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话说在1932年夏末秋初，江青拿着几十元的积蓄，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她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江青一路上心绪不宁，加之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一路上向她大献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怀好意，就更加愁烦了。使她更想不到的，在前面等着她的那些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一些人，更把她看做一块大肥肉。殊不知这个18岁的年轻女子，竟是一朵刺儿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最终酿出了一段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历史公案。
话休絮烦，且说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接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拍摄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导演史东山。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来接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叫来的出租车，慌乱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党的临时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上海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人，整天东躲西藏，根本找不到。这样，江青只好暂且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魏鹤龄家里住了下来。
江青通过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荐，终于见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此时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党的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江青来到田汉家里，田汉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后来，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她说：
“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说：
“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不久，廖沫沙的爱人回到上海，发现江青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地对廖沫沙说：
“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
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江青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还说：
“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
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天后她还真的找上门来，不好意思地说：
“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厨房说：
“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江青只好说：
“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
后来，江青又千方百计地见到了周扬和阳翰笙。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出生，湖南益阳人，1927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带组织关系而脱党。1928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党，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参加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周扬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因为保养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
江青急于见周扬，是要汇报自己在青岛的革命经历，请求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一来是因为漂泊不定，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二来是手头拮据，急于找份工作。但周扬和田汉却非常谨慎，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一是说她没有组织介绍信，二是说对她并不了解，只是和她谈一些在演艺方面的设想。倒是田汉的五弟剧联成员田沅对江青一见钟情，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无奈，只好化名为“李鹤”，到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店员识字班当了一名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
“晨更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一所专门为贫苦子女接受教育而设立的学校。后来成为王观澜夫人的共产党员徐明清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这里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只是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3人同住一座小楼顶上的阁楼里，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3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晨更工学团”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产党员王洞若，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左翼联盟的陈企霞，也都在这里工作。由于周扬、田汉等人没有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纳江青的党组织关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学团”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社。后来徐明清看江青表现不错，就作为她的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不开心的事，就是田沅老在她屁股后头追着，弄得大家议论纷纷。江青就贸然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说：“请把你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来，田汉就把田沅调走了。
1934年，上海爆发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党、团组织只好进行转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暂避风头。她在北平待了3个月，到北大当了旁听生，系统地听了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
1934年5月底，“晨更工学团”党组织通知江青回上海，安排她在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张淑贞。这所夜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控制。江青在这里度过了她在上海时期最愉快的时光。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中传唱；她拉的婉转悠扬的二胡独奏曲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她用张淑贞的名字公开发表了《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河山》等文章。
