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
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
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
话说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上提出了夺取遵义、进军黔北、开创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特别是猴场会议提出的“打到遵义去，创造新苏区”的口号，使广大红军指战员人心振奋，斗志倍增。
中革军委在猴场会议后立即命令红1、红3军团分别向乌江南岸的指定渡口前进，并侦察对岸敌情，准备架桥渡江。早已整装待发的红1军团红1师在回龙场渡口、红2师在江界河渡口、红3军团在茶山关渡口，分3路强渡乌江。
乌江是贵州境内的一条大江，它从西南到东北贯穿于贵州省境内而流入四川。中央红军要强渡的这一段江面宽约200米，流速每秒1.8米。
1935年1月1日，陈光师长率领红2师首先抵达瓮安县江界河渡口。以耿飚为团长、杨成武为政委的先头团红4团，立即在渡口用搜集来的竹子、门板扎成竹筏，以佯渡迷惑对岸守军。另有连长毛正华带领8名水性好的战士，在上游拉着1根准备架浮桥用的粗绳索，进行泅渡。当他们快要游到对岸时，被守军发现了，绳索也被打断了。他们只好重新游回来，有1名战士牺牲了。
夜晚，红4团又组织18名战士分乘3只竹筏实施偷渡，结果只有连长毛正华等5人成功，他们便在对岸潜伏了下来。
1月2日凌晨，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工兵连赶到江界河渡口，组织了60个竹筏实施强渡。强渡部队在南岸炮火和北岸潜伏的毛正华等人的配合下，终于夺取了渡口阵地，搭好了浮桥。
不久，位于下游余庆县回龙场渡口的红1师，在先头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指挥下，也强渡成功。
1月3日，红3军团也从上游的遵义县茶山关渡口开始渡河。
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突破了国民党军吹嘘的“重叠而坚，官兵勤劳不懈，扼险固守，可保无虞”的乌江防线，江防司令林秀生逃往遵义地区。
中央红军一过乌江，离遵义城就不远了。王稼祥向毛泽东提议：
“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
毛泽东说：
“好！应该开个会。还要多做一些会前的活动工作。”
于是，王稼祥马上去找张闻天谈话，谈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他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
张闻天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书记处书记，在中共中央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他也正在考虑这些问题，当王稼祥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时，当即表示赞同。
王稼祥又利用各种机会找到了其他一些负责人，一一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他还和因腿伤化脓坐在担架上的聂荣臻交换了意见，他说：
“事实证明，博古、李德不行，必须改组领导，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第1、2、3次反‘围剿’，取得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指挥的结果。因此，应当由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到时候要开会，我们要把他们轰下来。”
聂荣臻也早已感觉到只有毛泽东的主张得势，革命才会大发展，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应该改组领导。听了王稼祥的意见，他便高兴地说：
“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
就这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在大量的工作中，说服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许多负责人，一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和红军命运的政治大决战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1月6日下午，中央红军红1军团的先头部队开向遵义城。驻守遵义的是王家烈部侯之担指挥的第3团；此时，王家烈又派柏辉章部前来增援。
奉命攻打遵义的是红2师红6团，他们是在渡过乌江之后就接受了任务。总参谋长刘伯承对红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说：
“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这就既要求我们仗要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红6团离遵义尚有半日路程，侦察员来报：
“离遵义30里地的地方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1个营，是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
刘伯承指示朱水秋、王集成说：
“你们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还不要让敌人知道。要秘密，要全歼，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给遵义的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打遵义的困难。”
下午3时，红6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冒雨对遵义外围据点深溪水进行了奇袭，全歼了1个营的守军，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红6团指战员立即对俘虏开展争取工作，决定借助俘虏乘夜智取遵义城。
晚上9点左右，红6团1营长曾玉堂带着第3连和侦察排以及全团的20多个司号员，还带着经过教育的十几个俘虏，冒着大雨出发了。这支队伍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军打扮，在他们后面，紧紧跟着其他部队。作战计划是如果智取不行，便强行攻城。
曾玉堂率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来到了遵义城下。指战员们愈发装出败军的慌乱模样。
“干什么的？”
城头上的哨兵突然问道。一个被教育好的俘虏连长用贵州话答道：
“自己人。”
“哪一部分？”
“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跑了出来。”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
俘虏连长如实回答了。其他俘虏兵也用贵州话乱糟糟地喊着：
“快开门哪！”“救救我们吧！”“共匪马上就追来啦！”
“吵吵什么！”
城头上的哨兵气冲冲地大喝一声，城下顿时安静下来。城上几只手电光束在他们身上照来照去，好一会儿，说了一声：
“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厚重的城门打开了，哨兵问道：
“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
“是的，现在已经进遵义城了！”侦察排的几名战士用枪口对着他们：“告诉你们，我们就是共军！”
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红军大队人马一下子拥进城去，后续部队也跟了进来，冲上街头。侯之担的不少守军来不及穿上衣服就当了红军的俘虏，柏辉章部有两个团的官兵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走了。
1月7日早晨，红2师占领全城，智取遵义大功告成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步入遵义城，看到红2师的部队已经准备宿营了。他们和红2师的领导商定，改由红4团为先头部队，追击逃敌。聂荣臻对红4团政委杨成武说：
