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客观介绍西藏问题
首部评说《达赖喇嘛自传》的书
历经三十多年西藏高原的风风雨雨，足迹遍及高原大地，冰峰雪山，大漠草地，田原牧场，古老寺庙均留下了身影，用第一手资料和耳闻目睹的亲身见闻，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广征博引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些材料是首次披露或公开使用，把百年沧桑、时代风云、社会责任化为笔底波澜。高角度、大视野、记录着历史深处的高原情结，思考着历史深处的忧患，展现着历史深处的变动轨迹！
一部述说高原沧桑岁月变迁的书
一部系统透视达赖这个人的书
上篇《沧桑高原》述说着真理、真实、真相
中篇《分裂生涯》揭露了黑暗、黑手、黑幕
下篇《挑战与应战》展示昨天、今天、明天
凝聚承前启后一代人理性的独立思考
剖析外国势力插手西藏问题的由来与演变
一部挑战西方思想文化渗透的檄作
一篇塑造我们民族精神脊梁的颂歌！
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间中国的政权历经变迁，但中央政府始终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的管辖。中国有56个民族，藏族人民是中年民族人家庭中的一员
——江泽民
大量事实表明，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摘自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透视达赖
第一章引言：从远古到今天
一、文明的历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满、蒙、回、藏等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共同在神州大地上林养生息，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缔造了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国家。
考古的发现
考古发掘证实，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远古时代并非一块空无人迹之地。截至目前的考古成果表明，西藏定日县的苏热，申扎县的多格则、珠洛勒，日土县的扎布，普兰县的霍尔区，广泛地分布着距今5—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遗迹。这表明此时西藏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有了古人类活动。到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除了土著居民外，居住在黄河流域甘、青一带的羌人和北方的其它游牧部落不断南下，向西藏高原迁徙，逐渐形成卡若居民群体和藏北游牧群体，他们与原始的土著居民，共同开发这片土地，留下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明的遗迹。这种远古文明的主要特征与华夏大地的其它文明一样，都是以原始宗教萨满教（在西藏称为本教）为主体的文化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今天在西藏昌都县的卡若，拉萨的曲贡村，还有藏北广阔的高原，都发现了卡若、曲贡、臧北细石器等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是不可磨灭的实证。卡若文化是承袭本土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同时，它又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家窑文化类似，与同一时期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美国伊利诺斯州卡本代尔南伊利诺大学吴天威教授曾撰文评论说：“近年来在西藏南部的聂拉木和东北部的昌都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而且，这些文化遗存与中国其它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青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与甘肃、陕西和四川的一些地方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遥相呼应，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元性。①
学者的观点
“西藏自古以来即是中国的一部分。汉族和藏欣之间的友谊可以溯源于古代。关于藏族最早的记载仅见于中国史播。”②
俄国研究藏族历史的东方学者均极其推崇这些记载着中国各民族详细历史的史籍。十九世纪时代俄国东方学杰出代表比丘林在其根据中国史籍《甘三史》、《通鉴纲目》、《一统志》所编著的《西藏青海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除《圣经》以外，没有哪一本古代史对于古代各民族是像中国人对其四邻各族人民所作的记载那样，能追溯到切近其起源的。”
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早在战国时代（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汉族即与藏族部落有了亲密的关系和交谊，藏族从中原地区输入育蚕、造纸、制①吴天威：《中美论坛》，1988年5月，第4期②（苏）节昂列夫：《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18页墨、酿酒、碾磨、制造陶器等进步技术。这些生产技术的输入，对西藏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①
两汉三国时代（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包
②括部分藏族，均为汉族所吸收同化。。从七世纪起，许多汉族学者应聘到西藏，他们携往西藏的有天文历算和许多重要书籍，其中有《诗经》、《左传》之类的古典著作。当时，西藏名门贵族的子弟也被派到唐朝学习，中原文化
③传人西藏，促使西藏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久远的从未间断的文明，这是中华文明异于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文明的最显著的特点。
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的。无论自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各个发展阶段的考古资料，还是自甲骨文以来以各种方式记载的文献资料都是详尽而丰富的，尤其是连续不断的。如果把中国历史的这些特征放入全世界几个延续最长的文明区中观察，就会发现它上述明显的优势；如果再把这个与目前全世界已经流行的社会科学中关于文化、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作比较，我们会发现：这些理论建立时，对这个明显的优势谈不上充分运用，甚至谈不上有所运用。最多只能是有所提及，这不能不说令人遗憾。”④
张光直先生进一步指出：“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
⑤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运用于西方文明史”。换个意思说，仅仅用西方关于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看待中国文明，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则是极其有害的。
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学者关于古文明的研究成果正逐步引起世界瞩目。
世界著名古代文明研究权威、英国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戴丽博士最近指出：“以往，我们西方学者总以西方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古代文明，现在我们可以倾听到中国学者从他们的视角探讨世界古代文明的声音了，并从中学到一些我们在西方学不到的东西。”①
中国文明的一般特点不仅在于它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方之一，有人类历史上最早最长的编年史，不仅在于中国是地球上唯一文明未曾中断的最古老的文明系统和最古老的民族，还在于中国的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像欧洲文明那样是由点到面的发展或称扩展，而是中华民族通过万年以上的漫长年代在辽阔的地域上长期积累酝酿而汇聚起来的。
古文献的记载
公元1434年成书的著名藏文文献《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今译为《汉藏史集》载：“最初，在玛卡秀地方的上部有仁巴之王子，名叫丁格，生有三子，分为汉、吐蕃、蒙古”，“内部上族系，为东氏、穆氏、冬氏、塞氏①范文们：《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杂志，1950年第1期，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129页②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杂志，1950年第1期，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129页③同①④转引自尤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⑤转引自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①《我世界古文明研究赢得发言权》。《人民日报》，1997年12月17日等。据说由此四族分出大部分吐蕃之人……内部四族系格襄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门巴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是门巴本身的族系，还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
