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共产党

全球化与共产党

贾仕武

　　目 录
　　一．历史提出的问题
　　二．人民是党的生命的唯一支点
　　三．毛泽东同志的20个基本论点
　　四．苏联是一个过程
　　五．西方舆论的若干论点
　　六．苏共党建的主要教训
　　七．全球化与反西方全球化
　　八．全球化与共产党
　　九．孕育着伟大革命风暴的时代
　　十．新的坎坷和新的创造天地 

　　提要：苏共下台、苏联解体，西方全球化进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新的阶段，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道陷入灾难。历史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共产党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基础和生命力。——人民的历史要求、养育和信赖，150多年的实践、各国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锻造了共产党的基本属性。人民是党的生命的唯一支点。——毛泽东同志说，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一句话：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同志的20个基本论点。——苏共最主要教训于党的领导集团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从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变为人民的统治者，把人民赋予的实现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权力变为实现和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权力。——西方全球化的推进造成共产党人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和坎坷，同时提供着共产党人奋斗和探索的从未有过的广阔天地。共产党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就在于存在西方全球化，存在世界人民反对西方全球化的实践和从资本主义苦难中解放出来的要求。——人类正处于孕育着伟大革命风暴的时代。当历史需要马克思的时候就会创造出马克思，当人民需要共产党的时候就会创造出共产党。——党面临着在新的时代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严重任务。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希望不在投票箱、书斋、权柄、头脑和宣言里，而在世界人民反对西方全球化、创造新的现实的实践中。巨大的苦难和深刻的危机，正是伟大未来的孕床。

历史提出的问题

　　（一）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声明辞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职务，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和地方党组织“自己决定前途”。8月29日，俄罗斯同乌克兰的一项经济军事协议第一次使用“前苏联”。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建立独联体的协议。改革派头头呼吁关闭列宁墓。12月24日，美联社发表《戈尔巴乔夫被他自己实施的改革所葬送》，见于英国《泰晤士报》的《戈尔巴乔夫谋求合法地交权》引述戈的话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一生工作的主要部分大概已经完成。”1992年1月1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的楼顶飘然落地。

　　美国总统布什说，8月24日这一天，“是激动人心的一天”。他兴奋地看到，苏联正在清洗共产党人。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西方及其喉舌宣传的主要内容是：苏共下台是“反共革命”的胜利，“敲响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丧钟”，“马克思运动已经结束”，首先应该“铲除扼杀改革的共产党机构”，“通过立法禁止共产党的活动”，“冷战结束了，共产党的威胁一去不复返了”，莫斯科每天都有街头和广场的群众集会。他们的标语有：“列宁永生”，“列宁没有给我们美元，他给了我们生命”，“戈尔巴乔夫的党完蛋了，而列宁的党还活着”，“我们被从内部占领了”，“1941年法西斯临近莫斯科，1991年民主法西斯出现在莫斯科”，“现领导妄图用迁移列宁遗体换取反革命的廉价支持”，“这里的反共情绪比西方还严重”，“同布什一切都已谈妥：我邀请资本家，我要卖掉整个俄罗斯，我将铲除需要铲除的一切”。

　　共产党被禁止活动。党的财产被查封和没收。共产党员首先被赶出军队和国家机关。莫斯科党校一位负责人说：“一夜之间，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都成了失业者。”莫斯科职业介绍所门前是成千上万等待安置工作的苏共机关工作人员，获得新工作机会最少的，是“从事一般领导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人”。

　　英国《经济学家》发表《自由下降：苏联经济面临大崩溃》。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许多苏联人怀念斯大林》，用这样语言描绘苏联存在最后几个月里的情况：物价飞涨、失业人数猛增、粮食产量锐减和能源短缺，“自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以来，厨房里的肉和黄油比过去少了，卢布越来越不值钱了，燃料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任何时候都缺乏保障”。美国《今日美国报》发表《饥饿迫使人们卖掉心爱之物》，说莫斯科街头乞丐在寻求施舍，结婚戒指、照相册、儿童玩具都被卖掉以换取食物。[i]

　　无论把这看作新的灾难还是看作新的斗争，事情都还仅仅是开始。

　　（二）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十多年过去了，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原因和苏共的经验与教训，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功过及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依据，一直是一个在世界范围进行激烈争论的问题。这种争论，直接关系到全球的现状和人类历史未来的走向，本来已经远远超出一党、一国的范围。这场争论将长期进行下去，也许还要继续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三）150多年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根本性弊端的日益暴露，进步人类的历史探索和文明的积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的实践，催生了共产党。

　　从那时起，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主要是做两件事，或者说为实现两个任务而奋斗。一件是，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结束国内资产阶级的阶级压迫而奋斗。另一件是，在党取得执政地位的国家，为实现人民的广泛的权利和实现社会经济的、文化的全面发展而奋斗。这两件事，在部分国家，在一定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作为党的伟大功绩加载史册。现在，由于西方全球化的推进和社会主义的低潮，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全球统治的薄弱链条重新得到修补，人民曾经得到的权利被一一剥夺，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反扑仿佛疯狂的复仇旋风，使今天的世界在更大范围里、在更严重的意义上仍然面临着这两个任务。

　　对于共产党人和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来说，经过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的、组织的准备，二十世纪初在血与火的战斗中开启的，是一个充满创造激情和美好理想的时代；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进入的，是一个凄风苦雨、灾祸频仍的时代。

　　西方全球化同时意味着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围剿和灭绝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白色恐怖的全球化。共产党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一场空前残酷而广泛的浩劫。西方全球化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

　　一个共产党人，如果眼界和心胸不超过自己的裤裆、餐桌、家居墙壁，不超过自己的私囊、官位、知名度，实在可以不必加入共产党。一个党所以不可战胜、长期执政，是因为很少这样的共产党员，尤其很少这样的领导者；所以衰弱乃至下台，则是因为太多这样的共产党员，尤其太多这样的领导者。此类人物越多，共产党越不再是共产党，党离开人民越远。

　　一败涂地或者鸟兽散，证明早已成乌合之众。落荒、反目、以糟蹋先辈的功业和鼻涕眼泪的忏悔做晋见礼，证明本来就是党的异己力量。悲哀、叹息或者靠抚摩昨天的辉煌苟延时日，不会有任何创造性的前景。

　　许多党转瞬之间分崩离析、投降缴械，把党的旗帜卷到垃圾堆里或者在这面光荣的旗帜上任意涂抹些别的什幺东西，把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党变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附庸。有的党解散，有的名存实亡，有的社会民主党化，即使有机会重新获得执政地位，也总是急于表明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的政治态度。少数几个坚持自己信念的党，被称不过在苟延残喘、行将就木。

　　斯大林的遗体已经被逐出红场。沉默的列宁，也几乎不能在红场安静地看着自己祖国的破败衰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被视为异类，在人格上遭受着侮辱和伤害。在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翻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过去的王公贵族、地主和资本家，纷纷来讨回由于革命被剥夺的财产和地位，共产党人则或者被传讯、审判、监禁，或者被剥夺就业资格，失去起码的生存条件。

　　共产党和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被描绘为狂乱、错误、荒诞、罪恶的同义语。共产党和党的理论、政策、历史、共产党人个人，一切实际上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一切在反共家想象中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一切因其进步性、科学性、革命性而不能不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包括为整个时代、整个民族和世界所尊敬的政治家、学者、作家和他们的科学与文化的巨著，都一概在清算之列，被周身泼上厚重的污水，到处被作为仇恨和恐惧的对象，都必欲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研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教育、出版机构和报刊遭到整肃，人员被迫改行或遣散。

　　以转向和忏悔，以及组织上退党或者思想理论上的背离，显示已经跟上时代，有资格在所谓新的社会秩序中分一杯羹，以及恐共、厌共、非共，参与对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口诛笔伐，成为二十世纪末以来全球的最新时尚，成为在政治广告亮相、获得荣誉、领取高额薪水和各种津贴、奖金、补助的基本筹码。

　　（四）演变东欧、解体苏联以后，社会主义中国有幸被美国列入头号对手和最大潜在敌国的名单。1989年的政治风波、1989年以后一个时期的制裁和亚洲金融危机，没有能够撼动中国。摆弄所谓“人权”的敲敲打打，经济与贸易方面的人为障碍和磨擦，制造和扩大民族宗教纠纷、支持几支分裂力量进行的活动，也没有撼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渗透，时而“中国威胁论”，时而“中国崩溃论”，同样没有撼动中国。

　　事情当然不会算完。根据西方舆论透露出的说法，一旦他们的所谓反恐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将集中力量收拾中国，目标是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美国在中国北边安抚拉拢蒙古和俄罗斯，东边强化在日本、韩国、关岛、台湾的军事力量，东南边出兵菲律宾，进而谋求在越南建立海军基地，在南亚则拉住印度、觊觎尼泊尔。这些日子，又在西边扫荡阿富汗、挟持巴勒斯坦，驻军中亚，侵略伊拉克的战争一触即发。北约已经东扩到距离中国新疆越来越近的地方。动手动脚，如此这般，使中国周边导弹林立，军事包围日渐合拢，正在形成和政治施压、经济控制、文化渗透相配合的严重态势。

　　（五）美国为首的西方，仍然瞪大眼睛盯着俄罗斯。几年间，一会儿折腾南斯拉夫，一会儿进军中亚、北约东扩，天天提心吊胆着共产党的东山再起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复辟。白俄罗斯不大欣赏美国强加的私有化药方，乌克兰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得票甚多，摩尔多瓦共产党经过选举重新执政，西方一刻也不忘记在那些地方煽动点什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小小的尼泊尔发展壮大，招来了美国对尼政府的热心援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三十多年前已经在一次有美国背景的血腥大屠杀中尸横遍野，每逢其国内政局变化，美国情报机构都要特别提醒警惕共产党卷土重来。一位总统战战兢兢地暗示对共产党的宽宥，结果成为被弄下台的主要根据。在拉美，美国封锁禁运之外，天天敲打古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说了几句敬重卡斯特罗的话，美国作后台，已经发动过一次大规模军事政变，还在准备再次发动政变。工人运动领袖卢拉当选巴西总统，使美国人大为不快。新近编造出的，是卡斯特罗、查韦斯、卢拉“拉美邪恶轴心”；2002年11月间，厄瓜多尔选出一位新总统古铁雷斯，其国内右派又时不时地和美国媒体相唱和，指他为共产主义者，也要把他划入这个轴心。

　　这使我们想起了《共产党宣言》那个令人读之难忘的精彩开头。当时，为了对共产主义的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欧洲旧世界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现在，这种围剿已经远远越出欧洲的疆界，几乎扩大到全球。

　　（六）邓小平同志概括出“两个冷战”的概念：“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ii]国际垄断资本把各国共产党人，同时把第三世界和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把人类进步事业与人类的全部文明传统和文明成果，统统作为敌人。

　　如果不是把“世界大战”狭隘地仅仅局限于就是一战、二战那样的世界性军事冲突，那幺下面的看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解体苏联、演变东欧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起于亚洲、几乎横扫整个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机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从武装侵略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特别是美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是第五次世界大战。

　　（七）仿佛天平的一边倾倒、另一边必定高高翘起一样，法西斯主义正在卷土重来。

　　法国《玛丽安娜》周刊的一篇文章说到当前法西斯主义泛滥的特点。它能够适应各种种族的或者宗教的形态，给自己套上各种民族服装，打着各国的旗号，唱起各国的国歌或赞美歌，但是反对共产党、为西方当局所豢养或垂顾，却是一致的。“在东欧，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各个民族组织影响很大，它们因为反对共产党而普遍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在穆斯林社会，伊斯兰教的法西斯主义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大力支持。英美从中看到了一支能够阻止马克思主义潮流的力量。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受到右派军人支持的伊斯兰教民兵屠杀50万‘进步分子’被认为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美国曾支持一些极右组织，并向他们提供资金，目的在于消除苏联的影响。人们显然不提什幺法西斯分子，只是说‘民族力量’。”[iii]

　　法国文章回避主要西方国家本身法西斯化的动向。美国在其国内实施“全民告密者计划”，确立旨在主宰世界的安全战略、建立起控制全球的军事系统和可能记录人们日常生活每一细节的“全球情报信息数据库”，动辄就要“先发制人”，尽管口称民主、自由、和平，但是如果不把上述种种叫做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岂不成为温柔的天使了吗？日本不仅拒绝向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害国承认历史的罪孽和做出正式的国家道歉，而且正在美国赞许下走上军事大国的危险道路，以“维和”的名义向国外派兵了。

　　历史仿佛在重演。一家西班牙报纸列举出七个方面的事实：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少数跨国公司手中；福利国家的危机；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建立在战争基础上的经济；排斥外国人；社会运动高涨；实行警治社会。文章说：“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与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政权时期有着相似之处。美国借‘9·11’之机在全世界进行的帝国主义攻击行动让我们联想到了1918-1923年的德国。”[iv]

　　（八）西方全球化端给全球的东西，还要多得多。

　　在全球生产力和交往空前发展的基础上，人类创造的财富总量超过过去任何时代。按照人均来分配，世界每人每年可以得到500美元。如果有一种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来保障各国、各民族和睦平等地相处，如果有一种维护多数人权利的社会制度，就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水平而言，已经可以提供满足全人类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产品，大体上实现不再有贫困和匮乏。

　　但是人类社会的两极分化——不仅是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而且包括人的生存条件、社会权利、地位和尊严、受教育机会和教育程度、医疗保健等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两极分化；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而且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和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种族、阶级、阶层、地区、行业、性别、年龄之间的两极分化——却达到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

　　截止2001年的统计，在西方全球化中受益的1000家企业所集中的资本，占世界生产总值的42%以上，100家最大的跨国企业控制了70%的世界贸易。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从五年前的10亿增加到12亿，10亿多人失业或就业不足，8亿多人营养不良，24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最富有15国与最贫困15国的人均收入差距，从60比1上升到74比1。1996年，358名世界级富翁的财产，相当于25亿人口即几乎世界半数居民的所有财产。1998年，最富有的三个人的财产超过48个第三世界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之和。200名最大富翁的财富超过全球41%人口资产的总和。

　　世界银行2000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将近一半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其中12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来自联合国的一项资料证明，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45%的鱼肉、58%的资源、84%的纸张。

　　离开社会关系、离开劳动吹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闹得越来越离谱，以至于编造出了“有一台计算机人人可以成为资本家”的神话。但是西方国家拥有全球因特网用户的80%。

　　这是一种导致全球80%人口日益贫困的全球化。

　　在社会主义的退潮中，无论民族解放运动的成果还是西方劳动民众的福利，都不能幸免于难，都在被渐次吞噬。

　　西方强加的新自由主义，在第三世界造成此起彼伏的战乱、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非洲再度陷于战乱、贫困、饥荒，重新成为西方大国争抢钻石和石油的战场。拉美对外依赖性加强，危机一波接着一波。上个世纪经济曾经一度获得增长的亚洲几个国家和地区，至今还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挣扎。

　　苏联存在的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统治者采取一种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政策。现在则大幅度削减福利，失业率居高不下，当时获得最普遍好处的所谓中产阶级处于分化和跌落中，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的精神，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反殖民解放斗争的誓言，达尔文和惠特曼的传统，整个资本主义的光荣，都在超额利润的冰水中遭到冷落和亵渎。

　　在解体苏联和演变东欧的过程中，西方有过种种许诺。今天，这些许诺大半已经烟消云散，或者被遗忘，或者成为笑料。失去最多的恰恰是苏联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回答所谓告别贫困的许诺的，是经济衰退、至今为达到十几年前的增长率而苦苦奋斗，是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大抵下降一半。回答所谓实现民主的许诺的，是美国帮忙“制造”出一场总统选举和一个叶利钦总统，是大炮轰击议会办公楼。强大的、完整的苏联，一夜之间变成了十几个弱小的、支离破碎的国家，至今还在继续纷争和解体中。东欧摆脱了苏联的干涉，却一门心思投靠西欧，苏军兵营变为美军兵营。人民劳动的成果和自然资源，遭到外国资本、本国转向共产党官员和新贵们的窃夺侵吞。改革不过意味着剥夺人民的权益。先辈用鲜血争得的人民的国家主人公地位、社会管理权利、物质的与文化的权利荡然无存。神圣的科学殿堂满是廉价收买的表格。优秀的科学家成为外国资本的打工仔。曾经给人类以美、以健康向上的鼓舞的艺术，正在被奢靡、颓唐和色情所取代。院士、教授和穷孩子们一起在寒风凛冽的街头踟躇，暴富和新贵家族的子女却在吃喝嫖赌中得到他们想要的随便什幺博士证书。

　　难怪西方媒体也已经从不同的角度，为西方全球化起了一些绰号式的别名，比如两极分化全球化、贫困全球化、投机赌博全球化、恐怖全球化、道德沦丧全球化、腐败全球化、文化贫乏全球化、舆论欺骗全球化、作假全球化、犯罪全球化、毒品全球化、卖淫全球化、黑手党全球化、饥饿全球化、现代奴隶制和童工全球化、环境破坏全球化，等等。

　　（九）在总体上，这确实是国际垄断资本的黄金般的节日。他们把自己的凯旋——由美国当局为总策划和总指挥的、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面貌出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阶段——称为“历史的终结”：于是人类历史到此定格，在这里凝固，再也不会发展和变化。

　　（十）历史不是装在布什或者布莱尔口袋里可以随意涂写的字纸条。他们不明白、也不愿意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误把自己的愿望当作现实，误把自己一个回合的胜利看作为最后的、永久的胜利。

　　导致二十世纪末以来出现社会主义低潮的原因，与其说是西方的强大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高明，不如说是共产党人的错误。共产党人经常犯错误。列宁就认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正是“用他们充满错误的革命行动”来推进历史发展的。就世界范围或者就某些国家而言，共产党的错误以及由此发生的失败和挫折、社会主义的低潮，已经不只一次。

　　这次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党的错误带有根本的性质、最严重，波及面也最宽。苏共的主要错误，归结为在西方全球化的世界进程中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人民是党的生命的唯一支点

　　（十一）共产党生活在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中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概括、提升和代表着本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争取阶级的、民族的、社会的解放与发展的愿望、经验、智能，集中了人民的最优秀儿女，凝聚着人民历史创造的主动性和英雄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出现以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压迫的全部历史，《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实践，我们时代各国共产党人的全部经验，锻造和丰富着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基本属性。

　　人类生活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一方面，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经济政治文化的现状千差万别。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扩张，到处存在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又使得各国出现形成具有同样基本属性的共产党的客观条件。党的工作和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存在和实现党的基本属性的具体方式各种各样，——比如寻找美国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之间的差别，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没有某些共同的基本属性，就不成其为共产党。

　　党的基本属性为所有共产党所共同具备。它和党同在，直至党的消亡。党的其它特点，由这些基本属性所派生。党的基本属性的具体实现形式，由于党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中活动，所面临的发展阶段、工作任务、工作条件不同，所继承的思想文化传统不同，势必千差万别，各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处于经常的变化中。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党的基本属性的实现过程，同时是工人阶级认识和把握新的现实以及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在新的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的和再生产的过程。

　　坚持基本属性同时又充满创造性和具有巨大的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严格地从事实出发并把现实斗争导向未来，把局部利益和总体利益结合起来，成为党存在、胜利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保证，成为党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

　　在共产党的基本属性中，具有决定性意义、成为全部问题的基础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确立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方面的一个伟大创造。把它列为共产党的基本属性，不仅是因为其正确性已经在中国党的多方面实践中得到检验，不仅是因为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来说它同样生死攸关，而且是因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苏共从执政到失去执政地位、导致国家解体的过程，以其悲喜剧的现实的丰富性，进一步显示出它在党的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醒目地把它推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前沿。

　　（十二）无产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只有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因此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来自这个阶级的先进性、革命性和最能够代表历史运动整体和未来的阶级品格。人类历史运动正在以历史的必然性走向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这一崇高事业的理论基础。

　　党的基本属性的诸多方面，内在地联系和相互渗透，正如铸成一个整体的钢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的性质、最终目标和指导思想所内在地决定着，又成为它实现的条件和过程。

　　离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其它属性将不可思议，至多只是空洞的教义或者欺世盗名的广告。如果一个党不能够把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贯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如果因为执政而形成甚至强化同人民利益相分离、相对立的特殊的“党的利益”，以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不自觉，以至于只是口头上认识而实际上并没有得力的措施来解决问题，那就应该做出一个判断：这个党不成熟，而且前景不妙。

　　有一种书斋马克思主义者、书斋共产主义者，兴趣在书本而不在实践。即使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倒背如流，如果本领越不出概念平衡、术语连接、范畴图解的游戏，既不懂得、不善于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历史创造的实践中进行理论的概括，也完全不顾及社会生活提出的问题和拒绝投身实现人民利益的实践斗争，——坦率地说，即使作为心地善良、动机崇高的学者，这也未必够格。如果不是学者而是一个党，那幺，这个党注定没有前途。

