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中谷岩，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 2010-7，定价：￥35.0
本书的是谁？
一位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中谷岩，三菱UFJ研究咨询股份公司董事长，多摩大学教授，多摩大学文艺复兴中心主任，多摩大学前校长，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这是一位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书，是对全球化的反思，也是对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反思。
中谷坦言，“日本套用基于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推进改革，结果导致日本丧失优良传统和产业竞争力，日本社会开始分裂。我要坦率地写下自己的观察。”过去相信资源分配应该尽可能交给反映个人自由意志的“市场”，“国家”应该尽可能回避介入“市场”。
世界经济进入萧条局面。要结束这种混乱，恐怕需要几年的调整。
但是，还存在更本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只要没有明确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必定还会多少次地犯与这次同样的错误。
全球化资本主义是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招牌，同时也是造成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化、贫富差距扩大、地球环境被破坏等，给人类社会带来“负的效果”的主犯。全球化资本越是获得“自由”，就会越发助长这种倾向。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应该给全球化资本这个“巨兽”以更大的自由呢？还是应该对它的行动给以一定的限制呢？
自然，新自由主义势力会要求更大的“自由”。因为，全球化资本是扩大自身的最大的营养源。但是，到手更多的“自由”的人，会正是因为那些“自由”而毁灭自身。最终，不受规律限制的“自由”的扩大，会造成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
曾经一时，风靡日本的“没有改革便没有增长”的口号，使财政投资融资制度，取得巨大成果，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过度，也带来日本社会的劣化。比如，这二十年中“贫困率”的急剧上升，给日本社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扭曲。或许，救急难民、异常犯罪的增加，也可以算入其“负的效果”吧。
“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果改革不能使人们幸福，便没有意义。使人“孤立”的改革有负于改革的名称。
中文版序
拙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的中文版将与中国读者见面，我从内心感到高兴。
或许有读者会认为书名未免显得过于“急切”，因为资本主义尚未“自我崩溃”。但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开始暴露种种矛盾，这是基本事实。
如果投机活动驱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自由移动，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必将加剧。其结果，就是造成我们记忆犹新的“雷曼冲击”。
地球环境问题也还在加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它们想尽量不负担保护环境所需的成本。
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全球化，市场扩大，商业机会明显增多。结果，全球市场中能够充分发挥竞争能力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创造多于以往的庞大利益，会增加收入；而其他企业和个人在竞争压力下，则利益受挤压，收入减少，有人或许还会蒙受失业的痛苦。
再有一点就是出现社会冷漠现象。资本主义把人的劳动商品化，使得人们构建人与人相互帮助的和谐温馨的社会的动机变得淡薄。人们不再是在温暖的共同体中相互帮携着生活，而是被利己主义纠缠，认为只要自己富裕就好。结果社会变得不再安定，人际关系也变差。
如果资本主义不能解决这些矛盾，今后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想见，那样会有一部分人变得富有，但同时上述“市场动荡加剧”、“地球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冷漠”问题将更加严重，并覆盖整个世界。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世界迟早必将面对这些矛盾。
我相信，中国人民对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作出非常多的贡献。因为，中国如今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扮演着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引擎”的角色。毫不过分地说，中国的想法、中国的行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今后的世界经济动向。
很明显，一味推行这两百年间支配世界的欧美式价值观，已经不能解决世界的问题。如何抑制全球化资本的投机活动？为了保护地球环境必须做什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地球整体的贫困，实现“和谐社会”？怎么做才能阻止社会的冷漠，实现人们能够安心生活的富裕社会？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中国提出根本性的解决办法，世界一定会深表欢迎。这对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来说，也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相信，中国人民不久一定会给我们提出极佳的解决方案。在中国人民思考以上问题时，如果这本书能够为大家提供一点参考，我将不胜荣幸。
中谷 岩
2010年2月12日
前言
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萧条局面。要结束这种混乱，恐怕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来调整。
但是，还有更本质的问题存在。那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必定还会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错误。
全球化资本主义是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王牌，同时也是给人类社会带来“负面效果”的罪魁祸首。它使得世界经济不稳定，贫富差距扩大，地球环境被破坏。全球化资本越是获得“自由”，就越发会助长这种倾向。
21世纪的世界，应该给全球化资本以更大的自由呢，还是对它的行动给予一定的限制呢？
自然，新自由主义势力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因为，资本的全球化是它发展自身的最大的营养源。但是，获得更多“自由”的人，也会因那些“自由”而毁灭自己。最终，“自由”无限制的扩大，会造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崩溃。
曾经一度风靡日本的“没有改革便没有经济增长”的口号，改变了日本财政投资融资制度，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过激发展，也造成了日本社会形势的恶化。比如，这20年中“贫困率”的急剧上升，就使日本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扭曲。或许，需急救的医疗难民和异常犯罪的增加，也可以算作其“负面效果”吧。
“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果那些改革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便没有意义。使人“孤立”的改革有负于改革之名。
我也曾经充当过“改革”的左膀右臂。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说是充满自诫之念而写的“忏悔录”。或许我的忏悔还不够，但迫于世界情势的紧迫，我不能再沉默。因此，这次我下定决心，将我不成熟的想法写进这本书敬献给读者，务必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本书能够付梓出版，首先我要感谢集英社国际的前董事长岛地胜彦先生。他在就任该出版社董事长后，最先出版的书就是我的《痛快！经济学》（1999）。幸运的是，这本书成了畅销书。与《痛快！经济学》是岛地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相反的是，《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成为岛地社长推出的最后一本书。这或许就是缘分。在此，我要向岛地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总之，在多重意义上，岛地先生是培养了我的恩人。
如果说本书还值得一读的话，多数功劳都仰仗了该出版社的著名编辑佐藤真先生。本书的内容，我与佐藤先生前后反复进行了十几次彻底的讨论。他提出的各种理性建议,他广博的学识和锐利的问题意识，在我看来，多次帮助我增加了本书内容的纵深度。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本书是我与佐藤先生的合作成果。
当然，为本书的完成而尽力的人还有很多，不胜枚举。我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够对经济学以外的历史、宗教、文化、哲学等“知识的世界”投入巨大的兴趣，其直接的契机是我参与的多摩大学“40岁CEO培养讲座”，我担任“私塾头领”。开设这个讲座的动机是出于我们的一个信念。我们认为，要使未来的企业干部能够作为日本的上层人物活跃在全球化舞台上，在单纯的商务才干之外需要具备对历史和世界的全局意识以及对人性的认识。可以说虽是“私塾”，但实际上通过在那里进行的“智慧博弈”，我获得了无数的切磋成果，尽管还不成熟，但我暗自期待着它凝缩、显现在本书的每一个角落。
