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
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
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
也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打嘛。”
话说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大发脾气，他在发给薛岳的电报中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今后在前线作战，不论是追是堵，是攻是防，如不与阵地城池共存，未奉命而逃避者，一律治以失守纵敌之罪。”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带上宋美龄及陈诚、晏道刚一众人等，由武汉飞往重庆，住在范庄川军师长范绍增的公馆里，亲自策划对中央红军新的围攻。他命令：以川军的3个旅由桐梓扑向遵义；由上官云相的两个师从重庆向松坎、新站地区推进，支援川军对遵义的进攻；由周浑元、孙渡部分别至仁怀、鲁班场、大定、黔西地区堵截；由王家烈部主力集结于金沙、土城等地，阻止红军向西；由已遭重创的吴奇伟部和部分黔军在乌江以南从贵阳、息烽一线配合行动；由湘军的3个师沿乌江东岸构筑碉堡，阻止中央红军东进。
蒋介石的目的是：以堡垒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实行南北夹击，压迫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一带狭小地区，围而歼之。
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县鸭溪镇汪家屋召开军事会议。为了加强领导和统一军事指挥，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员，由毛泽东任政委。
3月4日下午6时，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的名义发布命令说：
“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特令遵照。”
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被罢黜军事领导职务以来，再一次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扩大遵义战役的战果，他和中革军委商量决定：将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在鸭溪、白腊坎、长干山一带进击周浑元部，以决战的胜利，争取在遵义地区站住脚跟，赤化贵州，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粉碎敌人的围攻赤化贵州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了要在云、贵、川3省实施战略机动和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
3月5日这一天，朱德、毛泽东联名发布作战命令：中央红军大部主动撤离遵义，集中主力西进，寻歼国民党军第2纵队周浑元部。
中央红军主力刚刚开拔到鸭溪、青坑地区一带，遵义城即被川军袭占。没有后方的中央红军只有向前击破周浑元的主力，才能打开整个局面。可是周浑元部在长干一带不但畏缩不前，反而向西撤退了。这就使部队中一部分领导人产生了急躁情绪。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苗田，再移至荀坎，住在荀坎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荀坎。
3月9日，军委纵队到达距离金沙县打鼓新场百余里的遵义县苟坝。
3月10日凌晨1时，红1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致电朱德，电文如下：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一、以3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3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二、3军团另两个团及1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1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3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1、3军团到达打鼓新场。三、1军团主力4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四、5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五、9军团仍旧。
林 聂 10日1时
朱德看了电文，感觉林彪、聂荣臻的意见可行。他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的基础。他将电报转交给毛泽东，说：
“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敌周浑元部避战不出，红军没捞到仗打，1、3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毛泽东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摇了摇头。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于是，他便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朱德便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人传看。
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已经回到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岗位上，可是在党内军内存在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依然严重影响着他在军事方面的决策。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以后，在消除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专横作风的同时，又形成了凡属重大的作战行动，每一次都要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进行讨论方能决定的这一局面，不适当地发扬了民主，而缺乏应有的集中，这显然是与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
