己罪孽深重，认为达赖喇嘛为了挽救他们才课以重税。他们还认为今世如能减轻罪恶，来世就能幸福。这种想法又为宗教所渲染，所以，在西藏，迄今一切事情都要按宗教方式来解决。”①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强烈地扼制了社会再生产，即产业规模和产业水平的提高。据调查，三大领主的剥削收入，约有一半以上耗贫在宗教上。“西藏的税收尽管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用在宗教方面，因此说它是政教合
　　②一政权也并不过分。”剥削收入的其余部分则为领主、代理人用以过奢侈生活和维持政权运转等，根本谈不上什么用来扩大再生产。翻开西藏旧时文书档案以及三大领主的簿册，几乎见不到购买生产工具和改善经营条件的开支记载。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旧西藏政治和宗教联姻的情况正是割断了这种基本的生产循环。
　　财富的转移
　　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大批的社会财富不正常地积累于寺庙先是修筑大批寺庙耗费了大批财富和劳动力，以1733年为例，平均260多人就要修建和供养一座寺庙，不到3个劳动力就要供养1名僧人，这早已超出社会经济水平和人口的承受能力，其中必然包含着惊人的压迫掠夺以及惊人的财富耗费。其中，修筑寺庙只是财富的第一次耗费，一旦竣工后便成为可以吸纳无数财富的“黑洞”，大批僧人的食物、长明的酥油灯、寺庙的建筑和建筑装饰，佛像身上的金银珠宝。特别是后两者可以无限地增加。
　　寺庙大量占有生产资料，是抑制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民主改革前，寺庙占有土地占西藏实耕地的39％，另外寺庙还占有约30％的牧场和牲畜。而其产品的绝大部分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或被变成寺庙的“装饰品”，只有一①（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第25页，中州古籍出版杜②（日）多田等观：《人藏纪行》21页小部分被用来维持简单再生产，很少用于或根本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由此直接导致了产业的萎缩。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著衍。”旧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既扼制了物质资料的生产，又扼制了人类自身的生产，还扼制了社会生产力中最可贵的因素，人的精神活力的发挥。从而使社会发展陷于可怕的停滞。
　　庄园制经济
　　早在公元10世纪前后，松赞干布的后裔拉德作象雄王时，曾将布让地区的协尔、查朵、绒等地赐给在阿里兴建寺庙、弘扬佛教的译经师仁钦桑布（958—1055年）作为“供养庄园”，这大约是西藏庄园制的开端。到后来，广大农牧民所有的土地、草场和牲畜逐渐被新兴的封建农奴主侵占，丧失了土地这一生产条件和最基本的谋生手段。13世纪萨迦王朝建立十三万户，14世纪帕莫竹巴王朝改组萨迦王朝的十三万户，设宗为推行封建农奴庄园制度的基本行政单位。广大的牧区也被分为一个个“部落”，形成部落经济。
　　庄园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封建宗法性土地所有制之上的，它的出现反映了私有土地高度集中化和强化农牧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普遍化，并用强制手段将劳动者组织于庄园的生产集团中。在这种制度下的旧西藏，全部土地，包括耕地、草原、森林、山脉、河流都属于只占西藏总人口5％的三大领主。与此相联系，95％的广大人民失去了土地、牲畜，成了三大领主的奴隶，遭受着非人的压榨和剥削。这就像中世纪法兰西人的状况一样，“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表明了封建农奴制社会经济关系的最基本特征。列宁曾精辟地论述说：“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由此就有农奴制这一
　　①概念。”“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这种经济制度的条件。如果地主没有直接支配农民个人的权力，他就不可能强迫那些得到份地而自行经营的人来为
　　②他们做工。”农奴主在广泛的意义上占有农奴的人身，这是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一大特征。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像一条锁链桎梏着广大农奴。
　　关于庄园内部分工，山南地区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有关资料统计，1960年民主改革时，山南地区总人口有156447人，按社会分工分别是：农业人口约12万人，占总人口的76.7％，牧业人口约1万人，占6.43％，僧民（包括中、上层僧尼）12141人，占7.8％，手工业者555人，占0.35％，小商贩438人，占0.28％，游民501人，占0.32％。说明民改前西藏社会分工，特别是“一般的分工”极其简单。从庄园内部的朗生（奴隶）分工来看，邑比较简单，但耕地、放牛挤奶、放羊剪毛、纺织、烧火、背水、拾柴草及主人贴身随从等的分工非常细，各大小寺庙亦都如此。就差巴而言，根据各自劳动力的需要，相互存在着以工换工，相互顶替或若干天合作等简单的协作关系。这种社会分工与协作，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促进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从根本上剖析，这种分工基本上是“个别的分工”，而缺乏“特殊的分工”和“一般的分工”。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②《列宁全集》第3卷，第158页，人民出版社
　　在牧区，“部落制”下的牧户家庭中或牧户之间的生产也都是按习惯分工与互助进行的。在家庭中一般成年男子负责放牧、挖盐、驮运交换，还要捻毛线、搓各种绳子鞣皮等。妇女挤奶、打酥油、制作奶制品、捻毛线织各种东西，还要烧茶背水等。男女儿童都要放牧小牛、羔羊。各户随时要派人完成部落头人的差事。在牧户之间，特别是夏季挤奶期间，因为把母畜与幼畜分开放牧，而每户畜群都不大，又无充足的劳动力，所以大部分都要以若干户为单位互相换工互助。这样就解决了牛羊分群问题。较多的情况是，一户放牛，一户放羊，互相代放羔羊牛犊。也有的把几家的牲畜按畜种畜类分成若干群，各户一群。换工多半都在亲戚之间。互助很多都是属于季节性的，常年的也有，牧民认为每家只出一个人，牲畜就可以分群放牧，对牲畜有好处。所以中小牧户乐意这样做，甚至稍大些的牧户也愿意这样做，他们与小户合作，因为他们的牲畜比小户多得多，就可不雇工或少雇工，从而占到便宜。当然这种形式的合作主要还是在劳动人民之间进行，比庄园分工更差。牧区部落分工也基本上只限于“个别分工”。
　　另外，无论是庄园还是部落，其分工总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的是“兼业性的分工”，有的属季节性的分工。令学者们大惑不解的是，这些社会分工情况与一般的社会发展的差异在于，它并没有导致封建农奴社会的摧毁，反而促进了这个封闭落后的社会的更加稳定的停滞。
　　阻碍发展的四大原因
　　庄园经济制度做为一切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特征，对社会分工、劳动组织等方面都曾起到了促进作用。中世纪前的西欧，正是由于社会分工分业，使庄园生产走上了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道路，生产力的快速进步，迅速摧毁了封建社会，并催育了资本主义的诞生。那么，西藏的庄园经济制度在发展后期为什么反而促进了封建农奴制的稳定、抑制了社会分工分业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扼制了劳动生产者体力和智力的发挥。西藏封建庄园制度的出现，使广大农奴逐步丧失生产资料，生产和生存面临着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把人身紧紧地依附于农奴主，才能够勉强生存下来。由此，在许许多多的大小庄园内外出现了差巴、堆穷、朗生及“贱人”（即人们认为“出身不干净”的人）等不同等级的农奴，在农奴主的严格支配下，从事种地、放牧、充当佣人等不同工种不同行业的工作。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和超经济的榨取，使广大社会劳动者失去了生产的兴趣和动力，也无法离开庄园去自由开拓生存的行业，从而扼制了他们体力和智力的发挥，也限制了社会产业的进步。所以西藏在封建农奴庄园制下，社会分工一出台就是畸形的。没有劳动力的彻底解放，社会分工也就会丧失动力。
　　第二，特殊的封闭状态，扼制了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列宁曾指出：“农奴主的领地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整体，同外界很少联系。”西藏庄园经济在这方面的特征更加突出。由于人口稀少，地域辽阔、群山阻隔，庄园之间的距离很远，迫使庄园主建立了完全封闭而又较完整的以维持基本生活为目标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除了庄园与部落之间的农牧交换外，基本上下存在庄园之间的交换，从而使分工丧失了一个基本的动力——市场。所以，马克思说，在一家庭内，“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区别，会有一种自然的分工发生。而商品交换则对这种自然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给予了主要的刺激。”由于西藏庄园规模较小，庄园只根据性别和年龄进行“自然分工”，且分工大都限于“个别的分工”，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况，这就导致了西藏庄园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程度都极低。同时，也就没有可能像西欧那样，通过庄园的发展形成城镇，更进一步地促进社会分工。
　　西藏社会发展凝滞的第三个主要原因是地租、高利贷及差税名目繁多、形式庞杂、课赋沉重，是一种杀鸡取卵式的超经济的榨取。马克思对这种超经济榨取的实质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这个实物地租的量，可以大到这样，以致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都严厉地受到威胁，以致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的。并压迫直接生产者，使他们只能得到维持肉体生存的最小限量的生活资料。”繁重的乌拉差役使人民受尽了剥削，生活极端贫困，陷于难以生存的地步。从西藏和平解放前夕的差税来看，许多地方达到了相当繁多沉重的程度。差目名称不下百种。大至粮食差、劳役差，小至撑经幅的树枝、扫地的扫帚，无一不派差税，挣扎在封建农奴制下的农奴们说：“差税像波浪一样，一浪接一浪，没有个完；差税多如牛毛，数不胜数。”这是完全真实的写照。如果将各种差税和劳役加起来折算，三大领主对农奴的剥削量达70％以上。旧西藏的高利贷也是一种超经济的剥削，其年利率一般在30—50％，完全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在如此沉重的剥削下，社会积累大都被三大领主挥霍，根本谈不上扩大再生产，因而也扼制了社会产业的进步。
　　第四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恩格斯对德国历史上“政教合一”曾作过如下评论：“把教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于一身，这种国家形式的最终目的就是黑格尔说所说的‘政教合一’。这不是在世俗和教会之间确立某种平等，而是迫使教会服从世俗。而事情的另一面是：现在君主集一切权力（人间的和天上的）于已身，他这位人间上帝，就标志着宗教国家的登峰造极。”西藏的封建农奴主统治集团，利用雪山环绕，交通阻塞的自然地理环境，利用西藏社会长期同外界隔绝的相对封闭状态，拒绝接受一切进步思想和科学技术，他们居然可以宣称这种“政教合一”的社会是“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但事实是西藏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长期落后，生产调弊，经济衰败，雪域大地一片悲惨景象，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陷入元可奈何的赤贫状态。
　　这种本该在中世纪消亡的社会政治制度，不但抑制了人口合理增长、抑制了产业规模和产业水平的提高，禁锢了人们自由的思想和创造能力的发挥，由于生产得少，消费得多，特别是不创造财富的寺庙大量占有生产资料，由于寺庙修建、供养和金壁辉煌的各类装饰品还大量吞噬社会财富。所有这些，导致西藏社会的生命力被愚昧贫困吞噬了，导致西藏社会出现了三百年来停滞不前、面临衰败甚至维持不下去的境地。
　　东嘎活佛如是评说
　　西藏过去有名的活佛，后来的西藏大学教授，著名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先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评论说：在四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兴起的各个教派的寺庙和上层分子将西藏各地的不少土地、牧场、牲畜、奴隶等占为己有，这就是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基础。形成政教合一制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是：西藏各教派集团的少数上层分子，开始由奴隶主逐渐演变为私人占有土地，牧场、牲畜、奴隶（主要是农奴）的农奴主时，大多数僧人已成为受这些上层分子剥削和压迫的贫困者。而所有的佛教僧侣除依赖其它信教群众的贡献作为生活费用外，都不从事生产，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广大的群众必须承受无限度的剥削和压迫，忍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这使一部分农奴为了摆脱苦难，只好加入僧伽组织，尽管他们不再受农奴那样的苦难了，却仍然是依赖他人生活勉强度日的贫困者。在佛教僧人中遂分裂成为两个阶级，那些上层分子有较强的经济力量，因此，他们依靠出租土地，收取田租，发放高利贷，经营商业等各种发展经济的办法，把西藏地方的部分经济命脉集中到自己手里，而另一部分则亲自掌握政权。他们依靠这两种办法保护自己的宗教势力和经济特权地位，这就是西藏形成“政教合一”制度的阶级根源。
　　历史上，萨迦派，帕竹噶举派，噶玛噶举派，格鲁派等，次第掌管过西藏地方的政权。在各个时期，各个教派之间争夺寺庙庄园和属民的斗争中，统治阶级总是利用各种教派的具有民族性和地方性的群众信仰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斗争服务。尤其是各教派统治阶级内部互相争夺庄园属民和争夺政权这种尖税的矛盾和斗争，在近代又总是被外来的帝国主义者用以扩大一个民族内部的分裂，从而把自己的势力渗入西藏地方。这是西藏地方内部各教派集团利用自己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对其它教派集团实行压迫，在政治上实行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历届西藏地方政府实行了授给宗教僧侣以占有庄园、土地、牧场、牲畜、奴隶等特殊权力的这种经济上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
　　东嘎先生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由于西藏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寺庙内的大部分僧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因而解放了生产力。旧西藏封建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是一千多年来西藏广大人民群众世世代代过着牛马般生活的根源。①
　　达赖也说“不合时宜”
　　逃亡在外的十四世达赖，1990年出版了一本杂乱无章的《达赖喇嘛自传》，在表述了对过去奢华生活的不尽留恋，极力粉饰旧制度一番后情不自禁地哀叹：“政教合一”的旧制度，这套制度由伟大的达赖喇嘛五世所创，他在位时除任宗教领袖的职务外，兼摄世俗权力的“法王”。不幸的是，虽然这个制度在过去一直运作良好，但在计世纪却是毫无希望地不合时宜。除此之外，经过大约廿年的摄政时期，这个政府已是十分腐化。②
　　活虽这么说，这个政府毕竟给了达赖及其家族太多的好处，因而把它恢复起来还是值得的。因而记忆力不佳的达赖一方面发出感叹，一方面又一而
　　③再，再而三地宣称要在未来的西藏恢复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统治。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达赖集团的悲哀所在。①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②《达赖喇嘛自传》第66—67页③参见本书十章第五节
　　五、压迫与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历史中不争的公理。西藏农奴主阶层固然希望统治不受威胁，但百万农奴毕竟不甘压迫重负，在西藏整个农奴制社会中，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在脍炙人口的藏族民间文学阿古顿巴的故事中，也留下大量嘲弄贵族、官员和所谓高僧活佛的机智斗争痕迹。近代以来，西藏大农奴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互相勾结，对广大农奴的剥削压迫空前加重，农奴反抗农奴主阶级的斗争，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644年，当时地方政府给西藏农奴的一道谕令中写道：
　　“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你们不听拉日孜巴的话，想要找一个新官，这是反叛思想，为法律所不容。你们无论怎么做，也还是拉日孜巴手下的，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达赖喇嘛木猴年。”
　　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这道谕令说明，十七世纪，贵族拉日孜巴的属民曾经进行过反抗他的斗争。农奴斗争的目的是要求摆脱农奴主的人身占有，改善非人的生活，这场斗争的参加者已不是少数几个人，发生这种斗争的已不是个别的地方。统治者为了防止农奴反抗斗争的怒火继续蔓延，所以下了这个可以对农奴打、砍、杀的命令。
　　事过二十八年，即1672年，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高级当权者又一次向拉日孜巴属下的农奴发出命令：
　　“拉日孜巴的佣人（农奴、奴隶）们：你们不听拉日孜巴的话，想要找一个新官，为此达赖喇嘛已有谕令，拉日孜巴有打、砍、杀等权力，我再予以重申。水鼠年二月九日于宗教政治最高所在地拉萨。”
　　这道命令说明，前面的那个谕令并没能制止农奴们向拉日孜巴的反抗斗争，斗争仍在继续和发展。
　　附带说一句，达赖喇嘛在西藏广大民众中所谓至高无上的威信，在某种程度上被大大夸大了。日本僧人多田等观叙述过这么一件事：“我到了西藏的第一个部落，因为我珍藏着达赖喇嘛授与我的入藏许可证，我想这下可以有恃无恐了。但是，事情并非总是那么顺利。虽说我说带有达赖喇嘛的许可证，……（许可证）上面分条写着‘给这个人提供住宿，供给食物，供给燃火的油，借给他马匹。’这在西藏可以说是最高级的旅游券。
　　但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却巧妙地撒谎，说什么‘我们家没有马呀’……有些人家让我睡在门口，但是不少人却什么也不给说‘我们可没有油给你’或‘没吃的’而加以拒绝。当地都是石子路，我赤着脚行走，脚上沾满血迹简直无法忍受，我寻找卖鞋的，但是没有任何人肯卖给我一双鞋。”①
　　这段回忆表明，达赖喇嘛的特别许可证并没有有帮助他摆脱困境。
　　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剥削下，农奴被迫起来斗争，要求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西藏，由于政治、宗教相互利用，由于宗教直接掌握在农奴主手中，缺少文化的农奴无力挣脱宗教对他们的束缚，在宗教教义的麻醉下，农奴反抗农奴主的斗争较多采用消极怠工、请愿、逃亡等形式，有时也有抗租抗差抗债和直接向农奴主进行反抗斗争的情形。①（日）多田等观：《入藏纪行》第1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反抗宗本