　　（十三）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在自己的纲领和文告中谈到“人”和“民”，相当一些政党都会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共同点，是把人民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手段。富翁们也会间或涂抹乐善好施的笑脸。但是一个人、几个人，甚至一个社区或村落，可以靠施舍存活，历史却没有提供整个的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靠施舍存活的先例。

　　对于共产党来说，人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和世界的绝大多数——高于一切。人民是党的母亲、党的“上帝”、党的本源、党的生命的唯一支点。

　　当我们说人民创造历史的时候，应该说，人民创造了党、养育了党，把自己解放和发展的深深的期望集中于党。

　　党属于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人民中的最先进的、承担着领导职责的部分。党的所谓先进，所谓领导职责，意味着凝聚人民的情感、意志和智能，吸取和接受亿万人民的经验和指示，意味着共产党人为着实现人民的利益而付出的比别人更多更大的代价和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一切理论、政策的支柱，党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

　　只有共产党，代表着绝大多数，有着保证实现这个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利益的科学世界观，把握着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在人民中生活和战斗，依靠人民，深信人民的解放和发展是人民自己的事业，深信只有人民自己的解放和发展的实践才能实现人民的全面提高。只有共产党，才以自己全部奋斗的历程，书写着对人民的无可比拟的忠诚。

　　共产党无论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斗争的时代，无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唯一的生存价值、唯一的使命、唯一的奋斗纲领、唯一的实践内容，就是也仅仅是集中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利益。党取得国家执政地位以前如此，党取得国家执政地位以后亦如此，在党存在的全部时期直到党消亡都如此。

　　（十四）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不是金钱买来的，不是谎言骗来的，不是概念演绎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靠金钱、谎言、概念所能够维持。不是天定的，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神仙皇帝恩赐的，不是自封的，当然也不是注定固若金汤、传之万世的。

　　由于同剥削阶级、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势不两立，由于彻底的革命性，党总是面临着屠刀、枪弹、法庭和监狱，为剥削阶级的统治秩序所绝对不能兼容。在地下斗争、武装斗争的严酷时代，人民每时每刻成为共产党人生存的摇篮和护墙。党以自己政策的正确、以自己英雄儿女的奋斗牺牲，取得领导和执政的资格。人民的力量，人民的选择，既是保证党取得领导和执政资格的根基，同样是保证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根基。

　　（十五）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权力导致腐败。

　　实际上，不是权力产生腐败，而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产生腐败。从一个社会来说，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由人民自己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就不会有腐败。

　　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在相当范围内被看作是腐败全球化、道德沦丧全球化。这使我们想起了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在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著作《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v]所说的，西方首先是美国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腐败现象有意回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用援助的方式纵容腐败、支持腐败和倒退，至多把反腐败从属于某种权力争夺。相反，“共产主义政权最初受到普遍欢迎，这可以从共产主义革命的效果看到，可能部分原因在于它第一次给了人民一个不腐败的政权。”

　　这就是说，问题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谁的权力、为谁的权力、怎样获得和使用权力。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来自人民，也只有在为人民掌握和使用权力、以权力谋取和维护人民利益的时候，权力才是合法的，才应当为巩固这种执政权力而奋斗。

　　（十六）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政权是重要的。然而政权不是孤立的目的尤其不是最终目的，不应该属于少数人、成为少数人权力的象征。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党和人民牺牲奋斗的一种阶段性胜利成果，是有力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手段，是党实现自己政治任务和最高目标共产主义、最终造就导致自己消亡条件的手段。

　　一个国家由剥削阶级政党执政到共产党执政，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质的变化，即人民力量与国家力量的统一。共产党执政即人民执政，即人民自己管理国家和自己的事物。成千上万人民的集体智能，会创造出比任何伟大天才都要高明得无可比拟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胜利是属于被剥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们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真诚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设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才能的‘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们的。胜利一定是他们的。”[vi]

　　在思考执政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政权的性质。

　　执政的共产党，应该向其它国家执政党学习点什幺。当前世界各国绝大部分执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这些国家在国家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执政目的，从全局上说是实现和维护资产阶级或者这一阶级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其执政对象或者说统治对象，是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他们需要保持的，是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稳定、对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权力的稳定。共产党需要探索和创造的，则是在执政条件下坚持和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新的形式。

　　党无论是否处于执政地位，都必须保持作为共产党的思想、政治的独立性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尊严。执政的共产党同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区别，只是工作条件、工作任务、工作方法的区别，而同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却是根本原则的、政治性的。因此，尤其需要避免因为处于执政地位而轻慢、否定党在争取政权斗争中自己积累的经验，弱化、放弃党的基本属性，用国家外交政策模糊党的阶级性质，以“执政党”的名义把共产党混同于其它党。

　　由于存在私有制统治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惯势力，由于存在资本主义包围的国际环境，执政地位的确立，的确可能成为党染上脱离人民这种致命病症的开端。个别共产党员、个别党的组织染上这种病症，几乎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党为着保持自己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经常地开展党内斗争、整肃自己的队伍。如果党的领导集团染上这种病症，党就面临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地对党进行革命性改造的严重任务了。

　　（十七）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但是第一，人民的这种地位应该是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比如最具根本性的是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的主人，比如成为行政、司法、文化、教育、传媒、科技的主人。所有这些领域的领导权问题，都是人民的权利问题。

　　第二，这种地位应该是实质上的而不是形式的、空洞的、口头的。写在字面上的人民的主人权利，变为人民实际上拥有和切实掌握的权利，是一种涉及广泛领域的社会关系根本改造的艰难过程。

　　第三，共产党不是慈善组织。当掌握权力的“官员”一脸深情地宣示，要同情、关怀、帮助、拯救人民，要这样要那样的时候，不妨肯定这种善心。然而不是在人民之中，和人民甘苦与共、浮沉与共，带领人民挣脱压迫的锁链和创造新生活，而是站在人民之外、人民之上发善心，而是无论真诚与否地想要成为人民的救世主，即便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人物中，又何尝少呢？从人民劳动的膏血中割出一块换取选票，何益于人民的解放事业呢？

　　第四，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然而这种成就并不保证自动升值，也没有锁在保险柜里，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它的巩固和完善，都是一种过程。它有时候保住了，有时候会丢掉，又需要重新开始争取得到的斗争。

　　第五，人民通过党管理国家、行使国家主人的权利。所谓“变”，变好变坏，关键都在党。和人民站在一起，顺应人民的意志除旧布新，领导人民在人民的实践中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改革、完善党的政策，党必定越来越强大。执政党建设和所谓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执政能力，归根结底只能意味着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只能意味着广泛而深刻地吸取来自群众的经验和智能，只能意味着排除人民行使社会主人公权利的各种阻力。一旦党的领导集团同人民相隔膜、相分离、相对立，不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业，而是出现一种专门管理人民的所谓“管理层”，出现人民无力也无权进行有效监督的“官员层”，一旦这些“管理层”、“官员层”以摆弄法律条文和莫名其妙的程序压制人民为职业，党的基本属性就遭到削弱，共产党就开始走向非共产党。

　　（十八）中国春秋时代有一个故事。

　　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准备出兵伐随，一边派人修好，一边炫耀武力。有人建议，炫耀武力会使随和周边小国因为胆怯而团结起来，倒是不妨自己示弱，使随国骄傲自大而抛弃周边小国，楚国就可以取胜。为着应对这种局势，随国官员季梁和随侯之间有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涉及到的处理国与国以及国内问题的原则，坦率地说，苏共后期领导人就没有弄清楚。

　　季梁提出，“小之敌大也，小道大淫”。就是说，坚持正义的小国与暴虐无道的大国发生对抗，正因为坚持正义，也可以取胜。

　　这里所谓道，所谓正义，就是要求在国内正确处理君（统治者）、民（被统治者）、神（信仰）这三个因素的关系，总的原则是“忠于民而信于神”。核心和基础是民。要害是两句话：“上思利民，忠也”，“夫民，神之主也”。这个“民为神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忠于人民、凡事有利于人民而不是相反，要求一切信仰、宗教、理论、学说、主义以人民为依靠而不是相反。这番至理名言，真使后来直到今天的许多统治者们和宣传家们，为之无地自容。

　　季梁接着展开来阐释他的见解。“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人民挨饿而统治者穷奢极欲，管祭祀的祝官和史官们宣读的祝词全是编造的诳话，这还怎幺抵抗大国呢？只有“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指发展经济、提高道德水平、加强国内的凝聚力，——“修政而亲兄弟之国”，睦邻友好，才能“庶免于难”。

　　这段中国的古老史实，可以用来比喻面临美国威胁的苏联和苏共的国内外政策。苏共能够执政，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获得生命力，社会主义苏联能够产生、存在、发展、胜利，靠的是“道”即党对人民的忠诚和由此形成的国内外政策。一旦苏共领导集团在国内不再体恤人民的疾苦而沉湎于“逞欲”，对外则抛弃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养一帮理论家、宣传家专讲空话、套话、废话、假话，就没有不垮的道理。

　　（十九）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权。它的一系列显示出工人阶级性质的政策措施，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

　　无论是马克思在公社失败以后立即写出的著名的《法兰西内战》，还是恩格斯为该书1891年单行本出版写的同样著名的序言，或者是他们围绕公社成败功过的大量通信，都一再强调，公社失败了，但是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所谓公社的原则，首先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必须打碎和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列宁在其名著《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特别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由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得出的这个结论非常重要，“因此，在1872年对《共产党宣言》部分‘过时的’纲领仅仅作了这个修改”。此外，为了杜绝“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可靠地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1）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并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2）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只付给和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卓越的政治的、历史的敏锐，直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工人阶级获得统治地位，不能继续运用旧的、一直针对自己的压迫机器来进行管理，而是必须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其间要害，正在于防止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但是这个伟大遗训的命运充满苦涩。

　　在苏联，越到后来，领导集团越是把由巴黎公社原则引申出来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作为对人民群众的愚弄，同时越是在高层把它沦为一种乌托邦神坛的供奉品，宣传它的美好和不可能实现。在执政集团中间出现一批贪污腐败分子。他们享有劳动产品分配方面的特权，还要用各种办法不断地扩大这种特权。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是致力于为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发展经济，如果属于全民的或者属于劳动集体的企业萎缩亏损、资产流失、工人甚至难以保证正常而稳定的劳动权利，而领导者却大幅度地给自己增加收入，那就同巴黎公社原则南其辕而北其辙了。

　　把巴黎公社原则宣传为乌托邦，是站不住脚的。它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日子里实现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坚决拒绝任何特权和生活简朴，成为许多领袖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的共同品质。列宁逝世，全部存款只有4卢布。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同样成为共产党人在这一方面的不朽榜样。

　　今天，在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中，巴黎公社原则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光荣。在古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的月薪为26美元，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有国外存款。西欧国家共产党人在艰难中奋斗。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把党员给党的捐款记录在每年更新的党证上。希腊共产党许多党员利用休息时间走街串巷为党义务卖报。德国不少老党员去世前把全部财产作为党费交给党。党的各种节日，都由党员的义务劳动来支撑。党的经费一般存在个人手里。但是极少有贪污挪用的现象。希腊党二十多年里仅仅发生过一起党员因经济问题被除名的事情。党员进入议会，全部工资和补贴收入都交给党。希腊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所有党员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共产党员不能享有特权，也不能容忍特权的存在。”该党专职干部领取同样的工资，不因地位高而享有特权。它的总书记被誉为“希腊最清贫的政党领袖”。希腊中右翼的新民主党名誉主席、前总理米佐塔斯基说：“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单从做人的角度而言，希腊共产党人都是一些信念执着、意志坚定、品格高尚、乐于奉献的人。他们充满着人格的魅力，确实令人敬佩。”

　　人民需要的，正是作为社会公仆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在执政以前具备这样的品格，在执政以后的最初年代里具备这样的品格，问题是怎样在执政以后的长时期永远具备这样的品格。

　　（二十）共产党和其它政党的区别之一，是先进性和群众性的结合。

　　人民意味着绝大多数，但是人民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民包括着不同的阶级，其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取向、不同的价值选择。只有工人阶级，处于资本主义压迫的最底层，始终同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同时又始终是现代社会生产力的产物，始终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

　　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使它得以掌握最先进、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得以确定解放全人类的历史目标和找到实现这种目标的现实道路，得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富有政治远见和牺牲精神而又密切联系群众的骨干分子。这首先既不是一个先天的命题，也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世界不同国家共产党奋斗历史提供给人类的事实。正如党的群众性来自先进性、越是先进的才越是群众的，党的先进性也来自群众性、越是群众的才越是先进的。

　　离开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把党的性质泛化为比如全民族的、全民的或者“劳动人民的”，在一片混沌中模糊先进与落后，结果不过导致党和人民一道六神无主，陷入穷途末路、分崩离析。这也不完全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成为由苏共蜕变和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改变性质之后的悲剧遭遇所证明的事实了。

　　资产阶级政党为选举和取得议席而存在，先进与否姑且不论，但是那是眼睛向上的、至多只是希望从群众中多拿选票而并不在实际上维护群众利益的党。资产阶级政党对待群众的态度是，当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嘲弄和藐视群众，当群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时候惧怕和压制群众。

　　共产党却在社会的基层建立自己的组织。党员生活在群众中。党通过基层组织、通过党员同群众建立最广泛的联系，汲取群众的意见、总结群众的创造，贯彻和实现党的决策。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引导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愿望和力量，概括群众自己的经验，以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克服群众中的落后，和群众一道前进。

　　工人阶级政党所面对的，不仅是私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力量，而且有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广泛存在和深厚基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基本经验，是竭力维护自己的整体利益，同时在人民群众中蓄意制造和维持这样一种局面：诱发、煽动和助长原始性、动物性、自发性和极端自私使之陷入分裂与自我争斗，由于丧失对世界历史运动与国家命运的关注而斤斤计较眼前个人的蝇头小利，由于缺乏阶级的、民族的整体利益观念，至多只能产生一些眼界心胸不超出一亩三分地和鸡肠一般小胡同的里弄政客；这成为资产阶级稳固统治的前提。这就是今天西方政治学天天教导的把人民大众从国家管理中排除出去的所谓“精英政治”。

　　从革命活动的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就尖锐地提出德国“庸人气”的问题。列宁终生同他所谓的“小市民气”进行斗争，认为小生产产生着资本主义，认为人民只有在历史创造的实践中、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中，才能克服自身的保守、狭隘、自私、散漫。

　　苏共蜕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被阉割的事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落入低潮的严重局面，使得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关系问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的政治的独立性问题，成为直接关系党的存亡的紧迫而重大的问题。

　　（二十一）共产党由于得到人民的支持、信任和拥戴而存在、而胜利、而发展，由于失去人民的支持、信任和拥戴而消失、而失败、而萎缩。要说共产党有什幺秘密的话，秘密就在这里。这本来算不得什幺秘密。不过，在今天共产党存亡绝续问题引发烟雾迷漫的歪理谬说之际，找回这个“秘密”，从历史实践中呼唤这个“秘密”的全部活力，却成为共产党人的一个紧迫任务了。

毛泽东同志的20个基本论点

　　（二十二）就其主要特点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党呢？

　　这是一个人类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在饱受这个时代几乎所有压迫形式蹂躏的、苦难异常深重的国家产生和崛起的党，一个领导人民同二十世纪一切种类的剥削阶级、剥削制度——从握有最强大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和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到国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到最野蛮、最落后的农奴主阶级——进行过较量并取得胜利的党。

　　这是一个经历过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考验，经历过武装斗争和非武装斗争、战场厮杀和谈判桌上的较力、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和地下斗争、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斗争考验，经历过各种党内斗争和饥饿与险恶自然环境考验，成功地通过所有这些炼狱的党，一个由于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的丰富政治经验、崇高道德品质而多数党员对内外敌人的收买、腐蚀、糖弹攻击与和平演变有着高度警觉的党。

　　这是一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居人口多数的社会中创建和进行活动，农民出身的党员长期以来在党员总数中居多数的党。农民和其它小生产者的思想会带到党内并产生影响。但是即使在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时期，即使在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其它农村工作中，党都在自觉地以工人阶级思想进行教育和引导，努力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提高到工人阶级的、共产党的水平上来。毛泽东同志从来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必须把小资产阶级引上无产阶级的轨道。在党的领导下，从出身农民的共产党员中成长起一大批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经济专家和科学家、文艺家，蔚然成为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的奇观。所谓中国共产党是“民粹党”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这是一个曾经犯有多种形式的错误，错误路线不止一次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又总是自己纠正错误，把错误作为一种财富，用它来教育党员和人民，在总结自己教训中更加团结、逐渐在政治上理论上越来越成熟的党。

　　这是一个以弱胜强，一个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和自身原因屡屡被逼迫到死亡边缘，又一次一次死里逃生、重新集结起来进行战斗、获得新生的党，一个经受过难以想象的挫折和失败、和自己的人民共同品尝艰难、在长期生死与共的斗争中建立起深厚群众基础的党，一个无论内外敌对力量多幺强大、无论自己的错误多幺严重、无论失败多幺惨痛、无论付出多幺大的代价，都终究压不垮、剿不灭、打不倒、骗不了、拆不散的党。

　　这是一个领导人民通过不同阶段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创造巨大成就，从造不出一辆自行车而自己设计和制造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卫星、导弹、核武器，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扫荡千百年来困扰我们民族的腐败、迷信、卖淫、吸毒、黑社会现象，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与健康水平，结束1840年以来“东亚病夫”的历史，使到处遭受侮辱的中国人在世界上挺起腰杆、扬眉吐气的党。

　　这是一个继续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继承这些斗争的伟大传统和经验，代表最先进的工人阶级、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具有最广泛、最深厚群众基础的党。

　　总之，这是一个集中了中华民族全部智能和优秀品格、为使中华民族摆脱不幸而有今天的地位发挥了最大作用、付出了最大牺牲的，唯一地具有着为民族的更大的、全面的进步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党。党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胜利，也是中国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

　　（二十三）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功勋来自人民、来自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这种血肉联系，成为中国共产党壮大和蓬勃发展的生命的源泉，成为它的全部经验的结晶。

　　依靠和团结绝大多数人，建立、巩固、发展、深化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有一系列理论的、政策的、工作方法的独特创造。为此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毛泽东同志。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中国和世界共产党人的历史，包括苏共下台和苏联解体的历史，每一页都在继续写下毛泽东同志伟大和毛泽东思想现实生命力的证词。

　　唯物史观贯穿于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和全部社会活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的历史地位、关于党同人民关系问题的独创性见解，可以概括为20个基本论点。

　　这20个基本论点是：

　　（1）“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始终构成居民的绝大多数。在中国，人民中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是工人阶级，工农联盟是人民力量的基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属于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2）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这个论断提出于抗日战争时期。

　　196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河南郑州分别会见来自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一些国家的朋友。根据当时负责起草新闻稿的熊向晖同志的记述，毛泽东同志在阅读新闻稿的时候，删去了原稿“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中的“在毛泽东主席领导下”和“伟大”，改为“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

　　他说：“为什幺一定要说毛泽东的领导呀？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取不得成就了？这是唯心史观，不是唯物史观。我把唯物史观的精髓概括成一句话，叫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自己的努力。”

　　他又说：“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而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了你们，也包括了我。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领导人和人民也不能等量齐观。今天我向拉丁美洲朋友讲了，你的稿子上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应当突出‘决定的因素’，不应当突出‘非决定的因素’。就是说，应当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vii]

　　（3）“卑贱者最聪明”，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群众有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无限的创造力。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4）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群众，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弃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

　　（5）组织起来，实现人民的大团结。

　　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中国各民族不团结，是旧中国统治者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

　　党的基本任务，是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共产党员每到一地，都要深入群众，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启发和帮助群众提高，在群众内心自愿的原则下，帮助群众逐步组织起来。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组织起来，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实现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一个成果。

　　（6）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共产党人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认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一切言论行动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7）党是革命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建设事业、群众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党的领导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要使群众认识，党代表他们利益，和他们呼吸相通，接受党的政治号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和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的问题。要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决油盐柴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读书上学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群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一切群众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领导干部应该时刻注意的，都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8）共产党员不是要做官，而是要真诚地为人民服务。

　　共产党人是革命的先锋队。他们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不能一时一刻地脱离群众。在民众运动中，他们是民众的学生和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在政府工作中，他们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就是敌人，对于无论什幺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9）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革命和建设，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一切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人民是主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应该骂他们。

　　（10）共产党员应该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

　　无论在什幺问题上，共产党员一定要同群众相结合。每到一地，都要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都要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所能够形成的。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11）知识分子要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尊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知识分子必须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感情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我们的专门家一方面帮助群众、指导群众，一方面向群众学习，使自己的专门知识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专门家只有代表群众，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12）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

　　我们工作中决定的因素，是发现哪些政策是人民大众接受的，哪些是有意见的、反对的。只有证明为大众拥护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的政策。革命的政治家是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是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13）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凡属正确的领导，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14）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

　　要了解情况，唯一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没有调查，实际工无法了解变化着的情况，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的人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是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了解情况就是认识世界。全党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而不是昂首望天。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一定不能做、一定做不好。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

