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写的一篇简短的书评。近期日本政府决定将核污水排海，又唤起当年福岛核事故的记忆。事故被列为与切尔诺贝利事故同样等级，但周边受影响群众至今尚有数万人得不到安置。后者发生在苏联解体的前几年，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尚存，当时的苏联政府得以全力遏制事故发展，并且迅速在附近择地建造了一座新城来安置居民。这当然不是因为苏联官僚特别“善良”，而是——用老话说——体制原因。
资本主义复辟以前，受体制所限，不管上层官僚如何奢侈，但得到的利益有限，复辟后叶利钦家族聚敛数百亿美元的财产，或是寡头们为自己打造数亿美元豪华游艇之类的事，是旧体制下的官僚所不敢梦想的……这就是统治者走资的动力。
来自上层的革命
——苏联体制的终结
〔美〕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7月第1版
台湾诗人郑愁予有一首诗，写苏联红旗落地之时，没流一滴血（十月革命却是真枪实炮的战斗）。言外之意：共产主义是残酷和不人道的。就诗论诗，它只触到了事情的表面特征，虽然是一个重要特征。诗人局限于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因而不可能了解：“不流血”只因为那是一场政治革命，来自上层的革命。
“来自上层的革命”（或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不触动社会基础的革命，简言之，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因而采取了整体观点。”它必然同时是政治革命。而超离社会基础的政治革命仅仅是个别的阶级、阶层或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其结果是：“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出来。”（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具体地说，苏联体制的终结，包括联盟的解体，是合乎苏共官僚集团利益的选择，而非劳动人民的意愿。这是《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主要结论之一：
“大部分身居要职的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威尔私下结识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本书的另一重要结论是：“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它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产组织的体制太远了。”
其实，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很早就给苏联官僚下过“玩世不恭”的定义，并且指出，此种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除非通过来自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以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就会通过反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特权若不能传给子孙，就只有一半的价值”。
1991年5月对俄罗斯欧洲地区展开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只有不到1/5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亦所谓自由资本主义）。P183
可见，选择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并非苏联的劳动人民，而是整个官僚阶层和知识份子阶层。红旗落地之后，正是原先的统治集团和改革后的新富通过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官商勾结而大发横财，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占据政治前哨，全面操纵传媒和舆论，从统治集团上升为统治阶级。于是，“不流血”的政治革命迅速转化为社会反革命。
然而，这场革命的“不流血”，却有赖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迷惘、麻木，和消极态度，这不仅缘于几十年来的政治高压，还缘于生活水平的逐渐上升，以及工人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就业、收入、免费教育和福利保障，跟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等等。但这些还算不上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阶级并不拥有对国家财产的控制权，产品分配权，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他们远不是社会的主人。
《来自上层的革命》对苏联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休克疗法的前因后果都有着极为详实而精到的分析，但是，对旧体制的批判并没有使掉进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或历史终结之类的陷阱。没有像那些戴着主流意识形态墨镜的知识份子那样，泛泛谈论独联体的政治、经济、战争，仅仅着眼于政权更迭，或是叹息俄罗斯之沦为二流国家，却几乎不曾关心过苏联劳动阶级每下愈况的命运。相反，在全书结尾处他们写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挑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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