从这一点上讲，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感谢和我一起参与了七年讲座的伙伴：以吹野博志、米仓诚一郎、小川尚登、岐部一诚、龙泽弘和、乾文子、中村真理各位先生为首的众多的有关人员。另外，全面配合我的工作、在各自领域钻研的该讲座的讲师们，特别是野中郁次郎、松冈正刚、山内昌之、中西辉政、安田喜宪、渡边利夫、三枝匡、川胜平太、岩井克人、北川正恭、中川健一、野田智义、河合隼雄（故）、楠木建、小室直树、伊东俊太郎、冈崎久彦、山折哲雄、山崎正和、猪木武德、佐藤优、吉田敦彦、小川和久、藤本隆弘、桥本大三郎、大楠泰治、末吉竹二郎、吴善花各位先生，我要衷心感谢他们。我从诸位先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深刻的洞察力中，受到了莫大的知性启发。我还要感谢一直派遣听课生来的企业赞助者。七年当中，我通过“智慧博弈”，从175名40岁左右的“年轻”听讲生那里也得到了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感谢三菱UFJ调查咨询股份公司以及多摩大学给了我良好的研究环境。三菱UFJ调查咨询股份公司主任研究员塚田裕昭先生，在数据的整理、发掘方面，给了我很大帮助。该公司秘书山本美津子女士，为了让我能够专心写作本书，花费了很多心思。
包括以各种形式支持我的家人、朋友在内，我想向所有的人表示由衷的谢意。
中谷 岩
2008年11月14日
写于久违的秋高气爽的东京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反思欧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著作。通过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市场原理实质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日本社会过去和现在的对比分析，指出新自由主义的无限扩张，在给世界经济带来增长的同时，也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而资本主义全球化具有的本质性的缺陷，必然会破坏社会和谐关系、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并加速地球环境污染。因此必须用全新的眼光来检视现代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兼顾传统价值、文化习俗、生态环境等的保护和维持，只有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同步进行，才能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
简介
中谷岩，三菱UFJ研究咨询股份公司董事长，多摩大学教授，多摩大学文艺复兴中心主任，多摩大学前校长，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1942年大阪出生，1965年一桥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曾在日产汽车工作，后赴哈佛大学留学。1973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PhD），后任该大学研究员。经过大阪大学教授等之后，就任一桥大学教授。
历任细川内阁“经济改革研究会”委员、小渊内阁“经济战略会议”代理议长。1999年，任索尼股份公司董事。2003年至2005年，任索尼公司董事会议长。
代表作：《宏观经济学入门》、《痛快！ 经济学》、《日本经济的历史性转折》等。
目录
前 言………1
序 章 别了，“全球化资本主义”！……………1
美国的富裕已经变质………1
颓废的美国经济……………2
全球化资本主义这个怪兽…4
我曾是“结构改革”的急先锋…………………5
“中产社会日本”的消失…6
失去了安全感和安心感……7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9
资本主义如何破坏环境……11
日本人对“结构改革”的幻灭…………………12
我的忏悔和转向……………13
第一章 我为什么“转向”？…15
我的“美国经历”…………15
大相径庭的日美学术风气…16
成为“美国迷”……………18
富裕的美国是“大压缩”的产物………………20
差距扩大、中产阶层消失、医疗福利后退……21
政府介入创造了“富裕的美国”………………23
美国的“日本式经营”……24
被成见欺骗…………………25
凯恩斯主义经济的衰退、新自由主义春天的到来…………………26
日本学生对市场原理“教义”的疑惑…………28
作为改革派的急先锋………30
“结构改革”使日本人幸福了吗？……………32
民主这件“隐身衣”………33
民主与近代经济学皆为精英统治的“工具”…34
作为日本人重新探讨“全球化资本主义”……37
第二章 全球化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贫富差距……40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恩惠”40
讴歌人间盛世的世界经济…41
无暇顾及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副作用…………42
果真是“市场失败”吗？…44
收益递增型产业拉动景气…45
被次贷欺骗的人们…………46
“杠杆经营”崩溃的历程…47
会发生贷款紧缩吗？………48
美国“金融立国”战略的失败…………………50
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51
“生产与消费分离”造成的差距………………53
生活不稳定劳动者的登场…54
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是什么？57
“完全信息”这个假定……58
外行人不可能靠股票赚钱…59
信息的完全性——不可能！61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62
经济学假定的“社会公正”之欺骗性…………63
全球化资本主义破坏地球环境…………………65
作为统治工具的新自由主义66
第三章 作为“撒旦的磨坊”的市场社会…………69
资本主义果真使人幸福吗？69
为什么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感？……………70
贫困但人心没有荒芜的社会71
古巴医疗的成功……………73
人是社会性动物……………74
家庭医生制度构建的“社会纽带”……………76
以医疗立国为目标的古巴…77
不丹的理念——提倡“国民幸福总值”………78
经济学无法保护自然和社会传统的原因………79
选择与仙鹤共存，而不是生活的富裕…………81
亚洲最幸福的国家…………82
资本主义破坏“人与社会的联系”……………84
波兰尼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85
为什么市场经济使人不幸？87
“劳动力商品化”是问题的开端………………88
资本主义造成贫困的原因…89
土地是谁的？………………91
土地私有化破坏了传统社会和环境……………92
愚蠢的金钱游戏……………93
不丹和古巴的“幸福感”…95
“一战”给欧洲人造成的冲击…………………96
“市场经济不能创造和平与自由”……………97
波兰尼的警告为什么被遗忘了？………………98
第四章 作为宗教国家、理念国家的美国…………101
美国社会的变质……………101
“托克维尔的美国”消失了102
4700万未参保者……………103
责任自负社会的悲惨现实…105
潮流的变化…………………106
美国式资本主义潜在的暴力性…………………107
多极化的世界………………108
排除特殊性的美国逻辑……109
美国人为什么成为市场原理的信徒？…………111
欧洲人为什么不相信理性？112
美国十字军精神的起源……113
宗教国家美国的创建者……114
所谓“美国的成功是上帝的约定”理论………115
美国为什么时而陷入门罗主义？………………116
杀戮原住民是《旧约全书》的再现吗？………118
作为圣战的南北战争………119
未开拓地创造出的个人主义120
宗教信念的西进……………121
美国西进运动终于碰壁……122
大转型时期——美国走向何方？………………123
奥巴马总统治理下的美国…124
第五章 “一神教思想”为什么破坏大自然………127
世界最初的“人造国家”——美国……………127
美国经济控制世界的理由…128
新自由主义并非“普适原理”…………………130
美国式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了极限……………131
为了从“灭亡的深渊”中拯救人类……………132
“蛇与十字架”的秘密……133
“杀死美杜莎”的意义……135
一神教认为“自然是征服的对象”……………136
为什么日本人能与自然和谐共存？……………138
融合了神道与佛教的日本人140
本地垂迹说与“日本式自然哲学”的确立……142
西行与芭蕉之所以被当做圣人景仰……………143
世界史上例外的“独一国家”、“独一文明”145
弥生人没有征服绳文人……146
沾满鲜血的希腊神灵………148
日本以独特的“让国”方式实现统一…………149
绳文文化与弥生文化融合的原因………………151
绳文时代一万年历史的秘密152
敬畏自然的日本人和征服自然的欧美人………153
日本文化对解决环境问题的贡献………………155
第六章 把日本的“安心感和安全感”输送给世界157
日本人与古罗马人的共同点157
外国人惊叹幕末和明治时期的“安心感和安全感”………………158
缘于岛国的长期互惠战略…159
奠定战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谈合”、“系列”的秘密………160
协商生产思想打造日本汽车王国………………161
美国汽车业为什么败给了日本？………………163
长期信任关系才是力量……165
“日本人没有战略”是谎言166
柠檬市场是什么？…………167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不信任结构…………………168
信用才是社会资本…………169
与武士道抗衡的江户的商人道…………………171
石门心学中的商业与社会贡献…………………173
中国人为什么不能理解日本式雇佣制度？……174
美国式战略与日本式战略…176
不为日本人所知的“阶级社会”的真实………177
孔子讲述的“统治者理论”178
江户时代的日本果真是等级社会吗？…………179
罕见的“均质性”正是日本近代化的关键……181
劳动是“神事”的古代日本183
阶级思想在当今欧美社会的生命力……………184
欧美企业为什么难以培养出“现场主义”……186
日本人的平等意识为什么发达？………………187
思考“中空结构”的功与过188
把日本的价值观输送给世界188
第七章 对日本振兴的提议……191
沦为“贫困大国”的日本…191
令人震撼的OECD报告………192
“二次分配后”的世界第二恶国：日本………194
让人震惊的单亲家庭的贫困率…………………195
濒临险境的“全民保险制度”…………………196