　　1918年，在藏北三十九族地区，西藏地方政府给当地人民规定了极沉重的差税。另外，还附加有许多额外的摊派勒素项目，使该地区的人民难以负担。原尺牍宗（现并入丁青县）卡达部落的一百五十多户群众，推举了以霍拉穆为首的代表，到宗政府去请愿。但宗本（县官）根本不理睬群众的请愿要求，而且还要关押请愿的代表。霍拉穆等人在请愿毫无结果之后，返回部落。这时，群情激愤，都说：地方政府的负担这么重，我们早也是死，晚也是死，不如杀死宗本，寻找活路。于是，他们组织了一支四十多人的队伍，由霍拉穆率领，在一个深夜里，包围了宗政府，把宗本捆绑起来，当众勒死，驻守尺犊宗的四十五名藏军，也全部被缴了械，一时人心大快。事后，地方政府派重兵对卡达部落进行镇压，使该部落遭受到惨重的损失。但是，这次反抗斗争的影响极为深远，昌都、那曲、拉萨等地的人民奔走相告，十分鼓舞人心。有些地区的人民用不同方式警告地方政府的官员：谁要是为非作歹，谁就会遭到尺牍宗宗本的同样下场！
　　此后，农奴群众包围宗政府，向统治者展开面对面的反抗斗争事件，遍及西藏各地。从农区到牧场，从统治中心到边远地带，事件的发生起伏相继，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是西藏和平解放前的几年里，这种形式的斗争更趋激烈和频繁了。
　　1949年，上洛渝墨脱宗本，无故绑架一个名叫洛桑旺杰的农奴，正在田间耕作的农奴们闻讯赶到，把洛桑旺杰救下。不久，宗本又派遣他的狗腿子把洛桑旺杰抓到宗政府，对他滥施酷刑，百般折磨。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慨、他们自动聚集了一百多人，包围了宗政府，要求宗本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洛桑旺杰，宗本慑于群众的声势，不得不把洛桑旺杰放出。后来，地方政府为了缓和局势，撤换了这个宗本，斗争取得了胜利。
　　1951年5月，阿里普兰宗的宗本索南仁钦，向农奴逼索尚未到期的茶债，把抗拒最激烈的几个农奴抓走，关押了四个多月，一直不放。9月，愤怒的人群包围了宗政府，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否则就要闯进宗政府打死宗本，救出难友。宗本索南仁钦，平时作威作福，任意打骂关押群众，这时吓得像老鼠一样，赶忙接受群众的要求，把被捕者全部无条件地释放了。
　　牧区人民的反抗斗争中，要以“打穿黄袍子的人”的事情最为著名。
　　1940年6月，那曲地区举行赛马大会。当时，那曲宗的两个宗本，专横跋扈，任意增差增税，早为人民所痛恨。在这次赛马会上，两个宗本又把安多买马部落的牧奴卡加等人无故拘捕到宗政府，捆在木桩上，用皮鞭抽打得遍体鳞伤。这一事件迅速激起安多八个部落到会群众的愤怒，他们在色多部落牧奴昂培的率领下，闯入宗政府，救出被关押的卡加和其他群众，在这突然的袭击之下，宗政府的人员吓得狼狈逃窜，两个作恶多端的宗本没有来得及逃走，被愤怒的群众打翻在地。这时，以昂培为首的各部落群众，提出了口号：“打穿黄袍子的人（指地方政府的官员），打死两个宗本没有关系！”群众情绪十分激动。
　　那曲孝丹寺出面求情，群众把两个饱挨痛打的宗本捆绑起来，在赛马会上游街示众后放回。之后，赛马会还照常进行，两个宗本躲在孝丹寺里不敢出来，安多各部落的群众，集会中发出誓言：“如果地方政府派兵来打我们，我们就是倾家荡产，只剩下一个木碗，做了乞丐，也要斗争到底！”
　　杀死贵族
　　广大农奴聚众痛打以至杀死农奴主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1931年，山南隆子宗加堆地区，发生了农奴杀死贵族才巴的事件。
　　加堆地区共有三十多个村庄，三百多家农户，原属地方政府管辖。贵族才已贪图这一地区人户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又和他管辖的夏巴庄园毗连，于是向地方政府大量行贿，取得了管辖加堆地区的权利。1931年秋，才巴会同地方政府山南总管的秘书和隆子宗宗本等人，前往加堆办理交接手续。
　　贵族才巴在夏巴庄园的剥削压迫是远近有名的，何况加堆归属才巴管辖之后，除了要承担才巴的一切负担之外，还要照；日承担地方政府的外差，这样，加堆的人民便要同时承担双重差役负担。为了对付即将到来的不幸局面，区内人民连夜开会，商议对策。会上群情激愤，纷纷表示：“好马背不起双鞍，一个农奴担不起两个领主的差役。”大家一致认为，只有杀死才巴，坚持反抗斗争，才能彻底摆脱才巴的奴役。计议已定，到会群众互相传递、抚摸一块石头，以示决心。会后，大家静待时机，发动起事。
　　10月30日，才巴在加堆办完了交接手续，准备当晚回到他的夏巴庄园。加堆人民探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每一个根保（小区）都选出自己的代表，怀藏石头，手持棍棒，埋伏在才巴必经的大路上。才巴终于在十几个狗腿子的簇拥下骑马而来，这时，埋伏在路旁的群众一拥而上，把才巴一刀刺倒，然后又用棍棒、石块夹攻，才巴当场被打死。
　　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曾经一再镇压这里的人民，但是不畏强暴的加堆人民，坚持不懈地进行反抗斗争，有一次全区人民逃亡到山里达一年之久。斗争一直延续了二十年，直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地方政府才被迫作出加堆地区不属贵族才巴管辖的决定。
　　广大农牧奴对三大领主派到庄园、牧场直接剥削、压迫他们的狗腿子们恨之入骨。1943年，日喀则图佳庄园的总管，一贯凶残地对待属下农奴，秋收打场时，又无故毒打农奴泽仁，因而激起全体支差农奴的气愤，当场打死了这个总管。以后，地方政府派到这个庄园的一个新总管，上任后就要调查打死前任总管的人是谁，农奴们又起来反抗，把他赶走。由于农奴反抗情绪非常激烈，众怒难犯，后来的庄园总管再也不敢查问这件事情了。1948年，那曲宗本的管家因为随意增加多仁如瓦部落的负担，还捆绑毒打前来请愿的农奴，也被激怒的群众从家中拖出来，痛打了一顿。
　　广大农牧奴群众的激烈的反抗斗争，在西藏是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的。同时，农奴群众更经常采用怠工、抗租、抗差和说理斗争等方式，来反抗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
　　怠工与抗差
　　农牧奴怠工是极普遍的现象。农奴支差去耕种庄园自营地时，由于是被迫的无偿劳动，一般都敷衍搪塞，马虎从事。派到庄园支差的人，往往也是一人不顶一人用。在牧区剪羊毛的季节，若是派差，一个人一天只剪二十只羊的毛，但是为自己劳动时，却能剪下六十多只羊的毛；放牧时，因为牲畜都是领主或牧主的，牧奴对于牲畜的死、伤、病、害自然漠不关心。
　　农奴主在逼收地租、牧租，或以低价强行征购物资时，只要一疏忽，他们收到的青稞和羊毛，不是掺了杂草、沙子的，就是被水浸得湿漉漉的；酥油里藏着石块，羊毛里夹着牛毛、牛皮等杂物，也是经常发生的事。1929年，地方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垄断羊毛的出口经营，强以低价收购各地的羊毛。在他们收购到的羊毛中，几乎没有一包不夹杂着沙石杂物，有时还在羊毛包中拖出死狗。拉孜宗庄园的农奴，在为庄园总管支榨油、磨糌粑的乌拉差时，监工一不注意，他们就往油里掺糌粑糊，往磨好的糌粑里掺细沙土。
　　1948年，地方政府摄政达扎，派遣阿旺罗丹等待枪到那曲地区，强派僧差。拾派给罗马让学、强马学朱等部落的僧差人数，共达六十多名。这几个部落的牧奴集会商议，决定联合一致，搪塞拖延，抗拒支差。最后，阿旺罗丹等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强拉了二十五人，并且就是这二十五人后来又都陆续逃回。
　　绵延不绝的说理斗争
　　从西藏保存的档案文件中，可以找出大量农奴说理斗争的材料。拉孜宗庄园在1959年前的六十年中，因更换庄园总管，加重差役负担而引起农奴对农奴主的说理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1908年，因反对新任总管日岩巴无故增差，全庄园派出五十名代表到所属寺庙说理，以后又陆续派代表说理数次，坚持斗争达三年之久。最后，所属寺庙不得不作出让步，调走日岩巴，废除掉日岩巴增加的差役负担。
　　据墨竹工卡止贡寺庄园的调查统计，农奴的说理斗争，每年多达三十次，该寺农奴经过多次反复的说量斗争，终于退回了二百克寺庙的租地，这些地的地租特重，把收获的粮食全部交给寺庙，还不能缴足地租。又如日喀则安贡寺七个庄园的农奴，一致反对寺庙大克收租粮、大秤收烧柴的盘剥，派出代表向寺方说理，提出抗议，也迫使这个寺庙取消大克大秤。
　　农奴的说理斗争，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农奴主以震动和打击，迫使农奴主作出一定的让步。然而，更多的说理斗争却是失败了。农奴主有时采用挑拨、收买等阴谋手段，来分裂、破坏农奴内部的团结，有时采用公开镇压和暗中杀害等办法，镇压反抗他们的农奴。农奴群众并没有因此而屈服，他们有很多人走上了另一条反抗斗争的道路——逃亡。
　　衣奴大逃亡
　　在旧西藏，农奴逃亡，村庄整个废弃，田园荒芜的凄惨景象随处可见。农奴大逃亡令农奴主胆战心惊，因为，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农奴扔下了犁耙，作为寄生虫的农奴主就不可能不在剥削甚至生存方面受到严重的影响。
　　藏北三十九族尺犊宗热代地区，1941年有六十户人家，解放前只剩下十多户，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奴逃亡了。1950年7月，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工布江达宗鹿马岭村，因为拉萨到昌都的官员和藏军往来频繁，差役负担过重。全村十七户农奴全部逃亡到深山里，直到1950年底，昌都地区解放后，他们才重返家乡。波密四个村农奴逃亡的情况，如下表所列：
　　地名
　　1950年户数
　　1927年户数
　　减少率（百分比）
　　桑纳
　　3
　　130
　　97.7
　　邓那卡
　　8
　　18
　　55.5
　　那兴
　　20
　　50
　　60.0
　　噶朗
　　13
　　23
　　43.4
　　小计
　　44
　　221
　　80.1
　　正因为极其繁重的赋税和差役，藏地出现了大量的人口流亡，史载“唐古忒百姓本来穷，百姓内除天花亡故外，又因差事繁多，逃散甚众，查百姓逃散之故，原因乌拉，牛、马、人夫、柴草，饮食费用繁多，以致逃散”。①
　　《卫藏通志》书中还记载，”萨喀、桑萨一带，“早年虽然人户众多，牛羊牲畜蕃孽，后国赋税过重，人口日渐流亡，现在萨喀、桑萨、偏溪等处百姓只有296户，牛羊较前有十分之二。”书中还写道，“逃走之百姓，因穷苦已极，不能文差”，“硕扳多百姓穷苦，兼之逃亡过多。”类似事件举不胜举，几乎每个庄园都可以找到若干例证。作为生产主力大军的老百姓极端贫因化和大量人力流亡，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导致整个藏区经济的衰败、萎缩和调敝。
　　毛主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①西藏百万农奴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农奴主阶级的统治，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根基。随着农奴反抗斗争的日益扩大，次数日益频繁，方式日益多种多样，力量日益增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日趋崩溃，日益维持不下去。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人民要解放，这是不以农奴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旧西藏的三大领主是用人的名义进行统治，还是用“神”的名义进行统治，都无法扭转或改变这一历史潮流。
　　最后，我们节录徐平同志一篇实地调查、考察材料，来结束本章的内容。②
　　六、旧西藏的农奴生活——帕拉庄园的变迁（上）
　　江孜县江热乡班觉伦布村是旧西藏比较典型的朗生村（或叫家奴村）。今天的江热乡政府就设在班觉伦布村，这里也是旧西藏大贵族帕拉·扎西旺久的庄园所在地。帕拉是旧西藏有名的大贵族，帕拉庄园作为为数不多的至今仍保存完好的贵族庄园，自然也名声在外。由于江孜县几任领导独具慧眼，看中了这个贵族庄园的历史价值，采取了多种严格保护措施，将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①《卫藏通志》卷14。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②徐平同志调查文章原载《中国西藏》1996年
　　凝重斑驳的容颜
　　一放下行李，我们就急不可待地参观了庄园：陈旧灰晴然而傲气依然的三层藏式小楼，掩映在树木丛中；踏上已经开始朽坏的阶梯，登堂入室，依次参观，尘封的各种用具、衣物和华丽的室内装修，仍表现着主人当年的豪华。
　　庄园主楼的对面，就是当年朗生们住的小院。低矮、阴暗、狭窄的院落里，当年住着14户朗生，最小的房间不足6平方米，最大的也不超过14平米。一眼小土灶，二、三铺用土垒起的“床”，一尺见方的“窗”。这便是那时朗生最好的家。因为只有成家朗生才能得到主人住房的恩赐，而单身的朗生，只能睡牛棚和马圈。朗生的大门不到1.5米高，尽管我们小心地躬腰低头，还是被门撞得眼冒金星。
　　帕拉，就是帕觉拉康家族的简称，据说其祖先是不丹人，大概在十七世纪40年代投靠了西藏地方政府，被赐封在现在江孜县重孜乡一带的萨鲁庄园，成为一名不大的世俗贵族。在1792年帕拉·丹增朗杰因立下战功得到清王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嘉奖，并受封噶伦之职。从此帕拉家族“人才辈出”，后代多有身居要职者，家族势力日渐显赫。本世纪以来，先有帕拉·杰尊强巴曲赞任基巧堪布，后有帕拉·土登维登任仲尼钦莫，成为达赖喇嘛近待，势力如日中天。帕拉家族所领有的土地草场，随之从江孜扩大到日喀则、白朗、康马、曲水、拉萨、琼结等地，帕拉庄园也从最早的萨鲁庄园迁到江嘎庄园，再迁到现在的班觉伦布村，庄园建筑一次比一次高大豪华。
　　帕拉·扎西旺久2D岁从林朴寺还俗回家，一改过去委托“奚堆”管理庄园的制度，亲自经营以班觉伦布祖业为首的后藏25个农业庄园和8个牧业庄园。在自己之下设一“强佐”总管全部庄园。祖业庄园设男女内管家（藏语称“聂巴”）各1人，主管朗生的生产生活以及庄园的内部事务；外管家（藏语称“切聂”）l人主管差巴以及庄园外部事务。对其他农牧业庄园，设“奚堆”“措本”管理，定期检查验收。也有少数小庄园承包转租他人。在旺久的苦心经营下，帕拉庄园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运行机制，经济实力不断增加，成为西藏有名的贵族庄园。
　　几十年过去了，帕拉庄园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制的活生生教材完整地保留下来。近年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景点，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修缮。景色依旧，换了人间！无论达赖集团如何任意涂绘历史，帕拉庄园却以其凝重斑驳的容颜诉说着班觉伦布村沉重的昨天。
　　民主改革前的帕拉庄园有500克自营土地，由18户差巴农奴负责耕种。除耕种自营地外，每户差巴农奴每克差地还要向领主交约1克（28斤）粮食的地租，此外还有驿站差、传召粮差、草差、肉差等名目繁多的差役。差的种类和数量，根据各差巴所领有的土地和数量、质量、承差时间不同而不同。在牧业庄园，则根据差巴户所领有的牲畜数量、种类、公母比例、草场大小，上交给领主皮、毛、肉、酥油或折算银两。有“不生不死”、“有生有死”两种剥削方法，分夏冬两季核算交接。帕拉庄园18差巴户中，有6户42人住在班觉伦布村，共领有4岗223克差地，其他散居在别的自然村。
　　差巴，是旧西藏农奴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农牧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差巴中的10％是属于富裕户，生活自给有余，有的甚至还养着朗生或雇有长工，约20％属中等差巴，能够维持温饱生活，有的还要借债；约70％以下属下等差已，勉强度日，生活朝不保夕，一旦破产就沦为朗生。差巴无论贫富，人身都依附于领主，受领主剥削。帕拉家族在后藏地区的33个农牧庄园中，约有250户左右的差巴农奴，除班觉伦布祖业外，其他大多是由差巴耕种。
　　如此社会分工
　　班觉伦布村帕拉祖业庄园的农奴，大多是以满足领主生活需要的朗生构成。到1959年民主改革时，这个庄园共有69名在职朗生（男32人，女37人），具体分工如下：
　　1、家内：男厨师2人，男佣4人，女佣3人。此外，还有从差巴户中挑选出的森本（侍从2）人，聂约（管家助手）1人。
　　2、手工：做羊毛活女工20人，织氆氇女工5人，织藏被女工3人，织卡垫（藏式毯）女工4人，男裁缝3人，女裁缝1人。
　　3、管理牲畜：全为男朗生，放毛驴4人，放骡3人，放马3人，管耕牛1人，管奶牛1人，放羊1人。此外还有挤奶女朗生1人。
　　4、看大门做杂务男1人。
　　5、看管林卡（树林）、拾柴火男1人。
　　6、其他干重活的壮年男人8人。
　　这69名在职朗生中，60人组成30户完整家庭，有5名是单身，还有4名女朗生处于有孩子无丈夫状态，男女老少加起来共有160人。
　　此外，当时的班觉伦布村尚有4户特殊家庭：一户定居本地的流浪巫师，依靠宗教服务（打卦防雹）和租种大差巴户土地为生；一户是领主聘请的农业主管“格窝”的家庭，有6克差地作为报酬，这两家都只能勉强度日，还要向原来的领主定期交纳人头税，不属帕拉的直接属民。一户铁匠无领主，常年流浪乞讨，尽管本人是十分优秀的锁匠，但属于最受歧视的“黑骨头”阶层，生活十分贫困。这3户共有12口人。另一户是庄园“聂巴”家，完全依附于领主过着优越的生活，事实上和领主合为一个家庭。
　　全村40户214人中，朗生为30户160人，占75％，；可以说，当时的班觉伦布村，是地道的朗生村。
　　朗生，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受领主绝对支配，谈不上丝毫人身权利，朗生的子女亦为朗生，世代为奴，是旧西藏农奴中最悲修的阶层。据统计，民主改革时全西藏共有朗生6万人，约占当时总人口的5％左右。
　　朗生中，大多是祖传；有的是下等差巴户破产沦为朗生；有的是堆穷走投元路卖身为奴；也有其它地区逃亡的农奴被领主强制为朗生；还有一种无依元靠的孤儿被收养为朗生的。无论什么途径，一旦沦为朗生，不仅自己连后代也永无出头之日。
　　朗生们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
　　早晨太阳一出来，朗生们就赶快从各自住处集中在庄园的前院里，排队吃早饭。然后按照各自分工，在聂巴的严密监视下劳动。稍不如意，轻则骂，重则打，有时聂巴打累了，就强迫长得强壮的农奴打。领主旺久也常打人、特别是在打麻将愉了的时候，更易迁怒于朗生。午饭时间吃自带的粗糟粑。一小时后又开始下午的劳动，收工时吃晚饭，一天之中，除了上厕所，朗生们是不能休息的。雇主对女朗生一年给13克粮食（364斤），男朗生16克粮食（440斤）的口粮，小孩不另给口粮。一人一卷下等氆氇，这是朗生养家糊口的唯一正常收入。然而领主给的粮食，是仓库底混着泥土和杂草的青稞豌豆混合陈粮，除去不能吃的，所剩不多；发的氆氇，只能做藏靴材料，根本做不了藏袍，大多数时候朗生只能将其卖掉。单身朗生更为悲修，他们除一卷下等氆氇外，住房、口粮的权利也给剥夺。晚上与牲口一起过夜，白天除早晚两顿饭外，中午由主人给两小铁勺粗糌粑。管家高兴时铁勺冒点尖，不高兴时摇平再给，常常吃不饱，待遇连猪狗都不如。领主家养的3条看家狗，每顿还给两大铁勺糌粑，不时还能吃到死育肉和骨头之类。繁重的劳动，菲薄的待遇，朗生们挣扎在饥饿线上，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不是吃糌粑长大的，是饿大的。”
　　在领主眼里，朗生与牲畜的差别，只是会说话而已。主人关心的只是榨取和永远榨取。朗生无所谓婚姻，同一庄园的男女朗生，在劳动中产生感情相互结合，主人是不加阻止的，因为领主还需要接班的劳动力。有了孩子，主人拨给一间小屋（庄园有三处朗生住房，两处较小的已拆毁）。无多余房屋则由朗生自己想办法，往往租借差巴户的房屋，以早晚和假期加班加点的劳动抵房租。朗生何时结婚主人不关心，生了小朗生则派聂巴送一杯清油以示祝贺，毕竟又有一个后备劳动力诞生了。但女朗生生育，只有3天假期，实在起不来超假的，主人会毫不客气地让她在以后早晚加班，以补上课工的时间。
　　朗生不得与其他阶层通婚，而且大多数时候也不能与其他庄园的朗生通婚，因为这会引起领主间朗生所有权的纠纷，一旦朗生逾规生育，必然遭到一顿毒打，违规者不仅不能组成家庭，而且所生子女，男随父亲归父亲的领主家，女随母亲归母亲的领主家。1959年帕拉庄园有4户农奴过着这样夫妻分离的悲修生活。
　　小朗生13岁以前全靠父母一年所得的口粮养活，13岁以后与成人一起干活。朗生60岁时，无论一生为领主作过多大贡献，都将被领主踢出家门，不再供给一杯茶、一勺糌粑。1959年帕拉庄园有4男6女这样的老人。
　　朗生可否成家，自己是没有决定权的。女朗生格丹桑姆，被领主旺久安排为姑妈的佣人，因为姑妈是尼姑，因而格丹桑姆也必须诵经守戒，更谈不上允许结婚。格丹桑姆29岁时与本庄园一男朗生相好怀孕，主人龙颜大怒，逼得那个男朗生连夜潜逃他乡，他们吃奶的孩子也被逼送他人抚养。格丹桑姆被折磨得卧病半年，差点死去。农奴生病，大多数时候只能听天由命，能熬就熬过了，否则只能等死。一个名叫片多的女朗生的丈夫，就是抱病半月去世的。
