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
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话说1937年12月13日，国民党曾经吹嘘的“南京保卫战”仅仅经过近半月的激战便失利了。战役最高指挥官唐生智率长官部少数人员在第36师掩护下渡江而去。他所下达的突围命令，只有第66、第83军两部遵照执行，成功突围。其余各部混乱不堪，惨不忍睹。南京陷落。
早在攻陷南京之前，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就策划了将南京的中国军民包围并屠杀的罪恶计划。据第6师团23联队第4中队第3分队分队长中野忠之寿笔供：“1937年12月11日以后，于江苏省下关及长江上，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针：决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将中国抗日军军人及抗日爱国人民从东南西北加以包围，逐次压缩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
在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奸淫、放火、抢劫和血腥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在日军大屠杀期间，《纽约时报》、《中央日报》等中外媒体，均对大屠杀进行了大量的揭露。战后，据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
12月13日这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成以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为成员的边区政府新的主席团，由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此时，“十二月政治局会议”还在继续进行着，正讨论如何对待陈独秀愿意回到党内工作的问题。
原来在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并没有吸取教训，也不承认错误，可他对毛泽东的敬佩却一直没有改变，不但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还对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根据地大为赞赏。他认为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要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直接邀请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张国焘、邓中夏5人参加，陈独秀鼓励其他4人都去，而他则拒绝参加。1929年以后，陈独秀攻击“六大”路线。此一时期，他的观点与苏联托洛茨基不谋而合。10月16日，他和彭述之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走上了分裂党的道路。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4人决议案》。1931年5月，在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1932年10月15日，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将陈独秀逮捕入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经胡适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保释，才被释放出来。托派分子又请他出面把托派组织起来，他的回答是“各奔前程”。托洛茨基邀请他到美国会面，他拒绝了。胡适拉他去美国，说有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写自传，他说：我的生活简单，用不着去美国。胡适、张伯苓和周佛海拉他进国防参议会，还说蒋介石答应给他5个名额。他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蒋介石打算让陈独秀出任政府劳动部长，陈独秀斥蒋介石是“异想天开”。蒋介石又派朱家骅找陈独秀，请他另组一个“新共党”，给他10万元经费，他还是不为所动。他就是一门心思找中共中央联系，先是让他的代表罗汉先找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表示愿意回到党内，在党的领导下工作。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讨论陈独秀的请求时，王明坚决反对让他回到党内。他说：
“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例外。”
有人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王明说：
“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
毛泽东与陈独秀还是有感情的，但他更坚持党的原则，他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真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3个条件时，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
第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第二，公开表示拥护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其它关系，则在上述3个条件实现后，再行考虑。”
毛泽东的主张和他提出的这3个条件，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尔后，毛泽东与张闻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南京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发去了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电文。可陈独秀却拒绝接受中共中央的3个条件，他说：
“我已经不是托派，所以没有发表声明脱离托派的必要。我们过去没有错误，所以也没有承认错误的必要。”
后来，董必武在1938年8月代表党组织多次去看望在四川江津县城的陈独秀，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固执与偏见，写一个书面检查，回到党内工作。陈独秀却依然说：
“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因私废公，中共中央也就没有让陈独秀回到党内。斯时已经叛变投敌的张国焘趁机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再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用以对付延安的宣传。蒋介石便让戴笠和胡宗南以私人身份，带了水果和茅台酒等礼品秘密拜访陈独秀。陈独秀拒不接见，戴笠、胡宗南找到高语罕通融，这才见到了陈独秀。陈独秀说：
“我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问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动，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
这正是：月转圆缺光辉在，竹生枝杈气节直。
陈公本是拓荒者，局限执拗两误之。
后来，陈独秀在1942年5月27日因患高血压病逝于江津县城10公里外鹤山坪石墙院，终年63岁。
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曾经对陈独秀作了正确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
“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
再说1937年12月13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认为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均有最严重的意义。
