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今日，保马推送蔡翔老师的文章《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此次重读《人生》，蔡老师分析了高加林自我意识的形成、高加林与乡土的关系、高加林的爱情实践等多个主题。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蔡老师指出，高加林的个人主义自我并不是80年代所期盼的“精神自我”。在这个角色身上80年代知识青年渴望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潜在社会愿望得到呈现。而这种愿望是社会结构、物质实践交织的产物。因而，高加林在小说中呈现为一个矛盾的角色，兼具于连与保尔的气质。在全文最后一节，蔡老师把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与《人生》作比较。在蔡老师看来，《平凡的世界》试图克服高加林式个人主义。然而，这种尝试在路遥的文本中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呈现，而这可能恰恰暴露了某种无能为力。
本文首发于《文艺争鸣》2023年第7期。
1983年1月，我在《上海文学》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这篇文章帮助我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也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20世纪80年代，惠赐我良多，所以我总是心怀感激，但这并不妨碍我同时反思这个年代，包括自己的思想历程。
20世纪80年代是这样一个年代，旧体制正在动摇，新制度尚未确立，一切皆有可能，哪怕高加林的结局充满悲剧性，也阻挡不了阅读者改变自我命运的激情。这很浪漫，但正是浪漫造就了80年代，或者说，80年代成就了浪漫。当然，80年代的浪漫也只是那一瞬间的事情。
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一文首发于《上海文学》1983年第一期，后收入此书。
后来，路遥出版了《平凡的世界》，并托出版社给我寄来一套。我读了，但没有马上发表意见。那时候，我想再慢慢思考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我的兴趣也已经转移。2002年以后，我进入大学，在每次面试研究生的时候，学生都会提到《平凡的世界》，这本书，成了他们的“圣经”。这使我惊讶，我能感觉到的，是路遥的影响历久弥新。于是，我又拿起《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我想知道为什么。读了几遍，慢慢地，有了一些想法，但也只是一些想法而已。
这四十年，尤其是近年，路遥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不仅史料丰富，研究也更上层楼。那些优秀的论文，拓展了我的视界，其实，已用不着我再来饶舌。但我还是想再来说一说，更多的，是想表示对路遥的一点追思。
以下，我想用札记的方式，记录我重新阅读的一些感受。
一、高加林想要什么（一）
高加林想要什么，不是个问题，但从这里出发，也许可以展开讨论。
高加林有两个身份，这两个身份都是赋予他的。第一，高加林是个文学青年，文学青年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往前，有20世纪50年代的夏可为，因为充满文学幻想，不安于学业，受到赵树理的批评。【1】一般来说，文学青年有激情，也富于幻想，但不安分，是小资产阶级的温床，而如何规训文学青年，也是50—70年代的主要任务。但另外一方面，文学门槛低，投入成本也少，是底层青年改变自身命运的路径之一。说80年代是文学时代，对的，但也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能够借助文学改变命运的，毕竟是少数，但给了许多人以幻想。高加林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只是喜好，但喜好给了他梦想的条件。实际上，文学青年作为原型，影响到许多作品中人物的塑造，哪怕这些人物并不“文学”。丛深《千万不要忘记》里的丁少纯如此，铁凝《哦，香雪》中的香雪也是如此。第二，高加林是个高考失败者，这就切断了他上升的道路。1977年恢复高考，是个大事。写高考成功者的多，写失败者的少，《人生》就写了失败者。高考相对平等，但高考前的准备，未必平等。路遥的叙事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写这方面的，是刘心武的《乔莎》。【2】路遥关注的，是流动，这个流动，不仅仅是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更是阶层之间的向上的可能。说阶层流动，是句废话，流动的实质，是向上，而非向下。对于80年代的底层青年而言，高考是向上的主要通道，高考失败，就基本失去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可能。
路遥
一开始，高加林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失败，也就没有那么多的绝望，能够做一个民办老师，他很满足。“他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已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亏得这三年教书，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他最近在地区报上已经发表过两三篇诗歌和散文，全是这段时间苦钻苦熬的结果。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结束的，不仅是职业，还有希望，“这个职业对他来说还是充满希望的。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成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到那时，他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可是现在，他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结束的原因，也很简单，大队书记高明楼把这个位置给了自己刚高中毕业的儿子三星。
这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末或者80年代初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也刺激了高加林。
高加林心不甘情不愿地做回了农民。有一次，去城里担粪，遇见了同学张克南的妈妈，一个副食品公司的干部。张克南的妈妈“已经记不得他是谁了”。因为，“他现在穿得破破烂烂，满身大粪；脸再也不是学生时期那样白净，变得粗粗糙糙的，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张克南妈妈一脸嫌弃，话说得很难听，“这些乡巴佬，真讨厌”“走远，一身的粪，臭烘烘的”。
这大概也是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的事情。
这并不是个人和个人的冲突，如果张克南的妈妈认出高加林，不会这样；而高明楼一直很欣赏高加林，如果可能，他也不会拿掉高加林的教师资格。那么，不说阶级，也是阶层之间的对立了。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剥夺，也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侮辱。在个人背后，总是阶层，所以，空谈个人，真是毫无意义。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对于高加林来说，除了以个人的名义加以对抗，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所以，高加林走得很决绝，发誓要混出个人样：“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使他忍不住咬牙切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
这些话，很熟悉，千百年来，都这样。所以，20世纪80年代，说的，有时候也会是些“旧话”。
但是，“自我”却在旧话中慢慢复苏，这很奇怪。
现实主义总要写环境，这个环境有社会关系，也有生产关系。路遥写环境，很精彩，也很敏感。写干部群体的变化，再度高高居上；也写村庄的变化，写高明楼和刘立本。高明楼是“大能人”，刘立本就是“二能人”了。刘立本是生意人，“挣钱快得马都撵不上”。高明楼和刘立本还是儿女亲家，“大能人和二能人一联亲，两家简直成了村里的主宰”。这就是乡村社会权力和金钱的结合，也是20世纪80年代大历史的一个小小缩影。当理论还没有来得及概括和总结，文学已经以它敏感的触角深入社会的肌理。
环境变化，就会带来人的变化，也会带来相应的表现形式。高加林抽烟的细节很精彩。高加林烟瘾很大，想抽烟，“纸烟却没有了——准确地说，是他没有买纸烟的钱了。当民办教师时，每月除过工分，还有几块钱的补贴，足够他买纸烟吸的”。于是，这天早上，他醒来“接连抽了两支烟，他才感到他完全醒了。本来最好再抽一支更解馋，但烟盒里只剩了最后一支——这要留给刷牙以后享用”。