“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说：坚决完成任务。带起队伍就出发了。
由于中央红军突然转向遵义，国民党十几万追剿军一下子被甩在了乌江以东。追剿军总司令何键也已经率20个团到常德地区与红2、红6军团作战去了。摆在长江沿线的四川军阀刘湘的部队，由于摸不清中央红军的虚实，也不敢轻易冒进。贵州的国民党军不是红军的对手，一触即溃。因中央红军动向不明，蒋介石也已经批准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1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令第2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在遵义的红军警戒。这样就使中央红军在长征以来有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
1月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9日行动的部署》，部署中通知各军团说：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纵队司令员刘伯承任警备司令，陈云任政委，由干部团担任警卫工作。
部署中命令红1军团红2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驻守遵义东面老蒲场、青神桥、虾子场地域。命令红3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稽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命令红5军团驻守遵义的湄潭；红9军团驻守遵义东南的猪场。
1月8日这一天，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还颁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八项注意通令》。
1月9日上午，天气晴朗，军委纵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部队在居民欢呼声与爆竹声中进驻突围以来夺取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
遵义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是黔北的首府。这里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市面繁华，物产丰富。
毛泽东头戴军帽，身穿军装，和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南门外的丰乐桥边下了马，他们不断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毛泽东走到旧城的府街口，还向群众讲了话，对欢迎的群众表示感谢，向群众宣传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
此时的遵义城内有男女中学校56所，尽管各校均未上课，但红军一律不在学校驻兵，以示维护教育。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住进了位于新城古寺巷桃源山东麓的易宅。易宅是“川南边防军”第2旅旅长易怀芝又名易少荃的私邸，坐北朝南，是一栋砖木结构的旧式洋房，建筑面积约580平方米。夜深了，毛泽东在楼上一间雅致的卧室里那明亮的电灯下读了很长时间的书，还是无法入睡。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很晚才起床。
1月12日，中央红军总部在县立第3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有工农学商各界人士参加的万人大会。
毛泽东、朱德参加了万人大会。朱德在大会上讲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说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毛泽东着重讲红色政权不收苛捐杂税、实行全民选举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当选的几十个工农学商及教育界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一连几天，红军各部一面宣传，一面招募新兵，约有5000余人参加了红军。他们多系川黔滇籍的贫民或退伍军人，这些新战士后来在红军转战黔北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红军安顿已定，毛泽东等人商议，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李克农负责扩大会议的安全。此后，李克农指挥警卫人员，自始至终都守护在会场的外边。
李克农，又名漫梓，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巢湖县，因他前半生从事特殊的工作，所用曾用名和化名很多。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钱壮飞从南京向李克农告警。李克农协助中共中央迅速转移。他后来担任江西省保卫局执行部长，在瑞金时期和在长征中负责中央的保卫工作。
且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城内位于琵琶桥边一个大宅院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所在的这座宅院，原是黔军第25军第10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宅院大门临街，门西侧是8间铺面，是柏家经营酱和纸张的商店。进入大门，穿越过大厅，迎面是一座砖砌牌坊，前后各用彩瓷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跨过牌坊是一个青石铺砌的小天井，南侧有小门通往四合院，那是柏家的住宅。天井北侧即为主楼。这座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璧建筑，占地面积582平方米。遵义会议就在这座主楼2楼的一个不大的厅子里召开。这个会场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中间放着一张桌子，周围有20多张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还有一个小火盆。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有政治局常委3人，他们是：博古 张闻天 周恩来
政治局委员2人，他们是：毛泽东 陈云
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王稼祥 朱德 邓发 刘少奇 凯丰
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多数负责人及代表，他们是：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3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红5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红9军团党委委员尹自勇（红5军团长董振堂在党内未担任职务，没有参加会议，时在前线；红9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部队在乌江，没有出席会议）。
另外，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为会议作记录的是陈云（有会议记录传世）和伍修权。
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军委成员白天都要处理日常事务和战事，所以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是在晚饭后才开始，一直开到深夜。会议开始前，毛泽东在吃晚饭时当着洋顾问李德的面说：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是很能呷辣椒的。谁不能呷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
他的话引起众人一阵大笑，惹得李德一脸的不高兴。