天亮后，张闻天即召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的建议。朱德发言说：
“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与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军委委员和军团负责人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理由是红军士气高昂，打鼓新场地区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进攻打鼓新场，他说：
“我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坏部队不值得。如果发动这场战役，肯定对我们不利，甚至有断送红军前途的危险。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你们既然要我负这个责，又不听我的，我不干了。”
张闻天一见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就说：
“少数服从多数，你不干，就不干吧。 ”
“好，我不干！”
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张闻天让与会者进行民主表决。这一表决不打紧，不但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而且连他那个刚刚被任命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也给表决掉了。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并要彭德怀暂代前敌总指挥。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11日晨下达。
再说毛泽东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不堪设想。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便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建议周恩来先不忙下命令，还是要再考虑考虑。果然，侦察部队不久就送来了有关打鼓新场地区国民党军的情报，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按照原来的决议，坚持进攻打鼓新场，将对中央红军十分不利，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
3月11日，周恩来重新召开军事负责人会议，研究作战计划。毛泽东终于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
毛泽东鉴于军情多变，部队需要集中指挥，方能随机应变，抓住战机，提议成立“三人小组”，全权指挥军事。
3月12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苟坝附近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设立中共中央3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有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负责指挥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还恢复了毛泽东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
自此，毛泽东在“三人小组”内成为核心人物，王稼祥是他的有力支持者，周恩来则成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和执行者。如此一反复，他在党内和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反而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三人小组”成立后，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组织的又一轮围攻，决定仍然以黔北为中央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控制赤水河上游，以消灭薛岳所部和王家烈残军为主要目标。
3月14日，中央红军在长干山区域多次设伏诱周浑元部，均未如愿。
3月15日拂晓，“三人小组”同朱德的前敌司令部移至坛场附近指挥作战。中央红军主力向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纵队逼近。此战目的是要扫除西部最大的一个障碍，实现党中央“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根据判断，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周浑元的第5师和第96师是不成问题的。前敌司令部提出的口号是：“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伟大的胜利”、“赤化贵州”。
中央红军的战斗部署是：以红1军团及红3军团第11、第12团和干部团为右翼，取道坛场，从北向南突击周浑元部第5师之左面；以红5军团及红3军团第10、第13团为左翼，向鲁班场东南、南、西南周浑元第96师攻击。
清晨，红1军团率先发起攻击。10时许，中央红军各部陆续按既定目标发起攻击。
下午3时，中央红军发起总攻。此时，周浑元部第13师6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回援，他的3个师集结在了一起，中央红军总攻击未能奏效。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放弃对鲁班场的进攻，于晚上10时后撤出战斗。
是日晚，毛泽东决定转兵北进，向茅台地区机动，从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以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战机。