1934年9月，“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由孙达生为介绍人，重新吸收她入党。党支部书记王洞若和她谈了话，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认出了她。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地下党员，江青来上海时，他也参加了送行。一晃一年多，两人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江青回到夜校后向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说，他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的组织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江青第二次和乐若见面时，因为彼此通过党组织相互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多了。乐若说江青不被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交代说：
“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党组织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她很多注意事项。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见面，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此时，特务出现了。
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叫声“快跑！”一溜烟逃脱了。江青由于路径不熟，被特务抓住了衣服。她大声喊：
“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
特务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脸上，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江青仍然拼死挣扎，大声说：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经黑了，江青装着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张秘密表格放进嘴里吞了下去。到了警察局，特务头子听说乐若跑了，只抓了个不知任何情况的女人，大发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经完全冷静下来，她知道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罪的。无论特务们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散步，自己有正当职业，是学校的老师。被看押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女工学员，是江青的学生，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江青托她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说明情况。因为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左翼联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又出面保释，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无罪释放了。
江青出狱时骨瘦如柴，还发着低烧。党组织安排回浙江临海县度假探亲的徐明清将江青带到她的老家疗养一个时期。
1935年2月初，已经康复的江青要求回上海。徐明清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认为，现在她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先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于是，江青回到济南，探望了母亲和姐姐，尔后又在北平一直待到1935年5月。
此时，江青接到党的外围组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通知，要她以演员的身份回上海工作，化名为蓝苹。这是因为，党组织考虑到，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有江青两个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天，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们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尽管江青想从事工人运动，不愿再去演戏，但这是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江青回到上海后，正赶上协会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编剧导演经过测试，决定由赵丹、江青主演该剧。江青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反复阅读鲁迅1923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与娜拉一样具有叛逆性格的21岁的江青，在演出中获得了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鲁迅先生也曾去观看了演出。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民报》、《晨报》都载文高度评价了江青的演出。《晨报》上有评论说：“我要说出我的新发现，饰演娜拉的蓝苹，我惊异她的表演与说白的天才！她的说白我没发现第二个有那么流利（流利并不一定指说得快）的。自头到尾她是精彩的。”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江青的大幅剧照。巨幅广告上写着：“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直追闺怨名剧！堪称独创风格！”
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女人，她的鼻子稍微上翘，嘴唇稍厚。但她的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目丹唇，笑起来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挺迷人的。她从不搽一点粉，也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青春俏丽。《民报》记者李成曾经称赞她在舞台下“像乡下姑娘似的纯洁质朴。”
此时的江青虽然已经成了明星，可她在生活上还是比较艰苦的，就想着节省几个钱，补贴家用。她把大部分收入寄给母亲和姐姐，留下很少一部分自己花销。与她同岁的好朋友秦桂贞曾问她：
“你怎么不吃水果？”
江青把手一摊说：
“没钱呀！”
秦桂贞还发现，江青到了月底一回到住处就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吃点糕饼之类的东西充饥。秦桂贞问她：
“吃过晚饭了吗？”
江青说：
“没饭票了！”
就在话剧《娜拉》演出期间，导演之一的张庚迷上了江青。他曾经对人说：“她是我的人，别碰她”。但江青却处处使张庚碰壁，无论他如何恳求，江青也不同意和他一起回家。有一次，张庚终于开口向江青求婚，遭到了江青直截了当的拒绝。张庚恼羞成怒，就到处散布谣言报复她。
此时还有一个与江青同岁的影评作家、上海艺华电影公司的编剧马骥良，笔名唐纳，在看了江青主演的话剧《娜拉》后，也迷上了江青。
唐纳长得一表人才，多才多艺，为人热情，性格却像吴语一样软绵绵的，人称“奶油小生”。他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白色恐怖下仍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
后来，江青进入电通影业公司，在《自由神》一片中饰演了一个配角。袁牧之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时，邀请唐纳领衔主演，于是唐纳便从“艺华”调入“电通”，同时主编《电影画报》。江青在《都市风光》中也饰演了一个角色，并担任场记。在拍摄期间，江青和唐纳朝夕相处，年轻人日久生情是很自然的事。有一次，周扬来找江青，告诫她说：
“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江青却说：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周扬断然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她说：“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周扬说：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再次摇摇头，说：
“不知道。”
唐纳真诚地爱着江青，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江青提出要结婚，却遭到了江青的反对。江青从父亲欺侮母亲联想到她所接触的一些男人，得出了一个过激的结论：“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她的叛逆性格在《民报》记者李成采访她的时候，又一次充分地表现了出来。那是在1935年8月4日下午，李成在采访时问道：
“小姐结婚没有？”
江青笑嘻嘻地说：
“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我主张只要彼此的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不过我现在虽然已有了爱人，但我以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终没有把恋爱看做比事业还重要。总之……”
李成不等她把话说完，抢上去问：
“小姐可否把爱人的名字告诉我？”
江青说：
“这何必要管他呢？我总觉得我们，尤其是女人，更应该从重重压迫之下觉醒过来，至少，也得要像娜拉这样，有反抗出走的精神，想法子能使自己多学习一点东西，把自己的力量充实起来之后再说，不要说恋爱问题，就是其它一切，都不难解决的。”