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在于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取得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党七次大会应当对于自党六次大会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
三、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期限不能过长，应尽可能地在较短时间内召集大会。
四、党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事日程，政治局暂提议为下列各项：
1、10年奋斗的基本总结和今后奋斗的基本方针。2、如何组织和保障全中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胜利。3、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对日抗战工作。4、在新工作条件下的党的建设问题。5、改选党的中央领导机关。
此大会议程应交六中全会审核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决定。
五、为有系统的进行一切有关召集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准备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准备委员会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1、毛泽东 2、陈绍禹 3、朱德 4、周恩来 5、项英 6、张闻天 7、张国焘 8、秦邦宪 9、赵容（即康生——笔者注） 10、廖陈云（即陈云——笔者注） 11、王稼祥 12、彭德怀 13、任弼时 14、邓发 15刘少奇 16、何克全 17、林祖涵 18、吴玉章 19、董必武 20、徐特立 21、曾山 22、张鼎丞 23、陈毅 24、杨靖宇 25、高岗
准备委员会之主席为毛泽东同志，书记为陈绍禹同志，为便利于进行经常工作，决定在准备委员会下设立秘书处，由下列同志组织之：
1、毛泽东 2、张闻天 3、赵容 4、廖陈云 5、陈绍禹
六、准备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责任，在于在中央领导之下，动员全党同志和扩大民众积极参加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准备工作。
七、各级党部对于大会之应行具体准备工作，由准备委员会秘书处拟定交政治局批准后通知全党。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1937年12月13日通过（签名 略）
12月14日，“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
王明原本善于拉帮结派，故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有些得势，因此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身处此境，为了抗日大局，不得不在策略上让了一步。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张闻天竟然在这关键时刻，要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王明。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毛泽东提议，在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于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在中央不再设立总书记职务，重新改组书记处，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
会议决定增补刚刚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加上原书记处的张闻天、毛泽东，改组为新的5人书记处。免去了博古、周恩来、项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决定，博古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维汉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任中央敌区工委书记，康生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提议，由任弼时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凯丰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为长江局委员、组织部长。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中共东南分局，以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丕显为青年部长，陈少敏为妇女部长，温仰春为秘书长，领导新四军工作。东南分局受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
就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不动声色地与王明“打了一个平局”。
由于蒋介石希望了解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特邀王明赴武汉一谈。因此会议决定，王明可以组团去武汉一趟，同国民党谈判，但应很快回延安工作。
12月16日，毛泽东以他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朱德、任弼时，他写道：
朱、任：
甲、根据聂电，平汉路以东地区现甚空虚，拟向东派出两支队游击。（一）由129师以步兵一个营附骑兵一连，深入到磁县、沙河、赵县以东之永年、广平、曲周、广宗、清河、平乡、南宫、新河、枣强广大地区活动。（二）荣臻以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组成支队，深入到石家庄、保定、定县之线以东，沧石公路以北，天津、霸县至定兴公路以南地区活动。首先即须破坏保定、高阳、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机动地区，其次沧石路之破坏亦很重要。
乙、该两支队须配足得力的军政干部及无线电台番号、独用密本。
丙、该两支队任务：（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遗散武器，扩大本身。
丁、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毛泽东 彭德怀 16日
12月17日，129师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以769团4个步兵连队、1个机枪连队、1个骑兵连队组成东进纵队，由386旅副旅长陈再道任司令员，东进冀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12月18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到达汉口。
12月21日，王明、博古、周恩来、凯丰等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会见了蒋介石。王明在会见中就如何改善工农处境、调动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低三下四地乞求蒋介石说：
“我们甚望贤明的中央和地方当局，对各地有产阶级分子采取说服和立法的办法，使他们改正对于劳苦大众的态度，使他们对劳动群众作必要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让步，以便提高劳动者法权地位和改善劳动者痛苦生活。”