　　（15）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领导群众前进。

　　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超过群众觉悟、违反自愿原则的命令主义是错误的。迁就群众中少数人的不正确意见，落后于群众、违反领导群众前进原则的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有些群众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长远的、全局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期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把发生的困难作真实的说明，和人民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16）革命战争伟大力量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吸引革命人民的旗帜，党所领导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工作队，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会生产，无往而不胜。党的领导保证着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革命战争中，群众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正是由于人民的真心诚意的支持，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人民解放军，从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到现代化装备，从消灭小股敌人武装、消灭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武装到击败号称无敌于天下的美国王牌军队，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传奇般的军队。

　　（17）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之一。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唤起民众，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结成国内统一战线，发展到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内统一战线。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就是国内国际的两个绝大多数。

　　在国内，统一战线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有区别地对待各种中间势力。但是，必须坚决地揭露和清除民族叛徒，必须保证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关门主义是错误的。投降主义和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

　　（18）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保卫人民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它的第一个作用是压迫国内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剥削者、破坏者，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作用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着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人公地位，是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19）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只有全国各族人民都负责，才能避免人亡政息。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问题。人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20）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应该采取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二十四）这20个基本论点显示出的，不是若干互不相关的、支离破碎的观点，而是一种世界观、学说、理论的大厦和有机体系。大厦和体系的根基是：不是西方也不是中国的神仙皇帝、贵族官僚、大亨大腕，而是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才应该也必定会成为世界历史的真正主人。

　　这完全不是什幺把“人民”挂在口边、写在纸上的政治标签，不是在需要的时候表演一番的“亲民”姿态，而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哲学。

　　（二十五）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实践锻造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是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

　　当外国侵略者压迫中国人民的时候，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当本国剥削阶级压迫人民的时候，他是阶级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伟大旗手。当共产党执政而某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的授权谋取私利、危害人民的时候，他是党内腐败现象的最坚决的敌人。他把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社会解放视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也把清除党内腐败现象视为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

　　在党成为执政党之前，党和人民为一方，占据统治地位的反动阶级为另一方，这种敌我性质的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会出现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这里大量存在的，是党的方针政策怎样逐步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的问题，是人民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在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情况下、在历史创造的实践中全面提高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党内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反纪律等脱离群众以至于危害群众利益的问题，一般地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和应该通过党内教育、党的法规来解决。

　　在研究苏共走向腐败、衰落乃至失去执政地位的原因的时候，可以责备它的党内教育、党内法规不够完善和没有能够坚持下去。党内教育和法规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问题不仅在这里——如果集中苏共党内教育和法规的条文，大约可以有几大厚册——尤其在于这种教育和法规永远不能脱离、更不能代替人民的监督。否则不过形同虚设而已。应该记住，解决党内问题，人民群众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为着使党内腐败现象不至于发展到越出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范围而沉屙难愈，不至于形成同权力结合的利益集团而尾大不掉，不至于走到改变党和政权性质的严重地步，或者为着在已经出现这样的危险局面的时候拯救党，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只能是党内大多数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只能求助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宝。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就在于，在他看来，执政地位、伟大功勋、光荣历史、崇高威望、领导职务，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惧怕群众、同群众些许隔离的理由，都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谋取私利的理由；在共产党员脱离群众的错误同群众利益之间，只能选择后者而决不能选择前者。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反复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包括发动整风、干部参加劳动、进行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和批评。来自群众的即使是激烈的、错误的批评和意见，都表现着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拥戴；这种信任和拥戴，要比成吨成吨的评功摆好、阿谀奉承有价值得多。相反，如果群众对党的工作、国家的命运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受到挫伤，陷入政治上的消沉和冷漠，满足于寻求小恩小惠和眼前利益，倒是一种悲剧了。

　　在他认为党同群众关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在开展党内斗争的同时，他直接诉诸群众，号召来一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高领导人，在党执政的条件下，有如此的胸怀和气量，敢于如此鲜明地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党内发生的问题，这对于任何处于执政地位的剥削阶级来说，这在任何剥削阶级政党中，都是完全不能想象的。人类几千年历史，数不清的王冠和令牌，皇帝、国王、总统们沾沾自喜地陶醉于别人喊自己“万岁”的呼声之中，还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国家、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如毛泽东同志这样呼喊出“人民万岁”的口号。

　　毛泽东同志有过错误。中国党有过错误。人民也会有错误。没有任何人、任何政党是绝对真理的化身。这使我们想起中国古代哲人孟子的一段名言：“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是不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着人民的利益，也需要人民的付出，但是人民不会因此而生出怨愤。为着人民的利益，有时候会有牺牲，有时候会犯错误。但是人民宁愿付出这样的牺牲，人民比较地能够原谅这样的错误，这样的错误也比较地容易得到纠正。

　　毛泽东同志把终生献给中国各族人民的解放和发展的事业。人民的评价，是对他的功过的最权威的裁决。在他去世之后不久，中国党曾主要就对他的评价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做出过一个决议。间或有知识分子沈溺于个人委屈对他进行批评，也有人身攻击、编造历史、诬陷栽赃的文字。在他离开自己人民二十多年以来，出现无数新的歌曲，却惟独颂赞他的歌曲能够继续广为传播；出现无数反映群众情绪、对领导人进行批评甚或嘲讽的政治性的民谣与笑话，却惟独没有一句表现出对他的丝毫不敬；出现无数新的或仿佛新的政治概念，却惟独他的那些平易而深刻的警句，比如“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实事求是”，最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口上；出现无数新的画像和美术作品，却惟独他的肖像贴在农民的炕头、挂在汽车方向盘的旁边。任何给毛泽东同志抹黑的企图，总是被人民的轻蔑冲卷得无地自容。毛泽东，他的英名和事业，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里，已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情绪、意愿、历史选择融为一体。

　　（二十六）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我们在2003年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八十二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真理，同样也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的真理。

　　我们在2003年还可以说，这个历史的真理，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与共产党的生命同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度勃起、在世界人民结束西方全球化的新的历史创造的进程中，它将再次闪射耀眼的光芒。

苏联是一个过程

　　（二十七）苏联之为苏联，就在于它是一个有着自己主权与独立地位的国家、一个人民成为社会主人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这些基本特征的存在形态，在苏联的不同时期，有很大的区别。苏联的历史，是这些特征形成、发展到弱化、变形以至消失和国家解体的历史。但是苏联存在，这些特征就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苏联是对西方全球化的反动和对它的历史方向的逆转。

　　（二十八）在西方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西方垄断资本同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矛盾，特别是在第三世界，集中于国家主权、民族独立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首先遇到从帝国主义压迫或者说从资本主义世界统治锁链中解放，争得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任务。在争得国家主权、民族独立之后，由于和资本主义世界统治处于同一个时代，仍然继续面临维护主权和独立的任务。这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解放与发展的决定性基础和最具号召力、凝聚力的政治旗帜，成为实现国内民主，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创造自己新生活的第一个步骤，成为避免再度沦为西方资本附庸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成为判断不同政党的进步性和得到人民拥护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准。

　　（二十九）眼前有一个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例子。

　　墨西哥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不是共产党。但是墨西哥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在西方全球化的总体架构及其进程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起落，对于认识苏共命运颇有参照意义。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也是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党，自1929年3月到2000年12月，连续执政71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处，党员人数已经达到1300万。在政党林立、社会动荡、竞争激烈、政局屡变的拉美，这一点非常突出。在墨西哥2000年7月的大选中，革命制度党失败。失败的原因大体包括：经济社会政策失当，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党内腐败丛生，缺乏有效的自我监督和社会监督；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凝聚力下降，不能形成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力量；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插手支持反对派。

　　但是被公认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党放弃了曾经使自己由于存在广泛群众基础而不断取得胜利的、事实证明比较符合墨西哥实际情况的正确路线。

　　这个党长期坚持革命民族主义，并且在1972年的“七大”把革命民族主义正式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继承和发扬墨西哥独立战争、十九世纪中叶华雷斯改革运动和1910至1917年墨西哥革命的传统，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主权、自由和民主、正义与社会公正，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公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在墨西哥和拉美的各资产阶级政党中，革命制度党由此赢得尊敬和广大群众的拥戴，保持着党内团结和在国内长期执政的地位。

　　从1982年德拉马德里出任总统，特别是在萨利纳斯出任总统期间（1988-1994），革命制度党逐渐放弃革命民族主义的指导思想，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片面强调市场作用，削弱政府职能。在美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教育的技术官僚占据党的领导岗位。1992年，革命制度党建党63周年，萨利纳斯在庆祝大会发表讲话，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过时了，提出进行修改，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和政府实现历史目标、发展民族文化的指导思想”。该党主要报刊随即发表《社会自由主义，我们的道路》。5月，党的“十五大”确认了这一主张。

　　所谓社会自由主义，在执行中暴露出种种问题，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党内国内也一直存在批评意见。这使得萨利纳斯不得不一再为自己辩解，说他的社会自由主义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塞迪略出任总统期间（1994-2000），还在1996年9月革命制度党的“十七大”重提革命民族主义。但是不管他们说些什幺，实际上奉行的都是来自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结果就是在经济自由的旗号下，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人的贫困化日益加剧。这当然不能不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

　　2000年7月3日，即大选后的第二天，革命制度党全国委员会举行会议。路易斯·奥尔蒂斯委员说，失败原因是党“背离了革命的方向和建党的原则”，“党背叛了自己，将民族主义变成新自由主义，将主权变成全球化”。革命制度党参议员、曾出任内政部长的曼努埃尔·巴莱特说，这是由于“党失去了指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新自由主义的瘟疫在党内蔓延”，“将社会自由主义强加给党，篡改了党的原则，使党力量削弱，与基层失去联系”。[viii]

　　（三十）对外反对国际资本的压迫，对内反对国内剥削阶级的压迫，由此争取与维护社会解放和人民的权利，正是在这两个方面，1917年十月革命和其后苏联发展的历史，开创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新时代。

　　在第三世界国家，共产党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争取和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最低纲领和实现各项任务的前提。共产党献身于工人阶级解放和发展的事业，在所有为实现民主、为实现民族解放与发展而进行斗争的政党中，共产党因其阶级品格而最彻底、最坚决。另一方面，一切热爱自己的祖国、怀有民族解放与发展的崇高信念的仁人志士，总是或者成为共产党人，或者党的同盟者。

　　（三十一）可以研究一下，美国当局在演变和解体苏联过程中，为苏共开列出了怎样的缴械条件。

　　1991年6月，在“迅速地接近真相大白的时刻”，尼克松发表一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章，公开申明西方不是要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他恰恰在两个方面对戈尔巴乔夫“不放心”：“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组织培养的产物，是一个爱国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因此，只有加大压力，“他才会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ix]

　　这就是说，不允许社会主义也不允许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不允许在国内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允许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控制甚至不允许具备抗击这种干涉和控制的能力。两个不允许，由此产生两个目标：不仅请共产党下台，还要肢解国家，或者说，不仅毁灭社会主义的成果，而且毁灭民主主义的成果。总之，戈尔巴乔夫和他那个共产党必须满足西方的两个条件：对内屈服于国内资产阶级，对外屈服于国外资产阶级，不仅要卖党，而且要卖国。

　　苏联的出现和发展的历史，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和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干涉的光荣史。苏联的衰败和解体，则同时是共产党领导集团脱离自己的人民、屈从于帝国主义侵略干涉的耻辱史。看西方首先是美国的脸色行事，按照美国提供的药方制订自己的政治战略和阉割自己的民族精神，一味讨好、顺从、媚态十足，使得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丧失最后一点先进性，也在最广泛的意义失去了群众基础。

　　于是人们看到一种历史的轨迹：彻底的爱国主义的道路走向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倒过来，背弃共产党、背弃社会主义走向卖国主义。

　　（三十二）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自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它起步于落后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后来又发生种种错误，不符合他们所谓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因此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问题由此引申，苏联共产党根本就不是共产党。

　　在我们看来，不是历史服从于定义而是定义服从于历史。和任何在历史运动中出现、壮大和变化的新生事物一样，苏联的或者别处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都既不是某种既成观念的外化，又不是从一出生就注定只能永远正确无误。历史不像切西瓜，一刀下去，豁然分明，一个瞬间由漆黑一团变得通体光明。

　　无论社会主义制度或是共产党，都在人民历史创造活动的实践中产生和逐步完善，都处在起起落落、生生死死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在苏联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它的前景和命运本来就是两种而不是一种，为此才有共产党人的永不停息的奋斗。走到自己的反面，真共产党被假共产党打倒了，列宁、斯大林的党被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党打倒了，是它在世界历史运动中的一种曲折。这种曲折，当然不会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终点。但是完全没有理由说，有缺点、错误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列宁、斯大林的党不是共产党，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这样的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应该记到别的什幺制度、别的什幺的党的名下，也没有理由把苏联存在的整个过程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用一种语焉不详的“苏联模式”来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

　　（三十三）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列宁即提出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土地法令》，还有《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俄罗斯人民权力法约》、《工人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法约》、《关于实行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力宣言》等，奠定了人民权力的基础。

　　也是从党取得执政地位的最初日子起，列宁就异常鲜明地提出反对党的官僚主义化的问题。他把官僚主义叫做“内部最可恶的敌人”。他们滥发文件、乱下指示、空谈法令、废话连篇，使生动活拨的工作淹没于浩如烟海的公文。在他看来，如果说有什幺东西会把苏维埃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东西。他的意见完全正确：“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彻底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x]

　　这是列宁直到逝世都在耿耿于怀的问题。作为四卷本中文版《列宁选集》压轴之作、列宁逝世前的最后两篇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关注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一再强调，新的社会制度“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为着改善国家机关，需要清除仅仅知道“尊敬上司，遵守办文的形式和礼节”的因循守旧习气。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可爱的官僚”正在使新的国家机关沾染上西欧国家制度的许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偏见。因此，他呼吁“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

　　（三十四）列宁的遗训没有能够在苏共坚持下去。

　　最初是高级军官，尔后是领导干部、科学技术专家及其它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经济部门领导人，得到较高收入和越来越多普通劳动者不具有的权利（比如享用高级住宅、别墅、汽车的权利，购买紧缺商品、出国旅游、安排亲友特别位置的权利，接受某种特别教育的权利，等等）。这套东西在成为制度，同时延伸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不成样子以至不得不禁止为外人道的陈规陋习。腐败丛生腐败，势必逐渐形成掌握政权和各方面社会权利的特殊利益集团。

　　法国著名作家、《约翰·克里斯朵夫》的、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罗曼·罗兰，1935年抱着极大热忱访问苏联。他撰写了大量歌颂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文章，同时在《莫斯科日记》[xi]中写下他的深深的忧虑。他敬重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拒绝一切会使他们凌驾于普通公民之上的物质特权”的品质，但是领导人的豪华别墅、城郊公路边人们怨愤的眼神，也使他产生一种担忧，“保卫国家的伟大共产主义军队及其领导人正在冒险变成特殊阶级，而且，比什幺都严重的是，变成特权阶级”，“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而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

　　在名义上，全体人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律和选票面前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上，党的领导集团却在越来越通过支配、控制、使用和经营人民赋予自己的权利，实现自己的私利。在赫鲁晓夫以前，这还只是局部的现象。从赫鲁晓夫时代起，党内形成特权集团。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这个特权集团已经全面控制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形成根本改变国家性质的完整的路线和政策并且有领导地付诸实践了。这成为社会主义蜕变的一种现实形式。

　　如果没有列宁和斯大林领导苏共进行的努力，苏联的寿命将不是70多年而是超不过20年。先驱们的伟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清醒、彻底和坚定，就在于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欺瞒天下、口惠而实不至，说说了事，而是在实际上百折不挠地进行探索和创造。

　　成败历历在目，不免使人感慨系之。但是在根本保证人民在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实现国家主人权利的问题上，党的所有的探索、创造甚至失败，都不是徒劳无益的，都是世界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的弥可珍贵的财富。

　　（三十五）从总体上说，从苏联存在的全部历史来看，苏联是苏联人民的苏联。

　　苏联解体十几年以后，一位俄罗斯纺织女工这样说出她本人和她周围人们的看法：在我熟悉的人们中，至少有80%的人喜欢苏联，至少有90%的人按照苏联时代的标准生活水平降低了。报纸和电视每天宣传美国好、西方好。别人再好，是别人的。苏联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苏联是我们人民自己奋斗建立的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政权。

　　一位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苏共被倾覆以后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苏共时期经常受批评，但是现在和党站在一起。党在台上的时候可能有2000万党员，党受难的时候可能只有20名党员。我们的党仿佛生病的老母亲。我们要让生病的母亲重新站起来，成为胜利女神！”[xii]

　　一位纺织女工对苏联的看法，一位苏共普通党员对苏共的看法，确有清高通达的士大夫不能企及之处。其中所包含的历史的真理，远远超过唾沫飞溅的政治家们的演说、震耳欲聋的广播的鼓噪、厚如砖块的学术家的著作。

　　历史提供着一种比较和鉴别的舞台。苏联后期，人民把戈尔巴乔夫时代同列宁、斯大林时代比较的时候，骂声遍于国中。苏联解体以后十多年，人民把失去社会主义的支离破碎的现实同社会主义的过去比较的时候，却感觉即使那种未必够格的社会主义也还是好于今天。

　　俄罗斯科学院综合社会研究所所长米·康·戈尔什科夫这样谈到他的祖国：一个在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曾是世界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国家，“变成了大概是整个后共产主义地区中最‘右’的国家之一”，同时，“没有一个东欧国家如此怀念社会主义的过去”。他提供了该所全国调查中显示人们认识变化趋势的资料。2000年，对社会主义好感的人占59.5%、反感的人占40.5%，对资本主义好感的人占33.7%、反感的人占66.3%；两年之后的2002年，对社会主义好感的人占70.5%、反感的人占29.5%，对资本主义好感的人占32%、反感的人占68%。[xiii]

　　2002年11月7日，正值十月革命85周年。法新社自莫斯科报道，“民意测验显示，越来越多的人对苏联往事感到骄傲”，游行队伍中居然有这样的标语：“资本主义就是战争”、“打倒资产阶级”。报道说，自1991年苏联倒台至今已经十多年了，对于苏联过去的看法开始变得成熟起来，“据7日公布的一项全国性民意测验显示，60%的人认为，十月革命曾经对俄国产生积极的影响，而1990年只有49%的人这样认为。33%的人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曾经推动了俄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另外27%的人说，它为俄国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2002年12月30日，正值苏联建国八十周年。法新社自莫斯科报道，当天公布的一项来自俄罗斯舆论研究中心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俄罗斯人希望俄罗斯没有解体，75%的俄罗斯人认为苏联更适合推动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这就是苏联人民的回答。

　　美国一家报纸2003年载文，承认“许多俄罗斯人以他们的苏维埃历史为荣，例如红军的强大；中央计划经济提供的保障；甚至这个国家以往的广阔疆域。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2/3的俄罗斯人说他们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至于今天，“1/4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把艾滋病看作是一个遥远的问题，但是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艾滋病毒传染速度赶得上俄罗斯。”但是它的结论有点文不对题：“苏维埃的精神枷锁仍然重重地压在俄罗斯人及其对民主的梦想上”，“苏维埃的遗产阻碍经济发展”。[xiv]好象他们比苏联人民还关心那里的民主状况和经济发展，好象连今天那里艾滋病的大幅度传染也是因为该死的苏维埃！

　　（三十六）俄罗斯和苏联的其它加盟共和国，十月革命以前都属于第三世界。

　　农奴制俄国1861年的解放农奴法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1900年，俄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1892-1902年，俄国铁路增加42%，完成全国铁路网的基本布局。到1913年，俄国拥有9000个工厂（指雇佣16名以上工人的企业）、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5.3%。俄国已经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但是也因此不可能逃脱世界危机普遍而强大的冲击。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经历6次危机，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大幅度减少。俄国没有变为资本主义，仍然留在第三世界。

　　俄国工业化的方式不过是，外国资本控制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以牺牲本国大众利益为代价使外国投资者和本国一小撮上层人物发财。到1914年，外国投资者拥有40%的铁路线、40%的机械工厂、42%的银行股份、50%的化学工业、50%的煤和石油产品、60%的铜矿与铁矿石、80%的焦碳产量。1917年俄国工业总投资5亿英镑，外国投资占1/3。直到1918年，在88.11亿卢布的俄国国债中，大约50%为外国人所掌握。这使俄国成为欧洲最大的债务国。按照平均富裕水平来说，1913年的俄国大体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相近，为美国的1/6、德国的1/3。其它指针是：电力为德国的1/5或者美国的1/7，生铁和铜为德国的1/8或者美国的1/11，煤为德国的1/15或者美国的1/26。

