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路遥《平凡的世界》评析

转轨——路遥《平凡的世界》评析　　

路遥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它的写作准备期是1982－1985年；从1985－1988年，整部小说创作完成；1989年10月，中国文联出版社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陕西省黄土高原中的贫困山区，时间从1975－1985年。小说以双水村1979年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后的变化为叙事中心，以点带面地展现了村子所在的乡（石圪节乡）、县（原西县）、地区（黄原），乃至全省（陕西）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变迁。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伟大的史诗，它生动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改革开放是怎样地改变了自1949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今天，改革开放已过去三十年。三十年来，国家的一切成就和教训，我们都可以从这部小说中找到根源。　　

一、《平凡的世界》第一部：1975—1978年贫困山区农村的基本情况　　

（一）、1975－197８年双水村的经济状况　　

双水村位于土地贫瘠的山区，在1975年，还是典型的农业村。村子没有副业，没有工业，只有一个枣树林，每年打的枣子分给村民。土地属集体所有，以生产队（双水村有两个生产队）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农户分有自留地，家里可以养猪、鸡等家畜家禽。村民的大部分精力花在集体劳动上，他们的收入也主要来自集体分配；家庭经济只是集体经济的一种补充，因为家庭经济而耽误集体劳动是不允许的。　　

村民在生产队的劳动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忙时节的耕种收获；另一部分是农闲时，生产队来组织扩大耕地面积，或者兴修水利、改造土壤，总之，就是设法增加粮食产量。　　

除了在生产队劳动，村民还要参加上级单位组织的公共劳动。小说开头就写到石圪节公社组织各村的劳动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把双水村的山地改造成梯田。书中还有这样的叙述：“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一九七六年。……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呆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第一部243、244页）参加公共劳动的村民要记工分，——这工分记在本生产队，和在生产队劳动所得的工分混在一起，将来进行统一分配。从这点看，村民参加公共劳动，是带有义务性质的，——一般来说工地上会管饭，有的会有极少的一点补助金。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农民，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整年都不闲着，活儿干不完。真累人啊！　　

可是，整年不停歇地劳动，双水村的村民收入却不多。路遥写道：“生产队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兼顾’了国家和集体以外，到社员头上就实在没有多少了。试想一想，一个满年出山的庄稼人，一天还不能平均到一斤口粮，叫他们怎样活下去呢？”（第一部121页）我们知道，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国家工作的核心之一是实现工业化，实现的措施中不可避免地选择了“农业补贴工业”这一条。也就是说，农民要把他们生产的粮食中相当一部分交给国家，却不能得到相应的补偿。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另外，双水村土地贫瘠，集体副业、工业也没有出现（文革中间有些农村已有了社队企业——县、镇、村办的集体企业）。多种原因造成了双水村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它是贫困地区农村的一个代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它只是贫困地区农村的代表，而不是全中国农村的代表。路遥写道：“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中间一点‘白菜心’，周围全是‘菜帮子’，……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第二部004页）可见，当时的中国是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的。这里，我们只谈贫困地区的代表双水村。　　

双水村就有一些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孙玉厚家就是村里光景最“烂包”的一户。1975年，孙玉厚52岁。他的二儿子孙少平是这样看待这个家庭的：“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兰香）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兰花）又寻了个不务正的丈夫（王满银），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孙少安）一个全劳力……这么几口人，父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第一部008页）这时，17岁的孙少平正在县里上高中，“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按照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第一部007页）在孙玉厚眼里，他的家庭是这样：“全家一眼土窑，他老两口和快八十岁的老母亲住着；少安就在窑旁边戳了个小土窝窝安身。两个念书的娃娃星期六回来，只好到河对面金俊海家里借宿。没力气再打几孔土窑洞啊！……如果父子俩因为打窑误了冬工，一年下来又要出钱粮。再说，就是钻下两个土洞子，做门窗的钱又从哪里来？”（第一部035页）孙玉厚家的经济状况就是这么差。　　

但是，村里面有些人家的生活条件不错。比如大队副书记金俊山家，“儿子金成高中毕业，在村里教小学，……女儿金芳出嫁到米家镇，女婿是个手艺人，光景很殷实，……一年四季一家人有吃有穿有钱花，……”（第一部058页）村里的教师“两个假期不算，一年就能挣二千六百工分，公社一个月还补助六块钱呢！要是假期里出工劳动，队里还单另给记工分。这样下来，一年比一个最好的劳力都挣得多！”（第一部338页）还有金俊海家，他家经济条件好的原因是金俊海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吃的是公家饭。他家里四口人，老婆和两个孩子都在村里，孩子都上着学。大队书记田福堂家庭条件也好，一来担任书记，工分不少；另外，女儿润叶在县城是公办教师。弟弟田福军是县革委会副主任。村里面钱最宽裕的是公派教师姚淑芳和她在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的丈夫金光明。从这里看，村子里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大都是有农业以外的收入。　　

（二）、1975－197８年双水村所处的社会环境　　

１、县、公社（即乡）、大队（即村）三级干部的思想状况　　

小说提到了县乡干部中的思想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怎样对待社会上出现的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经济活动。当时在公社一级，出现了武装的“民兵小分队”，这个组织的一个主要工作是搞阶级斗争。他们在集市上没收农民的猪肉、粮食和一切当时禁卖的东西（比如猪肉，只能卖给国家，不能私自出售）。他们把农村扩大了几尺自留地或犯了点其他“资本主义”禁忌的老百姓，以及小偷、赌徒等，集中到公社的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强制这些人接受‘劳教’。被‘劳教’的人不给记工分，自带口粮、被褥，而且每天要干最重的活儿。柳岔乡副主任刘志祥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周文龙，柳岔公社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第一部247页）石圪节乡主任白明川再说：“……比如，高家湾高廷亮，只是耕自留地时多占了队里的两铧，纠正过来，在生产队做个检查就行了，也拉来劳教……”对这种意见，副主任徐治功这样反驳：“两铧地实际上是个路线问题！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白明川对曰：“毛主席是说过这话。但毛主席没有让咱们动不动就‘劳教’农民嘛！”徐治功：“这不是我的发明！这是县上冯世宽主任的政策。你觉得冯主任不对，你到上面另讨个指示来，我徐治功照办！”白明川说：“咱们不是说不搞阶级斗争，但不能光一个‘狠’字，还要‘稳、准’。牛家沟这妇女，不就是为一棵花椒树被队里没收了，骂了几句大队书记吗？拉到工地上教育一下就行了，但不能损躏身体嘛！那么重的活，别说一个妇女，好后生都够受！现在弄得大出血，万一死了怎么办？够不够死罪？给家里人怎交待？”（第一部111、112页）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知道了‘劳教’的事后，很恼怒，发出指示：“……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另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智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248、250页）　　

表面看来，干部们都反对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分歧在于怎样处理犯错误的人。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和柳岔乡主任周文龙等主张严厉打击；而县革委会副主任田福军、石圪节乡主任白明川等则主张用和风细雨式的思想教育的方式。这种分歧事实上表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对国家前途的影响的不同认识。冯世宽认为，这种活动会影响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而田福军则不这样认为。事实上，田福军认为农民受穷的原因正是“公有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问题照样解决不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如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经二十年了，我们不但没有使农民富起来，反而连吃饭都成了问题……”（350、352、414页）田福军所谓的“从根本上解决”，实际上就是废除人民公社和公有制，搞“单干”。所以在1977年，当孙少安向上级部门提出要学习安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田福军立即表示支持。到1979年，田福军就成了黄原地区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锋”。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分歧的双方并不都完全正确。冯世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坚决，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由于各种原因，老百姓生活艰难，不得不搞了一点资本主义，对这种问题，性质可以看得严重，但处理上不该太严厉。而田福军同情老百姓，这是对的，但他对社会主义缺乏认识，单纯地把农民吃不饱饭的原因归结为“公有制”，则是错误的。　　

总之，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短，经验少，各级干部的思想都有局限，工作中出现一些失误，这是难免的。另外，虽然中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几千年来的私有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又由于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要在短短几十年中彻底剔除人们的私心，是不可能的。这种私心在干部中有，在老百姓中也很普遍。　　

比如冯世宽。中央的老首长“高老”要来原西县调研，其中有项安排是召集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开座谈会。这些人员中有些人生活比较艰难，冯世宽就怕座谈会开成诉苦会，自己下不来台。于是就想给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做做工作，让他们往好里说。这件事说明，冯世宽的思想也是有问题的，不能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另外也有私心。周文龙，虽然干工作劲头大，对资本主义思想斗争也坚决，但书中提到他父亲在公社食堂白吃白喝。周文龙应该知道这件事，却没有坚决制止。　　

田福军，对老百姓充满同情心，但在释放柳岔公社在农田基建工地上“劳教”的农民时，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并且不与柳岔公社主任周文龙打招呼，有以势压人的嫌疑，这事做得欠妥。另外，在为侄女田润叶安排工作上，也走了后门。　　

县革委会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在工作上原本是支持冯世宽的，但因为他想和田福军攀亲戚，——让田润叶做他的儿媳妇，在县委会上需要他表态的时候，就装牙疼不表态。　　

石圪节公社副主任徐治功，私心比较重。书中提到，他原本是县农业局的一般干部，家属都在县城，不愿到条件差的石圪节公社来，但因为官职升了，就硬着头皮来上了任。一上任就想着要尽快干出点名堂，好早点调回县城。另外，在处理田福堂犯错误的问题上，也表现出私心。就因为田福堂是田福军的哥哥，所以对田福堂处理地就轻了。　　

