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达赖（下） -

下篇挑战与应战
　　·寻绎西方世界阴暗心理·挑战反华思想文化渗透图谋
　　清醒审视历史深处的忧患·中华民族要重新受到尊重
　　·中国背景与“西藏问题”·国家利益与国家意志·
　　·指向中国的宣传战·急待加固的精神长城·
　　·大江东去展示中华崛起·万众一心共创民族振兴·
　　“西藏问题”：反华剑出鞘
　　所谓“西藏问题”被炒作，在世界上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不错，西藏是青藏高原最高的地方，是世界屋脊的屋脊，这里有大漠草地，冰峰雪原，自然景观独一无二，号称地球第三极，是21世纪旅游的黄金宝地，然而，当今一些国家或势力集团却并非因为这些而关注西藏。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成了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经济连续19年高速发展，展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预示着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崛起。这些并不完全符合某些国家的世界战略利益。于是他们要设法遏制中国的生机与活力。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无情的竞争规律决定了一些取得垄断优势的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优势地位，就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后来者发展。一些中小国家无论怎样发展，都不会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有大的改变，而一个崛起的中国却会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
　　因此，无论中国如何改进自身的工作，国际反华势力仍然要明里暗里地遏制中国的发展。
　　中国加速发展自己的国际形势并不容国人过份乐观。
　　在某些势力集团看来，西藏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落后于全国，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西藏交通不便，远离内地，是中国国家安全的薄弱环节；由于民族、宗教方面的特殊性，又是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方面的薄弱环节。这三个薄弱环节加上有达赖这个具有宗教和政治双重身份的人物及其利益集团，正好可资利用，于是“西藏问题”日益被反华势力锻打成分裂中华民族的重剑。
　　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从文明的兴衰中总结出挑战——应战机制。只有勇敢地面对挑战、迎接挑战，才能赢得文明的发展与复兴。只有我们自己能维护我们的利益。在国际反华势力的进攻面前，中国人民应该有巨大的危机感。中国今天和未来的根本战略目标，在于强化国家意志，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指引下，整合意识形态新资源，建构新的能够统领人心的富于时代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系，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生存。
　　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能允许任何卖国集团、任何卖国言论有任何立足之地！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中华民族要重新受到尊重！
　　第十四章中国背景与西藏问题
　　一、反华新闻中的政治玄机
　　欣欣向荣的新西藏被肆加歪曲、丑化。区区几万人的国外流亡者受到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分裂集团的头目达赖则俨然成为一名真正的明星，招摇于世界新闻、政治舞台上。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老谋深算的国际反华势力，反华新闻更是功不可没。揭示达赖其人的真实面目，有必要透视一下反华新闻，特别是美国之音宣传中的政治玄机。
　　美国众议院刚刚通过决议，增加拨款5000万美元，给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要将其对华广播延至每天24小时，这之中也包括功率强大的藏语广播。在西藏的偏僻地区这种广播也清晰可闻。
　　美国中央情报局每天收集一份《海外广播舆情摘要》送给白宫、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美新署署长维克有一次看到来自欧洲和前苏联的广播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之音，感到十分恼火。他向美国之音提出了如下要求：“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重大措施，改进我们的报道。每当出现一个苏联的叛逃者，或是苏联又有一个粮食歉收年份，或者我们的情报部门发现的任何不利于苏联的负面东西，我们必须建议国家和白宫要就此发布新闻。我们要把他们的美女丑化成妓女。”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前负责人斯乃德总结说：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世界上一些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都要撒谎。问题的关键是谁第一个撒谎。首先撒谎的人才会在宣传上获得成功和主动，后撒谎者必败无疑。
　　前苏联的一位记者在谈论美苏两国官方媒体在国际宣传中，为什么苏联总是处于劣势时深有感触地说：“美国的谣言制造者们总是处于攻势，总是采取咄咄逼人的架式，使你永远处于守势和被动挨骂的境地。比如美国之音关于苏联人权、持不同政见者、导弹裁军等等的报道。”斯乃德更是直截了当地解释了美国之音的进攻手段：“使用我们最新的技术设备，把我们的故事抢先播发出去。我们极少给苏联的宣传家们留有任何采取主动进攻的机会。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指出的，只有当所要传播的信息被及时发出去并不断得到重复，宣传才能达到最大效果。”①
　　从新中国建立伊始，美国就领导西方反华舆论，围绕西藏问题制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诽谤发难，极其聪明地让新中国处于被动、被告的地位。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的进军西藏，被丑化成野蛮残酷，不得人心的暴行。新西藏结束封建农奴制统治，解放绝大多数缺乏基本生存权的劳苦大众，被歪曲为侵犯人权，达赖这个旧制度的代表，三大领主的总头子，则被一再贴金，拔高，以至成为外国政要不见一下都不合适的明星。
　　这种“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呢？
　　捅破窗户纸，原因极其简单：撒谎，首先撒谎，聪明地选取材料，貌似客观公正、决定性地撒谎而已。①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当然，这需要足够金钱的运作支持。举一例子，达赖1959年叛逃国外，本是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但美英新闻则大量充斥达赖喇嘛神秘的出逃经过。居然渲染有神秘的云雾“宇宙之云”，一直伴随着这位“神王”，使中国人的空中侦察无以得逞。连一向享有声望和权威，精明、求实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也加入了这一吹嘘行列。事情的败露纯属偶然，达赖本人竟对此毫无所知，从而否定这些说法。
　　再举一例子，达赖出逃的表面原因是达赖先提出，西藏军区再邀请他去看文工团的文艺演出。叛乱分子借此制造事端，散布达赖接受邀请，要进军区，这是解放军设下圈套要抓他。于是煽动起叛乱。但达赖为此曾写过三封信给军区领导谭冠三，这是对叛乱者不利的证据。当中国政府指出此事时，反华舆论都宣传此事决不可能。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美国《时代》杂志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书信只能是最巧妙的伪造。当中国政府发表了书信的影印件，达赖的手迹历历在目时，达赖不得不承认有过这些书信。但反华舆论又转向一个新的发难了。
　　正是诸如此类的反华新闻，炒就了西藏问题，并大大提升了今天达赖的身份地位。
　　寻找代理人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新闻媒体的运作。
　　一位知情人透露，中央情报局经常贿赂外国媒体和记者，按照美国的国家利益撰写和发表稿件。①
　　斯乃德说，美国的虚假新闻如果要在一个国家深入人心，必须大方地给这个国家的有关人员付相应的报酬，如瓦文萨在出任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的第一年，就从西方获取了100万美元的宣传经费。除了付现金外，美国的宣传机构还通过提供奖学金、出国参加会议、颁布各类国际奖金等方式收买国外人士，为宣传美国国家利益服务。
　　达赖集团接受了多少钱呢？
　　詹姆斯.O.梅斯在《进退两难的达赖喇嘛》中写道：“在西藏难民流亡的头十年，他们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了53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有人统计，总的资助已超过2000万美元，即平均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应分得400多美元。虽然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援助的总数到底是多少，但正如一个难民刊物所指出的：“……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人们相信这笔钱一定是很可观的。”谭.戈伦夫博士指出：“1959年3月，在美国成立了西藏委员会……许多推测和大量证据证明，它的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这位完全正确地指出：“达赖喇嘛能够继续享有政治权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控制了救济金，教育奖学金。”从布什总统以来，美国给了达赖450个教育资助名额。
　　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对说谎话本来应该是深恶痛绝的。但是考虑到国家利益，美国的知识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越来越认同制造和散布虚假信息的手段。连以崇尚民主和自由而自居的美国哈佛大学都称赞中央情报局制造新闻是有效的。如美国政府给尼加拉瓜反对派报纸提供了10万美金，这家①《制造虚假信息的武士们》，第99页，转引自《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报纸就竭力为维护美国利益说话，封锁一切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新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其露，考德维拉竟然说：“从本质上看，通过制造虚假新闻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要这种虚假新闻的受众是外国人，而不是美国人。”①
　　散布谎言的工具
　　美国之音是反华宣传的排头兵。它炒作西藏问题最为卖力，不惜把大量电波，浪费在元人居住的大漠山川。
　　美国之音总是恶人先告状，总是攻击中国的媒体都是“宣传工具，报道的不是新闻，只是向人民灌输的宣传”。好像只有美国之音才是传播真理和真实新闻的道德先生。
　　但是曾经在美新署负责过美国之音的官员斯乃德却在所著的书中承认，美国之音就是一个宣传的武器，“我完全赞同宣传性的新闻报道，因为我感觉，我们传播的是‘优良的’宣传，虽然这是一种把真理夸大了的版本，但那毕竟是真理。当然，我们后来还了解到，我们中的许多人（指为美国之音工作的人）多次被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的官员提供的谎言所糊弄，帮助他们传播了许多谣言。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制造虚假信息的武士，再后来，我们就成了自觉自愿的制造虚假信息的武士。”②
　　美国国会的一个研究报告早在60年代就直接对美国之音的报道方针作了规定：“新闻报道应该含有事实，但是这些事实必须是有选择地拼组在一块的。以达到一种客观效果并传播到特定的受众中去……应该是说服而不仅仅是纯客观的报道。”③
　　斯乃德在其所著的《制造虚假信息的武士们》一书中承认，美国的媒体为了把对方塑造成一个“邪恶帝国”，总是按照美国人的利益，捏造新闻。美国之音“一会儿把真实涂成红色，一会儿又把真实涂成白色，一会又把真实涂成蓝色”。
　　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在人们对美国媒体歪曲和制造真实的记忆还未完全消失的时候，“美国之音”媒体在对华报道上，又迫不及待地重蹈覆辙，制造谎言。
　　两个月之前，“美国之音”、“BBC”等新闻媒体，刚刚结束了在人权、西藏问题上把中国说成魔鬼的歇斯底里大发作。
　　它们在人权，在西藏问题上大作文章，聪明地教唆和暗示人民起来反对政府、赞赏和推崇分裂势力的政治要求。
　　为吸引听众，它们开辟了对方付费电话，欢迎听众与之联系讨论，以示客观公正。
　　1997年11月3日晚，这种表演又在“美国之音”中出现。美国国务院中国与蒙古事务处处长梁浩与一位所谓专家解答听众的问题。
　　难堪的时刻开始了，一位听众指出，如果阿拉斯加或夏威夷的分离势力提出脱离美国，美国会怎么办。①《制造虚假信息的武士们》第99页②《制造虚假信息的武士们》，第14页③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梁浩先生回答：提出分离只是一种少数人的要求，美国联邦的一个原则就是要防止分离，他含蓄中不乏强硬：美国正是为了维护、这一原则而打了一场南北战争。
　　另一位听众提出，美国声称重视人权，却每年出口几百亿美元的杀人武器，如何解释这种美国人权的双重标准：
　　这下难为梁浩处长了，但美国之音主持人毕竟有办法，他一反常规接着让其它听众继续提问，然后请梁浩先生用一分钟时间同时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
　　梁浩先生结结巴巴没说几句，主持人宣布：时间到了！
　　在觉悟的人民面前，美国之音的图谋将难于得逞。
　　当我听到听众连续提到这几个问题时，真有一种痛快淋漓的舒畅。
　　“美国之音”，也有自作自受坐在被告席上的时候，原来它是如此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美国人不许听“美国之音”
　　《华盛顿邮报》访问学者李希光先生指出：“由于美国之音充满了偏见和谎言，美国法律明确规定，“美国之音”的节目不得向国内广播，不得把那些谎言传到美国公民的耳朵里。所以今天当你走在美国的大街上问美国人：‘你知道美国之音吗？”’100个美国人中有99个人回答‘不知道’。美国之音的一位官员不得不承认：‘美国政府事实上在美国公众周围建了一道铁幕，使美国公众不知道美国之音这类机构在向海外播送些什么……美国国会担心这类机构会象纳粹分子给美国国内老百姓洗脑……。
　　造谣有术
　　西方一些政府传媒的政治立场是极其鲜明和强硬的。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之音办公室主任迈克，斯考费尔德指责美国之音对伊拉克总统态度太软。“如果我们不是每隔15分钟骂一声萨达姆是吸血鬼，骂萨达姆的娘在沙漠里跟骆驼乱搞，我们就站在了萨达姆的一边。”他强调说。
　　海湾战争被刻意渲染成保卫弱小国家，捍卫民主，人权的高尚之举。“美国之音”功不可没。相比之下，美国财政部长要坦率得多：“很简单，中东石油资源如果让萨达姆这个小子控制的话，他每一桶石油提高两美元，我们
　　①一天就要多支出财政赤字三百万美元。”一语道出了海湾战争真正的原因。美国之音为什么不把这方面因素向忠实的听众作点介绍呢？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写过《论谣言》一文，对谣言的作用，以及人类的轻信和好奇作过精彩分析。培根指出：在社会发展背景相对落后的社会，人们的好奇心容易被调动。因而谣言就更容易有市场。由于采取了先发制人和先人为主的攻势，美国之音在世界上，特别是在那些信息不太畅通的国家和地区的确迷惑了一些听众。据说美国之音每年要收到近10万封热情读者来信。但是，美国之音的编辑记者不仅很少给这些听众回信，而且，据斯乃德透露，大部分寄给美国之音的读者来信连信封都没有打开就被扔进垃圾箱里①何新：《为中国声辩》第131页去了。
　　“美国之音”用强大的功率和多个频道向西藏地区进行宣传轰炸。长期以来，西藏的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使“美国之音”的谎言在西藏特别有市场。
　　但是发展和开放正在改变这一切。
　　拉萨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一些僧人说，他们过去常听美国之音。
　　这些空中电波告诉他们，中国如何在与苏联对抗，中国马上面临分裂，达赖如何有实力，西藏独立即将实现……。
　　个别老僧人听的时间很长，他们真诚地告诉笔者，也告诉年青的僧人，他们上当了，美国之音欺骗了他们。
　　他们的结论是：美国之音经常散布谎言。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有人建议解散美国新闻署和美国之音。但由于来自国会强大右翼势力的支持，美国之音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财力、人力、技术等各方面得到了加强。如前所述，美国纳税人的5000万美元又流入了美国之音。
　　这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称霸世界的国家利益需要它。
　　无硝烟的战争
　　也许是为了向希望解散美国之音的人说明其重要性，美国之音现任台长杰弗里·科恩1997年写了一篇题为“冷战后美国之音的六大任务”的文章，香港《明报》刊登了这篇文章。
　　科恩声称的六大任务，其前三项依次是：对抗共产党国家，鼓动美国式的新闻自由，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他在文章中写道：冷战期间，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斗争几乎占据了我们主要的工作，或者起码也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方法。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之音”担当的任务比以前更多也更重。
　　科恩说：“单是对中国，我们除每天11小时以普通话广播之外，每天还以广东话及藏语各广播90分钟。虽然我们的节目也有有关各国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事情，但我们的大部分报道仍是有关中国本身的事。”
　　对西藏的藏汉语广播，是他们的一个重点，大量离奇的谎言，别有用心的渲染和教唆，来自世界上这个“民主”国家的对外宣传机构。在拉萨骚乱、拉萨戒严以及西藏一些重要事情发生时，美国之音尤其活跃。
　　谁能否认“美国之音”的节目安排不富有颠覆色彩呢？
　　苏联是被谁解体的？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不久前解密了一批苏联内部机密文件。据这些解密的官方文件透露，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政府非常重视国际媒体对苏联官方政策和立场的报道和评价。由于“美国之音”出于颠覆苏联的战略需要，经常有意识地制造一些煽情式的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常常把克里姆林官那些缺乏主见被外国舆论牵着鼻子走的领导人整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
　　美国之音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操纵国际媒体，使戈尔巴乔夫不仅在东欧国家的公众中失去了支持者，同时也使他失去了苏联国内的支持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帮助美国人搞垮了最大的对手，但美国人仍然抛弃了戈尔巴乔夫。
　　俄罗斯《二十一世纪和世界》的主编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就此写了一篇《他们是怎样摧毁苏联的》的文章：
　　我们今天未公开谈论的问题中有一个是“反苏阴谋”。这一阴谋到底存在不存在？苏联是被扼杀死的，还是因经受不住强烈的民主震荡而解体的？
　　最近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的秘密战略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所起的作用》一书，描绘了里根政府秘密的反苏活动，该书美国人彼得.施韦策认为，“苏联的垮台不是老天青睐美国。……是里根奉行的政策所致。”
　　该书说，80年代里根政府曾经有预谋地摧毁苏联国家制度，这种预谋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苏联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国家安全机构缺乏职业素质。
　　该书透露，美国针对苏联的行动早在1981年春就开始了，大致持续到1986年底，总共五年多一点。这一行动一直背着公众、政府和国会暗中进行，因为它“超出了现实政治的范围”。参与密谋这一行动的只有几位美国高级官员：美国总统里根、中情局长凯西、国家安全顾问艾伦和国防部长温伯格。
　　凯西、艾伦和温伯格在里根总统的支持下决定向苏联发出挑战。哈佛大学一位历史学家为里根拟就了美国针对苏联的新战略，代号为NSSD—75。这一故略标志着美国的目标已不再是与苏联共同生存，而是要改变苏联体制。新战略坚信，美国完全有能力通过施加外部压力来改变苏联制度。
　　四个人就这样提出了目标，并开始寻找机会。摧毁苏联的工具看起来很简单，尽管按美国当时的标准不太合法：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利用苏自身的弱点来动摇其体制。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专门行动，通过向抵抗力量提供物质和政治支持，使苏联陷入两大尖锐危机——波兰危机和阿富汗危机，不能自拔。
　　凯西曾对中情局上层人物说：“让我们给共产党人一点儿颜色看看，应当给他们放点儿血。军官的儿子们就会躺在锌制的棺材里被人送回国。我们所要瞄准的就是这些人——这可是个绝妙的主意。”
　　美国提出的任务并不是从军事上打垮苏联，而是要“使莫斯科因惧怕战火烧到苏联境内而退缩”。由此可见，他们当时想动摇的并不是苏联体制，也不是苏联社会。他们的目标是动摇执政者及其保卫者的意志，打击的重点是情报分析和决策中心，以及敌人的行为。凯西猜中了：这正是苏联的薄弱环节。苏联实际上被掌握在迷信的宿命论者的手中。
　　在连任后的最初几个月里，里根掀起了对苏施加心理压力的运动，代号为“里根——坏牛仔”。其目的是影响克姆林官的思维，让他们把力量集中到军事上去。里根要为苏联政治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地缘政治流氓。这位老演员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一角色。人们还记得里根在电视直播中开的玩笑：“先生们，我决定向苏联宣战，核战争将在三分钟后开始。”这一即兴表演当时就被许多人看破，但着实让政治局震惊。苏联情报部门马上把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有关美国进攻的情报上。当情报人员挖空心思虚构出有关“美国第一次核打击”的材料时，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又抛出了一份所谓的秘密计划，说它的宗旨是破坏苏联经济。总之，当时苏联被搞得一片混乱。
　　摧毁苏联，是美国当时一系列特殊行动的最终目标。当美国最优秀的俄罗斯专家在华盛顿为政府撰写战略学说时，俄罗斯首席美国专家雅科夫列夫却在莫斯科收集有关萨哈罗夫的肮脏事情。在使用人力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彼得.施韦策在书中说：“知道莫斯科靠石油出口赚了多少钱还不够。凯西想知道石油出口对苏联到底多重要。莫斯科怕什么？它恢复力量的能力如何？它在失败后恢复元气的速度有多快？能否动摇它的信心？”美国研究人员的重点集中在这些问题上。
　　雅尔塔时代后期的世界很像一个交易所。毁灭苏联可能是在这个虚拟交易所中人为制造的几次危机的结果。当时的一个游戏规则是，双方严格监督两大集团的军事战略平衡。苏联过于担心力量平衡遭到破坏，而实际上它未受到任何威胁。这一点被美国利用了，成了毁灭苏联的有效杠杆。
　　苏联曾以人才济济自豪于世，但这些人却被置于一旁观战，而不仅是参与制定反击美国的战略。苏联“客观上”是否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凯西对里根说：“我希望您亲眼看看他们是多么好的靶子。我们有历史机遇，我们可以对他们构成严重损害。”
　　在勃列日涅夫逝世那天，美国开始实施针对苏联的秘密经济战。里根的苏联经济顾问享利，罗恩说：“我们应该把军备保持在高水平上，以使莫斯科努力追赶我们，同时，停止供应他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我们在这十年内就会看到苏联体制如何垮台。”
　　美国人说出来，也做到了。他们分析后的结论是，苏联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石油和天然气。美国就此提出两项主要任务：削弱苏联按很高价格销售能源载体的能力：削弱苏联购买或偷窃西方技术的能力。
　　里根班子经过巨大努力，堵塞了苏联外汇的两个来源：说服沙特阿拉伯取消石油输出国组织对石油开采的限制，从而压低了油价；抵制了苏联设计好的输油管道。到1985年，美国的努力收到重大效果：沙特将限额之外的石油投放市场，油价下降了50％。苏联花光了所有的钱。里根随之提出下一个目标：毁灭苏联。
　　1985年后，美不仅仅希望使苏联懊丧，而是追求胜利，力争将阿富汗战火引向苏联境内。美国人知道，莫斯科明白这一点。据参与反苏密谋的人士回忆：“他们有自己的情报人员。在计划行动时，我们打赌，莫斯科会猜我们正在做什么。莫斯科真的发火了，提出了威胁，但没有改弦更张，依然我行我素。”
　　这一点得到了克格勃领导人之一费多特.博布科夫将军的证实。“我们知道这一切，实际上，国家安全机关、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解核攻击计划，了解美国情报机关和其他特工机构颠覆苏联体制的所有活动。”
　　苏联最后还是被扼杀了，那些有义务保护苏联的人没有尽到责任。这是苏联人自己的失职，而不仅是美国魔鬼的阴谋诡计导致的。
　　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一个针对中国的“里根——坏牛仔”计划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无视基本的事实，一再以“西藏”、“人权”之棒敲打中国，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为了从国际舆论和道义上孤立中国，这场进攻完全没有真理和事实，只有战略和政治的需要。基于这种需要，他们才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给达赖集团以大力支持。
　　另外，他们还多方位地误导中国的政治舆论。美国人奈斯比特有一本畅销书，名为《2000年大趋势》，此书掩盖当代一切尖锐复杂矛盾，对未来世界历史趋势，编织了一套全球和平、幸福、繁荣、发展的“千福年神话”。有外国资料曾透露，此人之写作得到与中央情报局有关的基金会资助，其未来预测是专门制造出来，兜售和哄骗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者的。
　　但此书在我国竟大为畅销，有许多家出版社竟相出版，广为流行，据说有些乐于趋附新潮者人手一册，并以之作为观测未来和决策的参改。①
　　实迷途其未远，觉来者之可追。为了中国的国家统一、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我们需要尽更多的责任。
　　西方食言俄国上当
　　西方某些人总是习惯于把自己标谤为正人君子，似乎他们的举动都是为道德、人权、和平、非暴力等高尚力量所驱使，而不包含有自己的政治利益、国家利益。对这点，我们总禁不住有几分疑虑。
　　当前，北约东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由于综合国力的消弱，俄罗斯声称反对北约东扩立场不变，但明显有力不从心之感。
　　英国《每日电讯报》1997年3月21日报道说：俄罗斯人发现了说明西方把他们引向歧途的“证据”。
　　俄罗斯人说，他们发现包括英国首相梅杰和外交大臣赫德在内的西方领导人在外交上的许诺是不可信的，从而使有关机密文件销密。
　　公布这些文件是俄罗斯人如下努力的一部分：俄罗斯人力图向世人表明，1991年西方引诱克里姆林宫相信，北约决不向苏联卫星国的领土扩展，所以俄罗斯军队才撤出了这些领土。
　　这个问题对于美俄赫尔辛基首脑会议至关重要。在这次首脑会议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希望美国人能作出具有约束力的保证，即北约不在原苏联边界一带部署核武器或者集结重型军事装备。从莫斯科的观点来看更为急迫的是，要寻求一种能够制止北约向原苏联领土—比如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扩展的强硬手段。
　　俄罗斯向评论员兼中立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委员会成员普什科夫公布了这一文件。亚佐夫1991年3月6日同梅杰会谈之后写道：英国首相宣布，他认为“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东欧国家都不可能加入北约”。英国外交大臣赫德1991年3月26日向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讲了类似的看法。当时北约的政策是不打算扩大；西德总理科尔和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贝克都作出了类似的保证。
　　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现在指出，西方向俄罗斯许诺北约不向东欧扩大，而实际上是西方骗他从东欧国家撤出了军队。
　　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仰外人鼻息者最终将受制于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俄罗斯：有人利用民族、宗教谋求瓦解俄罗斯
　　俄罗斯《明日》周报1997年3月22日刊登了题为《情报机关预测战争》的署名文章，该文分析认为，外国势力在不择手段地谋求瓦解俄联邦。①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人对俄罗斯今天充当的西方“小伙伴”的作用不满意。在华盛顿，最终占上风的是瓦解俄联邦、消除俄联邦武装力量和军界工业界集团的方针。西方不择手段地迫使俄罗斯消除其安全的基础——最使美国人不安的是俄国的“重型”导弹部队。要知道，美国及其盟国有了反导弹防御系统，再加上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高精度非核武器，即使在按照第二和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大大削减核潜力的情况下，也将会形成西方对俄罗斯的战略优势，使俄罗斯对核讹诈和华盛顿的强制做法处于易受伤害的境地。
　　同时，西方统治集团对俄罗斯越来越抵制北约东扩计划和正在讨论的对策表示极大的关注。然而，关于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原则上已作出有关决定，尽管没有公开宣布。华盛顿还打算采取前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方案搞乱白俄罗斯，颠覆卢卡申科政权。
　　从西方挑起的使分立主义和混乱加剧的趋势来看，前苏联共和国被大西洋主义者看作北约控制俄罗斯核设施行动的前进基地，俄罗斯国防部长罗季奥诺夫已坦率地谈到了这种可能性。
　　情报资料显示，为了分散俄罗斯对北约东扩问题的注意力，削弱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武装力量，西方实施行动计划使俄罗斯南部边境地区形势普遍不稳。在高加索方向，主要依靠车臣和印古什武装分子的队伍，按计划，武装分子应该在夏末或秋天大举进犯达吉斯坦、北奥赛梯、斯塔夫罗波尔和莫兹多克市郊，并在俄罗斯中心地区采取一系列行动。有意思的是，领导这些行动的不是杜拉耶夫，而是马斯哈多夫。他在1993—1996年不止一次访问了土耳其、英国和美国，被这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看作它们的北高加索地区的“主要联系人”。至于外高加索，西方在那里的主要伙伴是阿利耶夫和谢瓦尔德纳泽。阿利耶夫承担的义务是，不仅利用关于俄罗斯向亚美尼亚秘密提供核武器这种虚假消息的烟幕再次进攻纳戈诺一卡拉巴赫地区，而且对居住在与达吉斯坦边界不远处的列兹根少数民族发动镇压运动。这必然使难民拥向俄罗斯，这就有利于搞乱俄罗斯局势。谢瓦尔德纳泽的计划是进攻阿布哈兹，目的是把那里的土著居民驱赶到索契地区。这除了制造不人道的悲剧以外，也会给北高加索西部造成混乱。