这很别扭，别扭使他感到全世界都在和他作对。所谓个人意识就在这种“别扭”中成长起来。
把个人的产生，归结为精神，归结为启蒙思想，这没有错，但不全面。对于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底层青年，这个个人，是有物质性的，也有环境压迫的因素。说的极端点，这个“个人”是被“逼”出来的。当然，这个个人，或者自我，这个时候还不自觉，需要思想的命名，不同的思想，就有不同的命名，也会把这个“个人”引向不同的人生道路。
20世纪80年代的命名，当然来自启蒙精神，但是，这一命名一旦进入底层，就会形成一种平民化的个人主义运动，这个运动有物质性的利益要求。它并不纯粹，也不完美。当然，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纯粹或完美的个人主义。纯粹或完美，只在文艺家的臆想之中。
这是高加林的“外因”。
二、高加林想要什么（二）
2012年6月，我应程光炜兄的邀请，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会议“路遥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展开”，并在会上作了题为《知识、知识青年和高加林》的发言。在发言中，我引入了两个概念，知识和知识青年。
丛深，《千万不要忘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64
高加林是知识青年，这个群体有自己的谱系，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知识青年，主要是指20世纪60—70年代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广义的知识青年，则指50年代以后开始陆续出现，并逐渐壮大的青年群体。这是中等教育在中国普及化的结果，是一种新的人口形态。勉强来说，这个群体应该居于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之间。这个群体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几十年的政治和思想变化。而在50—7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一直试图规训这个新兴的青年群体。而文/艺也实际承担着这一规训使命。比如话剧有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的《年轻的一代》，胡万春的小说《家庭问题》，等等。规训的效果，有，但也未必很大。
构成知识青年内涵的，当然是知识，这个知识，是现代的。现代知识，本质上属于城市，和乡村，就有些不太融合，严重的，甚至会分裂，这是根本。这个知识，塑造了高加林，也塑造了高加林的世界观。高加林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大，高家村盛不下，所以，高加林到县城，要去看《参考消息》，那里面有欧洲，是高加林的世界。20世纪50—70年代，如何处理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个重要命题。个人隐匿在岗位（乡村或工厂）后面，通过岗位，确立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而这个世界和个人的世界观是一致的，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所以，“第三世界”的概念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巩固或者强化了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形塑。80年代，“第三世界”的退场，使得个人直接面对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新奇的，是由城市、富裕和自由构成的，世界那么大，高加林也想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也同时唤醒了高加林习得的知识。80年代，知识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过去，重知识的实践性，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3】毛泽东对知识的概括有点简单，这个简单留下了隐患。但重实践，却是那个时代知识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在80年代受到挑战，知识开始回到学校。这个变化是重要的，也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诉求有关。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版
这个知识塑造了高加林的心灵，甚至同时塑造了他的身体。小说有这样一个细节，说的就是高加林的身体：“他的裸体是很健美的。修长的身材，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但又很壮实，看出他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脸上的皮肤稍有点黑；高鼻梁，大花眼，两道剑眉特别耐看。头发是乱蓬蓬的，但并不是不讲究，而是专门讲究这个样子。他是英俊的，尤其是在他沉思和皱着眉头的时候，更是显示出一种很有魅力的男性美。”叙事者在这样的讲述中透出一种自恋，但同时也传递出这样几种信号：1.美的含义变化了；2.劳动摧残美；3.美和教育有关。美的含义的变化，是美需要“讲究”，开始和自然脱钩；劳动摧残美，意味着美要求从实践中退出；美和教育有关，则暗示着美需要习得，李泽厚风靡一时的《美的历程》，多少也暗含着这一意思。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泛审美论的时代，即审美从私人的情感领域向社会各个层面大肆扩张的时代。美的问题下面我还会继续谈到，现在先说学校。
所谓启蒙主义，也是需要物质性支持的，这个物质性的条件之一就是学校。学校意味着知识，也意味着知识的传承，传承者就是教师，是知识分子，这和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利益诉求有关，也和启蒙主义有关。相关的一个细节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班主任》里面有一个人物叫谢慧敏，思想僵化的学生代表，这个细节说的也是身体，是谢慧敏的身体，“谢慧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有一回，她打业余体校栅栏外走过，一眼被里头的篮球教练看中。教练热情地把她请了进去，满心以为发现了个难得的培养对象。谁知这位长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试着跑了几次篮后，竟格外地失望——原来，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谢惠敏身体僵化，隐喻了她的思想僵化，而僵化的原因是对学习（体育）“没有兴趣”。学校意味着知识，而知识还同时意味着思想独立的可能。而这个知识和美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小说里的石红），身体是表征。
这个知识区隔了高加林和乡村，也区隔了他和人群的关系。高加林有点清高，也可以说他骄傲，他以为或自以为他和别人是不同的，这个不同，因了境遇的变化，就有点格格不入。格格不入正是自我意识产生的征兆。
清高或骄傲，都需要资本，知识（文化）就是高加林的资本，所以，他看不起高明楼，也看不起刘立本，有权有钱又怎样?他们没有文化，这是非常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从内心来说，高加林可不像一般庄稼人羡慕和尊重这两家人。他虽然出身寒门，但他没本事的父亲用劳动换来的钱供养他上学，已经把他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了。他已经有了一般人们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在他看来，高明楼和刘立本都不值得尊敬，他们的精神甚至连一些光景不好的庄稼人都不如。高明楼人不正派，仗着有点权，欺上压下，已经有点乡霸的味道；刘立本只知道攒钱，前面两个女儿连书都不让念——他认为念书是白花钱……这两家的子弟他也不放在眼里。高明楼把精能全占了，两个儿子脑子都很迟笨……刘立本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像花朵一样好看，人也都精精明明的，可惜有两个是文盲。”当他受到欺负时，很自然地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报复情绪使他忍不住咬牙切齿。他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思想：假若没有高明楼，命运如果让他当农民，他也许会死心塌地地在土地上生活一辈子；可是现在，只要高家村有高明楼，他就非要比他更有出息不可！要比高明楼他们强，非得离开高家村不行！这里很难比过他们！他决心要在精神上，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