①及工布人”。这是藏文文献中关于藏汉民族同宗同源关系的古老记忆。
在汉文文献中，这类记载则几乎随处可见：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认为藏族与汉族同属黄帝的子孙、藏族是由其中的一部分演变而来的。《旧五代史·吐蕃传》中记载：“吐蕃，本汉西羌之地。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为吐蕃。”认为藏族与已溶入中国各民族（主要是汉族）的鲜卑族同源。《新唐书·吐蕃传》则记载：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日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印证了这些汉藏文史籍中的记载，即不管是羌族、鲜卑族、汉族还是我国的其它民族，都与中华文明的代表人物黄帝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炎黄子孙。卡若遗址中发现的粟米，是黄河流域的传统作物。也证明着青藏高原的原始土著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与它周围的各个民族、部族，部落或民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这些人在生产、生活中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构成了今天藏民族的祖先。
遗传学的验证
遗传学的研究提供了中国各民族长期交融，共同创造了中华古老文明的例证：贵阳医学院遗传专家近年对贵州汉族、苗族、布依族和水族人群线粒体DNA多态性进行研究，从分子生物学水平上揭示了这些民族间的亲缘关系，其中汉族和苗族亲缘关系最近。与史书关于汉族的祖先华夏族和苗族的祖先“九黎”部落公元前2700多年均居住在黄河流域，汉、苗两族有着相同起源地的记载相吻合。①
从人种学角度来看，汉、藏两个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如两个民族同属蒙古人种。从染色体或人体骨骼来进一步研究人类血源关系，北方汉民族与藏民族的血源关系比北方汉民族与南方部分地区汉民族之间的血源更为亲近，免疫遗传学白细胞抗原研究，是当今世界最权威的人类血缘关系鉴测手段。利用这种世界最新的高科技手段，医学界对藏族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藏民族属中国北方人群的一部分，起源于华北地区。从而为藏民族的起源问题提供了严谨的科学依据。这是西藏的两位医学专家——原西藏自治区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自治区级专家孙新甫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傅玉红共同进行的白细胞抗原（HLA）研究发现的。他们是在北京儿科研究所HLA研究室、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室等单位协助下，对拉萨、日喀则地区的400名世居藏族居民的血液标本进行研究，运用医学统计学处理的结果证实的。②①《汉藏史集》第12页，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①1997年10月7日，新华社贵阳电②见1992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语言学的渊源
据语言学的研究，藏汉民族的语言是同源的，一些基本词汇的发音几乎是一致的。例如，人体五官名称的发音都是非常接近的，现在能查出的藏语
①和汉语中所拥有的同源词就达500至600个，汉、藏两种语言在构语、发音等方面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以语言学家公认最稳定的动词而言，动词在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通常不会发生变化，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将不同语言的动词进行比较研究可追溯他们的祖先。汉语中的动词如：走、视、译、卡等，在藏语中分别为“zho”“si”“yir”“ga”。此类语音相近、语意相同的词汇在汉藏两个语言中不胜枚举。地名也是个相对稳定的事物，二三千年前的地名仍在使用者不乏其例，如洛阳、邯郸等。从汉藏民族交界、混居地区的地名，风土人情中也可反映出汉藏民族交往源远流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事实。语言上的密切关系还可作这样一个比较：汉语中的北方语用21个声母和36个单、复、鼻韵母就可将整个语言注音下来，而南方的粤语、闽南、闽北、客家、江浙等方言却需要比北方语言多得多，甚至多一倍的声、韵母才能将其语音记录下来。同一种语言内部的这种巨大差别可反证汉藏语言在构词、发音方面共同之处的重要含义。还有资料说嘉绒藏族是远古从西藏腹地迁徙而来的，而在藏语中“嘉绒”一词是山谷里的汉人的意思，但嘉绒语又是保留古藏语最多最完整的语言，藏汉民族的同宗同源，于此可见一斑。因此，语言学上称藏语和汉语为汉藏语系，其中自有道理。
文明发展的结论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实着史前时期的青藏高原、天山地区，自然环境远非现在这个样子，这里气候温暖湿润，草木茂盛，是各种动物及原始人类生活的极佳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人群绵延不绝地向西部的青藏高原，新疆和中亚地区迁徙，这些西部高原上的人群同时又不停地穿过横断山区和河西走廊迁回到中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故土上，漫长的年代里，这种迁徙运动是相向的，持续不断的。并且至少在16世纪之前，中国人是相对独立和封闭地活动生活在至少以新删、西藏为界的中国这块半岛形的大陆上，外来因素渗入小，外来影响亦小，在这块大陆上无论来回怎么迁徙、怎么活动的都只是这群人。正因为如此，在中华民族中，汉族是由西羌、北狄、南蛮、东爽四夷少数民族在中原汇聚而形成的。保存完好、脉络清晰的历史记载表明，商周时期（公元前1700—800年），中原地区商族、周族与周围各族发生、发展了紧密联系，导致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同化。在此期间，以夏族、商族、周族为主，吸收夷、蛮、羌、狄等民族成分，演化成华夏族。
春秋时期（公元前800—250年），百越各族、匈奴族的众多人口加入到华夏族之中，从而初步形成了新的人们共同体——汉族。在绵绵历史长河中，汉族就是这么一个人们共同体，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共同①中国社科院《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俞敏《汉藏同源词谱稿（续）》，转引自龙西江：《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见《新华文摘》1995年10期文明的作用下，通过密切交往，自然融合，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国土上数量占绝对多数的人口，今天的汉族，不是自发源时起至现在某一民族的延续，而是众多民族交叉融合的结果。同样，为数不少的中原人，到了西藏这块高原地区，也被逐渐同化。藏族实际上也是由古代生活在这块高原地区的诸多部落、诸多种族交叉融合的结果。
周恩来总理曾指出：“由于我国各民族交叉的时代很多，互相影响就很多，甚至于互相同化也很多，汉族之所以人口这样多，就是因为他吸收了别的民族。”①
毛泽东主席曾用幽默方式谈到中华民族这种强有力的吸收融合和同化关系，他说：德国人李德（李德在红军长征前后一段时间任过军事顾问）娶了个中国老婆，生的孩子是黄皮肤、黑头发；中国人李立三娶的俄国老婆，生的孩子也是黄皮肤、黑头发。你们看，中华文化的同化力有多大。
五千年的典籍记载中国境内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与汉族有着共同的先祖——炎黄，有着共同的底层民族文化和底层原始宗教的源头。汉族犹如海洋，各兄弟民族犹如大海的溪流和江河，彼此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谁也离不开谁，是分不开的。②
一生中曾五次旅藏的法国著名藏学家、东方学家达维·耐尔先生指出：“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就与中国密不可分。无疑，藏族与汉族自古以来就在战场上和粗野的交涉舞台上不断较量过，双方都不乏诡谲与狡诈，但彼此却从未闹到要一刀两断的地步。”
“藏族与汉族的联系可溯至公元前。中国编年史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对这种联系有所记载。据我们手头的资料，这种联系还远非从这个时代才开始
③的。”黑格尔写道：“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
