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
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
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
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
话说1935年5月11日，红1军团到达会理城外的大桥后，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中央红军。
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
林彪又给“三人小组”写信。他在信中写道：近一两个月以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下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4方面军会合。信写好后，他要聂荣臻、左权、朱瑞和罗瑞卿传看了，并要求聂、左、朱、罗签名，但他们都表示拒绝。聂荣臻劝他说：
“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背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被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1个小本子又1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数字翻出来，说你缴获的枪最多。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能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今天，我没有把你说服，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要负责。”
林彪依然我行我素，在信上单独签了名，派人送交中共中央。
5月12日，毛泽东为了纠正党内一些领导人和一些军事指挥员的错误认识，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以北10公里处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解决林彪写给“三人小组”的信和刘少奇、杨尚昆在二渡赤水后发给中央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这次会议史称“会理会议”。
本传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时期以来，中央红军长时间的频繁作战和大踏步的进退，部队十分疲劳，有一部分人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急躁和埋怨情绪。特别是在二渡赤水后，一些指战员不理解为什么又要打回遵义去，发了牢骚。就是在军队高层领导人之中，也有人对中革军委的部署持不同看法。刘少奇向彭德怀谈了他对红军行动的意见，他主张中央红军应该按照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彭德怀也颇有同感。
刘少奇把他自己的看法和彭德怀的意见综合在一起，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电报稿，以他和杨尚昆的名义发给了中央。那时的林彪也对毛泽东的指挥表示不满，说：“红军行动的路线，尽是在弓背上，而不是在弓弦上，走的冤枉路太多，官兵被拖得精疲力竭。”毛泽东早在3月18日就对张闻天说过：“适当的时机开个会，统一一下认识。这种牢骚不满如不及时纠正，发展下去会产生右倾悲观情绪，动摇军心。”但由于战事不断，形势紧张，中央一直没有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在取得转折性的重大军事胜利之后，林彪依然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节外生枝，又是给彭德怀打电话，又是给“三人小组”写信，闹出了临阵换将的事端来。这样，毛泽东就不得不把解决这些错误认识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且说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人。会议印发了林彪写给“三人小组”的那一封信。
张闻天了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
毛泽东总结了中央红军4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重大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他还说：
“现在有个别军事指挥人员打了几个胜仗，就自以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其实没有红军指战员的齐心协力，靠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样？也包打不了天下。我今天就要批评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论。我们中央和中革军委谁也不是白痴，如果能走弓弦，谁还愿意走弓背？问题是敌人的重兵寸步不离地紧紧尾追我们，能允许我们走弓弦吗？这是幻想，战士有这种想法，这不奇怪，而作为红军高级指挥员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以更严厉的口气接着说：
“林彪同志还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团结的话，挑拨离间，这是一种反党活动。”
毛泽东对林彪没有深究，只是训斥他说：
“关于战略战术问题，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而请彭德怀出任前敌指挥的意见，是彭德怀指使林彪搞出来的。他说：
“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这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