　　朗生死亡，主人一般不管不问，有家者亲人们做点简单的法事送走，无依无靠者大家出力送天葬台，凑点东西作为天葬师的报酬。
　　也有“选择”自由
　　建立在残酷压迫下剥削基础上的农奴制，渐渐走到了尽头。农奴们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何谈生产的积极性。帕拉庄园的粮食生产，一直徘徊在1：4左右，即1克地打4克粮食。如此低的生产水平，加上领主的无情剥削，大多数农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农奴们生存下去只有以下4条出路：
　　一是借债。领主对少量放债倒是显得格外大方。这既为帕拉家族一年就增加1000多克粮食的利息收入，又加强了对农奴的人身束缚。而对农奴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慢性自杀，背上世代都还不清的儿孙债。帕拉庄园18户差巴中，除2户大差巴外，全部都借有债务；朗生中除4户手艺人能靠假期做恬补贴家用外，其他26户也都借有债务。
　　二是各寻生路。农奴大多偷偷开荒垦地，起早摸黑种点粮食。农忙季节朗生普遍到差巴户家早晚帮工，多少换些粮食。朗生中的手艺人也大多利用假期和早晚时间挣点外快。
　　三是消极反抗。农奴不时偷点自营地粮食，或放牲畜偷吃领主家的庄稼。赶骡马的朗生路上偷货，喂狗的克扣狗食，家内朗生偷主人零食，等等。更多的是联手偷主人羊毛，积少成多，再用来换粮食衣物。
　　四是逃亡。实在走投无路时，农奴只好铤而走险，全家逃亡他乡。据我们调查，民主改革前十来年里，帕拉庄园有2户差已破产逃亡，其中格桑顿珠被抓回做了朗生；牧业庄园4户破产逃亡；朗生中有4女2男逃亡，其中尼玛次仁被抓回，痛打20鞭子，众人求情才未被打死。
　　帕拉庄园长期盘剥农奴，在三个庄园拥有大仓库，储满粮食、肉、油等各类生活用品。仅祖业庄园的仓库就有6间房子。搜刮来的财富，除了满足庄园奢侈的生活外，便是大肆挥霍；一次宗教法事要花1500西藏银，一次拉萨旅行就花15000两藏银，一夜麻将就输掉三四千个大洋。贵族间你来我往，攀比着举行宴会，花天酒地，而农牧业生产长期衰退停滞，农奴生活痛苦不堪，这样的社会制度，又怎么能不被推翻呢？
　　时光过去了40多年，被推翻的三大领主，旧社会封建农奴制度的剥削者们，突然都换了一个腔调，似乎他们多么关心老百姓，似乎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他们什么都可以放弃了。封建农奴主、“政教合一”统治的最高首领达赖，在外逃后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念起了关心西藏人民利益的虚伪腔调。甚至表示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他的一切都可以放弃。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历史上，当达赖集团大权在握时，在台上时干的是一套，并不曾用手中的权力为西藏人民做丁点好事，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加剧着西藏人民的痛苦，加深着西藏人民的苦难。在他们被赶下台，失去统治权力，叛逃到国外后，突然高唱起关心人民的悲天怜人的慈悲调，人们不禁要问：
　　这信得过吗，你们过去干什么去了？
　　第八章 今日西藏
　　一、春天来到高原上
　　自从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实现和平解放西藏以来，四十六年过去了。
　　在回顾了西藏苦难的过去之后，人们自然关心今大西藏的变化。作为一个在西藏工作了近三十年、走过了西藏的山山水水的亲历者，笔者可以毫无矫饰地告诉大家，西藏的天仍是那样蓝、水仍是那样清。不同之处在于，在保持了世界上最良好自然生态，迎来了国内外大批旅游观光客的同时，西藏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现代文明与田原牧歌般情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优良生活内容。走进西藏给你以强烈震憾的，是高原强烈的阳光，是人们脸上掩藏不住的笑容。
　　三宝作证
　　千百年来，藏族有句谚语：“如果手是我自己的，我可以摘下天上的月亮；如果脚是我自己的，我可以从地狱走进天堂。”
　　一个民族的解放，归根到底，是这个民族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解放。一个民族的繁荣兴旺，归根到底在于该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于该民族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
　　茶是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围绕它有许多美丽的传说。过去在边远的地方，两盒火柴可换走一只肥羊、一块砖茶要交换一斤虫草。茶叶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农奴、奴隶们喝不起茶。新中国除大量调入茶叶外，还在西藏林芝、山南锗那试种茶叶成功，如今，这里产的品质优异的茶叶，在北京也能买到。
　　过去在西藏几乎没有蔬菜，全拉萨仅有一处小菜园。蔬菜品种极少，这一点，达赖在一次宗教讲话中聊上了做菜，他承认：“在藏语中，除索郎边宗等少数菜名外，其它如萝卜、芹菜、白菜等，均使用了汉语中的名词。”①如今，拉萨菜市毫无愧色地成为中国最丰富的菜市场之一，琳琅满目、青翠欲清的各种蔬菜使人目不暇接，并且，多数是当地生产的。
　　过去在西藏的每一个城镇里都有帐篷户和长期流落在街头的乞丐，人们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苦度时光。拉萨的帐篷户已为到过旧西藏的外国旅行家加以绘声绘色的描写，自不待言。距拉萨300多公里的黑河，今天的那曲镇，民主改革前700多户居民中，有143户住在四面透风的帐篷里。
　　静静的古堡，忍耐的奴隶，高雅的贵族以及简单的以物易物……这种中世纪的社会理想被人想当然的附会于西藏，但是，西藏虽然是中世纪社会，却没有富人们想象中的田原诗般感受。广大农奴、奴隶们，一代代挣扎在饥饿线、死亡线上。是新西藏改变了这一切。
　　紧靠拉萨的堆龙德庆县东嘎乡农民次珠，用极富个性和魅力的纯朴语言，道出了高原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欢欣：“现在我的生活不错，很不错！①达赖1985年在时轮灌顶大法会上的讲话我们藏族人最大的心愿是死后投生到极乐世界德瓦坚去！我不知道德瓦坚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我想我爷爸、我阿爸天天析祷的极乐世界，也只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吧。要吃有吃，要穿有穿，屋里坐着电视，门口拴着汽车，一年到头酥油茶、青稞酒不断。一个西藏农民，还要怎么样呢？我东嘎次珠算是
　　①赶上好时光了，贡却松（三宝作证）！”
　　下面，我们粗线条地介绍一下西藏的变化与发展情况。
　　休养生息
　　西藏是中国版图上一个独特的地理单元。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仅有耕地300多万亩，不足2500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土地面积的五百分之一。大概是除沙漠之外耕地占地球面积比例最少的地区。这为数不多的耕地，加上12亿亩辽阔的草原，9000多万亩森林，种类繁多而独特的动植物品种资源，使高原农业的优势与劣势一样明显。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西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牧者有其畜，大大调动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西藏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和扶持措施，使高原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发展农牧业在西藏的经济生活中始终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民主改革初期，中央和西藏地方人民政府即制定了符合当地实际的一系列发展农牧业的方针和政策，并从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使农牧业生产水平明显提高。到1966年，粮食总产量就由1959年的1.8亿公斤增加到3.15忆公斤，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三；牲畜从1959年的955.6万头（只）发展到1817.5万头（只），增长百分之九十点二，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
　　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从1980年开始，政府对农牧民实行免征免购政策，不收任何农牧业税。1984年，除对农牧业继续提供免息贷款外，对1980年以前用于兴修水利、购买农牧业机构等项集体贷款免于归还。农牧区实行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发展家庭副业，恢复集市贸易，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草场基本建设。政府对农牧业持续地投入和休养生息政策，使西藏农业蓄势待发，为整个社会经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藏解放前没有农业机械和化肥，现在拖拉机已大量成为农户自买的农具。动力机械的轰鸣打破了甚至最边远、最偏僻乡村的宁静，科学种田、科学养畜受到普遍重视和欢迎。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使生产得到全面的发展。
　　现实与展望
　　其珠玛是西藏波密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在旧西藏，他与父母为头人，领主当牛马，干差役，换来的却是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他说：贫困的日子像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的祖辈和我的少年时代。
　　如今，其珠玛一家年产酥油450多公斤，粮食产量达到3.5万公斤，家庭收入稳定在2万元以上。为改善生活他盖起了新房，又添置了电视、收录机、卡垫、藏柜等。全家以富裕而乡里闻名。他说，民主改革和自治区的建①廖东凡、边多汇译：《堆龙德庆县东嘎农民次珠访谈录》，《中国西藏》，1992年春季号立使我摆脱了奴隶制度压榨，成为生活的主人，那些痛苦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1984年西藏实行土地承包到户后，我一家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农田里，精心耕种，土地以丰硕的果实回报，我家过上了富裕的日子。
　　像其珠玛这样劳动致富的农民，在新西藏已是普遍现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西藏已经告别了昔日落后的、甚至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牧业，走上了以水利为基础，靠现代科技求发展的道路。
　　和平解放前，整个西藏只有山南、日喀则两地有少量自流水渠，而大多数地方农业处于靠天吃饭望天收的状态。
　　如今，西藏农业经过多年经营建设，生产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全区共修建了各类水利工程3万多处，其中，水库、塘坝600C多座，机电提灌站200多个，还有星罗棋布的小水电站。全区有效灌溉面积200多万亩，占全区耕地面积的60％。
　　如今，自治区已有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民技术员3万多人，良种面积占种植面积的近80％，这些都接近内地农村的水平。模式化栽培，规范化栽培，千亩、万亩连片丰产示范技术等高层次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也在“世界屋脊”得到推广。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加上高原特有的地理、地质、光热条件，创造出小麦亩产1600斤，油菜亩产800多斤的高产纪录。
　　为了进一步改善西藏农牧业生产条件，作为国家重点工程，国家在90年代投资10多亿元，综合开发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等“一江两河”流域的农业。整个项目计划修建40项工程，项目完成后，受益耕地约占西藏现有耕地面积的45.6％。到2000年，“一江两河”流域5万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将成为西藏商品粮、蔬菜副食、轻纺手工业的科技推广应用的基地。自治区一江两河开发建设委员会主任加保说：“这个工程将为西藏经济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家大力扶持西藏农业牧业的发展，多年来大量资金、物资、技术的投入，使西藏农业保持了健康发展的势头。1996年，西藏农业总产值达到38.53亿元，比1965年增长2.1倍，粮食产量达到77.7万吨，比1965年增长1.7倍。尽管西藏人口1996年比1952年增加一倍多，但人均粮食占有量仍稳步增长，1965为214公斤，1996年则达到371.9公斤。肉类和奶类产量也实现了大幅度的同步增长。根据西藏自治区农业发展规划，到2000年，全区农业总产值将年均增长5％；粮食总产量达到100万吨，实际人均占有粮食超过400公斤。
　　高原农业正在迎头追赶世界发展潮流。这种趋势一方面是农畜产品数量的增长，一方面则是注重高原特殊资源优势的充分利用与发挥。高收入、高附加值、高原特色明显的种植、养植正在启动。如南美黎，一种高产高营养含量的作物在西藏试种成功，表现不凡；西藏油菜富含芥酸，作为食品油不是太佳，但其30％的芥酸含量却使工业化学家注目；高原牦牛、藏系绵羊系列产品，也因其绿色食品的价值而让回归自然的人们倍加倾羡。西藏猪有世界上最长的猪鬃纪录，是不可多得的基因保护资源，西藏森林特有的树种，高生长量，高蓄积量也令世人称奇，这些优势的利用与发挥将使高原农业前景不可限量。有把握的是，本世纪末西藏农村将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并使140万以上农牧区人口达到小康生活水平，农牧民的衣、食、住、行条件和生活质量将明显改善。
　　工业步入快车道
　　在历史的空白上，今天的西藏工业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广阔的高原上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工业的雏型。自治区现有电力、矿山、化工、机械、纺织、医药等10多个行业，一座座现代化的工矿企业在世界屋脊崛起，不但谱写着高原工业新的历史，更造就了许多西藏乃至中国工业之最。
　　在藏南曲松县境内的罗布萨，崛起了一座中国最大的铬铁矿生产基地。罗布萨在藏语中意为“宝贝之地”，这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高品位的铬铁矿资源。该矿山于1986年开发，总投资8560万元，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量初期露采5万吨，二期工程地下开采总规模10至12万吨。已经探明的储量，可以保证这座矿山开采几十年。
　　距拉萨90公里，在昔日只见牛羊的羊八井草原上，一个中国最大的地热试验基地已初步建成，并无心插柳地成为众多旅游者必欲一看的亮丽的风景线。几年来，这座国家投资2亿多元建设的现代化的地热之城，在成功地开创利用低温、浅层地热工业性发电的先例后，年发电量多年占到拉萨电网的50％。1996年又成功打出了深层高温高压热源，预示着这座地热城更大的发展前景。然而，由于更大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的建成，羊八井地热电站仍“无可奈何”地要让出拉萨电网的龙头老大位置。
　　过去，能源短缺曾是西藏发展的瓶颈。但发展正在改变历史。
　　为了长远发展，西藏一贯注重能源建设，西藏早就铺通了石油输油管道，从青海源源不断地向拉萨输送着“工业的血液”。水电站建设遍及全区绝大多数县，现在，以水电为主，加上地热、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电站，以及推广大阳能做饭、烧水、太阳能房屋取暖等生活设施，形成了西藏浊具特色的能源工业体系。
　　继装机3万千瓦的查龙电站，装机11.25万千瓦的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西藏山南地区的沃卡零级电站，日喀则地区的满拉电站等几个大电站正在加紧施工，建成投产后，西藏，尤其是人口最集中的腹心地区，能源短缺将成为历史。
　　令人激动的不仅在此，西藏无人区，在地图上那曲、狮泉河以西以北与新疆、青海接壤的大片荒漠地区，地下竟可能是石油资源宝库。地质学家已经指出这里是极其有利的石油成矿地区，并预测其储量在50亿至200亿吨之间。今天，钻探工人已在这里实地钻探并发现了巨厚的沉积物，也许，发现大油田只是迟早的事。
　　硼砂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西藏大大小小的干涸湖盆中现成地堆放着这些资源，揭开上面盖土不到一米即是矿藏，这方面的采掘可说还是刚刚开始。1994年8月，西藏还与内地合资建成西藏最大的现代化硼砂化工生产企业。这家以生产加工硼砂为主的企业广泛采用内地及国外先进技术，有望成为中国最大的硼砂化工基地。
　　年产15万吨的拉萨水泥厂，改变了西藏不产水泥的历史；由于市场的发展西藏又陆续建成了近十家水泥生产企业，以满足工业、城镇、道路建设及群众日益高涨的建房热的需求。中德联营的拉萨皮革厂依托丰富的牦牛、藏绵羊皮张资源，其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成为西藏最早的“三资”企业之一。
　　西藏是中国自然资源富集的地区。这里的森林蓄积量居中国首位，达20.84亿立方米；世界上已知的矿产160多种，在西藏已发现其中的94种，矿点1700多处。比如铬铁矿这种世界储量不丰的矿产，主要蕴藏于超基性岩层中。西藏有两条几千公里长的超基性岩带，罗布萨矿不过是其上的一个点，仅此就可预测铬铁矿藏在西藏的远景了。由于西藏地质普查程度极低，完全有理由认为这里的矿藏将大大高出人们的预料。
　　现在，西藏的地矿资源优势正在转化为经济优势，地质矿产业已成为西藏自治区工业的重要支柱之一。矿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86年的6.8％提高到30％。目前全区新建矿山120个。此外还有200多家个体矿。西藏的矿泉水类型齐全，彻底的纯净、无污染，更可贵是点多、水量大，值得大规模开采。仅西藏岗巴县曲登尼玛一处矿泉水，日涌水量即高达827吨，现开采量不足五十分之一。按照自治区规划，仅矿泉水就将产生一个10亿元以上的行业，昌都的玉龙铜矿，已控制储量高达铜金属700万吨以上；拉萨附近的甲玛多金属矿，也是数百万吨的控制规模。这些矿产已在规划开采。随着进藏铁路的规划建设，公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地质勘探工作的深入，西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打开阿里金窟的美好愿望将在西藏发展中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传统手工业的保护与发展
　　在现代工业发展的大潮中，历史久远的手工艺在西藏不仅没有湮没、失传，相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大规模的极富民族色彩和独特风格的民族工业。西藏现有地毯、金银首饰、土陶制品及旅游纪念品等10多个行业的90多个重点民族工业企业，从业人员6000多名，产品花色品种达1700多个。
　　西藏民族工业的产品不但满足国内顾客的需要，还受到海外客商的青睐。西藏地毯行业用直立性极好的藏系绵羊毛生产极富民族特色和浓郁民族风格的地毯，其中大部分出口国外，目前西藏地毯已远销美国、日本、德国、香港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国家对西藏民族工业的保护政策是西藏民族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除了采取措施保护民族工业外，国家还每年拨出人员培训专项资金，累计为西藏培养了3000多名民族手工业技术管理人员。西藏那曲地区综合加工厂的扎西维色是西藏远近闻名的民族手工艺的制，因其技艺高超而被人称为“藏北奇人”。然而在旧西藏，他的经历却充满了辛酸。