从基尼系数看日本的不平等198
悄然扩大的贫富差距………199
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为什么下降？………………201
雇佣改革破坏了日本社会的“安心感和安全感”…………………203
日本失去了“信用第一”…205
为日本人“量身定做”的经营方式……………206
北欧的经济为什么呈现活力？…………………208
真正的“改革”是什么？…210
税制改革应该怎么做？……211
将基础年金改为税收方式…212
消除消费税“缺点”的策略213
为什么提出“基本收入”的设想………………215
“用现金进行收入二次分配”的局限…………216
“大政府”也能搞活经济…218
“国家”救不了社会………220
“被社会支撑着”的真实感受之必要…………221
地方分权才是日本经济振兴的关键……………222
日本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优秀品质……………224
环境立国的紧迫性与必要性226
政策范式的大转换不可或缺227
末 章 给“怪兽”套上锁链…229
怪兽造成的“三个创伤”…229
金融危机为什么频繁发生？230
铸币税的诱惑………………231
贫富差距与环境破坏问题的本质………………233
禁果……234
资本主义将因“自由”而自我崩溃……………235
“相互承认”的思想………237
人的欲望唤醒怪兽…………238
译后记………239
书摘——
第一章 我为什么“转向”
成为“美国迷”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一头扎进美国市场主义的世界观中。不，用“一头扎进”来表述还不够准确，是成了“美国迷”！
“痴迷”，意味着失去客观的眼光和批判的能力，无疑是轻率的行为；但另一方面，因为相信“这个绝对好”，所以学习起来效率很高。因为“痴迷”，所以崇拜对方，不持疑义，能无条件地朝着“吸收”迈进。
我之所以痴迷于美国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亲身体验到了美国的“富裕”。前面我也写到了，对于来自日本的穷留学生，美国社会物质上的富有和人们精神上的宽厚，让我产生了一种仿佛看到了乌托邦的感觉。不仅美国人，或许大家都一样，当人们感到自己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就会变得宽宏大量。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从这层意义上讲，确实非常宽厚。
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富有的美国社会实际上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
当时，围绕着深陷泥潭之中的越南战争以及黑人民权问题，发生了所谓的“年轻人的反叛”。美国的大学也和日本一样，正处于以反对越南战争为中心的校园纷争之中。校园内，嬉皮士打扮的学生阔步而行，鲍勃?迪伦的《在风中飘荡》、琼?贝兹的反战歌曲都很流行。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骚动的气氛与其说是社会混乱，毋宁把它们看做是美国真挚理性的反映，甚至有一种新鲜感（当然，大学周边的保守当权派，对这些学生的反叛皱眉）。当然，学生时而也有越轨行为，但从社会整体来看，我并没有感受到美国的“黑暗”面。造成这种印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美国有生活富裕并持有健全价值观的中产阶层，他们表现出稳重的优越感，坐镇于美国社会的核心。
这个时期美国工薪族的典型生活就像下面所描述的。无论多忙，他们都要在傍晚5点离开公司，照直回到郊外宽敞的家，然后，到晚餐为止把时间花在修剪自家花园的花草上，这时你会看到花园里的洒水器喷着耀眼的水花。女主人则在设有自动洗碗机的崭新的厨房里愉快地准备晚餐。年幼的孩子们围着她打闹玩耍，大型爱犬随意地趴在柔软的地毯上看着他们。晚上则是全家一起看电视，轻松地度过。到周末，一家人驱车去郊外兜风，或吃野外烧烤或参加社区、教会举办的活动 这样的生活方式，让我看到的不单纯是物质的丰富，还看到了人们健全的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珍惜家庭和社区氛围的态度。
目睹这样的美国，年轻的我觉得“还是哈佛学的美国式经济学才是正确的”。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无可非议。在美国生活的那段时间，我看到的日本是一个被集团公司、终身雇佣制和政官商的铁三角这些既得权益的大网五花大绑的封闭社会，一个被美国经济学最重视的市场原理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前近代社会”。
于是我天真地认定，如果日本也能像美国那样进行自由经济活动，转变成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社会，就能变得像美国人那样富裕、幸福。于是，一个醉心于市场主义经济学的激进“改革派”，就这样形成了。
这就是我成为美国迷、激进“改革派”的经历。但是，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富布赖特体制下留美的多数日本学生，其经历应该与我大致相同，他们也都在其他领域成为我这样的“美国迷”。
从美国来讲，它是抱有明确的打算的。美国希望通过给世界上的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提供资金，来增加“美国迷”。从长远的眼光看，这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众多有过留美经历的年轻人都成了亲美派。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无法阻止的。
被成见欺骗
通过以上考察会发现，我们曾经以为“美国是自由竞争的国家，是讲究责任自负的国家，所以成为世界第一富的国家”，这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如果让经济活动一味地自由竞争，贫富差距将会扩大，社会稳定将会受损，最终，将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富裕的社会。所以，为了创造社会整体的“富裕”，需要政府“适当地”介入。
然而关于这一点，正如不久前我还抱着误解一样，美国人自己也误解了。他们多数人相信一个神话，那就是：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因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人都有成功的机会，是能够实现“美国梦”的国家。
这个“美国梦”的神话，现在还有许多人相信。因为美国时而就有比尔?盖茨、泰格?伍兹那样的大成功者出现。由于出现了他们那样耀眼的成功者，于是人们就梦想：“或许我也能行！”于是人们从世界各地聚集到美国。
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沦为失败者，以被迫过上悲惨的生活而告终。美国社会的厉害之处，大概就在于它能持续地让人看到：尽管几率极小，但出奇的成功者层出不穷。但是，仅凭着这种万分之一的“美国梦”，不能使美国成为真正富裕的国家。
成见是可怕的。看过实际数据，我们会发现，即使众人都清楚的事情，也会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这种既有观念，使得即使是专家也误以为“因为美国是自由国家，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于是变得看不见事实。
但是，美国人引以为豪的富裕，特别是战后美国的富裕，除了是自由经济活动的成果，也是政府积极参与经济、采取适当的社会福利政策、实行适当的二次分配政策的结果。再有就是，美国也与日本一样形成了劳资协调关系，社会才得以安定。
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平衡。战后，在凯恩斯经济政策支持下实行的政府干预，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终于出现了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凯恩斯经济学主张稳定景气是政府的工作，既然是这样，那么在景气好的时候，政府就不应该介入，而应转到观望的立场上去。如果景气变得过热，则必须采取紧缩政策。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虽然景气过热，但为了收买选民，不仅不实行“紧缩”，议员们还要抛出人人都乐意见到的推进公共事业和福利政策的计划。对议员们来说，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他们最方便实用的理论支柱。
这样一来，凯恩斯经济学“控制过热”的功能就失效了。相反，还进一步造成了景气过热以及公共部门的膨胀，产生了许多副作用。实际上，美国经济由于“过热”而染上了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巨大、公共部门机构臃肿等一系列“发达国家病”。
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了“彻底胜利”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凭借着民主党占议会压倒性多数的优势，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社会改革立法，以期实现“伟大的社会”。他的举措，被评价为罗斯福新政以来划时代的功绩。
然而，正是在约翰逊执政时期，对外，越南战争逐步升级，战争费用急速增大；对内，高龄者医疗补助制度等福利政策实施范围扩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越发趋向严重。之后，又落井下石般地发生了石油危机，因此，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结果，进入70年代后半叶，指责“大政府”的势头渐渐高涨起来。
随后，70年代后半叶美国经济学的主流就从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派，转向以“小政府”、“市场原理”、“责任自负”为中心的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
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凯恩斯形式的经济政策不仅起不到作用，反而是有害的，它会使公共部门机构臃肿，丧失经济活力。这种思想在美国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终于在1981年诞生了里根政权。
如此看来，美国历史也是循环着走过来的。先是因为收入差距“大压缩”和扩充社会福利政策，创造了战后美国的富裕；然后又因为它超过了限度，导致标榜“小政府”的里根经济政策登场，使美国再次退回到战前的那种等级社会。