　　美国破坏中亚稳定的意图也是相当危险的。它寄希望于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扶植的阿富汗原教旨主义的塔利班运动，期望塔利班夏天能完全控制阿富汗北部，这将引起大量的武装难民拥入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上库曼斯坦。上述国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哈萨克斯坦也将很快动荡起来，这个国家在军事上十分薄弱，又饱受斯拉夫人与哈萨克人之间、哈萨克部族之间纷争之苦。继哈萨克斯坦之后，就该轮到俄罗斯了。
　　这篇文章也许把形势说得严重了一点。但严酷的现实不容人天真。在西方某些战略家那里，自私的利益是主宰一切的。
　　图穷匕首见
　　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尘埃落定之后，美国人终于承认：美国政府曾制定了一个秘密战略，搞垮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事情还没完。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又报道说：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这是专栏作家威廉·普法夫的文章。
　　“一些人把俄罗斯当作进行他们本国公众无法接受的种种试验的试验场。其结果是，俄罗斯现在不仅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且也不再是一个主要大国了。”“俄罗斯人民现在是反美的（同样也是反北约的），而在1989年到1990年期间，他们对美国和西方是抱有热情的。现在人们普遍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故意给它出了导致它的经济和体制瘫痪的坏主意，为的是使它不再成为自己的对手。”①
　　当了波兰总统的瓦文萨惊呼：我们上了西方的当。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
　　悲夫！？
　　台湾问题、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是国际反华势力精心选择的遏制中国，西化、分化中国的突破口。为了阻止他们的图谋，我们决不能动摇自己的意志，决不能一直被动，让反华势力牵着鼻子走。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不能让民族败类的卖国言论有任何立足之地！
　　中央情报局26年前制定“台独”计划
　　1996年的台湾海峡，潮高浪急，人民解放军在这里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向台独分子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12亿中国人不惜一战。
　　台湾局势的演变，与美国的精心策划密切相关。
　　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1971年6月提出的一个政策报告中，说得十分清楚。该报告提出美国对台基本政策是：“推行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的、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即逐步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建立一个由台湾人控制的代议制政府，台湾的政权一旦掌握在台湾人手里，美国就可以运用它，设法就台湾的最终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对话。”“美国认为，最终应造成一种政治局势，使中国大陆同意和平的台湾独立。”①
　　时隔26年后，我们惊讶地看到，中央情报局这个报告中的战略设想，“确实是在循序渐进中推行。台湾的党外运动及现今的民进党，他们的主观意识，绝非愿意当美国的工具；但在现实上，美国却利用它来达到既定政策的目的。”②
　　《名人传记》中的一篇文章，揭露了美国更深插手的黑幕。
　　该文说，蒋经国执政期间，有个作家“江南”，所撰《蒋经国传》发表，触及了蒋经国时代的某些内幕，在美国被害。台湾舆论大哗，在一些人的新闻“误导”下，岛内的矛头直指蒋经国最有希望的儿子蒋孝武。事态不断扩大，后凶手在美国被捕。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处长李洁明提出：以不再攻击蒋孝武为条件，换取蒋经国同意台湾政客李登辉接班，为“副总统”。这样，李登辉终于出任了“副总统”。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蒋孝武与江南命案根本①《美国蓄意要毁掉俄罗斯》《被士顿环球报》1996年12月2日①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月《台湾谈入后蒋经国时代》②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月《台湾谈入后蒋经国时代》无关。这是美国的反华势力无中生有，精心策划而操纵的。
　　③
　　文章还用详尽材料指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蒋经国先生的突然死亡是大有背景的。
　　学者何新就此写道：
　　由中央情报局的这个研究报告，联系近年台湾海峡风起云涌的局面，我们不得不佩服美国战略家的深谋远虑。风起于青萍之末，上述计划是在二十六年前制订的，但其后果在今天正逐步呈现。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1971年中美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美国人曾留下一个重要的伏笔：鉴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承认台湾主权属于中国。
　　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果海峡两岸有一方已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美国这一立场所依据的前提也就发生了变化。①
　　展望大陆台湾关系，如果大陆局势能保持持久稳定，则90年代确有实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因为台湾由于经济的局限性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会愈来愈需要与大陆的经济关系。但是台湾政治势力也很复杂，一直有一种力量试图在大陆促进内乱，然后伺机插手中国东南和华南区域。
　　何况有中央情报局的插手呢！
　　难道对西藏他们就没有这样一个计划吗？
　　“欲遏制中共，必先控制西藏”
　　美国情报机关插手西藏地方事务，始于1942年，两名情报官员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杜兰访问了拉萨，私下探讨了直接和拉萨地方当局联系的可能性，而西藏地方政府拒绝了这种要求。请注意，这时还是蒋介石统治中国，美国和国民党政府关系十分融洽密切的时候。
　　从那以后，美国对西藏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派遣特务，空运军火，安置电台，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策划1959年叛乱和达赖出逃，组织境外武装袭扰西藏边境地区，提出西藏人权问题，通过有关西藏问题决议，美国之音进行高频率、高密度的颠覆宣传，策划让达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每年安排达赖赴美游说，精心设计达赖在电视上的形象，美国总统总是能“顺便”与达赖聊一下，耗费巨资拍摄美化达赖的电影，直至最近设立国务院西藏问题协调员。在这一系列紧锣密鼓中，人们不是隐隐可以窥见中央情报局的又一项长远宏大战略在有条不紊地组织实施吗？
　　美国驻印大使一语道破天机：“欲遏制中共，必先控制西藏。”
　　《遏制中国》一书写道：
　　“五六十年代，西方支持的拉萨武装叛乱失败了，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游击战也流产了。进入八九十年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新遏制，西藏特别是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成为美欧等国发动对华软攻势的一发炮弹。”
　　在拉萨骚乱的背后，有美国的阴影；在国会山的辩论中，西藏人权问题是热门话题，达赖集团挟洋人以自重，投靠在华盛顿的怀抱里；诺贝尔和平奖也失去公正，用来“惩罚“北京，联合国里，“西藏局势”风雷激荡……③《名人传记》1997年第1期汉关文①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
　　西藏问题，成为西方杀向中国的双刃剑。
　　反华新闻的政治玄机毕露！
　　中国人拒绝反华新闻
　　反华新闻在丑化中国形势、干涉中国内政时从来不忘打起人权、自由等道义旗帜。似乎他们的“苦口婆心”都是为中国好，中国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切身利益。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95年世界粮食会议上作过一次指斥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发言，发言辛辣地指斥说：
　　“为什么冷战已经结束，还在生产愈加精尖的武器？如果不是为了操纵世界，那些武器又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竟相疯狂地把武器卖给不发达国家？那些武器不会使他们更有力量去维护他们的独立，他们更需要的是消灭饥饿。
　　为什么罪恶的政策和荒谬的封锁都加到这上面？包括对粮食和药品的封锁，置（一国）整个人口的饥饿和疾病于不顾。道德何在？正义何在？这哪里有对最基本人权的尊重？此等政策起码的理性何在？”①
　　卡斯特罗这里是在指斥美式人权的虚伪，指斥他们对伊拉克的封锁禁运制裁政策违背了最起码的人权观念。
　　由于粮食禁运，“伊拉克66％的儿童患有严重或中度营养不良症。对伊拉克儿童进行的调查表明，伊拉克儿童正面临着一些严重问题，死亡率最高达126‰。”
　　由于生活困难，“许多儿童出生以后没有足够的奶吃，因而造成营养不良。同时，怀孕妇女患贫血症的高达56％。”②
　　这种广大无辜民众正在遭受的苦难并未打动美国决策集团的恻隐之心。以致美国自己一些报纸都看不下去，一篇《美国应放弃恃强凌弱的做法》文章写道：
　　“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不是最宽宏大量的胜利者，美国不让伊拉克恢复正常，保持着战时的封锁，禁止出口石油和进口药品和食品，同时要求全世界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这相当于试图以断绝生活必需品迫使伊拉克屈服，结果是普遍的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联合国的报告表明有100万人死亡，其中半数以上是儿童。就因为我们不喜欢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而采取了6年之久的摧毁整个国家的政策，这不是文明国家应有的处事方式。”③
　　不知美国决策集团如何解释他们“高尚”的人权。
　　仅仅这些还不够，美国最近还调兵遣将，摆出一副战争架式，要求无一例外地搜查伊拉克总统驻地，大约因为萨达姆总统天天随身抱着毁灭世界的武器睡觉。同时，要求允许U—2间谍飞机在伊拉克上空随意飞行。
　　世界上还有比这些更欺人太甚的事情吗？
　　这样一些人声称关心中国的人权，关心西藏人民的幸福，关心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人们信得过吗？①《第三世界觉醒》1996年12月第76号②沙特阿拉伯《中东报》，1996年10月26日③美国《洛杉矶时报》1997年11月13日
　　如果他们真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任何惩罚，要是这样，那上帝太不公正了。
　　中国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也培养了他们冷静的鉴别力。六四天安门政治风波中西方传媒特别是“美国之音”的孤注一掷的煽动造谣，大大损害了这些宣传机构的名声。在西藏问题上，他们持续不断的造谣和偏见，使包括僧尼在内的西藏各族人民痛定思痛，大大看清了这个“客观”信息来源的可信度。在今天的中国，在今日西藏，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全盘相信，全盘接受美国之音宣传的人已经不多，人们不再认为它是一个客观的信息来源，而较多认为它是一个为美国全球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是一个多层次、多方位损害中华民族发展、团结、强盛的工具。美国之音的离奇谎言，很难再产生什么“轰动效益”，这是这个造谣机构始料不及的，这个反面教员当得太久，中国人毕竟学聪明了。
　　不仅如此，他们还面临后院起火的窘境。
　　美国讨论新闻媒体信誉问题
　　一名为受歧视妇女辩护的律师说，一个数十年之久控告美国之音实行性别歧视的诉讼可能最终使美国政府花费5亿美元。这个诉讼涉及1100名妇
　　①女。美国之音将因侵犯人权而走上法庭。更大麻烦在于美国人民关注新闻媒体信誉问题。
　　据美联社1997年3月20日报道，最近一项民意调查表明许多美国人把美国的新闻媒体看作是以悲剧和丑闻为食的美洲鹫，并不相信媒体传播的内容。
　　报道道，3月早些时候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也称，大多数美国人不相信新闻媒体。该项调查还发现更多人对他们当地的电视新闻主持人的信任超出了对全国性的新闻网络主持人和新闻报道者的信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4月16日报道美国报纸主编上周在华盛顿举行了他们的全国性大会，讨论的主题是公众对报纸的信任程度不断下降。该报表示这非常出人意料，大声疾呼：要“解决新闻媒体的信誉问题”。
　　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本来就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反华新闻的政治欺骗性，是向12亿中国人的公众利益宣战。它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损害美国人民的公众利益。
　　但愿美国反华宣传者还记得伟大的林肯总统的一句话：
　　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绝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二、“西藏问题”与人权
　　在一些人所谓“西藏问题”的叫嚣中，“西藏人权问题”的呼声日益甚嚣尘上。滑稽的是，达赖集团也加入这一人权大合唱，这就更给西藏人权问题增添了闹剧色彩。
　　对于西方的人权攻势，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菲舍尔一语中的：①路透社华盛顿1996年12月19日
　　“过去中国政治、经济状况远不如今天，西方并没有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近年来，西方政治家同中国交往时，往往受到外部压力，要他们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这表明，有股政治势力企图牵制中国。”
　　人权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中国人民为享有更多的自由和人权前仆后继地奋斗了100多年。翻阅一下世界人权发展的历程，回顾一下中国人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生存状况的历程，回顾一下新旧西藏的巨大变化，历史会清楚告诉我们：废除封建农奴制是西藏最大的人权。
　　人权是历史的进步
　　“人权”首先是在欧洲中世纪末期为反对中世纪教权、王权、贵族特权而提出来的。至18世纪后期，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文主义、人权思想的核心——平等。引人到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之中，要求取消国王、教士、贵族的封建等级特权，从而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当时的斗争中曾提出过“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博爱”等种种口号，但是，要实现这些目标，其基础、前提、关键就是“平等”，所以说，争人权就是反对特权，争平等。欧洲资产阶级为了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他们以“平等”作为旗帜，号召人民共同战斗，推翻了残酷黑暗的封建统治，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其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在一百年时间里创造出来的财富超过了工业革命以前所创财富的总和。上升的资产阶级势力在平等、自由的口号下推翻封建统治，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趋势，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一次大的飞跃，是人类发展史上重大历史变革。
　　生存权与发展权
　　人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必然是具体，而不是抽象的，并有着它产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
　　①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李瑞环同志曾经指出：“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人权问题也像其他事物一样，离开了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就无法收到实际效果而变成空话。”②那么，对于当今中国的人权，其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邓小平同志说：“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
　　③全国人民的人权。”江泽民指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人权就是生存权。”④由此看到，我们所讲的人权是普遍的人权，是全国人民的人权，是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同时，由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最基本的任务是要解决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对我国来讲人权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要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综此，我们讲的具体的基本人权就是全国人民普遍而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是最大的人权。如果多数人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还有什么其他人权和自由可言呢？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页②《新华每日电讯》1994年5月19日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5页④《人民日报》1991年4月15日
　　社会公权与个人的人权
　　简而言之：人权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社会公权。这个社会公权往往是体现社会作为法人，作为整体的人，一个社会人的整体。体现他们的整体利益和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作为私人、作为个人的人权。
　　西方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讲的人权，所刻意宣扬的人权往往是后者。而对前者，却根本不提，似乎不存在。这就本末倒置，变成了煽动，变成了挑拨，而且非常伪善。
　　比如说在西藏，就是这种煽动方式所产生的一个最明显的情况。西藏在1959年的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的地方政府以及中国的国家政府，为西藏的全体人民、为西藏的社会、为西藏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铺设了那么多的道路，输送了那么多的物资，给予了那么大的援助，使得原来在农奴制度下的成千上万的穷苦的西藏人获得了生存温饱权利，改善了西藏的人权。这一事实，这一背景，西方反华势力几乎一字不提。
　　他们讲的只是西藏文革时没有个人的宗教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关起了几个制造骚乱触犯刑律的人。他们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保障人权，从少数政治集团的角度来保障人权，而这些政治集团实际上恰恰是要挑动内乱的，如果让他们无所顾忌地进行活动的话，无论是西藏，无论是中国全境都将会陷入到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纷争、政治的动乱，以至于最终走到国家解体、民族冲突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去。
　　而这样的前景一旦发生，就意味着中国的兵荒马乱，意味着千百万人的流离失所，意味着现在能够保证和满足中国10几亿人口生存温饱的基本条件，在那种情况下将会全部丧失。
　　西方反华势力假装没有看到这种后果，而片面地讲什么中国不给某几个知识分子自由，不给言论自由，控制某些刊物，审查参与动乱的人，等等。然后发起一个又一个的国际运动，企图遏制中国发展势头，通过人权、民主等冠冕堂皇的旗帜来达到其并不明言的战略目的。
　　人权的普遍性与具体国情
　　1994年，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欧洲，应邀在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发表演讲时说：“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上共有180多个独立主权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民族和宗教信仰以及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都不尽相同，都具有自己的个性”。他要求注意到这些具体实际，重视有要
　　①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他在接受德国《世界报》记者采访时又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态度，西方国家许多人并没有全面的了解，我们自己解释得也不够。当然，也有人故意歪曲事实。他说，中国对于人权的态度，概括地讲，主要有三个观点：第一，人权普遍性原则应当得到尊重。第二，人权普遍性原则必须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三，人权普遍性原则实现是一个过程。在抽象的人权原则中，有时包涵着某些互相矛盾的要求，难以在同一基础上无条件地共存。例如，西方有人不断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他们批评说，①《新华每日电报》1994年5月19日中国连生育都不自由，看这个政权是何等地违反最基本的人权！
　　但是，在中国现有的资源和经济条件下，如果允许自由而无限制地繁殖人口，12亿人过不了多久就会翻一番，达到24亿，再翻一番一48亿，再翻一番………，这种后果势将危及许多现实生存着的人民的就业机会、衣食住行权利。中国有限的经济增长，将迅速地被快速增长的人口吃光分光，难以形成必要社会资金积累。而如此，中国经济就将长久地落后下去，对世界经济也会造成潜在的压力。难道这是理智和公平的要求吗？究竟是有计划地控制人口的政策合乎人性和人权，还是放任人口自由增长的政策，更合乎人权的要求呢？
　　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在北京世妇会上讲：中国妇女应该有生育的自由。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妇女不能随意生育，不是太没有自由了吗？但不知希拉里是否想过，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可耕地却只有美国的1/10。按人均计算，中国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1/50。为了保障粮食的供给，中国农民精耕细作，精打细算地利用土地，在许多乡村，甚至在田埂上都种上了粮食作物，已经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
　　民以食为天，没有足够的粮食，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任何要求中国放弃人口控制的言论和主张，都是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的。①
　　美国《国民利益》杂志主编欧文·哈里斯最近撰文指出：“一般来说，人权维护者们看问题比较简单。”“但是，事实是，个人和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把人权置于绝对的、无条件的优先地位，但政府却不能这样做。”②
　　文章还承认：从1972年到现在，是中国在经济，也在人权方面获得引人瞩目的改善的时期。
　　笔者本人已经40多岁，只有一个孩子，从个人愿望而言，很想再有一个孩子，以增加家庭的欢乐和改变独生子女成长中的某些不利条件。但笔者却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人口计划政策，理解这之中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并且笔者曾多次到林周，仲巴等西藏贫困县去实地调查，目睹了不少农牧民夫妇因缺乏计划生育知识和服务而生育10多个小孩，以至生活贫困，迫切希望政府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的活生生的现实。显然，为他们提供计划生育服务，这本身就符合人权的要求。
　　某些人权的政治性与虚伪性
　　1977年12月16日联合国《关于人权新概念决议》中指出：人权的首要方面，是经济、社会权利。这个文件并指出：“联合国深切关注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继续存在。并且正是这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构成了主要障碍。”
　　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真的如此关心我们的利益，真的如此关心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问题，那么我们也就完全有权利要求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首先来带头纠正目前极不公正、极不人道的国际经济秩序。
　　也许美国会说：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一向是给予关注的。我们给予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是，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在整个80年代，①新加坡《联合早报》，《屏弃虚华、注重实效——关于西方的人权观念》，1995年12月2日②美国：《纽约时报》1997年10月26日，《换一种办法评断是非》由发展中穷国流向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利润，要远大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给它们的投资和经援。而且倒流额逐年在增加，1988年为520亿美元，1989年为526亿美元。试问，这究意是什么样的“秩序”呢？
　　就在与美国一壤之隔的近邻拉丁美洲，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1989年度报告》，那里“一部分国家的生活水平已回落到20年前。实际工资下降、失业增加，捉襟见时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在蔓延。所有的社会福利设施均遭到损害。现在占拉丁美洲人口三分之一的1.3亿人过着极其贫穷的生活。”①
　　据统计：1981至1987年，自拉美流入美国及发达国银行的款项总计1800亿美元，这些款项均是还本付息的债务。这些数额超过美国对越南战争的财政总开支。同时意味着拉美各国每年必须将其总产值的4—5％汇交美国等发达国家。这是巨额资金从穷国向富国转移的典型。
　　当前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极不公正、极不人道的一个最新实例就是，当某些美国人苦干营养吸收过多的肥胖症时，“非洲现在的2700万人濒临被饿死的境地，特别是一直处于内战中的苏丹、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安哥拉以及莫桑比克等国。非洲已经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然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基本上熟视无睹，联合国的负责人对此形势一筹莫展，对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感到极其悲观。”①
　　舆论界普遍认为：非洲的灾荒完全是人为的灾难。如果没有内战，粮食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那么，是谁正在这些国家的幕后，挑动和操纵着内战呢？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大国，在全世界到处插手，到处是以最冠冕堂皇的理由鼓动别国的内讧、内乱、内战，其实是在以发展中国家为沟壑，把自己的经济政治困难转嫁给它们呢？
　　尤其形成讽刺的是：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成了世界最大的军火商，向全世界输出系人的武器，其军火贸易已占全球数量的一半，却信誉旦旦地高唱人权。在他们控制的国际机构中，允许制造出售最现代化的飞机、大炮、坦克、舰艇，却不许制造某些基本上是防御性的武器。他们可以向世界倾销上百亿美元的武器，对于中国出售区区几亿美元的武器却耿耿于怀，大叫大嚷要加以限制。在他们眼中，几百万、上亿人的人权不是人权，几个人的人权却重要得紧，需要一些历谓国际组织、外国政要来再三再四加以过问、关心，这真是使我们困惑的人权。
　　当今天人们都在关注国际人权和谋求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时，对如此严重的发展中国家因遭受剥削而贫困的问题，不是首先应当给以最大最密切的关注吗？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那么试问，少数发达国家的经济秩序剥夺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权，难道这也是捍卫人权的真谛吗？
　　人权与国家利益
　　人权问题，在现时代仍然是各国的内政。否则，为什么美国自己既不批准《国际人权公约》，也不签署关于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禁止酷刑和歧视妇女问题的国际公约呢（美国的理由是，这些有关国际人权问题的公约，与美国国内法律的某些条款相悖）？实际上，各国的人权状况，应当完全由①日本《东京新闻》1991年3月15日。各国人民自主地去判断，去裁决，去改善，而不能由别国来插手！
　　西方国家现在在人权问题上，还常常谈所谓反对“双重标准”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意识形态的陷阱。个人在法律准则下的自由水平，不仅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有关，也与社会物质基础有关。对不同物质发展水平的社会，选择相同的、抽象的人权标准，这本身是不公正的。它在客观上，会造成观念的混乱。
　　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美国之音》经常假惺惺地称：我们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我们所以关心你们的事情，是由于我们特别热爱中国人民，完全是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但是，美国对全世界、包括美国国内大量侵犯人权的事件充耳不闻，对中国近年来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视而不见，一再对中国进行指责，这是否与美国自身的某种利益有关呢？是不是因为美国从战略上意识到，中国的某种存在方式对美国是有利的，而另一种存在方式，却可能构成对美国世界战略利益的障碍呢？