蒋介石一见王明，就高兴了。会见结束后，蒋介石说，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经中共中央同意，王明就留在了武汉。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在武汉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为一个组织，由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7人组成，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中央长江局。周恩来不经过中共中央，擅自把长江局书记让给王明，他自己为副书记。王明的目的又一次达到了。
此时，在武汉的政治局委员有5人，他们是：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项英，毛泽东不得不再退让一步，予以承认。从此，王明以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身份，多次违背党的组织纪律，擅自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宣言和谈话。他头脑发热，幻想总有一天会成为“七大”的总书记。因此，他企图在武汉建立第二中央。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
此时，叶挺、项英在日本租界的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分析抗战形势，总结上海和南京失陷的教训，研究当前的工作和任务，标志着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
12月25日这一天，王明在武汉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巩固国共两党精诚团结，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公开吹捧蒋介石领导了全国军民“5个半月的英勇抗战”，提出了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六大纲领”，其中在第2条中强调：“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在政治上、组织上、武装上，加强现有军队，建立新部队，有组织的进行征募兵役运动，使我国在持久抗战中，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足够数量的有新式武装的和政治坚定的国防军队。”他企图以这个“六大纲领”与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相对抗。
12月27日，王明在发表的《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中，竟然说国民党“是中国一大部分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说蒋介石是“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说“国民党内部”“绝没有什么法西斯蒂一类的组织”。
后来他于1938年1月在武汉大学所作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演讲中，否定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开放民主、改善民生的要求。他说：
“现在也有一种恶倾向，就是先问民主自由够不够，然后再谈统一战线。这是不对的。统一战线的建立，抗日之外没有其它的条件。”“抗日高于一切”。
他提出了毫无原则毫无立场的所谓对友党友军的工作方法和方式。他说对友党友军要：“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
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思潮对新四军工作及武汉地区抗日救亡工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时，武汉地区有共产党领导的青年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和蚁社等进步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颇为活跃，社会影响很大。王明为了表示诚意，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下令这些团体去到国民政府登记，结果一个个被国民党下令解散。王明将这些抗日团体的一部分干部输送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了。
12月30日，毛泽东以他和张闻天等人的名义起草了给正在武汉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一封重要电报，他写道：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3万至5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南段之敌。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
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钳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提议。”
12月底，西路军部分干部经新疆、兰州、西安回到延安，他们是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郭天民、曾传六、李天焕。毛泽东在接见他们时说：
“西路军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少数民族地区，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大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的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西路军失败了，但这不是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1937年底的一天中午，校长办公室通知刚到抗大学习不久的陈先瑞说：
“下午3点，你到毛主席家里去一趟。”
陈先瑞，1914年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今安徽省金寨县双河镇）一个贫农家庭，幼年给地主放牛，受尽欺凌。1929年8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 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4方面军手枪团班长，红25军手枪团分队长、中队长，红25军224团1营政委和223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鄂豫皖第1至5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 月，他随红25军长征，12 月到达陕南，月底，奉命带领223团七连和少数干部到鄂陕边区的湖北陨西、陕西山阳、镇安等地打游击，开辟鄂陕根据地，组建了鄂陕游击师。他被任命为司令。1935年2 月，鄂陕游击师改为鄂陕游击师总司令部，陈先瑞任司令员，统一指挥鄂陕边区的3、4、5、6、7、9路游击师和华阳游击大队，参加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同年7 月，红25军离开陕南西征北上后，陈先瑞继续领导和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9 月，鄂豫陕特委成立并组建红74师，陈先瑞任特委常委、红74师师长，率部坚持鄂豫陕边界地区的游击战争，部队由组建时的700 多人发展到2000 多人。1936年12 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74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对内仍称红74师），陈先瑞任军长。1937年红74师在三原改编为八路军115师留守处，陈先瑞任留守处主任。同年10 月，他改任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团长。
且说这天下午3时许，陈先瑞准时赶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进门，毛泽东便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