　　70岁的扎西维色回忆说，他从小就当父亲的助手，帮助入锻打首饰及钢铁器物，除此之外要行乞，方能度日。随着技艺不断提高，找他打制铁器、金银器的人源源不断。但是，在旧日的西藏，铁匠被三大领主称为黑骨头，和屠夫、猎户一样是下贱人，受百般歧视。
　　如今，在自治区保护民族工艺的政策下，扎西维色成为受人尊重的手工艺大师，他的技艺得以发扬光大。
　　舒适稳定的生活、优厚的待遇使得扎西维色能够潜心研究西藏璀璨的民族工艺技术，并在总结自己多年心得的基础上撰写了数十万字的专著《论藏族铁器工艺》，使藏族传统的铁器工艺技术（包括金银首饰制造工艺）用文字记载下来，在藏族文化史及民族工艺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他还被聘请担任那曲手工技术学校老师，培养下一代传统金银铁器工艺制作接班人。已是那曲地区政协委员的扎西维色说，在旧西藏，这样的荣誉是绝不会落到一个铁匠的身上的，也不会有《论藏族铁器工艺》的诞生。
　　藏医藏药有着悠久的历史，其独特的疗效为世人所瞩目。藏医药的神奇疗效，在相当程度上来源于藏区对高原药物的认识了解，来源于这些生长保存于世界上最高海拔地区的药物的独一无二。比如，一些在5000米，600D米甚至更高海拔地区仍有强大生命力的动植物，其生命活力基因令科学家神往，是一个巨大的健康药物宝库。为开发利用这些资源，拉萨建成了高度现代化的藏药厂，其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在中国名列前茅。随着现代人类对健康保健的关心，西藏药材资源的开发利用无疑会成为西藏经济强有力的新增长点。
　　在中央政府长期坚持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的扶持下，西藏现代工业已初步形成以电力、采矿、建材、农畜天然产品加工和民族手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1996年，全区工业总产值达到10.36亿元，比1965年增长14.7倍，年均增长9.1％。在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超前发展的有力支持下，西藏的资源转化战略将得以充分实施。矿产业、林产业、农畜、天然产品加工及藏医药及民族手工业、建筑建材业、旅游业这些支柱产业将把西藏经济带人一个快速腾飞的轨道。
　　天堑变通途
　　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是制约西藏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西藏的现代交通是从空白开始的，早在五十年代初，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一边进军、一边筑路，投入军工、民工11万多人，终于在1954年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川藏、青藏公路。从此结束了西藏无公路的历史，为西藏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中央政府持续投人巨额资金，以川藏、青藏两条公路为主线，向全区辐射，又陆续建成中尼公路和新藏、滇藏公路等15条公路干线及315条支线，现全区公路里程达2.24万公里，有98.7％的县和77％的乡通了公路。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青藏、川藏、新藏三条干线为主体的公路运输网。1996年货运总量达198.4万吨，客运量达259.7万人次。从拉萨到北京，当初明朝、清朝官员要走几个月，而现在乘坐民航班机，将这一漫长的行程缩短到四个小时，朝发拉萨，夕至全国各地已不是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对西藏社会的这种巨大变化，连逃亡国外的达赖也无法否认。他在自传中承认，西藏过去没有一条能通汽车的马路。现在他派出的“代表团发现西藏内的交通已经戏剧性地转变了。西藏境内的公路四通八达，几乎连通每个移民区。”但他接着又攻击说：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才有能力利用这些（物质进步）①。言下之意是普通藏族老百姓是享受不到这些进步的。而实际上西藏民用汽车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的22730多辆：一个以自治区、地（市）、县专业车队为主，集体、个体运输为辅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运输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农牧民群众的自营汽车在西藏的城乡大地上随处可见。
　　邮电通讯发展超前①《达赖喇嘛自传》第279页
　　邮电通讯向现代化迈进，大大缩短了西藏与全国、与世界的距离，现全区共有邮电局所120处，邮路达到14676单程公里，农村投递线路达到56725单程公里，全区县以上政权机关所在地全部通邮；拉萨至各地区所在地和98％的县实现了卫星传输和市话程控化，并进入国际国内长途自动交换网；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发展到近3万门；开通运行了73座县级话音VSAT卫星通讯地球站，形成了区内骨干卫星通讯网；拉萨电报、长途电话已进入全国自动转报和长途自动交换网；电报由单一的无线人工通报发展到电传通报。目前，全区邮政通讯网路和公众电报网已基本形成，地、市以上城镇的市内电话网已初具规模，通讯手段不断改进，通讯能力日益增强，邮电通讯条件的改善迅速加快了西藏自治区的开放程度，牧民老阿妈在家乡可与远在内地上学的女儿通话，旅游投资者对通讯的抱怨也大大减少，发展，开放使西藏与祖国各地、与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而便捷。与地球正在变“小”的趋势相应，交通、通讯条件的巨大改善使西藏不再遥远。
　　发展教育志在长远
　　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落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严重阻碍着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没有一所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现代科技几乎是一片空白；民族民间文化自生自灭。专业文化艺术活动范围狭小，只供宗教上层和达官贵人消遣，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着文化却很少享用文化的权利。社会发展的落后自然也制约着文化事业本身的发展，如十三世达赖喇嘛早想刻制《丹珠尔》藏文大藏经拉萨版，直到圆寂时都未能如愿；发现布达拉宫地基下沉、险情丛生，却无计可施，“望宫兴叹”。
　　自1959年以来，西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协调地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注重保障人民的教育、文化权益。
　　目前，西藏自治区已形成了基本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自治区政府重点加强基础教育，优先发展师范教育，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努力扫除青壮年文盲。1993年初，自治区召开第四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2000年实现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完全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的目标，开始在牧区、农区、主要城镇分别普及三年、六年、九年义务教育。1996年，西藏已建立完全小学、村级小学4283所，在校小学生达到284350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3.5％。1996年，西藏有中学89所，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6所，大学4所。西藏大学还招收了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学习藏语文的留学生。西藏全民受教育程度逐年提高，目前，青壮年文直率已下降为54％，比西藏和平解放前减少41个百分点。
　　为加快人才培养步伐，1984年，中央政府决定，由国家拨给专款，用于基建投资和作为路费、伙食费、服装费、医疗费等经常性费用支出，在中国内地16个省市创办西藏初中班，在北京、天津、成都各建一所西藏学校。1985年至1996年，内地各级各类西藏班校招生15828人，到目前为止，中专毕业生3208人，中师生763人，大学毕业生593人，各类毕业生全部返藏工作。
　　四十多年来，全区学校共培养高校毕业生10000多人，中专和中学毕业生13万多人，小学毕业生35万多人，培训各类党政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1.5万多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提高西藏各族人民的文化科学素质，为西藏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照中国对少数民族地区招生的优惠政策，西藏自治区制定并一直实行了更加宽松的“适当降低分数、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夏尔巴人、登人等考生予以照顾。当美国政界正在沸沸扬扬议论要取消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各种照顾，有的州如加利福尼亚已禁止在招生中给少数民族考生以照顾，20多个州正步其后尘时，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一以贯之的招生优惠政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格外引人注目。
　　附注：关于美国《平等权利法》争端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6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发表专题演讲，认为在美国仍然存在的各种歧视和偏见中，最严重的是种族问题。《平等权利法》是60年代美国黑人和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结果，旨在就业和招生方面给少数民族的妇女给予一定的照顾。加州1996年通过“209提案”，全面否定《平等权利法》的一系列措施。加利福利亚大学系统已禁止在招生中对少数民族考生予以照顾，少数民族新生因此大幅度减少。已有20多个州试日仿效加州做法。在国会，目前又有参议员提出了全面否定《平等权利法》的“1997年民权法案”的新提案。法案直截了当地提出禁止政府部门在就业、工程承包等方面对种族、肤色、民族、性别等予以考虑。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表示支持全面推翻《平等权利法》的立法行动。更有甚者，有人断言《平等权利法》正是当前美国种族不平等的主要表现。黑人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认为这是“种族隔离死灰复燃”。
　　立此存照
　　中国政府对发展西藏民族教育的成功努力，极大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当然，也引起了达赖本人的极大不快，他攻击得最多的就是西藏教育的发展，并且毫不脸红地吹嘘旧西藏的教育，是如何保存了藏民族最优秀的“传统和文化”。因此，我们需要简单来回顾一下直到和平解放时旧西藏的教育情况。
　　谭·戈伦夫评论说：“西藏过去只有两所正规学校。一所是为僧人办的（称为最高学府），另一所是为俗人办的。它的唯一目的是培养学生到政府里当官。两所学校都只招生14岁到20岁的男孩。他们来自贵族家庭，或者来自以前的僧官家庭。每所学校每次只招收20至30名男孩，身体有残疾的不收。”
　　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寺院，在那里，有些喇嘛有点文化。有些相当伶俐的孩子，如果他们原意，也有机会得到深造。但大多数只会背诵一些必要的祷文。有钱人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从二十世纪起，他们也把孩子送到印度和锡金接受英国与印度教育，通常就读教会学校。最后一种形式的教育是巡回教师办的特别学校。有时候，领主会雇一位教师教他的孩子们学习，有时甚至让农奴的孩子也参加，学费多少不一。据说，有时让孩子干一些类似扫地的活计，代替学费。
　　①
　　无论怎么说，显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受到正规教育。但是，统治阶级的辩护水平却是你不得不佩服的：“实际上没有必要念书和写字，因为在西藏没有世俗文学这类东西。有这么多僧人的好处之一是，在西藏每个村子里，都有僧人朗诵经书……。俗人所希望的智力发展，是想要懂得佛经，而这扇门对他们总是敞开的。对于方向很明确的人来说，掌握更多的知识是没有意义
　　②的。”这位无意中暴露了西藏上层对待大多数平民的态度。没有受教育，就不可能在政府中任职，也不可能去探索是否还有另外的社会形态，也就不可能打破少数上层人士对知识如此严密的垄断。西藏过去没有广播电台或报纸。虽然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很丰富，却没有书面的世俗文学。
　　在旧西藏，当绝大多数西藏农奴和奴隶挣扎在饥饿线甚至是死亡线上的时候，接受教育、享受教育成果对他们是一种太不切实际的幻想。农奴的孩子往往是以能否赶乌鸦、捡牛粪来计算年龄。老百姓主要靠结绳、数石子、小木棍来记帐算帐。西藏地方政府中没有教育行政机构，寺庙是学习、传播、研究文化的中心，经文是主要教材。穷人即使进了寺院，也只是披上袈裟的奴隶，能够学文习经者很少。90％以上的人是文盲。甚至在旧西藏文化的中心——寺院内，文盲比例也极其高。几个典型例子是，贵族江乐金在达孜的庄园里，581人中有550人不识字，识字的31人。1949年在西藏最大寺庙哲
　　①蚌寺洛色林札仓的数千名僧人中，文盲占80％。在山南隆子宗列麦，达赖母亲庄园所在地，369人中只有25人勉强识字。
　　简单叙述这么几个事实，当达赖大言不惭地攻击我社会进步，自诩要带给西藏人民真正幸福时，我们真希望他能正面解释一下这种状况。
　　城镇建设日新月异
　　城市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表象和缩影，也是代表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西藏的城镇建设有着久远的历史。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城镇久已闻名，琼结、泽当、萨迦、仁布也曾显赫一时。但是，封建农奴制度严重地阻碍西藏城镇建设的发展，直到和平解放前，西藏主要城镇不但规模很小而且几乎没有现代化建筑和现代化设施。以首府拉萨为例，那时城市人口3万多人，城市面积不足3平方公里，既无象样的城市道路、给排水设施，也无路灯、公厕，八廓街附近堆着始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垃圾山，晴天臭气扑鼻，雨天污水横流，凹凸不平的土路，也是晴天一身灰，下雨满身泥，三大领主富丽堂皇的庄园和金壁辉煌的寺院与劳动人民低矮阴暗简陋的民宅，形成鲜明的对照。据调查，在旧拉萨城区23万平方米的各类建筑中，危险破旧房屋面积竟达13万平方米，占房屋总面积的56.52％。“要把拉萨弄干净是件很艰巨的事情。因为这个城市比今天的任何城市都脏。到处是垃圾，随地大小便，据说到处还可以看到动物的尸体。情况非常糟糕。由于臭气熏天，污物遍地，致使十三世达赖‘几乎总在’害病。当贵族骑着马穿过拉萨①《现代西藏的诞生》第14页②诺布·特思布尔：《西藏》第329—330页，同上书15页①据《西藏历史地位辩》661页
　　①市区时总要用洒了香水的手绢捂着鼻子。”荣赫鹏入侵西藏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这样描述当时他们第一次见到的拉萨：“我们发现，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残渣。甚至在望不见金顶的近处看大昭寺时，它也显得很脏，令人产生不舒服之感。除了花盆里的金盏花、蜀葵和柳条笼子里的鸽
　　②子、鸣禽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其它别致景色了。”佛爷住在宫殿里，在下面不远的地方，人们却拥挤地居住在满是尘土的肮脏房子里，十分可怜。③
　　西藏和平解放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西藏的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修建了一大批现代化建筑，出现了若干新兴的城镇，使西藏高原焕发出勃勃生机。不仅住房数量明显增多，而且住房设计、质量也有很大提高，。近十多年来新建的住房，主要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单元套房。在建筑风格上，尤其注重民族特色、城市整体规划及公共设施的逐步配套。住房设施明显改善，普遍利用太阳能采光、采暖，运用新型建筑材料装饰新居，极大地改善了城镇居民的住房环境和居住条件。陆续建成的拉萨饭店、西藏宾馆、西藏剧院、西藏大学教学楼、西藏电视教学楼、拉萨体育馆、西藏群艺馆、布达拉宫广场改造、拉萨环形公路、拉萨西郊长途通讯枢纽楼、拉萨至日喀则和山南光缆、西藏传染病医院、拉萨医院住院部、拉萨新华书店等一大批现代化设施。80年代修建的规模宏大的拉萨上下水工程，为拉萨居民带来现代文明生活的福音。这项工程把供水、排水和道路建设结合起来，共完成上下水管道30多公里，与原有管道并网后，拉萨基本形成了给水冈和地下排水系统，创造了比较清洁、宽敞、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现在，拉萨城市常住人口发展到13.6万人，城市面积达到47.1平方公里，人均绿地居全国前列，风沙逐年减少，流经市内的拉萨河水明净清澈、透明度高，据环境部门监测资料，拉萨是全中国环境质量最好的省会城市之一。除拉萨市外，日喀则市、那曲镇、泽当镇、昌都镇、八一镇、狮泉河镇等地区所在地城市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城镇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住宅建设、园林绿化以及城镇工业、交通、文化、卫生等方面，同样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新闻出版走近大众生活
　　西藏的现代新闻出版和发行事业，是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发展起来的。目前，全区有藏汉文版综合性、专业性的报刊杂志30多种，按人均占有量计算，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广播电视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城镇到农牧区，卫星传输、无线电传输和有线传播相结合，自治区、地（市）、县三缀混合覆盖的广播电视网。全区现有广播电台、发射台、转播台20座，地（市）有线广播站70个，电视台、电视差转台电视转播台137座，地面卫星接收站240座。1990年各类①才旦多嘎：《来自西藏的小孩》，贝尔：《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罗威文·托马斯和小罗威文·托马斯：《高耸云霄：喇嘛的首府》中均有记载，转引自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第14页②（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第188页，西藏人民出版社③（英）埃德蒙·坎德勒：《拉萨真面目》，第190页藏语电视译制节目的制作播出量达330小时左右。新闻、广播、电视这些现代文明的标志，正在日益广泛地走近西藏人民的生活。
　　出版部门实行“以藏文为主，普及通俗读物力主，立足西面，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原则，先后共出版图书1600多种、7000万册，其中藏文图书占50％以上。西藏古籍出版社在整理抢救藏族古代文化遗产、收集出版藏文古典著作方面取得的突出的成绩，引起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极大重视。一支以藏民族为主体的新闻、出版、发行工作队伍迅速成长，成为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各民族间的文化思想交流，促进民族团结，促进西藏民族经济文化繁荣的一支重要力量。
　　卫生体育惠及人民健康