　　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要达到什么样战略目的，随着它们的不断表演人们是越来越清楚了。现在世界普遍认为，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前景继续下去的话，中国在20到30年以后在总体国力上很可能成为一个在世界经济和世界市场当中，对若干发达国家构成一种强大挑战的新兴工业国家、现代化的国家。西方或者阻碍或者是延滞这个进程，或者是在这个进程没有实现之前，使这个国家通过内乱而解体，这对于西方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削弱和抑制他的潜在对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中国内乱以后，国家分裂，出现各个地域的政府，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不得不成为西方的附庸，依靠西方的产品和债务贷款维持自己的经济生存。人们不能不看到，这就是少数发达国家对中国挑拨性地以人权和民主为理由煽动内乱的根本目标。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现代工业的竞争规律，决定了每一个在国际经济技术当中已经占据了优势地位的国家，都要防止别的国家也取得这种优势地位。这种利益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西方发达国家向我施压的选择。
　　台湾一篇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国家利用人权谴责的发展中国家是有高度选择性的，为什么不选择越南、印尼，或者妇女没有投票权的美国盟友科威特来谴责，而一定要挑上近年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的中国大陆为谴责的对象？显然是越南、印尼和科威特无论做好做坏，都构成不成真正的威胁，但一个发展起来的中国大陆会改变世界的均势。”①
　　人权政治的杀机
　　美国的政治家有时并不掩饰，他们鼓吹民主和人权的真正目的是战略性的。即要贯彻美国的世界战略目标：以敌制敌，以内乱对其各种潜在对手实行低强度战略的控制方式。前国务卿舒尔茨曾经指出：“我认为，人权体现了美国及其所捍卫的利益中心。”“摧毁共产党国家的一个主要因素，应该是其内部民主运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我们有一手好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观在世界各地极有魅力。……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已具有民主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民主。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一点。”①①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
　　世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末世界的最大奇迹，几乎无人否认，中国社会在最近20年来取得了无人企及的巨大发展与进步。美国福特基金会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托尼·塞奇就此写道：“我曾在中国文化革命后期的70年代在中国当学生，当时在中国的任何人都很清楚，现在个人自由的范畴已极大地扩大了。”
　　“西方普遍假定中国的人权状况逐渐恶化。由于媒体报道一些人被捕或被判刑，因此很容易了解为什么人们对中国持这种观点。”
　　“然而，这只是中国复杂情况的一小部分。中国的复杂情况是总的形势有了逐步改善，大多数中国人比过去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②
　　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10月24日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在人口增加3.5亿的情况下，贫困人口从2.5亿降到了6800万（原文如此，实际应为5800万），中国经济开放，人民有了更大的迁徙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得比中国近代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好。
　　这些，是中国人权改善的比较客观的报道，我们高兴地看到，世界上毕竟还有另一种声音谈论中国的人权。
　　但是，无可讳言，对中国人权的指责、挑拨、诽谤在反华宣传媒体中完全占了压倒优势。
　　中国人高度珍视自己的人权，也老老实实承认我们人权还有些需要完善的方面，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愿意听取批评建议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但这与反华势力的别有用心的人权政治完全是两回事。
　　民主、自由与人权，无疑都是极可珍爱的神圣价值观念。但是，在当今的现实中，人权，人权，多少阴谋假你之名以行！当它们被某些怀有控制世界意图的国际战略家用来作为制造他国内乱的工具时，善良的人们呵，我们必须警惕！
　　达赖的人权记录
　　十四世达赖近年来周游世界四处奔走，谈的最多的是人权，是西藏独立，是非暴力。他悲天悯人地呼吁恢复西藏人民的“人权”。并且越来越多的声称，在他过去统治下的西藏人民生活得无忧无虑，享有充分的自由和人权，大有香格里拉再现的味道。
　　但是，西藏历史档案馆中完整保留的旧西藏统治情况，不幸却和达赖宜称的完全两样。
　　旧西藏人是可以随意转让的，一份把人有偿转让的契约记载如下：
　　兹有乃琼寺扎仓的属民索南普尺之女，名拉巴，其母逝后曾由埃丁巴抚养。乃琼寺大喇嘛之大管家，已付给埃丁巴抚养费白银十二章嘎。现将该女转让给差巴冲堆巴，立约支付追加差役，言明今后差巴冲堆巴应无条件全部支付其内外等所有差役，并应随时接受活佛官员的任何指派，该女亦应全力以效。今后该女婚嫁与否均可由你等考虑决定，但该女之后代的人身隶属关系，仍列于乃琼扎仓之差薄，此条不得有违，一旦发生奸猾之类的行为，不仅不容，并不论何人，一律严管惩处。
　　立契人：冲堆家拉巴（手印）②（美）《大多数中国人比从前享有更多的个人自由》，《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年2月1日。保人：杰布（手印）藏历火龙年二月十日立
　　人也是可以交换的。一份领主交换属民的契约，全文如下：
　　现有日典寺属民佛堂看守大叔之子欧珠，和本甲雄属民哲加降央旺杰之子旦真旺杰二人，经寺院和施主双方议定，业已对换。今后上述欧珠的所有后代均由本甲雄任其领主；旦真旺杰的所有后人全由日曲寺为其领主。现已协定，为保证今后彼此任何一方不再更改争议，特立此约，一式二份为凭。
　　中日司库（印）
　　日曲吉索（公章）藏历水虎年六月一日立
　　人也可以抵债。下面是两份以身抵债的契约。契约一：属民次旺饶登夫妇以女儿、幼子抵债契文夺松庄园之属民次旺饶登夫妇，因欠乃东德康大宗银粮，无力偿还，不得已将女儿根松顿单和幼子白玛单增抵送德康以还债条。上述子女的后代均为德康属民。契约二：
　　扎西曲达让妹次仁拉姆为拉让无偿劳动十年以抵债的契文那日庄园扎西曲达因欠拉让四十克粮。无力偿还，让妹次仁拉姆为拉让服十年劳役以抵债。契文规定：
　　“一旦发现稍有违背，将遵照本地法令自负罪责。”达赖喇嘛在1959年之前统治西藏地方的时候，也是有法的。这个法就是沿用了300多年的所谓《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在这两部法典中，按人的血统贵贱、职位高低，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藏王、大小活佛及贵族属“上等人”。商人、职员、牧主等属“中等人”，铁匠、屠夫和妇女等属“下等下级人”。各等人的生命价值也是不同的。法典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
　　为了维护这种“三等九级”的制度，法典严厉惩罚以下犯上的行为。《十三法典》第三条明文规定：“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第八条规定：“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十三法典》第四条“重罪肉刑律”更规定肉刑为：“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死、处死等”。在旧西藏，不仅各级政府设堂办狱，而且大的寺庙、各庄园领主、部落头人亦可办案。在现存的一份由达赖亲署给各宗本等官员的命令中就重申，哲蚌寺有权处理各种诉讼案件、定罪量刑。现存的资料中还收藏不少在达赖喇嘛统治时期50年代拍摄的照片，其中有农奴布巴被领主挖去了双眼，牧民贝姆洪贞因偷拿半小袋青稞被领主剁去右手，安多县牧民推托被部落头人砍掉了一只脚，牧民布德被剜去了双眼。至于各种可怕的刑具实物，现在也还保存着。
　　达赖喇嘛如何解释这些旧西藏时期的人权记录呢？
　　达赖开始“维护”人权
　　当西方把人权外交作为战略武器时，历史上践踏人权最厉害的三大领主及其总头子达赖，令人瞠目结舌地打起了人权、自由的旗号。他反复指责新西藏的进步、发展是侵犯了人权。
　　达赖1988年6月15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大厦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了他本来打算向一些议员讲演却没有讲成的书面讲稿，讲稿中他努力把自己扮成人权的维护者。
　　讲稿声称：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是“西藏经历了其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说西藏人民“被剥夺了教育、致富的机会和民族特性意识”，而且“这种悲剧还在继续”，因而需要他来提出解决西藏办法的“唯一合理”建议。
　　达赖提出建议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居然有人相信这些，当然不排除是有人需要这些。这不禁使人想起主张废除奴隶制并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的美国总统林肯说过的一段话，他说，牧羊人赶走了狼，羊感谢牧人，把他当作解放者，而狼却因此骂他是自由的破坏者。
　　美国伊利诺斯州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吴天威不客气地指出：达赖所作所为是对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背叛。“流亡的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要求保障人权和宗教自由，认为没有人能够剥夺这种权利，这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在西藏的统治记录却是如此之拙劣、以至于使他们的人权保障成了一场笨拙的表演。”①
　　已故十世班禅大师1988年4月接受《民族团结》一位记者采访时曾深有感触地说：“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处在政教合一、僧侣和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社会。其黑暗、残酷的程度，恐怕比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候，僧俗领主都有监狱或私牢。当时刑罚非常野蛮残酷。像剜目、割鼻、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在西藏最大的寺庙之一甘丹寺就有许多手铐、脚镣、棍棒和用来剜目、抽筋等残酷的刑具。”
　　记者问一句：“现在达赖集团宣称说旧西藏的政治制度中有民主、人权的萌芽，你如何看这个问题？”这纯粹是胡说：班禅大师一下子激动起来，“旧西藏没有一丝民主的影子。农奴也根本算不上人。当时达赖和他的随从们都占有大批农奴，他们根本无权谈人权！”
　　现在，西藏再没有“领主”和“属民”，也再不能把人作为个人的财物，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人不再分为三等九级，也再没有寺院、庄园主、部落头人私设公堂，对人挖眼、刖足、断手、割舌。那么，曾是西藏“上上等人”的最大领主达赖喇嘛反而到处奔走呼号，要为西藏人民恢复人权，究竟是要恢复什么样的人权呢？
　　一个有着如此人权记录的统治者，一个靠伪造历史美化旧统治记录说假话的人，一个无视西藏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人民人权极大改善的人，居然大谈人权，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协调的事情吗？
　　西藏人权的八大进步
　　同旧西藏相比，西藏社会的人权发生了根本变化，极少数社会成员压迫人剥削人的特权被剥夺，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人权。
　　1.个人和群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逐步成为法定或公认的权利。封建农奴制下的旧西藏无论从法律上还是社会公认，都没有占人口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的权利。这个占社会主体的阶级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生存的权利，其他权利当然更无从谈起。1959年之后，西藏人民获得了广泛的权利，不仅有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方面的权利，同时享有了广泛的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2.经济地位的平等。旧西藏是由三大领主占有几乎全部生产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剥削制度。农奴主们利用这种极不平等的占有而享有极不平等的特权。民主改革砸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旧模式，从而剥夺了一部分人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保证了平等所必须的前提。
　　3.人权状况的普遍衡量标准。倘若说旧西藏的人权是充分而真实的话，那当然是以农奴主阶级的生活状况为衡量标准的。并且，客观地说，在社会发展整体落后的情况下，这极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无法好到那里去。但是，只要以广大的劳动人民是否享有普遍权利这一起码的标准来衡量，那么，毫无疑问地会得出只有封建农奴制的废除才使人民获得了人权这一结论。西藏社会进步带来西臧人民生活的普遍的、大幅度的改善使这种权利得到充分体现。
　　4.健全民主法制、改善绝大多数人的人权、人道主义待遇。农奴制下的西藏“民主”是农奴主阶级所享有的民主，法律也只是维护极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对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和奴隶而言，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待遇是他们从未享有过的奢侈品。封建农奴制废除以后，取代以往特权的是保证绝大多数人权利和人道主义得以实施的新民主和新法制，并且这种民主和法制正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改善。
　　5.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一个阶级享有充分权利而将所有的义务推到另一个阶级身上，是最大的不公正，而这是旧西藏人权状况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将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必须是经过废除旧的特权制度、消灭剥削和压迫才可能得以实现。缺乏权利的义务与缺乏义务的权利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权。新西藏的人权则是义务与权利相统一的共同体。T.D.奥尔曼先生评论说：“在西藏一千三百年的历史记录上，大多数人的需要而非少数人的特权首次
　　①成为政府的行事标准。”“这个社会目前更多一些公平。”
　　6.历史地解决人权问题。西藏人民实现完全、真正的平等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破除封建等级制度，取消等级特权和等级歧视；其次是实现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最后才可能实现占有生活资料的平等。民主改革之后的西藏直接以占有生产资料的平等代替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等级歧视，这是人权的巨大发展。
　　7.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民族之间的平等的实现，消除了殖民统治和旧中国事实上的民族不平等，进而优先照顾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各项权益。不仅保障社会公权、集体人权，同时个人的人权也有效得到改善。
　　8.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旧西藏的人民群众在政教合一的封建统治和麻醉下，宗教上层集团本身是他们的直接剥削者、压迫者，只有信教的自由而没有不信教的自由，人民的宗教感情受到强制、甚至人身被宗教所强制占有。人们更没有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不得不接受与政权结合为一体的被扭曲的宗教，各教派之间也无法平等。废除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之后，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护下，人们才有了信教与不信教的选择、有了信仰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的选择。近代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西藏地区的关心，始于近代大约一个世纪以前，那时他们关心西藏，是因为要侵略西藏，帝国主①T.D.奥尔曼：《红星照耀香格里拉》，《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346页义之间要争夺势力范围，英国与沙皇俄国的争夺，在西藏地区演出过一场阴谋迭出的近代话剧。那时，西方资产阶级对西藏的人权问题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当他们远涉重洋、扛着现代化的武器屠杀那些在自己的土地上用冷兵器、火绳枪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尊严的西藏僧俗人民时，也从未考虑过什么人权问题。但是从新中国开始建立，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对西藏的人权感兴趣了。
　　态度改变了，是因为西藏情况改变了。
　　新中国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了西藏，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仇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阴暗心理。
　　与西方殖民者一样不喜欢中国新生人民政权的，还有西藏的三大领主，在他们的阶级特权被剥夺之前，他们从不认为西藏还有什么人权问题。一当统治特权被剥夺，则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在旧西藏，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毫无公民或政治权利。是世界上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和践踏的地区之一。
　　旧西藏人口平均寿命为35.5岁，90％以上的人是文盲。
　　举这两点已足够了！
　　西藏人民对达赖“维护”人权作出了自己的反应。
　　西藏自治区农奴出身的副主席江措说：“过去我们农奴和奴隶没有人权甚至没有生存权，‘人权卫士’们为什么不替我们喊两声！现在我们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吃饱穿暖，‘人权’二字是什么意思用不着别人教！”拉萨八廓街居民洛桑说：“过去狗脖子上挂铃铛也要抽税的人，没有资格谈什么人权！”著名学者东嘎·洛桑赤列用大量事实对比了新旧西藏社会人权状况后明确指出：“西藏人权问题的实质，是想把西藏这块土地从中国分割出去！”
　　废除封建农奴制使西藏广大的人民群众获得了平等的权利。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人享有的普遍的权利和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真正的平等。废除农奴制是获得这种人权进步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权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要求。因此，我们说废除农奴制是西藏最大的人权。而西藏社会的稳定发展将带来人权事业更大的改善。
　　三、美国印第安人与澳洲土著的人权历程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人权指责日益增多，对维护“西藏人权问题”尤其情有独钟，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两国最近还煞有介事地设立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足见他们对少数民族权益的“高尚”的关心。那么，人们自然想看看他们国内是怎么做的。
　　谈起美洲，人们自然会想到勤劳勇敢、忠厚朴实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美丽富饶的美洲大陆，在那里谱写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
　　印第安人虽然居住在美洲，却属于亚洲的蒙古利亚人种。他们黄肤色，头发黑直，面部宽大，颧骨高，额头扁平，黑眼珠并有内毗。由于他们喜欢用红色染料涂抹面部和身体，因而曾被称为“红种人”。
　　据说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本是亚洲人，在两万多年前为了寻找食物，从亚洲大陆跨过白令海峡踏上美洲大陆。现在学术界普遍倾向于认为拉丁美洲一些民族也属于蒙古人种。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他坚信脚下的土地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印度，遂把眼前的土著人称为印第安人。
　　在1492年生活在现今美国境内的有400多个印第安人部落，约200多万人。他们的生存方式不同，社会进展情况也各异。
　　被毁灭的世界
　　在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美国印第安人的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在发展较快的农业部落中，人们普遍种上了玉米，并已学会使用鱼肥。而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印第安人部落发明了弓箭和捕杀兽类的许多特殊技巧。他们在荒野中用火把寻路，以烟柱传递消息，用野生植物治病及用玉米制糖……
　　在欧洲殖民者登上美洲大陆之后的500年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相继而至。残酷的殖民统治长达三个世纪。
　　殖民者用洋枪、洋炮打开美洲大门，给印第安人带来了灭顶之灾。殖民者疯狂掠夺，残酷屠杀，并带来了旧大陆的病毒。印第安人生灵遭到涂炭，人口锐减，几乎濒于灭绝。英勇的印第安人进行了长期殊死反抗，但终因武器相差悬殊而失败。幸存者或逃离家园躲入深山老林，或被牢牢地套在殖民制度的枷锁之中。灿烂的印第安文明被毁灭殆尽。今天在美国，在这片辽阔的印第安人祖祖辈辈生存、繁衍的辽阔的土地上，印第安人的宗教、文化和独特传统只能在美国的博物馆中才能勉强一睹其概貌。
　　1492年以后的美洲历史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是殖民统治者残害印第安人的一部罪恶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长卷中黑暗的一页。在这500年中，印第安人的美丽世界被吞噬了，被毁灭了。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的规模和残忍，在今天的美国西部片中有大量曲折的反映。
　　艰辛的生存努力
　　进入本世纪以来，印第安人的民族意识不断增强。印第安人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中的现时生活怎么样？人们对此借加关注。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印第安人仍然不到1492年的数量，而一般经过漫长达500年的生长繁衍，正常情况人口应是数十倍的增长，这一人口上的数量差距，严酷反映出印第安人的生存权状况。印第安人原来大多居住在东部一带，美国政府在19世纪对印第安人实行流放政策，将他们的绝大多数放逐到西部诸州的保留地内。美国政府为印第安人划出的保留地不足全国面积的2％。生活在保留地内的印第安人就业面较窄，有些仅限于当季节性农业工人。近些年来保留地也开始与外界发生联系，逐渐发展起了商业、工业和矿业，有的保留地也开展了旅游业，就业面也相应扩大了。总的来讲，各保留地的印第安人的民族传统和思想观念都在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
　　据统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美国有几十万印第安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流入城市。目前这股潮流还有上升趋势。现在进入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三个城市的印第安人最多，每个城市都有上万。进入城市的印第安人跨越了时代的界线，走进了新的世界。由于这批人受白人文化的影响较深，因而变化得特别快。他们最先接受的是白人的生活方式。除服饰等方面全部西化外，在公共场合他们都讲英语，只是回到自己家中才操本民族语言。
　　来到城市的印第安人虽然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他们远未达到同白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虽然迟至1924年，经过漫长的近500年之后，美国印第安人才被美国法律确定为美国公民，但实际上他们享受不到完全的公民权利，他们与政治无缘。在经济上，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仍很低，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都市印第安人”地位低下已开始成为美国的一个社会问题。人们已经把它作为美国的人权问题提了出来。有人说，美国土著人在生存和发展问题上的困境正是对美国当政者高喊民主人权的讽刺。而这一切还是发生在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
　　人们还没有忘记，美国洛杉矶发生的黑人暴动，造成几十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6000人以上被捕。美国总统调动4000人的防暴队、陆军、海军陆战队帮助戒严，另外2000人待命，还不包括几千人的加州警察部队，这些，同样发生在美国。
　　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土著居民一直是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的主人。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白人成了澳大利亚的统治者。1901年澳大利亚变成英国的属地。1931年成为独立的国家，土著人成了少数民族。
　　1770年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在澳大利亚东南沿海登陆时，当地的土著人有40多万，分为500个左右的部落，各部落的人数从100到1500人不等。
　　人口大量减少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目前仍只有30万人，约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2％。两百年来，澳大利亚土著人口毫无增加，其原因来自三方面。
　　一是历史上白人的虐杀。殖民地初期，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和土著人基本上互不来往。19世纪30年代，为了夺取肥沃的土地，白人对土著人大肆围捕和射杀，甚至于用砒霜毒杀土著人，剥下他们身上的刺花皮肤作装饰品。在白人的疯狂掠夺和虐杀下，土著人人口急剧减少，有的部落甚至灭绝。
　　二是部落冲突。由于白人不断强取豪夺土著人的肥沃土地，各土著部落被迫向内陆贫瘠的沙漠地区迁徙。为了争夺较好的生存之地，各部落间常常互相残杀。不少部落不得不逃到北部荒无人烟的地方，或是住进政府给他们划定的保留地里。
　　三是居住环境的恶化和外来移民带来的传染病。随着澳大利亚城市化和工业的发展，土著人不断退往贫瘠的内陆，在那里寻觅食物和饮水日益困难，土著人的出生率和寿命因此越来越低。同时，外来移民的涌入带来了天花、霍乱、猩红热等传染病，土著人由于缺乏抵抗力和医疗条件差而大批死亡。到本世纪3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一度只剩下10万余人。
　　“保护”与“同化”
　　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殖民者几乎完全控制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土著人口不断减少，以至于濒临绝境，日益引起了澳大利亚正直舆论的重视。在他们的压力下，澳大利亚政府颁布了一些法令，禁止对土著人进行拷打、性虐待和谋杀，并规定允许土著人拥有一定的财产。但这种所谓的“保护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这些法令同时规定，土著居民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他们只能居住在政府为其专设的“保护区”内，政府有权规定土著人的教育、就业、婚姻和迁移。
　　二战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约有50％的土著人还在丛林“保护区”内过着半原始的游牧生活。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社会舆论强烈要求改善土著民族的悲惨处境，澳大利亚政府遂于1946年开始对土著人实行“同化”政策。1949年新南威尔士等四州的的土著人被允许参加联邦议会选举，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都有所改善。1951年，澳大利亚领土部设立了土著福利司，负责教育、培训土著人，为“同化”准备条件。“同化”的实质是要土著人放弃自已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它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政策。许多白人认为“土著人是一种落后和低下的种族”。白人至上主义分子甚至提出，“成功的土著人就是欧化的土著人”。
　　等了200年的公民权
　　直到1967年，土著人才被列入国家的人口统计数字之内，开始享有公民权利，有了选举权。
　　土著人的权利开始得到保障，但对他们的种族歧视和偏见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据报刊披露，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平均寿命只有56岁，比全国平均值73.9岁低许多，特别是婴儿死亡率高出其他民族两倍。土著人的失业率比全国平均高3—4倍，有的土著人居住区失业率甚至达到90％。土著人无论是人均收入或家庭收入都只达到其他人收入的一半，是收入最低的民族集团。16—17岁年龄段的土著青少年在校学习率仅为30％，而非土著人的就学率为75％。1991年整个北领地省无一个土著人领到高中毕业证书，上大学的土著人在澳大利亚更属凤毛鳞角。土著人无缘参军或加入警察队伍。严重的失业问题使不少土著青年酗酒。实际上“老是酩酊大醉”的土著人原来有六成是不沾酒的。
　　土著人犯罪率近年不断上升。仅占全国人口2％的土著人却占了入狱犯人总数的10％。在拘留期间，这些土著人的死亡率高达21％，死亡原因据查是在囚期间患病得不到适当的诊治和照顾，或因不堪恐吓、暴力而自杀。在近年社会上发生的谋杀案中，受害人有12％是土著人。
　　仍在流血化脓的伤口
　　当殖民主义者对土著居民进行驱赶和屠杀、在这片大陆上站稳脚跟之后，他们渐渐发现，缺少可供剥削和驱使的劳动力。于是土著儿童成了一些白人的捕捉对象，但那时还不能说是合法。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到1911年，除了塔斯马尼亚州以外，其他各州都已正式立法，并成立了“保护理事会”，开始系统地对所谓不能受到父母很好照顾的土著儿童实行强制性“保护”。北领地于1918年颁发命令，授权保护官有权取代土著儿童的父母，对儿童实行强制性监管。在这种明显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白澳政策下，夺取土著儿童的行为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一直延续了80年，到本世纪60年代末才告正式结束。为训练这些儿童成为合乎白人要求的工人，由各州政府和教会建立起了儿童收养院，负责对这些土著儿童进行初步教育和基本训练，后送给白人家庭，或收养，或作为佣人，或输往需要的其他工作场所。