基辛格博士准确地指出：中国的民族虽有不同的语言，但却有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还需补充一点，还有共同的血缘。正是由于中国各民族有着共同种族血缘关系，有着共同的中华文化（尽管各民族文化有差异，但文化的本质和源头都是共同的），彼此血浓于水，数千年来，“大一统”的思想浸润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这种“大一统”思想决非西方观念中的狭隘的大民族主义和向外征服力，而是中华民族诸疆域向其文明中心所产生的巨大向心力和伟大的回归。中国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载表明，汉族是由四夷少数民族共同形成的，中国文明的中心——华夏文明，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今天的藏羌各族本身就是汉民族的西部源头。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第一句话就是“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后来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407—431年）也是这样认为，赫连勃勃说：“朕大禹之后……今将应运而生，复大禹之业。”两个典型例子可说明汉族同周边少数民族的同源关系。春秋时，孔子为恢复礼乐制度，曾到夏朝的旧国妃国去向那里的羌人请教夏札，并得到了指点。所以留下了一句著名的成语：“礼之不存，求诸四夷”。另外一个著名成语“鹦鹉学舌”，则是指中国一代君主秦始皇，在未统一六国时不通中原语言的典故。这里生动地反映了夷夏，即①周恩来：《1957年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②以上参见龙西江：《中国亟待建立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论藏汉民族的共同渊源》③达维·耐尔：《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见该书第一章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同源和融合关系。
笔者前不久参观了曾任十四世达赖侍卫长的帕拉·士登为登保存完好的家族庄园，使笔者感兴趣的不仅是封建农奴制度下贵族与农奴生活的天壤之别，而且还有反映华夏文明在这座古老宅邸中根深蒂固的浸润和影响。在帕拉夫人住处的一个原有衣柜上，画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俞伯牙鼓琴逢知音”、“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苏小妹三难新郎”、“十三郎五岁朝天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女秀才移花接木”等中国著名古典文学故事；在庄园经堂上，装饰着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故事的木雕，经堂佛像旁边，则摆放着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著名古代故事画。如果不是知道在西藏，不是房屋建筑风格的不同，人们完全有走进内地旧官宦之家的感觉。经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批准在色拉寺学习了十年并一直受到其特殊关照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观，在其《人藏纪行》一书中写道：“在建筑的细微部分，汉族的式样相当多，在这里可以看到受汉文化影响极强的西藏建筑物。”①
在刚刚结束的《海峡两岸史学家合撰中华民族史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50多位专家学者指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是万年史而非五千年史。比如，传说中黄帝之妃嫘祖发明的蚕丝，在已出土的六千年前的江、浙古文化遗址中已有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七千年；代表农耕文明的湖南渲县彭头山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九千年。并特别指出，中华文明之源并不限于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是多种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汉族的祖先华夏族是南北各族接受夏文化后逐渐融合而成。②
18世纪法国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公正、最仁爱之民族。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中国）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良好的国家。”中国人“是在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
充分的史实表明，中国文明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长达上万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这片大陆的土著。尽管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不平等的民族关系，存在过相互压迫，但中国各民族间本质上、总体上是团结友爱，是和为贵的，从来不存在西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那种关系。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虽然高度赞颂西方文明，却也承认，在中国文化中孕育人类团结的精神，预示着人类美好的未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是我们国家和人民最具疑聚力的根。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吴天威博士对此曾恰当地评论说：“一般人都认为，西藏是最后一片‘香格里拉’（净土），它座落在世界屋脊。在人们脑海里所浮现的西藏往往，是一片终年冰雪覆盖、寒冷，不开放和荒凉的土地，是难以到达的外部世界。事实上，自从西藏的黎明时代始，它就在各方面都是敞开着的。”“除了地理上相邻和历史的关联外，西藏与中国密切的文化联系使任何分离都是无意义的，也成为不可能。”①
山南地区错那县贡巴则寺78岁的寺主江白格桑说得要直接一些，他说①（日）僧多田等观：《人藏纪行》第15页，中州古籍出版社②新华社海口电，见《四川日报》1997年11月11日①（美）吴天威：《为何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第5页，第15页“过去借个钱，立下合同也要写上以两级法王，以大皇帝的名义作保证，很明确西藏属于中国，他们从来认为西藏与中国是一回事”。
正是同宗同源的民族关系、源远流长的文明联系使得西藏即使在中国国力最衰弱的年代都没有被分裂出去，在今天，任何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理所当然被视为对12亿中国人民民族共同感情的挑战！
1997年3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接受法国《国际政治》杂志采访时指出：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其间中国的政权历经变迁，但中央政府始终有效地行使着对西藏地方的管辖。中国有56个民族，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②
这是文明的历程，这也是文明发展的结论！
二、历史的述说
西藏民族与汉族以及国内其它民族之间兄弟般的关系，历史悠久，长期的人员迁徙、地域交往，日积月累地在西藏民族与汉族和国内其它民族间形成并深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广泛而深入的联系。特别是由“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到隋唐统一，中国各民族由斗争而融合，各种迁徙交流空前频繁。盛唐帝国对各种思想，对各种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充分表现出了一个大国对各种文化的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公元641年，松赞干布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联姻。同一时期，汉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汉族的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磨、冶金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历算、医药等科学知识，也传到了吐蕃，当时大昭寺，小昭寺及桑那寺等著名寺院就是融合了藏汉寺庙的建筑形式和建筑艺术而相继建立的，反映出这一时期建筑艺匠的高超工艺水平。藏民族在物候历基础上，学习中原历法，将一年分为冬春夏秋四季，开始采用12生肖纪年，使藏族地区历法有了新的发展。吐蕃时期藏医学的发展是成就最为突出的，文成公主人藏带来的大量内地医学著作，先后被译成藏文。其中《汉公主大医典》是藏族医学史上最早的一部医著，来自中原的医学名著《月王药诊》也被译成藏文，成为藏医的重要典籍，盛唐文化大量传人吐蕃，西藏文化同各地文化的交流，形成了西藏地区传统文明最辉煌的时期。这对当时西藏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汉族也吸收了不少藏族文化，如吐蕃的马球戏盛行于唐朝，唐朝的妇女竟相模仿吐蕃女子的装柬等。立于拉萨的唐春会盟碑，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矗立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碑上刻着藏、汉两种文字的盟文和藏文纪事文，以及参加会盟的吐蕃和唐朝文武大臣的名称，这是记载藏汉人民兄弟情谊的珍贵古迹和有力的历史见证。正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创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中华民族，西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发展的的既定事实和必然归宿。