彭德怀是在会上见到了林彪的信，听了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批评，他并没有作解释。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是想把事情办好；自己也没有同意刘少奇、杨尚昆的观点。他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心想，等林彪、刘少奇、杨尚昆将来自己去申明吧。所以，他只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因为长干山、鲁班场两仗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
他也批评了林彪，他说：
“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更是不妥当的。”
林彪在会议上没有说明他写信并不是受彭德怀指使，彭德怀又不做解释，因此毛泽东对彭德怀指使林彪写信深信不疑。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先后4次向彭德怀提出这个问题。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时林彪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他写信与彭德怀无关，这才把问题说明白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了张闻天。
据杨尚昆回忆录记载：张闻天当时随红3军团行军，毛泽东在会上“虽然没有明说张到3军团和彭结合起来反对自己，但话中已表露出这种意思，并且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
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还分析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怒的原因，他写道：“毛主席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呢？林彪给彭总打电话这件事，彭总本人已经说清楚，聂总又给作了证，并且说左权等可以作证，毛主席为什么还要对彭总、甚至张闻天同志这样不满呢？这件事我很长时间内不理解，又不好打问。直到延安整风时，才逐渐弄明白。原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发生过几件事，使毛主席内心很不平静。第一件，是土城战斗没有得手，这本来是兵家常事，毛主席及时总结了3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嘲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行。第二件，是3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毛主席坚持不打，理由是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坏部队不值得。’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毛主席以去职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作出打的决定，并且要彭德怀暂代前敌司令员。当天晚上，毛主席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去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意见，避免一次损失。战场指挥，有时确要机断专行，捕捉战机。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这件事又间接牵涉到彭德怀同志，彭自己当时可能并不知道。第三件事，据2、6军团的任弼时同志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出去，恢复白区工作，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张闻天同志自告奋勇愿意去，大家没有同意。后来，派了陈云同志去上海。把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到：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刚出来担负重任不久，中央领导层和主要战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发展到正式上书要求改换领导人，这确是相当严重的事件。毛主席所以恼火是可以理解的。”
且说周恩来、朱德等在会议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充分肯定了这一阶段的巨大成绩，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这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引导下，扩大会议针对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还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在川滇黔边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经验，讨论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向红4方面军靠拢。
就在5月12日这一天，蒋介石飞临昆明，策划和指挥聚歼中央红军的新计划。龙云向蒋介石献计说，要像当年清军在大渡河边消灭石达开一样，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蒋介石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急电四川刘湘派兵堵截；命令川军20军及21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赶往大渡河北岸防堵；命令刘文辉将24军在大渡河以南的部队交由刘元璋率领，归薛岳指挥，掩护薛岳主力部队北上堵截红军；命令24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从金沙江到大渡河约有500公里，有两条路线可走：一条是经登相营、越嵩到大树堡渡河，对岸是福林，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路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小路，而且还必须经过彝族聚居区。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走第一条路无疑。于是，他就把兵力重点部署在富林方向。此次布防，投入中央军十几万人，川军五六万人。布置完毕，他又先后两次飞临川康前线视察。