这个“一高二低”是什么?是个人的“出息”。寒门子弟也可以做“上等人”。这是高加林和高明楼、刘立本之间有关“上等人”的战争。而战争的内在逻辑并不冲突。如果这只局限在高加林个人，并没有什么问题，个人有选择的自由。问题在于，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知识阶层的某种普遍愿望，而在90年代成为这个阶层的普遍共识，这就是所谓的“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争辩。而近些年，知识分子不再奢望做社会的“上等人”，而满足于目前中产阶层的位置。
因此，在高加林的背后，是有运动支持的，这个运动，我称之为平民化的个人主义运动。个人主义一旦进入平民阶层，它必然产生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要求，这个要求是物质性的，并不是什么纯粹的精神自我，这个纯粹的精神自我只存在于文艺家的臆想之中。从这一点来说，路遥了不起，他率先走出了纯粹的精神自我的臆想。
高加林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是进城务工这么简单，香雪也不是（铁凝《哦，香雪》）。他要的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是要成为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知识青年一种潜在的社会愿望。对于杨讯[赵振开（北岛）《波动》]或者李淮平（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来说，成为小资产阶级只需要完成世界观的改变。但是对于高加林，这是不够的，他首先需要进城，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还需要一个城市户口。没有物质支持，所谓个人，是非常虚幻的。能够标榜精神的，则是因为已经有了物质。
现在，高加林只需要一个进城的机会，但是对于叙事者来说，还需要完成高加林和环境的切割，这一切割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和土地的切割，这和他的农民身份有关；二是村庄的切割，这和共同体有关；三是和爱情的切割，这和阶层上升的道路有关。
三、高加林和土地
高加林不喜欢土地，一点也不喜欢，“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不喜欢土地的前提，是他不愿意当农民，“他虽然没有认真地在土地上劳动过，但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个农民意味着什么。农民啊，他们那全部伟大的艰辛他都一清二楚！他虽然从来也没鄙视过任何一个农民，但他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当然，他也不喜欢劳动，回到村里后，他的劳动是被迫的，只是不愿意被全村人看成“一个不劳动的二流子”，他必须“承认他目前的地位——他已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20世纪80年代，这样的表述是坦率的，没有隐瞒，也是惊世骇俗的。80年代，仍然承续着50—70年代的余风，也承续着千百年的潜移默化，那就是，土地是神圣的，劳动是崇高的，农民则是德行的化身。这样的余风，或者这样的潜移默化，也未必有很多人赞同。在古代，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现代，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崛起。小资产阶级依托城市，展开了自己的想象，这个想象恰恰是脱离劳动，渴望离开土地，否则，当年的《新青年》杂志也不会公开地赞美劳动。【4】80年代实际上唤醒了各种记忆，这些记忆，很值得分门别类地加以辨别和讨论。
电影《人生》（1984）中的高加林
往近里说，高加林解构的，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改革文学”建构的人和土地的自然感情，只有把人和土地的关系自然（感情）化，当年的农村改革才能顺利进行。如果说，在《哦，香雪》中，更多的是一种城里人的想象，是城市对乡村的召唤。那么，到了《人生》，则是乡村内部的分裂，是乡村知识青年的脱颖而出。这个分裂，意味着到了80年代，改革逐渐地城市化，现代化则同时意味着逐渐地小资产阶级化。城市开始占据改革的核心位置，并成为一种召唤的生产装置。
土地和劳动，不仅是乡村的生产方式，也是乡村的生活方式，这个方式，高加林已经不习惯了。这个不习惯，从身体，到意识，甚至包括语言。
高加林虽然是农家子弟。但正如他父母担心的，“他从小娇生惯养，没受过苦，细皮嫩肉的，往后漫长的艰苦劳动怎能熬下去呀！”艰苦劳动总能熬下去，高加林最不能接受的，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个改变，意味着他已经彻底成为农民。
高加林“卖馍”一节写得很有意思。
高加林进城赶集，他父亲让他卖馍，“卖上两个钱”，可以换点“灯油和盐”。可是，当高加林“挽着一篮子蒸馍加入这个洪流的时候，他立刻后悔起来。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他觉得公路上前前后后的人都朝着他看。他，一个曾经是潇潇洒洒的教师，现在却像一个农村老大娘一样，上街卖蒸馍去了！他的心难受得像无数虫子在咬着”。更难的还在后面，“他想起父亲临走时吩咐他，叫他卖馍时要吆喝。他的脸立刻感到火辣辣地发烧。天啊，他怎能喊出声来”。但总是要喊的，他跑到一条荒沟里练习，“白蒸馍哎——”，“他听见四山里都在回荡着他那一声演戏般的、悲哀的喊叫声。他牙咬着嘴唇，强忍着没让眼里的泪花子溢从来”。可是，真到了城里的集市上，“有几次他试图把口张开，喊叫一声，但怎么也喊不出声来。”这就是语言的作用。当他张口的时候，才发觉烧灼他嘴唇的仍然是学生时代的语言，那是另一个阶层的语言，可是他已经不是这个阶层的成员了。“他明显地感到，他在这个世界里，成了一个最无能的人。”这个世界不是他想要的，可是命运却让他成为这个世界的人。这就是身份变化带来的痛苦。
我在农村的时候，接触过一些像高加林这样的回乡知青，我感觉他们比我们这些下乡知青更顽强地保留着学生时代的习惯，当时不太理解，后来慢慢明白，对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多少还有点希望，尽管这希望很可能是虚幻。可是他们却连这点虚幻的希望也是没有的。他们只能留恋在过去的学生记忆中。
城乡的差别一直是存在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有了一丝跨越的希望，才变成鸿沟，变得不可忍受。这个鸿沟，就是阶层差异。这是现实，也是高加林的心理感受。因此，高加林在城里见到昔日的同学，会感觉到深深的刺激，“高中毕业了。他们班一个也没有考上大学。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了农村，城市户口的纷纷寻门路找工作。亚萍凭她一口高水平的普通话到了县广播站，当了播音员。克南在县副食品公司当了保管。生活的变化使他们很快就隔开很远了，尽管他们相距只有十来里路，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了”。而在前面，小说已经有交代，黄亚萍的父亲是“县武装部长和县委常委”，张克南的父亲则是“商业局局长”。这里面，城乡差异是有的，阶层的鸿沟也是存在的。
真正不能忍受的，是侮辱，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侮辱，这就是我在前面引述的张克南的母亲对高加林（农民/乡巴佬）公开的蔑视和侮辱。
土地和劳动，只有满足了以下两个条件才能产生意义：一是能给劳动者带来富裕；二是能使劳动者获得尊严。所以，人和土地的关系，或者人和劳动的关系，都不是什么自然的情感关系，而是一种被建构的生产关系。
因此，高加林逃离土地，脱离劳动，在小说中，就有了正当性，有了理由。
四、高加林和村庄
个人想要脱颖而出，就会要求相应的自由流动，并且要求解除自身的束缚。对于高加林来说，土地和劳动是一种束缚，村庄则是另一种束缚。
小说的第二章有这样的风景描写，先写村庄：“川道上下的几个村庄，全都罩在枣树的绿荫中，很少看得见房屋；只看见每个村前的打麦场上，都立着密集的麦秸垛，远远望去像黑色的蘑菇一般。”再写学校：“他的视线被远处一片绿色水潭似的枣林吸引住了。他怕看见那地方，但又由不得看。在那一片绿荫中，隐隐约约露出两排整齐的石窑洞。那就是他曾工作和生活了三年的学校。”
你可以说它们都是景观，但是学校却由景观变成了风景。风景是由人心生产出来的，反过来又具有一种召唤人心的力量。那是另一个世界，是高加林向往的世界，象征着文明，也意味着体面。
村庄是乏味的，“像黄色的蘑菇一般”，使人产生离开的冲动。
两个世界因此而被“风景”区隔。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
高加林到后来实际上是认命的，当离开不再可能，叙事者必须寻找高加林留下来的理由，而这并非《人生》的首创。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乃至以后，在乡村知识青年的问题上，文学要给出的，是离开的理由；那么，在50—70年代，给出的则是留下来的理由。这些理由各种各样。其中一点，是知识，知识对农村是有用的。知识对农村有用，那么知识青年对农村也是有用的。这个知识可以改变农村，知识青年就相应承担了改造农村的使命。在叙事内部，这一逻辑可以是自洽的。相应的描写，散见于赵树理的《三里湾》、马烽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
