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之梦

和谐之梦

最近和谐一词出现频率之高是历史罕见，有右派茅于轼鼓吹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为此，人们不得不对此作一番考察。　　

1 和谐之梦　　

1.1 中国之和谐梦　　

  在先秦文献中，尚未见“和谐”一词。现在所见最早的约出现在汉代。先秦典籍《尚书》、《周易》、《周礼》等多次出现“和”字。《尚书·尧典》中提出：“协和万邦。”《尚书·周官》有：“和上下。”《周易》指出：“保合大（读tài）和，乃利贞。”《周礼· 冬官考工记》说：“和则安。”以上诸例中，“和”有调和、和谐、和平等义，意义虽与本义有关联，却并不局限于音乐领域。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常论及的理想社会观，孔子的理想社会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学而》）；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礼记·礼运》描绘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清平有序的理想境界。不仅古人把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社会去追求， 近代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也把它视为改造社会的最终目标。如洪秀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贯穿于其中的主线就是和谐；康有为的《大同书》也描述了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而孙中山则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他最高的政治理想，且毕生致力于此。可见，“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国千百年来传统文化追求的终极目标。　　

但是，天公不作美，中国的历史并没有因为这些和谐论而变得和谐，就拿中国的近代史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矛盾和斗爭！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⑺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⑻和黄巾⑼，隋朝的李密、窦建德⑽，唐朝的王仙芝、黄巢⑾，宋朝的宋江、方腊⑿，元朝的朱元璋⒀，明朝的李自成⒁，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⒂，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⒃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⒄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27)、义和团运动(28)、辛亥革命(29)、五四运动(30)、五卅运动(31)、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　　

可见在阶级社会中，和谐只是诸子百家这些士大夫们的一个梦而已！　　

1.2空想社会主义之和谐梦　　

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最早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他针对16世纪初期的欧洲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 提出了建立“最完美最和谐的社会制度”的“乌托邦”理想。1803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了《全世界的和谐》，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提出了“和谐制度”与“和谐社会”的构想。他认为，在自然体系内存在和谐的秩序，那么在社会体系内也同样应当有和谐的秩序。必须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残酷和不公，构建工业与农业、家务与教育、生产与消费的联合体，在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各阶级的融合。傅立叶还设计了一个和谐制度的基层社会组织——“法朗吉”。“法朗吉”由人们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自愿组成,，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商业、家务、教育、科学、艺术这七种“劳动”在内的协作社，每个法朗吉中的劳动者都自由而和谐地共同建设新生活。　　

另一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也曾试图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工作与生活和谐的社会。1824年，他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就是以“新和谐公社”命名的。同样，1842年德国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明确也提出了“和谐社会”思想。他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和福利以及全体人的和谐必须得到保证”。“人类每一代的能力的总和与它的需要的总和永远是一致的。如何使这种总的一致和每一个个人的能力与欲望的不相等互相和谐，这就必须是社会的任务。” 　　

对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 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　　

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而当今，有些人却断章取义鼓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有关主张给予了肯定，指出空想社会主义“提倡社会和谐， 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http://www.jscnt.gov.cn/jswht/newsfiles/35/2007-12/5876.shtml　　

《共产党宣言》指出: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注：“城乡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编者注），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我们还应注意到，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编者注），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之前，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和谐论的说教只是一个空中楼阁, 幻想的梦，在马克思之后，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显然，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　　

1.3当今的和谐梦　　

  为什么说某些人们也是在做和谐梦呢？　　

(1)    当今的变化　　

   当今的从路有冻死骨、博士生自杀到拆迁自焚、死后白骨几年后才发现，从弱者邓玉娇到刘汉黄, 从工人下岗到血汗工厂，工人过着“奴隶”生活, “三座大山”逼农民工攥紧钱包,件件历历在目。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的丧失！　　

   穷人状况与富人欢笑成为鲜明对照。千万富翁一年速成,几百万至上干万元的坟墓，二奶成风，贪污成风，黑社会丛生！和谐在哪里？　　

(2)    两极分化怎有和谐　　

毛泽东早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中就指出: 两极分化后贫困的和富裕的都会不满！ 　　

他说：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1965年4月，毛主席点名要张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冈山，毛主席说：“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毛主席大声地问张平化：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1965年　5月25日　　毛泽东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毛主席也曾对王卓超说：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泽东的话语犹如黄洋界的泉水涓涓不息，又像井冈山龙潭的瀑布呼啸而下，汪东兴、刘俊秀、王卓超三人一阵阵惊叹，又一阵阵尴尬。毛泽东超凡的记忆令他们叹服，博大精深的思想又使几位一时难以体会。也可能毛泽东察觉了一二，滔滔不绝的话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话题一转，说：　　

　　“在为井冈山根据地牺牲的先烈中，还有被错杀的英烈，宛希先、袁文才、王佐等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想过这件事没有？”　　

　　袁文才、王佐是杀错了，但问题的本质，不是杀错几个人，追究几个人。当时党内有一条“左”倾盲动路线，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讲政策，使下面的干部头脑不冷静。　　

　　问题的本质，是路线正确与否，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正确与否。政治路线决定之后，才是组织路线。路线对了，下面同志干劲大，才会胜利。路线错了，很多工作都会走到邪路上去。这是很关键的。　　