　　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全区现有各类卫生机构1000多个，每千人拥有病床2.3张，医生2.1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藏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的卫生医护技术人员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7％。形成了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卫生医疗队伍和遍布全区城乡的区疗卫生网。传统的藏医藏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获得了新的更大的发展，藏医药机构发展到目前的74所，病床600多张，藏药年生产能力达到10万公斤，部分藏药销往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和远销10多个国家及地区。江苏援藏即将建成的拉萨藏药厂是全中国最先进的制药企业之一，它的建成将使藏药生产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过去的100多年间，西藏有4次天花流行。其中，1925年的一次，在拉萨一地就死亡7000多人。每当传染病流行，地方政府的唯一措施，就是把病人赶进山里，派兵守住山口，等待病人困死、饿死，甚至用焚烧、活埋等手段滥杀病人。和平解放后，原来肆虐于高原的天花，从60年代开始，再没有在西藏出现。卫生事业的发展，使过去严重危害西藏人民生命、健康的地方病和恶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西藏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人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6岁，提高到现在的65岁。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建起了具有现代化设施的体育馆及室内训练房、足球、射击、网球、赛马、射箭、灯光球场等体育设施。专业竞技体育的开展和群众性体育活动的普及提高了运动技术水平，民族传统体育进一步得到发展，并不断取得一些好的成绩，增强了人民的体质。
　　封闭不再属于西藏
　　现在西藏自治区的对外开放已达到很高的程度。目前，全区已拥有旅游涉外宾馆酒店38家，其中星级宾馆酒店10家，客房2577间，床位5785张。仅最近五年，全区就接待国际游客11.45万人次，国内游客也呈迅猛上升之势。现在西藏旅游企业已发展到80多家，其中旅行社40余家。同时还在国外和国内各地设立了旅游办事处，并且形成了藏族员工占60％以上的西藏旅游队伍。为了满足国际游客的需要，西藏现已对外开放10个县市、44座山峰、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3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家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0多处旅行游览点。目前，西藏对外开放的旅游线路已覆盖全区的主要名胜景点。随着中外游客的不断增多，西藏这片长期被认为充满神奇、奥秘的土地，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了解、所喜爱。同时，西藏也在交往中认识世界，增长见识，丰富自己。西藏正以它丰富的旅游资源，如大漠雪山、峡谷激流等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安乐祥和的田原牧歌式风光吸引着广泛的国内外旅游者前来观光游览；新兴的旅游业正逐渐成为西藏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初步富足的生活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大多数农牧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明显改善。1996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5030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975元，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由1991年的5.1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26.8亿元，人均储蓄由230元增加到1117元。据西藏自治区统计局抽样调查，199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537元，农牧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897元。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呈双向提高，西藏人民的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食品消费日趋营养化。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粮食消费占食品消费9.5％，副食消费占45％；农牧民的人均粮食消费占45.3％，副食消费占36％。到1995年，城市居民人均粮食消费占15.2％，副食消费占46％；农牧民的人均粮食消费占28.3％，副食消费占30.9％。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变化尤为显著。1995年与1990年相比，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蔬菜增长11.8％，食用油增长27.8％，蛋类增长1.1倍，粮食增长1.3倍，糖果糕点增长3.2倍。城市居民衣着消费日趋成衣化、个性化和时装化。1995年人均用于衣着消费的支出达到774元，比i990年增长2.7倍，耐用消费品趋向中、高档化。1995年，平均每百户城市居民家庭拥有自行车222辆。彩色电视机98台，收录机78台，洗衣机78台，电冰箱50台，照像机46架，摩托车9辆，西藏人民对教育和文化精神生活的投资逐步加大。1995年人均用于文教性消费支出达到156元。比1990年增加143元，其中单纯的娱乐性消费人均16元，城乡居民的居住条件不断改善。1990年到1995年，农村和城市平均每人住房面积由18.平方米、9411平方米左右增加到20.00平方米、14.02平方米。据典型调查，在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中部流域地区，一般家庭均有余粮，有的农户余粮够吃1—3年，个别农户能吃7—8年；盖新房的群众比比皆是，有的乡90％的人都盖起了新房。城市居民住房由平房逐步向楼房过渡，住房质量有很大提高，生活设施更加完备，功能更加齐全；农村住房也开始由土木结构向砖木结构转变，在保持传统民族建筑风格的基础上，部分地方正向着实用化、多样化、美观化方向发展。
　　静悄悄的变化
　　西藏的变化是巨大的，又是不知不觉悄悄发生的。收到信件的减少，使人们意识到电话已相当程度上取代了传统信件的功能。西藏七个地（市）中已有四个（拉萨至林芝正在加紧施工）互相之间铺通了黑色路面，旅途时间大大缩短，带给过去路途中的食宿行业以“失业”的现实威胁。现在，拉萨至青海大客车只需28小时，给一些富于好奇心的旅游者以强烈诱惑，也就免不了拉走了航空公司的客源。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汹涌而来，于是高原走来了四面八方的人，高原城镇有了眼花缭乱的夜生活，于是，闲适的人们也开始感叹时间不够用而行色匆匆。边贸的开放和发展使拉萨市场上充满了印度、尼泊尔等异国情调的商品，一问价格，多数不比原产地更贵，这些使高原人的生活更丰富多彩。
　　以上我们说了农业、工业、交通电信、教育、卫生、新闻、城镇建设等诸多方面的现实与发展前景，限于篇幅，这些介绍只是浮光掠影。我们最后想说的是，没有改革开放，这一切均是不可能的，有这么两个小故事，一个是西藏墨脱县，这是一个曾经通过车，因为塌方、雪崩，又是中国长期不通公路的唯一的县。笔者身在西藏，几次三番想去墨脱，终因条件所限未能如愿。前不久几个美国人取得有关方面同意，竟结伴而行，步行去了这个地方。另一个是在山南地区洛扎县，这是一个边境县，笔者今年去那里，依规定办了边境专门证件前往，谁知到了那里一个风光绝佳的卡久寺，竟早有一个国外来的憎人在那里修行打坐，自然也是经允许才去。我们一行人十分感叹，如此偏僻，少人烟的地区居然有国外来人进进出出，足见西藏的对外开放已到了何等程度。自然，这是令人高兴的变化。
　　新中国的成功努力
　　在最近5年中，全世界最贫困人口从10亿增加到13亿，目前还在以每年2500万人的速度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有1000万人以上的人口死于饥饿或营养不良。相比之下，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1996年的5800万，中国贫困人口占世界贫困人口的比例由70年代末的1/4减少到目前的不足1/20。目前正致力于在本世纪末消除全国贫困人口。
　　西藏自治区高度重视解决西藏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加大了扶贫开发的力度。在1994年，西藏还有18个贫困县，48万贫困人口，仅仅过了两年，全区贫困人口就从48万人下降到33万人。每年脱贫7.5万人。西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世界银行评价说：“中国政府为帮助最落后的农村地区摆脱贫困作了极大的努力，这种努力比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努力要成功得多。”
　　40多年来，由于中央和全国的大力支援和扶持，加之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和自力更生，西藏已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经济建设局面和良好的经济秩序。西藏的社会、经济、文化等事业日新月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如今，西藏各族人民正为实现西藏2000年的发展目标，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而不懈努力。人心思定，人心思富，人心不可违，这些，是达赖集团分裂图谋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二、中南海注目西藏
　　巨额财政支持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央政府为了缩短西藏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距，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西藏很大的支援，使西藏的各项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46年来，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方针政策，给予西藏财政补贴、定额补助、各项建设投资和各种专项补助款，累计达400多亿人民币。
　　和平解放初的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根据西藏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的方针。从1952年到1979年，中央政府给西藏财政补贴、定额补助、专项补助、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60.49亿人民币。在中央和全国的关怀和支援下，西藏第一次有了现代工业和交通设施：
　　1953年，西藏第一座工厂拉萨地毯厂建成；
　　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通车；
　　1955年夺底电站开始发电；
　　1956年西藏到北京的航空线通航；
　　1957年新藏公路通车。
　　随之上门煤矿、班戈湖硼砂矿、更樟林场、纳金电厂、拉萨水泥厂、林芝毛纺厂、青海至拉萨输油管道等相继建成。一大批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高原大地上崛起，到1979年，全区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已达190多个。
　　明确大政方针
　　随着“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结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繁荣、富裕、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中国社会最强劲的时代主旋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开始了连续十八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沿海地区得风气之先，发展速度尤为惊人。在沿海地区领先一步发展的同时，中南海高度关注中国西部，特别是西藏地区的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为了加快西藏经济的发展，从1980年到1994年，中央政府三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研究加快发展的思路，在西藏实施一系列优惠的经济政策和灵活措施。包括1980年开始对农牧民免征农牧业税，生产销售民族必需品的集体、个人工商企业免征工商税。农牧民个人和集体上市出售、交换农牧副和手工业产品，一律不收税。在对外开放方面，实行比地区更为优惠的政策，外贸出口享受全部外汇留成。在财政税收、价格补贴，投资融资等方面对西藏实行特殊的照顾。
　　1994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今后加快发展的总体目标，确定今后一个时期西藏经济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一速度将高于全国同期经济的增长速度。到2000年西藏将进一步缩小与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基本实现粮食自给，基本完成脱贫任务，大多数群众达到小康水平。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整体水平有较大幅度提高。能源、交通、通讯、文化、卫生事业优先发展，电力装机容量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实现县县电话程控化，80％的县进入全国长途电话交换网。实现县县有中学，乡乡有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80％左右。医疗卫生条件明显改善，广播覆盖率有较大提高。为下世纪的更大发展奠定基础，创造条件。自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经济已连续4年保持了超过10％的高速发展。
　　三、十年实施三大工程
　　四十三项工程的丰碑
　　1984年，世界屋脊上曾经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建设高潮，在中央以及全国9省市的关心、支持下，西藏建设起一大批现代化设施。
　　由于这次建设高潮具体包括了43个施工项目，并且这些项目已经发挥出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出色效益，因此，“四十三项工程”的称谓留在了高原人民的话语中，也写在了新西藏八十年代闪光的史册上。
　　10年过去了，四十三项工程仍然像矗立在西藏各族人民心目中的43座丰碑，不断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和效益。
　　1984年3月，中央政府召开了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在制定了一系列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同时，决定要在西藏集中兴建一批现代化工程。以尽快改变西藏的落后面貌。
　　“四十三项工程”包括了能源交通、商业旅游、文教体育、医疗卫生和市政公用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总投资达4.8亿元，总建筑面积23.6万平方米。主要项目如下：
　　1、能源：扩建羊八井地热电站、改造拉萨火电厂，新建曲水色普电站、日喀则太阳能试验电站、那曲风能试验站等：
　　2、交通：修建拉萨机场宾馆，拉萨汽车客运站和青藏公路配套工程；
　　3、旅游设施：拉萨饭店、西藏宾馆、昌都、日喀则、那曲、阿里、江孜饭店。
　　4、工业：林芝毛纺厂改建、昌都木材加工厂、拉萨花岗岩加工厂、拉萨伺料加工厂等新建工程。
　　5、文化教育：拉萨剧场、西藏大学扩建、拉萨电视教学大楼、西藏体育馆以及各地群众艺术馆，医院等项目。
　　四十三项工程于1984年启动，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同步完成，被誉为“西藏速度”。拉萨饭店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1132个床位，江苏南通市建筑队施工不到一年，就高质量地交付使用，而当时在内地同等条件一般也需要两年以上；自治区多功能体育馆，是由浙江省援建的，按国家定额，完成需要近三年时间，而建设者仅用283天，缩短工时约2/3。当时，这样的速度不仅强烈地冲击了高原人，也震动了全国同行。
　　四十三项工程被称之为“交钥匙工程”，即从工程的设计、施工到室内的一切设备用具及管理人员的培训等，全由承建单位包干，竣工后援建部门交出钥匙，即可投入使用，产生效益。从1985年9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前后把钥匙交给有关部门起，这些工程就融入了高原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之中。城镇建设改造使高原人充分享受生活的便利，交通的改善使距离不再遥远，工业设施的建设展示着西藏农业社会加快发展的后劲，四十三项工程的深远影响触及方方面面。
　　文化教育设施
　　随着改革开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拉萨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开始发生巨变，可是当时全城除了几家电影院外，尚没有更多的去处。这时，功能齐全的自治区群艺馆建成了。每年这里有全自治区的群众文艺调演、文艺比赛，还组织各界文艺人才到内地参加各类活动。
　　在文化教育体育等方面，还有当时设备水平在全国领先的电教馆，使民族教育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多功能体育馆是高原古城的又一项现代设施，尽管拉萨的体育赛事并不多，但作为一座集比赛、会议、文艺演出和电影为一体的大型体育馆，在拉萨人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藏头号学府西藏大学也是四十三项工程之一，如今这所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7个系和一个培训部，教职工700余人、以藏族学生为主，在校生达1400名的高原育人基地。徜徉在西藏大学宽阔幽静的林荫道下，回首新旧变迁，人们不由发出由衷的感慨。
　　能源、卫生、旅游
　　能源问题困扰了西藏几十年。在拉萨，由于仅有几座规模不算大的水电站和一座火电站，加之建设事业发展快，拉萨缺电一直比较严重，因此在四十三项工程中特别注重了能源建设，包括羊八井地热电站的扩建、羊八井至拉萨输变电工程、拉萨火电厂改造工程及在各地区的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等7个项目。这批项目的建成，对改变拉萨城的缺电状况起了较大的作用。目前，西藏已建起世界最大的地热浅层中温发电厂，地热发电总装机容量达2.5万千瓦，多年占拉萨总电网的46％，枯水季节则达到52％。1996年，这座热田经勘探发现了深层高温热源，预示着装机容量有成倍增加的可能。
　　西藏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是四十三项工程中直接为各族人民健康造福的项目。在医院项目建设中，安排了3层门诊楼、两栋5层的住院楼、1层急诊部及药库、制剂室等附属设施的一整套建筑，总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