《三里湾》写回乡知青范灵芝，范灵芝爱上了王玉生，王玉生没念过什么书，但手巧，爱琢磨，喜欢（也只能）用土方法发明创造，是实践派的代表。范灵芝看见，就想着“为了社里的建设，也该把自己在学校用的那些圆规、半圆量角器、三角板、米达尺借给玉生用一用……她把那些东西取来，一件一件教给玉生怎么用。”王玉生很高兴，说：“谢谢你，这一来，我可算得了宝贝了！”这个宝贝就是知识，现代知识，这个知识是学校里习得的。因此，知识对农村是有用的，当然，这个知识还必须经过实践。范灵芝和王玉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知识对农村是有用的，这个有用的前提是改变，而要改变，就不是知识本身所能承担的，而必须有政治的介入，要有一种“愿景”，这个愿景是现代的。在《三里湾》，就是所谓的“三张画”，三张画里，是有现代性的。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的这一愿景消失了，消失的原因很多，既有政策的变化，也有历史的因素，未来迟迟未到，农村依然如故。
赵树理，《三里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高加林不想留下来，但命运要求他留下来，这是命，高加林后来认命了，只能留下来，当然，其中也包括他和刘巧珍的爱情。尽管心不甘情不愿，但也只能如此。留下来，就想干点什么，这个什么，就是所谓的“漂白粉”事件。
高家村“古旧”，“不习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这个词在小说中时常出现，改变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现代性。所以，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给出知识青年留下来的理由，大都包含着一种现代性，这个现代性，也有启蒙的意思。小说中，刘巧珍刷牙，是个事件，卫生事件。这个卫生，是现代的，所以，“不习惯现代文明的人”，就看不惯，把它当成“西洋景”。最后，就连刘立本也看不下去，骂巧珍，“狗屁卫生！你个土包子老百姓，满嘴的白沫子，全村人都在笑话你这个败家子！你羞先人哩！”刘巧珍很不服气，也很委屈，问刘立本，“那巧玲刷牙你为什么不管?”刘立本的回答有意思，“人家是学生，你是个老百姓！”乡村不仅愚昧，而且甘于愚昧。这是前奏，也是铺垫。
高加林既然要留下来，就想用知识改变高家村，这个改变，不是像20世纪50—70年代通常描写的那样，从生产入手，而是从卫生（生活）开始。这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有时代背景，背景就是文明和愚昧，这是80年代的主题。路遥很擅长展示时代全景，在《平凡的世界》，表现尤甚。
高加林的“卫生革命”起源于村里的水井，在高加林看来，水井“脏得像个茅坑！”刘巧珍也认同，但说，“没办法，就这么脏，大家都还吃。”又说：“农村有句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高加林不同意，说：“干脆，咱两个到城里找点漂白粉去，先撒着。罢了咱叫几个年轻人好好把水井收拾一下。”
高加林往水井里撒了漂白粉以后，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所有的人都用粗话咒骂”。这就是所谓的“漂白粉”事件。这个细节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有不少精彩的分析，比如杨庆祥的《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5】
高加林的行为，暗含着“干净”的概念，干净是和肮脏对应的，在当代的政治话语体系中，干净或肮脏都有其所指，指向的是人的心灵，服膺于“改造”这一意识形态主题，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表述：“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作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6】在这里，干净或肮脏是一个政治隐喻。这一表述在20世纪80年代被重新颠倒，也在《人生》中获得回应。回应的方式是把“干净”重新纳入卫生的范畴。而支持卫生革命的是知识，也就是文明。这后面并不仅仅是卫生问题。实际上，50—70年代，同样有一套公共卫生的话语体系，在这套体系中，卫生关乎人民健康，毛泽东尤其重视。早在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就说，“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又说：“厅里、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打扫。”【7】这就很具体了。这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但是在叙述，尤其是在文学叙述中，这两套话语有时候也会混淆。同样，高加林的卫生革命涉及了公共卫生问题，但也未必完全如此，其中混杂着他对村庄的“憎恨”（“旧道德观念”）、文明的向往以及来自知识的自信。所以，高加林的卫生，应该纳入启蒙的话语体系中加以考察，这也是80年代的特征之一，即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文明和愚昧那样。
“漂白粉”事件的结束，有赖于高明楼的介入，“咱们真是些榆木脑袋！加林给咱一村人做了一件好事，你们却在咒骂他，实实的冤枉了人家娃娃……这水现在把漂白粉一撒，是最干净的水了！”高明楼接着舀了半马勺凉水，“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又说，“我高明楼头一个喝这水！实践检验真理呢！你们现在难道还不敢担这水吗?”于是，“大家都嘿嘿地笑了”。“气势雄伟的高明楼使众人一下子便服帖了。大家于是开始争着担水……”
高加林的卫生革命，并不是高加林的胜利，而是高明楼的胜利。高加林很痛苦地看到，离开高明楼（权威），他的知识（文明）是无力的，这是对高加林乡村启蒙的极大打击。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政治和知识开始分裂，而在以往的叙述中，这二者是可以统一在一起的。这有悖于高加林的启蒙理念。
五、高加林和爱情（1)
高加林和刘巧珍，一个村里长大，有青梅，但好像没有什么竹马。不过，刘巧珍对高加林是有心的，喜欢的原因是因为高加林有文化。这和20世纪50年代不同，50年代，比如评剧《刘巧儿》，喜欢的理由是“爱劳动”。所以，重要的是写作时间。80年代，是知识分子的年代，爱不爱劳动，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知识。高加林不喜欢刘巧珍，原因也是这个，刘巧珍是“文盲”。
故事先要从关系入手，人和人见面，才有关系，这个关系无非两种，一是偶遇，二是重逢，写法千变万化，但都不出这两个基本范畴。《人生》写高加林和刘巧珍重逢，写得很有想法。
小说先写刘巧珍出场，“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自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美丽的脸庞……显得异常生动”，这是叙述者的角度，充满赞叹，也在不经意间，流露出20世纪80年代的气息。什么叫“不像个农村姑娘”?这句话里，“漂亮”和“农村姑娘”是分裂的。美很重要，但什么是美好像更重要。80年代，美的定义发生了变化，审美权掌握在城市（现代）这里，所以，“既不土气，也不俗气”才会使刘巧珍“美丽的脸庞……显得异常生动”，而这种美是需要学习或模仿才能获得的。80年代，美学很流行，可以说率先打开了80年代的大门，而80年代关于什么是美的重新定义，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过，高加林好像并不怎么认可叙述者的赞叹，“他在感情上对这个不识字的俊女子很讨厌”，这个讨厌有双重含义，一是刘巧珍的姐姐“是高明楼的儿媳妇”，二是刘巧珍“不识字”。高加林的爱情观是“谈得来”，这倒是继承了20世纪50—70年代的爱情观念。不过，在80年代，对于高加林来说，“谈得来”的具体含义发生了变化。共同性必须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高加林的爱情观和启蒙有关系，这和《三里湾》中范灵芝和王玉生/马有翼的关系有差别。
高加林和刘巧珍后来有了爱情，这个爱情来得有点突兀，完全因了偶然性，这个偶然性就是高加林卖馍。高加林卖馍卖不出去，因为他喊不出口。正当他一筹莫展、自艾自怨的时候，刘巧珍出现了。刘巧珍接过了高加林的馍筐，也接过了高加林的沮丧。一转身，刘巧珍又出现了，递过来卖馍的钱，还有两条烟。
刘巧珍“今天的行动是蓄谋已久的”。因为她爱高加林，高加林有文化，“吹拉弹唱，样样在行；会安电灯，会开拖拉机，还会给报纸上写文章哩！再说，又爱讲卫生，衣服不管新旧，常穿得干干净净，浑身的香皂味！”文学青年是20世纪80年代新的时代英雄，英雄需要崇拜，英雄的身边也总要有美女，刘巧珍就是这样的美女，不过，这个美女有点自卑，“可惜她自己又没文化，无法接近她认为更有意思的人。她在有文化的人面前，有一种深刻的自卑”。刘巧珍有一双慧眼，能够发现高加林（文学青年）的价值；刘巧珍又是自卑的，对高加林（文学青年）有一种仰慕。这就满足了80年代文学青年双重的心理期待：发现和崇拜。这样的描写征用的是古代“落难公子后花园”的叙事原型，这样的征用，在当代，只能是80年代。
电影《人生》（1984）中的刘巧珍