作为双水村支书的田福堂，有能力领导村民搞建设，村民也拥护他当支书，但他的思想很需要改造。比如权力欲强，总是怕村里其他人威望超过他，以至于当他的潜在对手家里发生点灾祸，还会幸灾乐祸。另外，当他儿子田润生高中毕业回乡后，“说心里话，他舍不得让润生出山受苦。他自己都好多年没参加什么劳动了，怎忍心让儿子去受这罪？当然，他是书记，要忙着做工作，不劳动别人也不能说什么。可他的儿子也不劳动，这就说不过去了。不劳动不行嘛！这倒不是说为了那几个工分——那点工分能值几个钱？……问题是以后有个工作和学习机会，大队推荐时，润生不参加劳动，不好往过通！就是众人因为他田福堂的面子，同意把大队公章盖在推荐表上，还有上面的机关哩！而村里有些人说不定当面举拳头赞成，背后马上就跑到上面告状去了。再说，假如给双水村来一个名额呢？那人家孙玉厚的娃娃劳动好，当然轮人家娃娃去……”（333页）另外，福堂身上还有地方本位主义的毛病：地区出现严重的旱灾，双水村旱情严重。东拉河在双水村流过，但坝里存水太少，已用完了。为了解决旱情，田福堂就和几个村干部合谋，指挥村民偷偷扒开了东拉河上游村子的拦水坝。由于组织不得力，不仅没能解决旱情，反而给几个村子造成重大损失。再次，田福堂在儿女婚姻上“门当户对”的观念很严重，——当然这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毛病，——他看到女儿润叶和家庭状况那么差的孙少安有谈恋爱的可能时，怒不可遏。他听儿子说要和一个寡妇结婚时，气地要发疯。　　

２、农民的思想状况　　

在《平凡的世界》这部书中，农民远远没有摆脱私有文化的影响，所以程度不同地有私心，等级观念也较严重。在双水村，这首先就表现在封建户族观念上。双水村主要有两大户人家，金家和田家。金家多住在金家湾，田家多住在田家圪旯（此字原文为左边一个“土”字旁，右边一个“劳”字）。在旧社会，金家一直是双水村的主宰，土改时，金家一家定为地主，两家定为富农，一部分是中农，大部分是贫下中农成份。而田家在旧社会大都是村里的穷人。这样，在土改中，两个家族就发生了矛盾。新社会几十年，虽然人际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户族间的矛盾，平时总还模模糊糊地存在着。有的时候，这种矛盾还相当尖锐。在新社会，田家在村里占了上风，田福堂是村支部书记。金家的许多人成份不好，平时尽量克制，也不过分咋唬。但这族人中，也不乏几条汉子，常常曲里拐弯地向田福堂挑战。二队队长金俊武（双水村分两个生产队，田家圪旯是一队，队长孙少安；金家湾是二队）就是其中一位。金俊山由于参加过解放战争，并且入了党，在村里担任副书记。　　

书中表现农民旧思想的地方很多。　　

孙少平在县上读高中时，受润叶邀请到田福军家吃饭，“他想到他穿这么一身破烂衣服，要跑到尊贵的县领导家里去做客，由不得一阵阵心跳耳热。”（17页）他在班上做“劳动干事”，每次劳动分劳动工具时，“都把最好的一件工具留给郝红梅”。——因为他和郝红梅关系比较好。孙玉厚认为，“古今中外，世界说来说去，总是识字人的天下。”（52页）孙玉厚的弟弟孙玉亭在农田基建大会战上任副总指挥，“做饭的人都巴结他，碗里的肥肉明显比别人多”。（55页）孙少安的姐夫王满银被抓到工地上“劳教”，孙少安就通过润叶找到田福军帮忙，放了王满银。孙玉厚与田福堂在旧社会都给富人家揽过工，因此解放初两家的关系相当亲密。田福堂做了支书，家里光景好了之后，和孙玉厚家的关系就疏远了。村里养猪往公社交的时候，农民害怕猪斤称不够，就千方百计贿赂收购猪的人，收猪的人就给自己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快。（165页）　　

以上谈到干部和农民的思想局限性，决不是在单纯地批判他们。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两点：1、人们有私心和等级观念，这是很正常的。一来是受几千年的私有文化的影响；二来，人身上都有点动物性，生来都是自私的。后天教育就是要控制乃至消除这种自私性。虽然新中国建立了以公有制有基础的经济制度，但旧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这种思想的改造需要很长时间。2、这种改造单靠说教是不够的，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生产力越发达，物质产品越丰富，这种改造就越容易。思想改造须和生产结合起来。　　

３、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书中表现出的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所导致的贫富不均；二是政府干部享有特权，也就是把公共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　　

小说一开头，写的就是县立高中学生的伙食状况：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他内容都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清水煮白萝卜，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每份五分钱。甲菜和丙菜分别用小脸盆盛一点，乙菜最多（这说明有贫富不均的现象，但多数人的状况差不多）。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工人和干部的收入都高于农民，双水村民办教师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好。田福军的岳父徐国强是位退休干部，他养了一只猫，“这娇东西一天好吃好喝。”（295页）徐国强老人在田福军家过六十五大寿的时候，县革委会副书记李登云送来了蛋糕，“这蛋糕是我专门吩咐向前从省城里买的，名字就叫个‘生日蛋糕’。听说外国人过生日就兴吃这个，还在上面点蜡哩……”“田福军一家人都站起来，男的白酒，女的红酒，都逐个和徐国强碰了杯，然后一饮而尽。”“这季节，还没什么青菜，桌子上大部分是肉食。”（97、98）　　

可见，在1975－197８年间，社会上是有贫富差距的。这种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种现象的存在，除了由于当时国家建设的重点是工业以外，分配制度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国家分配给农村的财富太少，农民的收入过低。如果条件允许，改革一下分配制度的话，农民的生活一定会好一点。就像毛主席在1956年所讲的：“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论十大关系》）可见国家的分配制度对人民生活有很大影响。　　

一个农业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农业补贴工业，农民的生活必然苦，比不上工人；但随着工业的发展，随着工业化程度逐步提高，国家的财富分配制度也应该发生变化，农业对工业的补贴应越来越少，最终当国家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国家在分配制度上就要转化为工业补贴农业，也只有这样，农业才能得到发展。　　

我国的农民，在建国之后的三十年中，生活水平一直不高，有的甚至温饱都没有解决。为了增产粮食，为了支援工业，农民在生活条件那么低的情况下（当然是在逐步好转，只是速度慢），常年辛劳，很少有休息时间。他们的劳动强度是超过了工人的，更不要说干部。但他们却是收入最低的群体，生活最差的群体，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经济地位的低下，影响了他们做人的尊严。而一个人活在世上，并不只为了吃饭，尊严才是支撑一个活下去的根本力量。思想教育当然会起到作用，国家也应该教育农民，——建设社会主义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但如果这种精神不能为他们带来做人的尊严，他们是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精神的。而经济地位是尊严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所以，到1975年，孙玉厚“在这土地上都快把自己的血汗洒干了，家里的光景还是像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眼”。（34）以至于弟弟孙玉亭让他去参加村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会议时，他说：“我不去，不劳动不行，不开会还不行？”（51）他的儿子孙少安则认为“现在一群人混在一起，干多干少大家都一样，因此谁都不出力，结果一年下来都受穷！”（408）很多人回忆，在70年代中后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这显然和他们长期辛苦却得不到相应的经济补偿是有关系的。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这是一个很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如果任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那农业是没办法搞的。这里，我们应该看出来，农民积极性降低的原因是：他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贫穷的面貌。这个和集体劳动没有关系，如果集体劳动可以使他们富裕，他们当然会保持积极性。就像某些在人民公社时期经济条件好的地方，人民并不愿意单干。所以，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高低和集体劳动还是单干没有直接关系。　　

在这种时候，除了进一步发展生产之外，分配制度上向农民倾斜应该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上面谈了贫富不均的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政府干部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现象。　　

田福军为自己的侄女润叶安排工作。　　

孙少平的高中同学郝红梅和顾养民谈朋友。郝红梅高中毕业回农村后，“她知道，她不会在农村呆很长时间的。养民的父母亲都是黄原地区像样的人物，他们怎么能让他们的儿媳妇在农村劳动呢？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在黄原给她找工作！”（324）　　

李登云儿子在结婚的时候，“为了排场，李登云动用了全县所有三辆吉普车中的两辆——当时吉普车就是县上最高级的车，……”（302）　　

这些现象说明，以权谋私的现象当时是存在的，但应该说不太严重。比如田福堂就不敢让儿子随便不参加队里的劳动。其原因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有关，也与国家制度有明确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制度。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对腐败等“损公肥私”的行为天然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因为所有人都是财富的主人，他们对公有财富天然地关心。这就会使损公肥私的行为有很大的被揭穿的风险。所以，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在干部中间不正之风虽有，却是被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党内监督和民众对干部的监督都是有效的。但是这绝不是说这种轻微的腐败可以任其存在，不加治理。　　