　　四十三项工程对西藏最具历史往影响的，要数旅游方面。以拉萨饭店为首的9座饭店、宾馆，分布在西藏6个地区，总建筑面积为9.95万平方米，3050张床位，架起了世界屋脊旅游基地网络，从此，无论是在日光城拉萨，还是到后藏日喀则、藏北草原那曲、西部高原阿里、藏民族的发祥地山南、东部横断山区昌都，都有不同档次的饭店宾馆可住，大大促进了西藏旅游业的发展。西藏的旅游业，是多年来西藏发展最快的产业，不仅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数十万外国旅客的亲身所见所闻，都有力地揭穿了达赖集团做布的种种谎言，使达赖这位所谓的宗教精神领袖随时坐在撒谎大师的被告席上。
　　10多年的光阴弹指过去了，今日西藏的巨大变化包含着四十三项工程的历史性功绩，从四十三项工程的受益中，人们更多悟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悟出了民族地区的中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硬道理。
　　一江两河工程绘制希望的原野
　　总投资达10多亿元人民币的西藏“一江两河”工程，是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中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雅鲁藏布江、年楚河、拉萨河（简称“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是西藏的腹心地区和主要粮产区。该地区包括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市的18个县，面积为六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8万人。是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八五”期间国家将重点投资开发200多个项目，逐步把一江两河区域建设成西藏的商品粮、畜产品、轻工和食品加工，以及科学技术示范推广基地。
　　一江两河中部流域地区综合开发计划，是1988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充分利用该地区良好的地理气候条件，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交通便利、人口集中等诸多优势，而制定的以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来带动西藏全区经济腾飞的农牧业综合开发计划。国务院同意并将它列为国家“八五”计划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的重点建设项国。打算用十年左右时间，投资10多亿元，通过在一江两河地区兴修水利，建设电站，改造中低产田，改造草场和植树造林等，使当地农业生产有一个稳固、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生态屏障，实现到2000年新增生产能力：粮食增产一亿五千万公斤，肉类增产二千四百万公斤等目标。逐步成为西藏的商品粮基地、畜产蔬菜副食品基地，轻纺手工业基地和科技示范基地。
　　1991年，一江两河工程正式拉开帷幕，目前已进人全面开发和收获阶段。有80万群众参与的这一跨世纪工程，将使一江两河流域在西藏率先告别绵延千年的农牧业自然生产形态。综合的大农业开发，不仅使当代人民受益，还将造福于西藏人民的子孙后代。
　　从自治区首府拉萨到山南，是著名的旅游线。由于一江两河的开发，使这片号称“西藏粮仓”的美丽土地更具魅力。这块藏民族的发祥地，有西藏高原第一座宫堡建筑雍布拉康，第一座佛教寺庙桑那寺，古老而神秘的藏王陵……雅鲁藏布江孕育了西藏文明，同时，她也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哺育着雪域高原的各族人民。
　　一江两河开发，对西藏农村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水渠在绿色的田地间蔓延，电线从一个村庄牵到又一个村庄。几年前，从贡嘎到乃东，沿途是一片片沙滩，风掠过，黄沙遮天蔽日。现在沿江几十里的江岸上出现了连片的绿州。
　　现在，一江两河地区几座大中型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建设中。建成后，农田、草地和林地的灌溉面积将增加三分之一以上。
　　现在，一江两河地区的造林工程已初步形成规模，最终人工造林面积要达到近百万亩，能源建设项目完成后，城镇居民供电面达到100％，农村达到60％左右。
　　目前，一江两河流域，承担项目建设任务的农牧民热情高、干劲大，处处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场面。日喀则南木林县的艾玛岗农业开发区，这里濒临雅鲁藏布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过去由于缺水，只能长期荒芜，现在开发后，放眼望去，水渠纵横，田地里青稞、麦子、土豆、油菜长势喜人。人工林枝叶茂密，人工种植的草地一直延伸到江边。艾玛岗农业开发区除了改造低产田，增加造林和人工种草面积外，还将建立肉食基地，用先进科学技术，大大提高畜牧业的出栏率、育肥周期和商品率。
　　在以往干旱出名的白朗县，建成一江两河项目的杜琼提灌站后，今年春播时，群众在欢畅流淌的水渠边又歌又舞。过去因水质不好，地方病流行的谢通门县，现在喝上了卫生的清水，永远告别了水质带来疾病的年代。
　　现在，一江两河开发项目已初见成效。一江两河流域的农民家庭，80％都盖上了新房，农民私人拥有汽车、拖拉机已不是少数，乡镇企业在一江西河流域如雨后春笋。当绒河电站发电，电灯在谢通门县的村子里点亮，村民们说：“这是共产党给了我们第二次光明。第一次是1959年民主改革，农奴翻身做主人，这一次，我们不再用酥油灯照明，孩子们可以在电灯下看书学习、听广播、看电视，下一步再动脑筋搞好农副产品加工和工业，我们的日子就更好了。”
　　六十二项工程遍布雪域大地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持续发展。但西藏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由于分裂势力的干扰破坏，严重打乱了社会发展步伐，致使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为了使西藏尽快摆脱贫困，加快建设步伐，缩小与全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在完成和安排“八五”、“九五”计划的同时，中央和全国再次重点帮助西藏建设一批工程项目。3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家计委、经贸部、财政部、卫生部、内贸部、国家教委、广电部、地矿部等28个部委100多人进藏，对西藏61个项目进行实地考查调研，进行可行性论证和分析。各部委向国务院递交的调研报告中认为，西藏初步提出的61项工程中，有57项条件成熟，同意安排，另外根据西藏的实际，考察组提议增加5个项目，这就是62个项目的由来。5月中旬国务院即审定了西藏初拟的项目报告和各部委的调研报告，对62项工程的提出给予肯定和同意，同时迅速落实了援建资金。7月20日，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由国家和全国各省市援建的62个项目正式出台。
　　工程项目一览
　　六十二项工程的具体项目是：
　　（1）十个县的农技推广体系建设；
　　（2）昌都地区左贡县玉曲河谷农业综合开发；
　　（3）日喀则地区仁布县解放水渠；
　　（4）日喀则满拉水利枢纽工程；（5）优质油菜生产和加工；
　　（6）山南地区乃东县油粮加工厂；
　　（7）拉萨粮油加工厂；
　　（8）藏西北绒山羊基地；
　　（9）林芝东久林场开发
　　（10）西藏边茶厂；
　　（11）昌都地区丁青县水电站；
　　（12）那曲地区巴青县水电站；
　　（13）山南地区措美县水电站；
　　（14）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水电站；
　　（15）那曲地区聂荣县水电站；
　　（16）林芝地区米林县南伊水电站；
　　（17）山南地区沃卡河一级水电站；
　　（18）阿里地区朗久地热电站；
　　（19）拉萨西郊输变电工程；
　　（20）昌都电网改造；
　　（21）申扎金矿矿山及配套设施建设；
　　（22）香嘎山铬铁矿山建设；
　　（23）扎仓茶卡矿山及配套设施建设；
　　（24）昌都水泥厂搬迁（注：此项工程是为了保护卡若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而搬迁重建）；
　　（25）昌都地区马查拉煤矿；
　　（26）西藏自治区藏药厂扩建；
　　（27）拉萨至贡嘎公路改建；
　　（28）格尔木炼油厂至101油库输油管道；
　　（29）拉萨新华书店；
　　（30）中尼公路中坝至拉孜段改造；
　　（31）贡嘎机场储油设施建设；
　　（32）拉萨西郊长途电话枢纽楼；
　　（33）拉萨至日喀则光缆工程；
　　（34）12个地面VSAT站；
　　（35）布达拉广场；
　　（36）拉萨市环行路；
　　（37）泽当镇道路改造；
　　（38）日喀则市上下水工程；
　　（39）狮泉河镇上下水工程；
　　（40）自治区党校暨行政学院综合楼；
　　（41）37个边境和贫困县县机关建设；
　　（42）边境口岸建设；
　　（43）西藏博物馆；
　　（44）乡级太阳能广播电视接收站；
　　（45）林芝宾馆；
　　（46）日喀则第二中学；
　　（47）山南地区乃东县中学；
　　（48）那曲地区嘉黎县中学；
　　（49）昌都地区贡觉县中学；
　　（50）林芝地区朗县中学；
　　（51）生育健康培训中心；
　　（52）自治区传染病医院；
　　（53）拉萨市医院住院部；
　　（54）自治区党委政府办公楼；
　　（55）北京西藏大厦；
　　（56）日喀则塘河电厂改造；
　　（57）山南沃卡河三级电站改造；
　　（58）林芝八一电厂改造；
　　（59）拉萨水泥厂回转窑改造；
　　（60）昌都粮油加工厂改造；
　　（61）林芝地区林芝县粮油加工厂改造；
　　（62）西藏农牧产品加工出口基地。
　　当时初步测算，全部项目总投资需23.8亿元，其中，农业及水利项目13个，占总资的24.8％；能源项目15个，占总投资的27.3％；交通通讯项目7个，占总投资的9.2％；工业项目6个，占总投资的7.3％；社会事业和市政工程项目21个，占总投资的31.4％。由于在建设过程中修改计划，追加投入，实际投入资金已达36.7亿元。
　　达赖没想到
　　62项工程已有60项竣工交付使用，余下2项正在抓紧建设之中。62项工程全部建成后，主要农区的农牧业生产条件将得到大的改善；新增水力发电机装机容量3万千瓦，年增加发电量1.66亿千瓦小时；新增电话交换能力3万门，长途电话可以成倍增长；工业生产能力将有新的提高，其中面粉加工能力增加3500万公斤，油菜籽加工能力增加300万公斤；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1.6万吨，病床400张，中学招生能力4900人；广播电视覆盖率由目前的46％和35.5％，分别提高到50％和40％，基本实现乡乡有广播电视接收站。37个边境乡、贫困县办公条件得到改善。拉萨及各地区所在地市政建设有很大改观。预测表明，从现在到2000年，西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平均每年增长30％左右。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不仅高于西藏1981年至1993年平均增长6％的速度，也高于全国计划安排平均每年增长8—9％的速度。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62项工程开工建设的消息，传到了达兰萨拉，达赖一伙对此极为尴尬，一时方寸大乱，以至在记者提出问题时，这位“无所不知的神王”喃喃自语：“根本没想到，根本没想到。”
　　事实胜于雄辩
　　中央政府加快西藏发展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方针是真心实意的，是说到做到的。对这些利国利民的好事，达赖集团在震惊之余，还是祭起了攻击、诬蔑、诽谤的“传家宝”。他们竟说什么“一江两河”农牧业综合开发工程是为了移民，学校是孩子的集中营，甚至危言耸听地说，62项工程是对邻国的军事威胁。我们前面有意把62项工程详细开列了下来，任何一个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读者，都显然可以看出，这些纯粹改善西藏人民经济生活条件的项目，与国防军事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从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西藏一次次的建设浪潮都是与国家的支援分不开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他的《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的谈话中强调，“关键是看怎么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富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中走进前列”，以此作为对待西藏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邓小平还说，“中央政府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它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引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正是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西藏社会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通常需要儿百年才能完成的现代发展飞跃。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了和平祥和和现代文明的恩惠。
　　四、并非题外话——欣赏贫穷
　　西藏正在取得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发展进步，但无可讳言，西藏的一切从未遭到过今天这样的歪曲、诽谤，被西方一些人用来大做文章。
　　国际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达赖集团妄图复辟被推翻的旧制度，这些都是原因，但事情不尽于此。
　　我们不能不指出一些西方人，特别是在那些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国家里的某些西方人那种自私的、阴暗的心理。
　　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建设现代化，虽然困难，但毕竟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到达，可以实现的目标。
　　但要复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现代社会的人要想再次体验、再次目睛人类社会发展中曾经走过的道路，却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机会是越来越少。
　　于是，他们希望保留一些原始蒙昧地区，保留一些能反映人类社会发展和进化的博物馆。这样，异国异域异时代的情调会给他们倦于现代文明的干涸的心以新的灵感，新的刺激。
　　长期封闭落后的西藏，天然具备了这些条件，可以尽情满足西方某些人的猎奇心理，同时，也便于他们充分享受优越感。
　　笔者去过尼泊尔，在拜会尼泊尔政府官员，与尼泊尔知识文化界朋友交谈时，他们几乎普遍谈到西方社会不愿意、不希望尼泊尔走向工业化，希望他们永远保持落后的自然状态的并不坦言的心理。不少援助资金都附有此类附加条件。一言以蔽之，援助可以，但改变现状不行。
　　一个颇有资格的西方团体来到西藏，在正式场合他们所提的一个问题居然是，电视塔为什么要建在某座山上。
　　美国作家亨利·米勒到雅典观光，兴致勃勃地对并不太落后的希腊人讲：“我想，能有你们这儿明亮的光线，一切丑恶都会消失。自从来到你们的国度，我领略到了光亮即圣洁。在我看来，希腊是一片圣洁的国土。”
　　亨利·米勒欣赏希腊民族传奇的质朴和靠石头和清新空气生活的方式，独发奇想：“我爱的，恰是希腊的光亮、希腊的贫穷。”
　　但愿西方一些人所关心、所留恋的，不是西藏的贫穷！
　　这或许可以对西藏在最好的发展时期却遭到西方某些人最多的非议的原因作出另一种解释。
　　在发展中注意保护传统，小心翼翼地不要破坏那些不能再生的东西，这都是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并给予实实再再关心的。甚至，我们可以考虑划出某一小片地方作为过去社会生活的博物馆，就像西方国家也在实行的那样。但是，让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付出不发展的代价，我们只能老老实实回答：不行。
　　T·D·奥尔曼先生指出：“曾经使西藏成为人类生活博物馆的巨大建筑物今天正迅速变成过去的遗迹。”
　　“但是，正如一位游客所意识的那样，对于那些来自舒适生活环境、崇拜西藏文化的远客来说，也许他们的确要感到比那些从前遭受过艰苦生活的藏人失去得更多了。”①
　　当西方一些国家议会接二连三地通过有关西藏问题决议，对西藏社会的发展变迁表现出令人惊诧的“兴趣”，一再指责进步是对西藏独特的社会、独特的传统的破坏之际，我们隐隐约约会感受到一种不愿西藏民族繁荣幸福，而欲强拉西藏社会再返回封建落后状态的阴暗心态。
　　谁能否认，西藏的发展没有遭致来自这些方面的反对呢？①《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344、347页
　　五、半个世纪的回顾
　　四十六年来西藏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事实给人们以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
　　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西藏发展繁荣的根本保证。“十七条协议”第一条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西藏永远结束了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欺凌的屈辱历史，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那些想搞“西藏独立”破坏祖国统一的人和势力，至今仍在进行破坏活动，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对此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昔日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已被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所代替，昔日连做人的起码权力也没有的农奴和奴隶，充分享受了各项民主权力，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建设着日趋美好的新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才能发展西藏，才能给西藏人民带来幸福和光明的前途，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一项长期的根本任务。民族团结是维护祖国统一，实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民族兴旺的基本保证。如果民族问不团结，祖国不统一，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西藏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局面，经济建设就会受到严重影响，人民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四十多年来，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帝国主义及其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护了祖国统一，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当前在中华民族实现新的伟大振兴的征途中，我们仍然需要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当今世界上民族宗教冲突不息，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灾难的现实告诉我们，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稳定是全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切身利益所在。中华民族近代苦难的历程，我们国家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时期的内忧外患，北洋军阀时期一些地方势力受外国操纵，混战不已，人民遭受苦难的历史都警示我们，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是中华民族近代苦难的总根源，兄弟阋墙，外敌外患就会乘虚而入。正是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我们五十六个民族深切感受到了合则两利，分则俱伤的深刻道理，我们必须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破坏祖国统一，就是破坏了我们国家发展最可珍贵的基础。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反对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阴谋的斗争，是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维护民族利益、国家主权斗争的继续。我们反对作为西方反华势力忠实工具的达赖集团，坚决打击其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图谋，同样是近代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干涉西藏斗争的继续。