爱情就这样发生了，在刘巧珍，是爱情；对于高加林，是不是，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加林“心里很感激她”。因为感激，高加林突然发现了刘巧珍的美，“他惊异地发现巧珍比他过去的印象更要漂亮。她那高挑的身材像白杨树一般可爱，从头到脚，所有的曲线都是完美的。衣服都是半旧的：发白的浅毛蓝裤子，淡黄色的的确良短袖；浅棕色凉鞋，比凉鞋的颜色更浅一点的棕色尼龙袜。她推着自行车，眼睛似乎只盯着前面的一个方向，但并不是认真看什么。从侧面可以看见她扬起脸微微笑着，有时上半身弯过来，似乎想和他说什么，但又很快羞涩地转过身，仍像刚才那样望着前面”。刘巧珍发现了高加林的才华，高加林发现了刘巧珍的美，这是一种男性知识者的叙事眼光。但又不完全是，接下来的叙述有点离奇：
高加林突然想起，他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和巧珍一样的姑娘。他仔细回忆了一下，才想起他是看到过一张类似的画。好像是一幅俄罗斯画家的油画。画面上也是一片绿色的庄稼地，地面的一条小路上，一个苗条美丽的姑娘一边走，一边正向远方望去，只不过她头上好像拢着一条鲜红的头巾……
这好像很离奇，高加林望着刘巧珍，却想起另一个姑娘。但仔细想想，这段描写还是蛮重要的。高加林在为刘巧珍的美寻找一种审美（观念）依据，也暗示他对刘巧珍的爱情只是一种移情。就好像人总是通过内心发现风景一样。高加林恐怕也不清楚，他是把生活嵌入艺术，还是把艺术嵌入了生活。
但是生活和艺术总是分裂的，高加林进了村子就开始后悔，“一种懊悔的情绪突然涌上他的心头。他后悔自己感情太冲动，似乎匆忙地犯了一个错误。他感到这样一来，自己大概就要当农民了。再说，他自己在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就亲了一个女孩子，对巧珍和自己都是不负责任的”。所以，“赶集那天以后，他一直非常后悔他对巧珍做出的冲动行为。他觉得自己目前的处境，根本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他甚至觉得他匆忙地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这样的事，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要一辈子甘心当农民了”。这里面，有利益的再三考量，也有原初的爱情理念。
但是刘巧珍是认真的，也是兴奋的，她按照高加林希望的样子来改变自己，这就是她开始“刷牙”了。而高加林实际上也非常“想念她”，“这种矛盾和痛苦，比手被镢把拧烂更难忍受”。而当高加林彻底认命，准备老老实实当农民的时候，他也就此接受了刘巧珍的爱情。于是，就有了“留下来”的理由，“爱情使他对土地重新唤起了一种深厚的感情。他本来就是土地的儿子。他出生在这里，在故乡的山水间度过梦一样的童年。后来他长大了，进城上了学，身上的泥土味渐渐少了，他和土地之间的联系也就淡了许多。现在，他从巧珍淳朴美丽的爱情里，又深深地感到，他不该那样害怕在土地上生活；在这亲爱的黄土地上，生活依然能结出甜美的果实”。
不过，故事如果到此结束，重复的，不过是20世纪50—70年代的知青主题。路遥把握的，是80年代重要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他必须拒绝柳青的思想遗产。而8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想议题，是离开，而不是留下。这个离开是广泛的，广泛地渗透在各种文学叙述中，并且被表征为一种英雄行为，正如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描述的那样，“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得掌握现在的时刻的‘英雄的’方面成为可能。现代性不是一个对于飞逝的现在的敏感性现象；它是把现在英雄化的意志”。而这种态度来自“与传统的断裂、对新颖事物的感情和对逝去之物的眩晕”。【8】
这个“眩晕”，来自城市，也就是“现代”，高加林进城后的生活，有点云里雾里，这正是“眩晕”的文学表现。也正是在“眩晕”中，高加林完成了和刘巧珍的切割，也完成了和“传统”的彻底决裂。
但是高加林不是于连，这是因为写不想让高加林成为于连。在《人生》中，有不少故事线索，每一条线索都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故事。比如，高加林的暂时留下来，可能成为一个类似《创业史》的故事，高加林进城也可能成为一个《红与黑》的故事，等等。但是路遥把每一种可能的故事都暂时中断，这些中断要在《平凡的世界》中才会重新恢复，或者被重新改写。
高加林最后失去了一切，失去了爱情，失去了刘巧珍，也失去了城市和乡村。四十年前，我理解成为道德的训诫，现在想来，还是有点浅薄了。
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隐喻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这个矛盾关乎城市和乡村、传统和现代、个人和族群、土地和天空。20世纪80年代，有写土地的，比如何士光的《乡场上》；也有写天空的，比如韩少功的《飞过蓝天》，等等。而在《人生》中，这些成为不可兼得的尖锐矛盾。最后，表征为理性和情感的冲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冲突，而在《平凡的世界》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成为平行的叙事方式。人实际上无从选择，这一无从选择，成为后来文学，包括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重要主题。就此而言，现实主义也同样可以抵达现代主义的思想主题。
离开需要付出代价，成为个人，也需要承担所有的风险，但人总需要选择，《人生》在选择的风险面前却步，《平凡的世界》选择了风险更小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把选择的风险留给了社会，而现实的个人总是奋不顾身地进行选择，成为把握当下的“英雄”。而失去的一切，也在选择后转化成为艺术，这就是“故乡”的流行。也因此，《平凡的世界》的影响要大于《人生》。
六、高加林和爱情（2)
我当初评论《人生》，原稿实际上写了三个人物，除了高加林和刘巧珍，还有黄亚萍。编辑老师审稿以后，觉得还是集中写高加林和刘巧珍比较好。我听取了这个意见，同时也是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并不怎么好，删改以后，就更名为《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
不过，这个人物一直存留在记忆中，还是想再谈一谈，主要不是谈这个人物，而是谈高加林，因为黄亚萍是高加林欲望的另一面，这一面折射出高加林的愿景和不安。
高加林和黄亚萍是中学同学，属于“谈得来”的那种，但是两人之间有鸿沟。这个鸿沟不仅是城/乡的，也是阶层的。小说写高加林进城卖馍，在汽车站见到黄亚萍，“脸唰一下白了——白了的脸很快又变得通红。他感到全身的血一下都向脸上涌上来”。高加林和黄亚萍的重逢不同于他和刘巧珍的重逢。
黄亚萍代表了高加林想拥有的一切：城市、文明、现代、教养、富裕，等等。但高加林在黄亚萍面前也是自卑的，这个自卑因为阶层的差异，也是城乡的区隔。
在学校的时候，高加林和黄亚萍有共同语言，“他俩有时在一块讨论共同看过的一本小说，或者说音乐，说绘画，谈论国际问题”。毕业以后，“共同语言”退居幕后，身份进入台前，一个是农民，另一个成了县广播站的播音员，所以，“尽管他们相距只有十来里路，但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已经是在两个世界了”。相比共同语言，身份成了更重要的区隔，他“很快就把这一切都推得更远了，很长时间甚至没有想到过他们”。所以，在实际生活中，“谈得来”未必那么重要，但是这个“谈得来”却会烙在情感的记忆中。
事情的变化发生在高加林进城以后，高加林进城，意味着横亘在他和黄亚萍之间的差异消失了。而在高加林和黄亚萍的关系上，黄亚萍更主动。
黄亚萍是个现代青年，路遥把他对现代的理解置放在黄亚萍身上，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对现代的普遍理解，“在这个县城里，黄亚萍可以算得上少数几个‘现代青年’之一。在她看来，追求个人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权力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母亲”。当然，她同时也是现实的，这个现实就是高加林的农民身份，但是高加林进城以后，“那个对她来说是非常害怕的前提已经不复存在”。存在的，是高加林的才华、浪漫和情趣。当然，也存在张克南和刘巧珍。前者，她迅速地切断；后者，她仔细地把各种利弊告诉了高加林，这时候，黄亚萍理性又很“工具”。这似乎正是现代的两个面向，一方面是浪漫，另一方面又精于计算。前者，使高加林很迷恋；后者，则使高加林有点疑惧。这也是路遥面对现代的复杂态度。
在黄亚萍的主动下，高加林切割了他和刘巧珍的联系，“谈得来”（共同语言）再次成为离开的理由。这是一个通俗的“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故事，这个故事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中也常常会被征用，比如《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陈喜和春妮。不过，那时的征用是为了批评，所以还杂糅着“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原型。路遥继承了这个传统，但高加林的“回头”更多的是被迫和无奈。真正大胆而又赤裸裸征用“痴心女子负心汉”原型的，是张贤亮的《绿化树》，没有任何的掩饰和自我辩护。路遥和张贤亮不一样。路遥属于高加林和刘巧珍的世界，而张贤亮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才和马樱花的世界相遇。“乡下人”和“城里人”是不一样的。