（三）、1975—197８年改变双水村贫困面貌的方法设想　　

    双水村贫困的原因，根据前面的内容可以总结为三点。一，土地贫瘠，自然条件差；二，大多数村民只有农业收入，没有副业、工商业收入；三、和国家工业化的国策以及分配制度有关。根据这三点，要改变村民的贫困状况，或许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改变双水村纯粹依赖农业的经济模式，像同期全国很多农村地区一样，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办社队企业（公社和村级单位办的集体企业）。让更多的农民从事工业建设，这样一定能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应因地制宜地发展副业。　　

二，就是上面提到的，国家可以从改革分配制度上给农民增加收益。就像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上讲的“粮食统购价格从一九七九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百分之五十，棉花、油料、糖类、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0年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这种政策就是通过分配制度的改革给农民增加收益。　　

不论是从实际的经验中还是路遥的这部小说中，我们都看不出来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是“公有制”。70年代中后期，有些地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降低了，但在此之前农民生产积极性高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也是贫困的啊！如果不改变国家的农村政策，即使在70年代中后期农民有生产积极性，生活依然会难以改观。至于小说中借田福军之口列出的一系列数字，需要认真分析。数字是这样：“一九五三年全县人均生产粮九百斤；而去年（一九七六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七七年的二十年间，有十六个年头社员平均口粮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仅有三百一十五斤，而其中三百斤以下的就有二百四十一个大队、四万一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九四九年人均生产油品九斤二两，去年下降为一斤九两……每户平均现金收入只有三四十元，……”（414）从这组数字看，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整体趋势上是下降了，甚至不如一九四九年，这太令人震惊。如果情况属实，这个地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确实需要总结，其原因绝对不会是一个“公有制”造成的。因为就全国的情况看，建国后农业生产是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农业年鉴1980》中有一张《全国农业总产值各个时期增长情况》的表格，所列数据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其中1949年—1979年的数据是这样：时期增长额1156.2亿元；年平均增长额38.54亿元；时期增长幅度270.1%；年平均增长幅度4.46%。另一张表格是《全国棉花总产量各个时期的增长情况》，其中显示1949年—1979年之间，时期增长数量3525.9万担；年平均增长数量117.5万担；时期增长幅度396.7%；年平均增长幅度5.5%。还有一张表格是《全国油料总产量各个时期的增长情况》，其中油料作物不包括木本油料和棉籽油。表中显示：1949年—1979年，时期增长数量7743.9万担；年平均增长数量258.1万担；时期增长幅度151.0%；年平均增长幅度3.1%。在《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有一张《全国农业总产值指数》的表格，这张表以1952年为100，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数字是这样：1949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的指数是67.3；1952年是100.0；1957年124.8;1962年100.0；1965年137.1；1978年229.6；1979年249.4；1980年256.1；1981年270.7。　　

以上我们分析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内容，了解了书中所描述的陕西一贫困山区的基本社会状况。下面做一小结。　　

经济上：该地区实行的是公有制经济。县、乡、村各级干部和广大农民为发展地区经济付出了很大努力，但多种因素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低。文化上：一部分人——主要是干部——有初步的社会主义觉悟，但还不够。大多数人受私有文化的影响很深。展望未来：经济上需要改革，思想改造任重而道远，两者应并举，不可偏废。　　

二、《平凡的世界》第二、第三部：1979—1985年，改革之后贫困山区的变化　　

（一）、改革势在必行　　

农民搞社会主义建设（经济上以公有制为基础）二十年了，付出了那么大的劳力，生活状况依然不好。这说明国家的政策是需要改革的。“时移事移，变法宜矣”，社会在发展，改革就永远不能停止。另外，70年代国际环境的变化（以72年中美关系缓和为标志），以及城市工业生产中出现的新问题（工人在生产中主人翁责任感有所降低为主要表现之一，这直接影响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都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了新情况、新课题。怎样通过制度建设（也可以叫改革），采取一些新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使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使工农业生产继续发展，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是国家面临的当务之急。75年，邓小平同志就在工业阵线上进行过改革。　　

70年代，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较高，所以他们对改革的要求不强烈。而在广大农村，贫困农民改变现状的愿望是很强烈的。这就决定了新的改革必然先从农村开始。这是一场事关中国80%人口的命运的改革，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时间只有二十多年，其经验不多。大多数国家干部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认识都不够深入，这一点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单干思想一直在中央高层存在着。80年前后，中央很多高官到西方国家参观学习，看到西方国家人民物质生活那么好，就认为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搞了私有制”。中国的改革理论正是建立在这种片面认识上。　　

认识世界并不容易，怎样搞好公有制经济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门年轻的学科。我们应该一边实践，一边去认识它，这尤其需要领导干部付出极大的精力。但是，在70年代末，当公有制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们解决困难的方法竟然是放弃公有制，走私有经济的道路！　　

改革就这样开始了！这事实上不能称为改革，这是一场革命，生产方式的革命！　　

（二）、双水村的变化　　

1、包产到户对村民物质生活的影响　　

1979年，双水村的土改运动开始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土改运动是在争论中进行的，大约决策者也感觉到如果一下子将集体土地包产到户有点突然，所以在很多地方先搞了个几户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就是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个责任组，每个责任组由几户人家组成，以责任组为单位承包集体的生产资料。双水村孙少安任队长的第一生产队就是这样搞的。一般一个责任组四五户人家，大都是父子（分了家的）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但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没有人愿意和村支书田福堂结伙，因为他家里劳动力弱，孙少安的叔叔孙玉亭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但因为都是乡亲，农民也不愿再干大集体，每户也都入了组，——责任组还属于集体性质，只是比生产队规模小了点。到1980年，责任组也解散了，双水村实现了包产到户，一家一户成了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下提高了！粮食的亩产量也提高了。国家在征收粮食上对农民也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于是，大多数人家不缺粮了。这对于双水村农民来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一半的学生不再上学，回家来帮父母亲种地。一家一户劳动，既要忙农活，还要管牲口和放羊，谁家都感到人手紧缺呀！”（第二部85页）——集体的时候，生产队的牲口由饲养员集体管理，一个人就够。　　

劳动力弱的人家，在种地上犯了难，比如田福堂家，孙玉亭家；有些人家甚至因此过得还不如大集体时候，比如村民刘玉升家。刘玉升眼看着过不下去，最终在一天夜里，发出震惊乡邻的几声嚎叫后，第二天，就宣布自己成了一名“神汉”。从此，通过大搞封建迷信给人“看病”来养家糊口。过去在“破四旧”活动中消失的封建迷信，从此又在农村出现了，并且愈演愈烈。都单干了，个人顾个人，谁又能保证自己没病没灾，永远发达，于是，只好求神灵保佑了。这可美了刘玉升，几年之后他就成了双水村第一个把电视机搬到家的“能人”。　　

双水村的半脑壳憨牛也没人管了。这是一个傻子，没爹没妈，过去由集体管他的生活。　　

到1982年，双水村“大部分人再不为吃饭而熬煎了……玉米面馍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可是，随之也出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情况。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部分人缺钱花。……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足劲！可买化肥需要钱——一年两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另外，市场一开放，洪水一样泛滥的各种东西也惹人眼馋。旁的不说，石圪节街上一排排花花绿绿的时髦衣裳，儿女媳妇们赶集上想买一身，你不给钱行吗？……庄稼人不得不又把囤里积攒下的粮食，扛到石圪节的自由市场上去卖掉……无论如何，只靠在石圪节街上去卖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就想把光景日月过好，那实在是妄想！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第三部33、34页）　　

总之，由于多种原因，包产到户后，大多数农民在土地上得到了比过去多的利益。粮种的推广和化肥的大量使用就是两个原因。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也是原因之一。不过，这并没有让农民富起来。温饱解决之后，农民怎样才能富起来呢？　　

2、贫富分化的出现　　

包产到户后，农民不至于饿肚子了。但如果想让生活水平再提高一点，比如买件过去没穿过的质量好点的衣裳，那就得动用口粮。1982年，“双水村所有人家的情况，少安心里都很清楚。他知道，大部分人家虽然不再愁吃饭，但另外的发愁事并不比往年少。如今这世事，手头没两个钱，那就什么也弄不成。旁的不说，化肥买不回来，庄稼就种不进去，村里人多口重的几家人，光景实际上还不如大集体时那阵儿。……事实上，农村贫富两极正在迅速地拉开距离。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中国未来长远面临的最大问题，政治家们将要为此而受到严峻的考验。……眼下贫困的人怎么办？办法不很多。吃救济款吗？现在石圪节全乡一年的救济款才三百元，人均只有几分钱！……再过几年，双水村说不定有人能起楼盖房，而有的人还得出去讨吃要饭！谁来关心这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村里的领导都忙着自己发家致富，谁再有心思管这些事呢？”过去的老饲养员田五来找孙少安，“少安，你拉扯我们一把呀！要不，我们连一点量盐买油的钱也没有……”（第三部41、42、43页）　　

孙少安是村里第一个发达起来的人。他致富靠的不是土地。　　

孙少安的第一桶金是这样得来的：1979年秋忙过后，他买了头骡子，给建筑工地拉砖。一个秋冬时间，他赚了二千五百块钱。村民们非常羡慕。1980年，他又办了个砖瓦厂，钱来的更多了。　　

村副书记金俊山，靠着养奶羊和奶牛发了家；金光亮靠养蜜蜂发了家；马来花天天在公路上卖茶饭赚钱；金俊武和县林业站签合同育树苗、卖树苗；金家户族里还有一些木匠石匠常年在外做活；还有人跑到原西和黄原搞了营业执照，卖起了风味小吃；田海民办了个养鱼场；刘玉升靠装神弄鬼的把戏发了大财，还收了个徒弟。　　