　　有一种宣传，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几十年俄国工业迅速发展，如果没有战争，俄国还是能够迎头赶上，实现现代化。然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如果”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即使按照最高水平，当时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低于西方国家。1900年俄国人均生铁产量为美国的1/8或者德国的1/6，到1913年就只有美国的1/11或者德国的1/8。在这样一种国内国际秩序中，俄国越是力图赶上，就落后得越多。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亚诺斯两卷本《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引述翔实丰富的资料论证，十月革命导致了这样的奇迹：“是俄国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它中东、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成为第一个脱离第三世界的国家”[xv]。

　　（三十七）西方全球化在二十世纪有过两次由于不同资本垄断集团的扩张冲突造成的世界性浩劫，即两次世界大战。拯救人类的力量来自世界人民的团结和斗争。把人类从第一次浩劫中拯救出来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在把人类从第二次浩劫中拯救出来的斗争中，苏联付出的代价最大，发挥的作用也最大。接着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中国等一系列国家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发展，是以此为巨大后援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和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国以后的成就，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把那个时代看作是自己的骄傲。

　　（三十八）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使革命前落后的苏联，成为一个在经济、国防、教育、文化、科技和国际地位方面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最强大国家，使革命前同样属于第三世界的东欧几个国家成为被列入第二世界的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出现，打断西方全球化的进程，在资本主义之外开辟了一条第三世界发展的新路，为广大第三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羡慕、所尊敬。

　　苏联的出现和发展，后来社会主义中国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共产党的胜利，也是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整个第三世界的共同胜利。

　　（三十九）苏共从共产党变为非共产党，从点滴地、局部地丧失共产党的属性到由于越来越多和几乎全部丧失这种属性而混乱、而衰微、而变质、而“自行解散”；苏联内外政策逐步变化，最后实现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在苏共那里，首先丢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的品格，把它凝固于党的文件、官方教科书和官方宣传品，变为离开人民生活和创造性劳动的教条律令以及个人升官发财和获取名利的政治标语，按照各种需要从不同的方面任意增删和曲解，一直走到只剩下空洞的招牌和躯壳，——所有这些，都是一种过程。

　　苏共、苏联的历史，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当列宁、斯大林领导苏共在人民中扎根、全心全意实现人民利益与愿望的时候，当党充分相信和依靠自己的人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国家发展比较顺利。即使发生错误，也比较容易纠正，不至于影响全局。比如人们至今议论最多的农业集体化急于求成的错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准备不足的错误。这些错误没有改变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包围中存在和确立下来了，苏联成为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中坚力量，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文化生活比之旧时代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从第三世界国家成长为世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共产党领导集团同人民由疏离而对立，丧失阶级的、民族的自信和自尊，亦步亦趋于美国，屈服于新自由主义，一心一意去同西方全面接轨和融入所谓西方那个“国际社会”，于是党下台了，国家解体了，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中休克、带着走向资本主义的愿望回到第三世界了。一个伟大民族由进步走向停滞和倒退了。

　　西方当局把从赫鲁晓夫以来苏共所走过的道路叫做“改革”，一直在鼓励、赞扬和帮助推行这种改革。这种“魔鬼之吻”的温柔带来国家毁灭和人民灾难，已经是一个不需要进行讨论的简单事实。

　　（四十）兹·布热津斯基写过一本颇有影响的书《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xvi]他所谓“共产主义”，大体相当于人们日常理解的“社会主义”。按照他的说法，“虽然共产党在几个不发达国家中夺得了政权，但所有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实践都遭到了全面失败”，因此他的大作“是一本论述共产主义最后危机的书”，“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将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幺关系”。

　　一个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负责的严肃的学者，会为这位布热津斯基编造历史的勇气和草率感到惊讶。历史偏偏不是他的婢女。看来，他既不了解十九世纪，也不了解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既不了解苏联，也不了解中国和世界。且不说他对历史的辩证法一无所知，他甚至对历史的加减法也不甚了了。

　　十九世纪是一个没有共产党执政现象的世纪。二十世纪出现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导致我们这个星球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废墟上耸立起来的苏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实现工业化，工业生产位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苏联恢复得最快，和完全没有受到战争破坏并且大大地发了一笔战争财的美国相比，到1982年，国民收入达到后者的67%，工业总产值达到后者的80%，在科技、教育等方面和国防的某些部门还处于领先状态。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遍布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从不同方面显示着社会主义的活力。难怪西方头面人物一个一个惊呼：不要太久，红色风暴就要席卷到美国的西海岸了。

　　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之说，即使苏联解体以后也是站不住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却远远不是什幺“全面失败”。就世纪的宏观视野而言，社会主义制度不存在于十九世纪，而在二十世纪出现了、确立下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到布热津斯基宣布“大失败”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着：这就是二十世纪为世界历史运动增加的“新质”。我们处于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年份，至于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不是会在这个世纪“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幺关系”，不妨继续看下去再下结论。

　　倒是资本主义的地盘和影响比之十九世纪在大大缩小，资本主义特别是所谓“美式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弊害，比之十九世纪暴露得更广泛、更突出，也更为人们所普遍认识。

　　2002年12月6日，英国BBC中文网发布了这样的消息：美国“皮尤人民与新闻研究中心”，在44个国家、3.8万人的范围里进行以“2002：世界在想什幺”为主题的民意测验，显示“人们对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不满与日俱增”。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民意测验。在27个参加过2000年同一调查的国家中，20个对美国持正面评价的人大幅度减少。同两年前相比，英国对美持正面看法的人从83%下降到75%，喜欢美国的德国人从70%下降到61%。约旦、埃及、巴基斯坦等国70%以上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印象；76%的俄罗斯人、75%的法国人、54%的德国人、近50%的英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怀着控制伊拉克石油的自私动机；64%的法国人、71%的德国人、47%的英国人，反对使用武力推翻萨达姆。调查结果发表的第一天，闹得布什也不得不赶忙出来辩解：美国“不是一个征服者的国家，而是一个解放者的国家”。

　　负责主持皮尤中心这次调查的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说：“如果没有人喜欢你，你最终就无法领导世界。大英帝国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它过于庞大的势力范围产生了反感，他们想脱离出去。”皮尤中心负责人安迪·科胡特说：“我们搞单边主义，我们加大了贫富差距，我们没有为解决全球问题尽力。”美国一家大报刊登这次调查的消息，报道的题目竟然是《日渐衰落的全球形象》。报道特别列举在接受美援最多的埃及的调查，说只有6%的埃及人对美国持积极态度，与持反对态度的人的比例为1：11。[xvii]

　　新近的热点是，美国25万大军和飞机、导弹、航空母舰似铁桶一般围着伊拉克，据说伊拉克威胁美国安全与世界和平，非要武力颠覆它曾经扶持的萨达姆总统。开战前夕，今年2月26日，布什和萨达姆有一场电视交手。西班牙一家报纸评论说，布什的讲话“是一次典型的啰嗦发言”，而“萨达姆明显地使美国公众折服了”，“在萨达姆和布什之间进行的第一轮对抗中，萨达姆赢了”。[xviii]美国报纸承认，美国的战争叫嚣使萨达姆“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那幺多国家的政府试图阻止对他的打击”，“布什总统及其班子已经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因此“布什将赢得战争而失去人心”。[xix]

　　布热津斯基说到“最后危机”。到底是谁的“最后危机”，只有“最后”才清楚。

　　（四十一）苏联的兴亡向人类显示出一个事实。这就是，当共产党兴旺发达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立和巩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主权的斗争取得胜利，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争取自己权益的斗争得到巨大的后援，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与发展事业取得成就；当党衰微蜕化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危机重重，民族解放运动陷入困境，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苦难深重。

　　无论是奋斗、受难、成功、再奋斗、再受难到再成功，无论是失败、胜利、再失败到再胜利，无论是痛苦、喜悦、再痛苦到再喜悦，共产党都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共命运。世界历史是前进还是倒退，世界人民是走向解放和发展还是走向苦难，是如此鲜明地同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共产党之所以为共产党。

　　（四十二）苏共和苏联，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无论悲喜，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事实。它曾经以建立人类第一个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全国政权、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加载史册，现在又以其崩溃和解体的悲剧加载史册。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对于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来说，苏联既是由其胜利给人巨大鼓舞和投身解放斗争的信心的范例，又是提供沉痛教训、从它的失败中重新探求新的解放之路的范例。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苏联的兴亡，都是二十世纪以来直到今天人类关注的焦点，都是世界共产党人的珍贵无比的教科书。

西方舆论的若干论点

　　（四十三）苏联存在、苏共执政，从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征剿、封锁、围堵、制裁、瓦解、攻击的对象。那些西方舆论摆弄了70多年的古老的论点，今天又成为对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当然解释。概括地说就是：政治独裁和消灭人的独立性与个性、经济一塌糊涂、人民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且要求资本主义。

　　（四十四）“政治独裁”，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异常强烈的概念。当着出现尖锐的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局面的时候，往往形成政治独裁；区别在于谁对谁独裁。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论为着战胜国外帝国主义的征剿、封锁、围堵、制裁、瓦解、攻击，无论为着战胜国内敌对势力的颠覆活动，都不得不使用“政治独裁”的手段。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于苏共来说，这是向资产阶级学来的安身立命、看家护院的本领，这是弱者求生的法宝。

　　（四十五）关于苏共的所谓政治独裁，在西方报刊炒得最热的举例，是斯大林时代的肃反工作，即所谓“大清洗”。

　　那次肃反的背景和全面评价又当别论。作为一个历史公案，从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西方和苏共内部某些人的鼓噪太不着边际。

　　在削弱和毁灭苏共的过程中，这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苏共以后，1991年9月13日，苏联有两个组织即——“保卫列宁公众委员会”和“列宁与祖国”——在莫斯科大学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者指出：赫鲁晓夫上台后，曾经要总检察长、司法部长等统计1921-1953年迫害了多少人。根据当时的统计，33年间共清洗3777380人，其中处以极刑的64298人，平均起来比目前每年因社会犯罪而死亡的人数少。他们不敢公布这个数字。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共产党丧失了宣传阵地，从1987年起公开造谣说，1921-1938年17年间斯大林清洗2000万人，后来增加到4000万，最高改为6000万。[xx]

　　影响很大的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一书称，斯大林时代“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者“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按照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的说法是，“希特勒入侵苏联导致2100万人丧生。斯大林所杀的人比这还要多。”[xxi]苏联国内也有相应的声音。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西方誉为“改革之父”的雅科夫列夫，曾经援引一个数字：三十年代后半期，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万-1700万，“我想这不会有什幺夸大之处”[xxii]。此人从戈尔巴乔夫时代到叶利钦时代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牺牲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他还以这样身份的权威口吻回答记者，“在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人数，可以说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我认为多于此数”，“我倾向于2000万”。[xxiii]这里排列着一堆“估计”、“我想”、“可以说”、“也许”、“我认为”、“我倾向于”，论者颇具夸大勇气却胸中无数。

　　以科学态度研究这个问题的竟然是一位中国学者。他主要根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按照那个时代的包括苏联国内的政治气候，不会提供缩小的数字——苏联和后来俄罗斯公布的官方数字，根据近年的解密材料，进行了详尽的考证。所谓“大清洗”，实质上是针对党内反对派的运动，发生在1937-1938年，指因为政治问题被判刑。所谓判刑，包括监禁、死刑、流放、驱逐出境。根据他的考证，此间被监禁在劳改营（苏联国家安全局管辖，中文译为“古拉格”）的人数为60-70万，被处决的人数为681692人，被流放和被驱逐处境人数为28411人。几项合计，1937年至1938年因政治问题被判刑的总人数为130-150万。这个数字是目前广为流行的数字的1/10至1/15。按照苏联1937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在所谓大清洗的高潮时期，被判刑的政治犯，不到全国人口的1%。[xxiv]

　　我们等待着，不论采取什幺办法取得和掌握其它国家详尽资料、又取得和掌握最现代技术的西方首先是美国，什幺时候能够为人类提供下述一些方面的可靠数字：比如从1640年算起，西方资产阶级在他们的母国和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采取屠杀、抢劫、偷窃、战争、封锁、禁运、制裁、超经济剥削、不平等贸易、制造灾荒与贫困等等手段，总共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比如在美国国内，仅仅为了取得和控制今天那片国土、积累今天垄断资产阶级的那些财富，总共造成了多少印第安人、黑人、拉美人和本国普通劳动者的死亡；比如在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西方国家的侵略，包括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日本侵华战争和美国出钱出武器支持蒋介石集团挑起的国内战争，包括战争形式之外的其它形式，总共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这样的数字，对于人类认识我们这个时代和寻找新的出路，实在大有帮助。但愿像上面说到的中国学者一样，不要夸大也要不缩小。

　　西方国家有庞大的研究力量和现代化装备，提供这些方面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数字，应该不是困难的事情。一旦把这些数字摆在人类面前，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关于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杀人比希特勒“有过之无不及”的看来义愤填膺的控诉，就更会显出自己的那点斤两。

　　（四十六）有一个现成的可以证明苏共政治独裁的最无可辩驳的例子，不知道西方主流舆论何以忘却。这个例子就是戈尔巴乔夫。

　　此人担任苏共总书记期间，既以“民主”的名义支持、放纵党内外否定党的历史、肢解党的力量甚至否定国家历史、肢解国家的力量，又窒息、压抑党和人民中不赞同他的主张的力量，特别是擅自做出解散党的荒唐决定。西方反共专家把独裁专制宣传为简直就是共产党的别名。但是他们恰恰在清算共产党的独裁专制的时候，一字不提这个共产党历史上独裁专制到极端的最新而且最无可辩驳的实例。

　　（四十七）共产党消灭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吗？

　　在艺术创造的领域，虚伪、矫饰、装模作样最无存身之地。

　　当人民为着自己也为着祖国战斗和劳动的时候，同样是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和实现的时候。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灌注着深沉的历史思考和现实创造力、显示出独特民族文化根基的丰富多彩的苏联艺术，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灿烂篇章。高尔基和马雅科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萧洛霍夫和法捷耶夫，乌兰诺娃和列宾，《神圣的战争》和《喀秋莎》，属于苏联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歌曲是人民的灵魂。全世界都知道，今天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是共产党人。他提出用苏联国歌曲调作俄罗斯国歌的曲调。这真是一种值得玩味的社会现象。

　　性、爱和婚姻，大约可以算是最能够体现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领域。即使在这样的领域，社会主义的贡献也是人所公认的。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个执政党，如果连自己人民的爱的权利、自己女性的起码尊严都不能保障，那也实在可悲到极点了。

　　在美国，每年有200万-400万女性遭到丈夫、未婚夫或情人的暴力侵犯，对妇女的家庭暴力现象同艾滋病一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的资料表明，每天有167名妇女遭到强奸，每20名妇女中就有一人曾经遭到强奸，贫困家庭16-19岁女性遭到强奸的比率最高。法国2002年9月公布一项调查《法国人：引诱，性与金钱》，说96%接受调查的法国人认为，爱情可以花钱买到。欧洲议会一份报告说，家庭暴力已经成为欧洲妇女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xxv]

　　法国出版的《欧洲时报》发表《东欧少女“人间蒸发”，暗访欧洲性奴魔窟》，说每年大约有20万妇女被从东欧卖到西欧乃至美国。她们不断被强奸、毒打直到驯服为奴，被玩残之后，再被层层转卖到欧洲各地。某一个停车场的妓女，恰恰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xxvi]俄罗斯最近十年来有7.5万女性出嫁到美国，平均年龄19.5岁，“希望通过与外国人结婚获得幸福”，但是离婚率达到90%-100%。她们有的失去孩子、失去生命，有的被卖为奴或者被迫卖淫。[xxvii]同一个主题，还可以列出几个标题：《独联体女子：国外性奴辛酸泪》、《东欧性奴隶在呻吟》；《科索沃性奴遍地，变态者蜂拥而至》；《国际贩卖儿童及年轻妇女的现象在欧洲呈上升趋势，很多受害者被迫卖淫》；《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被贩卖到西欧国家沦为性奴隶》；《年轻妇女不断被诱骗到韩国并几乎像奴隶一样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俄罗斯妓女征战东南亚》。[xxviii]

　　关于资本主义和已经由于处于蜕变过程而走下坡路的社会主义，关于独立性和个性，关于性和妇女的社会地位，关于爱、婚姻和家庭，这里告诉我们的已经足够了。

　　（四十八）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把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支柱，把个人私欲作为世界的脐眼，把裤裆作为宇宙，把地球自然资源和月球、人们的灵魂和精神、爱情和尊严、祖宗的遗产和孩子们的未来统统变成商品，实在不足与谈独立性和个性。今天西方遍布全球的广告、媒体、教育网络、霸权话语，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生活方式和选择权利。看好莱坞大片、听美国流行音乐、吃麦当劳、穿牛仔裤、照搬美国教科书、按照美国当局需要的基调重写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解释当前的世界事件，正在淹没各民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和文化独特性。

　　现在的问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企图消灭或者已经在消灭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恰恰相反。我们先不算几百年的老帐。这几年来，西方首先是美国，在解体苏联、演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导致贫困人口大量增加和人均寿命大为降低，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新式武器试验场、工业垃圾与核废料倾倒处，在那里杀人放火、制造污染、破坏环境。所有这些，岂但是对人的个性，简直是对人的生命和生存条件的严重伤害。对人的生命的伤害，正在延伸到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层面。时髦全球的美国生活方式被作为人类文明丰富性的唯一样板和最高体现，到处被膜拜有加。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正在用它的硬力量和软力量塑造人性的单一的、凝固的模式：在西方全球化的浪潮中把全球彻底改革为它发财致富的条件，使各国、各民族人民全部地、永久地成为它的奴隶。美国满口民主和自由，但是在他们那里只有垄断资产阶级的实实在在的民主和自由。

　　一个动辄就手持导弹“先发制人”的国家，一个靠招募百万间谍和准间谍来运转、用刺刀警棍直升机和机场车站路边墙角到处装监视器来对付自己人民的社会，一种制造出世界最多监狱和最多犯人的政府，是没有资格谈论民主，也没有资格谈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

　　（四十九）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是由于人民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是由于“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xxix]吗？

　　苏联计划经济被西方称为“斯大林模式”。这种计划经济越到后来，越加暴露出同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巨大发展在某些方面不相适应的弊病。但是基本事实是，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俄罗斯和其它十几个原先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苏联时代取得了它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支撑了卫国战争的胜利，造就了苏联仅次于美国的国际地位。对于这样一种建树了历史功勋、对于一个大国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经济体制，加一个罪名、骂一通娘，即告得胜凯旋，轻率到不进行起码的具体分析，算不上严肃的科学态度。

　　我们不打算引述冗长的经济数字，而是打算引述几位其权威性无可置疑的、具有国际声望的美国学者对于苏联经济而且恰恰是对于已经走上自己历史的下坡路的苏联经济及其体制的评价。

　　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1982年访问莫斯科之后说：“美国有些人认为苏联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崩溃的边缘，只要用力推一下就把它翻到悬崖下面去了”，这些人“只是在自欺欺人”。他把这些美国人和与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已经穷途末路的苏联人相比，说双方都有一些“痴心妄想者”，“总是看到别人的社会比他们自己的更脆弱。实际上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有经济麻烦，只是双方都还没有倒在缆索上而已”。

　　1984年，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做出相似的估计：“俄罗斯体制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与西方工业经济大不相同的是，这种体制充分地利用了它的人力。”

　　苏联问题专家休厄林·比亚勒1982年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现在的苏联在下一个十年将不会在一场真正的体制危机中苦苦挣扎，因为它以自己拥有强大的、未经使用的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潜力而感到自豪，这种潜力足以使苏联忍受最大的困难。”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教科书《经济学》（1981年）中说得还要激烈：“如果认为大多数东欧人生活在悲惨之中，那幺它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

　　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也是在八十年代末的教科书《经济问题》中声称：“指令性经济能够显著地增强和促进经济的增长过程吗？苏联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表明，这是可以的。1920年，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只占较小的份额。今天，它的经济成就却可以同美国相媲美。”

　　这些引文转引自一位美国中央情报局雇员、曾经有幸作为专家参与策划美国瓦解别国秘密战略的人物的一本带有自供状性质的书《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xxx]。无须怀疑他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敌对立场。同样无须怀疑的是，他不会搬出权威性的学者来反对自己，那几位学者也的确既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材料证明对社会主义苏联有特别的好感。

　　经济体制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但是苏联后期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再严重，也远远不足以导致国家解体。相反，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和其它各国，倒是没有共产党执政也没有计划经济了，结果一个个经济雕敝、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十多年基本上没有建设项目。然而这些国家还那幺经得起折腾，尚能在艰难中维持。秘密何在呢？秘密就在于，苏联时代的家底还在保证着多数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免费或者低价的住房、医疗、学校，比如城市居民在郊区分得的小片土地。在莫斯科，经常有人开着苏联时代的小轿车，到集市出售自产的土豆和卷心菜。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简直匪夷所思。但那正是活脱脱的一幅靠旧家底混新日子的历史风俗画。苏联解体后仿佛从地下冒出一批富可敌国的大款。他们的财富，主要不是来自新掠夺的剩余价值，其最大部分来自通过私有化改革侵吞国家、集体的钜额财产。如果没有苏联时代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巨大的积累，大款们也只好空有一番如此这般的雄心大志罢了。这也该算是此前经济成就的一种反证。