　　现年50岁，当年被从父母身边夺走的悉尼妇女珍尼弗说，当局所以从父母身边夺走这些土著儿童，目的是要他们接受和学会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以便服务于白人家庭和社会；再通过混血的途径，最终达到同化的目的。早期夺孩政策的制定人之一、保护委员会观察员罗伯特先生在1909写道：“一些年以后，收容站将会用不到了，那些老的（土著人）会死光，而他们的后代则会被这个国家的工业社会所吸收。”1937年澳第一届土著福利大会作出的结论是：“有土著血统的人的最终归宿在于他们完全被联邦人民所吸收。”
　　受前工党政府委托，澳大利亚人权和机会平等委员会经过两年多的独立调查，写出了长达700页名为《带他们回家》的报告。根据报告的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到1930年间，每3名土著儿童就有1人被带走。1950年至1965年则每5人中有1名被夺，报告认为，仅本世纪被夺走的土著儿童总数就有4万人之多被称为“被夺走的一代”的人身心都受到了很深的伤害。这些人回忆说，他们完全失去了童年快乐，只留下了不堪回首的悲惨记忆。
　　90％的人说他们在收养院受到过体罚和攻击。用一个身历者的话说，他们只是一群无人疼无人爱的关在笼子里的小动物。
　　更重要的是他们心理上所受到的伤害。他们被灌输的是土著人低劣、白种人高贵的种族偏见，因而长大后变得自卑、孤独、忧郁、吸毒、酗酒、精神变态。一个名叫米利森的妇女，4岁时被夺离父母，小时常常遭到白人的鞭打，后来遭到农场主和他的农工多次奸污，以致怀孕生孩子，可孩子又马上被人夺走。她说：“他们所给予我的是无比的孤独、疑惧、仇恨与刻毒。从此无论我怎样地挣扎，都无法逃掉那些可恨的无可宽恕的罪恶带给我的黑暗的空虚和孤独的绝望，恐惧伴随了我的终生。”这种精神创伤进而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据评估，这些人的自杀率、犯罪率和监禁率远高于其他人。
　　另一恶果是他们与自己所属的种族处于隔绝状态，失去了本族的语言、文化、传统和身册，而又不能融入白人社会，悬在两种文化之间，于他们本人来说无所归依，而从土著社会的文化和遗产的传承角度看又造成后继乏人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啻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这就是这份
　　①调查报告所得出的结论。这就是关于澳大利亚少数民族—土著人的生存状况。我们无意干涉澳大利亚的内部事务，我们承认近年来该国在改善土著人生存状况上作了一些努力。我们仅仅要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严重侵犯国内少数民族的人权，包括直至1967年还不承认土著人的公民权，并且，就是在现在，这种状况也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他们500年没有做到的事，新中国在建国伊始即开始大力实行，正当我们在改善12亿中国人，包括西藏人权状况上取得从未有过的进步之际，中国政府却遭到了最多的攻击，这是极不公平的。
　　让事实说话
　　新中国真正实行了民族平等政策，虽然我们还很落后，还急待发展，但我们消除了民族压迫，真心实意帮助全国少数民族，这方面的事实可昭日月。①《人民日报》1997年8月24—26日实事求是的讲，比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澳大利亚对少数民族的人权记录好得多。
　　日本前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行了长期的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少数民族政策，是照顾又照顾了的，这
　　②在我任职期间已亲眼目睹。”“但是，传到我们耳朵里的，是被夸张了的民
　　③族纠纷……在很多情况下，是有第三国的阴谋和企图。”英国是攻击我人权状况最积极的一个国家，在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年间，港英当局从未容忍过任何与英国利益相冲突的政治、出版甚至经济自由。香港许多专制法律至今仍白纸黑字写在书上。直到最近几年，在电影院里，播放英国国歌《上帝保佑我王》时观众仍不能享有坐着不动的自由。若有违犯，可被判入狱。对于这种压迫，一度使美国人也感到说不过去。
　　受雇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著名世界律师，塞内加尔人思迪亚那最近在美国调查后指出：“同样的罪名，黑人被判死刑的可能性相当于白人的10倍；不满18岁的人会被处决，而布什执政时期批准的关于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国际公约是不允许处决不满18岁的青年的。”①
　　西方一些国家无视中国政府改善少数民族生存状况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长足进步，一而再、再而三地歪曲、指责我们的民族工作、人权状况，并且借题发挥，干涉中国内政，振振有辞地支持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活动。
　　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句话才可以解释他们“不可思议的举动”。
　　附带提一下，在达赖寄居的印度，由于历史的变迁，客观上形成了民族众多的局面，据1951年调查，印度有845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到1971年，使用者在5000人以上的语言有281种。如果依据语言材料估计，印度现有大小民族300个左右，其中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有24个。
　　但是，印度国家执行的政策并不承认国内有不同的民族存在。②
　　一帮卑鄙的家伙
　　承认不承认印度国内有不同的民族，这自然是印度国家的内政。中国不会对此说三道四。但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中国呢？其后果必然是我们将遭到难以想像的攻击、诽谤。
　　在中国发展最快，人权状况得到最大改善的这些年，西方国家却梦魔般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多，最频繁，不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连续七年提出反华提案。七战七败，反华意志不可谓不坚定。
　　吴健民大使今年在反华提案表决前发言的电视场面，大义凛然，感人肺腑，电视机前的不少国人为此热泪盈眶。
　　吴健民说，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委员会内提出反华提案，已经是第七次了。他们一再声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的人权纪录很糟”。这是对中国现实的最大歪曲。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人权状况很糟的时候。1949年以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广大中国人②（日）中江要介：《中国的走向》第77、78页，时事出版社③（日）中江要介：《中国的走向》第77、78页，时事出版社①法国《青年非洲》周刊1997年12月8日②张英：《彼岸世界、东方民族与宗教》第24页，四川民族出版社民无人权可言。中国人民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前赴后继，奋斗了一个多世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千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为的就是争取中国人做人的权利。中国当前正在实施的现代化计划也是为了人权，为了使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1978年，当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大约是9亿，贫困人口达2.5亿。到了1996年底，中国的人口为12亿多，而贫困人口已下降到5800万。请问，在世界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使近2亿人摆脱了贫困？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立法机关制定了300多件法律、法规，地方人大制定了4000多件法规，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歪曲中国的现实，欺骗世界人民是不可能持久的。
　　吴健民指出，西方国家一再搞反华提案的真实目的是妄图主宰中国的命运。不论他们如何乔装打扮，说得如何动听，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关心”中国的人权，其真实原因就是不喜欢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喜欢中国人走自己的路。然而，中国人走自己的路已经走了五千多年，这是搞几个反华提案所无法改变的。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12亿中国人民的前进！
　　巧合的是，66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在侵略者的刺刀下，无数中国人被迫逃离自己祖祖辈辈生活居住的家园，千里流浪。著名歌曲《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即因反映了这段史实而被广泛传唱。对于日本军队赤裸裸的侵略暴行，国民党政府求助于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指望至少能在道义上获得一点支持，就在今年反华提案表决的同一个地点，贫弱的中国没能获得任何同情与支持。西方国家的嘴好像都被封住了。今天，当中国恢复尊严，开始民族振兴时，他们却要“关心”中国的人权了。
　　一帮卑鄙的家伙！
　　四、外国主子靠不住
　　古往今来，凡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人或集团，无一不以取媚讨好外部势力和外国主子为能事。他们一厢情愿地指望，只要他们甘当儿皇帝，甘为外国势力充当分裂祖国和民族的马前卒，就可以确保自己的集团的荣华富贵，外国势力就可像施了某种魔法一样，会始终如一地保护支持他们卵翼下这些乱臣贼子。但遗憾的是，历史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回答：依靠外国主子的人大都没有好下场。
　　从小处讲，当初成立伪满洲国，甘当日本人儿皇帝的傅仪，饱尝了卖身投靠的悲哀，在回忆录中愤怒于日军负责警卫的普通护官也不把他这个所谓皇帝放在眼里；卖国贼汪清卫，在被日本人驱使够了，受伤之后，到头来却
　　①成了救治一名中级军官的手术试验对象。不尊重自己的民族和祖国的人，不会真正受到任何人的尊重。
　　从大处讲，历史上和今天的国家冲突、民族冲突，凡是有外国势力插手①当时治疗汪精卫曾提出两种治疗方案。一个方案较可靠，但手术后仍可能影响病人部分行动；一个方案风险大，但成功后有可能不受影响而成为正常人。对汪精卫这样年纪大的人，医生们均认为应执行风险较小，把握较大方案。但后来日本军部通知执行风险大的方案。结果汪精卫手术后不久即死亡。医生后来得知，一日军中佐受了与汪精卫相当的伤，军部试图先作试验再给这名中佐治疗。背景的，往往背后深藏着外国势力的利益要求。并且外国势力往往利用矛盾，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来谋求自己并不光彩的最大利益。君不见，英国结束南亚次大陆殖民统治时，一手策划了印度、巴基斯坦分治划界，给当地人民留下了克什米尔问题这样一个经久不衰的不和遗产，直接引发了多次印巴战争。再看近期的伊拉克、科威特冲突，南北也门战争，阿富汗内战，非洲旷日持久的民族、部族和宗教冲突，追根溯源，无一不与殖民统治有关，无一不与外国势力插手有关。毛泽东主席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深刻分析和语重心长的告诫。外国势力插手别国内政，干预别国内部事务，扶植支持一些利益集团，其深刻动因决不是他们嘴上说的人权、自由、博爱，而是血腥的自私的利益追求。在英国与阿根廷马岛战争期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公开讲过：“我们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的利益是永恒的。”世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警示善良的人们：决不要对外国势力的介入干涉失之天真。
　　卢旺达历史遗患大爆发
　　中部非洲的卢旺达，1994年4月以来爆发了内战和部族仇杀，这个人口只有750万的小国，竟有超过50万人被杀，200多万人逃到邻国沦为难民。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已成为本世纪罕见的人间惨剧。
　　卢旺达是内陆小国，面积仅2.6万平方公里，人口750万。主要由占人口85％的胡图族和占人口15％的图西族两大部族组成。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入侵卢旺达后，他们一个时期支持图西人镇压胡图人，一个时期又反过来帮助胡图人对付图西人，使这两大部族之间仇恨、矛盾日趋尖锐。1959年大部族的胡图人起来造反，推翻了图西人，胡图人统治至今。1979年，流亡在北部邻国乌干达的图西人组成全国统一联盟，后更名卢旺达爱国阵线。两个部族之间矛盾冲突此伏彼起，但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交锋。
　　1990年10月1日，卢旺达发生较大内战，造成数千人丧生，上百万人无家可归。1993年8月4日，卢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反对派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席卡尼耶伦圭在邻国坦桑尼亚签署了《卢旺达和平协议》，宣告持续近3年的内战结束，哈比亚利马纳承诺将与爱国阵线分享权力，削弱自身行政权力，不否决新内阁作出的决定。这一让步激怒了胡图族极端分子，反对派则指责哈比亚利马纳搞独裁，拒绝参加由他任命的政府。过渡机构本应在1994年1月建立起来，但由于部族积怨太深、双方政治上存在严重分歧，一拖再拖，从而加重了国家的危机。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胡图族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坦桑尼亚参加了有关解决这两国部族冲突的和平会议后，同机回国。当飞机在卢首都基加利着陆时突然遭到来历不明的导弹的准确袭击，包括两位总统在内的12人全部遇难。总统座机是谁击落的？至今蒙着一层深深的迷雾，但这一问题直接导致胡图人和图西人互相指责，既动口又动手，双方本来已经相当紧张的关系以总统遇难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一场持续的部族仇杀使该国局势长期处于紧张和混乱之中。
　　谁对大屠杀负责
　　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清洗，导致几十万人死于非命，三年后的今天，不少死者依然曝尸荒野，无数难民有家不敢还，埋藏在相互杀戮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心中的仇恨，时时可能爆发。德国《世界报》1997年11月24日发表文章，标题即：“卢旺达战争危险又在增加”。这些，就是西方殖民者给非洲留下的不和的遗产。实地采访难民营的记者这样评说：在一个用木桩支起来的帆布大帐篷里，300多名卢旺达难民席地而坐，观看着一部录相。录相片展示着他们那遥远家乡的旖旎风光和大屠杀前人们的生活情景。许多人开始流泪。不一回儿，妇女儿童哭声一片。不远处的一个帐篷里，另外一些难民正收听联合国难民署的“遣返须知”。
　　这是座落在扎伊尔东部戈马地区的基宾巴难民营的情景。
　　“我想家，可又不敢回家。”看完录相，一位名叫古卢佳的年轻妈妈噙着泪说，看着怀里的婴儿，她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古卢佳道出了寄身邻国扎伊尔的100万卢旺达难民的心声。在导致50多万人（多数为图西族）死亡的1994年种族清洗之后，为躲避重新上台的图西族人的报复，这些胡图族难民离开卢旺达，逃难来到扎伊尔境内基伍湖和坦葛尼克湖两大湖区，聚居在由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20个难民营里。今天的卢旺达首都，市面已经显得比较平静，商店、集市、酒吧正常营业，大街上不时有持枪军人巡逻。但是，当你向当地人询问诸如属于哪个部族、有没有亲属死于种族屠杀之类的问题时，你得到的回答十有八九是带着敌意的沉默。对于种族清洗这个话题，当地人讳莫如深。大规模的内战摧毁了卢旺达本来就很脆弱的经济，使广大人民进一步坠人贫困的深渊。根据世界银行6月份发表的1996年年度发展报告，卢旺达目前已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人均年收入仅80美元。
　　在1994年的种族清洗中，首都基加利成了“屠宰场”，大批图西族官员和平民被残酷杀害。连有些图西族与胡图族通婚的家庭的一些成员亦未幸免于难。在基加利东郊一个名叫卢利卡的村庄，500多具残缺不全的腐尸，在一个四周杂草丛生的小池塘中整整浸泡了两年半。这个1994年前居住两千人的山村，现已变成没有人烟的废墟。地方官员证实，还有一些万人坑，由于尸首一直无人认领，只好填上薄薄一层土群葬了事。国际援助机构官员说，在各省、特别是边远地区，还有许多万人坑根本无人料理。西方殖民者历史上制造了分而治之，制造和挑起民族、部族矛盾，他们倒是一走了之，今天让卢旺达人民饱受了史无前例的恐怖和苦难。
　　美国《新闻周刊》1994年8月1日一篇文章的评论十分精彩：“虽然非洲之苦很大一部分源于西方干预，但是，外界社会在它们最困难的时候却拂袖而去，这无疑雪上加霜。在卢旺达部族残杀长达数月的过程中，美国和联合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100万（原文如此）人丧失生命，200多万难民逃离家园。”
　　此时此刻，对中国几名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因触犯刑律被捕，他们倒是倾注了更多精力。
　　阿富汗战乱不止
　　1996年9月27日，阿富汗新兴武装力量“塔利班”占领首都喀布尔，并于当天绞死了在联合国驻阿机构避难的原总统纳吉布拉。目前，“塔利班”虽控制了首都，但其它派系已呈联合之势，这预示着灾难深重的阿富汗将陷入更深重、更持久的流血冲突之中。
　　阿富汗灾难始于1979年12月苏联的大举入侵。阿富汗人民历时将近10年的抗击，终于于1989年2月15日赢得了这场抗苏战争的胜利。之后，于1992年赶走了苏联扶持的纳吉布拉政权，但人民期盼的和平并没有回到阿富汗，不同的外国势力支持的各游击队之间，又拉开了内战的序幕，残酷的内战已达5年之久。
　　长期的民族纠纷和内战使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及毒品走私的天堂。14年的战争，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武器大批流散到社会上，这些武器也把阿富汗最边远的社会部落武装起来，他们变成了远离中央的独立团体，在他们的占领地，可无视国家法律，自定法律，根本不听从中央指挥，很难让他们放下手中的武器。这一混乱的社会秩序给恐怖分子及毒品走私提供了机会。此外，阿富汗也变成了世界最大毒品走私基地之一，现在到处都种植罂粟，经过加工后走私到邻国或西方国家。毒品走私也是阿富汗目前交战各派购买武器的主要资金来源。
　　连绵不断的战火，阿富汗经济已经崩溃，人民惨遭涂炭，正常的经济生活已无法进行，现在主要靠国际援助。国际援助机构报告说，仅在喀布尔就有100多万人面临饥饿，粮食严重短缺，面包、面粉、牛奶等价格更是高得惊人。更为严重的是，联合国的救援物资却由于其它派别对喀布尔占领者的封锁而无法到达。喀布尔城的基础设施几乎全部毁坏，60％的房屋被毁，医院也被炸毁，到处缺电、缺水。现市内仍埋有不少地雷。迄今已有4.5万人死于内战，喀布尔被称为“毁灭和死亡之城”。
　　无休无止的内战，使许多人家破人亡，沦为难民。仅在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境内就有将近300多万阿富汗难民。他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子女也得不到基本的教育。难民不仅加重了邻国的负担，721也给邻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例如巴基斯坦境内发生过好几起劫持学生校车越过巴阿边界进入阿富汗以勒索巨额钱财的事件。再加上当地人与难民不断发生摩擦，时有冲突发生，危害了当地的社会治安。
　　阿富汗人民已经十分厌倦战争，迫切希望交战各派停止内战，重建家园。但民族、宗教矛盾很难处理，外国势力之间利益很难调和，阿富汗人民走出战火的希望仍很渺茫。
　　柬埔寨15％男人是残废
　　柬埔寨曾是一个旅游胜地，一个极具东方民族风情的佛教国家。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充满了和平浪漫与神秘的气息。但是，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无情地打碎了这个王国的和平与平静。自从美国1970年唆使朗诺军人集团发动反对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变，引发内战以来，到1991年联合国主持柬埔寨公民投票，组成现联合政府，22年期间换了五次国名，七八个政府。柬埔寨的内战早已没有正义可言，纯粹是当权者为了本派系利益的大开杀戒，造成国家支离破碎，人民生灵涂炭，失去国内与国际的支持与同情。外国插手、内战不止，使柬埔寨男性中残废比例高达15％。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之最。
　　法国《费加罗报》最近谈到柬埔寨历史矛盾又导致冲突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弱肉强食法则》的文章。文中对外国干涉讥讽地说：“现在柬埔寨人只能靠自己了。这就是新的世界秩序。除非牵涉到石油的利益才会有人干预……”。
　　说得太精彩了，为了石油，美国人可以在维持正义的旗帜下为科威特的主权而战，一副主持正义的面孔，如果没有根本的战略利
　　益，则又当别论。
　　赫鲁晓夫为什么用皮鞋敲桌子
　　美国《洛杉矶时报》1996年10月16日载文指出：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1960年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打着桌子的时候，他是在抗议美国在前比属刚果（现为扎伊尔）奉行的政策，这一政策导致议会选出的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被害，并巩固了约瑟夫·德西雷·蒙傅托的军事政权。中央情报局、美国支持的部队以及数百万美元长期以来一直秘密参与了决定扎伊尔命运的事务。
　　关于目前的战斗和悲惨境遇，美国人习惯地摇着头问道：“为什么那些人彼此那样干？”我们对美国造成的事情往往容易从历史上淡忘了。在金沙萨遇到的扎伊尔人都坚持说：“你们把蒙博托安置在那里，你们把他保留在那里，你们又要把他赶走。”
　　记取一个历史教训将是有用的。
　　中央情报局与蒙博托合谋“清除了”卢蒙巴。卢蒙巴是一位民族主义者，华盛顿误以为他是亲苏的，于是给了蒙博托100万美元收买了卢蒙巴的军队对他的忠诚，卢蒙巴于1960年被废黜，六个月后遭到士兵的杀害。
　　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1964年离开扎伊尔后，叛军成立了一个替代政府并且很快控制了这个国家2/3的地方。由古巴的猪湾退伍军人驾驶的中央情报局轰炸机扫射了对方的目标，美国运输机载着比利时伞兵消除了对蒙博托的威胁。
　　后来，美国支持了蒙博托1965年的政变。这名把自己称做蒙博托·塞塞一塞科的人从此结束了文官统治，他开始了对这个国家长达30年的蹂躏。由于他的玩忽职守和窃取，学校、医院、基础设施和企业都遭到了破坏或瓦解。他以监狱、虐待和谋杀强化了他的统治。
　　当国会议员想知道美国资助一个腐败的独裁者的原因时，国务院提出了它的老说法：“要么要蒙博托，要么国家陷于混乱。他是能够把这个国家槁到一起的人物。”官员们常常对国会讲，蒙博托正在进行改革。
　　今天，在一个拥有4400万人口的国家里，有1/4的儿童不到五岁就夭折了；军警奸淫掠夺百姓是常事；大多数人得不到医疗保健；大多数儿童不能上学；许多人靠一日一餐活着。
　　“我们把他安置在那里；我们让他留在了那里。”
　　最后，美国人觉得蒙博托实在无用了，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美国把蒙博托安置了进去又要把他赶走》。
　　达赖曾经在自传中写道：“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要恢复西藏的独立”。①
　　美国有一个迪斯尼乐园，指望山姆大叔为达赖的所谓事业真正效力，那是一个现代迪斯尼童话。
　　蒙博托被抛弃了，达赖还可以有用途。蒙博托很快因病死在异国他乡。过去支持他的人甚至没有理睬他要求入境签证治病的请求。以至南非总统曼德拉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西方国家的冷酷无情表示非常不满。
　　美国人民的反思
　　美国《纽约时报》1997年4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央情报局的代价》的反思文章，文中历数了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给他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摘要叙述如下；
　　当美国政府出于政策上的原因，把一个使人民蒙受灾难的政权强加于另一个国家时，美国人民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呢？蒙博托总统的役落和预料中的倒台应当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反思。因为这个扎伊尔的独裁者是我们树立的。几十年来，我们支持他的腐败的政权，给他的口袋装满了美元。
　　在刚果于1960年独立之后，中央情报局使蒙博托成为它的人，当他在1965年发动政变时，中央情报局支持他，并使他担任总统。
　　随后30年里，美国给扎伊尔提供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超过15亿美元。蒙博托把其中大部分存入瑞士的银行，或用于在欧洲购买别墅。
　　同蒙博托打交道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和其他美国官员对他都没有抱什么幻想。他们认为，我们必须支持他，因为他是冷战中的反共堡垒。
　　在70年代，我们利用蒙博托总统从事冷战的一种特殊的冒险：武装安哥拉反政府军领导人萨文比使他推翻安哥拉左派政府。中央情报局把武器运到扎伊尔，然后从那里运给萨文比的部队。扎伊尔并不是美国政府利用中央情报局改变另一国政局的唯一例子。它这样做完全不顾给该国人民带来多少苦难。危地马拉是另一个例子。从国际法和人的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也许是同样残暴的。
　　1954年，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军人政变推翻了哈科沃·阿文斯总统的左翼政府。他是危地马拉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自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之一。这次政变使这个国家开始经历漫长的野蛮统治。
　　80年代，危地马拉军队对印第安人的反政府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印第安人在这个国家人口中占多数。军方的战略是摧毁被认为同情反政府军的村庄。最后，有14万人丧生或失踪，100万人背井离乡。危地马拉许多军方和政界领导人领取中央情报局的津贴。去年，情报监督委员会发现中央情报局给一些被怀疑参与暗杀、绑架和使用酷刑的军官报酬。
　　去年签订的和平协定终于使危地马拉的内战宣告结束。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其他一些内战也宣告结束，中央情报局在那里卷入的程度还要深。
　　几个月前，中央情报局公开了它在8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五国治安部队使用的训练教范。这些教范的特点是采用心理压力使人把情况说出来一中央情报局说它在1985年已放弃这种做法。①《达赖喇嘛自传》224页
　　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中央情报局并不偷懒。它一直在执行美国最高当局的意愿。但是中央情报局的存在一其行动是秘密的一使政府可以装出好像对这些使其他人受折磨的事一无所知，而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
　　也许，达赖集团应好好读一下这篇文章。
　　五、冲突及冲突的背后
　　动荡的遗产
　　在美苏两极对抗终止之后，人类并没有迎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太平盛世，另一种形式的地区性冲突却接连发生，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且也波及周边国家、周边地区的安定与和平。前南斯拉夫内部的冲突使欧洲不得安宁；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刚果的内部纷争让整个南部非洲陷入动荡之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大小热点或在发展、或在酝酿之中。民族冲突、部族冲突、宗教纷争，给世界带来许多的灾难和痛苦。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结束时留下的隐患，少数利益集团的政治争夺，外部势力的介人和干预，都使大大小小冲突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陷入了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泥潭之中。旷日持久的波黑内战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夺去了20多万人的生命，并使220万人沦为难民，经济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人民生活倒退几十年。俄罗斯内部车臣的动乱尚未完全平息，持续不断的内部冲突给俄罗斯社会发展计划雪上加霜。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资源，牵动着全世界的神经。
　　在非洲，国内战争和部族冲突不断，使非洲一度成为动乱的同义语。频繁的战争和冲突，使非洲处在最贫困、最落后的境地。利比里亚国内武装冲突已持续五年，在一个250万人口的国家，内乱夺去了15万人的生命，约80多万人被迫逃往异国它乡成为难民，整个国家处在无政府状态。卢旺达、刚果的冲突自不待论，在索马里，只有700万人口的国家，竟分成达罗德、哈维耶、伊萨迪尔、拉汉温和迪吉尔等六大部落。各自为政，谁也不服从谁。年年战乱，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也无力解决各族的纷争。
　　在拉美，墨西哥国内的印第安人揭杆而起，从而结束了墨西哥自二战以来28年无战事的局面。1997年12月，武装暴徒对土著无辜妇女、儿童的屠杀让世人震惊。在美国，种族歧视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1992年洛杉矶发生的美国现代史上严重的种族骚乱，造成58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财产损失达20亿美元。1996年，几十座黑人教堂被烧毁，是种族歧视狂潮的再现。克林顿虽再三表示严惩纵火肇事者，实现种族平等，加强立法，但长期的矛盾难以彻底清除。
　　在亚洲，西方殖民者历史上遗留下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英国殖民者导演的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在分治期间出现的教派冲突，死亡人数达50万人以上。两国基于民族、宗教因素的克什米尔争端由来已久，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在印度国内，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据印度内务部统计，从1968年到1971年三年间，大小教派冲突达1700余次。1984年1月，印度军队攻人锡克教金庙。打死300人，同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被锡克卫兵枪杀。1990年10月，印度教与伊期兰教冲突，造成死伤2000多人的大流血事件；1992年12月一次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大规模宗教冲突中，仅5天时间里，就造成1100多人丧生，4000多人受伤，冲突还波及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周边地区，民族、部族、宗教之间的冲突，少数利益集团谋求政治权力的铤而走险，加上外国势力为了自身国家利益的介入干预，使美苏两极格局结束之后的世界由于更少制衡而更加动荡不安，某些地区局势冲突的现状及其深层原因令人触目惊心。
　　冲突的后果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1993年全世界有28个地区发生33起大规模武装冲突，1994年有27个地区31起，1995年有25个地区30起。近五六年来，每年总有二三十起大规模武装流血冲突，而且，大部分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和经济体制转型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第一，死人。仅卢旺达一国部族仇杀就死了超过50万人，真可谓“血流漂杵，白骨蔽野”。