双水村的大多数农民，还只会在土里刨食吃。他们的日子紧巴巴的。看着村里别人发财，“他们委实穷得心慌啊……”（第三部36页）这些人没有做生意的心计。可他们总得找几个活钱儿啊！要不然怎么买化肥，给儿女买衣裳？　　

他们只好走上了这条路，——做雇佣工人。他们找到孙少安，找到田海民，要给他们打工。　　

双水村的变化在中国的农村是有代表性的。这种变化充分说明，对农村影响最大的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国家放开了市场，允许农民私人经营副业、工商业。富起来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包产到户，而是因为他们会念生意经。只守着包产到户分到的几亩地的人，成了穷人，不得不以雇佣劳动的方式给自己增加收入。　　

包产到户之后，没有公共工程了，——不用修水库了，不用修梯田了。一年时间里几个月的农活忙完，人就自由了，想干啥干啥，——有的人做生意发大财，有的人成了雇佣劳动者。　　

（三）、孙少安的发家之路　　

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书的中心人物是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小说以两人的经历为线索，展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迁。孙少安的人生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私营经济如何崛起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改革开放的一些基本特征。　　

1979年，包产到户的第一个秋忙后，“庄稼人多少年来破天荒第一次消闲了”（第二部54页）。孙安的妻子疼爱丈夫，就说：“……一年四季没明没黑在地里操磨，你也歇息上一天，到集上去散散心。”（54页）然后，孙少安就在石圪节的集上遇到了他的同学刘根民，——刘根民现在是石圪节公社的副主任。刘根民告诉他有个建筑工地上要找人拉砖。这样，孙少安私营经济的大幕就要拉开了。可这幕布不能赤手空拳地拉开，孙少安说：“架子车好搞，现在有包产到户的队，当年搞农田基建队的架子车有折价卖给个人的，大概不到一百元就能买辆好的。问题是要买头好牲畜可就不容易了！要是骡子的话，没一千来块钱是买不到手的……这事恐怕我做不成……”刘根民说：“你干脆向公社信用社贷点款，个人再转借上一点钱，买个骡子！……”（57页）孙少安问：“信用社能给我贷一千块钱吗？”刘根民帮了他的忙，“不行啊！公社已做了决定，即使是特殊情况，一次最多也只能贷七百元，还要公社副主任以上的领导批准哩。一般人一次只能贷一二百块。当然我会按特殊情况对待你。这也不算走后门，我是在规定范围内办事……”（58）这样，刘根民向孙少安提供了拉开发家大幕的资本。孙少安又向老丈人借了几百块，就承包了拉砖的生意。孙少安开始拉砖后，又遇到了新问题，那就是牲口料不好买（要在县粮食加工厂买）。可他又遇到了贵人，——原石圪乡主任白明川，现在调到黄原市当副书记了，帮了他的忙。“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自己跑了四五回都买不出来啊！”（69页）在两个贵人的帮助下，一个秋冬，孙少安赚了2500块钱。　　

第二步：1980年，孙少安用这2500块钱做资本办了个砖瓦窑，家里人手不够，就雇了没人管、没吃没穿的半脑壳憨牛当了工人。“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像牲畜一样，除过干活，连句话也不说。只是他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两个人的；但算算账，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142页）孙少安的生意很好，成了村里的首富。　　

随着私营经济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变化。“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建筑工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各种建筑材料都成了热门货。木材在涨价，钢材在涨价，而砖瓦一直供不应求！尤其是宝贵的钢材，就像困难时期的营养品一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越是控制，越是紧缺，漏洞也就越多；各种后门洞开，许多环节上都有不法之徒大发横财——报纸上不时报道有贪财的官员锒铛入狱！”（320）在这样的背景下，孙少安碰上了柳岔公社的一个“冒尖户”胡永合。胡永合是地委副书记高凤阁的表兄弟，靠长途贩运发了家。这个改革开放的新贵给孙少安做了如何适应改革开放大气候的“启蒙”。过去，孙少安是按市场通行价卖砖，“胡永合告诉他，现在的买卖人没他这号瓷脑！他教导孙少安说：脑筋放活些！你把买方的人请到食堂吃上一顿，每块砖就能多卖一二厘钱！……打这以后，孙少安就‘灵性’多了。按胡永合的教导试了一回，果真灵验——原来一块砖最多卖三分八厘钱，这次卖了三分九厘。……作为一个本分农民，起先这样做的时候，他心里总有点七上八下，很不踏实。后来他才知道，你不这样做也不行！有些公家人不仅不在乎这种请客送礼，而且还主动暗示或直截了当要你‘出血’。这种‘互惠’生意，既然公家人都不怕，一个农民为什么有便宜不占呢？/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许多土头土脑的农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公职部门的不正之风和某些干部的枉法行为，才使他们成为‘熟练的’生意人。他们提着黑人造革皮包，带着好烟好酒，从乡下来到城里，看起来动作迟笨，一脸忠厚，但精明地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打开的‘缺口’。/但和胡永合这样的生意人相比，孙少安在这方面仍然没有开什么大窍。他只会请人家在食堂里吃一顿饭……”（321）　　

第三步：1982年，孙少安决定扩大砖场的规模。“当然，首先是资金问题。少安估算了一下，……少说也还得另筹借一万块钱。这只能向公家贷款。”（第三部44页）“孙少安心急火燎地去找他的同学刘根民。/根民现在是石圪节乡的乡长，手中握有大权。/这么大数字的款项，乡信用社无权批准，得要上报县农业银行。根民说他可以给周文龙县长挂个电话，让周县长在县农业银行通融一下。”（94页）孙少平在村委开了贷款申请书交到乡信用社。“乡信用社的信贷员告诉他，刘乡长已给他们打过招呼，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按规定去他那里调查，就写好了可行性报告。当然，这要上报县农业银行。……按往常，县农行的审批少说也得半月二十天。/可是刚过三天，石圪节的信贷员就跑来说，他申请的贷款县农行已经批复了。信贷员惊讶地对孙少安说：自他当信贷员以来，县农行还没有这么快就批复这么大宗的贷款！/孙少安心里明白，是根民给周县长打了电话，才能如此迅速地解决了他的问题。现在这社会，即使办正经事，也得走旁门拐道！”（95）　　

砖厂开张后，孙少安一下子就雇用了村中三十几号人马，这些人都是双水村的‘穷人’。这时，叔叔孙玉亭为他出谋划策：　　

“他对少安说：‘目前报纸上正宣传帮穷扶贫的万元户哩！你比他们报纸上宣传的那些人都突出！因此，你要叫人知道你的光荣事迹哩！’　　

“‘怎？咱自己给报纸上写稿子表扬自己？’少安笑着对一本正经的二爸说。　　

‘“还要咱自己写哩？只要你闹腾一番，他上面的人抢着报道哩！’孙玉亭嘴一撇，惊奇办大事业的侄儿竟然如此缺乏政治头脑。　　

“‘你说怎么闹腾哩？’少安仍不明白他二爸的意思。　　

“‘嗨！这有什么难的？你干脆弄个隆重的点火仪式，给乡上和县上的机关发出请帖，让他们来参加……钱是小事，关键是政治影响！……　　

“他（孙少安）又盘算，人家上面的干部会不会接受他一个老百姓的邀请，来参加这样一个仪式呢？　　

“孙玉亭胸有成竹地说：‘没问题！上面正打着灯笼寻找这号先进典型哩！出了这号典型也是他们的成绩。不怕！这事如果你情愿，就交给我办！准保落不了空！’　　

“当孙玉亭给乡长送上请柬，并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他将为侄儿设计的点火仪式后，刘根民也有点激动了。乡长恍然大悟地说：‘是呀，少安的确是咱们石圪节乡的好典型！这样，玉亭，你把给县上的请柬放下，我现在就给周县长打电话，争取让县上最少来个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参加这个点火仪式！’　　

“刘根民放下话筒，咧开嘴笑着说：‘你回去给少安传个话，到时周县长要亲自来参加他砖场的点火仪式哩！’”（101、102、103页）　　

孙少安搞的点火仪式真把双水村的人震住了。连村支书田福堂心里也翻腾起来。“他对孙少安最大的心病倒不在于他‘发财’，而是他强烈地意识到，双水村的公众逐渐被这小子吸引过去了。孙少安现在尽管连个党员也不是，但几乎已经成了村中的‘领袖’。某一天，双水村的‘权力’是否要落入这家伙的手中？”（112页）　　

但料想不到的是——孙少安的砖烧砸了！“所有千辛万苦烧制出来的成品砖，出窑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布满了裂缝，成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物。”（147页）原来，孙少安请的烧砖师傅是一个牛皮大王，只会烧瓦盆，根本不会烧砖。孙少安破产了，连贷款带村里人的工资，他身上背了一万多元的账。双水村大部分舆论认为，孙少安要从这场灾难中翻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孙少安想再贷款是不能了，他又成了一个庄稼人。1983年秋，眼看着过了一年的时光，孙少安仍然无法走出债务困境。一天，他蔫头耷脑地到石圪节赶集，又碰到了“启　蒙　老师”胡永合。胡永合一听他的事，“嘴一撇，说：‘这算个屁事！你这个人到如今还不开窍。我原来还以为你很有两手哩！你说，难处在什么地方？’‘我在原北县认识个朋友，先前我在那个县有点小生意，不愿倒腾本钱，想让他在当地给我贷三千块款，他一口答应了。他已经在银行里说好了这笔贷款，后来我又决定不做那点生意，主要是利太小，划不来……这样吧！我给那人写封信，你去把这笔款贷了。……”（第三部260页）　　

