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风流人物
第1章
“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
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话说1935年11月2日，毛泽东等到达陕甘晋省委和苏维埃驻地陕西甘泉县下寺湾，与彭德怀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说：
“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的口号，并注意与红15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要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有礼貌。”
此时，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从富县稻左堡赶回下寺湾。他们先碰见了贾拓夫，又见到了李维汉，被李维汉引领到毛泽东和张闻天处。毛泽东告诉程子华，他准备下午到红15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立刻派人到前线富县张村驿，要徐海东马上返回甘泉道佐铺的军团部。
徐海东自从读了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迫切希望见到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红15军团决定打个胜仗，庆祝两军大会师。此时张村驿战斗刚刚打响，徐海东立即命令停止进攻。他骑上马向军团部疾驰，由于心急，把警卫员和通讯员都远远甩在了后面。
从张村驿到军团部驻地道佐铺有65公里，徐海东只用了3个多小时就赶到了。当他跳下马时，大白马如从水中捞出来一样，他自己的衣衫也湿透了。他走进窑洞，刚洗过脸，毛泽东就到了。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一行人是在程子华、郭洪涛陪同下，从下寺湾越梢山来到道佐铺红15军团部的，和毛泽东等人同来的还有贾拓夫、李一氓。毛泽东不等别人介绍就紧紧握住徐海东的手，亲切地问道：
“你是海东同志吗？”
徐海东激动地说：
“报告毛主席，我是徐海东。”
毛泽东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不辞劳苦地来接我们。”
徐海东连声说：
“还是毛主席你们辛苦啊！”
毛泽东很喜欢徐海东那朴实、爽朗的性格。他一直面带微笑亲切地看着徐海东，赞扬红15军团在劳山和榆林桥的战斗打得好。徐海东感到心里暖烘烘的。
谈话转入正题，毛泽东主持召开双方联席会议。徐海东首先向毛泽东等汇报了陕北的敌情。毛泽东要看地图，张池明马上送来一张军用地图。
张池明，1917年8月24日出生于河南省新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学名张家相，后改名张赤民，抗战后期才更名为张池明。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非常激动。
毛泽东和众人认真研究了直罗镇一带的地形：直罗镇位于葫芦河中段，两边是高山，中间是隘道，东距富县西离合水各约50公里，形同锁钥。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占据该地，就可以以此为据点，东西互相沟通，完成其构筑葫芦河封锁线的计划，因此这一带是其必争之地。但是，直罗镇距东北军后方比较远，它如果深入此地，又势必疲劳孤立，补给增援也会发生困难。据此，红军可乘其立足未稳，有把握将其歼灭。所以直罗镇也是有利于红军围歼东北军的一个好战场。
毛泽东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东北军。其作战原则是：将东北军先头部队诱入直罗镇，乘其立足未稳，集中红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之，得手后，继续围歼其后续部队。同时派出兵力牵制东北军，阻击其西援，以保证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毛泽东说：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3次围剿，现在要消灭富县直罗镇方面的敌人。在直罗镇战役前，必须先拿下张村驿一带的反动据点，创造战场，打开我军向西出击的通道。”
他又引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话说：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我们军队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发展到哪里。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
徐海东表示，一定要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的第3次“围剿”。
毛泽东临别时，送给徐海东一部电台。他对徐海东说：
“先照你们的部署，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县的下寺湾听取了程子华和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西北苏区的政治、军事及“肃反”运动的情况汇报。
这西北苏区的情况说起来还挺复杂的，牵涉到一些领导人之间数十年的恩恩怨怨，笔者不得不在这里交代清楚。
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西北地区曾先后出现了两块根据地，一是谢子长开辟的“陕北”，一是刘志丹开辟的“陕甘边”。由于这两块根据地的自然条件、队伍来源不同，领导者的出身也不同，因此他们在工作方针、斗争策略方面也就有所不同，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两个派系。尽管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在两个派系之间还是产生了不少矛盾，而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而积怨甚深。
谢子长，原名世元，曾改名为德元，号浩如，化名冬阳，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919年他考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翌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2年考入阎锡山在太原办的军事干部培训学校——学兵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后改为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金丁镇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刘培基（前清秀才）都是私塾先生。1921年刘志丹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4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考入黄埔军校，1926年初入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第1团2连，后转入炮兵科，1926年毕业并随军东征。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谢子长与白明善、唐澍、李象九、阎红彦等人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第3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发动了西北地区第一次武装暴动——清涧起义，在西北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阎红彦率一队人马活捉了县长张反之。