高加林离开刘巧珍，意味着他和土地的彻底决裂，但是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会伴随终生。所以，叙事者必须寻找各种离开的理由。“谈不拢”是一种，“再说些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了”。高加林曾经试图把艺术嵌进生活，这就是“红头巾”的隐喻，“高加林一直想给巧珍买一条红头巾，因为他第一次和巧珍恋爱的时候，想起他看过的一张外国油画上，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很像巧珍，只是画面上的姑娘头上包着红头巾。出于一种浪漫，也出于一种纪念，虽然在大热的夏天，他也要亲自把这条红头巾包在巧珍的头上”。可是艺术是无法根本改变现实生活的。最后，这个理由还是来自刘巧珍，“加林哥，你参加工作后，我就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尽管爱你爱得要命，但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一个字不识。给你帮不上忙，还要拖累你的工作……你走你的，到外面找个更好的对象……”这已经不仅仅是“离开”的理由，而是一种彻底的“解脱”。
电影《人生》中的高加林与黄亚萍
对于高加林来说，离开几乎成为一种“原罪”，因此，他需要解脱。这种原罪，存在于很多人身上。也隐蔽地渗透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乡村或者被浪漫化，或者被肮脏化，这些隐蔽的书写或多或少出于一种原罪的自我救赎。其中的甘苦也只有书写者自己能够体会。
而在黄亚萍面前，高加林一直不够自信，这种不自信也出于彼此的出身和生活方式的不同。高加林有时会烦恼，说话也会生硬，这是他和刘巧珍在一起不曾有过的，也许，这才是真实的恋人状况，只是高加林并不知道。
在当代作家中，路遥的资料大概是收集得最全的，在这些史料中，我们大致了解到路遥的情感经历，比如他和城市女知青的爱情纠缠，等等。【9】通过这些史料，我们能够稍许理解高加林和黄亚萍的情感纠葛，那种贯穿始终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所以，路遥会写黄亚萍最后的退却，这一退却出于功利的计算。换一个作家，大概很难写出其中的复杂意蕴。
黄亚萍对高加林有过一段观察：“她现在看见加林变得更潇洒了：颀长健美的身材，瘦削坚毅的脸庞，眼睛清澈而明亮，有点像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事实上，高加林也一直在保尔和于连之间穿梭，吸引黄亚萍的，可能是两者都拥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尽管英雄主义的实质和内涵有所不同。无论是保尔，还是于连，都来自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化影响，由此也可见50—70年代的文化构成是复杂的，正是这种复杂的文化元素，影响了高加林，也影响到路遥的写作。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俄文版封面
所以，当高加林面临失败的时候，他主动采取的，是一种保尔式的行为：“即使亚萍现在对他的爱情仍然是坚决的，但他自己已经坚定地认为这事再不可能了，他们仍然应该回到各自原来的位置上，他尽管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在具体问题上又很现实。”
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问学生，在刘巧珍和黄亚萍之间，高加林到底更爱谁，有个女同学说，高加林谁也不爱，他只爱自己。好像是，好像也不全是。可以参考。
七、高加林进城
空间和空间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象征着社会的阶层化。而占据统治性地位的空间，就会成为“风景”。高加林进城以后，面对县城，有这样一段风景描写，“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落日的红晖抹在一片瓦蓝色的建筑物上。城市在这一刻给人一种异常辉煌的景象。城外黄土高原无边无际的山岭，像起伏不平的浪涛，涌向了遥远的地平线……当星星点点的灯火在城里亮起来的时候，高加林才站起来，下了东岗。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地张开双臂，面对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离开你了……’”风景生产出一种召唤的力量，那是统治者向被统治者的召唤。
但是进入空间，需要方式。
德勒兹在讨论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社交空间的时候，认为空间是由各种符号构成的，而符号和符号，则构成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而要进入这一符号系统，需要“学习”，学习“这些社交圈服从于哪些符号”。这些符号实际上就是进入的口令，而口令则是由符号系统背后的“立法者和大主教”决定的。【10】这个“口令”，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高考。高加林并没有掌握这个口令，所以城市“毫不留情地把他遣送了出来”。
还有一种进入的方式。
《水浒传》写林冲雪夜奔梁山，一开始并不顺利。王伦制定的口令是投名状，杀一人或劫一担财富。林冲等了三天，等来了青面兽杨志。后来在梁山其他头领的说情下，林冲才勉强进入这个空间。但是对王伦的不满，却已种下。后来晁盖等人上梁山，王伦再次拒绝。林冲忍无可忍，一刀把王伦杀了，拥立晁盖做新的“立法者和大主教”，同时修改了进入的口令。这是通过暴力进入某一空间的叙事原型。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原型不可能被叙述者再次征用。
高加林采用的是第三种方式——造假。严格说，这一方式是第一种方式的变体。也就是说，高加林实际上认同既有的符号和符号系统，也认同进入这一空间的方式，只是被迫以造假来复制进入的口令。这一点，迹近于于连。而叙事者也通过黄亚萍的视角（“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给出暗示。
电影《红与黑》（法国，1954）中的于连
在小说中，命运这个概念经常出现，但指向的不是宿命，而是一种偶然性，闪烁不定。20世纪80年代，偶然性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史提示，意味着人从必然性中退出，处于一种不可把握的历史状态。后来，偶然性成为先锋文学重要的艺术表征，人在偶然的历史和现实中，随波逐流。但是，80年代早期，包括《人生》，偶然性表现为一种瞬间，甚至一种机遇，重要的是人如何把握这一瞬间，并成为英雄。只有突出偶然性，个人才能成为把握瞬间的英雄。当然，这个瞬间有时并不能把握。显然，80年代，成为英雄和成为英雄的不可能，交替出现，因此，这一个人既是坚定的，又是迷茫的。这就是命运概念所包含的时代意蕴。
高加林的叔叔回到家乡担任了地区劳动局局长，这是偶然，这个偶然改变了高加林的命运。县劳动局副局长马占胜给高加林搞到了一个小煤窑的招工指标，然后又把他安排进了县委通讯组，做了通讯干事。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是叙事者对世故人情的感叹。
高加林的才华在县城充分地展现出来，“县城南面的一场暴风骤雨，给高加林提供了第一次工作的机会”。高加林主动请战，前往灾区报道。高加林能吃苦，“有一种冒险精神——也可以说是英雄主义品格”。当然，还有才华。他的第一线报道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高加林立刻就在县城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各种才能很快在这个天地里施展开了。地区报和省报已经发表了他写的不少通讯报道；并且还在省报的副刊上登载了一篇写本地风土人情的散文。他没多时就跟老景学会了照相和印放相片的技术。每逢县上有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他胸前挂个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就潇洒地出现在稠人广众面前，显得特别惹眼。加上他又是一个标致漂亮的小伙子，更使他具有一种吸引力了。……”
这样的赞誉好像还不够——
“傍晚的时候，他又在县体育场大出风头。县级各单位正轮流进行篮球比赛。高加林原来就是中学队的主力队员，现在又成了县委机关队的主力。山区县城除过电影院，就数体育场最红火。篮球场灯火通明，四周围水泥看台上的观众经常挤得水泄不通。高加林穿一身天蓝色运动衣，两臂和裤缝上都一式两道白杠，显得英姿勃发；加上他篮球技术在本城又是第一流的，立刻就吸引了整个体育场看台上的球迷。”
所以，“在一个万人左右的山区县城里，具备这样多种才能的青年人并不多见——他被大家宠爱是很正常的”。