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中央会议，毛泽东把刘少奇介绍给彭德怀：
“这是刘少奇同志，很早加入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前面已经说过，刘少奇于1930年夏再赴莫斯科，1931年秋回国，在王明的临时中央任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1934年春任福建省委书记。同年10月，参加长征。
再说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黎平会议提出的两个内容：（1）检讨在第5次反“围剿”中与突围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2）审查黎平会议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目的是要集中全力解决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主持。博古首先作了第5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但对他们所推行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及严重危害，及对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缺乏认识。所以他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说失败的原因是敌人太强大以及白区和其它苏区的工作配合不够，极力为他和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的严重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关于第5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5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博古、李德进行了不点名批评。周恩来也对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
张闻天开始讲话了。他手里拿着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一个提纲，侃侃而谈，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了在第5次反“围剿”中和在突围路上的错误的军事领导，彻底否定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伍修权曾经回忆说：“事后我了解到，所以由张闻天首先发言，正是出于毛泽东的计划安排。会前他就和张闻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发言的内容，最初的发言提纲实际是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主要的观点论据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却执意不首先发言，再三推举张闻天在会上放第一炮。因为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略低于博古，其学识影响实际却超过了博古，他与博古同样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由他来带头批评博古，就显得更公正和有力量，别人听来也更有说服力。张闻天发言以后，毛泽东才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来是对张闻天发言的补充和发挥，实际上却是作了归纳概括和结论定性。”
毛泽东的发言大约讲了一小时。他在发言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及其表现，说他们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说他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他说：
“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
他还批评李德说：也不问走的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毛泽东又用1、2、3、4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5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他说，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牺牲，而不是其它原因。因此，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特别系统地分析了“左”倾教条主义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他说“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第一个错误，就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制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分散兵力。搞什么6路分兵，全线出击。第三个错误，在军事上不知利用19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第四个错误，在战略转移和突围行动方面，正因为惊慌失措，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说李德、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在军事问题上，对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被抹杀了”，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地争论”，但这对于博古、李德却是“徒然的”。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在博古和周恩来讲话之后，毛发表了长篇讲话，事实上这是主要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第一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意见的是王稼祥。他严厉地批判了李德和博古在军事指挥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旗帜鲜明地拥护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由于王稼祥是从教条宗派主义集团中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主张的第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多次赞扬王稼祥这一功绩，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张闻天也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对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还说，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推举毛泽东担任政治局常委。
凯丰马上表示反对。他狂妄地对毛泽东嚷道：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反问道：
“请问凯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既然说我是按《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
其实，毛泽东只是在学生时代看过《孙子兵法》，后来也并没有深入研究过。凯丰被毛泽东这么一激，竟被弄得哑口无言。毛泽东又转对大家说：
“凯丰同志说得好。马列主义，我确实是门外汉，种田作物，倒算是行家里手，不及你出国留学，我是个土包子。不过，《孙子兵法》我确实认真研究过，这有什么害处哩？战争规律，古今中外皆然。现在的不过比古代的内容丰富一些罢了。我们祖宗好的东西，又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呢？一定要弄些教条来束缚住我们的手脚，鄙人真有点大惑不解。”