　5月25日　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http://zggr.cn/?action-viewnews-itemid-2137　　

   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当时曾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很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第1389－1390页）。　　　　

   毛主席准确预见了两极分化的后果。通钢、林钢等广大工人阶级的反抗说明了工人阶级对当前两极化变化的态度。一个下岗工人深刻地认识了这些年的变化，他说：毛主席发动文革，现在回顾起来很对，你看整的那些干部，哪一个整错了，哪一个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在革命年代出生入死不错，不愧为英雄，但是一掌权就脱离群众，欺压人民。工人农民中间，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也不少，要是没有为集体为大家的思想，很容易叫人家分化瓦解利用，这样的群众基础确实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文革的时候，谁也不相信党内真的会出走资派，等到实际出来了，大家一下子就傻了眼，毛主席看得就是远，不是一般人跟得上的。历史上很多人都打过游击战持久战，谁能够把这些上升到理论高度和战略高度。很多右派在那里瞎说，毛选里头文章是谁谁代笔的，真是笑话，毛主席那种大气、那种霸气谁学得了，你今天再写篇给我看看。所以，那些人知道毛主席著作对他们有威胁，说过时了，不让学了，你要是真学会了，对他们是个竞争和危险。　　

毛主席确实每句话都是有用的，都是真理，都是有深刻用意的，有的东西你感觉到了但不一定理解，只有亲身经历之后才会有深切的理解，关键在看站在什么立场学。资改派对毛选看懂了，也真的应用了，毛主席说干革命首先要区分敌我友，资改派就给地富反坏右平反，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力量，每个政权都要建立自己的社会基础，这是他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间》学到的。毛主席说进攻要建立根据地、寻找薄弱环节，资改派就是从农村改革搞起，从沿海建设特区搞起的，那是他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据地，再一波一波地推开到全国的。毛主席说要在运动战中间歼灭敌人，资改派很清楚只有运动战中间才有机会，为什么要搞对越战争、老山轮战，很简单，只有在军队调动和战争行动中间才有机会，趁机换一批将领，把听话的人换上去，后来再搞一个百万大裁军下一批，搞知识化年轻化再换一批。资改派有一个总的策略，然后再各个击破，从量变到质变。资改派的改革全部是毛主席军事理论思想的应用，不过是转过来对付人民罢了。

很多人都痛恨腐败，但是看法不准确，其实腐败是改变政权性质，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切入点。方励之被放走的时候说过，如果不整垮国有企业，就不可能整垮共产党政权；如果不腐化共产党干部多数就改变不了政权性质，一两个干部贪污腐败还解决不了问题，要是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干部都腐化了，那就不是量的问题了。共产党的根基多深呐，从井冈山一步步走下来，经过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要不是不彻底败坏共产党，怎么整得垮共产党？就这样聚少成多，量变到质变，经济可以改变政治，最后实现质的改变。如果从战略层面看，就很清楚了，不改变共产党就整不垮共产党，毛主席说抗战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对照着改革看，战略相持阶段恐怕早就过去了，现在人家已经公开要拆共产党的庙了。

资改派提出改革、稳定、发展三个方面相互配合，目的是要实现保存自己同时消灭敌人，达成防御中的进攻。我常常想要写一本书，如何从反面去读懂和理解毛主席思想，资改派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要给他总结总结。站在反动的立场去学习毛泽东思想，用对立统一规律为工具去学习，才学得进去，才能真正领会实质和精髓。通过三十年改革，很多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东西都回来了，象资改派那样彻底弄懂毛泽东思想并且还要学以致用，一般人还真是达不到，这是现场的教员。如果站在推翻共产党政权、改变社会性质的高度来看，就很清楚他们要干什么了，再回顾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感到十分信服。对手持久反扑，现在早已经过了相持阶段了，中国这个民族确实多灾多难，那么大的反复，那帮子教授学者还在那里胡说八道，根本不看现实，可见那些党校教授水平之差。他们高兴得太早，结合政治转变群众会醒悟的，会提高认识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有人采取“不管黑猫白猫”及“不争论”的伎俩，唱着和谐歌，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压在工农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不知是什么心，但愿是良心，可决不是×心！　　　

资改所造就的富人，也就是茅于轼说的5%的新的地主、资产阶级，又怎样呢？从零八宪章到要求改名和谐党，到疆独热比娅，他们要求加快改变，重新上台！　　

中国的前途哪道有折衷之路吗，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和谐之路吗？沒有！绝对沒有，这只是有些人为了自身利益而用慌言、用梦语麻痹劳动人民而已！历史已经告诉人们：和谐之梦该醒了！人民应当常醒，由自己解放自己！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致约翰·巴普提斯特·施韦泽　　1865年2月13日　　　　

弗·恩格斯致康·施米特（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９日）指出：因此非常可喜的是，恰巧现在这里的运动也真正开始了，而要阻止它，我认为已不可能。现在参加运动的工人阶层，比只是由工人阶级贵族组成的旧工联人数要多得多，劲头和觉悟也高得多。现在令人感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老头们仍然相信“和谐一致”，而青年们却在嘲笑一切说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人。老头们排斥任何社会主义者，而青年们除了公认的社会主义者外，坚决不要任何其他的领导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Vol.37, p320　　　　

　20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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