　　第二，毁屋。许多村庄和城市被夷为废墟，使数千万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有五千万难民，其中二千七八百万流落异国，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战争难民。
　　第三，良田荒芜。社会倒退使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无法正常进行，已有的一些建设成就也大都遭到严重破坏。如前南斯拉夫，本来社会经济已有相当水准，由于内部矛盾及外来势力介人，国家一分为四，经济损失高达上千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发生的内战，据统计，百分之七十直接导因于民族主义，大半是由于要求民族分治引发的。据80年代末一项分类统计，当时全世界132个国家中有120个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有5个以上民族的国家就有53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只有12个，只占9.2％；在多民族国家中，一个多数民族（占本国人口50％以上）和多个少数民族共处的国家有81个，占61.3％，各民族均不到全国人口50％的国家有39个，占29.4％。这是世界各民族数千年来长期交流和融合的结果。如果硬要改变这种状况，实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分治的原则，那势必会造成世界大乱，对当事国来说，则会造成经济秩序的大破坏，这显然是历史的倒退，因而也不可能实现。而且，就是那些要求分治的地区也往不是单一民族居住的，而是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各民族通婚越来越多，硬要实行这一原则，亦会造成许许多多家庭悲剧。很明显，这种主张民族分治的思潮是一种极为有害的空想。当外国势力插手利用这一思潮时为害尤烈。
　　俄罗斯《红星报》曾发表一篇《谁是内战胜利者》的观察家文章。文章说，在波黑战争中谁是胜者？其实如问谁是败者，这个问题更好回答：他们是为这场无谓的战争丧生的25万无辜者，是无家可归的200万难民，是前途莫测、一片废墟的波黑。……热衷于“大克罗地亚”和“大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显然也是败家。
　　文章不无辛酸地指出：在前南斯拉夫内部找不出明显的胜利者，胜者不在国内，而在国外，美国就是一个。
　　一位西方记者这样指出：“前南斯拉夫各国连绵不断战争的最主要原因是‘外部的朋友太多了。’如果外部国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向交战各方提供武器和各种支援，恐怕前南地区的战争和冲突早就停止了。”
　　分析当今世界的各类内战，我们还可以发现，那些经济发展滞后的国家，社会发展也滞后，特别是外部势力插手，部族冲突，民族冲突就如干柴烈火，一经燃起就难以熄灭，陷入了越穷越乱，越乱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而当战乱不可收拾时，外国势力或是溜之大吉，或者战场换马。蒙博托被抛弃，阿富汗前首脑卡尔迈勒被置于死地，越南的前南越头目吴庭艳，柬埔寨的朗诺被谋杀，都是发人深省的殷鉴。
　　动乱使人民遭殃，外国势力的介入干预往往使局势更加恶化。兄弟阋墙，外国势力就会乘虚而入，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美国：劣迹昭彰的历史帐单
　　美国《纽约时报》，1997年3月31日刊登了约翰·布罗德《外人的政治干预，对美国并不新鲜》的文章，披露了美国干预别国内政的若干内幕。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国会定期拔
　　出数千万美元的秘密和公开款项用于影响外国政局。
　　15年前为公开进行中央情报局几十年来秘密讲行的活动而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每年花3000万美元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政党、工会、持不同政见运动和新闻媒介等组织。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给法国、巴拉圭、菲律宾和巴拿马的工会提供经费。它在80年代中期为了维持团结工会运动，向流亡国外的波兰人提供了500万美元。它还为葡萄牙、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北爱尔兰温和的政党提供经费。它在1990年给捷克斯洛伐克支持瓦茨拉夫·哈韦尔当选总统的组织提供了40万美元。对1990年尼加拉瓜的选举，它提供了300多万美元的“技术”援助，其中一部分用于支持美国赞赏的总统候选人比奥莱塔·查莫罗。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负责东亚计划的路易莎·科恩说，该组织去年为在中国实施政治“制度建立”计划花了160万美元。
　　这些是美国对世界各国内政进行的比较温和的干预行动的一部分，销密的文件、备忘录和国会听证会的记录透露了这项行动。
　　国际反华势力的阴谋如果得逞，如果中国发生分裂，在数十年内的前途将只有一个，那就是发生割据和频繁的内战。学者何新将其形象的概括为：那就是经济的非洲化（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人们将为这种分裂付出生命鲜血和经济倒退的巨大代价。
　　当中国真的陷入内外交困之境时，很难说美国等会给予任何救助，而较大的可能是会落井下石，可以相信他们会把分裂中国的计划贯彻得非常彻底。
　　黑格尔说过：只有丧失和平和稳定，人才会知道这种已成为生活自然条件的东西，是多么值得珍贵。
　　国际反华势力，包括达赖集团，正是试图剥夺中国人这种值得珍贵的已成为生活自然条件的东西。
　　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某些人手伸得太长了。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各大陆扶待或者推翻领导人，甚至秘密支持日本这类关系密切的盟国的政党，煽动政变，散布谣言，收买政界人士，花巨额美元影响舆论。这些通常是中央情报局秘密干的。
　　即使那些支持美国影响其他国家内政的人也承认，这方面的活动过去走得太远了，必须密切监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一届届总统为美国干涉国外政局提出的理由是：为了推进民主或者制止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扩散，有必要这样做。在50年前成立中央情报局时，它的创始人之一艾伦，杜勒斯说，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对搞扩张的共产主义必须“以牙还牙”。但是，多年来，其他国家从美国学到，国家利益常常可以用来为卑鄙的手段辩护。在50年代，中央情报局的手伸得越来越长，它帮助推翻了美国认为过左的伊朗和危地马拉的领导人，代之以友好的独裁者。更微妙的是，它以大量的秘密资金操纵了菲律宾、黎巴嫩和尼泊尔的选举。1953年菲律宾国防部长麦格赛赛成功的总统竞选基本上是兰斯代尔操纵的。在竞选过程中，当时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为兰斯代尔提供了500万美元。这位中情局官员回电说，他用100万美元就可左右这场选举。在菲律宾做生意的公司——包括可口可乐公司的秘密捐款为中情局补充了这种经费。1957年，中情局以政府的钱和美国石油公司的捐款帮助黎巴嫩的基督教党派。那些公司希望确保在黎巴嫩这个重要的中东国家有一个友好的政府。被认为是盟友的国家都难免受到美国的干涉，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都一直秘密支持日本的自民党，扶植了它上升中的人物。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初，中情局在东南亚、拉美、中东、非洲和亚洲进行了数十次秘密政治行动。也许有人会讲，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么，当大场面吹捧达赖的影片出场，当美国不伦不类地设置“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时，但愿我们对历史的回顾不会使我们庸人自扰。香港《东方日报》1997年8月1日却偏偏作如下评论：这个特别协调员的职责之多，“看来只有从中央情报局中才能找到称职的人。”并那壶不开提那壶地写道：“倘若美国对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遗产真的看紧，（美国）印第安人的宗教文化就不会只能在博物馆中找到。”历史是一部教科书。痛定思痛之后，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对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清醒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人。
　　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
　　当美国在国外大肆利用和制造民族、宗教冲突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同时，却无形中培育了它内部的敌人：种族主义最近出版的两本由两位德高望重的新闻记者撰写的专著，把美国21世纪的生活描绘成一幅暗淡的情景。
　　一本是由专栏作家和评论员卡尔·罗恩写的，这本书预言，在美国，一场大规模的种族战争即将发生。另一本是由国际问题专栏作家千吉·安妮·盖耶写的。该书说，维系着我们所有美国人的公民身份这根共同的主线已严重磨损，即将断裂。也许这两本书所下的结论有点儿过于夸张，但是，合在一起，这两本书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论点，这些论点概括地说明了这个国家种族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和移民问题。
　　它们将为有关这些非常有争议的，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辩论敞开大门，这些辩论不仅要在政府、新闻媒体和学术界的上层人士中间进行，而且要在每天生活在这些现实中的我们大家中间进行。
　　甚至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前途都可能处在危险之中。
　　罗恩的书名为《美国即将发生的种族战争》。该书说，自从南北战争以来，种族主义在美国还没有现在这么猖獗过，而且它不久可能达到“引起燃烧”的程度，他列举的许多例子是符合实际的：
　　黑人教堂被烧毁。种族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对赞助性行动和福利的正面攻击。像自由人民兵这样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像路易斯·法拉汉这样的黑人至上主义者的出现。电台访谈节目让煽动白人反对少数民族的人接受采访。一种被少数民族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刑事司法制度。
　　罗恩说，总而言之，除非我们改变方针，否则，将会发生混乱。
　　盖耶的书名为《美国人已不复存在》。这本书虽然没有顶见到在不久的将来的任何时候会发生一场种族战争，但是它说，美国对它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敏感。这正在驱使美国人四分五裂和削弱支撑了这个国家220年的公民目标和共同价值观的共性。
　　盖耶说，许多移民似乎不再追求美国公民身份的理想。她说，相反，他们仍然呆在他们民族的圈子里，讲他们本国的语言，享受着公民身份的权利，而不承担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的责任。
　　可悲的是，美国政治利益集团在国际上，特别是向中国、向中国西藏推销的正是这些东西。
　　插手别国内部事务，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向别国发难，是美国政治利益集团的一贯做法。但民族、宗教问题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给对方造成伤害，也可伤害发难者本人，奉劝美国决策者冷静审视一下，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类呼唤宽容和理性
　　追忆历史，观察现实，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祖国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这是一个国家、民族走向文明、富强的根本，反之，国家破裂，民族就会走向衰弱，人民生活在贫困和动乱之中。
　　世界各国发展史证明，国家是在人类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中形成的，由多民族组成的，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一旦国家处于四分五裂，民族仇杀，种族冲突往往就会愈演愈烈。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基础，只有各民族密切合作，内图发展，外御强敌，才有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只有在统一的国家里，各民族才有合作的基础和团结协作的条件。中国人民从近代的100多年的分裂、动乱之苦中，找到了一个真理：“统”则“治”，“分”则“乱”。“合则俱利，分则俱损”，向往统一、热爱统一，不惜鲜血和生命前仆后继地去维护祖国统一，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巨大向心力的伟大回归。是中华民族崇高爱国主义情感的自然流露。当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之时，各民族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反对分裂，共御外敌，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是我们国家崛起、强大，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可宝贵的东西。世界民族、宗教冲突的重要启示就是，任何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人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当今世界由民族、宗教问题引起的动乱、战争、冲突已成为世界不安定的主要因素。这主要是帝国主义推行的民族压迫、种族歧视的后果。过去西方殖民统治者在争夺和瓜分非洲时，竟无视历史和现实，任意用几何线或经纬线去划分非洲各国的边界，并使用“分而治之”或这个民族去压那个民族的策略对非洲进行殖民统治，从而酿就了错综复杂的民族、部族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全球，在非洲常常是“拉一派，打一派”，使本来就严重的民族问题雪上加霜。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在《民族主义》一书中告诫世人：“事实上，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而是像一群捕食的野兽，它得有它的牺牲品，并为了增加牺牲品和地盘，正在相互争斗。”这是对西方文明的善意的批评。无庸讳言上述冲突也有一些是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利益驱使的结果，少数政治集团通过挑动不和，通过暴力和战争等手段，以损人利己的做法，谋取自私的利益。我们要坚决反对和抵制这种狭隘民族主义，为了共创美好明天，人类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第十五章大江东去
　　21世纪就要来临，世界各国都在思考新时期的含义，规划本国的生存和发展目标。
　　选择某一战略，实际上是利弊权衡的思想斗争，是考验国家决策者智慧和胆略的艰难过程。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在最终选定目标之前，对国家实力、历史传统、人民需要、民族精神、国家意志、外部环境、国际条件等多种因素全面系统地、深思熟虑地加以权衡。
　　这关系到我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跨入21世纪，关系到我国在新世纪的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关系到我们党、国家、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党的十五大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两次世纪之交的中国，形成天壤之别的对照。
　　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频临灭亡边缘。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被荣赫鹏带着一千多士兵赶出拉萨，这正应了那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老话。
　　这个世纪之交，中国提前五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生气勃发的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活跃力量；在综合国力大为增强的前提下，我们成功地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收回了香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在稳步实现新的伟大振兴。这是一百多年来我们民族的全体人民和无数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和理想。
　　上个世纪之交历史记载的是列强如何瓜分中国的争斗，这个世纪之交关于中国何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预测成了新的话题。
　　这是历史的机遇，是对于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来说都不可多得的机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的祖国受尽列强欺凌，是饱经内忧外患进入20世纪的。当时人们说中国的形势危如累卵，面临民族存亡、国家存亡的现实威胁，是一点不夸张的。我们必须牢记这段救亡图存的历史，一位哲人曾说过：“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一、中国的传统
　　合则俱利分则俱损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费孝通教授说：“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是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具有巨大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光辉未来的伟大的民族集合体。这个民族集合体正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旗帜下，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为特征，自豪地屹立在现代世界民族之林。
　　在我国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中，统一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着各族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合则俱利，分则俱损”的道理已经成了各民族的历史体验中的共识。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族人民总是把维护祖国统一，密切各民族、特别是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当作自己崇高的职责。甚至不借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领土的完整，因而对统一国家的缔造，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对于祖国统一事业的损害，就是对各民族自身利益的损害，也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损害。共御外侮，反对分裂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
　　历史证明，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国家的统一是各民族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里，中国各族人民才会稳定、安宁地生活。如果国家四分五裂，各族人民必将遭受动乱、战乱之苦，甚至遭受外敌凌辱。正因为如此，我国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始终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维护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
　　根本利益共同责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快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本世纪末实现小康，在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现阶段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之所在。要实现这一共同理想，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必须保持稳定，从民族关系来说，必须保持民族团结，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必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国际反华势力不愿意一个曾是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复兴，尤其不愿意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他们变本加厉地企图搞乱中国，分裂我们的国家。所以维护祖国统一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振兴能不能实现的重大问题。
　　针对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的图谋，搞好边疆民族地区的反分裂斗争意义尤为重大。
　　我国56个民族中，少数民族就有55个，人口近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居住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我国的陆上边界长达2万多公里，与15个国家接壤。在我国与外国接壤的9个省区中，少数民族自治区占4个，其余5个省虽然不是少数民族自治区，但在其境内包括与外国接壤的地区，也有不少少数民族自治的地方，我国有20多个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由于这些民族居住在与邻国互相连接的区域内，许多在国界线两侧的同一民族，往来密切，包括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探亲访友、节日聚会等等。他们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相同或相似，给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扩大边贸、促进睦邻关系提供了方便有利的条件。特别是我国实施沿边开放战略以来，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的改革开放，给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强大的活力。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边疆民族地区也容易接受境外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不仅不法分子利用这一地区大肆进行走私贩毒等源于经济因素的犯罪活动，国内外的敌对势力的分裂渗透等政治破坏活动也主要在这些地区进行。
　　历史上，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的渗透、颠覆和侵略，几乎都是从边疆民族地区开始的，而且往往是趁我国社会动荡之机乘虚而入的。如英帝国主义势力长期渗入西藏，沙俄入侵我国东北、西北地区等等，无不是与当时国家政权不稳定和这些地区局势动荡有很大关系。这些历史事实说明，边疆民族地区是否安全，不仅关系到这些地区人民安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
　　足以令我们警醒的现实是：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量境外电台在开办针对我边疆民族地区的广播节目，沿西藏400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8个电台开办对西藏以及青海、四川、云南藏区的广播节目。有的电台一天24小时连续播音。美国之音固然不甘寂寞，全印度广播电台也惟恐西藏不乱。在新疆边境线外，10个电台开办了维吾尔语专题节目，美国之音维吾尔语播音员还专门到我新疆喀什地区了解情况和反映。除此之外，大量针对我边疆民族地区的书刊、音像制品通过多种渠道源源流入，打着学术研究旗号的分裂思想传播成为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新动向，打进来、拉出去等收买、策反活动均在进行之中，这些，就是边疆民族地区面对的新形势。
　　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在国防、对外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反“西化”、“分化”的斗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的地位。民族的地区稳定、发展和反渗透斗争关系到国家的全局，关系到我们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能否实现。因此，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必然成为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共同责任。
　　二、意义深远的座谈会
　　1994年7月20日至23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重视、关心西藏工作的传统，从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研究西藏的稳定和发展问题，在总结经验，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和重要政策原则，提出了全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发展目标，有针对性地帮助西藏解决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并动员全国支援西藏，加快西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这再一次体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是中央专门研究西藏工作的会议，中央为西藏社会稳定和长期发展制定了重大决策，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将有力地把一个团结、稳定、发展的西藏带人21世纪。
　　西藏的地位
　　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从政治上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西藏自治区是我国边疆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地区。做好西藏工作，加强藏族同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团结，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战略意义上讲，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是我国西南、西北的天然屏障。西藏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有四千公里左右的边境线，是我国通往南亚的重要门户，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前沿，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由于自然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和平解放后，尽管西藏各项事业得到举世瞩目的发展，但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不进一步加快西藏的发展，势必影响西藏的稳定，同时也会影响全国的发展。促进西藏社会经济进步，把潜在的资源优势逐渐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不仅首先会大大造福于西藏人民，而且对促进我国西部乃至全国的发展，将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西藏自鸦片战争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势力瓜分中国和分裂中华民族的一个突破口。他们长期以来与西藏分裂势力相勾结，进行大量阴谋破坏活动。新中国建立后，国际敌对势力并没有放弃这一政治图谋，1959年西藏发生的叛乱和达赖出逃，是他们支持怂恿的结果。时至今日，所谓“西藏问题”仍是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一张牌，国际反华势力有选择、有时间、有限度地支持达赖集团，其根本目的就是企图从战略上遏制中国，搞乱中国。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和他们支持下的达赖集团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是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加快发展的障碍。对于他们这种挑战，我们必须打胜，也能够打胜。挫败他们的图谋，这是我们维护祖国主权，加强民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全，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任务。
　　由此可见，西藏的稳定涉及国家的稳定，西藏的发展涉及国家的发展，西藏的安全涉及国家的安全。重视西藏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重视全局的工作；支持西藏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支持全局的工作。因此，关心西藏、支援西藏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不变的方针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是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要以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契机，从国家的大局和西藏的实际出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民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加快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简要概括地说，就是：“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这是做好西藏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与基本方针。
　　来而不往非礼也
　　社会局势的稳定，是全国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前提，同样也是保证西藏各方面事业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势，一切都谈不上。西藏的稳定，对于全国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也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愈演愈烈，他们积极寻求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西方一些国家也心怀叵测提供各种场所，努力扩大达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加强了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破坏活动。他们大搞教为政用，非法认定了大批转世活佛，并通过控制活佛来控制寺庙，进而控制一方群众，他们极力通过宗教方式向人民群众灌输分裂思想。他们已经多次挑起骚乱、爆炸，还企图扩大事态，把分裂主义活动和骚乱引向西藏的广大农牧区。