5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训令说：“我军目前的战略任务是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在蒋介石企图围歼我军于大渡河南岸的情况下，我军应迅速北进，争取渡河先机，首先进达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机动作战，争取赤化。为实现这一方针，各军团须以极迅速、坚决、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我前进的川敌，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彝族群众，以高速度急行军到达大渡河边，迅速依序渡河，并准备渡河后与川敌进行连续战斗，开展川西局势。”
当晚，先头部队红1军团开始行动，攻占泸沽。
毛泽东在部队行进到西昌县锅盖梁地区时，提议组织一支先遣队，并提议由刘伯承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因为罗瑞卿有病，又改为聂荣臻任政委，由他们带领红1军团红1师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1团为先遣队，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路。
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来到刘伯承、聂荣臻处接受任务。聂荣臻说：
“这次渡河，关系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胜利的道路。”
刘伯承说：
“许多年前，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石达开率数万人在清军追击下，就在大渡河畔全军覆没。现在蒋介石叫嚣，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共军插翅难飞，必成石达开第二。”
黎林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我们的前面，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突不破的天险。我们一定要在大渡河上为中国革命史写下光辉的一页。”
红1团的战士们从梦中被叫醒，准备冒着毛毛细雨，摸黑前进。
正当先遣队整装出发之际，冕宁地下党派人来到先遣队所在地泸沽，向刘伯承、聂荣臻汇报了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刘伯承结合红1团侦察组报告的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居民、给养和国民党军布防的情况，分析说：
“敌人显然已经判定我军走西昌与富林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御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我们可以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小路。”
聂荣臻说：
“我同意。另外，还可以提出让左权、刘亚楼带第5团往越西、大树堡方向佯动，迷惑和钳制敌人。”
刘伯承当即起草电报，发给军委。因为军委正在行军途中，电台联络不上。刘伯承、聂荣臻果断决定，先遣队改道前行。不久，军委回电同意这一方案，并强调说：“绝对保持改道秘密”，“严密搜捕敌探”。
5月21日，毛泽东、朱德电示在冕宁城的刘伯承、聂荣臻：先遣队“务于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5月22日，先遣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的带领下，开始进入彝民区。
彝族是中国西部缅藏系民族中的一支，彝族人身材高大，肤色较深，信奉黄教。此时的彝民区仍然处于奴隶社会，称为“黑骨头”的彝族人是贵族，其他民族的人又称他们为“黑彝儿”；称为“白骨头”的战俘——汉人、苗人、西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则是奴隶。
先遣队一进入彝族区，山上山下的彝民们成群结队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都围了上来。工作团的负责人萧华、冯文彬通过请到的一个通司，也就是翻译，向彝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萧华大声说：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彝族人民的兄弟，和国民党的官兵不同，我们是去打国民党的军队的，不是来抢劫彝族群众的，我们希望彝民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军阀，打倒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北上，不在此常住。”
尽管如此，彝民还是把工兵连携带的架桥器材和其它用具一抢而光，只是他们并没有伤害红军战士。红军战士严守纪律，也没有伤害一个彝族群众。萧华又通过通司告诉小叶丹的四叔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找他谈话，他欣然同意。萧华告诉他，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们打天下的，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萧华又说，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小叶丹首领结为兄弟。