阎红彦，原名阎候雁，曾用名周济、陈一川，1909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9岁时曾上过半年私塾，后因无力支付学费而辍学。1925年4月，他经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清涧起义后，部队改编为旅，李象九任旅长，孟澄斋任参谋长，下辖3个营，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分别担任营长，全旅近千人，一千多支枪。清涧起义使井岳秀万分惊恐，急令高双成率部围攻。由于起义部队行动方向不够明确，战术应变不够灵活主动，不得不仓促突围，除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冲出外，其他人员冲散，辎重全部丢失。11月，曾去省委汇报的唐澍和省委派遣的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革命军北上途中进攻宜川受挫，继续北撤到延安、延川、安定、安塞、保安一带，沿途屡遭国民党军队袭击，损失惨重，遂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等回西安向省委汇报。
1928年5月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东特委领导下，渭（南）华（县）地区农民在渭华原上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举行起义。谢子长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革命军第3大队大队长。
5月10日，由中共陕西省委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路新编第3旅，在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下由潼关开往渭华地区，在华县瓜坡镇宣布参加渭华地区农民起义。尔后，起义部队在华县高塘镇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为总司令，刘志丹为军委主席，刘继曾为政治委员，王泰吉为参谋长，吴浩然为军党委书记，原第3旅旅长许权中为总顾问。全军千余人，设4个大队和一个骑兵队。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在榆林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任陕西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8月，谢子长任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总指挥。
1931年2月，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到山西组织红军游击队，后入吕梁山区组建游击队，4月下旬，他与吴岱峰、拓克宽、杨重远一起在孝义县娄底村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拓克宽任大队长，阎红彦任副大队长、兼第一中队中队长。9月，拓克宽牺牲后，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率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10月初，阎红彦与吴岱峰等率部突袭玉家湾，进攻瓦窑堡，后转移到延川永平镇休整。阎红彦成为当地传奇式英雄。
1931年10月间，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指示，和刘志丹、阎红彦、吴岱峰等将陕北游击队、南梁游击队及晋西游击大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共800余人，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谢子长的陕北游击队与阎红彦的晋西游击大队合为第1支队，阎红彦任第1支队第1大队大队长；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为第2支队。11月下旬，谢子长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党委书记，刘志丹、阎红彦、荣子卿为党委委员。
1931年底，“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来到甘肃正宁县，在三嘉塬一带驻扎。眼看农历新年就要到了，部队里还缺衣少粮。为了弄些年货，刘志丹的部下2支队的赵连璧（被民间称为神枪赵二娃）带了一部分人去打土豪，没收土豪白洋1000多元，还有几匹骡子，几头肥猪。他们给2支队每人发了几十元白洋。
大年初一这一天，谢子长为贯彻省委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清洗内部不纯分子的指示，开始对部队进行整训。在整训中，他和刘志丹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主张干革命必须打出红旗，而刘志丹却要坚持“通过白色、灰色、红色3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尔后，谢子长在一个打粮食的场上开会，他站在辘轴上刚说了一句“有些人挂羊头卖狗肉”，马上就有人上前把刘志丹的枪给下了，接着又去抓赵连璧。这赵连璧是双手使枪，他将两把盒子枪一摆，意思是你们要干什么？旁边有人“啪”的一枪就把赵连璧给打死了。
这次流血事件是西北3支游击队在大联合后的首次冲突，此后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继续发展，在一年之内竟轮番换了4任总指挥。
1932年2月12日，“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有史料称为陕甘游击总队），下辖两个支队和一个警卫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指挥兼第2支队支队长，李杰夫任政委。阎红彦任第1支队支队长。
3月下旬，刘志丹到西安找陕西省委申诉，详细汇报了谢子长、阎红彦缴他的枪、杀死赵连璧的“三嘉塬事件”。不久，陕西省委来信批评了谢子长和阎红彦。
5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新任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进军陕北。
6月，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第3任总指挥，参与创建陕甘工农红军和开辟以甘肃正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
8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进行“左”倾整训。阎红彦因对“左”倾冒险主义给部队作战带来的损失提出意见，被中共陕西省委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有反革命嫌疑”，被撤销了总指挥职务。