孙少安拿到这三千块。他弟弟现在在煤矿上班，前后给父亲寄了一千块钱。孙玉厚把这钱拿出来交给孙少安用。有了这四千块，孙少安的砖瓦窑又开张了。但第一窑砖还没烧出来，原北县给他贷款的人被告发了，来找他要款子，——原来，银行的钱不能贷给外县人。这下孙少安急地要发疯了。　　

他病急乱投医地去找周县长。没想到事情出奇地顺利，周县长三言两语就和县农行说妥了。孙少安从县农行贷到了三千块钱。孙少安的砖厂顺利运行。到83年年底，孙少安就还清了银行的两笔贷款。84年开始的时候，赢利滚滚进入孙少安的腰包。　　

第四步：承包乡办砖瓦厂，占领石圪节乡的经济制高点　　

近一年里，孙少安的砖厂越来越红火。正当他忙里忙出的时候，他突然听说石圪节乡那个快要倒闭的乡办砖瓦厂要承包给个人。他知道，乡砖瓦厂比他的砖厂规模大几倍，设备和条件都不错，只是管理不行。于是他下了决心。　　

这样，一个集体企业就被一个私营企业主吞并了。公有制经济的成分又减小了一分，私有经济又壮大了一分。　　

孙少安在石圪节乡成了一个人物了。　　

第五步：建学校，向文化阵地进军　　

双水村小学的房子在1977年建水坝的时候被震垮了，学生们只好到原来生产队的饲养园上课。1984年，经济强人孙少安打算自己出钱重新修建学校。“这非凡之举博得一片赞扬之声。”（389页）到1985年春天，学校竣工了。双水村要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到时乡上县上的领导都来参加；听说电视台还要来人拍电视哩。哈呀，孙少安这小子虽然破了财，但这下可光荣美了！”“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公众做出的贡献。这完全可以看做是整个中国大陆十年沧桑变迁的缩影。十年，中国的十年，叫世人瞠目结舌，也让我们自己眼花缭乱！”（408、409页）校舍中间大墙上有一块黑色石碑，这块石碑记述了孙少安新建学校的经过和情况。“因为这是全县第一个由农民个人出资办教育事业，所以县宣传部和教育局都很重视，请文言文功底很深的县文化馆长亲自撰写了碑文；并由石圪节乡著名的匠人雕刻在碑石上。这可以看做是孙少安夫妇的一块人生纪念碑。”（411页）　　

第六步：私营企业主夺取政权　　

双水村的领导层在1984年冬进行了大换班。孙少安出任村民委员会主任。　　

（四）、单干后的精神文明建设　　

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总是与其经济基础有必然的联系。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这就决定了其文化必然围绕家庭经济而形成。所以中国封建文化的核心就是以忠孝为中心的宗法制文化。这种文化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持家庭的稳定。只有这样，封建经济才能进行下去。184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一些中国人也投入资本主义经济之中，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仍生活在农村，小农经济依然是中国经济的主流。但资本主义经济所携带的文化因素，还是对封建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资本主义生产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社会化，这种生产依靠的不再是一个家庭，而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开放。于是，人们就可以脱离家庭加入到这种生产中，从而获得生存。这对封建宗法制文化是一种致命的冲击。不说男子可以脱离家庭而生存，不再受封建家长的压迫，连女子也可以走上社会求得一席之地，从而摆脱对男子的附庸地位。当然，资本主义文化给人类带来光明的同时，其残酷性也很快暴露无遗。个人脱离了封建家长的压迫，却落入了资本家的皮鞭之下。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一点光明，很快就熄灭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所依赖的基础——生产资料私有制被一扫而光。中国人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而这种经济要得到发展，必须提倡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化，那就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然而，旧的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会一下子消除，所以，在中国社会上，就形成了新的混合型文化，它由三种文化组成，分别是：封建宗法制文化——以忠孝为核心、资本主义文化——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文化——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三种文化之间有可以相互融合的地方，也有相冲突的地方。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必须不断扩大其在文化上的影响。而新中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其实在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各种形式的整风来对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只是建国后，这种宣传和教育的力度更大了。但由于新中国经济不够发达，社会产品还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物质生活需求，物质产品的不足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人们“争夺的欲望”，——这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障碍。但是，社会主义却是人类实现真正的公平、公正的唯一的经济模式。我们只要能够坚持公有制，坚持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不断改革，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文化必然会一天天发扬光大。这才是人类的康庄大道。　　

1978年，公有制受到怀疑。私有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先是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完全解体了，广大农村中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处于私有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这股私有经济的潮流也很快冲入城市，就全国范围而言，公有制经济成了孤岛。　　

没有了公有制经济，再提社会主义文化，让人们有“集体主义精神”，让人们“为人民服务”，那是缘木求鱼、升山采珠。与私有制经济伴随的，如果是在农业社会，就是宗法制文化，如果是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社会，必然是“个人主义文化”。这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初级的工业国了，宗法制文化，也即儒家文化当然不会成为主流，成为主流的只能是“个人主义文化”。　　

这实在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初级工业化实现了，私有经济的发展所要催生的个人主义文化会是怎样的一副面孔呢？中国人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中国人要在一张白纸上描绘自己的新图画了。　　

1、群众的情况　　

包产到户后，“发家致富，这是所有农民现在的生活主题”。（第二部90页）这也正是政府提倡的，实际上就是提倡“个人发财”。“有钱了就光荣，没钱了就狗熊”，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把“财富多寡作为评判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标准”。这种价值观，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次由政府所提出，由政府所倡导。在其它国家也曾有过这种现实的价值观，但从没有哪个政府敢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价值观。　　

1981年农历正月初六过罢传统的小年，按照老传统，县里组织召开县、社、队、小队四级干部会议。“今年的四干会非同以往；因为这是农村实行个人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一个四干会。不知哪个县开的头，今年四干会除过传统的日程安排，另增添了一个新内容：在会议结束时举行声势浩大的‘夸富’活动。／于是，各县闻风而纷纷效仿。／这真是时代变了，做法也截然相反。往年的四干会，通常都要批判几个有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敌人’，今年却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发家致富的人。谁能不为之而感慨万千呢？／‘夸富’实际上是赞扬新政策哩！／根据常委会的决定，……要求各公社推选‘冒尖户’。‘冒尖户’的标准是年收入粮一万斤或钱五千元；……‘冒尖户’除在春节后的四干会上披红挂花‘游街’以外，每户还要给奖励‘飞人牌’缝纫机一台。”（207、208页）孙少安就作为“冒尖户”参加了这个会。但他是冒牌的，因为他当时只开个小砖瓦窑，条件不够。但整个石圪节还属他的条件最好，县里又规定每个乡都必须有人作为冒尖户参加，公社书记就逼他上了。“刘根民和徐治功一样急，找不出个‘冒尖户’，县上不会饶了石圪节公社。”（209页）　　

“会议期间，‘冒尖户’们像平民中新封的贵族一般，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抬举。其他社队干部都是自带铺盖，七八个人挤在一个学生宿舍里；而‘冒尖户’和各公社领导一起被安排在县招待所，两个人住一间带沙发的房子；吃饭也在县招待所的小餐厅。在社会还普遍贫穷的情况下，这些发达起来的农民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他们佩带着写有‘冒尖户’的红纸条走到街上，连干部们都羡慕地议论他们——是呀，这些每月挣几十元钱的公家人，恐怕有五千块存款的也不多。人们的观念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现在却把仰慕的目光投照到这些腰里别着人民币的人物身上了。”（210页）在这次会议上，孙少安第一次见到了他后来的启　蒙　老师胡永合。胡永合是作为柳岔公社的冒尖户来参加会议、来佩带大红花光荣的。　　

可见，1978年之后，随着经济基础上的革命性变革，与之对应的新的文化出现了。那就是“致富光荣”，“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经济上提倡“个人发财”，文化上必然是“唯利是图”“拜金主义”。这就是私有制改革后中国社会上出现的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这种“个人主义”和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斗争中形成的“个人主义”在内涵上是完全不同的。西方资产阶级提倡的“个人主义”，在经济上要求打破封建贵族的经济特权实现“自由竞争”；在文化上，要求民主、自由，打破贵族对政权的垄断，要求参政。两者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而中国的这种个人主义却分明是鼓励人们相互争夺，弱肉强食。这种“东西”能叫文化吗？文化的核心作用是来调整人际关系的，是为了防止人们为了私利而无序争夺。“忠孝”说的是人际关系，“民主、自由”说的也是人际关系，“集体主义”也是人际关系。而“唯利是图”“猫论”哪是来调整人际关系的，它在鼓励人们相互争夺，弱肉强食。所以说，这种东西根本称不上是“文化”，而是“丛林法则”（猫论是动物界的法则，也即丛林法则）。为了门面，有些人偶尔也提一些其它口号，比如“助人为乐、为人民服务”等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口号。然而这种口号与政府提倡的“经济”完全不搭，两者根本粘不到一块。所以不可能在社会上产生任何影响。于是，中国社会逐渐向丛林社会跌落。　　