彝族人十分重义气。小叶丹的四叔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又听说刘司令要与首领结为兄弟，就欣然答应了。刘伯承没想到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他听了萧华的汇报，当即上马，去和小叶丹歃血结盟。
这天晚上，先遣队返回15公里，在汉民地区的大桥村宿营。
次日清晨，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率领许多人欢迎先遣队。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刘伯承送给小叶丹1支手枪和一些步枪，小叶丹也把他的一匹高大的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还挑了几名彝族向导为先遣队带路。
毛泽东在冕宁会见了县城附近的彝族头人沽基达涅，请他与从冕宁到大渡河一带的各个沽基家支及其头人联系，并转送中央红军给他们的礼品。就这样，中央红军全部顺利地通过了彝民区，而且还有一批彝族青年加入了红军。
5月24日黎明前，红1团在杨得志、黎林的率领下，到达离安顺场七八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停了下来，进行敌情侦探。他们了解到安顺场是位于大渡河边的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镇，守军有两个连，只有1条船，其余船只均被烧毁或抢走了。渡口对岸有守军1个团，该团1营驻在安顺场渡口，其团部和主力则在下游8公里处的安庆坝。
此时，由左权、刘亚楼率领的佯攻部队红5团也到达了大树堡，他们进行了非常逼真的佯攻，把国民党军的主力引到了富林一线。蒋介石闻报，大喜过望。为了“确保河防，困厄共军”，他严令河防守军立即做到：收缴南岸的所有船只以及可做渡河的材料，搜集南岸民间的粮食，全部集中到北岸，实行坚壁清野；烧尽南岸一切可供红军用以掩护接近河边的民房，扫清守军的射击地段。
这天晚上10点多钟，刘伯承、聂荣臻也赶到了安顺场附近。毛泽东、朱德电令红1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夺取船只，强渡大渡河。
刘伯承、聂荣臻、红1师师长李聚奎、红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商定：由黎林率2营到安顺场渡口下游佯动，吸引对岸国民党军那个团的主力；由杨得志率1营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由3营为预备队，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
刘伯承让警卫员去找1营营长孙继先。孙继先一到，聂荣臻就问：
“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回答说不知道。聂荣臻就给他简单地讲了石达开的故事，然后说：
“现在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国民党有几十万军队围截，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刘伯承对杨得志说：
“我们会不会变成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
孙继先说：
“请总参谋长交代任务！”
刘伯承说：
“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们马上率领1营去完成3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到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要在黎明前开始渡河，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
此时的天漆黑漆黑的，雨也下个不停，杨得志、黎林分别带着部队踏着泥泞的小路出发了。
1营靠近安顺场，分3路包抄上去，不到半个小时，两个连的守军就全部被打垮了。
大渡河是岷江的支流，古名涐江，当地人又叫铜河，历来以险要著称。在安顺场渡口，河面有300多米宽，流速每秒4米，水深30米。河底乱石嵯峨，使水面形成无数漩涡，可使鹅毛沉底，即使水性再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就是用船横渡，也必须先将船只拉到上游1公里许再放船，还须要有经验的艄公掌舵，10余名船工篙橹并施，与水的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船体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的码头上方可。倘若一旦对不准码头，碰上河边的石壁，立刻就会前功尽弃，船毁人亡。
红军战士在河边发现了1只小船，这是南岸唯一的1条船。原来这条船是从西昌逃回家来的一个国民党营长留下来的，他准备风声一紧就乘船逃到北岸去，没想到还是被红军缴获了。
杨得志在河边观察水势，考虑各种渡河方案：让战士们凫水不行，架桥也不行。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依靠那只缴获的仅能容纳十几人的小船进行强渡了。
孙继先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水一推，船就转一个圈，急得他满头大汗。此时的刘伯承和聂荣臻比孙继先还着急，他们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经被消灭，1营占领了渡口。他们马上赶往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
“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
孙继先听到喊声，赶紧回答：
“我在这里。”
刘伯承说：
“孙继先啊，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
孙继先这才醒悟过来，光顾推船了，竟忘了点火报信！此时，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凌晨3点多了。