这说明什么呢?在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的，是一种寒门子弟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自身的能力（才华）。当个人主义进入平民阶层，就一定会要求冲破“门第”的叙事限制。这是非常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的风格。而在80年代，文凭还不像后来那样重要，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是80年代的普遍呼声，这是叙述的现实依据。
高加林的能力，来自知识（学校），但是叙事者对能力的讨论，却逾出了学校的一个重要环节，即所谓考试，尤其是高考。高考的落第者，未必没有能力，而考察一个人的能力，则是实践，关键是能否给落第者同样的机会。所以，机会才是关键。这样的想法，来自20世纪50—70年代。文学重要的地方，是能共时性地呈现叙事者的复杂情绪，叙事者在不同的甚至矛盾的主题之间游移，文本的内部永远都在相互引用和互相质疑。
当然，这只是一个插曲。
高加林进城以后春风得意，不仅收获事业，也收获新的爱情。但也正应了那句老话，祸兮福所倚。他和黄亚萍的关系，引起张克南母亲的愤怒，一纸举报，高加林的命运急转直下。他被清理回乡，转了一圈，高加林又回到原点。命运的大起大落，使故事跌宕起伏。四十年后，重新阅读，也是读得眼花缭乱。
最为关键的，或许是并不想使高加林成为于连，而事实上，高加林也很难成为于连。
20世纪80年代，个人主义是很难彻底的，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阻扰个人成为把握瞬间的英雄。这些因素，有的来自50—70年代的政治规训，正是在这一规训下，路遥回到柳青，叙事者经常化身评论者，进行大段的社会评论。比如，叙事者有时会这样评论（总结）：“如果社会各方面的肌体是健康的，无疑会正确地引导这样的青年认识整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前途的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对于类似社会问题的解决。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当今的现实生活中有马占胜和高明楼这样的人。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时毫不顾忌地给这些徘徊在生活十字路口的人当头一棒，使他们对生活更加悲观；有时，还是出于个人目的，他们又一下子把这些人推到生活的顺风船上。转眼时来运转，使得这些人在高兴的同时，也感到自己顺利得有点茫然。”这是强调环境的客观影响。有的因素则来自传统，德顺爷爷的出场，只是为了引出一种道德训诫。
种种复杂因素的存在，都决定了高加林不可能成为于连，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他是20世纪80年代失败的英雄。这种失败感几乎充斥在80年代的文学之中。
对于路遥来说，《人生》充满了太多的逻辑可能，但是每一种可能，路遥都不会满意。比如说，高加林曾经一度想留下来，有可能成为新的梁生宝，这是路遥不可能同意的；再如，高加林在和黄亚萍的关系中，有可能成为于连，这也是路遥不能认可的，等等。20世纪80年代，不仅是路遥，也是很多写共同的困扰，他们热情地推动个人的脱颖而出，但是并不坚定地清楚，脱颖而出的个人何去何从。
所有这些矛盾，路遥将在《平凡的世界》中给予修正。
八、《平凡的世界》好像不太平凡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特别值得讨论的作品，但是要详细分析，大概需要几篇文章，更何况，这方面的研究近年很多，我也很难有什么新的补充。在此，我只是想对《平凡的世界》和《人生》的互文关系，谈点粗略的想法。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平凡的世界》是一部大书，试图记录20世纪80年代的宏大变化。但我更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对《人生》的引用、解释和修正，以及重新的创造乃至改写。路遥在这里，展示了他的全部复杂性。
《平凡的世界》写了兄弟俩——孙少安和孙少平。孙少安影响小，孙少平影响大。
说孙少安，要先说柳青。路遥视柳青为师，从谋篇布局到叙事语言，包括那种评论性的旁白，都有柳青的影子。这在陕西作家中间，比较突出。所以，路遥和柳青，有师承关系。但路遥对柳青，不仅是师承，还有叛逆，叛逆即断裂，断裂才有创造。这是最好的继承。典型，就是《人生》。从集体的创业到个人的逃离，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也是两个时代之间深刻的断裂。时代的断裂，才造成写作的断裂。无视时代的深刻变化，不是现实主义。就这点而言，路遥反而在断裂中，领悟到柳青的写作要点。
但是柳青一直活在路遥心中，包括柳青的理想主义，这一点，在《人生》中无法表达，但在《平凡的世界》中，有了表现的可能。这就是孙少安的由来。孙少安也是英雄，路遥对英雄，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不知道是崇拜，还是惺惺相惜。孙少安不是孙少平，更不是高加林，孙少安是梁生宝，一个老派的英雄。曾几何时，梁生宝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英雄，到了《平凡的世界》，成为一个老派的人，一个传统的人，而青年的概念，则被移植到了孙少平身上。谁能说这不是时代的深刻变化?
孙少安是一个好人，好人的意思，就是有责任感。孙少安对家族有责任感，对村庄也有责任感。对于个人，责任是枷锁，所以20世纪80年代，个人要脱颖而出，首要的，即是打破责任的枷锁。高加林如此，孙少平委婉的也是如此。但是反过来，枷锁突出的也是一种美德，即自我的牺牲。这也是一种英雄主义。路遥大概很难拒绝这种美德的吸引，早在《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就有这种情感的流露。
责任是梁生宝的性格特征，孙少安继承了这一性格。所以，孙少安也是梁生宝。但也有不同，梁生宝寻求的，是共同致富；孙少安不是，孙少安走的是先富的道路，这是被时代所规定的。20世纪80年代，共同致富的结果是悲剧，把这种悲剧写到极致的，是王润兹的《鲁班的子孙》。孙少安没有走这条路，而是审时度势，个人先富起来再说。这非常符合80年代的改革精神，也和路遥试图再现80年代社会变化的宏大叙事有关。但是先富起来的孙少安想要帮助还未富起来的乡亲，所谓先富帮后富，这也是80年代改革的初衷。不过，先富帮后富，在当时的文学中很少表现，不是不想表现，而是不知道怎样表现。或者说，生活还没有来得及提供这方面的典型事例。
孙少安富起来后，想办窑厂，也是想给乡亲们一个致富的机会。方式是集资，所谓股份制，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流行。孙少安先去找富人，然后再找穷人。集资的过程，有点像50年代的初级社，类似的描写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等，但孙少安是自发的，这又和《山乡巨变》不同。政治退场，前台突出的，是伦理。80年代，有怀旧，比如《鲁班的子孙》。怀的，不是体制，是德行。社会主义，退回到道德领域，它所产生的善的召唤，写作中，很难拒绝。
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
孙少安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来自群众。群众不理解，还有很多猜忌。这是和《创业史》《山乡巨变》等很不一样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有许多重要的变化，变化之一，是群众的含义变了。50—70年代，群众是依靠的对象，群众中有自发的社会主义激情，群众缺少的，是“带头人”，所以，英雄总是代表了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能对群众构成巨大的召唤力量。尽管，这样的理念最后形成叙事的套路，但背后，是一套严谨而自信的政党理论。所以，梁生宝并不孤独，在他的背后，是国家政策，是政党，是完整的意识形态。在《平凡的世界》中，这样的理念要逊色不少，孙少安是一个孤独的英雄，丹柯似的英雄。群众面对这个“个人”，不信任。原来的理念世界已经崩溃，独异的个人很难代表什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群众多少带有“庸众”的色彩。80年代，实际上一直存在着这一类的写作，比如张承志，而对群众的失望，也构成这类写作共同的潜意识。所以，他们最后也往往由政治转向审美。
但是在孙少安的描写上，路遥是充满感情的，被《人生》压抑的柳青式的激情在这个人物身上复活。所以，一个作家的思想构成往往是复杂的，很难以某部作品加以简单的判断。孙少安的失败，是20世纪50—70年代的失败，是这个时代最后的挽歌。因此，在《平凡的世界》中，有一种挽歌式的现实主义。
这样，路遥实际上陷入一种写作的困境，他不再满足于高加林式的个人主义，也无法突破梁生宝（孙少安）式的集体主义的失败困境。他只能再度回到高加林，并把他修改成为孙少平。在这个修改过程中，征用的，是浪漫主义，所以，在《平凡的世界》中，一直平行着两种写作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孙少安的失败，隐喻了革命的挫败，孙少平的出现，建立在这一挫败的基础上，重新出发，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对路遥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潜意识，所谓“寻根文学”，也是如此。至于写个人，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但一直闪烁在文本的深处。这一潜意识来自革命的挫折甚至失败，所以路遥不可能直接回到柳青，但又不满足于高加林式的个人主义，那么，孙少平意味着什么呢?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依然是孤独的，但是这个孤独，不是高加林式的对土地的蔑视，而是对庸常生活的拒绝。实际上，《平凡的世界》是可以和张承志《北方的河》对读的。他们都试图超越庸常生活，寻找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这是对遥远的20世纪60年代精神的回应，当然，只能是一种审美的回应。