此时中央红军在遵义以西的活动，使蒋介石产生了错觉，他认为：红军之所以徘徊于此种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的表现。于是，他立即命令各路“追剿军”，要不顾一切寻找红军决战。蒋介石还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3月16日晨，朱德根据“三人小组”的决定，以他和毛泽东的名义，颁布了《三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由陈赓和宋任穷担任全军的渡河司令和政委。
在陈赓和宋任穷的指挥下，王耀南的工兵连迅速修好了国民党军炸毁的浮桥，还架好了新的浮桥。
3月16日晚，中央红军在盛产名酒的贵州茅台镇开始渡河。
毛泽东的警卫员黄泽九因肚子痛行走困难，便对班长胡昌保说，他想走在队伍后面，胡昌保同意了。毛泽东来到河边等候渡船，照例清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少了黄泽九。他得知黄泽九肚子痛，立即吩咐把担架留在河边让黄泽九坐。胡昌保想到毛泽东身体虚弱，工作又繁重，就说：
“担架还是留着你坐吧，把马留给他就行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
“肚子痛怎么能骑马呢？让他坐担架好好休息休息吧！”
说罢，他上了船，随着军委纵队过了赤水河，在浮桥桥头对刘伯承说：
“工兵连还真有办法。”
刘伯承说：
“这一次工兵连干得好，三渡赤水要是论功，应该给工兵连记第一功。”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沿着河边的山峦向西走了约摸七八公里，在陈福屯的密林中隐蔽休息。
3月17日天明，毛泽东住进了半山腰一家农民的茅草棚里，对陈昌奉说：
“快点弄些吃的来，我心里饿得慌。”
陈昌奉说：
“主席，早就给你准备好了，知道你要吃东西哩。”
说着，他拿出那只上面缀着星星点点小黄花的蓝色搪瓷饭盒，倒出一点冷饭，又从另一层里拣出几个油炸朝天椒。毛泽东拿起竹筷，夹起辣椒就往嘴里送。
“主席别急，还有好吃的东西呢。”陈昌奉说着，又从铁皮箱里取出一个酒瓶，说：“昨天我在茅台镇上替主席买了一瓶茅台酒，你走累了，喝一点，舒筋活血。”
毛泽东高兴地接过酒瓶，仔细端详着，这是一个棕色的土陶瓶子，像一节粗而短的筒子，瓶口用一块猪尿泡皮子紧紧包裹着，酒瓶的商标上印着“赖茅”二字，还有一个飞鹰图案。他说：
“这个酒好喝，我以前在长沙见过这个东西，只有富贵人家才买得起。”
说罢呷了一口，他又朝嘴里送进一只小辣椒，“咝咝”地吁一阵气。
“困得很，我睡一会儿，半个钟头叫我。”
毛泽东在门板上约摸睡了20来分钟，周恩来就到了。他闻声坐起，说道：
“恩来来了。”
周恩来看看毛泽东身边的酒瓶子，笑笑说：
“你喝酒啦，这屋子里还有一股酒味。”
毛泽东用手梳理了一下蓬松的长发，说：
“到了酒乡，岂有不饮之理，李白到此不须归嘛。”
周恩来微笑着说：
“昨天李德喝得酩酊大醉，让人扶上马后还东倒西歪的，惹得大家好笑。”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吮吮嘴唇说：
“李德不但是个烟鬼，而且是个酒鬼。西洋人一般不喝烈性酒，60度的茅台，当然要把他放倒啰，何况他又贪杯。论喝酒我没有他的量大，只有甘拜下风。”
周恩来掏出两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信笺，递给毛泽东，说：
“根据咱们的部署，野战军于昨日晚间到今天12时前，全部渡过了赤水河，我同总司令已经拟好明日部队的行动部署，你看看怎么样？”
毛泽东接过来，看着周恩来用毛笔写的红1、红3、红5、红9军团及干部团过河后的位置和任务，说：
“没有意见。恩来你看看这个，是一局刚送来的。”
他说着，从枕边取出几页纸，递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是蒋介石看到红军三渡赤水河，接连以巧亥、皓戌、哿戌（电报日期）等电令，重新部署了国民党军队，决心在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叙永地区聚歼红军。蒋介石在电令上说：“川军刘、达、袁、魏、周各部，在天堂、叙永、站底、赤水河镇防堵于西，周、吴两部队担任追剿。孙渡部亦向赤水河镇堵剿；郭部由茅台河追击。以如许大兵，包围该敌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
周恩来连声说：
“好，好！把敌人全调动啦。”
毛泽东说：
“看来咱们三渡赤水，渡得好，下步棋是如何甩开敌人大步走的问题了。”
周恩来说：
“抓住时机，部队得赶快东渡赤水，把敌人甩在赤水西岸。”
毛泽东问：
“过河后，部队又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
周恩来说：
“在黔中一带活动，看能否建立根据地。”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们不能老在云、贵、川一带和敌人兜圈子，捉迷藏。况且，离敌人的追兵太近，不易生存，不如走远一点好。滇军孙渡的部队，在我们前次西渡赤水的时候，不是已经被蒋介石调到贵州的毕节一带了吗？咱们再次东渡赤水河以后，来一个行动，把孙渡再往贵州腹地调一调，让他离老家再远一点。咱们朝云南钻，从长江上游金沙江渡江北上，实现战略方针。”
周恩来说：
“那要兜一个大圈子。”
毛泽东接着说：
“不要紧，由于敌人的强大，我们不可能有固定的作战路线，大方向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中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可以变更的嘛。下一步，我们要开动两条腿走。走，也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打嘛。”
周恩来点点头，已经理解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毛泽东站起身来，掐灭手中的烟头，朝地上一掷，说：
“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他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在川南古蔺县境内隐蔽集结，以红5军团在太平村一带阻击国民党军，派红1军团1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模样，向古蔺县城方向前进，佯做北渡长江之势，以迷惑和调动国民党军。
国民党军的飞机在天上呜呜叫，忙着给蒋介石报信：“共军要北渡长江。”蒋介石果然信以为真了。他判断红军主力集结于古蔺东南地区，一定是要渡江北上，高兴地说：
“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他立即召集部下，调整军事部署，命令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向川南调动，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3月18日，毛泽东对张闻天说：
“部队马上就要掉头东渡赤水，准备来个大的迂回，插到云南去，再寻机渡过金沙江北上，建立川西根据地，向张国焘、徐向前靠拢了。不知恩来同你谈过没有？”