　　事实一再证明，对于这个念念不忘复辟封建农奴制度的政治集团，对于这个死心塌地追随外国势力，与12亿中国人为敌的分裂集团，无论我们作多大努力，作多少让步，他们都是不会放弃其分裂和复辟图谋的。同达赖反动集团讲道理，试图让他们良心发现，那是一厢情愿、与虎谋皮，不仅鸡蛋里挑骨头的事他们干得出，而且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对于他们，只有一点能让他们深刻记取，那就是斗争，就是对分裂势力一以贯之的坚决的彻底的打击。达赖集团留恋过去的封建农奴制统治利益，百万翻身农奴要自己的人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些怎么能够协调得起来呢？人民得到的权力，决不容许轻易放弃，必须用斗争来捍卫。正如毛泽东同志用农夫和蛇的寓言告诫中国人民不要对反动派抱有天真幻想，不要指望他们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样，我们决不能怜悯和同情蛇一样的恶人。我们让步越多，我们的敌人就越猖狂，我们越是敢于捍卫自己的利益，他们才会老实一些，规矩一些，这就是历史一再证实的真理。
　　六、社会调查看变迁
　　1995年5月至11月，15位专家在著名藏族学者格勒博士带领下深入西藏，以问卷调查和入户访问相结合的方法，对城市、牧区、农区的150户家庭进行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40份，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家庭基本情况、家庭人口、家庭关系、家庭结构、生活方式、收入支出和宗教信仰等17个大项，时间覆盖40多年来西藏历史发展的4个主要阶段。这是近年来西藏社会调查中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的一次。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单位，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家庭的现状和点滴变化，既记录着历史的“遗传密码”，又折射着社会的现实状况；既昭示着社会的现实变化，又预测着历史的发展轨迹。
　　新闻杂志《瞭望》选登调查资料时这样评论说：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西藏开始民主改革，百万翻身农奴从奴隶制、封建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做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而今天，西藏人民正和全国人民一道，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所有这些翻天覆地的历史和社会巨变都在西藏人民家庭的变化中得到充分反映。“西藏百户家庭调查”，就是通过对百余户家庭40余年发展变迁及现实情况考察了解，忠实地记录了西藏这40余年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切不怀偏见、真正关心西藏人民的人，从这些客观调查中所得到的信息，比那些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胡乱编造、信口雌黄的材料，要真实得多，可靠的多，调查报告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变化图景。
　　社会经济获得发展
　　1959年的民主改革和自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在西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得西藏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
　　民主改革以后，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西藏的社会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农牧民的收入日益增加，生活得到明显改善。据对地处藏北牧区的安多县腰恰乡五村46户牧民的调查，民主改革前，该村困难户（人均拥有牲畜不足40头的）占56.6％，大部分家庭处于贫困之中；民主改革后的1959—1967年，困难户占40％；1984—1995年，这里已经摆脱贫困（人均拥有牲畜40头即算脱贫），大多数家庭属中上等，人均80头以上牲畜的农庭已占60％。
　　位于年楚河上游的江孜县江热乡班觉伦布村，曾是一个由家奴组成的贫困村落，该村67.4％的家庭1994年农牧业人均产值达到4000元以上，这个数目不仅超过西藏农村的人均产值，也超过了全国农村人均产值。
　　拉萨市鲁固居委会曾是旧拉萨的三大贫民窟之一，聚集着全城三分之一以上的乞丐。1994年，这里的45户家庭人均收人为4023.77元，见附表1。
　　从三地的生产和收入情况可以看出，一是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即使是“文革”时期，其生活水平仍有提高，但大幅度的提高是在1984年以后。二是收入的来源增加，农牧区的生产向多元化发展，改变了过去单一农牧生产的结构；城区则因就业门路拓宽，个体工商业收入增加较快。三是与全国同期的人均收入相比，西藏家庭收入水平高于全国人均水平。
　　表1鲁固45户居民家庭财产40年前后对比表
　　项别家俱类
　　日用消费品
　　贵重饰品
　　日用生活品
　　宗教用品年代
　　件数
　　金额
　　件数
　　金额
　　件数
　　金额
　　件数金额
　　件数
　　金额民主改革前28
　　/
　　0
　　/
　　49
　　/
　　162
　　/
　　391
　　/1994年年底408
　　74040
　　534
　　275581180
　　2019351764215866.52361
　　107075增幅（倍）14.5
　　/
　　/
　　/
　　2.67
　　/
　　9.89/
　　6.2
　　/
　　注：表1内各项分别包括家俱类：桌、椅、柜之类；耐用消费品一冰箱、电
　　视等电子产品、缝纫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钟表、照像机、电话、洗衣机等；
　　贵重饰品一各种首饰等；日用生活品一锅、碗、瓢、勺、炉具、衣物、被褥卧具等；宗教用品一供灯、供碗、佛像、佛龛、唐卡之类。表内金额单位人民币元，民改前金额项目被调查人不知质地无法折价，故空缺。增幅栏“/”表示无可比项。
　　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人民的居住环境、交通条件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
　　1959年前，腰恰牧村中只有末代买马部落的部落长家有房子，其他人家全部住在传统的帐篷里。80年代实行承包制后，草场基本划块经营，每家都有了相对独立的草场，不需大的迁徙，1984—1985年，这里，掀起一股建房热，腰恰牧民全部住上了房子。曾经“永远徘徊”的游牧生活，使牧民形成一种“徘徊”的思维方式和轻装迁徙的活动组合，他们从来没有原始积累的意识。但调查人员发现，如今这里一般牧民家里都储存有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如青稞、面粉等，开始荫生积累财富的观念。牧民多贝家的储藏室内，正中墙角垒起的土坯上面搭一木板，放着8件真皮袄，南墙垒起了一米多高袋装的青稞和面粉。多贝高兴地说：“吃两年足够，没有房子时，可不敢这么买或换，因为搬迁时很麻烦，房屋还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尤其是方便老人和小孩。”可以看出，从游牧到定居，颇具划时代的意义，这不仅给牧民生活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对牧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了深刻变化。当然，随之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牧民对子女就学和医疗条件的意见比较大。他们反映说，现在子女上学比较困难，虽然国家免收学费，但住址离学校太远，交通不便，这里适龄儿童入学率较低，见附表2。
　　表2牧民对家庭关系及社会环境的自我评价
　　评价项目
　　很满意满意
　　一般
　　不满意很不满意
　　家庭成员间的关系
　　78.3
　　13.0
　　6.5
　　2.2
　　0.0
　　邻里关系
　　67.4
　　19.6
　　13.0
　　0.0
　　0.0
　　牧民的社会地位
　　52.2
　　32.6
　　15.2
　　0.0
　　0.0
　　居住地交通条件
　　15.2
　　32.6
　　35.0
　　15.2
　　0.0
　　住房
　　34.8
　　30.4
　　23.9
　　10.9
　　0.0
　　文化娱乐条件
　　10.9
　　13.0
　　50.0
　　17.4
　　8.7
　　购物的方便程度
　　17.4
　　32.6
　　39.1
　　32.6
　　0.0
　　子女上学的方便程度
　　12.9
　　35.5
　　12.9
　　35.5
　　3.2
　　治病就医的方便程度
　　17.4
　　19.6
　　28.2
　　28.3
　　6.5
　　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状况
　　17.4
　　26.1
　　32.6
　　21.7
　　2.2
　　改革开放以前，西藏的传播媒介以广播和报纸为主，但许多偏远的农村牧区看不到报纸，听不到广播，信息闭塞。改革10多年来，随着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和科技的发展，大众传播媒介数量、种类、占有量也多起来，收音机、收录机、电视机开始进入普通百姓家。在安多腰恰乡，被调查的46户牧民家中，就有21台录音机和19台收音机，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后购买的。现在许多牧民就是通过这些收音机、录音机知晓国内外大事，它消除了偏僻牧区与外界的隔阂。江孜班村也有收录音机40台、电视机12台。在拉萨市，看电视已成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调查的鲁固居委会45家家庭就有35合彩电和14台黑白电视机。
　　旧西藏的拉萨市文化教育十分落后。据鲁固居委会首届委员、70岁的扎西老人说：“西藏和平解放前，整个拉萨城只有一两所官办学校，私办学校也很少。官办的‘孜拉布扎’（僧官学校）不对俗人，只招为憎的贵族子弟入学：‘孜康拉布扎’（原西藏地方政府俗官学校）虽对俗人，但也只能是贵族官宦、商贾子弟才能进，普通百姓是敢望而不敢及的。穷人的子女要想学些文化识点字，唯一的去处是主寺当扎巴（一般僧人）。”民主改革之后，拉萨市的教育事业获得很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教育发展更加迅速。据1991年统计，全市（包括各县）共有各类学校536所（其中中师1所，中学18所，公办小学54所，民办小学443所，企事业子弟小学20所），在校学生人数49598人。其中拉萨市城关区7—12岁儿童12899人，入学率为99.5％。鲁固居民的文化构成也直接反映教育的发展与变化。该居委会总人口1596人，共有文盲527人，其中15—45岁这个年龄段文盲只有41人，其余为46岁以上者。另有小学程度612人，中学245人，高中14人，大专以上17人和0—6岁学龄前儿童181人。1994年和1995年，鲁固45户居民中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100％，巩固率也是100％。
　　现行政策受到广泛拥护
　　据对安多牧区、江孜农区和拉萨城区129户家庭的调查，76％的群众认为，1984年以来，即西藏自治区在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在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以来，是西藏发展的最好时期。在江孜农区、安多牧区，持这一观点的分别高达100％和88.9％。
　　对现行政策满意度最高的，是上了年纪的藏族老人，他们经历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时期、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今天的改革开放，通过今昔对比，他们的感受最深。今年57岁的安多腰恰乡牧民拉果说，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他父母都是买玛部落的属民，家庭生活主要靠为当地牧主当牧工勉强度日。1986年他由煤矿退休回家经营牧业，目前家庭牧业收入每年10000元左右，总收入18000元左右，人均达2000元以上。他说，现在过的日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打心眼里感谢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今天的幸福生活。
　　今年64岁的拉萨居民索朗次仁，3岁便成了贵族桑颇·次旺仁增家的奴隶，11岁又被当成礼物送给另一位贵族家。说起现在的生活，他很有感触地说，变化最大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显著提高。这些年来家里购买了三间60平米的住房，还添置了黑白、彩色电视机各一架，此外还购买了数千元的宗教用品。现在吃的、用的、住的什么也不缺。索朗次仁说，他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受奴役的农奴，变成今天不愁吃穿的社会的主人，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恩情。
　　这次调查，我们将这些年来对西藏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几项政策作为指标进行测试，统计结果见附表3。
　　表3对重要政策的知晓程度一览表
　　对上述重要政策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见附表4。
　　表4对重要政策满意程度一览表
　　统计结果表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在普通群众中知晓程度最高，分别达到93.2％和82.2％，“两个长期不变”政策79.1％，全国支援西藏政策66.7％。对这些政策的评价，藏族群众表现出较高的满意程度。在有效样本中（指对提问有具体的回答对象），认为现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内地开办西藏学校（班）、全国支援西藏、“两个长期不变”政策很好的分别为98％、96.2％、95.1％、91.2％、89％，认为二般或无所谓的人分别为2％、2.6％、3.7％、7.4％、11％。
　　调查组在布达拉官山脚下雪村采访了一位从洗衣工成长为居委会干部的老人，这位73岁的老大妈，在1959年前曾世代以给领主洗衣为生。她对民主改革后的第一次选举记忆犹新。她说，她知道旧社会的苦，也亲眼看到共产党、解放军为人民办好事，所以积极投身民主改革，民主改革那年，她被推举为候选人，当时他们背对选民，由群众自愿在自己赞成的代表后面放石子。她就是这样当选为居委会干部的，后又成为妇联主任。她深情地说，直到现在，大家仍赞成民主改革，最根本原因在于砸碎了封建农奴制，人民当家做了主人。
　　调查发现，西藏的各级政府组织和干部在普通群众中享有有较高的威信。当农牧区群众遇到困难或纠纷时，多数想到的是找政府干部寻求解决，而城镇居民则比较多的首先去找亲戚朋友，在安多牧区，调查对象表示，遇到困难或纠纷时，75.6％的人首先要找政府干部，13.5％的人找亲戚、朋友，4.4％的人既找政府干部也找亲戚朋友，2.2％找喇嘛，2.2％的人表示要忍耐。在江孜农区，这个比例分别为38.6％、15.9％40.9％、0.0％、4.5％、2.6％、7.7％。从总体调查结果来看，有62.3％的人解决困难或纠纷的方式是找政府，45.4％的人则既找干部也依托亲戚朋友，4.6％的人以忍让的方式息事宁人，找喇嘛出面解决困难或纠纷的只占1.5％。这一方面说明政府组织在西藏群众中有较高的信任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宗教对世俗事务影响力已大大下降，已经退居到非常次要的地位。
　　宗教信仰状况
　　调查显示，93.2％的藏族群众知晓宗教自由政策，98％的人认为这一政策好。
　　解放前的西藏，宗教信徒们虽然在宗教信仰上具有一定的自由，但是，由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加上没有人身自由，朗生和农牧奴的宗教活动程度极其有限，他们虽身处宗教氛围，却难以得到参与和享受的机会，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这使得信徒们的宗教信仰生活在物质方面有了保障，有能力实现宗教信仰观念及行为两方面的真正的信仰。
　　信徒依照宗教教义而举行宗教仪式，需要相应的宗教设施和用品，这就需要相当的物质投入。日常的家庭宗教活动，是信徒们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班村的老人们介绍，解放前村里的宗教活动很少，平时，朗生们在帕拉家族从事繁重的劳动，根本没有时间去寺院朝佛，更无力请喇嘛到家里举行诵经活动。今日的班村，44户居民除16户外，其余均在家中搞过法事，其中一年搞过一次法事的有19户，二年一次者6户，一年二次者1户。在平时，人们碰到宗教上的吉日也前往寺院朝佛。通常藏历每月的八、十五、二十五、三十日，则是全家人坐着马车到寺院朝拜。据调查安多腰恰乡44户牧民中，1994年去拉萨朝过佛的有22户，这22户仅在拉萨朝佛中宗教总支出即达18230元，户均支出828元。
　　从鲁固、班村、腰恰牧村三个地区随机抽样调查了1994年18户家庭的宗教支出情况，总的看来，各户的宗教支出普遍较高。城市、农村、牧区的宗教支出项目有所不同。城里的信徒由于时常去寺院朝佛拜神，同时在家庭坚持每天的宗教活动，因此支出比农村牧区高。
　　从安多牧区看西藏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
　　妇女地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此，我们根据安多牧区调查，将西藏妇女放在家庭的背景之下来讨论其社会地位的变化。
　　旧西藏的妇女没有什么政治权力和经济地位可言。通行西藏数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其中，妇女被列为低等级的人，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妇女。旧西藏的法律还规定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被歧视乃至被奴役的地位。妇女与牲畜并列，作为财产的一部分定其归属，可以被当作礼品赠予他人。
　　西藏和平解放，为藏族妇女争取平等的人身权利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安多县自1963年起就配置了专职妇女干部，在乡级牧民协会中都有一名妇女委员，藏族妇女从此有了自己的团体组织并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涯中去。截止到1994年底，全县共有女干部90名，其中乡级以上6名。
　　民主改革前，藏族女性承担太多的重负，60％以上的劳动量是由女性承担的。民主改革以后，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牧民的劳动条件在逐步改善，负担也在减轻。90年代以来，安多牧区基本实现了定居生活。定居后的家庭能够添置较多的生活用品，牧民们可以不必担心搬迁时行动不便而置办各种东西。特别是家庭生活用具，如铁皮炉、高压锅、汽灯等，如今已经普及到了几乎所有定居的牧民家庭中，而且一些家庭还购买了牛奶分离器、缝纫机等耐用消费品。很显然，这些用品极大地减轻了妇女们的家务劳动强度。