8月30日，谢子长出任陕甘游击队第4任总指挥。
12月上旬，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12月24日，陕甘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部队开到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转角村进行整训。杜衡指责谢子长和阎红彦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梢山（西北地区人民对山区的称呼）主义”等错误，撤销了二人的领导职务，并决定给他们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强令二人离开部队，到中共上海中央局受训。
阎红彦自此离开了陕北。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派他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七大”；10月间他到了莫斯科，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研究班学习军事，直到共产国际“七大”结束后，他才被派回到陕北，本传后边另有叙述。
再说杜衡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26军第2团，由他任军政委兼团政委，并指定选举原陕甘游击队班长王世泰为团长；刘志丹任第2团政治处长、参谋长。
不久，刘志丹创建了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5月，杜衡（后不久叛变）再次来到红26军，按照“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创建苏区。红26军2团从陕甘边根据地南下关中平原，在渭南、华县地区被国民党军击败，损失惨重，只剩下刘志丹、王世泰等数十人，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9月，刘志丹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中共陕西省委指示恢复红26军。刘志丹先后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
就在这11月间，谢子长在上海受训结束，回到了陕北，被中共北方代表委派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1支队，壮大了第2、第3支队，并和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一起组建了第4、第5支队，建立了安定、延川根据地。
郭洪涛，1909年11月16日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东区姬岔乡黑圪塔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考入榆林中学，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1926年9月，郭洪涛任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
1934年4月，刘志丹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5月，刘志丹任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
7月8日，根据中共陕北特委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由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不久，谢子长率部南下，在甘肃华池南梁堡附近的阎家洼子与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42师会合。这是陕北两个派系的第2次合作。
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26军42师党委和陕北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了连以上干部联席会议，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传达北方代表指示，宣读了上海中央局和北方代表给红26军的两封信。信中对26军1933年5月南下失败的指责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并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郭洪涛在发言中也严厉批评了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
红26军一些领导人的不满情绪使会议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刘志丹说，现在大敌当前，关于这个党内认识问题，稍后再说。这样，会议就没有再争论下去。会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陕甘边党政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阎家洼子会议是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派系之间矛盾的延续。
8月下旬，谢子长兼任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率红42师第3团及陕北游击队第1、第2、第5支队，连续取得清涧河口、横山董家寺、安定县城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陕甘边苏区的第1次“围剿”。
1935年1月下旬，刘志丹曾去探望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谢子长。据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见面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刘志丹坐在谢子长旁边，拉着他的手，说你得好好养伤，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这个事，一个是研究怎么粉碎第2次围剿，他们两个人都是不谋而合的，很多事情都讲在一起了。两个人讨论到联合作战的问题，并准备成立西北军委。对于军委主席由谁来担任，刘志丹和谢子长各执己见。两个人争来争去，谢就说这个主席要刘志丹当，现在这个伤势情况，他也不能活动，也不能工作，这个主席由刘来负责，统一由刘来指挥就行。刘志丹就不赞成，说不行，还是谢做这个主席。两个人为这个事吵了不少。最后谢子长以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指定刘志丹做军委主席。刘志丹临走时，摸着谢子长盖的薄被子，关切地说：‘你的被子太破了，应当给你换块好的。’谢子长笑了笑说：‘只要能把伤养好，被子破点没关系。’刘志丹走后，谢子长对身边的同志说：‘老刘来了就好了。’”
2月，在刘志丹、谢子长二人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统一领导。