杨得志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报告了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聂荣臻站在岸边看到大渡河如此凶险，也想不出别的办法，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组织一支精悍的敢死队，乘坐那只唯一的小船，实行抢渡，夺取敌人的工事。
杨得志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孙继先，孙继先决定在2连里选派。于是，2连指战员们就集合在屋子外面的场地上，静静地听着营长宣布被批准的名单，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令明，3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4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张桂成、萧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光吉、萧桂兰、宋祥云、谢良朋、丁流明，16个名字叫完了，16个勇士跨出队伍，排成新的一列，一个个神情严肃。他们都是2连最优秀的干部和战士。突然，一个小战士“哇”的一声从连队里冲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嚷：
“我也去！我一定要去！”
孙继先一看是2连的通讯员陈万清。陈万清激动地看着杨得志，杨得志也被感动了，朝孙继先点点头。孙继先就对小战士说：“去吧！”陈万清高兴得抹了一把眼泪，赶忙排在16人的队列里。一支由2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的17个勇士，组成了强渡大渡河的敢死队。他们每人配备了1把大刀，1支冲锋枪，1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还有作业工具。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17人，于是决定：第一船由熊尚林带领；为了加强领导，第二船由营长孙继先亲自掌握。聂荣臻面对勇士们进行了政治动员，他说：
“前几天看到敌人飞机扔下来的传单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飞，要让你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同志们，我们不是石达开，也不可能成为石达开。因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我们有超乎寻常的勇敢精神和吃苦精神，我们要渡过河去，我们也一定能渡过河去！”
敢死队眼看就要出发了，可此时部队携带的迫击炮没有炮弹了。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马上带领供给人员到处奔波，好不容易筹集到了几发炮弹，及时送到了前沿阵地。
赵尔陆，1905年6月4日出生于山西省崞县。1931年红4军为了加强后勤工作，将红29团团长赵尔陆调到军部，担任军需处处长。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赵尔陆把红4军的后勤工作搞得井井有条。因此，他很快被红1军团领导选中，调任为军团供给部部长。
5月25日拂晓，强渡的时刻就要到了，熊尚林首先带领8位战士上了小船。杨得志说：
“同志们，万千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几名船工撑着满载勇士的小船，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了河岸，在波涛汹涌中颠簸前行。突然，对岸的守军向小船开火了。“开火！”杨得志一声令下，1营机枪排排长李得才的重机枪和团里其它的5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一齐向对岸实施压制射击。嘹亮的冲锋号也吹响了。刘伯承、聂荣臻走出工事，站在岸边观察。战士们为了首长的安全，停止了吹号。刘伯承说：
“号声为什么停了？继续吹！”
萧华马上跑过去，从司号员手里夺过号，鼓起胸膛就吹。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时，大家都是一个心情：打吧，朝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
小船离对岸越来越近了，渐渐地，只有五六米远了。突然，从对岸的村子里冲出一股国民党守军，涌向渡口。杨得志立即命令全军闻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开炮。赵章成射出的迫击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轰！轰！”两声巨响，不偏不斜在守军群中开了花。那股涌向渡口的守军立即溃退，四处逃窜。在轻重火力的掩护下，渡船终于靠拢码头，勇士们跳上岸去，一阵猛烈的冲锋，抢占了渡口工事。第二船的勇士们过河后，加强了渡口防御力量，多次打退守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阵地。
这时，天色大亮，船工们把一船又一船的红军战士送过对岸，战士们乘胜追击到渡口下游。已经过了河的赵尔陆又带领供给人员，到处搜寻渡船，终于又意外地缴获了两只船，加快了摆渡速度。
5月25日深夜，毛泽东入住在一个小镇的中药铺里。李富春告诉他小镇里有个清末老秀才，名叫宋大顺，90岁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时，他已经11岁了，曾耳闻目睹了当年石达开部近万人被杀上千人跳江的悲剧。毛泽东当即派两名警卫员提着灯笼去请宋大顺。宋大顺一进门，毛泽东亲自为他倒开水，寒暄已毕，问道：
“老人家，你知道石达开当年是怎样失阵落马的吧？”
宋大顺见问，便摇头晃脑地说出4句话来：
“朝西走松林河千户阻拦，往东退陡坎子百仞高山，向北进唐总兵虎踞铜河，欲南撤黑彝儿檑木蔽天。”
临出门时，他又言道：
“此地凶险，勿停留！”
毛泽东听他之言，顿有所悟，已知石达开败因，道谢已毕，让警卫员送老人去了。不一刻，他接到红1团大部抢渡成功的消息，便命令后续部队连夜向安顺场急进。命令中还说：为了在大渡河架设浮桥，每人必须携带2根毛竹。在队伍出发前，毛泽东已经为自己找好了4根毛竹，在行军途中，警卫员要为他分带两根毛竹，他一边走一边说：
“执行命令人人有份，我有多少力气就使多少，你们背的东西也不轻了。”
