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爱因斯坦这样一个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因为坚持社会主义，遭到了西方人的 排挤，很多传记和科普文章对他充满了不实之词，其中最恶毒的就是说他的相对 论抄袭于他夫人，也有很多人说他在1925年后就没有巨大贡献了，但是历史绝非 这些人所能颠覆。以下是他的一篇文章，卢麒元博客转载推荐。

为什么需要社会主义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以一个并非经济与社会问题专家的人来表达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恰当吗?我有许多的理由认为这并无不当。

　　我们先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思考这个问题。天文学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看来似乎没有根本的差别：这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从特定类别的现象中发现普遍认可的规律，使这些现象的相互联系尽可能明白易解。但实际上，两者的研究方法确实存在差异。被观察的经济现象经常受到许多很难分开评估的因素的影响，这就给发现经济学的普遍规律造成困难。此外，众所周知，自所谓文明时期开始，对人类的历史经验有重大影响与限制的，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因素这一项。例如，历史中的大国多半都由武力征伐而来。征服的民族在被征服的国家中，从法律上与经济上都自居为特权阶级。他们垄断了土地所有权，从本民族中任命教士。这些教士掌控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划分历久不变，并创造一套道德规范，使人民的社会行为不太自觉地循规蹈矩。

　　科学无法设定目标，最多能提供达成目标的手段

　　但历史传统是关乎所谓昨日之事;至今我们仍未克服凡勃伦【译按：Thorstein Veblen(1857～1929)，美国制度经济学派 创始人，著有《有闲阶级论》等名著】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时期”。我们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属于那个时期，而且就算我们能从那个时期的经济事实得出一些规律，也无法应用到其他时期。由于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正是要克服并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时期，当前状态的经济科学对阐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实在没什么帮助。

　　再者，社会主义是由一个社会——道德的目标所指引的。然而，科学无法设定目标，更无法把目标浸润于人类心中。科学最多能提供达成某种目标的手段。但目标本身得由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设想出来，如果这些目标没有夭折，而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被许多人奉行不辍，这些人在半知半觉中就会推动社会缓缓演进。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必须警惕，在对待人的问题时，不要过于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我们切莫以为，对于影响社会组织的问题，只有专家有权表达他们的看法。

　　近些时日来，断言人类社会正遭逢一场危机而岌岌不保的说法甚嚣尘上。这种情况特有的表现就是个人对所属的群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怀有敌意。这里且记述一段个人经验，以阐明所言之意。最近我和一位与人为善的才智之士论及恐怕有再爆发一场大战之虞，就我看来，果然成真则人类得幸存者几希，我提到只有建立一个超越国家的组织可保人类免遭此大祸。一闻此言，我的访客随即冷冷地对我说：“你为什么这样极力反对人类灭绝呢?”

　　我确信，仅在一个世纪前，不会有人这么若无其事地说出这种话。这种话出自力图达到内在平衡却不可得，终乃或多或少灰心丧志的人。这表示这些日子里许许多多的人正饱受孤独与寂寥的痛苦煎熬。何以致此?可有出路?

　　提出这样的问题容易，但要回答却难有把握。我深知我们的情感与企求常是矛盾、含混不清的，无法言简意赅地表述。

　　个人的生存依附于社会

　　人同时既是独个的存在物，又是社会的存在物。作为独个的存在物，他力图保护自己和最亲近的人的生存，设法满足个人的欲望，发展天生的能力。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他力求获得同胞的认可和喜爱，共享他们的欢乐，抚慰他们的哀愁，增进他们的福祉。只有人心中这各不相同而又往往冲突的企求才能说明人的特性，保己与爱群、私利与公义之心的结合方式决定了个人的内在平衡能达到何种程度，对社会的福祉又能有多大贡献。这两种驱动力的强弱对比极可能大体上是与生俱来的。但最终呈现的人格却大部分是由他身心发展时所遭逢的环境、成长于其间的社会结构、那个社会的传统及其臧否行为的标准所塑造。“社会”这个抽象概念对个人来说，意味他与同代人及前世代所有人的直接、间接关系的总合。个人能够自己思考、感觉、努力与工作，但他的身体、知识与情感无不深深依附于社会，因此要在社会框架之外，思考一个人或了解他，根本不可能。正是“社会”提供人食、衣、住家、劳动工具、语言、思考的形式与大部分的内容，是古今隐身于“社 会”这个小字眼后的千百万人的劳动与成就才使他得以存活。

　　因此，很明显，个人依赖于社会是个无法泯除的自然之事——就像蚂蚁和蜜蜂一样。然而，蚂蚁与蜜蜂的整个生命历程钜细靡遗都完全由遗传的本能所确定，人类的社会型态与相互关系却是多种多样且易于变迁的。记忆，重组的能力，口头交流的天赋使人能不受生物的必然性的支配而有所发展。这样的发展显现在传统、制度与组织，在文学，在科学与工程的成就，在艺术作品上。这说明了人怎么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他的生活，也说明了有意识的思考与要求怎么能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作用。