由此看来，谢子长和刘志丹之间的矛盾基本化解了。但在谢子长身后，两个派系之间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危机。事情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安定县灯盏湾逝世，年仅38岁。
后来在1939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政府将谢子长的遗骸移葬于他的家乡枣树坪，并修建了谢子长烈士墓。毛泽东亲笔为谢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为谢子长墓撰写了277字的碑文。1942年，边区政府为纪念谢子长将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1935年5月，红26军与由陕北独立师改编的红27军84师会合，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担任总指挥。8月，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到黄河东岸，粉碎了国民党军第2次“围剿”，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红25军和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落脚点。
此时的刘志丹再也想不到，一股暗流正在向西北苏区涌来。朱理治、聂洪钧分别受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上海中央局委派，带着“改造”、“整肃”红26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任务，先后来到了西北苏区。
朱理治、聂洪钧受命来陕北的起因有二：一是早在1934年9月5日，谢子长在病榻上给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信说：“42师一贯是军事乱窜，不能在艰苦的群众工作中完成西北苏区的任务。渭北与照金的失败，红26军不能扩大，都是政委不能把握中央路线的缘故。虽然联席会议暂时要我代理42师政委，但是我在军事上较有把握，在政治上非常困难。联席会议一致地要求中央派军政同志领导42师，把老右倾同志另外调换工作，才是根本转变26军的办法。”“联席会一致地认为，领导关中、陕甘边、陕北、甘宁等的实际工作里，需要中央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西北代表团，或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领导西北全部工作。”第二个起因是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在1934年10月26日也向北方代表孔原并上海中央局写了《红26军长期斗争的主要教训》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责红26军是机会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等，要求“中央派代表驻西北，统一领导西北工作”。
郭洪涛后来曾回忆说：“中央代表团负责同志来到陕北后，我向他讲过我误信别人反映的陕甘边特委一些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情况和错误意见……造成了对红26军老干部的不信任。”
1935年“七月中旬，朱理治在延川县文安驿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批评红26军和陕甘边特委主要领导在政治上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上是‘枪杆子万能’等等。在讲到陕甘苏区当前进行的第3次反‘围剿’斗争时，提出要‘全线出击’，‘不让敌人蹂躏苏区的一寸土地’，要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敌人的支撑点’，要红军‘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等城市，‘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战线’，‘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粉碎敌人的新‘围剿’。还提出，‘争取神府和吴、绥、川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向韩城发展，恢复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陕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为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潼关、富平、泾阳发展，坚决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
朱理治提出的“左”倾战略方案，遭到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人的反对，这使朱理治、聂洪钧等“很下不来台”。“会后，刘志丹等同志没有执行打延安、瓦窑堡、清涧的攻坚计划，仍按西北军委原定的作战计划，向北线敌人出击。”其后，由朱理治主持召开的“西北工委扩大会议”就没有让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成员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张达志等人参加。会议秘密通过了在陕甘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肃反”的决议。但此时的红26军和红27军都由刘志丹统领，朱理治、聂洪钧、郭洪涛等还没有在西北根据地内广泛展开肃反的实力，而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25军的到来，就使朱理治等开展“肃反”有了强有力的军事支持。
此时的红25军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这支部队被迫从鄂豫皖根据地撤出后，一路转战，一路“肃反”，在1935年4月到了陕南后，还误杀了杨虎城17路军警备3旅旅长张汉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并由此对与张汉民有密切联系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军队有了猜疑。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抵达西北根据地党政军驻地延川县永坪，和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红27军会师。
9月17日，朱理治在红25军主要领导者和郭洪涛的支持下，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宣布由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3人为“中央代表”，夺取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权；并成立了中共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聂洪钧任军委主席。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红15军团。
