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综述
以“经济全球化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首届论坛，于2006年4月2日至3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此次学术会议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共同举办。来自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奥地利、加拿大、越南、韩国等15个国家的近百名中外专家，出席了此次学术会议。会议由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日本京都大学大西广（Hiroshi Ohnishi）教授主持，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程恩富教授致开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何秉孟研究员致祝贺词。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美国麻省大学教授大卫·科茨（David Kotz），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伊藤诚（Makoto Itoh），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自然、社会与思想》杂志主编、明尼苏达大学名誉教授欧文·马奎特（Erwin Marquit），法国弗朗索瓦·佩鲁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马恩河谷大学简·克罗蒂·迪罗内（Jean-Claude Delaunay），任职于《资本与阶级》和《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编委会、非主流经济学学会和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学会会员、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商业管理学院教授西蒙·莫恩（Simon Mohun）等许多世界知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会聚此次论坛，就当今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挑战、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察和研究世界和各国经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何联合起来等重大问题，展开交流和讨论。
一、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的挑战
以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标志，历史上就存在两种趋势的全球化：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何秉孟指出，苏联和东欧国家蜕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西方一些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放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的历史终结”。伊藤诚指出，1973年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却未使社会主义因此受益。由于苏联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模式，因此1991年苏联崩溃导致了人们普遍对社会主义的怀疑。同时，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模式并未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挑战。由于对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还没有清楚地建立起来等原因，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正转向资本主义。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简新华也指出，大多数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生，应该怎样正确评估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必然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是错误的，是否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这是需要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说服力解答的重大问题。
曾就职于奥地利科学院和欧盟研究机构，现任维也纳科技大学设计和技术评估研究所人机交互研究小组组长、信息学系社会控制论教授皮特·弗雷斯纳（Peter Fleissner）指出，全球信息社会的出现对社会科学家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是如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在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塌陷，而国际贸易中的新自由主义法则却同时在不断扩张。这样以来，许多新的问题就被提上日程。弗雷斯纳思考到，古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理论观点还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当代社会的理解吗？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专门术语能足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吗？我们有必要修改原有的概念吗？如果是的话，向什么方向修改？甚至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社会具有哪种本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征，才可以被称为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社会主义将是什么样子？鉴于转型可能带来的高额成本，它能足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多数人放弃当前的生活方式，选择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呢？不仅拥有浓厚兴趣而且有能力把美好社会的理念付诸实施的革命主体是谁？或许为此，我们不须明确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阶层吗？
马奎特指出，由于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工人面对不发达国家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正遭受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日、减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的威胁。马克思主义必须着眼于无产阶级的国际化，解决国际工人阶级间的利益冲突问题。针对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积极引进资本，还对外进行资本输出，马奎特提出，资本输出能不能成为判断帝国主义的标准问题，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是否占有外国工人的剩余价值问题。马奎特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能孤立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混合经济时，需要考虑按劳分配的实现问题、私人部门工人工资决定问题，需要研究社会主义性质的混合市场经济向共产主义产品生产和分配方式过渡的模式。简新华也分析到，资本输
出现在主要是输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经济落后国家，发展中国家甚至采取各种措施引
进外资，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那么资本输出还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经济落后国家的重要工具吗？美国反对从社会主义中国进口商品最坚决的是传统产业的工会，而且工会与商会，也就是职工与老板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一致主张限制从中国进口商品，民族主义似乎高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那么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否还具有可行性？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出现了显著的不同。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还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经济原理是否已经过时或者科学？是不是揭示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是否最终还是会走向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
曾任职于康奈尔大学的纽约州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的产业研究所、堪尼苏伊斯学院和都柏林大学，现从教于爱尔兰国家大学经济系的特伦斯·麦克唐纳夫（Terrence McDonough）博士，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阶段理论不同学派间的比较研究，提出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阶段理论进行分析？当前资本主义是否构成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全球化是否超越了量变上升到质变？迪罗内认为，30年来，资本主义体系已积极地实现了全球化，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时期。那么由此形成了一个全球资产阶级吗？全球被剥削阶级有能力反抗这个更新的全球资产阶级吗？这些阶级的结构构成与传统国家框架下的构成相同吗？迪罗内指出，对此的争论依赖于对资本主义体系的两个不同解说。一方认为，现代资本的全球化将会引起社会关系及其矛盾质的变化；另一方却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关系将会在本质上发生改变。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认为，资