公元九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的分裂和人民起义，宣告了吐蕃地方奴隶制王朝的崩溃。在此之后近400年的时间里，西藏形成了许多封建性的分散割据势力，它们各自为政，经常互相攻伐，战争连绵不绝。与此同时，在内地中原唐朝灭亡后，先后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和宋朝、辽、西夏、金等②《江主席接受法（国际政治）杂志采访》.《人民日报》，1997年5月14日各民族政权分主中原的局面。从公元2000多年前的夏、商朝至今，中华大地出现过19个朝代，近百个地方政权，仅汉族地区内部也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封建割据、地方军阀统治的情况。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种分裂、割据现象是暂时的，不会有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会因为当时某个地方政权的建立，而宣称某个地方不再属于中国。这与历史上的法兰西内战，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归统一一样，是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
西藏陷入分裂以后，各据一方的割据势力，互不统属，长期混战，人民流离颠沛，苦不堪言，现实的绝望促使人民不得不在彼岸世界中去寻找慰籍，这些为佛教在吐蕃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灭佛毁法后再度兴起创造了社会条件。著名佛教教派噶当、萨迦、噶举等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井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性的宗教势力，各自以一个割据集团作为政治上的靠山，创立学说，建造寺庙，广收门徒，扩展势力，成为后来在不同历史时期执掌政权的不同教派的社会基础。
西藏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止，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统一，成为当时西藏各阶层人民共同的迫切要求和强烈的愿望。但在400年的时间里，当时西藏任何一个部落的力量，都完成不了重新统一西藏的任务。西藏社会不得不忍受长期分裂战乱的痛苦，社会生产力长期受到了巨大破坏，直到1247年，元朝再度统一全中国，才最终结束了西藏的战乱。
三、可耻的谎骗言行
这些年来，逃亡国外的达赖分裂集团，散布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什么“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大国”、“在这个世界上，形成国家的情况不一。形成国家以后，藏汉始终各是一个国家”，什么“历史证明我们西藏是独立的，向全世界表明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等等。但历史是不容篡改的，5000年的中国历史文献资料，记载着西藏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材料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西藏拉萨的档案馆中，布达拉官七世达赖寝殿“萨松朗杰（意为殊胜三界）”正中供奉着乾隆皇帝的肖像，像前还树立着一块精雕细刻的藏、汉、满、蒙四种文体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金字牌位，已树立277年，《布达拉宫胜迹志》中记述，从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时起，以后各世达赖喇嘛在每年藏历元月初三凌晨，都按时率领僧侣官员到该殿向皇帝像和万岁牌位举行朝拜，行君臣礼。这些历史见证无言地却又无可辩驳地述说着我们国家和文明的历史。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在长期的历史中，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于这个全世界所公认的事实，甚至处心积虑妄图分离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也无法公开加以否认。1904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发出的正式训令称，西藏为“中华帝国的一个省”。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的讲演中说：“在以往数百年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虽然十四世达赖本人在1990年出版的自传中一再讲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神话，但他字里行间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费尽心机讨好外国主人，但英国人居然同意中共对西藏主权的主张；尼赫鲁总理不止一次当面告诉他，印度不能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印度政府不承认他的所谓流亡政府，他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公开活动。在我和平解放西藏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里普也不得不声明：“美国从来不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外交部发言人也重申，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对这个黑纸白字记载于历史，连西方帝国主义者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依附于洋主子的达赖集团，却企图钻时光流逝，现代社会信息爆炸，人们记忆淡忘的空子，一再想把事实颠倒过来，他们多年来混淆事实真相，指鹿为马，欺骗世界上一些对西藏缺乏基本了解的外国人，迎合西方反华势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肆意伪造历史。为了揭穿达赖的谎言，我们不得不对历史作一些基本陈述。人们由此将会看到，历史事实驳斥了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散布的所谓西藏历史上是一个主权国家，西藏曾经行使国家权力的谎言，历史事实还充分证明，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大肆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完完全全是国际反华势力一手培育的怪胎，完完全全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达赖集团特别是达赖本人，虽然曾俨然声称，在西藏佛教戒律中，比丘要守二百五十三条戒，比丘尼要守二百五十四条戒，四根本戒是简单的基本的禁令，即喇嘛不能杀生、偷盗、贪欲、打妄语（即说谎）。但自己却没有遵守这些最基本的禁令，为了政治图谋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打妄语、说谎，不仅歪曲历史，而且伪造历史，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和卖国交易中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
四、我们有权说明真实
西藏独立的提出，倒也事出有因！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势力掀起了瓜分中国、分裂中华民族的狂潮，西藏成了他们首当其冲的突破口，西藏独立即由此被西方殖民者一手炮制出来。只是由于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顽强的反侵略、反干涉斗争特别是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迅速胜利，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西藏，帝国主义势力没有达到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鲸吞，在近代达到了高潮，中国就像一条蚕吃过的桑叶一样，累计失去领土达300万平方公里之多，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合力进行了长达百余年的救亡图存、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斗争。正是各民族人民奋不顾身的团结奋斗，使我们的国家免于灭亡，使中国的疆土没有进一步缩小。没有斗争，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恩格斯高度赞扬说，
①“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卫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