这样，如果从稍长时间段的视角来观察历史，线条就会非常简单明快，我们就可以知道，并不是追求自由放任政策才使美国社会安定并创造出了“富裕社会”。但如果很近视眼地看待这一切，就不能准确地读懂其中的奥妙。
根据最新的研究，我们能够确认一点：美国的经济政策是30~40年重复一个循环，在一个完整的循环期中，进行了“适当的”政府介入的时期，就是美国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
从这种循环论的视角考察，美国的经济政策，迟早会从个人自由优先的新自由主义，过渡到更加关注收入差距、扩充社会保障制度等公共利益的民主党式政策上来。
实际上，2008年11月，美国就选出了主张对中间层减税、以调整收入差距为中心政策的民主党的奥巴马担任总统。因此，2009年以后的美国，将会从共和党“个人自由”优先的政策，转换成民主党“公共利益”优先的政策。这对美国来说，应该是福音。
日本学生对市场原理“教义”的疑惑
那么，请允许我再回头谈谈个人经历。
1974年回国后，我站到了大学的讲坛上，试图热心地把我在哈佛被灌输的近代经济学特别是“市场机制之完美”传授给学生们。同时，我还告诉学生：日本是如何没有灵活有效地利用市场；日本是一个多么严重地被管理和保护主义限制着的“封闭国家”；在政治方面，“政官商”的铁三角如何把社会弄得一团糟糕；等等。因此，我坚持主张：为了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结构改革”，废除管制，开放市场。
然而，我如此满怀激情地讲课，学生们却似乎毫不领会。我很纳闷，“理论上没有比现代经济学更明快极致的学问了，怎么日本学生这么不明白道理呢？”
但是，现在想起来，学生们露出疑惑的表情，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可能是直觉告诉他们，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明快”当中有某种“可疑点”，他们或许感觉到了它与日本人拥有的传统价值观有不相容之处。但是，学生们还不具备指出“可疑点”的语言和理论能力，所以只有做出不释然的表情。
他们对什么地方感觉到了“可疑”呢？第一点应该是，前提过于个人主义。
比如，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中，将人假设为“经济人”，即在近代经济学中出场的人，是以满足自我为最大目的而采取合理行动的存在，“社会”这个概念没有进入的余地。至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学家们仅仅指出：市场将会实现最合适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的最优供给可以通过投票决定。但是，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正确”的、应该多大程度上供给公共产品、什么样的社会能使人幸福等，这些关系到主观认识的问题，一概不进行价值判断。
个人是独立于社会的原子存在，这些利己的经济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加入市场，于是“看不见的手”开始运作，进行资源的最优分配。这就是近代经济学的基本纲领。
但是，即使常识性地思考也很容易明白，人并非只为自己的利益而活着。相反，对人来说，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到了社会好评。把伙伴们都踢到在一边唯独自己赚钱，和与伙伴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艰苦奋斗最终实现目的，这两种情形比较起来，获得成功时的满足感，恐怕前一种情况绝对不会多于后一种情况（当然，可能存在个体差异）。
看看从前的日本。江户时代的武士并不生活在经济合理性之中。他们认为“武士落魄不失节”，认为这是一种精神气概，是武士道。另外，也不只武士，江户时代的商人也讲究“三方得利”，认为买卖的理想形式是不仅自己赚钱，还要让对方赚钱，并且将利益回馈社会才算好。
这种思想不只限于江户时代。在现代社会，也有许多人在努力这样做。有人以看到客人欢喜的面孔为人生的最大价值，有人千辛万苦地要做出别人无法模仿的优秀工艺品，等等。
但是，这种“利益第二”的思想，在经济学上全部被舍弃掉了。
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人是社会性动物”，是群居动物。人是在与家人、朋友等其他人的关系中，寻找到自己的生存价值的。无论积累多少财富，生活如何安定，很少有人甘愿没有家人和知心朋友，满足于在天涯孤独地度过一生。
然而，在近代经济学理论中，为他人尽力、保持与社会的沟通，这些人类原本具有的“本性”，统统被作为不合理的东西排除掉了。
但是，当时倾心于现代经济学的我，并没有明白这些“当然”的道理。我坚信不疑地认为：近代人应该合理地思考，为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而行动，这种人生观才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理解学生们疑惑的表情。
作为改革派的急先锋
就这样，当我在大学课堂讲授近代经济学的过程中，日本社会的潮流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自民党政权倒台，细川内阁诞生。这是1993年的事情。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急剧变动当中，我这样的“改革派”受到赏识。不，因为是“改革派”，所以才受到赏识。我受命作为细川首相亲自设立的咨询委员会“经济改革研究会”（通称“平岩委员会”）的委员，就如何推进经济改革提出建议。我如鱼得水般地执行“改革派”的一贯意见，高声主张“应该撤废一切经济管制”，与恪守规制的政府部门及企业界全面对抗。
无论什么时候，人们在讨论“总论”时都会给予一定的好评，但一谈到“分论”，态度就会骤然改变。平岩委员会也不例外。一旦具体到各个业界的规制改革，反对派的力量就骤然间强大起来。于是，作为改革对象的业界，就与政府部门和政治家联起手来破坏改革。
一天，我去大学上班，秘书对我讲：“我请求辞职。”我吃惊地问他原因，他说：“害怕接电话。”
自从我开始在平岩委员会活动以来，我在大学的研究室，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多数电话是抗议，或者是“想说明业界的情况”。多的时候，我记得一天有几十个电话。如果是我上班的日子，我可以直接对话；我不在的时候，秘书就必须接待。“我受不了在电话里被怒骂”，这就是秘书辞职的理由。“铁三角”对于撤废规制的抵抗，竟如此之激烈。
或许由于我一味地主张激进的东西，不久，我开始被业界许多人看做“危险分子”，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后来，细川内阁由于佐川急便1亿日元的政治献金问题，以及引入名为福利税的消费税造成的混乱而瓦解。仅仅上台执政8个月的时间，内阁就全体辞职了。随后，“经济改革研究会”也解散了。
之后，我再次踏入首相官邸是在小渊内阁执政的1998年夏天。小渊内阁成立不久，高中时代的学长堺屋太一给我打来电话。堺屋学长被任命为小渊内阁的经济大臣，他邀请我参加为推进经济改革而设立的“经济战略会议”。
堺屋对我说，中谷岩这个名字，在政府部门选定的政府审议会委员最不合适人选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我不知道是否真有那样的名单，但我坚决推辞道：“您能指名我，我很荣幸，但情况既然是那样，如果任命我，您与官方的关系不就搞糟了吗？”然而，堺屋对我说的却是：“不，正因为你是官方讨厌的人，所以才拜托你。”
于是，我就成为“经济战略会议”的成员，参加到整理“结构改革”的建议这样的工作中去。我被任命为代理议长。“经济战略会议”的成员中，还有后来小泉内阁中的活跃人物竹中平藏。我们整理出了由二百几十个项目组成的改革色彩浓厚的建议。
后来，小渊首相突然逝世。经过森喜朗内阁，到了提倡“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的小泉内阁。在小泉内阁中，竹中平藏发挥了引领经济改革的作用。借这个机会，我不再涉足首相官邸，开始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思考日本社会应有的状态。
第二章 全球化资本主义为什么产生贫富差距
“完全信息”这个假定
正如我讲过的那样，亚当?斯密以来的近代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是，遵从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很好地进行资源再分配，就不会再有失业。以减少市场限制、实行“小政府”为目标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在其延长线上。
可以说，现代经济学就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由许多经济学家谨密地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斯蒂格利茨主张“现代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中 看不见的手 没有运作，是因为有阻碍市场原理运作的因素”，这也正表明他从内心相信“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没有错”。
但经济学理论体系果真是正确无疑的吗？前面讲到，我在哈佛大学学经济时，就对它的理论之系统和复杂表示惊叹。但是，随着对近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状况的观察，我开始认为：“对这个理论囫囵吞枣是危险的。”更准确地讲，我开始认为有必要对近代经济理论的“前提条件”进行一番怀疑。因为无论逻辑如何正确，如果其前提有勉强之处的话，那么从那里导出的结论也就没有用处了。
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完全竞争”。所谓“完全竞争”，指的是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的状态： 复数的经济主体； 同质的产品； 完全的信息； 企业自由地参与和退出。
“复数的经济主体”是指“市场上有充足的卖方和买方”；“同质的产品”是指以同样的价格买卖同等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即意味着“一物一价的法则”成立；“完全的信息”是指市场的参与者共同拥有同等的信息；最后一点“企业自由地参与和退出”是指对新参与者没有限制，有随时退出竞争的自由。
当然，这四个条件不过是“理想的形式”，现实中几乎不能满足。这一点经济学是承认的，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也认为，越是接近理想状态，市场机制也越会适当地运作。
依据这种论点，主张“由于全球化市场的形成、IT革命的发展，这四个条件事实上已经成立”的，不是别人，正是新自由主义。
在这里没有篇幅详细介绍新自由主义理论，仅以“完全的信息”为例，检验一下全球化市场的形成和IT革命的发展，是否使“完全的信息”这个前提得到了满足。