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可以用国家霸权的更替史来描术，如热那亚-西班牙霸权、荷兰霸权、英
国霸权和美国霸权。而在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霸权还有效吗？取代国家霸权的将是
什么呢？没有国家霸权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化阶段必须回答的问题。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奚兆永指出，全球化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究竟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这个全球化问题呢？它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又怎样呢？福建师范大学校长、教授李建平看到，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
把中国作为敌对意识形态的主要对手，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不会改变。有人千方百计地要把“华盛顿共识”推销到中国来就是例证。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出现了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倾向。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分析到，刚刚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学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一些姑且算是天真的人看来，在制度上和美国“接轨”就会自动使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国家，而所有这类“接轨”的前提，是在观念上先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接轨”。为此，必须在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中进行“洗脑”，甚至研究生教育也是不必要的，大可把经济学博士生们全都派遣到美国去学习。在这种议论中，具有半殖民地色彩的、依附性的思维方式是清晰可辨的。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下的经济全球化
何秉孟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有关时代特征和人类发展趋势的重大问题，也是每个国家必须在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基础上做出对策和选择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当然，更是关注这个问题并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必须做出自己理解和解释的问题。
程恩富认为，经济全球化将最终导向全球社会主义。这是一国内部的经济不断社会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和国际社会的经济不断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私有制和国有制之间的矛盾运动的结果。而走向公正和有序的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的是全球社会主义而非全球资本主义。如今的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并不能阻止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历史趋势。何秉孟也认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虽然是资本主义在更高层次上向全球的扩张，但从长远看，它也为社会主义的复兴和发展奠定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央编译局德藉专家埃克
·考普夫（Eike Robert Kopf）也指出，世界生产和世界市场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条
件。任职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经济系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亨利·霍本（Henri Houben）博士指出，在分析全球化时，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发展给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带来了社会权力。诸如，社会保障、工资上升和工作时间缩短等等。资本主义在欧洲采取了一条温和的更加社会化的道路，主要得益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胜利。简新华看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某些含有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现象，如公众基金所有制、混合经济、中产阶级、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民主管理、经济计划等，资本主义似乎可能和平演进到社会主义。奚兆永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对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很大的示范作用。早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苏联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实现工业化的伟大成就。结果，不仅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向往苏联的社会主义，就连一些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致使出现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则几乎无人问津。
经济全球化虽然始终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趋势的全球化，并最终是社会主义的全球化。但何秉孟指出，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其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和资本游戏规则的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化。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方兴起教授分析到，经济全球化总是被世界霸主国所操控，世界霸主国往往利用其超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操控全球经济与政治的游戏规则，竭力将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控制在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范围内。程恩富也认为，当今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最有竞争力的西方强国凭借国际事务上的垄断和霸权，力图将自身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的国家。霍本看到，二战以来，在最显著的帝国主义主导势力美国的领导下，整个世界在帝国主义的框架下已被统一起来。世界贸易组织（WTO）就是被创造出来加强这种统治的。一些新保守派，把资本主义终于战胜社会主义的这个阶段称为“历史的终结”。霍本认为，资本主义取得了一些成功是毫无疑问的，但此种说法也昭示了帝国主义的傲慢。
伊藤诚指出，1973年以来接连不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使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全球化的趋向来进行重新调整。这时对自由竞争市场效率深信不疑的新自由主义开始盛行，成为将资本主义秩序推向全球的代表性意识形态。但新自由主义正在加深经济上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全球的生态危机以及南半球的绝对贫穷，大大增加浪费性投机行为造成的世界市场的不稳定性。新自由主义所赞赏的是现代“赌场资本主义”中的投机收益，却贬低通过企业和劳动力所创造的财富。程恩富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其主张非调控化，反对国家干预，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宣言“私有产权神话”，强调保障的责任由国家向个人转移的福利个人化。 但是，近10年左右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却是失败的。苏东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是爬行的十年，美欧是缓升的十年。被联合国认定的 49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 ，亦称第四世界，也没有通过私有化等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全球化途径富强起来，有的反而更加贫穷。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胡乐明教授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政府作用定位失当，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甚至陷入激烈的政权危机和社会动荡之中。科茨认为，美国70年代的螺旋式通胀导致规制资本主义的解体，80年代后新自由资本主义已取代了规制资本主义。科茨通过考察美国2000年后的经济运行，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已进