帝国主义的胃口是没有止境的，他们不是不想侵占我更多的土地和主权，不是不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只是一时不能完全得逞罢了。然而，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昨天，他们尚且实现不了这一图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今天，随着新中国的日益强盛，随着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迅速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他们的这种图谋，其实现的可能性也就愈益渺茫了。所谓“西藏独立”，在今天完全成了西方反华势力分化中国，遏制中国的阴谋。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本身是再简单不过，清楚不过的历史事实。它的确定不移，就和北京是中国首都，华盛顿属于美国一样的简单明确。但是受国际反华势力支持、怂恿的达赖分裂集团，却长期散布谎言，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把①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页中国在自己领土上行使主权，说成是“侵略”；把历史上反动、黑暗、残酷的被已故班禅大师称为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说成是“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掩盖历史的真相，欺骗世界上善良人们的良知，他们的伪造历史，编造谎言，给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已经欺骗并且仍在欺骗世界上一些不确切了解西藏真相的人们。
李瑞环同志最近访问了瑞士，他在会见瑞士记者重要谈话中这样指出，“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已被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决定。对于达赖本人，我们一直晓以大义，给以出路，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是，达赖集团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宽容忍让而有所悔悟收敛，而是在分裂的路上越走越远。我们对此不能再一味宽容忍让，我们有权向世人说明真实。通过回顾达赖集团
①来龙去脉及澄清他们所散布的大量谎言这个打扫“奥吉亚斯牛圈”的工作，我们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达赖集团以本来面目。事实无情地证明，达赖分裂集团这个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和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这个国际反华势力的宠儿和工具，无论是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与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格格不入的。达赖本人在宗教外衣俺盖下从事的一系列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的政治活动，既有违佛祖释迦牟尼的教诲，违背一个佛教徒的良知，又损害着祖国、特别是西藏广大人民的最切身利益。①希腊神话著名传说。古希腊厄利斯国王奥吉亚斯养了三千头牛，斗圈三十年从未打扫过。要求希腊英雄海格立斯三天之内打扫干净，海格立斯遵太阳神阿波罗神示用一天时间即将其彻底清扫。马克思曾比喻“奥吉正斯牛圈”为世界上最肮脏龌龊的地方。
上篇沧桑高原
述说真理、真实、真相
昔日雪域政教合一斑驳凝重
今天高原春光明媚沧桑巨变
揭露政教统治真相·记录国家主权抗争
我们有权说明真实·维护民族自立自尊
·不堪回首的往事·政教合一的荒谬·
·和平解放的欢欣·利令智昏的叛乱·
·中央英明的决策·迎接腾飞的西藏·
主权与尊严
商、周、汉、唐、清的历史记载，脉络清晰地表明着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
考古的发现、学者的观点、遗传学的验证、语言学的渊源，无可辩驳地展示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
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使我们国家的凝聚力相对弱化，于是外国势力开始干涉中国内政，于是出现所谓“西藏问题”，列强的侵略扩张和利诱收买在中国内部培育出一些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这是产生达赖分裂集团的社会历史土壤。
“西藏独立”问题的提出，至今不过百年时间。
如果说，香港、澳门、台湾的割离是近代中国的衰弱导致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相对弱化和列强侵略干涉的恶果，那么，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同样与此息息相关。
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无法维护国家主权。历史上最后一次驱汉运动、驱赶中央派驻人员的见证人，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成员柳升棋先生深有感触地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国家的繁荣强盛，着想保持版图的完整，那是天方夜谭。”
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我们民族这一页屈辱的历史。中国大地上再没有外国的租界，没有飘扬着外国国旗的军营，没有在中国街头横冲直撞的外国吉普车，没有停泊在中国内河和海港口岸的外国军舰，没有任何外国势力能够再强迫中国刽地赔款……
中华民族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尊严。
但是，帝国主义不愿看到一个曾是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民族的复兴，他们尤其不愿意杜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
按捺不住复辟欲望的达赖集团，特别是达赖本人，与国际反华势力同声相应、同气相投，配合默契，“佳句”迭出。
“总之，西藏决不属于中国的，藏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①
“直到现在我们心目中也没有改变中国是中国，西藏是西藏这种概念。”②
达赖的惊世之语则是：他“心中毫无疑问地认为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声称领有对西藏的主权。”③
统一与分裂是西藏最大的政治分野，百年来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与外国势力的侵略干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抗争，当前与达赖集团的斗争是这场抗争的继续与发展。
这场斗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伟大复兴。
统一还是分裂，演绎着西藏百年来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①达赖在1985年“时轮灌顶大法会”上的讲话②达赖1986年5月在荷兰的讲话③《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177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
第二章 百年忧患
一、美国议员“神秘”入藏
“西藏问题”被炒作，久已有之。
从新中国建立之日起，西藏就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历史上失败的侵略者，不甘寂寞的新老殖民者，与被推翻的、仇恨新生人民政权的封建农奴制统治集团势力一道，围绕中国西藏上演出了一幕“有声有色”的话剧。
这幕话剧上演了几近半个世纪，其间有高潮，也有低谷，有韬光养晦，也有利剑出鞘。50年代的叛乱，60年代的边境武装袭扰，80年代的拉萨骚乱，包括投给达赖诺贝尔和平奖，都是根据反华需要导演出的剧情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发展，使分裂中国的企图日渐渺茫，特别随着达赖本人步入花甲之年，分裂势力尤其感到时不我待。寻找并包装一个达赖这样的政治明星，毕竟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此时不博，更待何时！
紧迫感很快体现出来。
1997年7月，美国国务院设立了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11月，制作宏大的两部包装达赖的影片开始公映，12月，沉寂了40年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撕下了最后一点公正外衣，“主要通过对流亡藏人的调查”，提出了一份365页的调查报告，由45人组成的这个委员会“责成”代表12忆人的中国政府按照达赖喇嘛的要求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何时独立。其间值得大书一笔的则是美国议员沃尔夫的现代“西藏奇遇”。