朱德在发言中说：
“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我从井冈山开始，就是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的。今后，我永远跟着毛泽东同志革命到底。”
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全力推举毛泽东领导今后红军的行动。他说：
“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聂荣臻因为脚伤，是躺在担架上发言的。他很气愤地说：
“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都要做指示，而这些细节，是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过问的。”
林彪是在湘江战役之后就公开批评博古和李德了。他在这次会议上讲了很多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职务。
刘伯承、李富春发言也对李德提出批评，表态支持毛泽东。
彭德怀发言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提议彻底清算博古等人执行的“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因为此时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沿乌江警戒的红3军团红6师，遭到了国民党军吴奇伟部的进攻，彭德怀必须马上赶往前线指挥，所以他在会议刚开了一半，就走了。
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他在毛泽东卧室见到了正在感冒发烧的毛泽东。毛泽东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仍然认真地听着李卓然的汇报。李卓然说：
“5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1个师的兵力，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却连连失利，大家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
毛泽东说：
“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
1月16日晚，李卓然在会议上就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评。
由于遵义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没有让李德参与，所以会议一开始，李德就处于没有发言权的被批判地位。他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神情沮丧，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紧挨着李德坐着，他处于这样的地位也不舒服，心烦意乱，显然不乐意再给李德当翻译。所以他翻译的内容也就不完全了，有时就完全停了下来。李德在得到会议记录或者是尚待作出决议的文字材料之前，没有表明态度。当他明白过来之后，马上为自己及博古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李德说：我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意见，“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应该说，李德的辩解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意见，‘这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可他哪里懂得，中国人行事为人之法的奥妙哦！
至此，“左”倾教条主义的营垒已经彻底坍塌了。接下来，毛泽东提出的下一步行动方针被会议所接受，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聂荣臻和刘伯承都表示，支持毛泽东目前提出的方针。他们还建议说：中央红军还可以北渡长江，在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说，四川省比贵州好得多：一是比较富裕而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靠两条腿走路的红军在行动上占了优势；二是四川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敌意；三是四川省人口多，可以补充兵源。
会议采纳了聂荣臻、刘伯承的建议。
周恩来也建议说，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
1月17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1、毛泽东同志补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党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请注意，遵义会议决议中说得明白：“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从历史上看，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开始，一直到红军战略大转移，在党内分工中始终就是最高军事指挥者（本传在前边各个时期党内分工都有标明）。但在诸多历史资料中，对周恩来在“三人团”的职责均有讳言，或者语焉不详。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出于革命策略，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只清算其军事错误，而不涉及政治问题及其它；对于军事错误，也是只批李德，尽可能地不涉及他人。于是，与会者便随声附和，众口一词，矛头直指李德。翻译伍修权也不愿意多翻译了，弄得李德这个老外一头雾水。尽管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解释，也无人理会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周恩来才奇迹般地保住了他原有的地位，再一次地被确定为“军事指挥者”。
再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作出决定后，发言说：
“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
刘少奇因拥护毛泽东的路线，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凯丰反对撤销博古的军事指挥权，对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不理解，因此，他对会议决定提出保留意见。会议结束后，凯丰还对博古说：
“对路线错误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进行分工时，周恩来等人要毛泽东接替博古的职务。毛泽东正色说：
“不！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
这个问题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博古仍然保留了总书记职务，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分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同时，还采取各种方式向部队指战员传达会议精神。毛泽东在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堂红军干部大会说：
“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了’。”
那些在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泽东的干部们，高兴得热泪盈眶。大家都说：“党和红军得救了！”
