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这部记实性的回忆著作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张爱萍上将的传奇人生，也以一种较新的理念揭示各种人物。
张爱萍是1926年入党的老军人，建国后曾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有儒将之称。其妻李又兰原为新四军政委项英妻子，时任新四军三师师部秘书。1941年项英牺牲后，与时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的张爱萍结婚，1985年以军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副军职离休。长子张翔中将，曾任第二炮兵副司令员。张胜是张爱萍的次子，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大校局长，后下海经商。三子张品大校，原国防工办所属新时代公司副总经理。女儿张小艾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人类生态学会”的秘书长，另一女儿张志凯是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的负责人，丈夫为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张爱萍“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1975年3月复出后任国防科委主任，直至国务院副总理高位，曾被喻为邓小平“四大金刚”之一，另三人分别是万里、胡耀邦和周荣鑫。就后代而言，张爱萍的子女基本都在军队供职，而且官位很高，是改革开放后的既得利益者。
在张胜的笔下，张爱萍是位“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而张胜的评价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
他在书中讲到张爱萍在许多历史关头的出色表现，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讲到了老一代领导者在战役决策上的分歧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也谈到了张爱萍与众多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们的关系和矛盾纠葛。不足的是，看这本书要有猜迷的本事，因为许多人物和事件都没有真名实姓，而是采取隐喻的方式隐去。这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露破绽的写作手法，与信史写作差之甚远，从而失色不少。
文革时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被打倒的始作蛹者书中虽然没有实名指出，稍有知识的人都明白指的是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而主脑是林彪。因为当时的总参一号、总参领导人和军委办事组领导人都是杨成武，而且其中许多地方提到了林副主席、林办和叶群。揭发批判并成立专案组审查张爱萍的主要问题是党籍问题(是1928年入党还是1930年入党)、被捕问题(两次被捕和加入日本特务组织问题)、国民党少将(任用国民党少将署长曾国晟为华东海军主管后勤的副司令员兼舰船修缮委员会主任)问题。
张爱萍因为出身于红三军团，书中对彭德怀极尽维护。因为曾经在粟裕手下工作多年，对粟裕褒扬较多。曾经是国防科工委“聂核心”的骨干，对聂荣臻也说了许多好话。
书中贬损最多的是杨成武。在撤销防空军中(司令杨成武)，因为杨成武有意见而完成，书中认为历来“吃掉人家”的防空军司令员被张爱萍“吃掉”了。罗瑞卿下台以后，杨成武代总参谋长。张爱萍正是这个时候被审查打倒，这一切都怪到了杨成武的头上。
受到贬损的还有许世友。按书中的说法是陈毅为司令员的华东军区原准备由张爱萍担任副司令，后来却让山东兵团司令许世友升任，张爱萍只任军区参谋长。其中对指挥攻打一江山岛后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许世友任军区司令)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等问题喊冤。尤其是文革期间张爱萍被打倒，而许世友却高升政治局委员。对许世友的矛盾更多是涉及到粟裕的华东野战军与许世友的山东兵团历史问题。事实上资历上张爱萍与许世友有差距，许世友红军时期任军长时，张爱萍只是个团长。
张爱萍与原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颇有贬低，两个人一后一前担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历史上一个政委一个团长搭过班子。书中讲了二人在许多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彭雪枫部屡遭败绩，张爱萍多次出手相救。
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时，张爱萍是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时，张爱萍为副师长。两个人在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上产生分歧，正确的当然是张爱萍。
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文革中王震因在台上不仅照顾其家人，而且是文革后推荐张爱萍出山担任军委秘书长的恩人，同时其副总理正是接任王震的位置。两人的矛盾发生在1989年，众所周知的原因使恩人分道扬镳。
书中张爱萍与赵紫阳的关系更多是工作或过节。比如关于大亚湾电站两个人的争论，张爱萍落选副总事和国务委员的问题，机构改革中一些工业部管辖权的问题。
因为文革中钱学森批张爱萍是“魔鬼“，张胜在文章中以某著名科学家政治投机多加贬损。这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科技界泰斗1975年发言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结果张爱萍心脏病突发住院。
书中把张爱萍重点推荐聂荣臻的女儿后来的中将聂力上位作为慧眼识英雄有点碍眼，谁都知道国防科委的“夫妻档”是啥原因。