1997年8月9日至13日，美国众议员沃尔犬先生隐姓埋名，带着两名随员悄悄进入西藏，然后高效率的于8月20日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以所谓在西藏见闻为由，肆总攻击、诬蔑中国政府，肆意对西藏的现状进行歪曲、诽谤。
这是一次新的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华活动。
在沃尔夫举行记者招待会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兽宾在回答记者问时说：“我们事先（在沃尔夫去西藏前）不知道这一访问（沃尔夫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行前他告诉了国务院有关官员，但要求不通知美驻华使馆），我的理解他是持旅游签证到西藏旅游，中国政府是允许旅游者到西藏旅游的，但对于其它人，包括外交官和国会成员，获准到那里旅游是有困难的。”鲁宾还说：“我们有兴趣同众议员沃尔夫谈谈，以了解他的反映和意见。”
沃尔夫的西藏之行说起来就像一部蹩脚的现代侦探小说。
沃尔夫一行三人通过一家小旅行社安排到西藏旅游，到达西藏后即声称身体不适，兴趣有变，拒绝旅行社安排的旅行参观活动，要求旅行社不要照管他们的活动，但是答应照付旅游费用。这家小旅行社自然觉得合算，于是真的不再操心沃尔大几位“旅客”的食宿旅行，沃尔夫一行就利用几天时间，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访问，声称他掌握到了系统、全面、权威的材料，足可以召开记者招待会了。
沃尔夫如此行色匆匆，急不可待地制造新闻，目的十分明确。舆论界明确指出，他们就是要给中国的外事外宣工作制造麻烦，增加压力，继续丑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沃尔大把西藏描述得十分恐怖，声称“被压迫的西藏人，生活在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悲惨状况中，他们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藏人与外国人说话要冒着人身安全的危险”。他几天的调查居然得出：“在过去二十年中，差不多一百万藏人被杀、挨饿或虐待，”沃尔夫呼吁，如果西方不为西藏做点什么，那么西藏就真的没有前途了。其实沃尔夫先生这段话完全可以换个说法：“中国只要在今后一二十年内保持7％到8％的年增长率，就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不少人猜测中国争取强国地位的努力会因为国内出现的情况而失败。”①
因此沃尔夫先生认为不给中国国内制造些麻烦，美国的世界霸权就没有前途可言了。
这位擅长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手法导演闹剧，炮制耸人听闻的“热点新闻”的沃尔夫先生，已经是久经沙场。1993年，他在访华期间，提出要参观北京监狱，我有关部门提供方便，给予安排。在参观监狱时，工作人员送给他两双袜子作为小礼品，但是事后他把这两双袜子拿到了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说是他买来的袜子，是中国用作劳改产品出口的重要物证，并以此要求制裁中国。
笔者手上偏偏有点令沃尔夫议员难堪的材料。
就在沃尔夫神秘进藏前不到两个月，法新社华盛顿6月19日电称：“美国监狱利用犯人从事工业生产的活动日益兴旺，美国犯人生产的产品有高尔夫球、电路板和内衣裤，还有食品。”“据观察家估计，美国160万犯人中，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生产商品和提供劳务，一年创造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到2000年可望增加到90亿美元。”
在某些联邦监狱里，犯人的工资从每小时12美分到8.5美元不等。但是犯人工资的80％被用来交税，支付监禁的费用和作为补偿犯罪活动受害者的经费。
华盛顿律师斯蒂芬·瑞安抱怨说：尽管法律规定不要因为使用监狱劳工而使私营部门的职工失去就业机会，但是联邦工业生产处没有为市场占有份额而规定合情合理的指标。
指责、栽赃别人的事，美国可以例外，这就是隐隐可见的美式世界新秩序。
二、“中国有多少人？”
“西藏问题”日益成为西方把中国妖魔化的得心应手的武器。
达赖极其得意地指出：“在连一些大国都要谨慎行事的中国政府面前，我们给它造成了无法抹掉和挽回的损失，这些都是我们的最大的成果，是三十四年取得的了不起的成果。”①
人们当然没有忘记，达赖曾经坚决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
达赖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了人权，破坏了宗教文化传统。人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可以耸人听闻地宣称，共产党杀了100万以上的西藏人，而人们已经知道，五十年代达赖自己的地方政府（噶厦）统计的西藏全部人口是100万人多一点。
这些离奇谎言通过占优势的西方传媒，特别是美国传媒出于妖魔化中国①克里斯托弗·莱恩：《不可靠的计划——美国对华战略》，美《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①达赖1993年7月19日在所谓噶厦全会上的讲话的用心，被广泛地、一再重复地传播着。
美国等西方国家炒作西藏问题，包装明星达赖，绝不意味着他们了解西藏，或者是真心欣赏达赖这个人。
西方某些国家、某些人的自我中心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香港《镜报》载文指出：“作为西藏宗教和世俗的领袖，达赖这个位置从来就是非常政治的。达赖从他出走那天起，就已走上了不归路。当年‘营救’他和今天赞助他的人们，并非相信他乃活佛转世，具有甚么法力，更不是要听他谈禅说机。因为在这些人心中，弘扬基督教的光辉和福音才是目标，
①追求本国私利更是最高目标。何年何月，他们会垂青一个‘异教徒，呢。”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有一段有趣的话：“‘我们只想告诉世界一个美国故事，而不是让世界告诉美国什么。”在美国新闻总署，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讲。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位高级编辑曾说：“如果实在要谈到外国，我们最喜欢问的问题是：你们的国家在哪里？”
写道：“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一位多年从事国际报道的美联社记者问我：‘中国有多少人’。”
她听了我的回答后很吃惊，把答案认真地记在采访本上。
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有多少人，一般的人不知尚可原谅，而作为搞国际报道的记者，是应该知道的。而且，还是美联社记者。”
无知而狂妄，这句话或许可以逼真地描述美国某些人那种傲慢、自大、自私的心态。
就是这些人声称：他们十分了解、十分关心“西藏问题”。
达赖振振有辞地宣称他为妖魔化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因此受到欢迎。“这几年来，达赖在西方或受奖、或讲演、或被采访、或被召见，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忙的‘政治和尚’。原因无他，盖达赖代表了一股可用来和中国对抗的势力，‘西藏牌’是用以对付中国的武器之一，如果没有这点价值，达赖今天便不会如此风光。”②
人们也许将会看到、听到：当达赖集团失去用途之后。美国人会诧异地问：西藏在什么地方？或，达赖是干什么的？
美国《商业日报》1996年8月14日报道说，在当今美国，也许除了学者，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活动家和奥林匹克运动员以外，美国人不相信任何人。
这家报纸援引一项对1100名美国人的调查说，42％的人认为新闻媒介根本不可信。只有1/3的美国人说，他们受到新闻媒介的影响很大。
另外，只有8％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是可靠的消息来源。认为政党可信的人则只有2％。①
这样一个对自己都丧失自信的社会，有什么道理教训别国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呢？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西藏说三道四呢？
强权政治的第一个原则：美国总是对的；第二个原则，如果美国做错了事，请记住第一个原则。
在美国当代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教授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中，把一切罪责和①香港《镜报》月刊，1997年5月号，寒阳文②香港《镜报》，1997年5月号，寒阳文①李希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324—325页危机归于别国和别的民族，宣称非西方文明将给美国大地带来祸害。
达赖集团沾沾自喜地以反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向外国主子邀功讨赏，其实，在主人真正的心目中，并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悲夫！
以上算是正文开始前的楔子。
三、我们国家关于西藏的历史
文明的积累和汇聚