　　（五十）在现实政策中，苏共后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从自己的政治词典中一笔勾销了。

　　苏联人民从列宁、斯大林了解共产党、了解社会主义，认为共产党、社会主义就是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就是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就是人民自己作为国家主人平等地享有的参与社会管理的民主权利和自己的劳动权、受教育权、医疗权等等。共产党会有错误，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不会尽善尽美，人民总是有不满意的方面和不满意的时候。人民宽容地对待这一切，相信错误会得到纠正，未来是美好的。

　　有一个新近的例子。

　　2002年9月，法国公布一项国家财产私营化问题的民意调查结果：69%的人反对、26%的人赞成邮局私营化，69%的人反对、27%的人赞成电力公司私营化，64%的人反对、30%的人赞成煤气公司私营化，66%的人反对、29%的人赞成铁路私营化，53%、52%、51%的人反对、41%的人分别赞成电话电信、航空公司、电视公司私营化。[xxxi]——法国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调查也完全看不出共产党的作用，何况出自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不像全民公决那样本来应该具有法律意义。但是事关全民，就没有理由离开全民，由少数人决策。就其形式而言，这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这尤其是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事情。

　　人们知道，苏联人民奋斗几十年争得的全民就业、免费就学和医疗的权利，正在随着国家的解体逐渐地被埋葬。但是苏联私有化改革起步于苏共执政的最后日子里。到后来的叶利钦时代，这种私有化改革就被它的执行者毫不隐讳地称为“出卖苏维埃帝国”[xxxii]。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令，1990年出现了一个“500天计划”，规定在500天里使70%的工业企业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已经成为官方政策。

　　苏联工业企业实行全民所有制，属于苏联全体人民。这是用天文数字都难以表述的钜额财产。在一个至少还自称社会主义、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党和政府的领导集团完全没有权利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即在不经过全体人民授权和认可的情况下，把全体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全体人民占有的财产，改革为少数私人所有。那是人类史上公开掠夺人民的一场空前浩劫。西方把这场改革称为“民主化改革”。其实这里一点民主的影子也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流行术语，这是一种最严重的代理人侵权行为。

　　苏联解体前夕，曾就是否保留苏联进行全民公决。2002年6月，古巴就国家采取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这样的题目，是值得全民公决的。两次公决，结果都是肯定的。但是在苏联，这种结果却首先被几个握有重权的共产党头头所践踏。

　　社会主义的胜利，曾经使这些人在羽翼未丰的时候总是满口革命高调，以标榜拥护党、坚持社会主义进入高位。他们需要人民的麻木、迟钝、思想混乱。人民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信赖、人民的宽容，被党的新一代领导集团——自称列宁继承者的人们、本来应该是“龙种”实际上却是“跳蚤”的人们——所利用，并且遭到嘲弄和亵渎。人民终于逐渐发现，他们的本来总是为党所关注、被党的决策所吸收的声音，他们的本来总是得到党的真诚支持和积极引导的创造性劳动，现在遭到冷落、轻蔑、排斥、压抑。党的会议、文件、领导人讲话和主流媒体的声音，离开人民越来越远，越来越多的决策正在为剥夺人民的社会上层带来利益。人民提出自己意见的正常渠道被堵塞。当他们终于愤怒到试图用自己的力量、用某种不那幺温良恭顺的方式纠正党的为他们所痛心疾首的错误的时候，他们就被合乎逻辑地认为是妨碍当局统治稳定的力量，而成为专政对象，不得不面对警棍、刺刀和监狱了。

　　（五十一）这就在苏联后期阴差阳错地形成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

　　一方面，人民包括党内中下层的多数仿佛在反对共产党。

　　现在名义上还是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实质却正在变化。人民对实际政策不满，人民在受到损害，然而一时还无法辨别，这是在党和社会主义范围内为着前进的倒退抑或为着整体的局部牺牲呢，还是彻底的背叛。

　　事实终究使人民明白，他们把对于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任和拥戴奉献给新一代领导集团，来自一种误解。今天所谓共产党、所谓社会主义，只剩一张广告牌。统治者不过在利用人民对过去党的功业的怀念、对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崇敬，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历史发展到这样的时候，人民的愤怒就不可遏止了。

　　苏联解体前夕、解体以后经常发生的群众性的罢工、游行、集会，反复出现这样一些政治口号：“十月革命是我们的节日！”“捍卫十月革命思想！”“警惕啊，资产阶级没有死，它又醒来了！”“戈尔巴乔夫背叛了列宁，我们对列宁仍然忠诚！”“戈尔巴乔夫的党完蛋了，而列宁的党还在！”“列宁的名字和事业永存！”“我们爱戴斯大林！”等等。[xxxiii]这些口号中显示出的，是人民的历史评价、人民的意志。人民所反对的，是戈尔巴乔夫的假共产党、假社会主义，而不是列宁、斯大林时代的真共产党、真社会主义。

　　问题不在于人民中间的确存在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口号，而在于人民已经在区分“列宁的党”和“戈尔巴乔夫的党”。这种区分有着重大的意义。拥护、热爱、重新呼唤“列宁的党”，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党”，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另一方面，新一代党的领导集团、作为它的社会基础的新兴资产阶级——大约只有10万人，有着强大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能量，并且得到西方当局的支持和呼应——一个时期里却仿佛在维护共产党。

　　他们维护的，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党”。

　　苏共的衰败竟然达到这样一种极度可悲的程度，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同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几乎被完全切断，党已经无力回到自我拯救的正确路线，使人民呼唤的“列宁的党”成为一种历史的怀念。人民怨恨和抛弃的“戈尔巴乔夫的党”，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人民的这种政治情绪形成一种历史力量，而党的新一代领导集团也已经感觉到“党”对他们来说不再具有意义的时候，党的末日就来临了。

　　不是人民而是党的领导集团，把“列宁的党”变成“戈尔巴乔夫的党”，尔后又宣布解散这个党。不是人民而是党的领导集团，最终埋葬了党。

　　（五十二）于是问题归结为，苏共下台、苏联解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失败和陈旧过时的最新例证吗？

　　失去执政地位前夕的苏共，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共产党。

　　这时苏共的理论，实质上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时苏共的路线和政策，实质上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

　　在这里议论什幺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或者陈旧过时，要幺文不对题，要幺是在偷换概念。

　　（五十三）围绕苏共、苏联兴亡的论战由其生而生，却不会由其死而死。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看来，还将继续论战下去。也许，要到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乃至整个进步人类同国际垄断资本斗争的下一个回合胜负分晓的时候，才可以有一种阶段性的、为多数人认可的意见。即使那个时候，也仍然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场论战本身属于历史，如此深刻地联系着不同阶级人们的爱和恨，如此深刻地渗透着不同阶级人们的现实利益和未来选择。这场论战不是谁制造出来的，也不是谁能够阻断或是掩饰起来。然而无论如何，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将从这场论战中认识历史与现实的是非，取得创造新世界的智能。

苏共党建主要教训

　　（五十四）问题的全部症结在于，苏共领导集团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苏共生于斯、盛于斯、衰于斯、败于斯。这就是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最根本的原因。

　　从党的建设的角度来说，在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上，苏共垮台地位至少有五个方面的教训。这就是：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阉割共产主义的目标；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用片面的、孤立的发展代替全面的、综合的发展；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形成脱离人民和党内大多数的、由极少数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

　　（五十五）第一个教训，是改变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从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起，苏共已经声称，它不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是“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苏共以这样一种自吹自擂走上脱离绝大多数人的不归之路，为自己掘好了坟墓。

　　这里在似是而非中玩弄了一个语法游戏。难道能够说共产党不是人民的先锋队、不代表全体人民吗？当然不能。但是问题在于，这里有一种因果关系：共产党因为是工人阶级先锋队，所以才是人民的先锋队、才代表全体人民。如果舍弃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关键性环节，抹煞这里的因果关系，所谓党是人民先锋队、代表全体人民也就无法成立。我们已经论及党的先进性和群众性问题，指出党的先进性来自群众性、越是先进的才越是群众的。怎幺能够设想，党可以离开自己阶级的先进性，而代表一般的“人民”呢？

　　（五十六）围绕取消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苏共官方舆论和西方主流舆论沆瀣一气、颇为合拍，理由也越讲越无所顾忌。大体是：苏联已经没有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只有“全体人民”了；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科技了；在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数减少了，阶级矛盾缓和了，甚至只有阶层而没有阶级了。——事已至此，还有什幺必要谈论工人阶级先锋队呢？

　　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在《苏联解体亲历记》中写道，苏共领导集团内部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辩论由来已久，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总是含蓄地采取行动以削弱这一理论，而改革政策的推进隐含在“新思维”的模糊不清的词语中。1988年夏季，辩论走向公开化。谢瓦尔德纳泽在刊于《真理报》的一篇讲话中说，“在和平共处时期不存在什幺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现今，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依靠先进科学、现代化设备和尖端技术来加快物质财富生产与合理分配的能力，以及我们开发和保护那些人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资源的能力。”马特洛克兴奋得难以言表，“我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终于呈现在我的面前。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对外政策实质的理论被官方人士宣布予以放弃。”他立即向谢瓦尔德纳泽通报，“我已把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作为一个可喜的迹象向华府作了汇报。”[xxxiv]

　　（五十七）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问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直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发生激烈争论的焦点之一。能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样的问题，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极大。

　　苏共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比如三十年代的肃反。比如克格勃，本来是对付敌人的，却被用来监视、压制和惩治人民。不区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一味夸大阶级矛盾，一味用处理敌对阶级间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处理本来不属于这样性质的社会矛盾，自我伤害，徒然树敌，增加混乱，导致认识的简单化和一系列政策错误。这些错误没有直接酿成党的下台和国家解体，但是当时已经严重地败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名声，至今还成为西方把共产党宣传得一无是处、面目狰狞的最常见的例证。

　　它的最严重的后果或许不在这种错误本身，而在从一个极端引发出另一个极端，成为另一个更大和更具危害性的错误产生、膨胀的前提。这就是苏共抹煞阶级、阶级斗争的错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同样是不区分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情况，但是却一味拒绝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社会矛盾，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否认阶级斗争仍然是我们时代历史的直接动力和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它既在西方国内阶级斗争的事实面前闭上眼睛，又在西方每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征剿、封锁、围堵、制裁、瓦解、攻击面前闭上眼睛，在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压迫和剥削面前闭上眼睛。在苏联国内，它先是以已经消灭剥削阶级夸大自己的成就，然后是听任甚至放纵实际存在的新资产阶级的活动，直到党的领导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成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最高代表和国外资产阶级的随从，最后撕下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在自己党和祖国的葬礼上获取新的加冕。

　　在一些枝节的问题上还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阶级、阶级斗争以及这种斗争的激烈和严酷，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正确认识和处理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怎样地直接关系到自己的生死存亡，特别是有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历史摆在世界面前，应该说，已经不再成为需要争论的问题了。

　　（五十八）不仅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前而且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不能设想，一个不承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党，还能算作是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认识社会、判明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寻找解放之路的锐利武器。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前如此，在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仍然如此。在国内问题上如此，在国际问题上仍然如此。在人类社会尚未发展到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的阶段之前，这个武器不能丢弃。

　　在西方加紧推行自己的全球化，用亚洲人民的血汗钱、非洲儿童的尸骨、拉美的金融动荡构筑统治世界的大厦的时候，在维护人民权利的正义声音几乎被从世界主要媒体扫荡殆尽的时候，在共产党人被强制地封上嘴巴和纷纷遭到解雇、监视、拘禁、关押、枪杀的时候，关于世界除了爱和甜蜜之外再无其它的宣传是一种麻痹和欺骗，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陈旧过时的宣传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现代版。

　　党的任务不是搬弄马克思主义的现成词句，不是教条式地用敌对阶级两军对垒、格斗厮杀作为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当前仍然存在，而是对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中的阶级、阶级斗争状况进行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分析，由此确定并经常变化自己的战略和策略。

　　但是历史再一次以异常沉痛的教训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忘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名言：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一道前进。

　　（五十九）苏共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自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先锋队”，仿佛基础和拥护者的队伍在扩大。然而事实上，它却因此不再代表工人阶级，更说不上代表全体人民，而是仅仅代表国内新生资产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

　　苏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活动的时代，正是苏联人民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英雄主义精神共同建设和保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时代，也是苏联人民空前团结的时代。苏共作为所谓代表“全体人民”的“人民先锋队”活动的时代，却成为苏联日渐混乱、衰败和国内人民分裂的时代。

　　1989年前后，苏联有过一个“苏联共产党代表谁”的调查，认为党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劳动人民的占7%，代表党员的占11%，代表党政官员的占85%。到党下台、国家解体以后，1996年又有另一个调查：来自原先苏联党政官员中的人，在总统周围居有官位的占75%，在各政党领袖中占57.1%，在地方精英中占82.3%，在政府中占74.3%，在经济界占61%。[xxxv]

　　（六十）取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一个直接后果，是逐渐形成了网罗野心家、腐败分子和其它社会糟粕的党的领导集团。

　　在党执政的条件下，由于党的光荣历史和社会威望，有报国志向的优秀人物汇聚于党内，怀着强烈个人欲望的人们也会挤进党内。最好的人在党内，最坏的人也在党内。党越是横向发展党员质量也越低，党越是淡化、忘记和背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前者越是受到排挤，后者越是如鱼得水、飞黄腾达。

　　于是出现两种共产党员。

　　一种是真共产党员，在认识问题和社会实践中，在交往和道德中，在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中和取得政权以后的日常工作中，都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的准则。

　　另一种是假共产党员。浸透个人发财升官的欲望，本来同共产党的宗旨风马牛不相及，尽可以相信别的什幺主义、加入别的什幺组织。当共产党员意味着艰难、代价、付出和献身甚至生命危险的时候，他们无影无踪。当共产党员意味着收入丰厚、职位升迁的时候，他们指天誓日地表示效忠，甚至践踏朋友和同志的政治生命加官进爵。当反对和背叛共产党意味着收入丰厚、职位升迁的时候，他们又纷纷向党泼污水，以至于出卖和辱骂党、攻击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作为邀功请赏的筹码了。

　　中国宋代文学家欧阳修有《朋党论》，说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以利为朋，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这里的道、道义、忠信、名节，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党的政治属性，就是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和纪律。这里的利，不是天下苍生的大利，而是小人的私欲、私利。

　　鲁迅先生讲到一种东倒西歪、无论左右而不变其激烈的“翻着筋斗”的革命家。革命高潮时候他们故作激烈，“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情，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得死”。然而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革命低潮时候便退伍、落荒、颓废、叛变，以至激烈到拿朋友的头作进见礼。

　　欧阳修说的“小人”和鲁迅说的那种“翻着筋斗”的革命家，就是假共产党员的生动画像。

　　在党内工人阶级英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这种“小人”总是遭到清除。但是党的高歌凯旋和取得较长时间执政地位，却使“小人”很容易进入党内或躲过清除。他们一批一批地滋生，政治的和道义的堕落一代胜过一代。首先是私欲的低级形态的演出，比如在生活上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追求享受和特权，比如为着维护和扩大缺乏群众基础的权利而在作风上崇尚形式主义、虚浮夸饰、风头主义、小道取容，竭力使党的机构官僚化、衙门化。后来发展为以权谋私、媚上剥下、贪污受贿、结党营私，直到草菅人命、欺压百姓、侵吞公产、卖党卖国，自觉地对内屈服于国内资产阶级，对外屈服于国际资产阶级，完全置国家兴败、民族盛衰、人民死活于不顾。

　　当“小人”由个别而群体、由下层而上层、由权力较小到权力扩大、由外围而核心，占据党的相当一些重要岗位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利用党的现成的组织系统和纪律约束，通过媒体、宣传、教育以至于组织手段，在党内和全社会，妖魔化党的历史、党的缔造者的辉煌业绩和老一代革命家用鲜血凝铸的光荣传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如此，党亦如此。待到党已经无力抵制他们、面对他们瘟疫一般毒化党、污染社会而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完全有力量用各种借口一批一批地把忠诚的共产党员从各级领导岗位撤换下来，几至完全拒绝、压制和窒息人民的声音，把本来清晰的真理越搞越胡涂，把党和社会拖入是非混淆、黑白不分的混沌，甚至以非为是、以黑为白的谬误的泥坑。

　　这时候的党，党员对损害党、损害人民的现象或者敢怒而不敢言，或者认识胡涂、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在上层，理想、信念、纪律徒有虚名，不过是维持门面、欺骗群众的标签，或者排除异己、扩大权利的口实。理想、信念、纪律和与此内在联系着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仅仅作为一种惯性的力量，在一些普通党员中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但是已如凤毛麟角，充其量仅具宣传价值了。一直闹得“金吾皆乳臭，庙堂尽奸佞”，党就变为各怀鬼胎谋取私利者的乌合之众了。

　　苏共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去精华而取糟粕，在糟粕中选择糟粕，其代表人物渐次集中于党的领导机构直到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他们以党的组织名义瓦解、削弱党，破坏党在长期奋斗中建立的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们在党内和人民中高度孤立，生活在藐视、嘲弄、愤怒和唾骂中。但是党却被弄得唯有坐以待毙，直到使有近一个世纪辉煌历史和近2000万党员的伟大的苏共顷刻瓦解，使一向在文字和口头上标榜的党的凝聚力、战斗力成为笑话。

　　放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放弃由此决定的党的先进性，开启了灾难的入口。接纳党员，不可避免地鱼龙混杂。随着代谢分解机能渐次衰退，闹得遍地贪官污吏、下流政客。这些人鸡犬升天、权势膨胀，于是忠良遭到贬斥，百职为之寒心，党的优良传统由变为空谈而遭到冷落和委弃于地、任人践踏。待到异己力量控制他们的中央，就必然导致全局糜烂、不可收拾。在走向共产主义的漫长行程中，起伏、挫折、失败、倒退不可避免。无论是“拉出去”、“打进来”，无论是思想的、政治的、组织的，党内存在一些极端个人主义者甚至党的敌人，这些人取得某些权利，并不足怪。问题在于，苏共先是吸收越来越多这类货色混入党内而听之任之、无所措手足，越是使他们成为上层腐败的基础，上层腐败越是转而培养、扩充、深化这种基础，人民的权力也越是由于脱离人民而转化为反对人民的权力，最后闹得局面糜烂、不可收拾。

　　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因为背离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而如此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闹到自杀了事，这真是历史上少见的残酷的讽刺。

　　（六十一）第二个教训，是苏共阉割了共产主义的目标。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是一个有自己科学界定的严肃而沉甸甸的话题。

　　198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其对共产主义问题的完整、科学和富有时代感的论述，得到许多国家兄弟党的关注和赞赏。

　　大会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社会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在我国的完全实现，还需要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我们党内和党外的那幺多英雄模范，那幺多为了革命理想而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人，指导他们行动的难道不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吗？“因此，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共产主义理想曾经鼓舞和指引苏联共产党人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共产主义精神和道德曾经激发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当赫鲁晓夫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不过是一盘土豆烧牛肉、扬言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人民看到是无聊和俗不可耐。当戈尔巴乔夫引进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以此取代共产主义作为国家发展模式的时候，人民看到的是目标的虚妄，是党的怯懦和背叛，是他把共产党弄得一钱不值。

　　（六十二）第三个教训，是苏共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团结人民群众的思想的、理论的旗帜。苏共从斯大林后期起，出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从赫鲁晓夫时代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盖上“官方”的印章、附属于党的领导集团的私利，一方面被作为当局执政合法性和成就的装点物，起着谋取个人权位和利益的工具的作用，一方面被作为当局根据自己需要任意取舍揉搓的“诠释学”。洋洋洒洒的论文，厚如砖块的著作，摆满书架、充溢着教学和研究单位，但是同人民群众的实践脱离，越来越失去活力。

　　然而这又成为苏共内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势力孳生繁衍的前提。起初是教条化；接着是沿着反对教条化的道路，走到曲解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人格侮辱以及对整个学说的一笔抹煞。苏共曾经先后出现两种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大员：先是颇多教条主义，主要本领是在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的世界里符咒一般诵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后是成为戈尔巴乔夫埋葬苏共主要助手的雅科夫列夫。此人不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而且按照苏共后期几位领导人的披露的材料，已经被美国情报机构所收买。这类人物最初拿出的，是马克思、列宁的只言词组和经过他们肆行歪曲的杂拌，后来就只剩下编造这些巨人有多少情妇或者杀了多少人的谣言的才华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旦脱离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而成为“官方”的私有物，就不能不丧失自己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品格。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的理论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批判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越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但是在当局已经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马克思列宁主义被禁锢于书斋和课堂、仅仅作为当局权力的遮羞布的情况下，在当局一方面纵容色情、暴力、下流、庸俗和对反共思潮表示少有的宽容，惟独对战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挥舞砍刀的情况下，在当局在关于爱、关于甜蜜的小夜曲的伴奏中同国内外资产阶级蜜月共度、向人民的利益进攻的情况下，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没有合法存身的余地，倒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大行其道了。