张爱萍与邓小平的关系颇有意思。两个人是四川老乡，历史上交集不多。1975年邓小平复出起用了张爱萍，被外界称为邓小平四大金刚之一，然而张爱萍并不认同，书中专门提到张爱萍的话： “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成为邓小平派是“侮辱”，其中有对邓小平极大不敬的成分。
张爱萍确实不是邓小平的追随者，很多方面是对着干的。
张爱萍反对一切向钱看的改革，认为“一切向钱看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搞的改革”。他提出“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张爱萍说“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是改革步子大小的问题。”、“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他反对军队搞生产的态度不仅见于张胜的文章，而且后来担任国防部长迟浩田在回忆文章《为人顶天立豪气逐风云》中做了肯定。他多次公开反对党政军办公司，认为“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成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他在1985年3月14日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信严厉指出：“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他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他说：“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他认为军队搞生产“饮鸩止渴!”。要知道，1985年是军队搞生产的起步阶段，如果按照张爱萍的态度及时制止，后来因军队搞生产所发生的诸多问题都不存在。可惜的是军委不仅没有接受意见，反而公开下文件鼓励。两年之后，张爱萍退居二线，除了发发牢骚以外，更无法影响政策了。而高级将领公开提出反对军队搞生产经营的是1993年时任第三十九军军长的罗有礼少将，比张爱萍晚了八年。多年后张爱萍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这里面暗含对当时主政军委和倡导军队生产领导层的批评和责任追溯。
张胜的《从战争中走来》篇末记载了张爱萍对南街村的看法，基本道出张爱萍的政治坚持。他对被称之共产主义的最后据点南街村学雷锋、讲奉献。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没有腐败堕落，人民共同富裕。以及公费医疗，普及教育大加称赞。他亲自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写信，“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此建议在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而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虽然来信承诺播放，却没有播出。而执拗的张爱萍在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南街村。他提笔留言：“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此话与当时中央提倡的共产党员要先富起来然后带动群众致富的政策是多么的不合拍。这是典型的对邓小平推行的改革的蔑视。
张爱萍晚年感慨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张爱萍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对于社会中出来的贫富悬殊和各种不良风气，张爱萍说：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这些话显然针对的是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也透露出对那个时代政策的不满。
文中对毛泽东的着墨不多，除了在文革被打倒产生毛泽东一言堂的问题外，大部分历史时期肯定了毛泽东，对自己几次被重用都“感恩戴德”。这是所有带红色基因文章的共同点，因为否定了毛泽东等于否定了他们自己。
张胜笔下的张爱萍总体上还是延续了诸如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满妹所著《思念依然无尽──回忆我的父亲胡耀邦》等“将门之后”为父辈歌功颂德的套路，却体例新颖的丰富了许多内容。
在各个历史时期，张胜笔下的张爱萍是一贯正确。
在与赵紫阳、纪登奎、粟裕、罗瑞卿、萧劲光、叶剑英、林彪、黄克诚、刘亚楼、吴法宪、许世友、王震、杨成武、王宏坤、钱学森等矛盾和个人恩怨中，显然是一面之词。当一个人与周边大部分人搞不好关系的时候，只能从自身找原因，或者是张爱萍性格的一面。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没有脱离中央决议的精神，有共产主义政治的坚持。从派系上属于彭德怀粟裕派，极力贬损以林彪为代表的第四野战军战将们。反对文革和林彪四人帮集团，垢病改革开放。在政治观点和价值观上，既跟随主流政治，又表现出另类的一面。
“暮年傲霜雪，壮志激雷霆”。作为当年邓小平四大金刚之一的张爱萍曾经为改革摇旗呐喊，到晚年却有更多的反思。这种反思是珍贵的，比那些知迷不悟或者迷途不知返要强许多。
张胜所著《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不是信史，却有许多可读之处或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后人所写的历史，很多东西不一定真实，也不一定是本人所思所想。其中肯定混入了当时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及价值观，只不过有些观点在2008年前形成并公开说出来实属不易。
看完这本书，笔者有一个疑问。一位 ‘好犯上!’、 ‘浑身是刺!’、 ‘惹不起!’，一生与同僚闹矛盾的高级将领是否就是张胜笔下的‘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真的是他一贯正确吗?
(本文所有张爱萍的话和历史过程均引自张胜的著作)。201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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