　　达赖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高度自治”、“大藏区”等主张，虽然其内容荒谬之至，却迎合国际反华势力的需要，可以蒙骗世界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其掩盖不住的实质是反对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妄图恢复他们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活动，从来并未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我们必须充分揭露达赖集团的政治本质。西藏反分裂斗争的核心是对达赖集团的斗争，打蛇必须打头，否则无法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实质，决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分裂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矛盾，是现阶段西藏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这场斗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分裂中国的图谋进行斗争的继续。我们要保卫民主改革的成果，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必须积极开展反对达赖集团的斗争。只要达赖集团不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与我们的矛盾就不可调和，就必须同达赖集团坚决斗争到底。
　　达赖的出路何在呢？中央政府曾明确宣布：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就欢迎他早日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但搞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搞变相独立也不行。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谈判。在维护祖国统一这个根本问题上，没有任何付价还价的余地。
　　西藏人民有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光荣传统。西藏广大干部群众，是维护团结和稳定的基本力量、基本保证。谁破坏民族团结、制造分裂，谁就必然遭到西藏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谁就必然归于失败，成为千古罪人。在中国积贫积弱的昨天，我们的敌人尚且无法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在中国日益强盛的今天，这种图谋就更是痴心妄想。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李瑞环同志义正辞严地指出：“任何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都是对中国政府一贯立场的严重挑衅，都是对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和感情的直接触犯，必将受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际，达赖集团一度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地认为同样的事情很快就会在中国发生，达赖预言“五年之内西藏独立就会实现”。事实证明达赖的预言落空了。达赖又改口说“西藏独立这代人实现不了，下代人会实现；下代人实现不了，再下代人也会实现。”
　　达赖集团搞分裂是铁了心的，中国人民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也是不可动摇的。这个分裂集团依恃洋人支持，长期向我们发难，一度达到肆无忌惮、非常猖狂的程度。现在，是我们反击的时候了，中国古语有云：来而不往非礼也！
　　1996：达赖最难过的一年
　　在中央的全面部署和有力领导下，西藏自治区坚决贯彻执行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中央各项工作部署，反分裂斗争成效显著。
　　我们粉碎了达赖精心计划的种种图谋，顺利完成了意义重大的十世班禅转世工作，有力地打掉了达赖的“神权”威风。利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利时机，在精神领域这个与达赖集团斗争的主战场大刀阔斧地清除达赖的影响。至今仍在进行之中的在全区寺庙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建立正常秩序的工作，则把工作做到了达赖集团在区内的主要依靠力量，主要基地内部去。由于工作中全面正确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强调做耐心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这项工作受到了藏传佛教界广大僧尼发自内心的拥护。抓住达赖图谋分裂独立的要害，剥掉他教为政用的宗教伪装，这项工作得到了西藏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基层农牧民群众反映，共产党终于又负起了领导责任，带领我们向分裂势力作斗争了。基层干部普遍认识到，宗教寺庙不是一个碰不得，管不得，可以为所欲为的“禁区”，认识到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向宗教唯心主义低头。色拉寺宗教负责人达札在自治区政协常委会上的一段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通过工作组的工作，我们认识到寺庙教育是党和政府对寺庙教育的关心。过去我们工作做不好的主要因素，一是我们没有强有力的依靠，二是无十足的把握，三是没有自卫能力，要顾及自身的安全。”这段发言点明了达赖集团一度的猖狂，也侧面反映出中央部署反分裂斗争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的英明。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分裂分子难受之时。几年来，按照中央的部署，西藏自治区组织和动员人民意志坚决地向达赖分裂集团展开了一系列成功的战略反击。大大扭转了敌攻我防，分裂势力无所顾忌地猖狂进攻，我们却谨小慎微，患得患失的被动局面。事实证明，达赖集团的猖狂，固然有外国反华势力支持怂恿的背景，但与我们内部某些人思想认识的某些模糊，斗争意志不坚决也是分不开的。从1987年骚乱，1989年拉萨戒严到现在，人们欣喜的看到，西藏局势稳定了，几个人就可以导致社会不安和动荡的局面是再也无法重现了。这几年达赖集团在国外的活动最频繁，外国势力给的金钱奖赏也最多，按过去西藏社会应最不稳定，但事实上西藏却出现了长时期来未曾有过的稳定局面，经济发展，人心、局势稳定。达赖在国外的分裂活动事实上已不可能对区内产生特别大的冲击。而达赖集团内部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达赖不止一次地斥责：“现在岗坚吉雄工作的年青人当中，谈论工资，待遇及如何经商的多，很少有人讨论有关西藏自由的问题。”“岗坚吉雄的工作人员对待工作没有多少责任感和紧迫感”。“极个别的人在我面前花言巧语，说话不算数，玩弄手腕，做事舞弊，背信弃义，甚至有的逃到西
　　①藏，这种行为是很可悲，可耻的。”“在过去的历史中我们的确做过一些因小失大的事情。现在也常发生出自地域利益和宗教感情而损害共同利益的事情。在内部制造不安定是一个大的障碍。大家要从宗教和政治等各方面予以
　　②重视。”桑东感叹：“从中国的政治力量和稳定的现实状况来看，我对我们
　　③的政治斗争能取得怎样的结局而日益感到焦虑和不安”。1996年，尽管达赖凄凄惶惶跑了15个国家，偶而受到一些外国政要装模作样地顺便接见一番，说上几分钟话，但他自己心中明白，中央明确的反分裂斗争部署使他大势已去，“美国之音”不无伤感地广播说：达赖哀叹1996是最难过的一年。
　　流水落花春去也！①达赖1993年7月19日在所谓噶厦全会上的讲话②达赖1992年3月28日在他的祝寿法会上的讲话③达兰萨拉《西藏时报》1997年6月30日
　　三、战略大局中的西藏问题
　　中国要尽快强大
　　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落伍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屈辱，促使人们进行深深的历史反思。西方少数国家为什么敢如此干涉我们的内政，在西藏问题上对我颐指气使，指手划脚，如此霸道？说白了，就是因为它的经济现在比我发达，它的技术比我先进，一句话，因为它现在的力量还比我强，所以它才敢如此欺负我们。
　　当今世界，要想昂首挺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想有受人尊敬的国际地位，必须发展经济，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只有这样，说话才有力量，人家才会重视你。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标志，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资本，是潜在的国防能力，是制订国家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迎来了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伟大时代，综合国力一下子增强了好多，对国际事务所发挥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而庞大的市场更令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羡慕不已，面对这一切，怀有阴暗心理的国际反华势力，却既恨又怕，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就处心积虑制造麻烦，妄图阻挠我国的发展。面对此一形势，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忧患意识常在。要始终保持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使我们的综合国力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让我们国家更加强大。这样，若干年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完全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说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带来的亡国危机，迫使当时的中国加快了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科学技术和西方文化的速度；那么，落后就要挨打意识的深入人心，则要求当今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作为后盾，加快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步伐。
　　新加坡颇具影响的《联合早报》1992年6月曾刊登系列文章，其中一篇是《世界第一流强国意识的确立》。文章指出：亚太地区目前是世界上最稳定的地区，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但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国在客观上的战略地位并不有利，全世界最大的15支军队有10支在亚洲，长远看，中国必须准备应付新的军事战略威胁。如果中国能以十年的时间作准备，再以另外十年的时间实现经济起飞，那么，那时的中国就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而且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不再是一个在世界战略格局中起平衡作用的政治大国，而是一个在世界战略格局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世界第一流强国。届时，中国面对的军事战略威胁也就会相对较弱。
　　文章特别指出，要应付以后20年内中国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中国人必须在观念的变化上下足功夫。
　　中国目前经济还比较落后，还面临复杂的发展问题。唯其如此，我们才更需要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完整，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更需要坚决打击一切导致社会动乱和国家分裂的活动。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因为中国经济的暂时落后，就要求我们在世界上、在国格上低任何人一等，去接受别国的指挥棒。中国人有时也会犯错误，但不会老上别人的当。更不会愚蠢到始终不懂真正的切身民族利益究竟何在。中国压倒一切的需要是尽快发展强大。
　　指向中国的宣传战
　　保持客观公正观察立场的人们不会不注意到：1949年新中国所面对的起点，是一个百年间烽火不息的国度，野有饿殍，民有菜色，知识分子流离失所，多数人连最基本的生存与温饱的权利，都不能享有。正是新中国的建立给了中国人民以尊严，给了中华民族以独立、自由和解放。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100年多的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彻底驱逐了外国侵略势力。大规模的农村革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运动，则奇迹般地解决了几代中国政府（无论是宪政全盘模仿西方多党议会制的北洋军阀政府，还是经济政治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国民党政府）均未能解决的历史难题，扭转了中国农村的大规模经济崩溃和农民破产，逐步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新中国建立后，在捍卫中华民族的集体尊严，在给人民以温饱、致国家以富强的同时，在解放妇女，保护儿童，保护公民基本民主自由权利方面，做的事情比有史以来中国历史上任何政府所做的都要多。西藏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过去20年中，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1997年9月18日发表《202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国经济21世纪将持续快速发展。①
　　作为一种对比，我们的邻邦印度，50年代中印两国处于基本相当的发展水平。有些基本设施，如铁路网，印度还大大领先于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中国在发展水平上领先于印度已是不争的事实。美国《洛杉机时报》1997年8月10日发表了一篇记者罗恩发自新德里的文章，该文回顾了五十年来中印两个国家的人文发展历程，指出中国的所有发展指标都比印度强。文章指出，中国的平均寿命超过69岁，而印度只有62岁；中国成年人识字率已占人口的81％，而印度为52％；中国只有3％的青春期男孩和8％的青春期女孩是文盲，而在印度则有25％的青春期男孩和几乎50％的青春期女孩是文盲；印度人均国民主产总值不到中国的60％。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贫困人口从2.5亿迅速降至5800万，已经不足总人口的5％，而据《印度时报》1995年12月28日报道，印度有将近40％的人口为贫困人口。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7年12月16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印度5岁以下儿童患有长期和轻度营养不良的占印度全国儿童的53％以上。在全世界营养不良儿童中，印度儿童占40％。
　　即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新华社波恩1996年12月31日电讯，欧洲冬季被冻死的人已超过100人。法新社巴黎1996年1月2日则报道说，死亡人数已至少达到220人。德国一在逃犯主动向警方投诚，
　　②原因是无家可归、天寒地冻，人狱可免冻死。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美国有将近160万在押犯，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多。
　　我们常常感到惊讶的是，某些人士，对于40多年来新中国为人民所做的一切建设性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但对于我们的每一个失误，每一个挫折，却以极其夸大和政治渲染的方式，进行涂抹和夸张，这是一场针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货真价实的宣传战。①见《人民日报》1997年9月19日①见《人民日报》1997年3月13日②见《人民日报》1997年1月2日、1月5日
　　1997年10月28日，江泽民国家主席正式访问美国到达华盛顿。《美国之音》当天报道中刻意突出：有30个人在示威要求“西藏独立”。
　　不知美国之音是否知道，有12亿人要维护国家统一。
　　西方某些人士攻击当代中国的主要武器之一，是指责中国的思想言论不自由，并且常常以西方思想言论的形式主义“自由”作为比较标准。但在谈论“自由”这个观念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西方资产阶级的早期理论家们曾经指出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观。一种是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一种是为法律所约束和保障下的真正政治自由。这些思想家指出，前者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混乱。这种社会混乱的自然结果常常是导致社会暴政。实际上，任何国家、任何政治制度如果想生存下去，就不能不对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生存、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公开言论，实行必要的政治控制，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绝对的政治自由，从来未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美国在海湾战争中公开实施全面新闻封锁、新闻控制、新闻检查，这也许被认为是战争时期的非常状态。但根据有关专家统计，即使在非战时，美国各州法律中也存在大量对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治和宗教言论实施禁制或控制的法令条例。声名狼藉的禁止达尔文进化论传播的法规，至今仍在若干州的法律中有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至今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法律所禁止传播，这也并不是新闻。最新的表演是：美国国防部1997年9月11日宣布，美国军方正从美国本土向意大利派遣三架装有电子干扰设备的飞机，在波黑选举期间执行干扰波黑塞族电台和电视台广播的任务，给反对美军的波黑塞族人造成心
　　①理威慑作用，以实现“自由选举”。
　　美国《外交杂志》最近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强调要“对在世界各热点地区宣传煽动、导致大规模暴力行为的电台和电视台进行监听干扰和封锁。”
　　该文指出：“空中电波在20世纪发生的许多灾难中扮演了酿造者和推波助澜者的角色；在德国，电台曾被用于鼓吹纳粹思想；在卢旺达，电台成了种族灭绝的帮凶；在索马里，军阀们则用它挑起内战，激起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而在前南斯拉夫，电台曾和电视台一起，为种族仇恨和流血杀戮煽凤点火。”
　　所称道的是，由于塞族一家广播电视台播放煽动性的镜头，所以北约部队成功占领了这家广播电视电台的四个主要的发射塔。使其运作瘫痪。另一家广播电视台被武装占领了5天，直到保证今后不作反对北约的的宣传，并在每天的黄金时间播放一小时反对派的节目后才撤出。①
　　笔者并不打算在这里对这类行动的“是”与“非”作出评价，而仅仅希望指出，所谓的西方式言论自由，居然包含了如此多的限制，包括可以进行战场干扰、武装占领，或者干脆摧毁了之。既然这样，他们有什么理由指责中国言论不自由。
　　并且，当一个技术先进的强权国家对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煽动性宣传时，谁来主持信息干预？当美国之音用多个频道，强大功率长期向我进行颠覆性宣传时，我们是否有权要求美国之音也在黄金时间播放一点反映中国大众的声音？
　　实际上，西方控制意识形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极的禁止，另一种是①新华社华盛顿9月11日电《人民日报》1997年9月13日①（美）杰米·F·梅茨尔：《信息干预》，《外交》杂志1997年11—12月号积极的，即通过传播先人为主之见而进行大规模的新闻和舆论形象塑造。他们为自身的国家安全有一整套方法，足以保证非常敏感、或有碍国家安全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不能在对公众有重大影响的报刊和视听传媒中出现。比如《美国之音》规定所有雇员必须同意并积极宣传它的政策、思想、观点，其措施就极为简单而有效：
　　你有不同意见吗？非常欢迎，请马上交饭碗：您自由了！
　　近年来，攻击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成了国际反华势力的新的热点话题。
　　年初以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当然还少不了美国之音，连篇累牍地载文、发电讯，攻击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他们声称中国“严厉镇压宗教活动的一个迹象”，是“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县、某某乡”反对非法宗教活动的几纸标语，进而断言，“共产党为了精神文明活动的开展，掀起了全国范围的新一轮镇压宗教活动。”
　　《纽约时报》耸人听闻地宣布：“去年春天，上千名武装警察在装甲部队和直升机的支援下，摧毁了河北省一处天主教堂。”好像那里发生过一场战争，这座教堂可能被《纽约时报》想象为铜墙铁壁包裹着的坚固堡垒，竟然需要动用“装甲部队”和“直升机”才能摧毁。有的地方大修坟墓，搞得“青山白化”，于是在政府指导下，群众对这些坟墓进行了清理，于是被《华盛顿时报》说成是：“仅浙江就有1.5万个宗教场所被摧毁。”不知在美国，是否真的以坟墓为宗教场所。①
　　在任何一个现代法制社会，都不会允许，放纵那种损害、践踏社会公众利益的打着宗教旗号的非法宗教活动，由此必然造成正常的宗教活动受到损害。反华舆论打着“反对迫害宗教”的旗号，恰恰是要用这样的旗号迫害中国的宗教。
　　在西藏，达赖集团长期利用宗教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这被国际反华舆论认为极其正常。而一旦政府依法对宗教事务加强管理，却立即招致铺天盖地的攻击。笔者在拉萨色拉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组期间，亲身体验了反华舆论的这种歇斯底里大发作，区区几十人的工作组，被渲染成上千人的大部队，美国之音子虚乌有地对色拉寺教育活动集中、连续地攻击了三个星期。
　　在反华势力的宣传中，宗教就是达赖，达赖就是宗教的化身。因而是绝对碰不得、摸不得的。这种有意的误导加上相当大数量的西方人对中国、对西藏情况的无知，打开了达赖集团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招摇过市的大门。
　　笔者的朋友在瑞典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给我介绍了许多关于瑞典的情况，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法制和福利社会。但是，瑞典大多数人对中国的了解却是不敢恭维的。除了北京、上海之外，他们几乎不知道中国的其它省份，其它地方。至于西藏，如果他们知道拉萨有个布达拉宫，那已是相当不错了。然而，人们不应忘记，达赖的所谓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从这一块土地上发出的。
　　要让西方人在评论中国事务时不犯常识性锗误，将是一件艰辛的劳作。
　　德国美因兹大学的汉语教授柯彼德说：“除了了华侨和华裔，地球上另外4/5的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认识中国的文化，有多少人可以称为中国通①《人民日报》海外版1997年2月20日①呢？巩怕只有几千个。”（柯彼德《汉字文化与汉语教学》）。
　　柯彼德认为“没有能力直接同中国人交流思想，听懂中国的电视新闻，看懂中国的报纸和各种书面资料，就不可能取得关于中国概况的又全面、又客观的认识和理解。”②
　　在相当意义上，反华新闻舆论正是利用西方听众对中国、对西藏的不了解而大售其奸。坚决反击指向中国的宣传战，让世界客观了解中国，是我们的双重任务。
　　人们不能不看到，国际反华势力长期致力于乱华、亡华，拆解中国，使中国原有的刚性政治经济结构分化、瓦解，使统一的中国分解为若干破碎的板块，已经达到极为猖狂、放肆、不顾一切的地步。
　　西方一些国家确定了明确的文化进攻战略，他们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西方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西方的社会心理。他们力图以利益诱惑加上潜移默化，在中国培养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带头人。有意无意地试图贬低中华文明、降低中华文明的凝聚力。
　　西方国家最阴险的一招是，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似乎爱国主义已是过时的东西，化解中国矛盾的最好办法是中国分解成多个小国家，那样对中国大有好处，皆大欢喜。
　　西藏分裂主义势力，在相当程度上，也借助这面旗帜，大行分裂之道。
　　蒙哥马利的清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军统帅蒙哥马利元帅指挥车上悬挂着这么一句格言：“在历史上消失的民族不值得继续生存。”这反映出大不列颠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的一种自信、一种清醒审视的性格。二成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无情的现实说明，世界上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策划着新的西化分化中国的阴谋。2000年前的思想家韩非曾这样写道：“上古争于道德，中古争于权谋，当今争于气力。”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委曲不能求全，只有我们自己才能维护我们的利益，只有图强才能受到尊重。寄希望于我们的敌人放下屠刀，天良发现，那是与虎谋皮，是一厢情愿的天真幻想。人民得到的利益，必须用武器来保卫。对国际反华势力旨在摧毁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降低中华文明内聚力、凝聚力的企图，尤其需要多几分清醒。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敞开胸怀欢迎一切国际朋友，但对敌视损害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集团和个人，我们则必须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一个不敢维护自己利益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在原则问题上让步的国家是不受尊重的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统一从来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大一统的传统思想几乎成为各民族共同的思想文化特征，对统一的历史主流起着巨大的维系作用。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学说史上，大一统思想植根于我①特引自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323页②转引自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323页们共同的古老文明，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向往秩序，维护统一，这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思想的精粹。
　　一些学者精到地指出，“当今世界上土地辽阔的大国有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中国和印度。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从圣彼德堡到海参威，美国从波士顿到旧金山，并不感到东西部地区方言的隔阂。加拿大地域比美国还大，也没有语言的障碍。亚洲的印度有先进的科技文化，但印度境内语言梗阻比较严重，仅从这一方面也制约了印度进一步现代化，难以冲出第三世界。”①
　　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得力于“书同文”。有了“书同文”，加强了国家政策统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汉文书写的图书经历了几千年的积累，浩如烟海，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书同文”给中华民族奠定了万世不朽的基业。欧洲土地面积和中国不相上下，当年缺了个“书同文”的措施，现在还是列国林立，纷争不已。近半个世纪，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欧洲各国已感到长期分隔的不便，萌发了统一的愿望，愿望归愿望，欧洲统一不是短期可以办到的秦始皇首先给中国制定了“书同文，车同轨”。“书同文”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民到于今受其赐”。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要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才对得起我们的后人。为了民族的发展强盛，中华民族还需要在“书同文”
　　①的基础上，进而走向“语同音”。
　　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国际反华势力的文化进攻战略，目标明确地指向了这些方面。西方国家一些人近年来极力鼓吹“大一统”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李洁明在台湾发表演讲，居然称中国领导人的国家观念过时了，他不理解中国为什么要统一台湾。这种不理解绝非智力的贫乏，而是深谋远虑的思想文化渗透。这种思想文化观念上的误导和渗透，可谓是他们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最阴险的一招，目的是在倡导所谓“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一些人盲从而听信了这种学说，方励之之流干脆宣称爱国主义过时论、亡国灭种无害论、中国可以解散论。这真是一种可悲。这些人为什么不动脑筋想一想，为什么自古分裂的欧洲今日要谋求经济、政治统一，搞共同体，连货币也要统一。为什么美国在自身周边，也在搞新的“大一统”——已经构造美加共同经济区，还在策划搞更大的美、加、墨经济区。为什么东盟要不顾及美国等国的反对执意构建十国联盟。由此看来，“大一统”未必不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西方战略家对中国人灌输这种观念的目的，是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试图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实，为此而深谋远虑地作文化和社会舆论上的准备。
　　亨廷顿论《文明冲突》