我先讲结论，答案很明确，是“否”。
外行人不可能靠股票赚钱
的确，随着网络的普及，任何人都可以实时得知世界上的信息，这对市场经济来说是好事。
在网络时代之前的世界，像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最新的股票价格这样的信息，最先接触到的是路透社等通讯社的人，他们有直接信息发送约定，而普通股民则只能在那之后得知。但是，IT革命消除了这些“信息差距”。只要使用互联网，世界资本市场的信息可以即时并且用几近免费的成本获得。
然而，无论信息的获取如何接近平等，但那些信息不过属于言语化的或是可以反映在电脑上（数字化）的“显性知识”。而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也就是那些必须从其他渠道获得的“隐性知识”，则不能公开在网络上。
用另外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在网络上可以搞到手的信息是全世界共享的，因此它的信息价值无限接近于零。相反，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绝对不会在网络上讲，也不可能搞到手。而能否获取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才是获得利益的关键。
我们再来想想下面的例子。
对于一部分人和企业来说，所谓信息并不是单纯用来接收的。对他们来说，信息也是可以“创造的”。有能力创造信息的人们，可以通过那些信息轻而易举地影响市场。但大多数参与市场的人，则没有那样的能力。所以很自然，能创造对自己有利信息的人，将会有更多的获利机会。从这层意义上讲，信息绝不可能具有完全性。
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美国的投资证券公司雷曼兄弟、高盛集团的商人和经营者们，他们获得的高薪几乎超出了我们用一般常识所能理解的范围。据高盛集团的年度报告统计，2007年，全世界在高盛集团工作的从业人员的“平均年收入”，竟然达到7000万日元！无论高盛集团网罗了如何一流的人才，这么高的年薪，还是太多了吧？我想，和我有同感的人，不会只是我自己吧？恐怕，能够支付如此高薪的背景之一，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创造信息”的能力。
我们屡屡可以发现，正是由于权威的投资银行向市场传送出了这样的信息：“某某公司股票合适的价位是某某”，于是那家公司就朝着那个方向修正股价。我见过很多愤怒的经营者，他们的股票受传出的负面信息影响而价格大跌。而且越是权威的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提供的信息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样，我们透过日常屡屡看到的现实也能够发现，“信息的完全性”这个假定没有被满足。
我的朋友A先生的儿子，在著名的外资投资银行工作。据说有一次，A先生的儿子对A先生说：“爸爸，外行人想要靠股票赚钱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像喝汤时我们这些内行人先喝了精华，然后剩下的再由普通投资者来分一样。”这难道不是信息“不对称”的有力旁证吗（当然，那些投资银行，现在也被市场摆弄着。因此可以说，即使对专家来讲，全球化市场也变得十分难以掌控）。
信息的完全性 不可能！
但我要申明，我并不是在批评专家们搞了内幕交易之类的非法行为。我想说的是，事实上，即使遵从市场规则，像他们那样的“大玩家”，也总比其他玩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完全竞争模式下，假定进入市场的玩家都平等。在那里，卖方和买方都是对等的，新手、老手都可以用同样的条件进行买卖。但那样的情况在现实中不可能出现。因为，正如前面我指出的那样，对一部分人来说，信息并不只是用来接收的，还是可以创造的。
像曾经作为投资基金的风云人物而名噪天下的乔治?索罗斯那样的名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市场参与者关注的焦点。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索罗斯做什么”是重要的信息 他会投资到哪个国家，使用哪个国家的汇率来制定卖出战略？这种时候，还能说索罗斯与其他玩家是对等的、平等的吗？当然回答是“不”。只要索罗斯自己愿意，他就可以向市场吹进他喜欢的风，因为他是能够创造信息、有特权的玩家。
像乔治?索罗斯那样可以用个人行为操纵市场的例子的确少见。一个人如果过于受关注，同时也很可能会被世人“敲打”。在日本，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活力门”中堀江贵文那样的“明星”，都被请入了高墙之内。
然而同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而是由更多的人更高雅地进行，又会怎么样呢？比如，在仅仅是富豪们聚集的社交场所 可以是大学的同窗会或高尔夫俱乐部，也可以是共济会那样的秘密集会或国际会议后的宴会，一个有影响的人说起新兴国家A国经济的话题道：“现在，我很关注那个国家。我建议大家也密切注意它的股市。”听到这话，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回答道：“实际上我对A国经济的潜力也很感兴趣。”听了这些话，其他富豪们就会在心里想：“他们都说到这个程度了，我也考虑考虑把我的资产分一部分投资到A国市场吧。”
那么，即使由于宴会的参加者全部都投资到A国而使这个国家的股市高涨，那也不触犯内部交易的规定。因为他们的行为不过是单纯的闲聊，并没有进行共谋，完全合法。但能够加入这种“内部信息交换”的人，只是一部分特权人物和企业，其他的玩家则只有被那个结果耍弄。在现实的市场中，“信息的完全性”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1)
新自由主义主张：“在自由竞争下，人、钱、物的适当分配将自动进行”，要减少规制，让市场原理运作。但公平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不会因此得以保障。为了实现“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就必须通过民主化的政治机制，构建适当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但是新自由主义又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介入“公平的”收入和财富分配。这些想法的具体表现就是“小政府”、“责任自负”、“减税政策”等主张。
经济学的基本主张认为：如果在“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利用市场原理，资源和资本就能得到最佳分配，但分配政策不是市场的工作。再详细一些讲，经济学采取的立场是：首先贯彻自由竞争，然后考虑再分配政策。支持这种主张的根据是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
顺便提一句，所谓福利经济学是分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福利水平”的经济学，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简单地讲就是：“只要遵从市场原理，资源就能无浪费地、有效地进行配置。”
像苏联和现在的朝鲜，由国家统筹、控制资源配置，就一定会出现生产过剩（不良囤积）和商品不足（供求不一致）。在苏联时期类似的传闻很多，如辛苦收获的卷心菜装在运送的货车上烂掉了，却没有让人吃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浪费，是没有利用市场原理的缘故。如果进行自由的经济活动，形成合适的价格，卷心菜就不会卖不掉。也就是说，福利经济学教授的第一定理是，有效地利用资源。
资源在所有市场上的分配达到供需一致，这在经济学上被称做“一般均衡”，即在一定的条件下实现有效的资源分配（想更详细地了解相关内容的读者，请参阅标准微观经济学讲义）。
经济学假定的“社会公正”之欺骗性
如果这样进行完全竞争 前面已经讲过，这种假定本身就很奇怪，但我们暂且往下讲 资源的配置或许不会出现浪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福利水平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有可能正因为只是有钱人买到了卷心菜，而使贫困阶层买不到卷心菜。
于是产生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
第二定理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如果通过税收、补助金、社会保障金等进行人们认可的收入再分配，从社会整体来看，就可以实现人们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更具体地讲，“政府没有必要为了使穷人也能够买得起卷心菜而介入市场，特意调整价格和出货。只要制定好所得税等向有钱人征税的制度，然后把征税获得的钱再分配给穷人，穷人也就能够买得起卷心菜了。只要做好了这一条，剩下的就听任市场，自然会顺利进行的。”也就是说，“政府不插手市场机制，尽可能地自由竞争，而收入再分配则可以由政府另行考虑。”
听了这些话，读者会怎么想呢？
福利经济学认为，“要使人们幸福，政府没有必要参与下游 市场。只要认真地做好上游 收入再分配就足够了”。也就是“推行小政府”。但这里存在着“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的欺瞒”，或者说一切都是“虚假”的。
因为，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成立的默认前提是，“政府推行人们认可的政治”这个假定。
提倡新自由主义的人们，比如福山，其理论中也大量谈到“只要有自由民主与自由资本主义，就足够了”，实际上这正是因为他的观念中，首先有福利经济学的这种理论。
他们的意思是，“仅仅依靠市场，或许的确只会让有钱人得益，但我们有令人自豪的民主制度，通过选举，社会公正就可以得以保证，只要实行人人都能信服的收入分配就可以了，所以，社会上的弱者和贫困阶层不需要有任何担心。”
但所谓人人都信服的政治果真存在吗？ 回答是“这么提问本身就是愚蠢的”。
实际上，看看美国的总统选举就可以明白，操纵着政治家们的，或者是运用巨额资金向华盛顿输送说客的大企业，或者是提供大笔捐款的部分权力阶级。在这种状态下，新自由主义提倡的或福利经济学主张的定理，事实上不可能成立。
岂止如此，说到收入再分配，以近30年为例，无论美国还是日本，由于对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实行了大幅度减免，因此收入分配不公正现象愈加严重。也可以说，差距由于新自由主义而进一步扩大，这正是其理论所致。
另外，当今世界上还不存在“世界政府”，这也是个问题。