中国文明及国家起源不像西方文明那样是由点到面的发展或扩展，而是中华民族通过万年以上的漫长年代，在辽阔的地域上积累酝酿而汇聚起来的。由于地域辽阔和交通不便等因素，这种汇聚过程是漫长的。在汉文文献中这类记载较早，由于藏文通常认为创制于公元七世纪，按照藏文资料的记载，西藏同祖国内地的关系，在1300多年有文字可资考证的历史长河中，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联盟阶段（七世纪上半叶——十二世纪中叶），第二阶段是不可分割阶段（十三世纪中叶——现在），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牢固基础，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必然发展。从西藏一代英主松赞干布先启其端，经过赤松德赞，到赤热巴中，都与唐朝始而联姻，继而联盟，是妇孺皆知的史实。公元649年，唐王朝授松赞千布“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后又“进封賨王”。所谓賨王，就是进献珠宝，缴纳赋税之王。不管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吧，这终究是唐代皇帝纣松赞干布为王而不是相反。唐高宗还为松赞干布刻了石像，和唐朝的其他王公将相的石像一同列于太宗皇帝的陵墓旁。①
到823年，赤热巴中与唐王朝共同制定的长庆会盟碑，其汉藏两文都再三强调“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叶同社稷如一”，或“令社稷叶同如一”、“叶同社稷如一家”（叶：同“协”）。所谓“社稷”就是国家的意思。前苏联著名汉学家和东方学家节昂列夫就此指出，“这个‘伟大的和永敦睦谊的’盟约充满互相尊重的精神。它是汉藏关系史上的一个最重要文
②献。”另一位著名学者比丘林则指出英国殖民者企图任意曲解原文，他们没有哪一个愿意找出盟约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会盟双方力求团结一致。从唐代起，西藏地方到唐廷的使者不绝于途，直到吐蕃衰亡，每代赞普死时，都向唐廷报丧，新立赞普，要向唐廷报封。每代唐皇继位，吐蕃皆奉表祝贺。此外，吐蕃向唐朝要求互市，贡献礼物的使臣也很多。当时双方商议决定，要彼此协调政策，强调团结一致。尽管如此，我国史学界持特别慎重的态度，还是把这样一种中央政权同地方割据政权的关系，认为是一种联盟关系。
在七八世纪时，唐朝的文成、金城公主前后出嫁给吐蕃王。通过唐朝和吐蕃王室间的通婚和频繁的使臣往来，建立起极其密切的政治关系，“虽曰两国，有同一家”。唐朝和吐蕃王朝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里先后瓦解，陷入①《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②（苏）节昂列夫：《西藏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地位》《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十辑，18页了割据的局面。然而，历史上形成的密切联系，并不曾由于五代十国的混战和藏区的诸候纷争而隔绝，而是继续得到保持和发展。宋朝统治时期，一些藏族部落“献地内附”，呈纳贡赋，并请求派遣管理各地的官员。宋朝封授唃厮罗为“团练使”和“节度使”，此后唃厮罗的子孙也世世代代由宋朝任命官职。这实质上已是确立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上的统属。
从唐朝到元初这六百多年间，随着政治关系的发展，汉藏民族间也加强了经济的和文化的交流。唐朝公主和大批随员、工匠的入藏，带来了内地的物产和生产技术，帮助藏族人民新建了手工业、改进了农业，唐朝的天文、历算、医学、儒学逐渐为藏族所吸收，哺育了以中原文化为内核而具有藏民族特色的西藏文化的发展。一千三百年来西藏广泛流传着有关文成公主和唐蕃经济文化交流的传说，这些传说不免包涵着人们的润色和想象，但它反映出古代汉藏民族的亲密交往，在世代的藏族人民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西藏地方归顺元朝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47年，西藏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地方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放弃地方割据，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
1629年成书的《萨迦世系史》，记载着当时萨迦班智达写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中关于必须归顺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萨迦班智达在谈及西藏归顺元朝时曾指出“西藏的出路就是作一名不二的臣属”。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了全中国，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有效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成为全国的十三个省之一。元朝及其皇帝任免萨迦本钦和左右大法官在内的一切高级官吏，清查户口、征收赋税，在西藏地区成立了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都元帅府”，隶属于元朝皇帝设置的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还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个万户府、千户所等。所有机构和官职的名称都是元朝中央规定的。元朝在西藏全境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裔率军驻守西藏的东边。元朝中央派官员人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行大都（今北京市）。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路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1268年、1287年、1334年进行了三次人口调查。这在藏文史书《贤者喜乐瞻部洲明鉴》中有关于这三次人口调查的详细的记载。
放弃西藏地方割据，将西藏正式交由元帝国直接管理的八思巴，不仅在中央政府官居要职，而且首次从形式上正式肯定了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对于元世祖和八思巴之间的君臣关系，大元朝廷和萨迦地方王朝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统记》中对这一历史有清楚的、带骄傲性的记载。十四世达赖曾经继承过“政教合一”制度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却数典忘祖，否定这些藏族先辈们在加强藏、蒙、汉等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与团结，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定和各教派的信仰自由等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对祖国统一的贡献。说什么“建立了关系也丢了脸”，这就不仅同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相对立，而且也和前世达赖喇嘛的意见相左了！
帝师，是元朝中央政权的一个重要官职。在元朝帝师历次颁发给乌斯藏各宣慰使、万户长等文武官员以及僧俗部众的文告中，开头都申明，“奉皇帝圣旨”，在此颁布法旨。现以曾连任元朝成宗、武宗、仁宗的三朝帝师桑杰贝在羊年（1307年）颁发给夏鲁寺的法旨为例：
秉承皇帝圣旨
帝师桑杰贝所烦布之法旨
通告军官、军人、司法官、金年使、地方官、地方守卫、驿站头目、信使、来往收税运输人员、世俗部众一体知晓：
夏鲁寺所属寺庙百姓，忠顺天子，安分守法。皇帝圣谕：不得向其征派兵差、食物、乌拉……。彼原先所有之庄园、土地、水草一律不准侵占、抽调。不得对彼仗势欺凌和诬告陷害。为使其安居乐业，特颁发此执照以为凭证。自法旨颁发之日起，仍然违反者，定禀报皇上，追查判处。该寺庙也不得凭借此文书，行违法之事。
羊年（1307）十月十九日
①
写于大都（北京）大宫殿
西藏地方归顺元朝是在元朝军队到达时确定的。但正如阔端所说，这与“畏慑来服”的情况完全两样。元朝对全国藏族地区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施政，这是自古以来，在中华各族人民间同宗同源、相互依存关系的继续和发展，是长期以来，西藏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亲密联系的继续和发展，是文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元朝结束了西藏各地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人民长期的战乱苦难，是顺应历史发展之举，给西藏广大人民带来了休养生息的安定生活，给西藏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它是饱尝分裂痛苦的藏族人民渴望统一，过和平生活的结果，也是藏族和各民族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笔者走过西藏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山南措美县、洛扎县的崇山峻岭之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不同碉楼式废墟。废墟本身位置极为险峻，却还安装有抛石自卫机关。足见当时社会动荡与人民的不安全感。洛札县拉康区区长西绕群培告诉笔者，这些是过去一种人的住房，在废墟内，他们曾看到过一些用骨头做的室内用具，也发现过人的遗骨，但时间确定不下来。据当地老人讲，这是吐蕃之后战乱的遗物，但当时的居民群体早已绝迹了。仅此一斑也可窥见当时战乱带给人民的苦难与不安了。也说明元朝结束西藏的分裂割据，是何等得人心之举。
明朝对西藏的管理