　　人从出生就经由遗传具有固定不变的生物结构，其中包括人类特有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还通过交往与其他类型的影响，从社会中获得一种文化结构。正是这个文化结构会随著时光推移而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类学通过调查研究，比较了所谓的原始文化，教导我们说，人类的社会行为依据盛行的文化形态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组织类型，可以有极大的不同。那些为改善人的命运而奋斗的人正是把希望建立在上述的基础上：人类并不会因生物结构使然就注定要互相毁灭或无法摆脱自残的残酷命运。

　　罪恶之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

　　如果我们自问，为了使人的生活尽可能的满足，社会结构与人的文化观点该怎么改变，我们必须时时意识到有些情况我们是无法更动的。如前所言，人的生物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再者，过去几个世纪的技术与人口发展已经造就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以人口之相对密集与维持人类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而论，细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机构是绝对必要的。那个回顾起来闲适宜人、个人或较小的群体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已经一去永不复返了。若说人类目前已构成了一个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共同体，并非太过甚其辞。

　　现在我可以简单陈述，就我看来，造成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这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比以前更察觉到他依赖于社会。但他觉得他对社会的依赖并不是一项有益的资产，他与社会不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社会也不保护他的生存，这种依赖关系反而威胁他的自然权利，甚至危及他的生计。更有甚者，他本性中自私自利的欲望因所处的社会位置而越来越强烈，而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公益之心则越来越消沉。所有的人，不论他们身居何种社会地位，都遭到社会公益之心日趋消沉的祸害。他们毫不自觉地陷于私欲横流中无法自拔，惶惶不安，孤独寂寞，享受不到纯真、简单、质朴的生活乐趣。人生短促又多险，只有献身于社会，方可寻得生命的意义。

　　依我之见，真正的罪恶之源就在于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无政府状态。我们看到一群庞大的生产者，相互之间不停地力图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成果——不是凭借暴力，而是一起格遵法律制定的规则。就此而论，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就是生产资料(即生产消费产品及追加的资本品所需要的生产能力)在法律上可能是(大部分而言其实也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单起见，以下的讨论我会称凡不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为“工人”，虽然这样并不完全符合这个词的一般用法。拥有生产资料的人有能力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新商品，归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紧要之处是，工人生产出的商品与付给他的工资之间的关系，两者都依据真正的价值来衡量。只要劳动契约是劳雇双方“自由”订立的，工人所得到的报酬就不是由他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来决定，而是既取决于工人维生的最低需要，也取决于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与竞求工作的工人数量之间的关系。即使在理论上说，工人的报酬也不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了解这一点很重要。

　　私人资本支配下的民主有名无实

　　私人资本倾向于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部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由于技术发展与分工日趋细密促使较小的生产单位消失，形成较大规模的厂商。结果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其权力之大连民主社会也制衡不了。这绝非虚言，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挑选出来，政党的经费则大部分由私人资本家资助，要不然就深受资本家的影响，资本家实际上从中隔开了选民与国会议员。结果，人民的代表事实上并不能充分保护劳苦无告的下层人民的利益。更有甚者，在现存条件下，私人资本家必然直接或间接控制报纸、广播、教育等资讯的主要来源。这样一来，个别的公民就极难做出客观结论并明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私人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常以两大准则为特征：第一，生产资料(资本)是私有的，依资本家的意志支配;第二，劳动契约依劳资双方的自由意愿订立。当然，就此而论，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特别直得一提的是，工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政治斗争，已经获得了成果，使某些行业的工人的“自由劳动契约”有 了些许的改善。但总体而言，目前的经济型态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无多大的差异。

　　生产是为利润而开工，而不是为生产有用的产品来满足人的需求。没有条款规定所有有能力且有意愿工作的人都能就业，一支“失业大军”几乎总是存在。劳工老是惴惴不安地害怕失业。由于失业与低薪的工人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提供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也就受到限制，结果就滋生深重的贫困。利润的动机及与之俱生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资本的积累与运用波动不定，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衰退。没有限制的竞争令工人失业，浪费了大量劳动力弃置不用，也造成我前已提及的对个人的社会意识的斫伤。

　　社会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我认为资本主义的罪大恶极之处就在于对个人的这种戕害。我们整个的教育制度都深受这种罪恶之害，学生都被灌进了过份强调竞争的想法，训练他们崇拜名位利禄以为未来生涯之资。

　　我深信要清除这些深重的罪恶只有一条路，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时建立一套导向社会目标的教育体系。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中，生产资料归社会本身所有，并制定计画来使用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调整生产以适应社会需要的计划经济会把工作分配给所有有能力劳动的人，也会确保每个男人、女人、小孩的生计，对个人的教育，除增进他天生的能力外，还要培养他对同胞的责任感，使他不再陷于我们当前社会崇尚权力与功成名就的习气。

　　然而，必须记住计画经济并不就是社会主义。计画经济也可能同时发生个人完全的奴化。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解决一些极为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与经济权力集中的范围极为广泛，怎样才能避免官僚体系专权跋扈?怎样才可以保障个人的权利从而确保反制官僚权力的民主力量?

　　在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厘清社会主义的目标与问题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由于在当前的环境下，自由而没有阻碍地讨论这些问题被悬为厉禁，我认为这本杂志的创刊对公众是个重要的贡献。

　　1947年，当爱因斯坦知悉他遭到FBI监控后，深表失望地说：“我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我听说这个国家有充分的自由。我选择美国作为自由的国度，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终生无法弥补。”

　　（1949年5月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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