但是这种寻找，建立在回避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在《平凡的世界》中，日常生活由孙少安承担，同时也决定了这一部分的现实主义的写作趋向，不断地克服生活中的难题，直至失败。孙少平负责寻找，因此，他只能离开。但是孙少平的离开，不是高加林式的离开。高加林有明确的目的，他要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就必须进城，有城市户口，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这样，才能施展他的才华，实现理想。对于高加林来说，小资产阶级已经不只是一种情感或者文化类型，而是一个物质化的阶层，已经暗含了小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转化的主题。这个主题在所谓“新写实小说”，比如刘震云《一地鸡毛》那里得到回应。《一地鸡毛》里的小林，可以看作进城以后的高加林。
孙少平不是，他的离开没有高加林式的目的，他只是寻找，因此，他的离开也不需要理由。他只是离开，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而离开的过程，同时也是孙少平的游历过程。因此，对于孙少平的描写，只能是浪漫主义的。他不进入生活，只是游历生活。这个游历，同时也是孙少平的成长过程，《平凡的世界》是孙少平的成长小说。孙少安失败了，孙少平在孙少安失败的基础上开始成长，只是这个成长是以离开孙少安为隐喻的改造社会的前提下完成的，所以，孙少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高加林，一个浪漫的、审美化的高加林。曾经在高加林身上激烈冲突的保尔和于连在孙少平这里开始完美地统一。统一的前提是，保尔的目的和于连的目的都开始消失，留下的，只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品格。孙少平最后也成为这样一种英雄，一个美德的英雄。孙少平更接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或者杰克·伦敦的《白狼》。尽管路遥一直在对抗现代主义，但不能否认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多少也在《平凡的世界》中留下影响的痕迹。
孙少平的游历也是一种经历，世界在他的游历中缓缓打开。这个世界不那么完美，在不完美的经历中，路遥的叙述是现实主义的。如同《人生》一般，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充满缺憾。残酷的，甚至黑暗的一面，被次第打开。孙少平需要克服这一面，但如何克服，不知道。他所能寻找到的，还是人道主义。这是80年代无法超越的思想高度。无论引用的理论如何眼花缭乱，最后仍然只能在人道主义面前却步。这是政治退向伦理的必然结果。
路遥，《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而另一面，是孙少平向往的世界，这个世界本质上是伦理的，是善的，也是美的。在《人生》中，这个世界曾被撕裂，而《平凡的世界》则重新缝合了这个被撕裂的世界。缝合的方法是浪漫主义，典型的表征是田晓霞。正是在田晓霞身上，刘巧珍和黄亚萍合二为一。现代而又古典。高加林向往又恐惧的因素因此隐匿。但过于理想的人物总是难以持久，田晓霞的牺牲，给这个世界留下缺憾，但残缺的世界却因此动人。
孙少平的结局令人愕然，但并不突然。小说隐晦地描写了他和工友的遗孀惠英嫂的关系，孙少平发誓在有生之年要照顾好惠英嫂和她的孩子（这让我们想起柔石《二月》里萧涧秋和寡妇文嫂的故事）。在革命的废墟之上，孙少平除了以这种方式，来凸显他的利他主义的英雄品格外，还能有其他的方式吗?
20世纪80年代以政治上的批评和反思革命为其开端，而在它的尾声，则以个人主义的方式继承了革命的伦理遗产。这是另一种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表达。在这一意义上，《平凡的世界》仍然是悲剧的，是一种面对时代的无能为力的悲戚，是一种充满行动欲望又不知如何行动的悲观。而这一点，在张承志80年代的写作中得到了更为酣畅淋漓的表达。
结语
如果把《人生》和《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作某种对读，那么，《人生》流露出的，大致可以说是一种怎样才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焦虑。当“个人”的概念进入平民阶层，成为小资产阶级的前提一定是职业、户口、收入，等等，简单一点说，就是怎样“进城”。在这里，小资产阶级被阶层化，而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类型或者文明类型。它预示了一种可能，就是小资产阶级向中产阶级演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平民化的个人主义运动，表现出来的，正是阶层流动的强烈要求。
这会使人想起巴尔扎克的“外省青年”，也会使人想起司汤达的《红与黑》，但高加林不是拉斯蒂尼，最后也没有成为于连。阻扰这一叙事走向的，是革命的伦理遗产，这一遗产中包含了传统的德行因素。20世纪80年代，保守主义，包括善的概念，并没有完全退场，总是或明或暗地阻扰着叙事的激进走向。
阻扰这一激进的叙事走向的，同时来自作为情感或文明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属性。20世纪80年代，写还很难完全认同中产阶级的生活，那种枯燥的生活类型将完全熄灭不死的激情。在这一意义上，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可以看作《人生》的后续。
所以，路遥必须改写《人生》，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从中产阶级回到了小资产阶级，也就是说，去掉了这一阶层的物质化属性，而保留了它的情感和文明特征。它符合了20世纪80年代小资产阶级的审美要求，即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性。
《人生》试图在高加林身上把保尔和于连统一起来，最后还是失败了。而在《平凡的世界》中，于连隐匿了，凸显的是保尔。于是，孙少平最后也成为“圣徒”。但是，孙少平的“圣徒”是小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他会使我们联想起柔石的《二月》里萧涧秋和寡妇文嫂的故事。
所有这些改写，都来自孙少安的失败，孙少安正是孙少平的镜像。孙少安的失败成就了孙少平的文学意义，从改造社会退回到个人的自我拯救，从政治退回到审美。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主义，在德性的坚持中，也多少能感受到某种失败的沮丧。正是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把曾经被《人生》压抑的某些情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从而构成复杂的时代长卷。这是长篇小说带来的魅力。
本文注释：
（1）沈杏培：《“夏可为事件”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出路” 问题》，《人文杂志》2022 年第 5 期。
（2）刘心武：《乔莎》，《北京文艺》1980 年第 9 期。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 第 773—774 页
（4）参见蔡翔：《革命／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23 页。
（5）杨庆祥：《妥协的结局和解放的难度——重读〈人生〉》，《南 方文坛》2011 年第 2 期。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 第 860 页。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308 页、第 309 页
（8）［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陈燕谷主编：《文 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 430—431 页。
（9）梁向阳：《路遥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年版。
（10）［法］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姜宇辉译，上海译文 出版社，2008 年版，第 6 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