元亡以后，明朝取代元朝，西藏萨迪王朝在西藏的统治也随之垮台，噶举派（白教）法王帕莫竹巴取而代之。但是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并没有因大元帝国的崩溃和萨迹法王在西藏的统治垮台而有所改变。噶举派第二代法王甲央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派代表去南京，觐见了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为大明帝国的建立上表祝贺，一方面请求明朝皇帝批准噶举法王统治西藏地方。明太祖封噶举派法王为“大司徒”、“勤国公”。并“赐统御西藏三部十三万户之敕诏”。同时，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①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室：《西藏农奴制藏文资料译稿》之二“朵甘思行都指挥使司”，受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各级机构和官员，如指挥使、指挥副使、指挥同知、元帅、指挥佥事、万户、千户等，均由中央政权直接决定。元朝中央政府主要信任萨迦派，而明朝则各教派一视同仁，直接实行多封众建，中央政府先后加赐西藏各教派首领为法王和王的称号，又敕封其它一些寺庙首领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都纲”等各种名号，并由朝廷颁授印信、封文。如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授封为“大宝法王”；萨迹禄首领贡噶扎西授封为“大乘法王”；格鲁派创造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授封为“至善大慈法王”；直贡噶举派首领仁钦白桑坚赞被封为“阐教王”；帕莫竹巴五代首领扎巴坚赞被封为“阐化王”等。1578年，三世达赖索南坚措主动上书给明朝大臣张居正，表示“我为皇上和大臣昼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1587年明朝敕封索南坚措为“朵尔只唱”，即“金刚持”之意。到这时达赖系统才从中央政府取得一个正式的宗教地位，与政治地位还有很大的距离。正是由于西藏格鲁教派宗教领袖人物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对格鲁派本身的壮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导致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的格鲁派逐渐崛起，并最终在西藏取得了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当时，政、教、军、驿、商（茶马互市）的各级首领，官吏、都一律由朝廷仕免。西藏地方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在长达300年之久的明朝时期，西藏始终处于中央有效的统一管理之下。
清朝对西藏的施政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由于明朝统治趋于崩溃，与明朝中央政府关系最密切的西藏噶举派法王在西藏的统治也发生动摇。清兵占领北京后，五世达赖喇嘛审时度势，抢在其它教派其它政治势力之前在清朝尚未完善全国政权时率先投靠清王朝，并亲自去北京朝贺，并诸清王朝皇帝加封。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教派地位。达赖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为了安定祖国的西南边疆，清朝对西藏有过两次重要的用兵活动，1719年，清王朝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据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恢复了西藏地方的安定秩序，1791年，尼泊尔的廓尔喀人侵入日喀则地区，班禅驻锡的扎什伦布寺遭到洗劫，侵略者杀人放火，抢劫财物牲畜，所到之处成为一片废墟，西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被侵略者打败。全藏陷入混乱不安的局面。达赖、班禅向清廷紧急求援，清王朝得知情况后，派福康安统率大军进藏，在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下，击败了侵略者，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这两次进军，特别是反击廓尔喀侵略的进军，不仅驱逐外国侵略者，巩固了祖国的西南边疆，而且使西藏广大人民亲身体验到袒国强大的好处。对于保护西藏地方，安定西藏社会，促进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统一等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意义重大的《钦定章程》
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清朝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在打败廓尔喀的侵略之后，清王朝鉴于西藏地方各项制度一向废弛，弊端百出。政治极为腐败，官吏贪污腐化；军队素质很差，藏地有边无防；宗教领袖互相攻讦，教派斗争迭起；官吏随意勒索，财政经济困难。至于政治军方人士徇私舞弊、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以致敌军犯境时，地方政府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于是，决心要通过制定管理制度大力整顿吏治，巩固边陲。早在平定廓尔喀入侵之前，乾隆皇帝在给福康安等人的谕旨中即指示：“将来剿平贼匪之后，一切善后事宜，必须另立章程，逐一筹办，务使边国谧宁，永除后患。”在驱逐外国侵略者后，即令统帅福康安和驻藏大臣，会同达赖方面的摄政济咙和班禅方面的托萨克喇嘛等重要憎俗官员共同商讨，拟出了一套治藏条款报清廷审批后，以基本管理条例形式固定下来。1793年，正式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章程使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管理上升到了一个新水平，章程的主要内容有：
清王朝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班禅和西藏各大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朝廷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需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班禅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朝廷派大员亲临监视。
驻藏大臣代表朝廷督办藏内事务。
对西藏文武官员确定品级、名额和升补手续。最高一级藏族官员有噶伦四名、代本六名，由朝廷任命。噶伦、代本的年俸由朝廷发给。
在西藏成立正规藏军，名额3000人，规定了军官等级、人数、军饷补给来源、武器配备、驻防地点。另外，从内地调进西藏各地官兵1400多名。藏汉军队统由朝廷派驻的官员管辖。
决定在西藏照内地之例，设立铸钱局，铸造官钱行使。银币正面、背面分别用汉藏文字铸“乾隆宝藏”字样。
西藏西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边界上若干地点，建立国界标志，驻藏大臣每年出巡各地，检查驻军防务及界碑情况。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
二十九条章程对于西藏地方事务，明确了一系列比较完整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其中有关达赖、班禅的地位和职权的，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规定：
“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札什伦布的一切事务，在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时，由‘索本’堪布负责处理，但为求得公平合理，应将一切特殊事务，事先呈报驻藏大臣，以便驻藏大臣出巡到该地时加以处理。”
关于达赖、班禅对外联系的规定：“西藏和尼泊尔、不丹、锡金等疆界相连……今后尼泊尔派人如再来见达赖喇嘛及驻藏大臣，其回文必须按照驻藏大臣之指示缮写，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也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处理。外方所献的贡物也须请驻藏大臣查阅。……外方人员来藏时，各边宗负责人须将人数登记报告驻藏大臣，由在江孜和定日的官员进行检查后，准其前往拉萨。由各藩属行文给驻藏大臣时，驻藏大臣得写回信；给达赖喇嘛等来行文时，将文件详呈驻藏大臣，代为写好回信，交来人带回，所有噶伦都是替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办事的人员，不得私自与外方藩属等通信，即或由外方藩邦行文给噶伦时，得呈文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协商办理，不得由噶伦私自缮写回信。以上是有关内外事务的规定，应严格遵守。”
关于西藏地方寺庙管理、堪布任免、僧众供养以及青海蒙古王公迎请西藏活佛批准手续等问题的规定：
“达赖喇嘛所辖各活佛及喇嘛，一律详造名册，并由噶伦负责将全藏各呼图克图所属人民详细填造名册，分存驻藏大臣衙门和达赖喇嘛处各一份，以便检查。如有不领护照而私自到外方者，一经查出，即惩办该管堪布及札萨寺主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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