结果，1983年，双水村的干部开会时，不由地感叹：“过去集体时，哪会出现这样的事！枣树是集体的（村里有个枣树林），由队里统一就管理了。如今（枣树分给各家各户）手勤的人还精心抚哺，懒人连树干上的老干皮也不刮。据说每家都拿草绳子把自己的树都圈起来了。这是为甚？难道怕树跑到别人地里？人都自私得发了昏！”　　

“就那也不顶事。树枝子在空中掺到了一起，这几年打枣纠纷最多，一个说把一个的打了。另外，都想在八月十五前后两天打枣，结果枣在地上又混到了一块，拣不分明。光去年为这些事就打破了四颗人头……”（第三部323页）　　

金光亮家养了几箱蜜蜂。蜜蜂到处采花蜜，这可把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气坏了，“在李玉玲的想象中，金光亮的这些‘老毛子（即蜜蜂）’在她家的果树和荞麦花上采蜜，很可能把里面最好看养料都采光了，因此对这蜂充满了仇恨。？……李玉玲曾几次给丈夫建议，在自家的果树上喷些‘六六六’，把这该死的‘意大利’蜂都毒死，……”（第三部156页）　　

后来的一天，金光亮正在家里摇蜜，“只见所有蜂箱里的蜜蜂都像流水一般在往出涌！院子上空黄漠漠的一片——顷刻间，这一片黄云‘嗡’一声又刮风似的消失了……/妈呀，这看来不是分群，而是他的蜂要跑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推磨，亲眼目睹了这灾难性的一幕。……（她）激动地浑身发抖，赶忙叫住了磨道里的驴，不管一群鸡跳到磨顶上哄抢着吃麦子，也大撒腿跑到了另一个仇视金光亮的人……光亮弟媳妇马来花的院子里。李玉玲强压住兴奋，但仍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对马来花说：‘老天爷作怪哩，三锤（金光亮儿子）家的蜂猛然价都跑了……’/正在洗茶饭碗的马来花一听她大哥家的蜂都跑了，双手在腿膝盖上一拍，高兴得大声喊叫说：‘老天爷咋睁眼了啊！’”（315、316页）　　

田海民夫妇俩挖了个鱼塘，他父亲田五和伯父想入股子（父子已分家），夫妇俩不答应。田五兄弟俩家里过得很艰难，海民夫妇一点也不帮忙。海民夫妇养鱼，“平时就他们俩自己经营，……活路相当紧张。再紧张他们也不雇人。即使捞鱼时临时雇几个人，也尽量不用本村的。因为他们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其他人沾他们的光。……在他们的人缘方面颇有微词。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妇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怎么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看田四田五恓惶成啥了！一个冬天老弟兄俩都穿着开花破棉袄！/……实际上，海民和银花也知道村里人对他们有看法。银花根本不管这些外人的指责。……在她看来，……（她）吃香的喝辣的和外人屁不相干！……谁受穷谁恓惶，也和他们屁不相干！连她的公公也不例外！……”（310、311页）　　

双水村在人际关系上出现了这些新风尚。当然，旧的道德不会完全消失，孙少安对村里人就好得多，李玉玲的丈夫金俊武也阻止妻子往果树上喷“六六六”，村民之间仍有乡情存在。只是，单干后，与私有制相伴的自私自利思想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生活，原有的道德文化正在被改造。宗法制的忠孝文化少了，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文化几乎消失了，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文化在人们头脑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地盘。书中一个老作家在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之后说：“我没想到，农村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完全是一派旧社会的景象嘛！集体连个影子也不见了。大家各顾各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一些……人在发财，而有的困难户却没有集体的关怀，日子很难过下去。农村已经出现了严重两极分化，队干部中的积极分子也都埋头发家致富去了；我们在农村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荡然无存……”（第二部193页）　　

双水村的情况是这样，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又怎样呢？　　

孙少安的弟弟孙少平在1980年由于大量学生辍学，失掉了民办教师的工作。他就到黄原城做雇工。东关大桥头是出卖劳动力的市场，“平时经常像集市一般拥满了北方各地漫流下来的匠人和小工，等待包工头们来‘招工’。/……到东关大桥头的时候，他看见街道两边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许多衣衫不整或穿戴破烂的人。他们身边都放着一卷像他一样的可怜的行李；有的行李上还别着……工具包。……他将像这些人一样，要在这里等待人来买他的力气。”（第二部98页）　　

“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明就上工，天黑得看不见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都是经过激烈竞争才上了这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谁要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能干的。/少平尽管脊背上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但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这超强度的劳动。”（第二部148页）　　

在黄原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孙少平认识了他哥哥的启　蒙　老师胡永合的哥哥胡永州。胡永州是个包工头。“少平和几个揽工汉被胡永州带到了南关的工艺美术厂。胡永州正给这家工厂包建新房和职工家属楼；……/二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垃圾堆旁的大窑洞里。好在这窑洞有门窗，又生着火，还不算太冷。少平几个人到来时，这窑洞已经挤满了。对揽工汉来说，这里住的条件相当不错；虽然没床也没炕，但地上铺一些烂木板，可以抵挡潮湿。”（242页）　　

建筑工地上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叫小翠，是被雇来做饭的。有一天半夜时，孙少平听到小翠的哭声。他来到小女孩房门口时，听到胡永州的声音：“悄悄的，不敢哭！你再哭，我明天就把你打发了。”小翠说：“别打发我，我不哭了……”“孙少平悲愤地想，胡永州简直不是个人，怎么能损凌这么小的孩子呢？这个叫小翠的女娃娃当那个家伙的女儿都太小了。/他在黑暗中咬牙切齿地想，他要教训胡永州，并且把那孩子从水深火热中搭救出来……”（256页）　　

第二天，孙少平找到小翠。“小翠说：‘我妈前年死了。我们家五个娃娃，我是最大的。/我爸拉扯不了我们，就硬打发我出来了。/我想回，可没赚几个钱，回去我爸会打我……我不想在这里做饭了，我怕主家哩……/天天晚上来欺负我……你看！’这女孩不顾羞耻地一把撩起她的衣服。　　

“少平震惊地看见，她那两个还没有发育起来的乳房，像被野兽抓过一般结着血痂。　　

“孙少平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两只眼睛迷迷瞪瞪，嘴里说着一些连他自己也不懂的话，向隔壁胡永州住的窑洞走去。　　

“胡永州没有在，门上吊把大锁。　　

“他抬起脚狠狠在门板上踹了一脚。”　　

少平把胡永州的恶事说给一个叫“萝卜花”的工友听。　　

“‘萝卜花’看来没把这事当个事。他咧着嘴一边笑，一边听少平说。当少平说他准备把自己的钱给这女孩，并打发她回家的时候，‘萝卜花’惊讶地跳起来了，说：‘你是个憨后生！这是个屁事嘛！哪个包工头不招个女的睡觉？你黑汗流水赚那么一点钱，这不等于摞到火里烧了？’　　

“‘小翠还是个娃娃呀！’孙少平痛苦地叫道。　　

“‘娃娃不娃娃和你有个屁相干！再说，娃娃一十三……’　　

“少平还没等‘萝卜花’说下去，就扬起手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257、258页）　　

第二天，孙少平就找到胡永州，给自己和小翠结算工钱。给小翠结算工钱时，胡永州让把小翠叫来。　　

“胡永州瞪着眼对那个女孩子喝问：‘你是不是要回去呀？’　　

“小翠吓得连眼皮也不敢抬，说：‘我回呀……’　　

“‘你他妈的！’胡永州伸开手扑过来，准备动手打这个被他征服了的羔羊。孙少平内心的火山即刻爆发了！还没等胡永州走出两步，他就用左手一把扯住他的领口，右手左右开弓，没命地抽打那张干瘦的老脸；然后当面一拳将这个老家伙打倒在后窑掌的脚地上。”　　

胡永州心里有鬼，最终还是给小翠结了账。“这孩子赚的钱才有五十来块。”　　

孙少平把小翠送到汽车站，给她买了票，并把自己的一百块工钱送给她。“他对她说：‘你不要再到黄原来了！你年纪小，一个人出门太危险……’　　

“小翠看自己有了这么多钱，高兴地说：‘回去我爸肯定不会打我了！’”（261页）　　

但过了几个月，孙少平在街上走的时候，“突然，他在对面电影院的门口，似乎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仔细辨认了一下：没错！这是上次他用自己的一百元钱打发回家的小翠！　　

“孙少平赶忙穿过马路，径直走到小翠面前，急切地问：‘小翠！你怎又来了？’　　

“这孩子一边嗑葵花子，一边瞪住眼看着他。　　

“小翠看来不知如何是好，天真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子，硬塞到他手里，说：‘哥，你吃！’　　

“少平哪有这兴致！他问：‘你什么时间又来了？’　　

“‘快一个月了。’　　

“‘你为什么又要来呢？’少平痛苦地问。　　

“‘家里没钱了，我爸又骂又打，叫我出来做工……’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干活？’　　

“‘在北关哩……’　　

“‘提泥包还是做饭？’　　

“‘还是做饭。’　　

“‘工头叫什么名字？’　　

“‘还是胡永州。’　　

“少平一下子僵住了。他万万没想到，这孩子又重新跳入了火坑！　　

“他难受地咽了一口吐沫，问：‘他再欺负没欺负你？’　　