即使世界变得比现在更加不平等、国家间的差距比现在更加明显，也不存在一个执行主体，来进行以国家为单位的收入再分配。如果粮食价格暴涨，那么最贫穷的国家会因为没有资金购买粮食而出现大量的饥饿者。现在仅有的不过是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来支援发展中国家，但在纠正国际上的不平等这层意义上，其作用是很有限的。
即便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那么平等，但与国际的不平等相比较，多数情况是，其程度要远远轻得多。全球化资本主义无疑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恩惠，但国际的贫富差距并没有因此消除。
第三章 作为“撒旦的磨坊”的市场社会
为什么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感？
资本主义果真是优秀的经济体制吗？人们通过资本主义真的能变得幸福吗？
实际上，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缘于我亲自访问了不丹和古巴这两个“拒绝接受民主和市场机制的国家”。实行立宪君主制的佛教国家不丹和实行独立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古巴，尽管社会体制有所区别，但都主动拒绝进入全球化资本主义的体系，走了一条难能可贵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因为没有进入创造财富的资本主义体系，这两个国家很自然地绝对称不上富裕。而且，从日本人的感觉来讲，岂止是不富裕，简直就是贫穷、可怜的国家。
实际上，不丹的人均GDP约为1000美元，在世界所有国家中位居第123位（2005年）。而古巴虽然没有发表正式数据，但据说推算为几百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总之，与日本（35000美元）和美国（42000美元）简直无法相比，无疑是两个穷国（2005年）。
然而，访问这两个国家，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人们的表情十分“开朗”。这不是出于“富国人的怀旧”情绪而产生的想当然的推断，而是通过在这两个国家进行实地采访得出的结论。这两个国家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很满足现在自己的生活。”
不丹和古巴的物资绝不丰富，基础设施贫乏得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但看得出来，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持肯定态度。他们以宽松的心情度过每一天。总之，让我最吃惊的是人心没有荒芜。
江户时代末期，许多来到日本的欧美人，观察日本百姓的生活状态、待人接物的态度、人们的表情等，按捺不住地惊讶道：日本的百姓生活得多么安稳啊！好奇心多么旺盛啊！对人多么亲切呀！。
当然，那些传统，现在仍然在日本有所保留。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正逐渐受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每当我看到与秋叶原发生的滥杀无辜事件、由于个人原因导致亲子之间相互杀害等类似的报道时，就不得不想到：从前日本社会的优良风气也正在渐渐地遭到破坏。
从开始充满暴戾之气的日本出发，旅行访问了不丹、古巴（2006年不丹，2005年古巴）这两个国家，我似乎也感受到了类似于幕府末期欧美人对当时日本百姓产生的那种惊讶。那里有开朗的百姓，完全没有骗人图谋的社会氛围以及由此体现出的社会安定感；最重要的是国民虽然贫穷，精神却并未受侵蚀，这充分表现出社会的健全。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贫困但人心没有荒芜的社会
我在国外旅行，有过多次遇到小偷的经历。
大约四年前，在法国里昂车站。我上了火车，就在把箱子往行李架上放的时候，不足30秒钟，放在脚下的手提包就不见了。看看周围，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护照、放着现金和信用卡的钱包、机票、手机等所有东西在一瞬间就消失了。很惨的一次经历。
粗心大意地随便放行李，一眼照看不到，立刻就会被偷 这是世界上的“行情”。从这样的现实来看，不丹和古巴简直就是世外桃源般的“让人有安心感和安全感的社会”。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纽约贫民街的贫困地区。住在那里的被压榨阶级的精神状态，大体上是相当悲惨的，让人感觉他们“人心已死”。处于那种状态下的人们走上违法犯罪之路，与其说是咎由自取，不如说是被逼迫。我想这恐怕要从社会经济体制中去找原因。
不丹和古巴同样很贫穷，但不可思议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遇见上面所说的那种人。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用开朗、亲切的表情向你问候。另外，我也没有遇见乞讨者。这不只是由于国家的限制，还因为社会风气认定做那种事很难为情。我虽然没有彻底弄清楚没有乞丐的原因，但必须说，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没有遇见这样的人是相当稀奇的。
当然，这些国家肯定存在旅行者眼睛看不到的各种问题。
比如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没有什么竞争。结果，资源分配没有效率，物资不足很明显。公民靠国家配给的粮食生活，从精英到农民工资都相同，每月最多只有十几美元的现金收入。
印象很深的是，一个曾经是哈瓦那大学教授的人在日本大使馆做西班牙语、英语的翻译。我明知很失礼，但还是问了他：“您为什么竟然放弃哈瓦那大学教授的要职，来大使馆做翻译呢？”他回答：“做哈瓦那大学教授，月工资是10美元，没法生活。在大使馆做翻译工作，一个月可以拿200美元。”
尽管粮食、医疗、教育全部免费，但用10美元生活好像还是很艰难，这也暴露了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各种“副业”很发达的现实。
我和一起访问古巴的伙伴租了辆车到郊外去，走了100公里的路，被警察叫停盘查了3次。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就停下车，结果一问说是超速了。因为事先听说过，要想迅速摆脱盘问，可以使用10美元的贿赂。因此，我们悄悄地把10美元递给走近来的交通警察，于是他也没有责难我们就放行了。这样的事情，按理说是不可以的，但我们急着赶路，不得已而为之了。听熟悉当地情况的人讲，只要看车牌就能知道是租来的车，所以这样的车很容易被瞄上。好像没有当地人开的车被叫停的情况。
还有一件事。据说在古巴，来钱比较容易的是某些饭店的女佣。因为这些饭店有国际旅行团入住，旅客在枕头边给清扫房间的工人放小费，所以据说一天可以挣10美元左右。在月工资10美元的国家，一天能挣10美元的人，应该是有钱人了。
这样，仔细看，因为是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因为不存在市场机制 所以各种不正之风到处发生，致使国家的生产力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事实上，从GDP来看，古巴是贫困国。
但是，另一面，那里的社会着实让人感觉温暖。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我不认为日本也应该搞社会主义，但那些国家给人的印象是：这里是幸福的社会。它们明显不同于充满暴戾之气的日本和美国，不会仅仅因为“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谁也不理睬我”这样的理由就发生杀人事件。
亚洲最幸福的国家
与市场原理、经济效益相比，不丹实行的政策优先维持社会传统，保护自然环境。对此，不丹人的感受如何呢？
令我吃惊的是，这样的措施并不一定是由国王或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
在不丹，至今还有地区没有通汽车，但这不是因为那些地区被政府抛弃、搁置，而是因为农民担心修了公路会破坏生态环境，致使无法维持传统农业；或是像前面讲到的，人们担心失去仙鹤生息的宝贵自然，于是主动地不进行建设。据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着实令我吃惊。
另外，作为义务，不丹原则上要求国民白天穿着民族服装。再有，全国禁止吸烟，同时悉心保护佛教。
如果经济发展优先，国家肯定会鼓励国民大量购买新的西式服装。宗教也同样，如果让宗教世俗化将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在不丹这个国家，在追求经济的富裕之前，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是它的国策。
只是，无论理念多么美好，如果当事的国民只是不情愿地服从国王的方针，而不能实际感受他们自己的幸福，这一切便没有意义。将幸福程度和满足感数值化相当困难，但这里有一份统计报告应该值得注意。
据英国莱斯特大学发表的报告（Adrian G Whit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A Global Projective Well being”，2006）讲，研究人员使用各种指标调查了世界上人们的“幸福感”（主观上的满足感），结果是：与福利制度发达的北欧各国相并列，不丹位于世界第8位，居然处于亚洲领先地位（附带说明一下，据这份统计，日本人的幸福感处于世界第90位）。
实际上，当我访问不丹在街头采访人们时，令我吃惊的是，回答几乎都是对现在的生活表示满意。虽说不丹重视保护文化传统，但它既有媒体，使用互联网的人也在增加。因此，人们对于发达国家的信息应该是相当了解的。这说明，有众多的人即使明知现在的生活多少有些不便，与其他国家相比本国在物质上并不富裕，但他们也宁愿维持传统的生活，而不去追赶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
当然，要形成这样一致的社会意见，是与国王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他亲自四处向国民游说GNH精神。但是，正如国王主动废除君主制，过渡到立宪制所体现的那样，不丹通过“国民公决”的形式推进了独立自主政策，得到了世界上许多人的支持与好评。
不丹人口刚刚超过60万，国土面积为4 7万平方公里，并且几乎都是高山地带，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它的优越感远远超过了它的领土和经济实力所能表现出的程度。这一点，它与古巴有相同之处。古巴通过向世界积极宣传本国的医疗制度，特别是为中南美洲的患者免费治疗等，向世界显示了它的优越感。
说得更现实些，不丹和古巴通过显示它们独特的优越感，扩大了国际社会对它们的支持，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软实力的国防建设。侵略这样的国家，很容易招致国际社会的反对。因此，周边大国也必须对它们慎重行事。这样想来，我们不得不对塑造它们“不好惹”形象的国家战略脱帽致意。