张闻天说：
“恩来把你的想法讲了，我没有意见。川黔边山高岭大，交通不便，地瘠民贫，老在这些地方徘徊，也不是个办法，来个大的迂回，也决非下策。只是三渡赤水后又来个大迂回，要走不少路，恐怕部队情绪会更大，有些指挥员已经有牢骚了。”
毛泽东说：
“一路上我也听到些意见，老这么转圈子是苦啊，可是敌人大军包围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打通指战员的思想，说服他们不要怕多走路。”
张闻天说：
“只怕不容易说服，林彪就有些意见，说部队老在川黔边来回转圈，尽走弓背路，不走弓弦路，弄得全军疲劳不堪，埋怨指挥失当。”
毛泽东说：
“林彪年轻，不懂事。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死打硬拼只能鱼死网破，第5次反‘围剿’不是有教训吗？我们只有靠走路，打运动战，高度机动，在机动中寻求战机，在机动中甩开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多跑一点路，有什么稀奇，走是为了更好地打。世界上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在一段时间里多走路，走弯路，走弓背路，是难于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林彪的这种牢骚，有一定的代表性，适当的时机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这种牢骚不满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产生右倾悲观情绪，动摇军心。”
3月19日，毛泽东鉴于各路国民党军纷纷赶往川南，当即决定：
“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
3月20日，中革军委以朱德和毛泽东的名义，秘密发布了《四渡赤水河的行动布置》。
毛泽东见工兵连长王耀南来到总司令部，就对刘伯承说：
“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一讲。”
刘伯承即问王耀南：
“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架的桥还在不？”
王耀南回答说：
“据了解，还在。”
刘伯承说：
“那好。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王耀南立即派1班长李景富带六七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
王耀南回来向刘伯承汇报说：
“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主动把桥看起来了。桥都是好好的。”
“好，好，好！”刘伯承非常高兴，又嘱咐王耀南说：“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王耀南把工兵连一分为二，一部分战士留在茅台渡口维护浮桥，他亲自带着另一部分战士向太平渡、二郎滩赶去。
3月21日夜至22日晨，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主力在二郎滩、太平渡、淋滩、老鸹沱等地东渡赤水河，再次进入黔北。
此时，蒋介石正调遣各路大军纷纷向古蔺前进。薛岳在这一天的军情通报中称：共军“大部尚在镇龙山、铁石”。云南省主席龙云继续命令各部“聚歼该匪于叙永、古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防匪盘旋西窜”。
就这样，中央红军十分巧妙地从国民党军重兵之间，分路与其相向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严密部署、尚未完成的包围圈，一下子将他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古蔺周围赤水河沿岸地区，置于无用之地。
聂荣臻曾经回忆说：“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且说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黔北地区后，决定迅速挥师南下，抢渡乌江。
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从太平渡、老鸹沱四渡赤水，刚刚回到贵州地界，还来不及喘气就接到了中革军委的电令，要他们率部队急行军南进至遵义怀仁大道北侧地区，穿越遵义西面的鸭溪、枫香坝、白腊坎之间的国民党军封锁线，于3月底在金沙县大塘河渡口南渡乌江。林彪虽然有些想法，还是执行了命令。红1军团在他和聂荣臻的指挥下，迈开双腿，急行军绕圈子。当红1军团进到遵义、仁怀中间地区时，国民党军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不断地北运。红军战士们看着国民党军耳目失灵的行动，讽刺地说：
“你们去好好地封锁吧，我们走了！”
3月24日，正当后卫部队红9军团准备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渡江时，毛泽东突然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接着，毛泽东命令红9军团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的样子，摆开东进湖南的架势。红9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尽管摸不透毛泽东要他们这样做的用意，还是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于是，红9军团开始散布红军将攻取仁怀的消息，大造东进湖南的声势，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下。
3月24日下午，蒋介石扬言督师，偕夫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随行的还有他的美国顾问端纳和陈诚。随后何成浚、吴稚晖、陈布雷等人也乘专机飞到贵阳。蒋介石在贵阳对党政军人员发表了一通非常乐观的训话，他说：
“共军已是强弩之末，现今被迫逃入黔境，寻求渡江地点未定，前遭堵截，后受追击，浩浩长江俨如天堑，环山堡垒星罗棋布。共军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困境。”
3月25日，中央红军已经渡过赤水河三四天了，龙云仍然命令各纵队务将红军聚歼于“铁厂、镇龙山、石宝寨、大村间地区”。
3月28日，中央红军主力红1军团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3月29日，红1军团先遣团红1师红3团，在行进中消灭了援助乌江渡口的国民党军1个营的大部，又消灭了乌江渡口国民党守军1个连，夺取了乌江渡口。