进入一片山林，天上突然落下一场大雨。警卫班战士们把毛泽东围在中间，为他撑起了纸雨伞。毛泽东不住地随着风向的变化，将雨伞推向战士们的头上，结果大家无一不是淋得落汤鸡似的。
毛泽东带领后续部队急行军来到离安顺场二三公里的山脚下休息。附近一个地方立有一块石碑，很多人都去观看碑文。毛泽东也走过去观看，看完了碑文，向战士们解释说：
“这块石碑是记载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在这里全军覆没的。太平天国因为内部分裂，石达开带领四五万人马离开南京，在1856年4月间来到这里，打算在安顺场渡河，正遇上山洪暴发，渡河不成，四面受困，前有大渡河，后有彝民，左有山峰绝壁，右有清兵。本来，彝民和石达开的关系开始是友好的，但因为石达开的疑心太重，把关系搞糟了。后来，清兵又占领了对岸。因此，石达开的人马在安顺场被围困了40多天也没有渡过河去，石达开本人动摇，军心不固，以致全军覆灭。”
他想起清末老秀才宋大顺那几句言语，又分析说：
“石达开如果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战略家的话，既然渡不过大渡河，为什么不沿着左岸直上，进入西康？为什么不向下走，到大树堡后，再拐回西昌坝子？或者再往下走，到大凉山以东的岷江沿岸去呢？那里的机动地区不是很大吗？”
毛泽东又说：
“近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也来到石达开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抱有很大幻想，他们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石达开的命运，这已是注定了的，因此，他们幻想把红军也消灭在安顺场。你们说，我们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吗？”
一个战士“哼”了一声回答说：
“敌人是在做梦！”
毛泽东高兴地说：
“同志们，你们说得对！现在，我们的先遣队已经渡过大渡河了！敌人的好梦是做不成了！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大渡河算不得什么困难，我们一定能够渡过河去！”
5月26日上午10时，红1团全部渡过河去。1师2团和3团已开到了安顺场，接着渡河。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来到了安顺场，赶往渡口，沿着通往渡口的沙地，边走边观察大渡河的情况。
该吃午饭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林彪一众人等来到刘伯承的先遣队司令部就餐。刘伯承让警卫员端上了缴获来的米酒。毛泽东端起酒为刘伯承、聂荣臻带领的先遣队强渡成功表示祝贺，接着又问起与彝族首领结盟的情况。听了刘伯承的简单叙述后，他问：
“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彝族首领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刘伯承说：
“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又问：
“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刘伯承回答不上来，他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周恩来怕毛泽东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刘伯承招架不住，就赶紧岔开话题说：
“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
朱德也说：
“先锋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
刘伯承说：
“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接着，他就把工兵连劈竹扎排架桥失败和用8根二号铁丝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冲断的情况说了一遍，末了又说：
“照目前这样渡河，全军需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
毛泽东对红军渡河的多种可能性早有筹划，此前他已考虑到兵分两路，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了。因此，他胸有成竹地对众人说：
“船少人多，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薛岳纵队敌53师目前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20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我们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因此，我们必须兵分两路，迅速夺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一路由林彪同志率领1军团军团部、2师和5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赶往泸定桥。由刘伯承同志、聂荣臻率同志领李聚奎的1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在此渡河后，在大渡河东岸北上。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由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伯承、聂荣臻同志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东部去搞个局面。”
毛泽东如此分兵，是从最困难最危险的局面出发而设想的。他暗暗盘算着，万一中央红军主力真的过不了泸定桥，相信刘伯承、聂荣臻带着红1师及干部团仍然可以坚持斗争。最后，他又强调说：
“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4方面军会合。”
周恩来、朱德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都极表赞成。毛泽东又给王观澜写了一封信，派人火速送往越西县。