9月18日，红25军、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下辖由红25军改编的第75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由红26军改编的第78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后崔田民代）；由红27军改编的第81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参谋长李宗贵，政治部主任张树才。全军团共7000余人。
此后，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采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从鄂豫皖带来的极左思想和“肃反经验”，以红25军为后盾，打着“中央代表”的旗帜和“反右倾”的幌子，进行“肃反”。
10月6日，戴季英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杨森、张仲良等一大批领导干部逮捕入狱，宣布他们的罪名是：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右派是反革命。郭洪涛对这种过火的做法曾表示反对。当时朱理治征求郭洪涛的意见，郭洪涛说：“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是反革命。”可后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原红26军和陕甘边被杀干部就多达200余人。
这便是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来到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指示说：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立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他马上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代表中共中央，去陕北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安定县瓦窑堡，接管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他还嘱咐王首道：
“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汇报会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周恩来鉴于西北“左”倾主义乱抓乱杀的严重局面，提议召开一次大型会议，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把遵义会议未解决的总的方针问题详细讨论一下。毛泽东说：
“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尚未被粉碎，最迫切的事情是采取新的军事行动。我们马上就要上前线去，中央机关也要向瓦窑堡转移。政治问题以后再说。”
周恩来的提议被搁置下来。会议接着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和部队的建制问题。毛泽东说：
“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比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3次围剿问题。同15军团会合后，15军团编制应保存，26、27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1军团，成立1方面军。”
众人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 彭德怀
成员有：王稼祥 聂鸿钧 林彪 徐海东 程子华 郭洪涛
会议确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
根据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一路由张闻天、博古、邓发、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刘少奇、李维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去安定县瓦窑堡；另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作战部队南下和红15军团会合，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3次围剿。
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的名义发布布告说：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以博古为主席，由林伯渠、邓发、王观澜、崔田民、徐特立、蔡树藩、李振询分别担任财政、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司法内务、劳动部部长，由罗梓铭担任工农检查局局长。
毛泽东又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通令说：
“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9同志为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接着，毛泽东在下寺湾召集陕甘支队战斗部队和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他详细分析了东北军的情况，说明了整个战役的部署和战法，给各部下达了作战任务。他还援引《水浒传》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拳打洪教头的故事说：
“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为了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毛泽东这番深入浅出的话，使大家充满胜利的信心。
11月4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南下到达甘泉县桥镇，他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彭雪枫、李富春并转周恩来，通报董英斌第57军向直罗镇前进的动向，要求各纵队为消灭该敌继续前进。
11月5日，毛泽东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第1号命令：宣布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副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
将陕甘支队第1、第2纵队合编为红1军团，共7200余人，由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左权为参谋长，朱瑞为政治部主任。
红15军团归入红1方面军建制。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冯文彬；调中央红军的周士第为参谋长。辖第75师、第78师、第81师和1个骑兵团。