在上海有不少了解江青的人都说，看上去她俏丽淳朴，可性格却像个男人。对于报纸上的大肆炒作，她并没有像别的成功女演员那样陶醉，相反的，倒是对于自己的表演说出了一番很有见地的理性认识。1936年1月1日，她在《大晚报》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提出了不同意“天才”一说的见解。她写道：“很明显的例子，如果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入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地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地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1936年6月到8月间，江青看到了周扬发表在《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3篇文章。在这个时期，她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以鲁迅为首的提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为首的提倡的“国防文学”之争。周扬以党的领导者的身份，组织一些人围攻鲁迅，鲁迅便称他们中的4人为打上门来的“4条汉子”。鲁迅还说：“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致憎恨起来了。”
鲁迅说周扬等人是：“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江青认为，鲁迅先生说得有道理，周扬说得太霸道。联系周扬对唐纳的态度，反映了周扬等人“唯我马首是瞻”的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
此时，周扬为证明他的“国防文学”观点，树立夏衍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赛金花》为样板，说这个剧写出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文学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
周扬所鼓吹的这个剧本描写的是在民国二十五年冬日，在京城天桥附近的老屋中，年老的赛金花因拖欠房租被房东赶走，因世态炎凉而不胜感慨——赛金花幼年时因家贫即入娼门，14岁被状元洪钧纳为妾室，后洪钧去世，赛金花被逼离开洪家，6年后卖身为妓。八国联军攻陷京城，众多京师大员沦为阶下囚，赛金花为了全城百姓的利益，牺牲自己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周旋，后受命促成《辛丑条约》的签订。八国联军撤走，两宫回銮，赛金花却被当作国之将亡的妖孽赶出京城。
1936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
“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得多。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12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心里想到的却是鲁迅对于左联解散的辛辣评价：“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只听夏衍接着说：
“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觉得这话特别刺耳，微微一笑说：
“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对另一个女演员说：
“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角演员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10个导演9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谁知隔墙有耳，从此，性格倔强的江青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周扬、夏衍、张庚选择由王莹主演《赛金花》的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满天飞：“蓝苹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蓝小姐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噩耗传来，一向喜欢鲁迅杂文的22岁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念鲁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绸缪》月刊上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一文。她描写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她写道：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十万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地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用华丽的辞藻、激昂的情绪、独到的观点，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入了一丝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的生活”的陈腐观点。
江青宣称演员应该是创造者，她说：“当一个演员确实地知道自己有着演戏才能的时候，就得拿出坚决的意志和毅力来教育自己，使自己能支配自己，能把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配合在不同的场合中。因为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物是恰巧同你一样的，就是有所谓适合自己性格的角色，但那也不过是那个角色的某一部分和你相近，绝对不会完全相同。并且演戏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生活，所以演员在舞台上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而完成的一种艺术（不是生活），而不是毫无变化地把自己硬搬了出来（我并没有否认演员个人的人格一贯地作用于他一切人物的表现中）。如果这样，那就没有创造的表现，没有创造就不能成活的艺术，而是无生命的东西。”
她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
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
江青最后写道：“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阶段，经自己融化在纯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此时，倔强而叛逆的江青已经厌烦了唐纳的无休止的纠缠，厌烦了报纸上纷纷扬扬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无耻文人的攻击。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不愿再当演员的想法，要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着手进行联系。他写信给在西安的徐明清说：
“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
王洞若还告诉徐明清说：江青要去延安。
江青在离开上海前，兴奋地告诉与她同岁的好友秦桂贞说：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就在这5月间，江青离开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此时，姐夫已经去世，她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了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说不满17岁的江青，离开济南投奔青岛大学的老师是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话，那么，此时23岁的她投奔延安，则是决定了她数十年后死无葬身之地的人生归宿。
此一去也，有分教：旧怨新仇来心底，拳经脚法各有术。
欲知江青到延安以后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江青在1937年5月14日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中提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这种艺术主张竟出自一个年轻的艺术家的笔下，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的确是十分难得的。难怪在20多年后，在她的指导下，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了一幕幕的为劳动人民大众服务的艺术精品，这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咨询微信: qunfeiyang2014, 1393777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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