3月31日上午，军委纵队在乌江边的梯子岩渡口渡江。过江后，曾经在危难中挽救过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中革军委2局副局长钱壮飞牺牲了，时年40岁。
后来在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的家人接到了延安。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原中革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邹毕兆则说，他与钱壮飞一起渡过乌江后，翻过一座高山（大岩头）后，走了不远就遭到敌机来骚扰，红军发出空袭信号，他们各自分散隐蔽，空袭警报解除后，他们就失散了。钱壮飞究竟是怎样牺牲的，至今说法不一，已经成了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再说这一天，红军主力分别经江口、大塘、梯子岩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蒋介石又一次纠集起来准备在遵义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的集团重兵，甩在了乌江北岸。
毛泽东来到了红1军团前卫红2师，在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摊开了云、贵、川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向红2师领导人面授机宜。他边说边在地图上用红色铅笔画了一道由贵州向东南，向西，向西南，入云南，经昆明附近至元谋、金沙江畔的大迂回的杠杠，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
此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一路兵力佯攻息烽，而主力经息烽以南的潮水场、九庄、石洞、底寨等地，直指贵州省会贵阳，沿途虚张声势，扬言要攻打贵阳，张贴了许多标语：
“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
毛泽东部署威逼贵阳的作战行动，是为了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将滇军调得离云南远远的，以便红军乘虚进入云南。
滇军是云南军阀的部队，他们为了维护云南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地盘，是不愿意远离云南边境的，因之也是不容易调出来的。毛泽东的办法是“攻其所必救”。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只有滇军是离贵阳较近的一支部队，红军直逼贵阳，可以借蒋介石之手调出滇军。毛泽东说：
“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毛泽东如此一将，蒋介石着实慌了手脚。此时驻守贵阳的只有郭思演第99师所辖的4个团，其中大部分还在外围担任守备，城内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
3月31日这天，蒋介石给滇军孙渡部连发两份“限即刻到”的万万火急电报，命令孙渡速率所部向清镇前进，保卫清镇机场和贵阳的安全，防止红军夺取机场，断了他逃跑的退路。蒋介石还命令贵阳警备司令王天锡，务必在3天之内把城垣四周的碉堡修理加固。他一面下令守城部队死守机场，一面准备好了轿子、马匹和向导，随时准备逃跑。蒋介石这一着，正是听从了毛泽东的“指挥”。
1935年4月2日，蒋介石获悉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占领扎左，前锋直逼贵阳，急忙召集陈诚、薛岳、何成浚等高级将领商讨对策。蒋介石判断红军的行动企图有两个：一是乘虚袭占贵阳，一是或仍图东进与湘西红军会师。尽管两者中后者可能性较大，但两者都威胁贵阳，因此以确保贵阳为急务，同时严令前线各军对红军衔尾疾追。
毛泽东为了继续调动滇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派出红军一部兵力向东佯攻瓮安、黄平。
4月5日，红军佯攻部队声言要东渡清水江，摆出了要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姿势。蒋介石又一次上当了，他除了命令孙渡率领滇军追击佯攻贵阳的中央红军以外，还电令湘军到黔东防堵，令桂军在平越线防堵，令吴奇伟纵队尾追。一时间，各路国民党军齐向黔东奔去。
4月6日，滇军孙渡部先头部队经过急行军，在三四天里走了200多公里路，终于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赶到了贵阳清镇，固守飞机场。蒋介石闻报，以拳击桌道：
“这种军队才算得是真正的军队。”
薛岳马上用汽车把孙渡接到贵阳，又领着孙渡及陆续到达的各旅旅长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喜上眉梢，嘉奖他们动作迅速，作战勇敢，当场宣布提升孙渡为中将，犒赏孙渡部2万元，其它赶到贵阳的各旅也各赏1万元。
孙渡部被蒋介石由滇黔边调往贵阳以东后，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兵力空虚了，这就为中央红军西进提供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看到调出滇军的目的已达到，西进云南的道路已敞开，便决定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西进云南，抢渡金沙江。
欲知中央红军如何渡过金沙江，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四渡赤水是红军在长征途中极其惊险而又精彩的一幕。从一渡赤水到四渡赤水，前后50余天，战斗极其频繁，生活非常艰苦，形势变化莫测。国民党军天上有飞机助战，地面上有几十万大军又堵、又追、又围。蒋介石还亲自出马，到贵阳坐镇指挥，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央红军消灭干净。正是在这异常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从国民党军各部之间迂回穿插，忽东忽西，始终牵着蒋介石的鼻子走，把国民党军弄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终于化被动为主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真可谓是用兵如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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