　　这里人们看到的，也许还有马克思、列宁的肖像和名字，也许还有来自马克思、列宁的引文，但是已经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抛弃这样的党，真是天公地道。

　　（六十三）第四个教训，是逐渐用片面的、孤立的发展代替全面的、综合的发展。

　　在生产力问题上，有两段话，对于认识苏共的这一错误具有直接的意义。

　　一段见于马克思关于英国和殖民地印度关系的论述：英国带来的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产生现代工业，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xxxvi]

　　另一段见于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的中文版序言：“当中国在197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改革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以及发展良好的医疗保健体系，而且不存在土地拥有量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常见于发展中世界，而且在中国土地改革以前也存在）。”“远在实行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就一直是在当代世界——特别是通过教育扩展、医疗保健体系转变和土地改革上的重大进步——促进社会变革的一个先行者。”[xxxvii]

　　越到后来，苏共越是绝对化到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经济增长，直到用一堆经济数字和百分比，甚至用一堆折合为美元的总量与平均数，代替社会发展的全部。这就使把社会发展庸俗化的错误进一步加深，在更浅薄的意义上又一次庸俗化了。

　　（六十四）生产力具有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但是首先，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是工人、劳动者。如果说生产力包括生产工具的话，那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正是革命阶级本身。其次，不存在为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本身不构成自己发展的目的。再次，生产力的发展既不是脱离生产关系的过程，也不是脱离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的过程。最后，生产力处于基础地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全面的、综合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某个时期有灿烂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的数字，但是存在于总量和人均数字背后的，是国家与民族的附庸地位，是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两极分化，是绝大多数人的失业与贫困、被剥夺接受教育与享有科技成就的权利，是信念迷失、丑恶横行、正义贬值、道德沦丧与自然生态的破坏，它的发展成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打折扣，甚至成为一种反发展，就不能不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不是顺应少数人的发财欲望和填满他们的钱袋，而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不是削弱人民的权利和降低人民的地位，而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再生产和壮大革命阶级本身的过程，不是引导人民在眼前的某些物质利益面前停下脚步，而是使人民在政治上、精神上、文化上、道德上继续前进、不断提高行使社会主人翁权利的能力和历史创造力的过程。

　　事实证明，这不仅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开创出一种社会全面解放、全面进步，用全面的发展代替片面的发展的道路。这是一种以绝大多数人为中心，绝大多数人参与和实现绝大多数人利益、使绝大多数人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以及物质匮乏、精神愚昧、道德低下、文化落后中解放出来和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人掌握自己的命运、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的道路。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道路。如果不能确定这样一种方向、不能沿着这样一种方向不倦地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那种所谓社会主义是没有意义的。

　　（六十五）在人类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苏联完全有资格被认为是落后国家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而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的范例。苏联在发展生产力以及发展教育、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已经在人类历史确立下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对世界人民具有吸引力，所以获得存在而且注定前景广阔的历史根据，正在于它体现了这种全面的、综合的发展和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光荣，也是第三世界发展的光荣。

　　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苏共主要地甚或仅仅以发展生产力、物质财富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的速度，作为同资本主义进行比较的尺度，作为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唯一标杆。这是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的、综合的发展和进步的一种可悲的倒退。有一段时间，经济在增长，但是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没有相应的提高，人民的权利受到党内特权利益集团的侵蚀，而且越到后来，经济本身也越加处于停滞状态。这就势必走到贬低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贬低苏联人民自己的创造性经验的荒唐地步，使国家再度陷入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片面性和可怕波折，取消自己的优势而以自己的劣势同资本主义的优势相比较，永远地落在后面。它当然不能不导致人民的不满。

　　（六十六）第五个教训，是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形成脱离人民和党内大多数的、由极少数人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

　　苏共从建党起即实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创造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

　　今天的共产党人，在考虑党内民主问题的时候，不妨回顾一下列宁的时代。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那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共77个月。党由地下斗争到公开状态，由在野到联合多党执政再到党成为唯一执政党，经历了对外的战争和国内战争、经济崩溃和饥荒，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和牺牲。党只有保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才可能战胜困难。列宁强调，客观形势和党的任务要求党的各级组织“绝对必须执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要求“无条件地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里是说必须“执行”中央指示和代表大会决议。但是就这些指示和决议的形成而言，就党内同志的关系而言，列宁在同样的意义上强调的是充分的民主。（1）全国或者地方的代表大会可以有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供比较和选择，以保证决策的正确性；（2）禁止具有特殊政纲和集团纪律的、闹独立的派别活动，允许党员、各级组织在适当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鼓励对党的缺点的批评；（3）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4）在领导集体内部，可以同列宁争论，他们是同志和战友，而不允许出现帝王和谄臣、佞臣之间那种关系；（5）提倡报刊经常地、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6）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尚未做出决定的时候，可以否定最高领导人的提案；（7）和反对自己的同志合作共事；（8）可以在各种会议上质询、递条子、提问题；（9）普通党员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与党的领导人辩论；（10）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专门委员会，检查党的财务收支，并向大会报告；（11）由党的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大致的数字）中央监察委员，当选者同中央委员一样，应该经过党的资格审查，享有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利；（12）中央监察委员会有一定数量委员必须出席中央政治局每次会议，应该不顾情面，“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它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业严格按照规定办事”。

　　这些方面的规定和经验，当然不能认为是完美无缺的。党在党内民主问题上的创造性，没有理由在那里终结。但是苏共战胜了建国初期的巨大困难，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站住了，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确立下来了，就是这些规定和经验的正确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这些规定和经验，贯穿其中的主要原则，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不仅没有坚持下来，没有加以健全和完善，而是或者被忘记，或者形同虚设，乃至全面地反其道而行之（例如，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完全由极少数人所垄断，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见不允许讨论和批评，等等），那个党也就在走向寿终正寝了。

　　（六十七）党内民主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这是基于人民民主的民主，是党通过自己的基础组织和党员，广泛吸取人民智能、概括人民意见、集纳人民意志的民主。另一方面，这是基于全体党员平等权利、凝聚党员共产主义积极性、由党的严格纪律所内在地维系的民主。这两个方面互为因果、损荣与共、相互联系和渗透。党内民主属于人民民主，服务于人民民主，又是人民民主的集中形态。

　　在为取得政权而斗争的年代，党、党的某个组织和党员个人，其正确或是错误，总是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总是一方面直接暴露在敌人面前，一方面直接暴露在人民的面前。由于复杂的斗争环境和秘密的、相对分散的状态，在全局上，很难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很难依靠高度集中的指挥系统贯彻自己的意旨，更多情况下只能实现路线的政策的领导。这就为各级党组织甚至党员个人根据当时当地情况吸取来自人民的经验和智能、发挥创造性，提供了较大空间，也使得全局性错误的风险和后果多少分散化了。

　　建立新的国家政权，共产党成为国家的执政党，提出了党在新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和加强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完善自己组织制度的任务。列宁逝世以后，苏共既没有尖锐而明确地提出、更没有有效地实现这个任务。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越来越沦为仅仅称得上是一种惯性力量，也因此而越来越不再能够从现实中得到无尽的营养，而被代际继替所中断。于是逐渐形成与高度集中、等级制度并存的官僚体制，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内外政策越来越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对全民资产的支配权越来越转向所有权。党和国家机构成为本来意义上的“衙门”。处于上层极少数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党和国家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只能承担看来没有思想性的文牍主义的、形式主义的程序性任务，而且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循规蹈矩才可以有晋升的机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徒有其名。党内大多数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在事实上被剥夺就重大问题参与决策、进行监督甚至发言的权利。

　　共产党总是需要正确地处理两种关系。一个是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关系。一个是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国内外大多数的关系。由掌握全民资产的支配权向掌握所有权转移的过程，是一个政策转换的过程，也是一个上层极少数思想、心理、价值观、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资产阶级化的过程。离开人民越远，离开资产阶级就越近。同样，离开资产阶级越近，离开人民也就越远。脱离自己的人民而屈服于国内资产阶级，脱离世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而屈服于国际资产阶级，党和国家的性质改变，成为同一的过程。

　　完全不能设想，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可以没有人民的充分的民主权利，可以在没有人民充分民主权利的情况下存在党内民主。党要求自己的党员联系群众，有远见卓识、献身精神、严格求实、忠诚正直。拥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党员，把他们的智能和力量集中起来，党才能够形成正确的决策和统一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在同样的意义上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全局性的决策，只能由全党做出。党的地方和部门组织的决策，只能由参加该地方、该部门党的工作的全体党员做出。在党的基本属性的范围内，党的纪律、生机和凝聚力的基础是，决策成为党员个人智能、创造性的结晶和升华。一个不能保证党员个人权利，不能保证实现党员民主选择得到实现的党，是没有前途的。

　　党的领导机构是执行党的决策的指挥部和组织者。领导机构内部实行一人一票表决制。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选举不是保险箱。即使是公正的选举，也不能保证一定选举出优秀的、称职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但是选举的民主基础、选举程序的民主性，一般地总是同选举结果的正确性呈正比，在多数情况下，远比个别人的暗箱操作和单纯的行政任命可靠。

　　在民主程序的范围内，七嘴八舌、议论风生、个人创造性，和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严格的纪律，同样都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常态。没有前者，党只能存在虚假的、不堪一击的团结。没有后者，党将不配成为革命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司令部而只能沦为聊天室和空谈俱乐部。

　　（六十八）党的民主集中制承担着两个重大任务，即选优和纠错。

　　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是选择优秀的、称职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使党履行历史的责任，无负工人阶级和人民的重托，无负党员的希望的组织保证。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应该是发现选择错误及党的其它错误的时候，及时地、有效地纠正错误的组织保证。党需要选优机制，也需要纠错机制。所谓纠错机制，就是排泄废物和毒素的机制。实现这两项任务，成功地发挥两种机制的作用，都要求有坚实的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基础。

　　选优和纠错，最根本的标准在于，是不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的某项政策可能符合其所以形成的程序，但是实践证明危害着群众的利益，那就应该得到纠正。党的某个干部可能因为符合上级机关、上级领导人的口味而得到提升，但是群众对他持怀疑态度甚至反对态度，那就应该撤消对他的提升。

　　民主集中制保证着党内的平等和公正。党内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就需要一种制度，使得各种意见取得平等争论的地位，使得正确的意见能够采用民主的方法产生、完善和进入决策，使得错误的意见能够在民主讨论中得到纠正，使得党的团结保持原则性和广泛性。只有这样，党才能永远不沾染欺上瞒下、见风使舵、阿谀谄媚、吹牛拍马、排斥异己的剥削阶级政客作风，使得正义得到支持、庸俗得到遏制、腐败得到清除。

　　（六十九）民主集中制成为苏共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既发生滥用民主、破坏党的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错误，又发生滥用集中、破坏党的民主和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错误。戈尔巴乔夫成为集两方面错误于一身的代表人物。苏共曾经有过打击正确意见的错误。这种错误应该纠正。但是赫鲁晓夫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不是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用共产党人解决党内矛盾的正常办法，而是用丑化党、分裂党的办法“纠正”这种错误，居心已经不良，举措步步荒唐，就不可避免地养痈遗患、走上毁灭党的道路了。

　　苏共没有阻止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这类人物在党内上升和进入党的领导核心，没有及时识破他们的真正面目和采取果断步骤把他们清除出去，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背叛已经不是隐秘的而是公开的、不是口头的而是在事实上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党内外也已经有许多同志对他进行坚决揭露的时候，他们的已经蜕化的组织制度几至没有发挥出任何有益的作用。苏共从走向衰退到被解散的事实说明，就选优和纠错这两个方面而言，它的组织制度都存在致命的弊端。

　　（七十）总结苏共党建方面的教训，应当特别提到两部著作。

　　一是日本的《苏联解体之谜》[xxxviii]，认为国家解体之谜在党，党解体之谜在领导集团，“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改革家能够成为苏共领导人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历史之谜”。

　　文章认为，党领导国家政权，但是如果党成为与国家组织一体化的行政组织，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党员不是根据理想、信念入党，而是为了取得在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谋取优厚待遇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入党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意识形态的腐蚀，党员的心理已经近似日本公务员的心理。所以使党员捍卫党或燃起党员的使命感起而采取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极小。苏共官僚们最关心的既不是马克思和列宁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保持既得利益。即使要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为了维护党政官僚的利益。”

　　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大部分是“顺应主义者”，即随机应变、随波逐流、随风转舵，“当改革政策成为当局的正式路线时，所有党员都在顺应领导层的意识形态路线和政策的改变”。事实上最热衷于资本主义化的正是党政官僚。“1987年以来逐渐实行了国有财产私有化、国营企业私营化政策。在市场化政策实施过程中，与新企业家或黑社会结成一团热衷于私有化的，是颇谙其中诀窍的党政官僚们。他们利用固有的特权、有利的社会地位以及裙带关系，首先把国有财产攫为己有，办起有利可图的企业。”

　　另一部著作，是我们已经涉及到的美国大卫·科兹教授和新闻记者弗雷德·威尔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该书写于1996年的英文版序指出，“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所以应该把苏联体制的终结理解为“来自上层的革命”。该书中文译者后记也说，两位美国对苏联解体持一种在西方世界里颇为独特的看法，这就是，“最根本的，是上层利益选择的结果：党和国家精英中起主导作用的一部分人觉得资本主义更有吸引力，更能给他们带来实惠——经济的、政治的、地位的等，因此放弃了原来就不太坚定的理想，加入到分割国家财产、抢夺社会政治地位的亲资本主义大潮当中。”

　　解体过程中和解体以后十多年来的历史，仿佛有意地在为两位西方的论点作注解。

　　那里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提高反而陷入困境，一批共产党高层官员却随着党的下台而官运财运并驾亨通。他们纷纷脱帽加冕——脱下共产党的帽，加上诸如总统、总理、部长、董事长、总经理之类的冕。俄罗斯一家报纸载文，说这些人在独联体各共和国“看准了政治行情”，拼命攫取金钱和权利，政治投机，铜臭熏心，良心扭曲，成为“政坛蛀虫”。[xxxix]苏共原政治局委员叶利钦带头退党，转瞬之间变成俄罗斯总统。党和国家的许多上层人物，依背叛社会主义和拥戴资本主义的程度而在新政权中荣升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同时成为银行家和大富翁。对于他们来说，过去已经引起群众愤恨的某些特权、处于非法状态的贪污受贿行为，今天合法化了，可以放开手脚为所欲为变本加厉了。最后一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卢基扬诺夫说，过去群众对政治局委员使用国家特别分配的别墅有意见，但是和今天部长们的别墅相比，那简直就是茅草屋。

　　苏联的“改革”，真是地地道道的“革革命的命”——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命，革社会主义的命，革共产党和共产党人的命，革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命。结果，改革改出了历史的巨大倒退，改出了重新革命的对象和必然性。这种对于同列宁、斯大林的名字、同无数先烈鲜血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事业的践踏越是残酷无情，也越是成为新的列宁和斯大林再生的社会条件。

全球化与反西方全球化

　　（七十一）全球化之作为一个符合其全球身份、引起全球普遍关注的理论范畴，是和苏联、东欧共产党的衰落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世界共产党人的厄运，和新自由主义的强制性的广泛推行，和第三世界的灾难起伏与再度陷入困境，和美国确立其唯一霸权国家的野心及实践，同时发生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一方面在实践中强制推行西方全球化的战略，一方面由他们的语言策划师对何谓“全球化”、怎样“全球化”，做出符合他们攫取全球利益的要求的解释。他们借助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及技术力量，把这种符合他们利益的解释强加给世界。垄断资本直接或间接操纵的大小官员、研究机构、学者专家、教育部门、商业炒作特别是各种新闻媒体，每天进行合乎他们口味的说教，那简直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如此则加封“著名”、“大师”、“里程碑”之类头衔，给予种种奖项、送上各色论坛、刊登报章杂志的显要地位、出版精美华贵的著作。不同意见则一概视同异类，封冻、贬斥、冷落或者妖魔化、漫画化。这种“制造同意”的伎俩，建立起他们在“全球化”问题上的话语霸权和唯一解释权。

　　这种话语霸权的实例俯拾皆是。比如把共产党叫做“专制主义”、“暴力”、“希特勒”，把资本主义叫做“民主”、“自由世界”，把西方特别是美国当局叫做“国际社会”，把西方特别是美国几家大媒体叫做“国际舆论”，把侵略别国叫做“解放”、“拯救”、“维和”、“人道主义干预”，把经济渗透和控制叫做“援助”，把阻碍人民掌握和利用科技叫做“维护知识产权”，把他们在全球攫取利润导致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叫做“效率优先”，把只许压迫、不许反抗叫做“稳定”，把不平等贸易叫做“自由贸易”，把取消别国主权、剥夺人民权利和起码的生活保障叫做“改革”和“转轨”，把强加新殖民主义甚至干脆就是旧殖民主义枷锁叫做“接轨”或“融入”国际家庭。新近一位在研究西方话语霸权方面颇有造诣的美国语言学家的文章说，现在使用的“恐怖主义”一词，正式的定义就是“反对我们和我们同盟者的人”。[xl]这实在已经成为足以编一部乃至若干部词典的浩大工程。

　　西方全球化话语霸权的灵魂，是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在他们的词典里，全球化是什幺？就是抽除社会关系和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者地位的资本、贸易、市场、技术的全球流动，其实说的是，全球的人们都来吃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美国牛仔服、看美国大片、听美国音乐，照搬照抄美国政治制度和企业制度，按照美国当局的要求和标准思考问题、确定敌我、判断是非。

　　在全球两极分化和停滞倒退比翼双飞的情形无法遮掩，在进步舆论戳穿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化、美国化的把戏和提出抗议的时候，在诸如“饼会越做越大，不平等只是相对的”、等到人均收入达到几千美元两极分化就会自动消灭之类美丽的歪理邪说已经成为笑料的时候，西方当局仍然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别无选择”：全球化也许并不十全十美，但是整个人类除了资本主义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靠美元、导弹和谎言，硬把自己的这种“别无选择”，制造为当代一切政治讨论的当然前提。

　　这种话语霸权，导致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统治和全球人民陷入灾难的现存秩序的凝固化，导致历史的停滞、文明的萎缩和人民创造力的窒息，具有彻头彻尾的保守的、反动的性质。

　　（七十二）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过程。

　　这一过程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开端。

　　但是这里的“开端”，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它既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开端，又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在后一种意义上，它标志着出现使用来自遥远地方的原料、出产供世界各国消费的工业，标志着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这一过程称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且认为生产力越是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xli]

　　（七十三）全球化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高度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普遍交往的形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出现，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发展、扩张、衰退和消亡，却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的消亡而停止前进。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会打破生产关系对它的束缚，显示出永恒的性质。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曾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这种促进作用至今也还不能认为已经完全消失。但是第一，生产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发展，是一种使人本身的活动成为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压迫人的力量的发展，是一种给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发展。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非洲黑奴的劳作、疾病和死亡，造就它的最初的辉煌。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蒋介石集团飞机大炮上的“USA”标记，领略了什幺叫做“全球化”。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已经显示出对发展生产力的阻碍作用。这种阻碍作用，不仅表现为它在全球范围对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的公然侵犯与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日益严重的破坏，而且表现在它限制现代生产力包括科技和知识造福于绝大多数人及其本身的发展、深化、推广及运用。第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并且在人类历史上确立下来。可以批评它的不完善，应该总结它的经验教训。但是要把它的历史和现实抹掉，要禁止它在未来的探索中继续完善和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

　　（七十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出现西方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反对西方全球化两种社会力量、两种历史趋势。

　　西方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至今左右着全球化的性质，或者说，资产阶级掌握着全球化的主导权。但是反对这种全球化的力量和趋势一直存在着、发展着、壮大着。西方全球化的进展必然引发反对者队伍的扩大，而这同时意味着人民队伍的扩大。人民是反对西方全球化、把西方全球化改变为实现全球人民利益的决定性力量。

　　一方面是西方全球化，一方面是反对西方全球化。用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异化，一方面是消灭这种异化。双方统一于全球化的进程，又相互对立和斗争。生产力越是高度发展，也越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资本主义异化越是成为全球现象、越是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给全球人带来的苦难也越是深重，也越是造就反对者的政治觉醒和提高其组织程度。人民在这一进程中的伟大历史创造，将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异化，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七十五）正像西方主流舆论把西方全球化即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同于全球化的全部，把资本主义宣传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和唯一，即所谓“别无选择”，他们同时制造和到处散布一个概念：反全球化。

　　事实上，人民所反对的，不是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大，不是全球范围资金、贸易、市场、技术的流动，而是西方垄断资本集团以牺牲全球人民利益为代价对全球的征剿和对全球人民历史创造权利的剥夺。人民不是反对全球化，而是反对西方全球化。