第四章 作为宗教国家、理念国家的美国
美国十字军精神的起源
我再重复一遍，在美国人的信念中，市场机制是全世界通用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而自由民主主义是市场机制的保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就不可能进行对等的交易。因为在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国家，国家和权力必定会公然地限制个人的经济活动。
反过来说，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也就意味着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于是按照美国人的逻辑，如果哪个国家不喜欢加入全球化市场，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在某些方面存在“落后的地方”和“不民主的因素”。
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日美经济交涉”、“日美经济协商”等名义下，对日本进行了几乎可以说是干涉内政的介入。这些行为，是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为目的极端自私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那种普适主义的想法。日本人原本所信奉的独特的“系列”制度，或长期建立起来的互持股份的做法、主银行制度、政府官员为经济护航等，全部被美国人认为是违背市场原则的不光明磊落的东西。美国人相信，排除这些东西，无论对日本人还是对世界，都是伸张正义的行为，所以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强硬的态度。
这实际上与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为如出一辙。美国不惜动用军事力量，也要试图实现作为普遍性正义的民主主义体制。
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民主主义抱有抵触情绪，这是因为对伊斯兰教徒来说，《古兰经》才是他们的全部。伊斯兰教徒认为《古兰经》上写的东西是真实的，如果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决定的事情与《古兰经》的教义不同，他们是不会服从那个决定的。由此一点就会明白，把美国式的民主强加给伊斯兰教徒，无异于对他们说：“放弃你们的伊斯兰教。”
“我们国家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才懂得自由主义的市场原理的本质，向世界普及这些原理，是我们的历史使命。”美国人对此深信不疑。也就是说，美国人具有“十字军精神”，相信上帝赋予美国以使命，这种精神与理性主义、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美国庞大的信念体系。
换句话说，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世界上是特殊国家，肩负着历史使命”。这种不着边际的自我意识和使命感，到底是从哪里产生的呢？
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再次回到美国建国时代去看看。
宗教国家美国的创建者
日本人所知道的“美国建国故事”中讲的美国历史，开始于1620年。说的是为了逃避英国教会的宗教迫害，百余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从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登陆的那一年。也就是所谓的清教徒前辈们移民的故事。
读者也都知道，那时，他们在摇晃的船上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成为民主主义国家美国的精神原点。不受过去的旧习约束，通过平等地签订社会契约，建立新的共同体 “五月花号公约”的精神，奠定了之后美国的建国理念。
但是，中西辉政在《美国外交的灵魂》（集英社）中指出，那些清教徒移民前辈，与其说是抱着崇高理念来到新大陆的“移民”，毋宁说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来的“难民”。实际情况是，在欧洲无处可去的清教徒，不得已迁居到了现在的美国。说他们抱着理想，说他们有明确的清教徒理念并在契约基础上建立了共同体，不过是一种建国神话而已，是不符合史实的。
那么，美国这个国家，只不过是在本国难以谋生的难民凑在一起形成的国家吗？也并非如此。根据中西辉政的论述，实际上，在“五月花号公约”之后的第十年，即1630年，发生了奠定美国“精神基因”的一个历史事件，那就是，约翰?温斯罗普怀揣英国国王敕令，带领1000名富裕的清教徒，在马萨诸塞湾上岸。
这些清教徒，从一开始就抱着明确的目标，乘坐“阿贝拉号”来到了新世界。他们的理想是，“在美国大陆创建以真正的宗教为基础的 新国家 ，以此改造堕落的英国及教会，进而重新建造 全世界 ”（前引中西辉政，第106页）。这无疑就是试图在新大陆建立真正的基督教国家的宗教运动，他们有别于追求政治自由和富裕而移民过来的其他清教徒。
中西辉政在书中断言：“美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彻头彻尾的 宗教国家 ”（前引中西辉政，第107页）。可以说，温斯罗普这个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的到来，形成了美国的精神基因。总而言之，新英格兰地区早期开拓者的宗教理念，无疑成为整个美国的重要方针。托克维尔写道：“新英格兰的文明，象高地燃起的大火，除烤暖了周围的地区之外，还用它的光辉照亮了遥远的天边。”
第五章 “一神教思想”为什么破坏大自然
为什么日本人能与自然和谐共存？
从上述的观点看，日本的宗教观和自然观，在当今世界难道不具有重要意义吗？
在世界的各种文明中，很少有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孕育了对自然朴素的信仰和爱。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自明治维新以来，尽管这种信仰和爱在西化的潮流中不断受排挤，却几乎没有改变地继续留在人们心底。这种文明，至少在其他发达国家中找不到。
所谓人类文明，产生于不能独自生活的人为了对抗大自然的威胁而进行的集体生活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黄河文明 无论考察哪一种古代文明，它们都并非偶然地诞生于城市。城市不仅可以起到抵御外敌、保护自身的作用，还可以说是人类为了对抗自然的巨大威力而创造的“一大发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在高度发达的文明中，自然可以成为敬畏的对象，但人类不会发展对自然的亲近感,或者与自然和谐共存。
例如，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周围必然要进行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为了获得作为生活燃料的木柴，森林被耗尽，结果，出现了许多秃山，沙漠化加剧。失去了森林的大地，因无法留住雨水而衰竭。贫瘠的土壤随着雨水流走，生物或死或消失，逐渐成为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严重的环境问题。
地中海地区也一样。据说过去的黎巴嫩拥有广阔的杉树林，但为了造船舶，不断采伐杉树，于是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广阔的森林就消失了。地中海岛屿上的情形也相同。这样看来，城市文明破坏自然、耗尽森林资源是常有的事。
在欧洲的主要国家中，对于采伐森林进行了最后抵抗的，恐怕是德国。德国这片土地，从前被称做“德意志帝国”，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是连绵不断的茂密森林。住在这里的德鲁伊教士信仰森林中的神，把森林当做圣物。他们抵抗基督教传教士，但基督教终于还是取得了胜利，于是，德意志帝国的森林就一片一片地被砍伐。结果，到17世纪时，德国的森林有八成已经被采伐掉了。
然而，在日本，以这种形式破坏自然的情况，至少到明治维新时期为止都没有发生。这一方面因为日本列岛是一块天然资源丰富的土地，另一方面，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珍惜自然、培育自然的文化。
由于生活需要，日本人也砍树，但并不只管砍伐，不管善后。他们规定，必须认真植树，这些树木将作为地区共有的山林 “里山”加以维护。因为，种植水稻时，具有保水功能的“里山”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把种植水稻放在农业的中心地位，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保留森林。另外，日本把古老的原始林称做“镇守之林”，是神圣的地区，禁止伐树。在日本，神社一定建造在镇守神庙的树林当中，这不外乎因为日本人认为神灵栖身于森林之中。日本人正是在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当中，孕育了独特的宗教观。
尽管时代在推移，但这种心理到了德川幕府时期也没有消失。德川时期的江户人口达10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据说像欧洲其他城市那样的卫生或传染病问题，几乎没有在这里出现过。最大的原因是，江户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能将城市生活中的垃圾和排泄物等进行再生处理。进行不破坏自然环境的生活，这种观念已经理所当然地深入到了德川时期的日本人心中。
据前文出现过的安田喜宪讲：“在江户时期的日本 关于森林利用有严格的规定。 一棵树一颗头，一条树枝一条胳膊 ，偷盗山中树木者，即刻斩首”（前引安田，第223页）。日本人就是这样悉心保护树木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开始西化，自然环境也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即使这样，日本的森林覆盖率仍占到国土面积的70%以上。这是日本人的自然观为日本保存下来的财产，我认为必须珍惜下去。
来到日本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常感叹日本绿色之多。日本青翠欲滴的美丽风景，并不单纯是日本所属的温带气候造就的，还是日本人常年保护的结果。
融合了神道与佛教的日本人
那么，到底为什么日本人能够自古以来就珍惜森林，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呢？