“‘我已经习惯了……’小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回答他。　　

“少平这才发现，这小姑娘的脸上已经带着某种堕落的迹象。　　

“‘你为什么还到这里来呀！’他绝望地叫道。　　

“‘没办法嘛！’小翠说。”（410页）　　

1984年，孙少平的哥哥孙少安和胡永合一块去省城的路上经过黄原城，他们住在胡永州那里。这时，“我们知道的那个可怜的女孩小翠已被他（胡永州）一脚踢到了东关暗娼的行列中，最近又为自己物色了一个仍然只有十六岁的小女孩陪他睡觉。”（第三部376页）　　

小翠走的是这样一条路，还有一些没本事的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成了所谓的犯罪分子。1980年，孙少平去赶集，“突然感觉有人似乎拉扯他的衣服。他心一惊，以为是小偷——听说操这行当的人现在多起来了。”（第二部55页）双水村村民金富就是这时期加入这个行列的，他先是借此发了大财，然后就被逮捕了，判了十年刑，虽然他的罪不一定比胡永州重。　　

2、干部的状况　　

单干后，违法犯罪急剧增加。这是单干的必然结果，也是集体主义文化逐渐丧失的必然结果（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五十名乘客，小偷只是在偷其中一名乘客的钱包，另外四十九名乘客会想：“人家又没偷我的钱，我为什么要管呢？”于是小偷越来越多，越来越明目张胆。金富在外做小偷，双水村的人都知道，金富父母还在集市上出售衣服等赃物，但没有一个村干部管这事，老百姓更不会管。正像老作家说的：“大家各顾各的光景，谁也不管谁的死活。”孙少安的姐夫王满银在外面搭上一个卖假冒伪劣电子表的野女人，把她带到家。兰花很生气，就到乡政府让干部给她做主。　　

“兰花一进徐治功的办公窑，就鼻子一把泪一把向主任叙说起了她的苦情。　　

“徐治功几乎一直笑着听这个农村妇女说完她的不幸。他喷了一口烟，说：‘现在这社会，这号事不算事！我们管不了！’　　

“‘你们连坏人也不管了？’兰花瞪着哭肿的眼睛，问徐主任。　　

“‘那你写状子告嘛！’徐主任仍笑着说。　　

“‘我不识字。’兰花难住了。　　

“‘那你找个人写嘛！’　　

“‘你给我找个人……’　　

“‘这又不是我的事！’徐治功不耐烦地说，‘我把这号事也管了，其他大事谁管呀？’”　　

兰花还是大集体时的老思想，她认为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干部都得管，于是就耍赖不走。徐治功就伙同公社文书把她捉弄了一顿，说要把王满银也抓走，吓得兰花也不敢告了。“她舍不得让男人受罪……”（第二部228页）　　

兰花痛不欲生地回到家。她不会和丈夫闹，心里憋得慌。于是兰花就吃了老鼠药。幸好这药是王满银搞的假药才没有要了她的命。最终这事是这样解决的：兰花的闺女觉得家里气氛不对，就到外公家说了这事。结果，孙少安跑到姐姐家，一拳把姐夫打得口鼻出血，揪住那野女人就是一阵耳光，野女人夺路逃走。　　

单干之后，各级干部的公务确实少了不少。不组织人民搞公共工程了，也不搞思想教育了，农业、工商业都成私营的了，干部不必参与管理，赚赔都是经营者自己的事；违法犯罪的事归公安机关管。这时的干部比集体时的干部轻松多了。双水村的干部几年不开会，突然说要开会还都觉得奇怪。那么，干部的精神面貌又有什么变化呢？　　

政府出面提出“发家致富”“有钱光荣”的口号。这成了新的主流价值观。一个社会，往往只有一个主流价值观，大多数人都会信奉这种价值观。干部也不例外。如果他们手中钱少，也会觉得活得没有尊严。那么，他们单靠工资，能不能致富呢？能不能活出尊严呢？显然不能。那么，怎么办？　　

黄原地委书记呼正文，“他最反感和痛心现在的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们自己胡作非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纠正不正之风，谁都会知道这是庄严的谎话……”（第三部344页）呼正文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只要搞私有经济，不正之风就不可避免，社会就不可能公正公平。呼正文的思想是“清官思想”，——只要政府官员清廉，就能制止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他根本就没有弄清楚，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一个社会只要搞私有经济，就必然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有了这两个阶级，社会怎么会公正公平呢？只要是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所以说，私有制才是社会不正之风的总根源。　　

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只是社会上不正之风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是“有钱光荣”，官员又是不能脱离社会的人，所以绝大多数必然贪污腐败。所以，在私有制的历史上，根本不可能出现“清官政治”。只要是私有制社会，政府官员中的绝大多数必然是腐败分子。真正的“清官政治”，只能在社会主义社会实现。　　

所以，县委书记张有智“不谋工作，只谋仕途。而一旦升迁无望，干脆无所用心，在现有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享受。/他一天首先关心自己的两顿饭。菜要八个，酒要‘名优’。有些干部知道他好‘喝两口’，就投其所好，常设家宴款待；……对‘美食’之嗜好，大有路易十四之古风！/县上只一辆‘上海’小车最好，当然成了他的专车。/……他最花费精力的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吃滋补药品。……”（第三部346页）　　

干部的腐败不可避免。不改变私有制，不走社会主义，任何办法都没用。　　

3、现代派的出现　　

社会主义公有制受到否定，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受到否定，个人主义文化迅速崛起（西方文化的涌入也起了一定作用）。历史上首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这种“个人主义”，是一种极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毫无人性的个人主义。它还不如西方的个人主义，那种个人主义是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崛起的，其中有很多健康的因素存在。这种“个人主义”不是在与落后事物的斗争中逐渐产生，而完全是一种政府制造。这实在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值得所有的历史科学爱好者深入研究——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怪物？一时，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坑蒙拐骗事件遍地皆是，政府官员迅速腐败，崔健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是啊！人们都知道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但这腐化堕落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这种文化、道德上的变迁让经历了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人在感情上怎么也接受不了。单干之前的中国文化中，社会主义文化和宗法制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被压缩在很小的范围内。但几乎是一夜之间，“丛林法则”式的“个人主义”文化（这种个人主义和“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也是完全不同的）就有席卷一切之势，这怎能不让国人震惊。　　

但“不是我不明白”，中国人都知道这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政府的各项政策作为背后的力量强力推动着这股潮流向前进。各种媒体都在高叫：好啊，这一切多好啊！有问题吗？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这是历史的潮流，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改革是出路，否定改革就是落后。　　

宣传是宣传，现实是现实，中国人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啊！他购买的商品越来越不好使，他单位的领导越来越霸道，他忍不住对这一切骂娘。但媒体说，你这是落后。真让人困惑啊！于是，在文学领域，现代派出现了。　　

现代派的出现：正是人们精神危机的表现。　　

他们不能怀疑政府的宣传，现实又让他们不能接受。这就是精神危机。这种危机无法解决，那么，怎么办？只有逃避这一条路。于是，我们所看到的现代派的作品，如同呓语，难以与现实发生关系。现代派的作品，根本就不是要客观地表现现实，们对现实厌恶透了，写作成了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　　

《平凡的世界》一书的第三部第25、26章提到了现代派，其中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很有名气的诗人古风铃，一个是文学新秀杜丽丽。古风铃对“认识现实”已没有兴趣。“以后的几天里，黑老（一位老作家）在杜正贤和贾冰陪同下，去原北县农村体验生活。古风铃对此不感兴趣，没有跟随他们去……”作家对了解现实都失去了兴趣，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写出的会是怎样的作品。杜丽丽在杂志社工作，她丈夫是团地委书记。她在和古风铃有了外遇被丈夫发现后，对丈夫这样解释：“……你和我谈论政治人事太多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可见，杜丽丽对政治人事等现实是厌恶的。　　

现代派有一些致命的弱点，但不论怎样，他们在主观态度上有否定现实的一面。只是，他们还不能认清现实，理解不了这种现实，他们找不到精神上的出路。　　

和现代派几乎同时出现的一个音乐流派是“摇滚乐”。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乐极具现实批判性，舞台上，崔健那一身绿军装不正是对拜金主义的反叛吗？　　

（五）、国家的未来——危险分子胡永合　　

现代派和摇滚乐的出现，表现了人们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尤其是摇滚乐在青年中的影响不断扩大。这些信号清晰地表明，社会出现了问题，国家政策应该做适时的调整。国家出台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如泥牛入海，完全不能阻止不良社会风气的漫延。终于导致1986年和1989年两次波及全国的学潮。　　

《平凡的世界》一书中的某些描述表现出一种危险的政治信号。这种信号出现在孙少安的启蒙老师——能人胡永合身上。　　

1984年，孙少安吞并了乡砖瓦厂后，胡永合路过石圪节镇，又来拜访他。　　

“永合……问：‘这砖厂赚了钱，你还准备干什么？’　　

“少安还没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就说：‘到时再看吧，说不定还可以办个罐头加工厂……’　　

“胡永合不以为然地笑了，说：‘那算个什么气派？咱们农民不能光满足办个什么小厂子；咱们还应该干更大的事。别看现在把政策给咱放宽了，其实呀，咱们土包子农民在这社会上还是没什么地位！钱赚到一定的程度，拿一把票子活着也没滋味！’　　

“‘那你的意思哩？’少安一时倒不能明白胡永合说的这些话。　　

“‘咱们要出大名！要往外面扬！叫全中国都知道有你我这样的农民！’　　