　　（七十六）西方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几千年剥削制度以一种新质的姿态在全球范围的深化和延续。

　　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就已经点燃起反对这种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火焰。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法国的掘地派，英国的平等派和后来的宪章派，第三世界抗击西方入侵、维护民族主权的斗争，就已经写下反对西方全球化的篇章。

　　来自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进行了最初的系统揭露和批评资本主义痼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甚至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都显示出超越资产阶级狭隘利益和阶级偏见的胸怀。这种痼疾在发展并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当这种痼疾越来越显示出不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通过调整、改革和改良得到根本解决的性质的时候，到资本主义范围之外寻找新的社会道路的理论努力出现了。于是历史运动推出了空想社会主义。

　　西方全球化的历史和现实、工人阶级的斗争和人类文明的积累，作为物质的、思想的前提，必然地把空想社会主义推向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地走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产生。

　　全球化——既包括西方全球化，同时也包括反对西方全球化——构成了人类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全部。

全球化与共产党

　　（七十七）历史提出的问题，只有在历史中、也只能够由历史本身做出回答。要问苏共这样一度强大的党都已经失去执政地位，为什幺共产党还有存在的必要，最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存在西方全球化和全球人民从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压迫中解放出来进行属于自己的历史创造的必然要求。

　　西方全球化从其出现就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和阶级中制造着反对者。资产阶级进行着自身的、同时进行着自己掘墓人即无产阶级的再生产。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xlii]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为追求阶级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的产物，是人类为摆脱剥削制度压迫特别是资本主义灾难而进行的斗争的产物，是人类从西方全球化中解放出来、使人民由全球化的客体变为主体、在全球范围成为历史和自己命运主人的核心力量。越是西方全球化，越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不断地再生产，历史和人民也越是需要共产党，越是提供和创造着党新生、壮大、成熟和在全球历史舞台高扬起前进、发展、胜利的旗帜的条件。

　　（七十八）没有任何其它政党，具有共产党同全球化进程之间内在联系的品格。

　　作为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劳动和消费、原料和产品及其使用的设备和技术，从而它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以世界市场为前提。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第二，工人阶级始终是现代社会中同先进生产力相联系、同历史进步趋势相联系的阶级。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社会也改变着工人阶级，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框架内，工人阶级的劳动创造一切而这个阶级自己却一无所有，永远处于底层，永远是最坚决、最彻底、最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第三，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一定的民族或者国家的范围活动，有可能首先在这一范围上升为领导阶级。然而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全球扩张，由于这种统治的扩张到处使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民族的人们呻吟在一个叫做雇佣劳动的怪物的压榨下，而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资本同劳动的对立越来越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工人没有祖国，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上升到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的联合行动至少是各主要国家的联合行动，应该说，正是工人阶级解放的根本条件之一。

　　第四，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认识和研究的对象不限于比如德国、英国或者俄国，它所揭示的规律也不仅仅属于比如德国、英国或者俄国。在它描述和分析比如德国、英国或者俄国的问题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把问题作为一种孤立的国内现象，而是把握着这些国家在世界总体联系中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对的，是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的社会规律。它本身就是世界历史运动的理论，就是使今天一切标明全球化研究的学说、派别、著作因为狭窄和至多具有局部的、枝节的意义而黯然失色，显示出视野开阔、系统全面的、具有科学和实践力量的全球化理论。

　　第五，西方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使工人阶级斗争得以建立全球联系，使共产党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基础上形成、完善自己的基本政治属性。资本世界统治有强有力的地方也有相对薄弱的地方，各国的发展不平衡。共产党存在和活动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极大区别。但是正因为同样被国际资本所统治，所以形成党的共同的基本政治属性。另一方面，社会历史条件的千差万别，又决定着各国党的异常艰难的探索任务、提供着异常广阔的创造的天地。世界共产党人在各国具体条件下工作，同时有着全球范围的共同目标，能够把代表国内大多数和团结世界大多数统一起来。

　　第六，共产党人的活动，是世界人民寻求平等、公正、民主的社会秩序的历史要求的延续和最高形式。它是从斯巴达克、陈胜和吴广、托马斯·闵采尔、玻利瓦尔、圣·马丁、孙中山到世界各民族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伟大革命传统的继续，是从赫拉克里特、苏格拉底、孔子、但丁、伏尔泰、黑格尔到世界各民族人民伟大文明创造活动的继续。正如列宁在回答“为什幺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这个问题时所说的：“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那些知识的坚固基础”。[xliii]毛泽东同志立足于中国的回答就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这些特点，是共产党曾经具有、应该具有和惟有共产党才能够具有的。

　　（七十九）多国共产党人共同制订、共同认可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纲领指出：

　　美洲的发现和殖民化、绕过非洲的航行和东印度、中国的市场，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

　　由于开拓世界市场，资产阶级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所谓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民族性；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共产党人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所有这些论断，都只能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意义上，在全球化的范围内，才可能得到全面的、彻底的、正确的理解。

　　（八十）需要赶紧声明，这里只是从理论上谈及全球化、西方全球化和其中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地位与作用，而不是在呼吁立即爆发一场世界革命。任何革命，无论是在一地、一国、数国乃至世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谁心想事成或者人为煽动的结果，而为社会矛盾发展的客观形势所使然。革命政党本身也是这种形势的产物，而且只能在客观形势所决定的条件下活动。

　　自二十世纪末以来，西方全球化积极推进的世界，正患着一种新的全球病：否定革命、远离革命、咒骂革命，糟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改变共产党的革命性质直到干脆埋葬共产党。这已经成为今天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

　　不必羡慕这种全球病，也不必重犯共产党人曾经多次犯过的主观主义性质的革命急性病。

　　（八十一）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世界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各国共产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不可能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产生和活动，更加不可能在一种完全脱离国际条件的情况下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或是建设的成功。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苏共和苏联人民在特定国际环境中艰难奋斗的产物。当苏共清醒地认识自己活动的国际环境，有效地利用不同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利用各国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所造成的客观形势并积极支持这种斗争，从自己人民也从各国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历史创造活动中汲取智能的时候，它是生机蓬勃的。

　　问题在于，至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苏共已经不再把自己的胜利看作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胜利，不再根据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判断敌我和是非、确定战略和策略。于是发生一系列理论的、政策的错误。

　　第一，不是基于世界历史运动的客观联系和总体进程，来认识党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在坚持中继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是把社会主义凝固于苏联的已有程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凝固于维护苏共当权集团的私利。

　　第二，把世界工人阶级、世界共产党人之间的平等的、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国际合作，歪曲为苏共作为“老子党”的颐指气使，赋予自己干预他国他党内部事务、在他国他党头上发号施令的特殊权利。

　　把社会主义苏联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平等的、真诚合作和互相援助的关系，歪曲为霸主和附庸的关系，在脱离国内大多数的同时，脱离世界的大多数人。

　　当美国整合国际反共势力，西方资产阶级暂时放下内部纠纷，在消灭社会主义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事业面前空前团结起来的时候，苏共却做了一系列扩大共产党人之间、社会主义国家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分歧的、使亲痛仇快的事情。

　　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苏联刮起一股所谓“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风。和任何事物一样，资本主义也在发展和变化，需要不断地重新认识，而且越是重新认识，就越应该揭示它在世界历史运动中的客观联系。但是那些“重新认识”的鼓噪，在方法论上却把美国的富庶强大看作一种孤立自在的现象，割断其国际联系和全球掠夺的基础。随之产生的，就是弱化民族自尊和阶级自尊，就是对西方首先是对美国的盲目崇拜和刻意模仿。

　　对美国资产阶级当权集团抱有幻想，甚至同美国霸权主义时而勾结、时而争夺，压抑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盘剥第三世界利益，从民族利己主义走到社会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片面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围剿苏联、围剿社会主义，却是全面的，实行着包括军事、经济、科技、外交、政治、思想文化等广泛领域的综合而系统的战略。另一方面，越到后期，苏共和苏联政府越是把主要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军事，热衷于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既不再相信人民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也不再着力于社会的全面进步，更不再坚持共产党人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以抵制西方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围剿。

　　所有这些错误，都在促成苏共下台、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孕育着伟大革命风暴的时代

　　（八十二）从二十世纪末起，西方主流舆论把我们的时代界定为“新全球化”或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其主要根据是，西方世界统治的进程由于苏联的出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而受到强大抵抗，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已经使这种抵抗减弱到二十世纪以来的最低程度；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统治正在向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曾经胜利的地方大规模推进。

　　在西方全球化的这个新阶段，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集团主要是做三件事。第一件，解体苏联，演变东欧。第二件，发起一场从亚洲开始、席卷几乎整个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机。第三件，以军事侵略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为标志，接续其被1917年十月革命打断的、十九世纪未曾完成的武力征剿第三世界的劣迹。第三件事，算是刚开了个头。

　　这里的每一个步骤，都记载着西方全球化的胜利。然而每一个步骤，同时记载着西方全球化的失败。

　　解体苏联、演变东欧，导致的是国家主权的削弱、社会的混乱、经济的衰退、人民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是一夜之间可以过上美国富人生活的幻梦的破裂，是在同甚至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活生生比较中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的失望与愤恨。

　　从亚洲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危机地区倒退十年至三十年不等。曾经依靠自己人民的勤劳而一度辉煌的国家，一旦把自己捆上美国包围社会主义政治需要的战车，在这种需要消失的时候，几百亿、上千亿美元的财富，就会转瞬之间流入美国大亨的钱袋。

　　武力征剿，十九世纪旧戏再度开台，航空母舰、巡航导弹、B-52代替马刀和毛瑟枪，即便有“民主”、“自由”的彩球飞扬，留下的仍然不过是残垣断壁、横尸遍野、经济雕敝，一个俯首帖耳的政府班子和一股媚外求荣的邪气。

　　（八十三）由于西方全球化的推进，美苏两国争霸全球正在改变为美国一国称霸全球。十多年过去了，生活每一天都在用新的证据告诉世界，西方全球化把美国推上全球霸主的地位，但是宝座由朽木做成，宝座之下地火汹汹。历史不是西方全球化的朋友。

　　几年以前，西方包括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已经有一种议论，根据其科技泡沫的破裂和股市的下挫、经济不景气和前途黯淡、道德沦丧和贫富两极分化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孤立状态等等，指出美国的霸权地位必将衰落或者正在衰落。

　　从2001年的“9·11”事件，到当前美国正在积极准备、随时可能打响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成为一种历史转折的象征，标志着200多年美利坚民族上升与民气勃然的趋势的中止，同时标志着西方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向下一个阶段——我们姑且名之曰新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端倪。

　　我们至今惯常使用的提法，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或“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之类。特别是即将爆发的侵略伊拉克的战争，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正在真正进入一个美国一家独霸世界、说一不二的时代，一个原本意义上的全球化即美国化的时代。在西方同第三世界的矛盾中，仍然是“美国为首”，但是美国显然居于更加突出的地位；就整个世界而言，美国不仅同第三世界、而且同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矛盾，也在那里霸气十足。“单边主义”，就是其它西方国家加给它的名称。总之，美国处于世界的金字塔的顶尖，霸则霸矣，然而它的孤立、它的和几乎一切其它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发生矛盾、它的四面楚歌状态，也是空前的。

　　这种转变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是强大而是虚弱。现任总统布什的救命稻草，居然只剩下在军事力量绝对悬殊、有把握充分演示美国武器先进性和美国兵杀人才干的情况下，向弱小的、可以保证自己牺牲最少的第三世界国家发起侵略战争。眼前的目标是伊拉克，随后准备“先发制人”的“邪恶轴心”名单越拉越长。这叫做疯狂掩饰虚弱。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只是一个党派或者团体，在道义上陷于泥泞，众叛亲离，人心丧尽，却想一味靠挥枪弄棒、穷兵黩武称雄天下，终究不过做梦而已。中国人记得，日本侵略者的和枪炮和碉堡，得到美国当局支持的蒋介石集团的飞机、坦克和军舰，都曾经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土地上被认为不可战胜，但是人民一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坚忍不拔地战斗，那些东西哪里去了呢？

　　美国对伊拉克，一方是具有世界最强经济、军事、科技力量的独一无二的大国，一方是经受了1991年海湾战争的洗劫加上连续十数年制裁、破败贫弱的第三世界小国。但是我们记着“小道大淫”的古训。我们完全不相信，伟大的伊拉克人民会不战而降。侵略者可以毁灭工厂、学校、医院和大规模屠杀平民，可以颠覆或者改变政权，却不可能永久地征服任何一个民族，何况是伊拉克这样的有着深厚文化根基和捍卫独立与自尊的光荣传统的民族。伊拉克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终将再一次告诉世界，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坚持斗争，即使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国，也将成为埋葬侵略者的坟墓；在伟大的人民面前，被夸大和神化的最先进的武器，不会成为美国胜利的保险箱。另一方面，侵略者的残暴和伪善，伊拉克人民的英雄主义，一定会大大促进世界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不分国籍和肤色的团结，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更深地陷入世界人民愤怒和抗议的海洋。

　　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保罗·肯尼迪，1998年曾经以出版《大国的兴衰》，预测苏联垮台和美国也将因为“帝国的过度扩张”垮台而获得很高的学术声望。他最近发表《到了美国退场的时间？》和《危险的野心》，分析世界历史事变的最新进程和美国的政策，展示的是这个国家的黯淡前景。

　　他认为，今天的美国最强大，但是称霸世界的愿望已经大大损害它的“软实力”，“沉醉于滥用强权”，“被傲慢和自负冲昏了头脑”，“认为世界上每个讨厌的政权都是必须面对的威胁”，使“美国十有八九处在危险中”。“帝国的过度扩张”已经不是对乔治·布什领导的美国或是对十年至十五年后美国错误的描述，“美国如果卷入三、四甚至五场战争，它就会看到它精疲力竭的那一天”。历史的无情使美国到了“退场的时间”：“‘退场’意味着一个国家在后退，一个民族退出舞台，就像礼拜仪式结束后，教堂里的人群退场一样。”[xliv]

　　（八十四）曾经以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参与粉碎德国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和经济、科技的发展赢得世界尊敬的美国，现在自封为世界帝王，成为一个浮游于它无力控制的全球混乱中的国家。它在西方全球化中一手挥舞导弹、一手挥舞“人权”、“民主”与“自由”，到处聚敛财富，到处制造灾难，到处强加他们需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模式，又到处播种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不满。

　　以苏联为样板的所谓现实社会主义在上个世纪后半期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以至于在第三世界国家和苏联，都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在一定时期对美国和资本主义抱有幻想。今天的西方全球化，越来越使这种幻想走向破灭。

　　社会主义的存在和成就曾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某些福利政策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却正在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大规模地削弱和剥夺这种福利，以填充“巨无霸”式垄断资本的欲壑，制造新的贫穷和两极分化。

　　第三世界曾经广泛存在封建的、宗法的关系和落后的生产方式，因此工人阶级相当弱小。今天的西方全球化，正在扩大着工人阶级的队伍。资本主义在全球化，雇佣劳动在全球化，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张到哪里，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就延伸到哪里。

　　西方全球化正在使人类社会矛盾在全球范围日益简单化。地域的、国家的、民族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冲突，贫困、失业、战乱、动荡、饥荒、疾病蔓延，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不同部门、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们在社会地位和收入状况方面的不公正，都或者由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加剧，或者直接来自这种全球化。美式西方全球化，越来越成为我们时代一切灾难的源泉，越来越成为全球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与进步的最大阻力与最大威胁。

　　（八十五）当美国垄断资本把全球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利和思想文化的统治权集于一身的时候，他们也就把全球的不满、愤怒、仇恨集于一身了。当美国垄断资本主要或者仅仅依靠穷兵黩武、玩枪弄棒、杀人放火维持以它为核心的全球统治秩序的时候，正在演出的，就只是西方全球化的闭幕式了。

　　今天世界历史事变昭示给人类的前景，已经不是西方全球化的某一个阶段、某一种形式的失败，而是西方全球化本身作为一种历史进程的终结。

　　（八十六）西方全球化促成着反西方全球化。西方全球化的推进加大着反西方全球化的能量。西方全球化和反西方全球化的实践，同样属于历史。

　　反西方全球化，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性质的压迫与剥削及其灾难性后果，反对一切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相表里的压迫与剥削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它有时采取理论形态，有时成为实际的运动，有时兼而有之。

　　（八十七）最近十多年来，首先在西方理论界，出现一股对西方全球化的新进程进行清算的思潮。其中若干著作和它们的，已经被称为反西方全球化的理论代表。

　　就其内容和基本倾向来说，这些著作可以大体分为三类：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批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寻找替代方案。

　　全部罗列这些著作和详细介绍其中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解体苏联以后，美国官员弗朗西斯·福山曾经有一个声名颇大的判断，叫做“历史的终结”。它引发一种“终结潮”——不是终结社会主义而是终结西方全球化、终结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此后出现的相当一批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在同福山这种判断对话。可以从译为中文、特别是在青年读者中传播甚广的这类著作中，按照原著写作或出版时间，举出几种：

　　[美]戴维·施韦卡特《反对资本主义》（1993）

　　[美]J·M·布莱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1993）

　　[德]乌尔里希·杜赫罗《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1994）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自由主义的终结》（1995）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等《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1996）

　　[美]迈克尔·佩雷曼《经济学的终结》（1996）

　　[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1996）

　　[美]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1996）

　　[美]约翰·霍根《科学的终结》（1997）

　　[德]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哈拉德·克里门塔《全球化的十大谎言》（1998）

　　[英]苏珊·斯特兰奇《疯狂的金钱》（1998）

　　[英]约翰·格雷《伪黎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1998）

　　[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1999）

　　[英]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1999）

　　[美]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1999）

　　[美]J·K·吉布森-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1999）

　　[英]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2000）

　　[美]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2002）

　　此外，还有德国学者同几位第三世界国家学者合作撰写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终结者译丛”、由英国和美国七位学者分别撰写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教育的终结》、《男性的终结》、《哲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人性的终结》。

　　（八十八）这里的，几乎全部来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没有材料显示哪一位是共产党人。惟有《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一书，据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有几位在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几位在总结苏联的教训，或者明确表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反感。

　　我们在讨论反西方全球化问题的时候列举出这些著作，既不认为这些著作的所有论述都是所谓“进步的、革命的”，也不想因为并非到处吻合某种进步和革命的教条便以嘲弄和贬低显示自己的公允。这些著作涉及我们时代广泛的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视角、理论倾向和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认为世界资本主义、西方全球化并不是历史的唯一，人类决非“别无选择”。

　　在这股“终结潮”中，有一本为伊利亚·普利高津的《确定性的终结》，尚未见到中文译本。然而仅仅这个书名，就足以显示出一种历史的进步。福山认为人类终结于或者说停滞于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确定性”。事实告诉人们的不是这种“确定性”而是“确定性的终结”，而是人类历史不会、也没有以西方在一个回合的胜利作为终点。一切志在成为人民主人、人民霸主的阶级、集团和个人，都做着关于这种地位永恒不变的“确定性”的梦。打破这种梦，结束历史僵化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绝对保守主义，在历史观上回到辩证法，承认历史的变化、运动的永恒性，不是抑制人类的创造力而是向这种创造力敞开大门，成为我们所说的“终结潮”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成就。

　　按照《伪黎明》的说法，“全球自由市场是一个美国纲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纲领”，“就像二十世纪其它的乌托邦一样，全球自由放任主义将连同它所造成的损失一起，被历史的记忆所吞没”。

　　按照《转型时代》的说法，“一个主要的强国一旦取得霸权，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其霸权地位来延长其统治权。然而，正是这种延长统治权的努力本身对其权力基础具有破坏倾向。由此开始其相对衰落的长期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认为，虽然世界前景变幻莫测，但是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成为事实。

　　无论如何，正视美国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衰落，成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显示出越来越大影响的社会思潮。这些著作，作为我们时代的声音，第一位的意义不在于那些替代方案实现的可能性，而在于对正在运行的主流现实的及其前景的否定，在于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有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客观过程。这是当代进步人类在苦难中的控诉和理论创造的精华，这是埋葬西方全球化的深层历史力量的一次新的呼唤。

　　这些著作的一个普遍弱点，是研究全球化而没有足够估计全球人民的意志、愿望和决定性力量。在那些令人尊敬的们的笔下，人民是悲苦的承担者，他们值得同情然而除了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却无所作为。人民的创造力，基本上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美国霸权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资本主义的衰落，被作为同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无关的自我演化过程。应该说，他们至多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因此，《伪黎明》强调，未来是全球自由放任主义的崩溃和“一个正在深化的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转型时代》强调前景莫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混乱之后，甚至会有“重构一种与以前体系一样的充满等级、不平等和压迫的体系”的可能，也就不足为怪了。