入新自由主义范式的危机，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本身却无法克服这场危机。加拿大约克大学李民骐博士和清华大学朱安东博士，通过对世界利润率变化长波的研究，也得出了与科茨相似的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王振中认为，俄罗斯出现了“转型衰退”，拉美出现了“改革衰退”的现象。奚兆永指出，拉美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坏事变成了好事，反而为这两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可能性。
顾海良指出，从1880年开始的这120年，资本以垄断为主线得到发展——60年的私人垄断、40年的国家垄断和20年的国际垄断。从私人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再发展到国际垄断，才使经济全球化成为现实，所以了解经济全球化不能脱离跨国公司的发展，也不能脱离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化这个基本事实。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干强认为，如果用唯物史
观的方法分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不能看成与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等的阶段。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阶段本身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霍本指出，美国国内制造业的份额持续下降，进口的份额却从来没有停止增长。在2004年，美国国内只能制造保证一半需求的产品，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的产品满足了超过1/4的需求，从欧洲、日本和加拿大进口的产品满足了另外略少于1/4的需求。第一，美国对进口产品如纺织品、电视机、收音机等，支付较低的价格；第二，美国通过对外提供专利或其他服务赚取利润返还到国内；第三，由于进口商品的价值低廉，导致劳动力价值的降低，为美国国内支付较低水平的薪水提供了可能性。这样美国就有效获取了国际转移的外国产品的剩余价值。美共经济委员会委员、坎布里奇市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心教授瓦迪·哈拉比（Wadi Halabi）认为，在全球贸易中存在不平等交换，资本主义强国以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或者以低于价值的价格购买商品。全球贸易协定强化保护帝国主义国家知识产权，也加深了这种不平等交换。哈拉比指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的真正惟一来源，当然，今天越南经济也取得了增长。特别是，它们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增长，已经阻止了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生产过剩”的全面危机。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皇后学院经济系梵姆西·瓦库拉布哈拉兰姆（Vamsi Vakulabharanam）博士通过对印度南部农业经济的考察，得出的结论是，除非整个世界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否则贸易自由化可能仅仅是，以牺牲欠发达国家处于贫困与死亡边缘的农民利益，来支撑第一世界享受津贴补助型的农业。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颜鹏飞、吴文劲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没有跳出“李嘉图定律”的怪圈，其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以牺牲国内或国外一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
现任职于美国阿尔戈纳国家实践室、乔治华盛顿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北佛罗里达大学、田纳西大学教授阿·斯科特·弗瑞（R. Scott Frey）从事发展的跨国决定因素的定量分析，关注于健康、安全以及环境损害的全球化。弗瑞通过国际石棉贸易的考察，研究了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如何和为何将危险品及其生产和废弃物出口或转移到外围国家，认为外围国家在资本、技术、专业知识等方面都依赖于核心国，这种依赖关系减少了外围国家选择的余地，并且在与核心国的经济交往中处于弱势地位。德国科隆大学黄凤祝博士指出，资本主义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落后的国家从属于工业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巴黎第十大学的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罗林奈·罗伯特（Rollinat Robert）在研究欧洲一体化进程时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界定和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在欧洲水平上整体考虑的工人利益。要关注竞争法则导致的欧洲工人间，特别是来自东欧与生活在西欧的工人间的分裂。美国迪保罗大学的梅瑞恩·拉汝蒂（Mehrene Larudee）博士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并不像工人、工会和进步经济学家看到的，其主要和最初的目的是一项通过破坏就业和工会谈判力量，来降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计划，其主要或最初的目的却是确保对美国的石油供给。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副总经理郑德力博士指出，由于美国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和经济实力的相对下跌，美元的特殊特权地位不断受到欧元和日元的挑战。
三、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和发展
简新华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迎接其面临的挑战，才能保持其科学性，才会有生命力，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边缘化。奥地利克拉根福大学约瑟夫·鲍姆博士认为，利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创批判性和科学性，来重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科学的全球霸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弗雷斯纳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一种选择是，放弃对世界的理论思考，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并听之任之。当然，这样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更好的处境：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会使全球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另一种选择是，继续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工具，越来越绝望地维护过时的概念，并且沿袭过去的革命习俗，指责背叛公民的一个又一个社会主义政治领导人。在欧洲，这些人正在形成不断分裂的政治派系，但他们却注定会变得无足轻重。还有一个更艰难而且更具有风险性的选择是，从最基本的开始，对旧的概念和理论进行重新审视，保留有用的，而且有必要的话，应根据社会的实际进展，特别是根据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实际进展，发展新的更有说服力的概念。弗雷斯纳赞成的是第三种选择。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顾海良认为，我们现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马克思的思想，否则会损害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能把什么都归结到马克思那儿。怎么才是尊重马克思？就是要学习马克思，结合时代的新特征，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马克思主义。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冯金华教授指出，在利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时，要注意防止出现两种倾向：一是，西方经济学界出现的用数学的形式掩饰其经济学内容的贫乏；二是，政治经济学界出现的忽略和轻视数学分析。冯金华认为，在当前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中，需要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把数学工具恰如其分地引入和溶入具体的经济分析之中，充分利用数学工具的便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复杂的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使经济学的分析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更少一些随意性。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蒙莱汉姆·罗森（Menahem Rosen）认为，数学是一个定量的、一维的学科，不足于研究社会现实，特别是不足以研究经济学。定量研究是不够的，必须由定性研究来补充，这是由社会科学的属性决定的。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教授张忠仁和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白暴力都就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转形问题”的数学方法进行了探讨。