　　民主改革前，虽然男女婚前可以自由交往，但若与其他部落的人通婚，必须取得头人的允许并交纳一笔赎身费，一些家境贫寒的妇女往往因此无法成家。腰恰乡五村现年66岁的洛珠，年轻时以帮佣和乞讨为生，因为支付不起赎身费而孤守终身。
　　如今，牧民家庭中的女性在婚姻上有很大的自主权，她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来选择男友，同时她们也必须具备某些条件，才能找到如意伴侣。在被调查的39名男性中，把择偶首要标准定在女性职业、收入和劳动技能的有21名，定在女性相貌的有14名，定在门当户对的有4名。
　　解放前，藏族贫苦妇女大多像牲畜一样买来卖去，不可想象有自己自主的婚礼。而这次调查发现，在现年30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举行婚礼与未举行婚礼的比例为12：5，也就是说有70.6％的妇女举行婚礼，比民主改革前上升过半。自1959年至今，西藏自治区妇女一直保持了较高的生育率，80年代初，大多数育龄妇女生育了三个以上的孩子。在安多县，人口出生率为23.1‰，自然增长率为12.36‰，在腰恰牧区，由于妇女的高生育率，46户牧民家庭人口增长率为31.4‰，大大超过全县和自治区的水平。
　　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发展，国家一直采取特殊的优惠政策。1984年，为提高人口素质，缓解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西藏自治区政府在藏族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中提倡计划生育，但对占全区总人口88％的农牧民却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部门根据《西藏自治区计划生育暂行管理办法》的精神，在工作中坚持对牧民“以宣传为主、以自愿为主、以服务为主”的原则，从保证妇婴健康和提高人口素质出发，进行了优生优育宣传。
　　尽管在牧区并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在调查中却发现有一定数量的牧民妇女主动到医院做绝育手术，或者采取某些措施避孕，这样有助于育龄妇女的健康保护。在被调查的81名妇女中，除有20名已过生育龄期（50岁上以），3名婚后尚未生育外，其余38人中有12人采取了绝育或避孕措施，其中8人有3个子女，最年轻的24岁，最年长的48岁。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经济动因使然。因为根据当地习惯，牧民的子女结婚后大部分都分家另过，只有一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子女成年分家时，无论男女都要从家庭中分去一部分财产，子女越多，意味着牲畜的人均占有量就越低，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必须增加牲畜头只，结果会因草场负荷过重、草质退化而导致恶性循环，使人畜矛盾、草畜矛盾加剧。因此，有些牧民妇女便主动采取绝育或避孕措施。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陈规陋习在藏北逐渐消亡，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实际地位明显提高。某些特定时间内不许妇女进入的寺庙对女性敞开了大门，而且由于妇女外出机会少，许多家庭在朝佛时会优先考虑妻子的需要；女孩子在晚上唱歌说笑，家长们不会过多进行干涉；能干的妻子代表家庭参加社会活动，开通的丈夫表示“谁有本事就由谁当家”等等，这些变化虽然是缓慢的，然而却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妇女在逐渐摆脱传统偏见的束缚，参与到以往由男性占据的社会领域中，拥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最后，我们仍然节录徐平同志帕拉庄园的变迁一文来结束本章的内容。
　　七、幸福美满的今生——帕拉庄园的变迁（下）
　　1959年春，民主改革工作组进村查封了帕拉领主庄园。就在当年贵族老爷举行夏宴的后花园里，召开了全体农奴大会，庄严宣布农奴们的解放，废除债务，土地实行谁种谁收。18位常年耕种自营地的差巴农奴，激动得饮了两天酒庆贺。500克自营地由朗生集体耕种。4位朗生被选为贫农协会筹备委员，从此朗生开始当家作了主人。
　　经过民主改革运动，所有的贫农都分到了土地。1959年农奴第一次欢天喜地地收获属于自己的庄稼。人们永远忘不了那一年的秋天，家家户户在地头搭起了帐篷。白天劳动，晚上通宵唱歌跳舞，放开痛饮翻身后的第一杯青稞酒。
　　秋收过后，开始分房、分地、分牲畜。在积极分子带领下，8户朗生首先搬进了当年他们不敢正眼看的领主庄园，所有的朗生都分到了自己的住房。并人均分到7.5克土地（包括部队农场下放地）和2只羊，8人合分一头奶牛一头毛驴，13人一头耕牛，21人一匹马或骡。农奴们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
　　接着，工作组又帮助朗生安了家。4户有子女无丈夫的女朗生也回了家，亲人终于团圆。其他4名单身朗生先后结婚，成立了3户家庭。原有的朗生中也有4户自愿搬回老家。所有愿走的人，都带着分得的东西或实物折算的钱高兴上路。
　　1960年的藏历新年，是朗生们第一个与亲人团聚的新年，也是第一次过了一个不愁吃穿，不用提心吊胆的新年，怎么能不由衷地高兴呢，用他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
　　曲折的历程
　　在解放的喜悦之后，朗生们却遇到十分现实的问题：缺乏农具，不少人不会干农活，有的甚至不会做饭过日子。工作组又帮助他们成立了互助组，帮助安排各家的生活。拨给农贷、工具、种子、口粮。33户贫农中，有21户得到政府救助，朗生的生活才逐渐安顿下来。翻身农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业生产，积极支持剿匪平叛和以后的中印自卫反击战，出售爱国公粮和余粮。
　　1960年夏天，班觉他布村成为麦区解放乡第5村。那位逃亡差巴沦为朗生的格桑顿珠，担任了第一任乡长。乡、村干部全部由翻身农奴担任。这一年，第一批年轻农奴被送到内地学习，并陆续走上工作岗位。1963年贫农协会正式成立。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班觉伦布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县农技推广站干部伦珠，连续在该村蹲点6年，手把手教会农民如何使用化肥、农药、良种、机播等，带出一批农民技术员，粮食产量逐年递增。民主改革前全村粮食年总产不到10万斤，民主改革后提高到12万斤，公社前期平均每年14万斤，到1981年达到35万斤。同时，国家给予了大力支持，每家送一台水泥太阳灶、一辆人力车，送给全村4台播种机、3台扬场机，无偿或低价供给化肥、农药及其它农用物资。
　　1985年实行“土地自主经营”政策后，班觉伦布村的生活水平更是不断提高，当年粮食总产达56万多斤。1988年撤区并乡后，班觉伦布村改为江热乡馆3村。国家的援助进一步加强，除拨给乡2台选种机及其它农资之外，班觉伦布村80％的家庭获得银行各种专项低息甚至无息贷款。1994年金村粮食年总产达71万斤，人均有粮2900多斤。
　　富足宁静的生活
　　让我们再看看今天的班觉伦布村的生活，还是从一天的活动说起。
　　早上全家起床后，老人或主妇生人烧茶做饭，其他人则打扫卫生，喂牛挤奶及做其它杂事。信教较深的家庭首先打扫经堂（专门供佛的房间），更换供佛净水、点燃藏香、酥油灯。早饭一般吃吐巴，分为糌粑、面块、鸡蛋挂面，米粥等几种。除盐和水外，一定要放肉、油或用骨头汤，放上土豆、萝卜、嫩油菜叶，外加味精，五香粉，辣椒等佐料。也有喝酥油茶吃糌粑的。早饭后，青壮年下地干活，小孩上学。家里只剩老人或主妇料理家务，喂养牲畜，做毛线活，照料婴幼儿等。
　　午饭大多不正规。放学的儿童和近处干活的青壮年，回家吃午饭。有的吃糌粑，外加酥油茶、甜茶和青稞酒。远处干活的人，聚在一起共餐，各自拿出携带的茶、酒、糌粑、茶和干肉。同时也极喜欢吃炒青稞、炒豌豆、炸果子、奶渣一类零食。
　　晚饭最隆重，全家人一定要聚在一起共享。主妇精心安排饭菜，一般是吐巴、馒头、米饭交替，根据家境做上一到四个菜，莴笋、花菜、黄瓜、圆白菜、大白菜、茄子等不一而足。最爱吃的还是土豆和萝卜，这两样菜主要来自各家的菜地。肉食除牛羊肉较多外，部分家庭开始吃猪肉，少数人开始吃鸡肉。多数家庭一年总要吃十来个猪肉罐头。
　　晚饭后是一天最轻松的时间。一家人边干毛线活边聊天，或看电视听收录机。好交际者则相互串门，或聚在村中十字路口谈天说地。孩子和年轻人则结伙玩耍。最喜欢的还是看电视。全村现有12台电视（9台彩电、3台黑白），外加乡政府、商店、公办小学、帕拉庄园管理处4台彩电。特别是庄园管理处看电视的人特别多。就在当年领主旺久的冬季卧室里，如今的农奴后代们无拘元束地谈笑看电视，别有一番风味。
　　一年之中，春季忙耕播，秋季忙收割，冬季要积肥和改良土壤。只有夏季最轻松愉快，气候也好。夏季的农活就是浇几次水，追一、二次化肥，拔拔杂草。农民们半天劳动半天聚在小树林里饮茶喝酒，聊天游戏。夏天的“达玛节”举行10天，更是举村人欢乐的时候。各家轮流留人看管牲畜，其他人套上马车换上节日的盛装到县城痛痛快快地玩。
　　根据我们逐户调查统计，全村各家一年的食品消费量糌粑约1200—2500斤，面粉800—1000斤，大米100—200斤，做酒用青稞1000—1500斤，牛0.5—1头，羊4—10头，酥油、清油各100—200斤，茶叶25—60块。现在全村44户243人（包括五保户1人），拥有大中型畜力车53辆、大型拖拉机1台、自行车60辆、收录机37台、手表45只、缝纫机13台、高压锅51个、新式太阳灶24台。一半以上的家庭有存款。
　　朗生村确实变了！比民主改革前自不必说，就是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也是天上地下。过去只有领主和大差巴家才有的铜水缸（价值400元），现在几乎家家都有，甚至不止一个；公社时期全村总共暖瓶不到20只，现在几乎人手一只。民主改革前直到公社化前期，绝大多数人家睡土坯坑，铺牛羊皮，现在不仅人人有床、卡垫、棉被，家具拥有量也是民主改革前的16倍、公社时期的6.3倍。生活用具已普遍从单一的陶器变为现在的合金铝、铁、塑料制品。数量也翻了两番。各户仅一年用于做甜茶和奶渣上的白糖，多在100斤以上，更不用说饮酥油茶了。青稞酒各家一般每2天用8斤青稞做一次，真是家家有余粮、人人有酒喝。民主改革后全村住房已更新了3遍，开始是将分到的旧房扩建，到公社后期改建平房，近10年则比着盖楼房。全村已有23户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楼房。
　　帕拉·扎西旺久的儿子罗布次仁一家，生活水平在村里属中上等，本人担任县政协委员。他十分感慨地对我们说：“现在大部分人家都已过上了当年领主的生活。”
　　帕拉庄园的后花园，过去是贵族们花天酒地的娱乐场所，现在已成为翻身农奴及其后代们休闲玩耍的公园。每当我们看到这些兴高采烈的人们，不能不感慨世道沧桑！当年的农奴们，如今脸上再没有胆怯卑躬的表情，只有从内心荡漾出来的幸福。
　　今天班觉伦布村的婚姻，表现出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旧社会的通婚等级限制，被逐渐打破。村人除仍遵守血缘外婚的传统外，人不再分三六九等，联姻范围大大拓宽。85％以上的人是自由恋爱，少部分为父母亲友介绍的婚姻，也是以本人意愿为前提。结婚自由，离婚、再婚也很自由，村里相当一部分人有多次婚姻经历。
　　令人欣慰的进步
　　从1965年起，政府就在该村培养了卫生员，建立了乡卫生院，使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不断降低。现在绝大多数孕妇在怀孕六个月后，都要到县、乡医院做5次产前检查。几乎所有的婴幼儿都同北京的孩子一样，要定期接种（服用）卡介、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小儿麻痹的预防疫苗（药丸）。乡卫生院医生定期前往各村进行巡回治病防病。
　　计划生育工作政府只作号召，城镇一对夫妇生两胎，农村三胎，无任何强制。令我们吃惊的是，村民百分之百拥护计划生育政策，所有生育在三四胎的育龄妇女，都自愿做了节育手术，生育一二胎的也都采取了节育措施。该村最早的计划生育，可追溯到民主改革后期，孩子拖累重的家庭，就有人主动找解放军医疗队做手术。农民们在自身经历中对计划生育深有体会，因而不用政府太操心。
　　在医疗上，这里长期实行减、免费治疗的政策。从1995年起根据各户经济状况，分发红绿不同颜色的医疗证。贫困家庭、烈属、五保户、残疾人仍实行免费，其他人酌收一定的费用，大头仍由国家补贴。现在村民有病，一般的打针、吃药找卫生员，稍重的病找乡卫生院（有两名医生），大病到县医院，按照各自领到的医疗证得到免费或减费治疗。
　　班觉伦布村的民办小学（同时招收附近自然村的孩子）有4名教师，193名学生，校舍整齐，历来为县、乡先进学校。学生的学费、书本费、教师工资等全由政府包干，家长只需带上适龄儿童报名即可入学。民办小学对面是乡公办小学，校舍宽敞漂亮。民办小学3年级毕业后，进入公办小学念4—6年级，小学教材采用五省区统一藏文教材，到4年级开一门汉语课。江热乡学生人学率、稳定率、升学率都在90％以上，全乡仅考上内地西藏中学的毕业生就达27人。
　　在宗教信仰上，班觉伦布村也表现出极大的自由。平时老人和妇女多去江孜白居寺朝佛转经，大多数人一年只去一两次，部分人根本不去。信不信宗教，信到什么程度，完全是个人的自由，甚至夫妻间也各不相同，但绝不互相干涉。
　　村里还保留着祭祀“雨拉”、“格拉”神的传统。据说“雨拉”防雹除霜，主管风调雨顺，因而夏天每星期五都祭一次，到秋收停止；“格拉”主管人的健康平安，一年仅夏初和藏历年各祭一次。仪式依旧，但内容不同。现在村民祭神，与其说是娱神不知说是娱人，借祭神的名义达到全村欢聚的目的。因为没有人再指望神能显灵了，有病上医院，雹霜都有相应的防护措施。每次祭神的仪式不足十分钟，而村人的豪饮游戏则持续到天黑才散。
　　朗生村走过了她苦难的昨天，迎来了富裕文明的今天，她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今天班觉伦布村的农业生产，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种子基本良种化，并统一用选种机精选，3年换一次新种，并用农药拌种预防病虫害。播种全部使用播种机，三分之二的土地实现机耕，播种、施肥、灌溉、喷药、收割的全过程，都在县、乡、村三级农技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在生产组织上，既以农户自主经营为主，又有县、乡、村三级的集体行动。共同兴修水利道路、开垦荒地、改造低产田、统一喷施农药灭虫、灭草等。班觉伦布村近10年就在县、乡帮助下，完成4条干渠的扩建和改建，既解决了长期威胁村庄的洪患，又进一步完善了灌溉系统；还新垦荒地290亩，并配套建成灌溉体系。粮食单产从民主改革前后的100多斤，提高到现在的700来斤，现正向突破千斤迈进。
　　牧业生产也有很大的进步。成立了乡兽医防站为农民服务。每年夏天改良奶牛，冬天改良绵羊，改良牛羊分别已占总数的10％和30％。牲畜疾病已得到有效控制。1995年上半年发生全县性马瘟，村里所有的马都传染上，但仅死了一匹老马。这在民主改革前是不敢想象的事。全村还实行由专人统一放牧羊群，集体管理夏冬草场林卡，既解决了农民人手不足和农牧生产矛盾，又便于牲畜的管理和发展。
　　近十多年来，全村没有发生一起打架吵架的事，大家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社会风气真可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村民相亲相敬，互相帮助。昔日领主、差巴、朗生、铁匠的森严等级和完全不同的境遇，在新制度下荡然无存。人们在平等、团结、互助中走向共同的文明富裕。村里的3户贫困户被8名党员承包，目标是1998年前脱贫。其中1户在1995年已由乡、村出钱，党员干部出力盖起了新房，提前脱贫，其他两户温饱已不成问题。那位在旧社会被逼得夫离子散的老朗生格丹桑姆，现在是全乡唯一的五保户；除政府民政局每年补助365元生活贫外，村民在党团员带动下，分20个小组轮流为她做饭、洗衣，陪她上医院。班觉伦布村1994年自愿出售给国家的余粮就达24万斤。
　　民主改革以来，全村外出参加工作的有44人，户均有1人。既有地、县、乡各级领导干部，又有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昔日朗生村除几位农奴子女上过帕拉学校能达到脱盲水平外，其他都是文盲。今天，他们在文化上也正在走向翻身。全村有80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或小学在读，11人上初中，2人上中专，34人达到脱盲水平。近十多年考人各级各类学校的大学毕业生9人，中专8人，协助我们工作的乡干部德吉一家，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户朗生家庭的6个妇女，1人大学毕业，4人中学毕业。乡里装着直拨全国的卫星程控电话。1995年是个大丰收年，10户村民正筹划着盖楼房，乡政府将扩建，帕拉庄园也准备大规模维修，作为教育青少年记住那段历史的基地。朗生村变化的速度将越来越快。
　　落日的余辉下，班觉伦布村显得格外宁静，经幡轻舞，炊烟袅袅。窗户里传出流行歌手动听的歌声。随便走到一家，捧着主人奉上的青稞酒，看着和北京一样的电视节目，又怎么能不感到朗生村与时代共同前进的脚步呢！村民朴实无华的笑脸上，写着他们发自内心的自信和快乐。孩子们唱着、跳着，一片欢腾。这些朗生的后人们，无论如何不会允许达赖集团复辟那使他们的祖父辈遭受了无边苦难的封建农奴制度。
　　第九章 达赖其人（上）
　　“达赖1959年武装叛乱失败逃离西藏，一贯坚持其背叛、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近几年，在外国某些势力的怂恿下，他错误估计形势，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一面在国内藏区策划，煽动骚乱，一面乞求洋人支持，妄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达赖处心积虑地利用班禅转世问题大做文章，其目的就是要改变班禅爱国爱教的历史传统，为他分裂祖国、搞乱西藏服务。大量事实表明，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这是李瑞环同志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这也是对达赖其人准确地、恰如其份地评价！
　　一、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
　　打不赢就跑
　　1959年初春，乍暖还寒的拉萨战云密布，经过周密准备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自以为力量对比已大大改善，凭着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武器给养支持，在拉萨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提出“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主张，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张贴布告，组织“卫教志愿军司令部”。
　　在武装叛乱发生的同时，达赖的所谓政府召开会议，拼凑了“西藏人民会议”，推选19人为所谓的人民代表。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在拉萨大街小巷张贴告示、胁迫人民参加叛乱，不参加就要受到惩罚。
　　3月19日，这个叛乱集团下令进攻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和中央驻藏机关，全面的武装叛乱开始。
　　对此，中央政府于20日命令驻藏部队平息叛乱，我人数少于叛匪数倍的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仅用40多个小时，即将拉萨叛乱讨平，气焰嚣张的叛乱分子作鸟鲁散。
　　按照预定的第二步计划，叛乱聚集至山南地区隆子县，打算以隆子为临时首府，企图利用雅鲁藏布江这道天然屏障，以印度为后盾，在国际反华势力支持下进行西藏独立的长期活动。
　　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山南的叛匪武装同样不堪一击，达赖集团作长期抵抗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只得率众于3月31日越过“麦克马洪线”，叛逃印占区。并受到印度方面事先准备好的欢迎。
　　从此，十四世达赖走上了流亡印度的道路。从此，这位所谓的宗教领袖也完全抛弃了佛祖释迦牟尼不过问世间俗事的以身垂范，为夺回失去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特权，而机关算尽，几达走火入魔，彻底走上了全力谋求西藏独立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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