“‘怎个扬法？’　　

“‘比如，咱们也可以参加它文化上的事。文化上容易出名。只要出了名，手里又有钱，咱们就不能在它政府里坐一把交椅？哼，说不定将来县委县政府都叫咱承包了呢！’”（第三部341、342页）　　

然后，胡永合就鼓动孙少安和他一起投资拍电视剧《三国演义》。接着，胡永合就到县上向县领导汇报他的计划。去的时候，他的皮包里放了五盒高级滋补品“人参蜂王浆”。胡永合走进了马县长的办公室，他把“人参蜂王浆”掏出来放在马县长的办公桌上。　　

“马县长没有拒绝。他眉开眼笑将五盒‘补药’放进了他的文件柜。　　

“胡永合又把一条‘良友’烟搁在马县长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这才把拍《三国演义》的事向他吹了一遍。　　

“‘好！好！好！’　　

“马国雄一连说了三个‘好’。　　

“‘我看你能当咱们县的文教县长哩！’马国雄接着又抬举这位‘农民企业家’。　　

“‘怎不能当？共产党的官，给了谁，谁就能当！’胡永合狂妄地说。　　

“马国雄竟然点头表示同意胡永合的看法。”（350页）　　

事实上，胡永合哪像他说的是一位农民，他已经是一位资本家。　　

胡永合的想法和单干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倒没有偏差。单干后没几年，资本家已经可以入党了。　　

共产党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者。以往的农民起义者要么起义失败，要么胜利后建立一个和过去一样的阶级社会：经济基础是私有制，人分为两大对立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共产党革命的目标是要推翻阶级社会，消灭阶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社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正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单干后，公有制被否定，政府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重新建立起一个阶级社会。难道这条路是正确的吗？　　

三、私有制的绝唱——孙少平　　

《平凡的世界》一书中，孙少平是中心人物。他家在农村，高中在城里读书，高中毕业后又回到农村参加劳动，农村单干后，又到城里打工，后来当了煤矿工人。他来往于城乡之间，将城乡两个世界联系起来，书中所有人物——各种职业各种地位的人——直接或间接地与他发生联系，最终经由他组成了一副完整的社会图景。　　

1975年，孙少平17岁，在原西县城读高中。他是班上生活条件最差的学生。学生食堂的菜分三等，馍分三等。一般来说他不吃菜，每顿吃两个三等镆。他的衣服也最破烂，连裤头也没有。学生中也有家庭条件好的，“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缺吃少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节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第一部4页）　　

在这样的环境中，孙少平当然会感觉到“贫富差别”的存在。在学校里，“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8页）　　

我们前面已谈到，即使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社会也是有贫富之分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见怪。孙少平也没有认为这有什么错。所以到1980年单干之后，农村贫富差距拉大。有人发大财，有人受穷。孙少平也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合理。也就是说，孙少平是认可单干，认可私有制度的。孙少平从来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不了解社会主义。　　

1980年，孙少平到黄原城做小工。在工地上他非常卖力，“少平尽管脊背上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但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这超强度的劳动。每一回给箍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地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得他赢得了站场工头的好感。不久，总包工头宣布给他……每天增加二毛工钱。”（第二部149页）他也曾在一个村子里做小工，给村书记曹书记盖窑。“书记两口子知道他原来是个教师后，对他比一般工匠都要尊重一些，还让他们领工的亲戚不要给他安排最重的活。这使孙少平对他做活的这家人产生了某种爱戴之情。/……既然主家对自己这么好，少平就不愿意白白领受人家的这份情意。他反而主动去干最重的活，甚至还表现出一种主人公的态度来。除过分内的事，他还帮助这家人干另外一些活。比如有时捎着担一两回水；扫扫院子；给书记家两个上学的娃娃补习功课。……所有这一切，换来了这家人对他更多的关照。……孙少平在这期间更强烈地认识到：只要自己诚心待人，别人也才可能对自己以诚相待。”（第二部128页）孙少平完全意识不到雇佣工人和包工头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他根本没有把包工头当作自己的对立面，他认为他做工，人家给他工钱，公平合理。所以，做工时他兢兢业业。孙少平没有阶级意识。　　

但这些并不影响孙少平成为一个正直的、有同情心的、有正义感的人。在“小翠事件”中我们可以对他的为人有清晰的认识。所以说，孙少平是一个没有阶级意识的正直、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人。　　

另外，孙少平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他有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我们可以理解为有上进心，不满足于现状。　　

高中时他就意识到“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不仅是吃好的和穿好的，还应该具备许许多多他现在也不能全部说清楚的东西。”（第一部182页）在黄原做小工时，他哥哥到黄原找他，希望他回家共同办砖瓦厂。孙少安说：“这外面有什么好处？受死受活，你能赚几个钱？回去咱们合伙办砖厂，用不了几年，要什么有什么。”他回答：“钱当然很重要，这我不是不知道；我一天何尝不为钱而受熬苦！可是，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哥哥问：“另外的什么？”他说：“我也一时说不清楚……”孙少安说：“唉，都是因为书念得太多了！”（第二部346页）　　

孙少安说的不错，孙少平所以没有把物质生活当作人生的全部，就是因为他“念书太多了”。　　

初中最后一年，他16岁的时候，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和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地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她真好。他曾经那样地热爱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不恨冬妮娅。他为冬妮娅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第一部11页）　　

上高中后，他读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晚上做梦都梦见他和一只想吃的老狼抱在一块厮打……”他还读过《牛虻》《　居里　夫人传》，狄更斯的《艰难时世》，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读《简·爱》、《复活》、《欧也尼·葛朗台》、《红与黑》，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读《白轮船》时，他深深地被吸引。“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男孩的忧伤的童年；那个善良而屡遭厄运的莫蒙爷爷；那个凶残丑恶……的阿洛斯古尔；……这一切都使少平的心剧烈地颤动着。当最后那孩子一颗晶莹的心被现实中的丑恶所摧毁，像鱼一样永远地消失在冰冷的河水中之后，泪水已经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用哽咽的音调喃喃念完了在最后所说的那些沉痛而感人肺腑的话……”（第二部252页）　　

孙少平读了大量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的书。这些书没有让他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却使他认识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有了永不停歇地追求美好生活的上进心。正是因为这种“精神生活”的存在，高中毕业回村后，他“已很不甘心在农村度过自己的一生了。即就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这动机也许根本不是为了金钱或荣誉，而纯粹出于青春的激情……”（第一部401页）“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第二部92页）他不满足于在双水村做一个农民，他要到更大的世界中去探寻生活的意义。　　

于是，他就来到了黄原。他没有把做小工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他更多地把这当作认识社会、锻炼自己的一种方式。正是这种想法，才使他能够忍受超强度的劳动。劳动间隙，他读了《马克思传》《　居里　夫人传》等人物传记，“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第二部149页）这些人物激励了他不怕吃苦的精神。可惜的是他没有把劳动的本质认识清楚，他不知道劳动是一种社会活动，一种阶级关系。　　

但不久孙少平就熟悉了小工的生活。他当然不愿长期这样干下去。这活收入不稳定，又太苦太累，是纯粹的体力活，没有一点精神乐趣。于是，少平对这种揽工生活就不满足了。走在清冷的街道上，“他问自己：你难道一辈子就这样生活下去吗？你最后的归宿在哪里？/是啊，眼前的一切都太苦了……苦倒不怕，最主要的是，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种流落生活而有一种稳定性？这一切似乎都很渺茫。”（第二部247页）孙少平正为找不到新的生活方式而苦恼——他还是不愿回到双水村，一个机会来了。　　

1981年，经人帮忙，孙少平成了“铜城矿务局”的煤矿工人。“由农民成份变为工人成份，对这些人来说，可是自己人生历史的大转折。毫无疑问，未来的一切在他们的想象中都是光辉灿烂的。”（第三部7页）在当时，对农民而言，工人的职业很让人眼热。这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生活有了保障。对一个农民而言，这是多大的喜事啊！孙少平非常兴奋。铜城给了他这个农村小子一个广阔的天地，又给了他稳定的收入。另外，采煤工作的技术性，也满足了孙少平的上进心。孙少平得到了满足。“……我关心我们的煤矿。我盼望我们的矿井用先进的工艺和先进的技术装备起来。但是，这一切首先需要有技术水平的人来实现。……我想有机会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这也许不是……理想，而是一个实际打算……”（第三部72页）在工作上，孙少平努力上进，得到了周围人的尊重。这时，他认清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无疑，我的一生，就要在这里度过。”（第三部61页）他决定把煤矿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了。小说至此结束。　　

在小说中，孙少平是作为一个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出现的。暂时地他取得了满意的生活。那么，在不合理的社会上，他的这种生活会不会持续下去呢？　　

孙少平大概不会想到，在他当上工人十几年后，继农村的集体经济改革，国家将对城市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也进行改革——下岗分流。不幸的是，如果路遥所写的“铜城矿务局”是以“铜川矿务局”为原型的话，它就是国家首批改革试点单位。到那时，孙少平会下岗吗？他会像认可农村的改革一样认可这种改革吗？当他看到许多女工像小翠一样走上街头，他还会表示愤怒吗？他还有勇气像打倒胡永州一样打倒欺负这些工人姐妹的人吗？那时，他会产生新的精神追求吗？　　

 2011年2月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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