参加突围的徐特立、谢觉哉得知遵义会议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异常兴奋。徐特立说：
“从此中国革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谢觉哉高兴地说：
“毛泽东同志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事情就好办了。”
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把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干部召集起来，向他们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和他们进行了谈话。随后，原红22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干部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开除党籍的干部，经过审查，也都恢复了党籍。
在北线松坎的红4团，收到了红1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文，电文中说：“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一起指挥红军。”杨成武将这一消息传遍了全团，指战员们兴奋异常。
聂荣臻在仁怀县一个镇子上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此时天上正下着小雨，谭政帮他撑着伞，他用了几个小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其间竟没有一个人走开避雨。
中央代表刘少奇和红5军团长董振堂，在乌江边一个村子里召开红5军团红37团排以上干部会议，刘少奇说：“报告大家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党中央最近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已经胜利结束，毛主席又回来领导我们了。”会场上顿时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在欢欣鼓舞的干部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对遵义会议犹感不足，他们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不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后来还有人曾私下里问毛泽东：
“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就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4年之久呢？”
毛泽东解释说：
“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欲知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央红军走出困境，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从1931年1月项英进入中央苏区，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遭受批判和排挤长达4年之久。在这整整4年里，他从不颓废，不让步，坚持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间断地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代表人物进行顽强斗争，直至取得胜利。此种毅力、坚韧和苦斗精神，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在遵义会议前后，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出和理解毛泽东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深、奥妙的政治策略。他团结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引导遵义会议集中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是为了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试想，如果连政治路线问题也一块儿清算，那就必然会涉及到许多人。那样的话，遵义会议的结果又会如何呢？政治路线的账不是不算，只是时机不到，毛泽东是有足够的忍耐力的。这个谜底到了延安整风之时才算揭开了。
另：关于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员问题，有一个史料说，1958年11月18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陪同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穿过陈列室，踏上窄小的楼梯，走进开会的房间里，邓小平看到房间依旧是当年摆设的样子，使他立刻想起了当年开会时的情景，他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他指着靠里边的一角，‘我就坐在那里’。”
由此，邓小平说他参加了遵义会议的话是真是假，成了人们数十年来争论的焦点之一。
1959年，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进一步查清究竟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曾再次致函中央办公厅，请示帮助查找有关档案资料。中央档案馆于1959年5月28日回复：“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只是在一件未署名的材料中写道：‘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1、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5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这材料只能供参考之用”。（后来陈云证明，中央档案馆在复函中所说的“一件未署名的材料”，是他根据遵义会议上的记录所作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请参看《陈云文选》第一卷。原件曾保存在莫斯科。）
以上两个材料都涉及到了中央办公厅及其主任杨尚昆，那么，参加遵义会议的主要成员之一的杨尚昆是怎么说的呢？他在1984年10月26日答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问时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他是党中央秘书长。”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杨尚昆陪同邓小平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一说，纯属子虚乌有；第二，杨尚昆的答记者问与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相互印证，邓小平没有参加遵义会议！除此之外，再看看下列事实：在反“罗明路线”时，邓小平在苏区的最高职务是一个中心县委书记，作为“邓毛谢古”集团的首要分子受到打压后，被一降再降，到一个区里当了一名巡视员，后来随军参加了长征，但并没有被平反。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王明路线的受害者都还没有得到平反，而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邓毛谢古”集团首要分子邓小平怎么就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呢？再看看《邓小平年谱》记载，到1935年6月，邓小平才被调任为红1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其地位与“党中央秘书长”相差甚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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