原来在遵义会议后，王观澜以中央工作团团员身份，到红3军团帮助和检查工作，随3军团渡金沙江后进入大渡河以南的越西地区。中共中央提出“赤化云贵川”的口号后，留一部分领导干部在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样，王观澜就离开了红军大队，带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建立了越西县革命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席。
不久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的送信人见到了王观澜。王观澜拆开信一看，是毛泽东指示他火速率队北上追赶中央，并说红2团将在大渡河的福林渡口接应他们。王观澜马上交代了地方工作，率队出发，赶到河边，遇到了何长工率领的后卫部队，直到天亮，才赶上了主力部队。他一见毛泽东，激动得两眼湿润，说不出话来。
且说在5月26日下午，林彪受命之后立即决定派红2师黄开湘、杨成武的红4团为前卫团，要他们在3天之内拿下泸定桥。
杨成武自第4次反“围剿”之后一直担任红1军团第2师4团政委，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每次见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白袍小将”。
那泸定桥是在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防区内，由他属下的第4旅旅长袁国瑞防守。袁国瑞的旅部驻守在飞越岭下的龙八步，他的38团（缺1营）由团长李金山率领防守泸定河上的铁索桥，11团由团长杨开诚率领驻防海子山、冷碛一带，10团作为总预备队由团长谢洪康率领驻守于飞起岭。
此时蒋介石已知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大为震惊，立即调兵遣将把防御重点放在泸定桥上，同时严令刘文辉的第4旅死守泸定铁索桥。
5月27日清晨，黄开湘、杨成武率红4团从安顺场出发，沿大渡河西岸直奔泸定桥，全程160公里，按照林彪的规定，他们必须在3天之内赶到。这一天，他们爬了一天的羊肠小道，还打了两仗，先后消灭了1个连和1个营的守军，活捉营、连长各1人，俘虏200多人。
5月28日清晨，红4团提前1个小时吃饭，5点钟就出发了。部队刚走出村子一公里许，军团通讯员飞马赶到，带来了林彪的新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黄、杨：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快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项战斗中突破过去在道州和5团夺鸭溪一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1军团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此一任务。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林 聂
这里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明日前就要夺取泸定桥！也就是说两天的路，红4团必须一天走完，而且要夺下泸定桥。黄开湘、杨成武不敢怠慢，一边行军一边召集营连干部、政治处干部，研究如何完成这一紧急任务。会后，大家分头深入连队进行动员。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跑到行军队伍的最前头，站在一个小土墩上，向急行军的队伍进行政治鼓动。连队的党支部和党小组也是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在行进中讨论如何完成任务。
红4团先头营在通往泸定桥的咽喉猛虎岗的隘口上，利用大雾掩护，用手榴弹和刺刀击溃了川军1个营，继之猛追溃军，在接近磨西面村时，与住在村里的川军1个营和1个团部遭遇，乘胜打垮守军，占领了村子。
入夜以后，天上突降大雨，电闪雷鸣。部队已经一天没有吃上饭了。团里命令每人准备一个拐杖，走不动的扶着拐杖走；因为来不及做饭了，要大家嚼生米、喝凉水。就这样，红4团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高速度，于29日晨6时进抵泸定桥西端，占领了几座建筑物和一座天主教堂。战士们一边生火做饭，一边准备战斗。黄开湘和杨成武则集合了所有的营连干部来到桥头附近察看地形。
这泸定桥是从大渡河的西岸到东岸扯了13根高高悬空的用粗铁环一环套一环连成的铁索，每根铁索有普通的饭碗那么粗，桥两边各有2根当桥栏，中间并排9根为桥面。铁索桥全长101米，宽2.6米，桥面上原来铺有木板，现在那些木板已经被守军搬到城里去了，只剩下那一条条让人望而生畏的悬挂着的铁索了。
桥下面是赭黄色的流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峡谷间倾泻下来，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乱石，其声如雷，飞溅起一丈多高的白色水花。
桥的东端是泸定城，城的一半在东山上，一半贴着大渡河岸。城里驻扎有两个团的守军，山坡上修筑了很多工事。东岸和西岸一样，只有一条依山傍水的小道才可以到达泸定桥桥头。
黄开湘和杨成武当即决定：组织1个营的火力，封锁对岸援军必经的那条小道。
5月29日上午，红4团先锋营在天主教堂召开干部会议，研究确定抢夺泸定桥的突击队人选。会议刚开始，对岸打来一排迫击炮弹，天主教堂的屋顶被炸开了一个大窟窿。杨成武趁机鼓动说：
“敌人来给我们作动员了，我们必须立即打过桥去。现在大家说说，该让哪个连担任突击？”
平时不爱说话的2连连长廖大珠站了起来，他说：
“1连过乌江立了功，成为渡乌江模范连，我们要向1连学习，争取当夺取泸定桥的英雄连。”
“夺桥任务非给我们3连不可，”3连长王友才抢着说：“我们3连哪一次战斗都没落后过，这次保证把桥拿下来。不叫我们当突击队，我这个连长没法向战士们交代。”
黄开湘和杨成武见大家争上了，就交换了一下意见。黄开湘站起来宣布说：
“大家都别争了，这次夺桥就由2连组织突击队。”
杨成武也补充说：
“要打仗有的是，咱们轮着干，上次渡乌江是1连打的，这次轮到2连，由2连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廖大珠任突击队长。”