　　（八十九）反西方全球化之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引起全球关注，发端于1999年底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期间。从那时开始，西方巨头的每次国际性聚会，几乎都会引发群众性的示威和游行。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口号也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西方国家军警的弹压，多次出现的伤亡，都只是进一步点燃起愤怒的火焰。结果是西方巨头们在他们统治的偌大世界，居然找不到一块可以安宁地讨论如何瓜分全球利益的会议厅，闹得东躲西藏、偷偷摸摸，甚至不得不把聚会搬到在海洋中漂浮的某个军舰上。2001年，与集聚世界大国和富人的“世界经济论坛”会外群众示威的同时，在巴西出现反西方全球化力量的第一个全球性论坛“世界社会论坛”。2003年1月，举办第三届论坛，156个国家的5000多个组织派出代表，到会人数达到10万人。论坛强调指出：美国利用全球化在全球追求其单方面利益和霸权，拥有最大和最危险的武器库，不仅是战争的最大危险，而且是各种恐怖主义的制造者。

　　正如西方全球化已经在反对所谓恐怖主义的名义下走到赤裸裸的全球武力征剿，反西方全球化运动也已经相应地在确定反对侵略战争的主题。当我们写作这段文字的时候，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准备如火如荼、几乎每天发出的战争叫嚣震耳欲聋。但是从2003年1月18日起，在阿拉伯世界，在华盛顿、纽约、巴黎、伦敦、柏林、罗马、莫斯科、东京、汉城和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城市，几乎同时爆发大规模群众反战示威。西方垄断集团内部争吵不休、裂痕斑驳。

　　2月15日，全球——覆盖欧洲、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60多个国家、600多个城市——参加反对美国侵略战争的群众性示威游行的人数为1000万以上，据称已经超过上世纪七十年代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规模。如此众多的国家和人民，却有着共同的目标，这就是集中谴责布什和布莱尔，主张“要和平不要战争”、“抗议用鲜血换石油”、“战争是民主和自由的倒退”、“布什从未在乎人权”等等。

　　（九十）貌似公允的评论家，使用不同的语言，在自己的主流媒体组装西方廉价出口的零部件，没完没了地复制西方已经造好和炒烂的话题：反西方全球化就是反全球化，就是不识时务、守旧和倒退；这些人鱼龙混杂，一盘散沙，偏爱街头暴力，是一支不受政府管辖的无政府力量；提不出积极的建议，“并不一定是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如此等等。

　　他们终归要说点什幺。

　　但是反西方全球化运动的出现、规模的扩大、向历史深层的推进，却表明着这样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西方全球化损害着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利益，制造着越来越多的敌人，已经和正在遭到世界越来越多人们的质疑和唾弃。

　　参加挺身反对西方全球化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的实际运动的，不仅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全球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而且包括在日益加剧的两极分化中从所谓中产阶级中跌落的人们、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内部的某些力量。

　　希望得到起码生存保障的人们，要求真正民主权利的人们，呼吁自由地发展的人们，追求尊严地生活的人们，维护民族主权、国家独立的人们，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们，保护环境的人们，提倡女权的人们，维护儿童权益的人们，来自不同国家、民族、阶级、党派、宗教和有着不同职业、信仰、政治见解和生活方式的人们，——一切在西方全球化中受到损害和有志于寻找新的社会目标的人们，正在重新集结起来。

　　反对西方全球化，已经蔚然成为全球的一道勃发生命力的风景线。

　　（九十一）西方全球化的现实，正在提供认识资本主义的顶峰美国、认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命运的从未有过的清晰而切近的蓝本，正在孕育着结束资本世界统治、进行社会探索和创造的伟大风暴。一个逆转西方全球化历史方向的新的时代，正在从这里起步。

新的坎坷和新的创造天地

　　（九十二）人们会问，在反西方全球化的全球性运动中，在西雅图和热那亚的街头，在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究竟有多少曾经宣誓为全人类解放贡献终生的共产党人呢？在进步人类面对西方全球化的严酷进程重新认识自己命运、进行新的伟大历史探索和创造的队列中，难道没有共产党人出没吗？在西方全球化使全球日益陷入空前广泛而深刻的两极分化，极少数富翁用全球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血汗，养得自己肥胖过度的时候，在非洲儿童由于战乱和饥饿、伊拉克儿童由于制裁和缺医少药而夭折，亚洲劳工葬身矿井、拉美人民不得不靠拣易拉罐和乞讨糊口的时候，共产党人在哪里呢？

　　（九十三）在研究全球化与共产党关系问题的时候，当前世界呈现出来的，是一幅看来矛盾的、无序的、错综复杂的图景。

　　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来说，党仍然是一种极具威胁性的存在。

　　一方面，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很少见诸媒体，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似乎已经无足轻重。另一方面，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被宣传为万恶之源，闹得面目全非、周身污浊，被一次一次宣判已经过时、失败和死亡。西方当局及其主流媒体，从来没有停止在全球向共产党或者他们想象中的共产党动手动脚，或者吐沫飞溅、倾盆大雨般没完没了地发射古往今来最刻毒、最具侮辱性的语言导弹，或者把党的庄严的纲领送上云端，在关于“爱”、“宽容”之类的温柔乐曲中，使共产党成为只要不革命、说什幺干什幺都无所谓的党。

　　忠诚的共产党人却仍然在战斗。

　　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是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执政党。在美国炮口下巍然屹立的古巴，共产党是国家独立和人民权利的象征。在苏联各共和国，共产党存在下来了；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调整中艰难地前进。1999年欧洲议会选举期间，共产党呼吁同“新自由主义教条”决裂，主张创造就业机会、终止公共部门私有化、取消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反对北约东扩和对外军事干涉，形成新的欧洲左翼。其特点是在自己的纲领中吸收了知识阶层、女权主义、黑人群体、生态主义斗争的经验和智能。近二十年来，每年4月中旬的第一个周末，都要在美国举办包括多国组织和人士参加的社会主义学者会议。2002年会议的一个突出成就，是一致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盘剥与控制。因此，“把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运动结合起来，强调民族运动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民族运动对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内容和旗帜。”[xlv]

　　在拉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的勃起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加强，已经日益成为引起广泛注意的动向。

　　有一种现象令人忧虑。这就是，在理论的思考和战斗中作茧自缚，主要地把自己局限于这样一些方面：（1）社会主义曾经在苏联取得巨大成就，使一个原先落后的国家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2）社会主义没有全部垮掉，还有中国等几个国家属于社会主义；（3）西方包括美国自身也还有许多问题；（4）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精彩论述甚多。因此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云云。

　　这些方面的论题当然可以发挥。然而仅止于此，就终究无法摆脱自我辩解的被动地位。这种辩解，就主要方面而言，或者立足于书本和概念而远离实践，或者是为着历史而不是为着现在和未来，或者属于先辈而不属于自己，总体上缺少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来具备的现实的深厚根基和历史的生命力。

　　在反西方全球化群众运动的游行中，在工人罢工队伍的前列，经常出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的画像。大概不会有人反对，那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于共产党人历史功绩的肯定和创造未来的思想旗帜。

　　（九十四）在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和苏联解体，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共产党人乃至整个左翼的全球性征剿愈益严酷的背景中，有两种现象值得特别注意。

　　一种现象是，一些未曾确立过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明确地呼吁社会主义。委内瑞拉一家报纸就有这样文章：《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的向往》[xlvi]。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来自印度的青年代表透露，印度有1000万人拥护共产主义运动，“我们认为，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xlvii]

　　一家墨西哥杂志在回答“社会主义过时了吗？”这个当代最敏感、最直接的政治问题的时候，且不说比西方主流舆论，而且比许多曾经同共产党有关的媒体、团体和个人，更懂得历史辩证法：“社会主义过去和将来永远不会过时。今天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后退时期，或者说正在撤退。尽管社会主义的歌曲不唱了，那种风格也不使用了，但毫无疑问，不能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过时的东西。”“理想社会主义的出现为人类寻求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开辟了广阔前景”，因为这一事业“来源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尽管我们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方面从技术上取得一些进步，但从某些方面讲，我们依然面对着一个地狱。本世纪开头的局势就令我们感到如此地凄凉：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生态灾难以及那些被认为是‘多余的’贫困人口。”[xlviii]

　　另一种现象，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所说，“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力远远不限于人数日益减少的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许多假设、分析特点和思维习惯，在西方学术界甚至更大的领域广为流传。”

　　在谈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这家周刊的一个判断颇具一格：西方人正因其在西方生活，或者说直接了解资本主义，所以“大多对此有较为公正的看法”。恰恰在拆毁柏林墙十周年纪念日前夕，1999年10月，BBC公布了它在相当大范围的关于一千年中谁是最伟大人物的民意测验的结果：马克思。它说，“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得到学术界的尊重。”文中举出两本书《马克思的报复》和《今天为什幺要读马克思》，也有类似的看法。[xlix]——对于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共产党员来说，对于那些今天还有共产党员身份却仅限于从所谓纯学术层面或者说从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层面承认马克思主义而竭力回避和抹煞其革命灵魂的人们来说，“革命者”居然是BBC民意测验中马克思获得尊敬的原因之一，实在是历史的嘲弄。

　　甚至某些西方主流报刊也在谈论，西方全球化的时代进展到今天，世界需要马克思、正在创造着出现新的马克思的条件。“今天，下一位马克思在世界某地漫步”，——他或许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街上反抗使他家破人亡的一次经济衰退，或许是巴勒斯坦人、印度尼西亚人，或许身在北京，或许是每天死亡几百名儿童中某一个非洲国家孩子的父母，或许是俄罗斯人。总之，不仅曾经出现马克思的西方国家，而且“从拉美到非洲再到亚洲，任何地区都可能出现下一位马克思。”[l]

　　诸如此类现象的并存，显示出这样一个事实：不是先哲的教义、金钱的诱惑、政府的法令、军警的枪口，而是西方全球化或者说资本全球扩张的现实，推进着人们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创造着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条件。但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命力不在投票箱、书斋、权柄、头脑和宣言里，而在世界人民反对西方全球化、创造新的未来的伟大的历史实践中。

　　（九十五）中国共产党的一段往事，对于今天的世界共产党人来说，具有启示的作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其时中国政府昏庸无能，执政的国民党内颇多亲日势力，其它则要幺主张“中国必亡”的失败主义，要幺鼓吹“中国速胜”的盲目乐观，倒是在剿灭共产党这个问题上不惜军力，而且得到日军的默契和配合。民族灾难乌云压顶，亡国灭种近在咫尺。共产党只有几块地域狭小的根据地和一支人数很少的军队，面临着远为强大的日军和国民党军的双重围剿。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都不会提供救中国于水火、使共产党勃然兴起的现成药方，共产国际的指示又往往隔靴搔痒、文不对题甚至错误百出。

　　在巨大的艰难和被斩尽杀绝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靠变节背叛以苟活人世，没有靠背诵教义而自消自灭。党勇敢地高举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捍卫民族利益的旗帜，根据新的现实确立了新的战略策略。这就是组成共产党领导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国际上，利用帝国主义之间、不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直到团结日本方面反对侵略战争、要求和平的人士。在国内，团结一切民族叛徒之外的力量。首先团结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地主区分为开明地主和汉奸地主、恶霸地主。资产阶级不仅区分为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而且同蒋介石集团实现国共合作。但是团结面越广，也越是清醒地保持着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保持着党的阶级尊严和政治独立性。

　　日本侵略者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为其一国控制的殖民地，这一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和国内阶级关系，造成中国人民的灾难，也造成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现实和新的群众基础。出现了新的最主要的敌人，也出现了新的、比过去多得多的朋友和潜在的朋友，包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时期团结共事的朋友。党正是在这种艰难中重新取得历史主动权，战胜巨大坎坷、重新崛起和壮大的。

　　全部问题的依据，就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在新的现实中明确最主要的敌人、建立和巩固最坚实的阶级基础、依靠和团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用毛泽东同志写于这个时期的一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中的话来说就是：“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九十六）凝聚着国际垄断资本仇恨和恐惧的地方，恰恰应该是人民寄予最大期望的地方。

　　但是如果说工人阶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和整个进步人类把从资本国际统治下解放的期望寄托于共产党，在今天的世界，恐怕只有很少人相信。

　　在发生苏共蜕变、失去执政地位以至一个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这一事件之后，人们当然不能不思考，共产党到底是否有资格承担历史赋予的重任。西方以极大精力继续把共产党妖魔化；澄清已经存在和继续编造传播的谣言和污蔑决非易事。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给党造成极大的困境；认识和客观地分析这种困境，找到走出困境的道路，同样决非易事。但是问题仍然集中于党本身。

　　历史累积和沉淀着人民的深深的信赖。但是党特别是像苏共这样曾经一度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旗手的大党，的确犯有重大的错误。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要求党对历史事变和世界运动进程及其走向做出科学的回答，重新审视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只有在党的错误首先是苏共的错误真正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重新起步的教益的时候，只有在党显示出领导人民战胜西方全球化、在全球生产力和交往的空前发展中实现人民自己权利的政治能量的时候，只有在党首先为本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解放、民族的进步做出任何其它政党无法代替的贡献的时候，人民才能再度确立对党的信赖，再度接受党。

　　（九十七）在世界以从未来有过的速度和规模全球化，全球化成为全球居民卷入的过程，伟大的科学技术提供着从任何一个地方观察社会运动全貌工具的情况下，在我们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资本扩张到哪里，资本的压迫和剥削在哪里存在，哪里就会有反对这种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哪里就会有共产党、就会有马克思以及他的弟子们的踪迹和影响。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教科书。在西方侵略者眼里，这块伟大的土地堪称肥美的宴席。但是他们忘记了，这里会出现几个李鸿章、汪精卫，却也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猛士、武昌起义的好汉、“五四”运动掀开的新的篇章。接着就是共产党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就是从井冈山、延安到北京，从平型关、淮海战役到朝鲜战场，从国家的统一、多民族的团结到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中华民族的有血有泪、可歌可泣、使世界为之惊叹的辉煌史诗。

　　西班牙报纸刊出的《新社会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指出，列宁领导的1917年苏联革命曾经提供一个人类历史的“质的飞跃”的成果典范。现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正在高涨。第一世界各种各样的示威游行、对美洲自由贸易区越来越多的反对态度、新自由主义选举的不断失败以及拉丁美洲新兴社会运动中自发进步组织的出现，都明显地说明了这种趋势。在这个运动中，全球后资本主义正在为这样一种过渡性方式提供出路，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虽然运动还处于自己的初级阶段，但是它将会发展壮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个理论上的全球定位系统。这个所谓的理论性系统，要求弄明白它目前所处的位置和到底向哪里迈出步伐，以便实现这种新的社会。”[li]

　　重要的不是理论的论证和逻辑的推演，而是现实本身运动的客观进程。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弊端百出，要求摆脱它的束缚、创造新的社会形态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涌上舞台而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已经提供足够的思想前提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现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进步人类结束这种战争的要求，产生了列宁。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横扫欧洲的时候，出现了斯大林。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中华民族陷入民族灭绝的危难而执政的蒋介石集团节节败退，在民族生存的斗争中，锤炼出了毛泽东同志。

　　西方报刊在谈论下一位马克思。不是一位马克思，而是成千上万的马克思。谁遵循马克思的道路前进，谁在人民历史创造的实践中探索和寻找真理，谁把自己的终生无私地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谁就可能成为下一位马克思。

　　当历史需要马克思的时候它就会创造出马克思，当人民需要共产党的时候它就会创造出共产党。

　　工人阶级和人民养育了党。寻找和创造新生活的实践锻炼着党。历史进程呼唤着党。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无论在一国、数国或是整个世界，工人阶级和人民越是在苦难中挣扎，这个问题也越是被生活推到前台。

　　（九十八）在西方全球化日甚一日地推进的过程中，摆在今天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两条路。

　　一条，满足于背诵美好的词句和回顾过去的功勋，在少数人的小范围里发表政见和进行讨论，终究被历史发展的浪潮挤到后台。

　　另一条，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

　　这就是，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同一切要求进步、和平、民主、公正、平等的人们，同一切在西方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到损害、要求改变西方主宰和美国称霸的世界秩序的人们的团结，从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纠纷以及由此引起的内讧、争吵、矛盾中捕捉西方垄断资本的软肋和命穴。

　　这就是，从古往今来反对压迫和剥削、反对迷信和愚昧的思想资料中，特别从研究西方全球化问题的思想资料中汲取智能，对西方全球化的现实和各国人民反对西方全球化的实际斗争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在西方全球化同世界人民相对立、走向穷途末路的历史过程中继续披荆斩棘。

　　西方全球化导致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再生产。共产党只能在这一过程中自觉地推进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生产，赋予党存在、奋斗的新的现实根基和历史生命。

　　（九十九）历史提出的问题只能在历史中回答。

　　在从西方全球化灾难中拯救人类的斗争中曾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共产党，有义务、有责任也有可能，把历史的功勋、理论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实践中继续前进、更新自我、实现党的现代化，成为全人类解放的当之无愧的政治旗帜。

　　历史不会事先为共产党人准备好美味的馅饼和欢庆的花环。在多数情况下，等待共产党人的，是警棍和监牢、拷打和死亡，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坎坷和曲折。但是和人民在一起，通过错误和失败的炼狱走向正确和胜利，正是共产党人的天职。

　　历史是人民创造和人民成为主人的过程。奴役绝大多数人的社会秩序终究将被绝大多数人所埋葬。绝大多数人终究将获得自己和获得世界。

　　腐烂坏死是生命的试验室。西方全球化造就的巨大的苦难和深刻的危机，正是共产党和世界人民从根本上逆转西方全球化的方向、创造新的伟大未来的孕床。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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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见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ii]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iii] 《他们是法西斯分子》，法国《玛丽安娜》周刊2002年12月1日。

　　[iv] 《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西班牙《起义报》2002年4月1日。

　　[v] 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vi] 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人们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人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vii] 熊向晖《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viii] 见徐世澄《连续执政71年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缘何下野》，《拉丁美洲研究》2001年第5期。

　　[ix] 尼克松《戈尔巴乔夫的危机与美国的机会》，美国《华尔街邮报》1991年6月2日。

　　[x]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

　　[xi]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ii] 见文甘君《忧郁的俄罗斯在反思》，三联书店2000年。

　　[xiii] 米·康·戈尔什科夫《当代俄罗斯：是否有“新社会主义”的前景？》，《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6期。

　　[xiv] 《苏维埃的遗产阻碍经济发展》，美国《芝加哥论坛报》2003年1月26日。

　　[xv]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

　　[xvi] 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

　　[xvii] 《日渐衰落的全球形象》，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2年12月5日；《美国既让人羡慕，又遭人唾骂》，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12月9日。

　　[xviii] 《宣传性轰炸：战争的第一枪——萨达姆以1比0取胜》，西班牙《起义报》2003年3月1日。

　　[xix] 《赢得战争却失去人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3年2月27日。

　　[xx] 见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xxi] 小杰克·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xxii] 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

　　[xxiii] 见季正矩《腐败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香港传真》2002年4月3日。

　　[xxiv] 吴恩远《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xxv] 西班牙《世界报》2002年9月30日；法新社伦敦2002年7月23日电；法国《欧洲时报》2002年9月21日。

　　[xxvi] 法国《欧洲时报》2002年9月25日。

　　[xxvii] 俄塔社莫斯科2002年9月18日。

　　[xxviii] 法国《欧洲时报》2002年3月9日、5月19-22日；英国《名利场》2002年7月号；德新社科隆2002年7月22日电；拉美社哈瓦那2002年8月18日电；美联社日内瓦2002年9月3日电；俄罗斯《消息报》2002年9月28日。

　　[xxix] 见大卫·科茨、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xxx] 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1年。

　　[xxxi] 法新社巴黎2002年9月9日电。

　　[xxxii] 阿尔弗雷德·科赫《出卖苏维埃帝国》，新华出版社2000年。

　　[xxxiii] 见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第1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

　　[xxxiv] 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xxxv] 俄罗斯《消息报》1996年1月10日。

　　[xxxvi]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xxvii]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xxxviii] 夸田茂树《苏联解体之谜》，日本《This Is 读者》1992年第3期。

　　[xxxix] 《金钱与权利的追逐者》，俄罗斯《消息报》2002年2月27日。

　　[xl] 乔姆斯基《“联盟社会”的罪行》，美国《外交政策》2002年第9/10期。

　　[xli]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lii]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liii]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

　　[xliv] 保罗·肯尼迪《到了美国退场的时间？》，美国《新闻周刊》2002年12月-2003年2月特辑；《危险的野心》，德国《经济周刊》2003年1月30日。

　　[xlv] 见何萍《反思当代反全球化运动——2002年社会主义学者会议简介》，《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xlvi] 《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委内瑞拉《宇宙报》2001年6月6日。

　　[xlvii] 德新社河内2002年12月17日电。

　　[xlviii] 《社会主义过时了吗？》，墨西哥《标志》周刊2003年2月16日。

　　[xlix] 《共产主义后的马克思》，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2年12月21日。

　　[l] 《在此之后——无论资本主义命运如何，有人已经在设计替代方案》，美国《华盛顿邮报》2002年1月20日。

　　[li] 《新社会主义代替新自由主义》，西班牙《起义报》2002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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