程恩富认为，应确立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原则和假设。现代政治经济学应以五个假设和理论为基点，即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假设、资源和需求双约束假设、新经济人假设、公有制高绩效假设、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假设。 程恩富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多学派地发展。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部应形成不同的学派，学派的形成是学术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艳指出，中国经济学界在20世纪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出的卓越贡献在于，在全球经济不断变化和中国经济实践的特殊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与创新，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思华教授主张，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和经济学之间交叉与共同点的研究，最终建立一个全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林卿指出，人类只有同时从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供给与经济需求均衡、经济系统中供给与需求均衡这两个层面，来思考与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经济系教授竹永进（Susumu Takenaga）介绍了其翻译的俄罗斯鲁宾（Isaac Iliich Rubin）的著作《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情况，特别说明了鲁宾为把抽象劳动与“生理能量耗费”区分开来，提出三种等价劳动：生理性等价劳动、社会性等价劳动和抽象劳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熏华，针对自然资源是非劳动产品没有价值却有价格指出，“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自然资源虽然原生价值等于零，但由于资源过度使用，不得不用劳动使之再生，那就不仅再生资源具有价值，原始的自然资源也应按再生资源所耗劳动计其价值。简新华认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服务业已是主导产业，其产值占整个社会总产值的70%以上，不能只认为物资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而服务业的劳动也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日本久留米大学经济系教授松尾匡（Tadasu Matsuo）介绍了日本近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争论。他赞同，在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可能存在不受剥削的个别工人。但他不赞同“广义商品剥削原理”，他对“剥削”的解释是，工人们被迫生产了不能由他们意愿进行支配的净产品。
河南财经学院教授杨承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从西方经济学来的。最早提出和坚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是卓炯，文献中最早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是于祖尧在1979年4月发表的《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吴宣恭，论证了新制度经济学中团队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和马克思主义的企业所有权理论的科学性。吴宣恭指出，企业所有权连同由它分离出去或派生的其他产权都是由所有制决定的，不是合作博弈或者契约不完全的产物。我国有些经济学家搬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也强调“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倡导权利必须向企业经营者倾斜，有的还主张企业归经营者所有是发展的必然。他们将这些观点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漠视企业的归属权的重要性，只强调对经营者的激励而不顾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也不谈对他们的监督约束，实际上只能为高层管理者占据控制权乃至攫取所有权张目。他们有的在“郎顾之争”的偏颇立场遭到普遍谴责，表明他们理论的破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余斌、黄凌云指出，无论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还是从企业管理的根本问题，以及从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看，社会主义都必须大力创办和发展国家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及三资企业同样交纳了税收，所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不能再用于一般财政支出。否则，国有企业就是在对其他类型企业进行补贴，这是不公平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卢荻指出，中国的经验表明，坚持个人财产所有权原理既不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博士吕守军通过对日本自来水公用事业的研究得出，日本自来水事业的效率性的提高并不是通过民营化来实现的。江苏省委党校现代化研究中心教授李炳炎认为，国有企业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目前的国有企业的改制，正是受到新自由主义的误导而误入私有化的歧途。如不及时纠正，照目前这样下去的趋势，公有制经济的微观基础将被消灭，其结果是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评论》主编范文德主张，应把所有制作为主要目标，改为把所有制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目标。强调当私有制不再是生产力的必要形式，不再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从而成为与生产力发展极为矛盾的“桎梏”时，私有制才会被废除。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许兴亚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指出，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需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努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科学和民主，以朝着人类发展和人类社会形态的更高的目标前进。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方兴起指出，马克思曾提出过两条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一条是西欧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另一条是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实践者忽视了马克思关于农业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将马克思的西欧工业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运用于农业国度，是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遭受严重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智效和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不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否定和超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论断是科学的逻辑结论。在当代，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发展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完全否认在争取劳动者解放的过渡时期存在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莫恩和罗伯托·维纳让尼（Roberto Veneziani）利用美国经济检验古德温周期（Goodwin Cycles）模型时提出，应对作为资本代理人的管理工人与被监管对象的非管理工人作出区分，指出非管理工人工资有下降趋势，而管理工人工资却呈上升趋势。
伊藤诚指出，为了社会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复兴，我们应该从理论上承认未来除了已经失败的苏联模式外，社会主义还存在多种可能的模式。俄罗斯共产党现在所倡导的民主政治体制下的计划经济，虽然还未有付诸于社会实践，但也可作为一种可能的模式。现在有很多种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中国正在试图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其增添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哈拉比主张，马克思主义很有必要剖析，资本主义对“全球化”作出的反应及其强化全球工人间竞争所采取的行动。同时马克思主义有必要指明社会主义全球化的前景，以及公正、和平和兴旺的全球劳工组织前进的方向。伊藤诚指出，为了理解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属性，以及确保为劳动人民提供更多的路径选择，应当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国际合作的作用。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吴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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