　　美国当代政治学权威亨廷顿提出的具有为美国政府提供决策参政性质的《文明冲突》研究报告中则直接认定，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冲突，是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文化将是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由于文化因素在全球秩序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时期。而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①任继愈：《从“书同文”到“语同音”》，见《大国方略，学者访谈录》383页①任继愈：《从“书同文”到“语同音”》，见《大国方略，学者访谈录》384页的冲突，他特别强调“儒家——伊斯兰的联合”的危险性。提出了9条对抗非西方文明的战略，包括要促进西方文明内部的合作与团结，“支持与西方价值和利益相投的其它文明族群”，“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和价值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且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还包括要制造儒家文明之间，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他断言文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世界文明必须西方文明化。其剑拔弩张的腾腾杀气跃然纸上。其实，亨廷顿只不过是再次重复了过去西方殖民者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优越论和文明优越论。19世纪末，美国吞并菲律宾后，当时美国总统麦金莱声称，由于菲律宾人愚昧无知，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把它通通占领，教育菲律宾人，把他们提高，开化和基督教化。一个叫斯特朗的美国传教士在《我们的国家》一书中写道：“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世界命运的塑造上，将发生一种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量，这个强大的种族将南下墨西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还有大西洋的岛屿，到达非洲后，还要继续推进亚洲。”这位美国传教士认为“……对于劣等种族，除了甘心顺从于被同化外，别无其它选择。至于较弱或较低的一些种族是否能再生和奋发起来，这已经很成问题了”。历史是一面镜子，国际敌对势力今天遏制中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已由他们老祖宗嘴里明明白白他说出过，今天不过是老调新弹，故伎重演而已。某些西方政治家是清醒的，他们明白中国的强大将妨碍其推行世界霸权；蒙哥马利是清醒的，他时时提醒自己：“在历史上消失的民族不值得继续生存。”中华民族应该是清醒的，我们的国歌中时时呼唤着我们警醒，要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尖锐斗争中，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精神文化、意识形态战线的斗争。
　　精神文化与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却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帝国主义干涉侵略和旧制度落后腐败的结果。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巴比伦文明已湮灭无闻，古埃及文明在近代影响式微，印度文明在历史中一次又一次被外国征服，先后有阿拉伯人，突厥人、阿富汗人、蒙古人征服过印度。偌大一个印度的历史，几乎全是外族侵略征服的历史，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这样指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惟有中国，在五千年历史中像神话中的火凤凰一样一次次火中涅桑，一次次恢复生机和活力，其国家主体从来没有被其它文明所征服，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文明的连续性，有着五千年以上令人骄傲的文明史。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我国向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长期的锤炼，形成了具有强大内聚力的中华民族。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大家庭中而又世代相承的纽带，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国家的长期统一；二是各民族相依共承的经济文化纽带；三是近代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的休戚与共关系。”历史上，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发达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为我们伟大祖国写下了光辉的历史篇章，为东方文化作出过重大贡献，也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有文字记载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最具凝聚力的根。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大力宣传这一点，要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大力宣传祖国至上观念，维护统一观念，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文明、共同文化的观念。中华民族要实现新的伟大振兴，必须包括这一精神文化上凝聚力、向心力极大增强的振兴。
　　文化与政治
　　文化问题日益成为思想政治界关注的问题。
　　早在1970年，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就撰写和出版了一部名为《文化战略》的著作，他在书中提出，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提出，在制度发生趋同的今天，决定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由文化所构建的社会信任与合作。
　　近年来，西方一些理论家进一步论证，要使西方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使西方价值观支配国际政治秩序。例如，约瑟夫·奈认为，在当今世界倘如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向他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他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人们不能忽视，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增长，美国文化理论学者杰姆逊如是指出：现在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受到不断的渗透。因此，第三世界如何找到摆脱这种困境的文化战略，是它出路的关键所在。
　　在指向中国的宣传战中，文化进攻与渗透首当其冲。我们必须澄清他们精心制造的混乱，强化中华民族悠久共同历史的凝聚力，强化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
　　在西藏，精神文化领域是我们与达赖集团斗争的主战场。
　　在国际反华势力的策划之下，达赖集团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了几十年，散布了最多的谎言，他们制造了最多的混乱。
　　为了实现他们的分裂图谋，他们首先鼓吹西藏文化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文化没有共同之处。为达此目的，他们可以抹杀藏民族上千年的文明史，宣称佛教文化等同于西藏文化。这样，佛教是外来的，因此西藏也就不属于中国了。
　　达赖宣称：“西藏和中国是不同的两方。从我们的宗教、文化、习惯等许多方面都清楚他说明各自是截然不同的。”①
　　在时轮灌顶大法会这种纯宗教的场合，达赖也忘不了灌输：
　　②
　　“总之，西藏决不属于中国的，藏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除少量的显乘经书从中国译出之外，其余全部来自印度。”③
　　“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都是从印度传播和发展起来的。”①
　　为了分裂目的，十四世达赖甚至指责五世达赖喇嘛：“披上一件满清皇
　　②帝的马褂就是高兴得不得了。真是丢人。”“建立了关系也丢了脸。”①达赖1985年3月10日在达兰萨拉集会上的讲话②达赖1985年在时轮灌顶大法会上的讲话①达赖1985年在时轮灌顶大法会上的讲话②达赖1986年5月在荷兰藏胞集会上讲话
　　达赖集团如此卖力鼓吹文化上的隔离，其目的在于实现政治上的分裂。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在西藏，虽然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有很大的特色，但藏民族决不是一个孤立的民族，不是孤零零地生活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与其它民族没有什么联系的单独群体。在几千年历史中，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文化在西藏地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随处可见的。雅砻文化深深烙刻着中原盛唐文化的痕迹；西藏第一座佛、法、憎三宝齐备的桑耶寺体现着汉藏建筑艺术合壁的光华；文成公主将祖国内地文明成果大量带人西藏，因而至今在藏族人民中有着崇高的不可磨灭的影响；1996年西藏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山南札塘寺1000多幅壁画，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经鉴定是唐未宋初时期，内地汉族画家和当地藏族画家共同创作的作品，还有元朝中央政府赐给大批财物，夏鲁万户长请来大批汉族工匠与当地工匠合作建成的夏鲁寺那种高屋脊、双泻水、瓦顶流槽的殿字造形，与内地寺庙并元二致。来自中原的医学名著《月王药诊》被译成藏文，成为藏医的重要参考书。公元七世纪前后，翼日论赞和松赞干布父子执政时期，大量吸收中原文化，派了很多人去长安学习。公元822年，唐朝大理寺正卿刘之鼎到拉萨，演奏的音乐是歌颂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的“秦王破阵乐”。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已经足可说明，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文化的主体——中原文化，对西藏地区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很早、很深的，这是一个历史真实，然而，分裂主义势力却千方百计地要掩盖这一历史真实、歪曲这一历史真实。别有用心地企图割断西藏文化与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文化的血肉联系。这是达赖集团的新阴谋。一位领导同志指出：“有人故意把西藏的特殊性讲得眼花燎乱，神秘莫测，企图依然把达赖当作神明，对旧西藏那些愚弄人民的精神鸦片，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旧习俗传统，恭而敬之，这种用心是很阴险的”。他说：“面对达赖分裂主义集团，没有政治敏锐性，鉴别力，不善于识别敌对势力各种花招，看不穿敌对势力在民族宗教外衣掩盖下的阴险的分裂主义图谋，就难于坚持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完全应该有意识地、积极主动地反映这一历史真实。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仅应该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也应该通过文化、通过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令人自豪的共同文明体现出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基础上团结凝聚起来，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和一百多年的反帝爱国斗争的历史中形成了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产生在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族种认同的思想基础之上。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合剂，历经长期的战争劫难和社会动荡而不分离。爱国主义是一个永恒主题，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是人们自然、真挚、正当而强烈的思想感情。江泽民总书记说得好：“中国人民从来不在侵略者面前低头，有着酷爱自由，追求进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光荣传统，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这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性格。”
　　为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爱国主义必须战胜分裂主义，这是精神文化领域我们必须赢得的斗争。
　　我们不能不看到，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在与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突出高扬其“民主”“人权”两大旗帜，仿佛美国是一位替天行道、专门利人的守护神。其实，它是要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消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如果让他们在这方面打开缺口，则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中国的发展强大势必被大大打乱延缓。这也是尼克松提出“不战而胜”的精髓所在。
　　中国的主体民族本身占绝对优势，加上一以贯之的民族平等，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这种情况放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出什么问题。但在西方的长期歪曲、攻击、挑拨、怂恿之下，西藏问题竟然在国际上大肆炒作，似乎真成了问题。达赖集团竟成了明星。其实明眼人看得很清楚，西藏问题之所以被炒作，关键是背后的中国因素在起作用。否则，全世界上5000多万难民，背井离乡逃到外国的2800万难民，就不至于大受冷落了。这是相当完整、厉害、有效的一整套战略——没有硝烟的战争、以软刀子割头的战略。西方一些人对华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诱导中国失去精神的脊梁，进而分裂解体，最终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
　　人权、民主，成为西方一些人进行战略斗争的工具，他们的所谓人权、民主攻势背后隐藏着很强的政治实用主义。对这场指向中国的宣传战，对反对自己的国家，丧失国格、人格的人和集团大加赞扬，图谋改变中国人热爱祖国的价值取向，我们切不可丧失警惕。
　　强化国家意志
　　中国现代化也是一个影响世界的过程。对所有国家来讲，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明悠久，同时拥有现代化的经济、科技和军事能力的强大国家，那么，对于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对于现在已经占据主导世界经济、政治霸权地位的那些大国和超级大国，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他们是有利还是不利？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
　　毛泽东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鲁迅先生称：向着既定目标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奋斗的人，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往，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没有精神的脊梁，一个民族永远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
　　国家意志，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必须强化敢于捍卫自己重大利益，敢于运用一切力量去维护自己重大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
　　《与总书记谈心》一书提出：要对原则问题表现出强有力的姿态，振精神，凝民心，从而有利于改革和稳定。
　　“许多中国学者在接触各种西方人士的过程中，常能感到西方国家的很多人对中国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在内心深处很希望中国在今后数年内经济上陷入混乱，政治上变来变去。他们的这种心理，固然有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本质原因，但同时也是因为西方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看到我们自己没有显示足够的信心，或虽有这样的信心而行动不力。……如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我们一向反对将之国际化。这一原则立场我们在国际国内的重要讲坛上早已一再申明。在表明这些立场方面这些已足够了，但我们的领导人接待外国代表团时，却每次都要感谢他们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结果实际结果并不好，给人的印象是几乎我们见外国人就这么说一遍，最后不仅无助于显示我们的坚定，反而被别人看成我们的一块心病，于是就抓住不放，成了人家动辄可用的一张牌。”①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在维护主权，坚持原则问题上应当有更多的坚定，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意志！
　　学者何新指出：未来的中国无非可能有两种前途：
　　要么就是在内部不断骚动和国际敌人、外部势力插手的影响下意志动摇，再次发生动乱，直至在经历持久反复的动乱和灾难之后，国家残破粉碎，最终成为被超级大国和东方那些新兴政治经济力量所鱼肉蚕食的附庸区域。那时，中国人将不再成其为中国人！那时，中国才真的将会陷人类似欧洲中世纪那种割裂不安的“封建”局面。
　　要么，就是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高度团结和凝聚起来，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发愤图强，一一克服面临的一切危机和困难，致力于下世纪初全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从而作为一种主导力量参与东方文明群体的复兴。
　　试问有这种可能吗？曰：有！关键是，一个民族无论在何等困难的条件下，面临多么严峻的挑战，是否仍能保持其神圣理想、崇高精神和刚强意志！人而无志，不知其可，国而无志，存而若亡。从整个人类历史看，是否具有雄伟的精神力量，永远关系一个民族成败兴衰的命运，面对少数挟洋自重的分裂分子的猖撅，我们尤其需要高扬中国的民族精神、民志和民气！
　　急待加固的长城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门提到某些精神上沙漠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他说，这样的国家在文化上是一种精神分裂型国家，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办法在世界民族之林站起来的。
　　亨廷顿教授关于文明冲突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但他这段话实在说得妙。
　　这位学者明确看出，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体系，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凝聚力，是不可缺少的。东方西方，概莫能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扬光大爱国主义，对于保持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培养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感情，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非常重要。黄皮肤、黑头发的华夏儿女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九州大地，对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优秀文化传统，对这块土地上正在推进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有一种最基本的眷爱情感，这就是爱国主义。①《与总书记谈心》，翁杰明等主编，第30—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
　　我国应开动宣传机器，在中国人民中揭露国际反华势力志在灭亡中国的意图，培养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应揭露那些流亡分裂主义政治集团卖国求荣，卖身投靠外国势力的汉奸嘴脸，指出他们搞的那一套，完全是在帮助外国势力灭亡中国、灭亡中华民族，是在为虎作怅。，要坚决打掉其道义旗帜，坚决揭露他们的伪装。
　　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理论宣传应力求刚柔相济、入情入理、注重实效、着眼于争取和说服大多数人。①
　　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尤其应大力加强对于中华民族历史光荣和民族尊严感的全民性正面宣传教育。以增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尊严感和凝聚力，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要长久地整合在一起，不是要把各民族的特点统统抹煞掉以求形式上统一，而是要造成一种有高度容纳性的体系，容纳性指的是国家完整的概念对所有民族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原则。同时它给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与特性提供充分保存和发展的自由空间。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在各民族中形成共识，这是凝聚民心、激励民志、振奋民气的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
　　在国际反华势力的进攻面前，中华民族今日应该具有巨大的危机感。中国今日和未来的根本战略目标，在于强化国家意志，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指引下，整合意识形态新资源，建构新的能够统领人心的富于时代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体系，不惜一切手段去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生存。
　　这也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著名的挑战——应战机制。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固了这些思想文化阵地，帝国主义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就将永远不能得逞。达赖集团的分裂图谋就只能向隅而泣！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以上连续文明的古国。多少次的大灾大难，多少次的内忧外患，至今还从来没有能够摧毁过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在商周汉唐清的漫长历史中，我们曾经长久地一次又一次作为一个万邦羡慕的富强、文明、礼义之国做立于东方。
　　“溶哲维商，长发其祥！”我们民族自开辟之初，就具有一种博大深厚善于融通万汇的文化精神。中华民族向世界贡献了“四大发明”，我们这个民族产生过老子、孔子、慧能、孙子这样的古代杰出人物，产生过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松赞干布这样的一代天骄，产生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样的世界伟人。我们这个民族又是宽容宽厚的，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深切感受到享受到了民族平等，关心帮助。不仅如此，中华民族还富于见义勇为的传统、过去和现在都对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伸出关心友善之手，当希特勒肆虐世界，犹太人被赶得全球流浪，而现在一些维护人权的口号喊得最响亮的某些国家纷纷拒绝犹太难民入境时，中国的上海敞开胸怀，接纳了4万多犹太难民，这一仁慈善举，使至今中国人在以色列受到发自内心的欢迎和尊重。回顾一代一代的中华民族先祖，曾经赋予我们以值得骄做的传统，我们在今天应当追索他们的精神，弘扬他们的事业，迎头赶超世界的潮①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流。
　　四、中华民族要重新受到奠重
　　本世纪还剩下不到三年时间，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进入21世纪，这是在世纪之初蒙受巨大屈辱的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十分关注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中国20世纪之前的态势。
　　在世界近代史上，发生了三大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事件。一是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铸造了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了封闭的小农经济的万里长城，冲破了狭隘的民族界限，使经济市场化、国际化、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二是1789年法国的大革命，举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彻底终结了封建统治，让专制属于历史。三是产生于欧、美的思想革命，弘扬人的个性自由，放大人的价值和尊严，开发人的能力体系，使中世纪的思想禁锢彻底崩溃。思想革命带来了科技的飞速进步。在世界浪潮面前，大清帝国固步自封不思改革，中国人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1840年的鸦片战争宣告了古老中华帝国的衰落，同时宣告了悲剧的开始。马克思对此有极深刻的评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在世界联系和体系之外面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人道原则，而最现代时社会代表却是为了犹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离奇的悲剧题材。”
　　20世纪的第一年，八国联军便攻人北京。列强用鸦片、商品、大炮和刺刀把屈辱写在中国人的脸上。从1842年到1949年，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竟达一千多个，割地三百多万平方公里，赔款总计达19亿5千3百万银元，被掠夺的财物还不计算在内，也不包括战争损失。仅八年抗战，中国便伤亡3500万人，直接损失1000多亿美元。在列强的侵略掠夺之下，中国贫弱至极，社会动荡不已，人民困苦不堪，被称之为“东亚病夫”。
　　历史就是这样把中国带人20世纪的。当我们向21世纪跨越的时候，这幅悲惨的画面怎么也不能忘却。
　　在世界发展史上，中国曾有过处于领先地位的辉煌历史。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纺织、造船、制瓷、造纸、印刷、火药和火器、建筑等行业的成就，都曾为世界各国望尘莫及。中国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也有过繁荣的封建经济。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的份额。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在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内，从制图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
　　法国伟大作家巴尔扎克说：“中国人都是发明家，他们比法国人还要文明、开化得多。中国人发明火药的时候，法国人还在用棍棒厮杀；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而法国人那时还不会写字”。
　　美国战略计划人员奥弗霍尔特在《中国的崛起》一书中这样写道：“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站在世界技术和收入的顶端。诚然，中国曾是如此地强大，致使它的人民习惯于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中央王国，是一切围绕它转的中心。”
　　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供了在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制造业总量中的相对份额的数据：
　　1750年，整个欧洲占23％，美国占0.1％，日本占3.8％，中国占32.8％。
　　1800年，整个欧洲占28.1％，美国占0，8％，日本占3。5％，中国占33.3％1830年，整个欧洲占34.2％，美国占2.4％，日本占2.8％，中国占29.8％1860年，整个欧洲占53.2％，美国占7.2％，日本占2.6％，中国占19.7％1880年，整个欧洲占61.3％，美国占14.7％，日本占2.4％，中国占12.5％1900年，整个欧洲占62.0％，美国占23.6％，日本占2.4％，中国占6.2％这个数字可能高估了中国的份额，但它毕竟表明：西方学者也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就曾在世界经济史上占有显著的重要地位，而中国日益落后于世界总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只不过是18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100多年的事。
　　由于中国的古代文明和封建经济的繁荣，未能推动中国转向近现代经济，越落后越受到列强侵略，越侵略越使中国落后。
　　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使我们民族的凝聚力相对弱化，于是外国势力开始干涉中国内政，于是出现了所谓“西藏问题”。列强的侵略扩张和利诱收买则在中国内部培育出一些崇洋媚外、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这是达赖集团产生和出现的历史社会土壤。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在经济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了。50年代未以后的20几年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不快，与发达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形成鲜明反差。
　　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生产力得到彻底解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与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于是，中国经济开始了迅速发展的崭新历程，中华民族开始了腾飞的新时期。