命令任命萧劲光为陕甘军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还任命了各师、军分区、骑兵团、独立团负责干部22人。
全军共5个师又4个团，约1万多人。
徐海东从红15军团每个连队中抽出3挺机枪和一部分其它枪支弹药，又从经理部、卫生部抽出部分衣物、药品，支援红1军团；并将在劳山、榆林桥战斗中入伍的解放战士（指被俘后经过教育加入革命队伍的士兵，后同），全部补充给红1军团。徐海东还强调说，红15军团要学习中央红军的好作风，要搞好团结，不要搞宗派、拉山头。
在11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到达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他向随行部队发表讲话说：
“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毛泽东致电徐海东，要求红15军团尽快消灭张村驿团匪，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并对黑水寺方向游击，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和以南地区的道路、地形、人家及葫芦河能否徒涉的情况。
11月6日，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富县西北的老人仓、秋井子地区。毛泽东同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等，要求部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鼓动；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详加调查。
是日晚，毛泽东收到林彪关于调查情况的电报。
11月7日，徐海东指挥红15军团攻下了张村驿、东村等据点，并以一部兵力加强围攻甘泉，以调动东北军东进。徐海东用电台向毛泽东报告了胜利消息及军事行动。
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
11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徐海东，要他们迅速肃清国民党坐探，并要红15军团在消灭张村驿团匪后，继续消灭附近久原、套通、金村一带团匪。
是日晚上，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徐海东，询问在张村驿地域打土匪的情况；并电示徐海东、程子华，要他们注意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以利将来作战。
11月13日，毛泽东就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彭德怀、周恩来说：
“拟于18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1、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2、军事政治教育；3、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4、地方工作计划；5、筹粮计划；6、筹款计划。”
11月13日这一天，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愿同“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11月16日，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大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们以15个团与川军十几个旅开始争夺名山县百丈关。到22日，经过7昼夜血战，毙伤川军15000人，红军也伤亡了近万人。百丈关之战，成为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他们在国民党军队的跟踪追击、重兵压迫、堡垒封锁之下，南下或东进都已经不可能了。
11月18日，毛泽东在富县直罗镇以东的东村主持召开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程子华、徐海东、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张云逸、萧劲光、郭述申、朱理治、朱瑞、张纯清。毛泽东在工作报告中说：
“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将红军集中于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与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部县城，争取夺取甘泉、延安。”
11月19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组织红1、红15军团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查看地形，研究战役的具体部署。彭德怀与林彪、徐海东、聂荣臻、程子华、贺晋年、周士第等在张村驿以西会合后，带领众人策马驱驰约15公里，到了直罗镇西南面的一座山前，下马登上山头，俯瞰山脚下的直罗镇。
这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十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镇子的北半面，有一条小河。一条大道从西往东穿过镇子中央，镇子东头，是一座古老的小寨子。寨子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了，可那一圈用石头砌起来的寨墙却大部分完好。
指挥员们几十架望远镜对着山下从左到右，从东往西，仔细观察着道路、山头、镇子及河流，一个小山包，一条小沟，一家孤立房屋，都是他们观察研究的对象。他们一面观察，一面小声交谈：“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了直罗镇，就如同钻进了口袋一样。”大家还一致认为，为防止敌军利用镇东头倒塌的寨墙做固守的据点，最好赶紧把它彻底拆除掉。
这天晚上，红15军团奉命派出1个营去拆除镇东头那个寨子，尔后留下一个排在直罗镇警戒。
红15军团主力已经集结在张村驿一带，积极投入战前准备工作。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打胜仗庆祝会师！”，“以战斗的胜利欢迎毛主席！”“在战斗中向中央红军学习！”
就在11月19日这一天，中国工农红军的另一支大部队红2、红6军团也开始了大的战略行动，这便是贺龙、任弼时根据毛泽东的电令，与关向应、萧克、王震、甘泗淇、夏曦等人率领红2、红6军团近2万人突围北上。
就在这红2、红6军团突围开始前后，有两个故事不得不说：一个是李贞和甘泗淇两位将军的美满姻缘；另一个是历史上绝无仅有惊心动魄而又非常巧合的贺炳炎、余秋里两位断臂将军的故事。
在突围前的一天，贺龙将一个个子不高、留着短发的女干部叫到跟前谈话。这名女干部就是红2军团的组织部长李贞。贺龙对李贞说：
“中央红军长征已经走了很久了，我们也要开始长征了。长征很远很苦，我给你介绍个伴吧。他叫甘泗淇，是红18师的政委，是留苏的学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
李贞说：
“长征路上这么多人，还要找什么伴嘛？他文化那么高，我却大字识不了几个。再说，现在是行军打仗，子弹又不认得人，要是我死了，他就得担心，他死了，我也要担心。我看还是等长征以后再说吧！”