答案不言自明。
葱郁的森林、参天的大树、深山里涌出的泉水，还有巨大的岩石 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这些自然之物当做圣灵崇拜，爱惜至今。在这些神圣的地方，几乎毫无例外地建有神社，而山和森林就被作为神体崇奉。
当然，这种万物有灵的自然信仰，并不限于日本，在古代的世界到处可见，所以并不特别稀奇。然而，日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朴素的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的神道，融合了外来宗教佛教，形成了可称为“日本式神学”的思想。
将神道与佛教相融合，并进行理论性的正当化，我们称做“本地垂迹说”。
原本从印度经中国传到日本的佛教中没有自然崇拜的因素。因为佛教本是为了消除给人带来痛苦的“烦恼之火”，以达到悟彻的境地为目的，因此最终努力的主体是人本身，而不存在依靠自然的神圣和灵性的思维。当然，佛教的修行者中，也有隐居到森林中、大山中去的人，但那是为了把自己置于严酷的自然中修炼，以改变对事物的认识，而不是以从自然中“悟道”为目的。
因此，虽然佛教不像基督教那样命令人们积极地征服自然，但佛教中原本也没有自然崇拜思想进入的余地。
然而，当佛教进入日本时，日本人把古代流传下来的神道与佛教思想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所谓“本地垂迹说”思想，下文我还会详细说明，简单地讲就是，“不论眼前崇拜的神的体态如何，均是本地佛的化身，可以崇拜，没有任何问题。”
例如，伊势神宫祭祀太阳神天照大神，而天照的本地佛是大日如来。再如，熊野本宫祭祀“素盏鸣尊”，它的本地佛是阿弥陀佛。也就是说，拜神本身也等于在拜佛，这就是本地垂迹说思想。
常有人说，日本人新年首次参拜去神社，到了春分、秋分和盂兰盆节就去寺院供奉祖先，而到了冬天又庆祝圣诞。对此，很早就有人批评道：这样的日本人，难道不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吗？日本莫不是没有宗教的民族？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至少，对于佛教和神道两者并立，古代的日本人有系统的神学解释。
日本没有将天上的神尊为唯一神的宗教。但是，日本人有独特的宗教观。他们从路边生长的一草一木中感受神和佛的存在，认为人是依托自然而生的。日本人日常使用的语言中，表示感谢的心情、诚惶诚恐的心情的用语以及吃饭前的祈祷等，原本都来自佛教。如果从是否信奉特定的神这点来讲，日本是“无宗教”；但说到是否有整体的宗教心，还是应该说，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有宗教心的国民。
我无比尊敬的已故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常开玩笑道：“天主教是小时制宗教，日本的宗教是全日制宗教。”意思是说，“天主教徒从礼拜一到礼拜六可以随心所欲，到了礼拜日只要去教堂忏悔就能得到宽恕。所以他们沉浸在虔诚心中的日子，只有礼拜日”，“但是，日本人整天都在说谢谢款待啦、感谢好意啦，看见路边的小神社和地藏菩萨，也要马上祈祷。日本人有的是那种日常化的宗教观”。
试着想想看，已经进入了21世纪，但成百上千上万的人到了正月就去进行新年的首次参拜，这件事本身在发达国家中就是异常现象。说日本人没有宗教心，那是大错特错。
本地垂迹说与“日本式自然哲学”的确立
据古代传承下来的建国神话讲，日本被认为是“神国”。
综合《古事记》、《日本书纪》和《风土记》的记载，日本列岛原本是诸神创造的土地，为了直接统治这片土地，天上的高天原国的诸神命天孙瓊瓊杵尊降临。这样，高天原的神就被认为是延续至今的日本皇室的祖先。
并且，在日本这块地方，不单有皇室的祖神（皇祖皇宗），还有千千万万的神存在。无须多言，这千千万万的神，多数以大树、巨岩或者深山为神体。也就是说，日本各地的自然本身就是神，古时的人故而认为日本是神国。
日本信仰的神道，起源于这样的自然崇拜，当佛教传入时，日本人并没有在自然崇拜或佛教思想中作选择，而是让两者并立共存，于是就产生了“本地垂迹说”。
关于“本地垂迹说”，我已经讲过了，下面再从神学角度做一些说明。
神学的解释大意是这样的。由于佛教的教诲、释迦牟尼创造的缘起思想，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真理，所以，这个真理，不仅在古代印度，在古代日本也应该是普遍存在的。既然这样，普度众生的佛，从世界开始那天也就在日本存在了，不然就不合理了。这样想来，在创造日本列岛的时候，日本就有了诸神。于是，日本的诸神，实际上，就应该认为是佛为了拯救日本的众生而显现的化身。
历史小说中，常描写从前的武士，出征前去“南无八幡大菩萨”等处参拜的情景。据说，原本“八幡神”是从日本最古老的时候就信仰的一个神，从大分县的宇佐八幡宫开始，普及全日本。八幡神的起源，还有很多部分笼罩在迷雾中，但肯定是有史以来就被信奉的一尊神。至于八幡神为什么用佛教的“菩萨”来称呼，有解释说，是因为印度的菩萨在日本现身时，变成了八幡神的模样。于是就用“八幡大菩萨”来称呼了。
所谓本地，原意是“佛教的真理”，因为在日本垂迹（作为神的形式出现），于是出现了本地垂迹说。不只是八幡神如此。日本神话中的最高神天照大神，也被认为是密教的中心本尊大日如来。当这种思想推广之后，各地神社为了祭奠神也就是佛，开始建造有僧侣侍奉的“神宫寺”。所谓“神佛习合”即神佛合二为一的信仰，就这样开始了。
西行与芭蕉之所以被当做圣人景仰
那么，随着这种本地垂迹思想的形成，日本人自古传承下来的自然崇拜心理变得越发强烈。总之，从这种思想出发，日本列岛不仅是千千万万神灵所在的“神国”，同时也成了佛祖保佑的“佛国”。
在我们这些受近代思想影响的人看来，这种本地垂迹思想简直是奇特的学说。但是，由于这种神佛融合的独特思想，日本人自古持有的朴素的自然崇拜就被定位为日本文化的基础。
因为，日本是神国的同时还是佛国，故而日本人开始相信，就连生长在路旁的无名小草也有神性和佛性。这种情况用语言来表达，就是“山川草木国土悉皆佛性”或“山川草木国土悉皆成佛”。因此，人们相信，一味根据人的需要采伐森林会受惩罚，森林中的鸟鸣、虫叫，都是祈祷人们成佛念的经。
这样，自然是神圣的，人在它的保佑下生活，这种思想就开始在日本社会扎根。因此，如果不能理解本地垂迹思想，也就不能理解日本文化。
然而，最近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却不再出现“本地垂迹说”。在演讲中提到这个话题，能有反应的，也只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或者更年长的人。
日本的学校为什么不再教授如此重要的历史事实呢？答案很简单。因为麦克阿瑟进驻日本时，命令停止了三个教学科目。这三个科目就是“历史”、“地理”、“道德”。麦克阿瑟的意图在于，通过不教授这些科目，来剥夺日本人的爱国心。这是麦克阿瑟削弱日本的战略。日本的教育界完全地上了这个圈套。日本的年轻人不再学习任何与本国历史、神话、宗教有关的知识了。我自身的经验也如此，在外国生活的日本人最困惑的是，对本国的事情所知甚少。
文章写到这里，有些离题了，言归正传。使这样的日本式自然观以文学的形式结晶的，是有歌圣之称的西行法师以及无比尊敬西行的俳圣松尾芭蕉。
西行和芭蕉都曾在日本列岛漂泊，所到之处用和歌或俳句形式咏出了自然的风貌。他们热爱自然，把自然作为题材，却并不单纯是因为喜爱自然。他们相信，把盛开的鲜花、潺潺流水或者青山和蝉鸣作为文学素材处理，本身就是修行，也算是对死者的供奉。在旅行中生，在自然中活。正因为有很多日本人感觉像他们那样的生活方式才是人生的理想，西行和芭蕉才分别被称做歌圣和俳圣。
这种感情，至今仍存在日本人心中。元旦的清晨，男女老幼都去登山，在山顶，面对日出合掌，祈祷一年的幸福；到了春季，全日本的人们一齐出动去赏樱花，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这些活动并不单纯为了娱乐，无疑在这当中还包含着某些刺激日本人宗教感情的因素。
新年去神社参拜，盂兰盆节去寺院祭祀，日本人对此不感觉矛盾。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而是因为在“日本式神学”中，去神社和去寺院完全可能并立。正因为有这种日本式神学的存在，日本才能从古至今地保护美丽的自然。
世界史上例外的“独一国家”、“独一文明”
关于本地垂迹，我已经做了很长的说明。像日本这样，自古以来就维持着自然崇拜的国家，至少在所谓的先进国家中没有第二例。原本在G7（西方七国集团首脑会议）中，非基督教的国家就只有日本。
虽然，现在在日本之外的非西方、非基督教文明圈中，出现了中国、印度、韩国等经济新兴国家，但是，如果问到这些国家的人们，是否也像日本人一样，认为一草一木中都有神灵栖身，从而一贯地保护自然？回答是否定的（当然，印度人普遍信仰的印度教是多神教，与日本相似，崇拜起源于自然的各种神，但印度教并没有与自然崇拜相结合）。
那么，为什么同在亚洲圈，受基督教影响都很少，却只有日本从古至今一直保持了自然崇拜呢？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日本这个国家在世界史上有它的独特性。
关于这一点，哈佛大学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教授指出：在地球上的主要文明当中，有史以来一直维持着“独一国家”、“独一文明”的，只有日本。在《文明的冲突》（集英社）中，亨廷顿将地球上的主要文明分为七个，但无论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还是西欧文明，都有过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和受到其他民族支配的经历。
最先统治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是继承了古希腊文明衣钵的古罗马帝国，但不久，这个罗马帝国又由于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而灭亡。随之，欧洲进入中世纪。而支撑欧洲精神的，则是旧教的罗马教会。所谓西欧文明社会，一般性地解释认为，是依据希腊哲学（希腊精神）、罗马法、基督教（希伯来精神）三种因素形成的。再补充一点，现在生活在希腊的人们，不是古希腊人的后裔；而现代意大利人，也并非古罗马人的直系子孙。
至于中华文明，情形也相同。
当今历史学家的定论是，现在的中国人，与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住民，从人种角度讲，已经完全不同了。从4世纪初开始，即从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中华大地上的主人公，就是以鲜卑族为首的周边游牧民族。据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战乱后，汉族几乎被灭亡。而成为之后称霸中原的隋唐帝国中心的，正是鲜卑族。再之后，战乱反复不断，出现了蒙古的元帝国、女真族的清帝国。因此，虽说“中国有4000年的历史”，但当中已经没有人种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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