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说自己是个孤儿，又能打仗，还会砍大刀，他主动申请参加这个突击队。于是，他也被批准参加了突击队。杨成武又指着王友才说：
“3连的任务也不轻，你们连担任二梯队，跟着2连冲，还要担任铺桥面的任务，让后续部队迅速冲进城去，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他一说完，会场上立刻响起一片掌声。
红4团总攻的时间定在下午4点。双方尚未开战，就先打起了口水仗。对岸的守军见红军跃跃欲动，就用讥讽的口味大声喊：
“你们飞过来吧，我们缴枪啦！”
红军战士也不示弱，大声回击：
“我们不要你们的枪，只要你们的桥！”
总攻时间到了，黄开湘一声令下，全团的司号员吹起了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22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身背马刀，腰缠12颗手榴弹，由廖大珠带头，一只手攀铁索，一只手持枪，脚踏着铁索，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对岸一步一步艰难地前进。跟在他们后面的王友才的3连，每个战士都扛着一块木板，边铺桥，边前进。河对岸的狙击手瞄着桥上的红军突击队员射击，一个战士中了弹，掉下去了，接着又有第2个，第3个，第4个……
川军眼看红军冲了过来，难以阻挡，便在桥头放起火来。霎时间，桥头上烈火熊熊，成了一片火海。廖大珠带领的突击队员冲过火海，占领了东桥头，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后续部队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将川军两个团消灭大半，其余溃逃。
到黄昏时分，红4团全部占领了泸定城。红4团派出配属其指挥的军团教导营向打箭炉方向警戒，那里尚有川军的几个团。
晚上10时，教导营尖刀排打响了，他们组织了一次冲锋，中途遇到一个伤兵，一问却是红3团的战士，这才知道红1师主力也赶到了。
后半夜2时许，聂荣臻、刘伯承带着红3团主力从大渡河东岸赶到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带着刘伯承、聂荣臻在铺了门板的桥上走了一遭。刘伯承在返回到桥中间时，情不自禁地在木板上跺了3脚，激动地说：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
聂荣臻也连连说：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5月30日晚上，毛泽东住在磨西面村。
5月31日，杨成武在西岸迎接周恩来和朱德。一行人来到东岸，与刘伯承、聂荣臻等人会合。
黄昏前，毛泽东到了泸定桥西头，他走过了东摇西晃的泸定桥，来到东岸，与周恩来等人会合。一众人等开进了肮脏不堪的泸定城，坐下来美美地饱餐了一顿。毛泽东对众人说：
“我们英勇的红4团和红1师的同志们，已经完成了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夺下了泸定桥，为红军渡过大渡河开辟了道路。我们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有这样的红军战士，我们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这一天，刘文辉在成都发表谈话说：“杨森部由东面调来，未及赶到，共军已过了大渡河。”“吾军人少于彼，乃不得不撤退。”
蒋介石则在昆明大发雷霆，通令给刘文辉记大过1次，要他“戴罪图功”；还命令刘文辉对其所部各负责长官“查明严处”。
不久，蒋介石飞到了成都，下令枪毙了刘文辉部在大渡河交战中败北的两个旅长，一个是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琼，一个是刘文辉的同乡余松林。
1935年6月2日，林彪来到泸定桥西头，翻身下马，步行过桥。黄开湘、杨成武带领2连长廖大珠及勇士们列队，在城门前接受林彪检阅。林彪宣读了中革军委的嘉奖令，把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4团”的锦旗郑重地授予黄开湘，每一个指战员还有一套写着“中革军委奖给”的列宁服。林彪代表红1军团为活着的18名勇士，以及黄开湘和杨成武，发了钢笔、日记本、搪瓷碗、搪瓷盘子和一双筷子。
林彪没有多说话，他重重地拍着黄开湘、杨成武的肩膀，颤声说：
“打得好，不愧是铁军……”
据杨成武在1997年回忆说：“当时我写了一篇《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稿件，派人送到《红星》报，稿件中记载了22名勇士的姓名，后因该报（陆定一时任主编，编辑部三五人——笔者注）拖期，将稿件遗失，使勇士们的名字未能流传下来。50年后，当人们要建纪念碑、纪念馆时，经多人追忆，也只回想起8名勇士的姓名。【笔者注：由于时间久远，经过泸定县相关工作人员40多年的找寻，22位勇士完全可以确认身份的仅有5位，分别是：红4团1营2连连长廖大珠、2连指导员王海云，2连党支部书记李友林，3连党支部书记刘金山，2连4班副班长刘梓华。另有7名找到姓名，但未完全确认：2连特等机枪手赵长发，2连战士杨田铭、云贵川、魏小三（夺桥牺牲）、刘大贵（夺桥牺牲）、王洪山（夺桥牺牲）、李富仁（夺桥牺牲。其他10位勇士，至今未能找到姓名】冲过铁索桥的18名勇士，除了3连的刘金山幸存以外，其他的17位勇士，以及黄开湘，在以后的长征中、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陆续牺牲了。最后一个牺牲的是刘梓华，当时他是副师长，是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牺牲的。”
这才是：泸定铁索桥凌空，冒死飞渡真英雄。壮哉！
红星报人竟失职，不叫青史留美名。惜哉！
欲知中央红军前行还有哪些艰难险阻，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评价石达开失败原因一节，不可不读！人们形容看戏的人有这样两句话，叫作：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史学家们评价石达开的失败，一般都是从客观因素上展开，而没有从其主观因素上去找原因。毛泽东一鸣惊人，一语中的。作为一个大谋略家，一个大战略家，识见自是与众不同。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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