李贞，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6岁时就当了童养媳，名字一直叫“旦娃子”，直到18岁参加革命，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名字李贞。肃反扩大化时，她的丈夫张启龙被扣押审查，一封要求离婚的信交到了她手里。李贞哭得很伤心，不同意离婚。可是组织上批准了他们离婚，李贞只得服从组织的决定。
贺龙见李贞不答应，就又找到甘泗淇说：
“红2军团有个女同志叫李贞，她作战勇敢，又会做饭，女同志不多，不能错过了这个机会呀！”
甘泗淇，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原名姜凤威，别名姜炳坤。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更名为甘泗淇。甘泗淇回国后，受党中央派遣到湘赣苏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党代表。
贺龙为了撮合甘泗淇与李贞，不久便将李贞调到了红6军团，与甘泗淇在一起工作。甘泗淇与李贞接触的机会多了，相互了解也多了。甘泗淇几次主动找李贞长谈，谈工作，谈理想，一直谈到了爱情。他还帮助李贞写了一篇总结工作情况的报道。李贞见知识渊博的甘泗淇平易近人，又关心她的工作，就特意做了一双布鞋送给他。两颗心靠得越来越近了。在突围开始前，甘泗淇和李贞愉快地接受了贺龙的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由贺龙主婚，甘泗淇与李贞结成了一对情深意笃的革命伴侣。1955年授衔，甘泗淇为上将，李贞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少将。
这才是：月老热心牵线，将军夫妇千古彪炳；
战友情深结缘，革命史册佳话流芳。
再说在红2、红6军团突围开始后，红2军团红5师师长贺炳炎率部担任前卫。他领着第18团在翻越瓦屋塘东山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击，他本人第6次负伤。
贺炳炎过去负伤，包好绷带，照样冲锋杀敌，而且伤口也好得快，战友们开玩笑说他是血性好。可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他的右臂被炸成了肉泥，骨头全碎了，只有一点皮肉连着肩膀。医生说：
“师长的右臂完全断了，看来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抢救，就有生命危险。”
此时医疗器械已经驮运走在了前边，手术锯一时无法取回。医生无奈，就从老乡家里借来了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做手术。眼看就要动手了，医务人员将药箱子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麻醉药。有人提出用吗啡，贺炳炎对身边的贺龙笑着说：
“老总，你放心，那吗啡我是绝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
医生找来4个力气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
“不用他们，我挺得住。”
说着，他就把一条毛巾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医生开始用锯子锯贺炳炎的残肢了，可他那只握木锯的手禁不住微微发抖。贺炳炎说：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锯吧！”
贺炳炎忍着剧痛，嘴里紧紧地咬着毛巾，用左手死命地抠着床边。周围的人们咬着牙看着他，忍不住掉下泪来。医生将贺炳炎的残臂锯下后，又用钢锉锉平了骨面，最后缝合了皮肉。手术终于做完了，贺炳炎的汗水像水浇一样，湿透了全身。因为战况紧急，他躺在担架上继续前进了。手术后不久，他又见到了贺龙，眼含热泪问道：
“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后来，贺炳炎伤口未愈就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了。
无独有偶，贺炳炎是由第18团政委升任红5师师长的，接任他团政委一职的是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的余秋里。贺炳炎在离开第18团3个月后失去了右臂，而余秋里却是在贺炳炎断臂3个月后的1936年3月失去了左臂。这可真是历史的巧合。
那还是在黔西北乌蒙山的战斗中，余秋里的左臂被一排子机枪子弹击中，喷涌而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伤势非常严重，他的左手腕关节、尺骨、臂骨之间已经被击碎。可是他不顾伤痛，咬牙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战士们把他硬捆在担架上，才送下山去。
这天晚上宿营时，余秋里的左臂肿得明晃晃的，疼得他无法入睡，就叫勤务兵打来一桶冷水，将负伤的左臂放到冷水中镇痛。因连续行军作战，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的伤口开始溃烂化脓，竟生出了蛆。每一次换药，都疼得他咬紧牙关，大汗淋漓。可真是祸不单行，在抢渡金沙江时，他又从担架上掉入水中，引起高烧不止。
余秋里的左臂日渐干枯发黑，神经已经坏死。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左臂已经彻底不行了。如同贺炳炎一样，医生在为余秋里做截肢手术时，也没有麻醉药和专用的截肢器械。于是医生又一次使用了木工锯，剧烈的疼痛使余秋里几次昏了过去。他醒来之后，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
“老总，敌人打断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有一口气，我就革命到底！”
更巧的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贺炳炎和余秋里这两位大难不死的独臂将军，再次并肩战斗，他们在八路军独立第3支队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冀中大地的人们对这两位独臂将军指挥的第3支队称之为“一把手”的队伍，日伪军只要一听说对手是“一把手”的队伍，便闻风丧胆。1955年授衔时，贺炳炎被授予上将军衔，余秋里被授予中将军衔。
这正是：一对难兄弟，两个铁将军。
人称一把手，麾下惊鬼神。
欲知红2、红6军团突围结果如何，请看后边详述。
东方翁曰：笔者在本章中将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又联合又斗争，直至红25军到了西北后又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一系列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此不惜笔墨详细叙述一番，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人想在这一段历史上搅浑水，甚至利用小说《刘志丹》和批判小说《刘志丹》事件，往毛泽东身上泼脏水，其用心是极其恶毒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笔者还要在本传后边的部分章节中，将西北苏区两个派系之间的后续纠葛，进一步明明白白地昭示于天下，望读者诸君明察。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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