　　于是，中国开始洗刷近代史上的百年耻辱，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正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实现近代史上曾被歧视，被侮辱，饱受欺凌的中华民族一个最强烈的愿望：
　　我们要重新受到尊重！
　　五、迎接辉煌
　　当人类面临新的世纪交替的时刻，国际上关于“中国的崛起”的议论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的崛起
　　新中国的建立奇迹般地扭转了中国在近代的衰退，共产党领导的强有力的国家意志使中华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在世界上，中国人又有了自己的国家地位。然而，贫穷和落后，仍然沉甸甸的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然而，有挑战必有应战，有压力必有动力。中华民族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保持了五千年完整文明，其文明主体从未被征服的伟大的人民，它在近代的落伍只是暂时的沉寂。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而开始的中国的经济起飞，正以以往仅限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速度，消灭着中国的贫困。事实上，这一中国现象在历史上似乎是独一元二的。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增长得最快。在80年代后期经过短暂的反通货膨胀时期以后，中国的经济于1992年又再度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以前，这一类的成绩似乎局限于较小的国家和地区（只有600万人的香港、200万人的新加坡和2000万人的台湾）或者人口构成极其统一的国家（韩国和日本），或者人口不多的经历暂时商
　　①品繁荣的国家（70年代时的沙特阿拉伯）。在中国取得这一成就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占世界人口1/5且经济极其多样化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取得如此迅速的增长的。
　　中国的经济繁荣正在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例如，19引至1992年，正当美国和日本经历严重的衰退时，中国的繁荣刺激香港相应地繁荣，并使台湾地区迅速而成功地作了调整。
　　中国的经济繁荣还产生了其他后果。这一繁荣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并有希望令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改观。
　　法国《世界报》评论说：“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在如此长的时期内保持过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
　　沙特阿拉伯《中东报》7月6日载文评香港回归时指出：“在几个世纪中，中国在亚洲的势力元与争雄，它曾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现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在互问，当‘超级中国’再次复兴的时候，它是否将会达到力量的顶峰？”
　　德国《商报》评论说：“从全球看，中国正在书写着一部成功之著。”外国舆论普遍认为：“现在这种稳定发展环境是近百年来所没有的，只要这样脚踏实地走下去，中国前途无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的经济规模作了重新估算，这个估算将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70美元的官方估计置诸一边，并按照国际价格，即所谓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商品的价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是，199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1450美元。澳大利亚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人的寿命为70岁，这跟自我估价与中国同样贫困的国家平均寿命56岁是不一致的，事实上这一数字更接近于像韩国这样人均收人为6000美元的国家（平均寿命为71岁）。中国大陆食品消费情况与中国台湾地区人均收入约为1200美元时大致相当。同一篇研究报告表明，中国人消费的少数基本材料和商品的国际市场价值，使官方统计所表明的经济总规模翻了一番。
　　《中国的崛起》书中写道：
　　虽然官方的统计表明，中国和印度的生活水平相近，但任何熟悉两国情况的人都可以证实，中国人的生活远比印度人舒适得多，两者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某些经销消费品的公司注意到，中国沿海地区的购买方式大约同收入4倍于中国统计声称的人相当。如果这种情况属实，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合理估计大约是官方统计的4倍。根据所有这些资料和印象，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大概一年介于1500美元和1800美元之间。对中国经济的这种看法已广泛地为分析家们所接受。事实上，这一数字远比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师劳伦①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新皇帝们》书中有此评述斯·萨戳斯所作的2500美元的估计要低。这些结论对于估计中国未来范围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萨默斯的计算准确的话，中国经济的绝对规模将在11年内超过美国。或者至少将花一代人的时间接近美国，美国总统克林顿1997年10月24日的讲话谈到，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完整和强有力的伙伴占据它的适当位置。在全球政治中，一代人的时间是很快的一瞬，炎黄儿女将再现昔日祖先的辉煌。
　　振奋人心的前景
　　伦敦战略研究所出版物刊载了1993年各国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两种初始数据，并在假设的条件下，推算出的中、美、日、德、俄、印度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中长期发展前景比较，我们在此介绍如下。
　　在1993年之前的十四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平均值是9.4％，美国是2.1％，日本是3.7％，德国是1.9％，俄国是一0.6％（但这里我们假设俄国今后的长期增长率平均为4％），印度是5％。购买力平价初值按年均7％的增长率推算。这样，按汇率算，200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9516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8％，日本的19.6％，德国的42.2％，俄国的3.46倍，印度的2.28倍。2010年时，中国的国生产总值将为23374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5％，日本的33。5％，德国的93.9％，俄国的6.11倍，印度的3.45倍。202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57399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9％，日本的57.2％，德国的1.91倍，俄国的10.1倍，印度的4.9倍。203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14.953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2倍，日本的97.7％，德国的3.89倍，俄国的16.8倍，印度的7.18倍。
　　若按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国内生产总值和近年平均增长率推算，2000年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为42438亿美元，是同年美国的57％，日本的1.27倍，德国的2.21倍，俄国的2.78倍，印度的2.59倍。201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83481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1.1％，日本的1.74倍，德国的3.6倍，俄国的3.69倍，印度的3.04倍。202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164220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46倍，日本的2.37倍，德国的5.87倍，俄国的4.9倍，印度的3.57倍。2030年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为323046亿美元，是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33倍，日本的3.25倍，德国的9.56倍，俄国的6.52倍，印度的4.18倍。
　　总之，不论按汇率还是按购买力平价的国内生产总值推算，这家研究所都认为中国将重新在经济总量领先于世界。
　　“在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上以及18世纪末，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世界银行估计，以国民购买力衡量，中国现在已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个经济大国。它可能在10年后超过呆滞的日本，跃居第二位。即使‘仅仅’以7％的速度增长（我们是3％），到2020年至2030年，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①
　　在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小贩用还不熟练的汉语说：“你们好，中国朋友。”①《还有中国参与世界经济领导的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1997年10月26日并向游客推销中文版的庞贝古城画册。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一进门就看到几行醒目的大字：“本馆备有法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和汉语简介，欢迎索取。”中国的影响体现在悄悄的变化之中。
　　这些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些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发展越快受到的攻击越多。
　　待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时候，那时我们不会去欺负任何人，但谁也别再想对我们指手划脚。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批评美国现行部分政策曾说过：（当中国强大之后）中国也可以对美国进行经济制裁，也可以叫美国改善底特律、曼哈顿、洛杉矶中南部的人权状况，否则中国就要取消美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这自然只是美国一些人的推理。我们一定要尽快强大，但宽容博大的中华文明的浸润使我们将会有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走向新世纪
　　最后，我们不能不再次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遏制中国的阴谋。著名学者何新先生写道：“当然，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敢公开表示支持西藏独立，现在做的只是一些幕后的事情，但从战略角度看，这实际是一个分两步走的问题。在目前中国政府很强有力的情况下，贸然公开支持西藏独立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必然会损害与中国的关系。所以目前只能造造舆论，搞些暗中活动。公开表态则是利用西藏的某些内部问题，挑拨藏人与汉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行攻心战术。
　　但是一旦有一天，中国政府力量削弱，控制能力削弱，某些西方战略家要使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区域分离于中华民族母体的企图，就将会提到公开的日程上，这是时间问题，今天的活动在为明天的目标作准备，难道我们傻到不能看出这两步棋之间联系么？”
　　前面我们谈到，美国中央情报局1971年曾提出一个政策报告，其对台湾的基本政策是，执行一个得到美国充分支持的、逐渐的、循序渐进的台湾化计划。即逐步通过台湾政权台湾化的途径，最终造成一种政治局势，设法就台湾问题的法律地位问题与中国讨价还价。26年后，我们惊讶的看到，中央情报局的战略设想，确实是在有条不紊的付诸实施中。
　　难道中央情报局对西藏，就没有一个长期战略计划吗？
　　西方反华势力在中国的目标，表面上只是要鼓励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使中国“政治多元化”、“民主化”、“联邦化”。
　　其实西方战略家的真正目标，是谋求在中国最终出现一个政治软弱，内部涣散分散，无力依靠自身力量，解决中国复杂经济社会问题的“软”政府。
　　如此，国际反华势力就可以利用中国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煽动中国发生内乱和民族分裂，首先使一些少数民族区域脱离中国。到时，分崩离析的中国就将不再妨碍某个国家的世界霸权，资本主义就可以宣称取得了战胜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胜利。
　　事实是再清楚不过了。
　　达赖集团是西方反华势力的一只棋子。
　　这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较量会伴随我们走向新世纪。中华民族将在维护统一，主权的斗争中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伟大振兴。
　　在中国的国土上，不能允许任何卖国的集团、任何卖国言论有任何立足之地！
　　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增强中华民族共同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强化我们民族精神的脊梁，则中国的崛起将无可阻挡，分裂势力的衰微将无可挽回。
　　在放肆鼓吹“西藏独立”的同时，达赖曾故作天真地反问：
　　“如果西藏真是属于中国的话，那么自签订协议，进行解放以来的四十年内，为什么总是要像念六字真言一样不停地声称西藏是属于中国领土呢？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如此喋喋不休呢？为什么不需要宣称北京、上海、广东等是中国的领土呢？”①
　　这种反问是不值一驳的。
　　中国人民之所以要强调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原因仅仅在于国际反华势力和一小撮民族败类在鼓吹、策划“西藏独立”。我们当然需要说明真理，说清真象。
　　但这种反问倒是促使我们去作另一种思考。
　　为什么没有人去说哪片土地不属于美国呢？
　　美国立国至今不过200多年时间，在这短短时间中，美国从建国时的13个州变成了今天的50个州，有的国土远隔重洋，相距万里之遥。
　　实话实说，这一方面是没有明显的异议，另一方面，或者说是主要原因，是因为美国强大。
　　短短几年间，美国出兵多米尼加，攻占格林纳达，打了一场海湾战争，轰炸了利比亚，把巴拿马总统抓到美国审判，介入波黑内战，处处显示了美式国家意志。如果哪个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不知趣收纳鼓励美国的分离分子的话，就得小心美国的炸弹落到头上。
　　西方战略家聪明地指出：“中国领导人了解那种安全两难窘境：也就是说，只要中国虚弱，它就容易受伤害。”①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在本世纪上半叶团结、凝聚和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话，那么，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北京不是中国的，上海不是中国的，广东不是中国的，这些“舆论”先导的出现决不会是太久的事情。
　　中国人没有忘记，北京、上海当时都有外国租界，日、俄为争夺中国远东在中国土地上打了一场日俄大战，德国占领了青岛，日本占领了台湾，英国已把广东作为他的势力范围，美国人在瓜分中国中姗姗来迟，于是鼓吹“门户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恢复了中国的统一和尊严。
　　1987年1O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前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长，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弗朗茨·给瑟夫·施特劳斯时指出：
　　“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
　　小平同志说话的口气十分自信，连施特劳斯都受了感染。
　　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同北京是中国首都、美国总统工作在华盛顿、①达赖1992年3月28日在他的祝寿法会上的讲话①美《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地球表面由陆地和水面组成一样，简单、明了、确定，无须多费口舌。
　　这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的自信。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我们与达赖集团的斗争，不是信教不信教，自治不自治的问题，而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裂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从帝国主义入侵西藏以来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继续，要坚决保卫民主改革的成果，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只要达赖集团不放弃分裂祖国的立场，我们与达赖集团的矛盾就不可调和，就必须坚决进行反对达赖集团的斗争，直至最后胜利。”
　　坚决打击达赖分裂集团，坚决地、有条不紊地逐步地削弱直至消除达赖集团的社会基础、社会影响，西藏才可能保持社会稳定，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个爱国公民才算做到了守土有责！
　　这就是讲政治，或者可以说，这是西藏这个特殊地区讲政治最高的要求。
　　保持西藏社会稳定的大是大非问题，莫过于此！
　　后记
　　西藏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50年代的民主改革，结束了世界上也许最后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实现了西藏社会发展的飞跃。“文革”的动乱同样波及于遥远的高原。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同全国一样致力于经济发展，在强劲投入的拉动下，西藏经济发展逐步加快，国民生产总值已连续4年增幅高于10％，1997年则高达13.4％，显著高于全国增幅8.8％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西藏的一切遭致了最多的攻击和非议。一些势力集团炒作“西藏问题”的热度，竟然高过了“文革”这一非常动乱时期。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这之中的反华大战略背景，人们是看得日益清楚了。从1995年开始，我们就觉得有必要有针对性统写一部总结发生在西藏的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回顾新旧西藏社会变迁，系统回击达赖集团分裂活动的书，起初的考虑是搞一本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为此而进行了认真准备和多次研讨。这段时间在中央决策指引下，西藏自治区的反分裂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全区范围内公开揭露达赖罪行，坚决收缴达赖反动宣传品，打击分裂势力政治渗透，惩治了策划爆炸，暗杀的恐怖分子，挫败了达赖集团“和平挺进西藏”、“不合作运动”、“全民公决”等图谋，粉碎了达赖借班禅转世祸教乱藏的阴谋，圆满完成了班禅转世这一佛门盛事，从1996年6月开始在全区寺庙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建立正常秩序工作，对于维护藏传佛教的声誉，确保社会不受不法僧尼的骚扰，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这一系列工作的开展，使西藏的反分裂斗争从被动应急转向主动治理，取得了敌人难受、人民欢欣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有必要扩大原有写作计划，要把西藏问题放到中国发展强大这个大环境中来写，通过统一与分裂的百年风云，通过对达赖集团特别是达赖本人的系统透视，揭示国际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战略背景。本书选取的角度体现了一种新的思想。我们主要不着眼于消极辩护，而是立足于在充分事实基础上的主动出击，借用一句流行语，到了中国在西藏问题上说不的时候了。这是走向振兴的中华民族的自信。或者用西方一些人习惯的语言说，这也是中国人国家利益至高天上，期盼强化国家意志的民竟。本书的行文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力求将严肃的史实作通俗性展示，同时，尽量把一些含义深刻、说明问题的花絮性材料收入其中，以便读者在相对轻松的阅读中，了解事情的真相，作出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本书的完成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的成果之一。本书写作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丹增副书记的亲切关怀支持，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汉昌在繁忙的工作中详细审阅了初稿，并提出大量具体的、宝贵的修改意见。杜泰、苟天林、多吉才旺同志十分关心书稿写作，提出了许多好的修改意见，黄玉生、周裕祥、翟向东同志对此书框架提出了建议，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为本书撰写提供了许多资料，张小平、达瓦次仁、巴桑罗布、翟向东、阿旺等同志亦为本书提供了参考资料。
　　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指导帮助。他们提供的大量资料、数据、研究调查成果与结论，大大便利了我们便捷地阐述观点，说明问题。由于本书是在拉萨完成初稿，最后两个月在成都修改、定稿，致使个别参考资料未能完全注明详细出处。这是一点不尽如意的遗憾。
　　本书原计划写12章，丁勇写作第10章、12章，罗彬写作11章5、8两节，张百忍写作8章1、2两节，秦亮写作11章3、4两节并均提交初稿。后因写作计划变动，实际写作为达玛提供了5、6两章初稿，沈开运、丁勇共同写作12、15两章，14章则分别为秦亮提供了第2节初稿，罗彬、张百忍提交了3、4、5节初稿，马如龙、王惠玲参与研讨与写作计划修改。余为沈开运执笔并与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政协委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成善教授共同作了三次大的修改和统稿，谢思明、刘宝军、陈通泉、陈玉萍、邵世强、廉正样与博士生刘志飞同志均参与了本书的讨论或修改、统稿。
　　丁勇、张百忍承担了本书部分资料的收集工作，新华社记者伍皓，人民日报社记者张忠对本书写作提供了帮助。索多、阿多、达瓦次仁、杨世君、次仁提供了部分图片，李忠志、林瑞华承担了本书校对工作，微机员陈凯、赵春玲、邓洁、德吉等多次打印书稿，对于他们的辛勤劳动，谨表示深深的谢忱。
　　1997年12月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西藏封建农奴制研究论文选》，吴从众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第6册，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编辑组，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山南基巧和乃东琼结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志》、《卫藏通志》（合订），西藏人民出版社
　　《班禅额尔德厄传》，牙含章著，西藏人民出版社
　　《达赖喇嘛传》，牙含章著，人民出版社
　　《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国务院新闻办，民族出版社
　　《清代藏事辑要续编》，四川省民族出版社
　　《西藏宗教概说》，彭英全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
　　《彼岸世界一东方民族与佛教》，张英著，四川民族出版社
　　《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姚兆麟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
　　《康藏招征》，上海商务印书馆
　　《西藏革命史》，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社会的历史飞跃》，索文清等著，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历史地位辨》，玉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著，民族出版社
　　《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事论文集》（宗教集）上下册，西藏人民出版社
　　《治佛转世》，蔡远纯、黄颢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1—17辑，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祝启源，喜饶尼玛著，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斗争史》，杨公素，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民族的新生》，西藏人民出版社
　　《世界屋脊的文化》，欧声明，覃远东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西藏》上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下册，当代中国出版社
　　《藏族简史》，简史编写组，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族传统文化概述》佟锦华著，中国藏学出版社
　　《士观宗派源流》，吐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注，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族史要》，王辅仁，索文清编著，四川民族出版社
　　《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东嘎·洛桑赤列著，陈庆英译、民族出版社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1—12集，西藏人民出版社
　　《国外藏学研究论文资料选编》，中国社科院民研所《民族译丛》编辑部
　　《西藏通史》，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社科院，中国西藏杂志杜，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
　　《现代西藏的诞生》，谭·戈伦夫著，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石硕，四川人民出版社
　　《西藏王臣记》，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
　　《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邓锐龄著，中国藏学出版社
　　《清代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吴丰培、曾国庆著，中国藏学出版
　　《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格勒著，中山大学出版社
　　《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伍昆明著，中国藏学出版社
　　《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对话》，王凡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佛光耀顶》，方盛、妙音著，成都出版社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李希光、刘康等著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何新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为中国声辩》，何新著，山东友谊出版社
　　《西藏产业论》，俞允贵等著，中国藏学出版社
　　《西藏民族政教史》，法尊著，铅印本
　　《西藏风雨纪实》，师傅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
　　《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王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政府与喇嘛教》，张羽新著，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佛教史略》，玉辅仁著，青海人民出版社
　　《十一世班禅坐床记》，刘伟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从灵童到领袖——历代班禅秘传》，张云等著，海南出版社
　　《西藏中世纪史》（意），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中国社科院民研所
　　《西藏的文明》（法），石泰安著，耿升译，西藏社科院编印《青史》，郭和卿译，西藏人民出版社
　　《十三世达赖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达赖喇嘛自传——流亡中的自在》，丹增嘉措著，康鼎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英国侵略西藏史》（英），荣赫鹏著，孙煦初译，西藏社科院编印
　　《西藏之过去与现在》（英），柏尔著，宫廷璋译，商务印书馆
　　《印度对华战争》，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刺刀指向拉萨》，P.弗莱明著，向红茄著，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奇遇》（德），海因利希·哈雷著，袁世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
　　《拉萨真面目》（英），埃德蒙，坎德勒著，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的地位》，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翻译组译
　　《藏区政治史》，油印本
　　《中国西藏》
　　《西藏研究》
　　《中国藏学》
　　《西藏民族宗教》
　　《西藏日报》《雪域文化》

「支持！」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heji

透视达赖（下）

相关文章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心情表态

相关专题

藏独暴乱

今日头条

最新专题

130周年

点击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