“你叫陈先瑞，国民党的报纸把你的名字写成‘陈光瑞’，不管是‘先’还是‘光’，反正你在陕南坚持斗争挺有点名气，在国民党那里是挂了号的。人家动用几万军队围攻你们，就是没搞倒你们，这说明国民党不行。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1万大洋。你知道吗？1万大洋可不少啊！”
陈先瑞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见毛泽东说起他的情况如数家珍，感到非常惊奇。毛泽东看到他吃惊的样子，爽朗地笑了。陈先瑞在桌旁的一条木凳上坐下来，毛泽东坐在桌子的对面。他伸手从旁边的书堆上拿起一包烟，抽出一支点燃了，抽起来。陈先瑞趁这个机会，打量了一下简陋的房间，又观察了一下毛泽东，只见他穿着一身旧的灰棉衣，身材挺魁伟，头发往后梳着，宽宽的额头，炯炯有神的眼睛，给人一种很不平凡的感觉。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说：
“鄂豫皖边区闹革命是比较早的，出了一大批红军干部，你15岁就当红军了，也是一个红小鬼呀。”
接着，毛泽东问起红25军在鄂豫皖时期和在长征中的情况，又问了红74师在鄂豫陕边坚持斗争的情况。他说：
“你们在陕南干得好，国民党动用大量军队进攻你们，你们不但没垮，反而发展壮大了。主力红军在西边行动，你们在东边闹华山，配合得好啊！你们保存了两千多人的力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我们过去天天行军打仗，没有时间总结。现在有了陕甘宁这块根据地，可以很好地总结一下过去的经验。”
毛泽东又问陈先瑞参加抗大学习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困难？陈先瑞说：
“这是我参加革命后的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是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我是有决心学好的。”
毛泽东高兴地说：
“我们党决定办抗大，就是要有计划地把高级干部调来培训。现在，我们有很多红军干部，革命信念很坚定，道理也懂一些，有实战经验，但就是理论水平不高，文化学习不够，军事理论素养较低，光实干，不会讲，不能写，光知道打仗，不熟悉指挥艺术，这是不行的。我们办抗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批批来，一步步提高。你这次来学习，也是我们下了很大决心的。你们部队的任务很重，好在离部队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随时回去处理。你要很好地利用这个机会，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政治和军事理论，联系过去的斗争经历，认真总结经验，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已经是下午5点多了，毛泽东站了起来，说：
“就谈到这里吧。请你来作客，就要给客人饭吃呀！”
警卫员把饭菜端了上来，很简单，一荤三素，外加一盘辣椒。毛泽东一边往陈先瑞碗里夹菜，一边说：
“菜不好，但要吃饱，到我这里作客可不能饿着。”
饭后，陈先瑞起身告辞，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
“欢迎你今后常来作客。”
1938年1月1日，延安工会和工人合作社举办工人制造品竞赛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帮助组织者策划以外，还亲自带头捐款捐物进行赞助。
组委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展览会之前发出了一个《缘起书》，说明展览会的宗旨是：“为着更广泛地动员和鼓励战时生产，提高工人的热忱和纪律性，奖励改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促进国防经济建设，完成工人阶级在国防经济建设中，在民族自卫战争中的任务。通过这一竞赛运动，在国防生产战线上，将有千万个劳动英雄产生出来。”
展览会展示的工业品有迫击炮、高射机关枪、手榴弹；有延长油厂的原油，自造的油墨、甲油、汽油；有定边盐场生产的盐，矿场的石炭、木炭、石灰；有女工织的布、手巾、裹腿，有工人合作社鞋厂生产的鞋子；还有铁器、木器、铜器、瓷器、窑器以及衣服和糖果。展品有115种420件。参加这次展览会的人数，签名者为3527人。
1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说：
“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
展览组委会给获奖单位和个人发了奖，奖状上有毛泽东的题词：“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
1月初，林育英因以前多次受伤，头疼时常发作，不得不带着健脑器坚持工作，就这样还是经常晕倒在工作岗位上。刘伯承见他难以坚持正常工作，便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报告了他的病情，建议中央将他调回延安疗养。毛泽东接电后，当即与张闻天等人商量，决定调林育英回延安治病。毛泽东提议由34岁的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
刘华清回忆说：“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1月6日，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从汉口到达南昌，与陈毅等人会合，在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原北洋军阀张勋公馆内以新四军军部名义正式对外办公。
在此期间，项英等首先建立了新四军的领导机构，正式确定：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其次健全军部内部机构设置。司令部建立参谋处、军法处、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秘书处，政治部建立组织部、敌工部、民运部，并开始工作。同时还分批派员赴各地传达中央指示，动员、指导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指挥部队向安徽歙县岩寺集结，筹备各种军需物资，建立新四军兵站。
1月6日这一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梁漱溟来到延安访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接待了他，并为他设宴洗尘。谈话中，梁漱溟问起他这次专程来延安拜访的主要对象毛泽东。张闻天介绍说，毛泽东既是书记处书记，又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每天要处理的事务都非常繁杂。他的习惯又是白天休息，夜间办公。因此要见他只能安排在夜间。
是日傍晚6时许，梁漱溟便被人引领到一处地方来拜会毛泽东，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到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女婿。”
毛泽东一席话，使梁漱溟惊愕得说不出话，顿了顿，他才频频点头，连声说：
“是的，有这事，有这事，好记性！”
梁漱溟，原名叫梁焕鼎，祖籍广西桂林，1893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比毛泽东大70天。辛亥革命时，他加入同盟会京津保支部，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民国后担任《民国报》记者。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成为国民党党员。1916年10月，他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印度哲学教师。从1918年下半年开始，他的堂兄梁焕奎结识了一位知交，那就是杨怀中先生。杨怀中常到梁焕奎家中去，一来二去，梁漱溟与杨怀中逐渐相熟。梁漱溟得知杨怀中也在北京大学任教，是一位对哲学很有研究的学者，便与他讨论哲学问题，还时常到杨怀中家中造访。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3月以前，梁漱溟晚间去杨怀中家，常常见到一个高个子湖南青年为他开大门。他们彼此相视点头，寒暄几句，并未互通姓名。梁漱溟在客厅与杨怀中交谈，这个青年也从不加入。梁漱溟以为他是杨怀中湖南的亲友或同乡，就没有问过。后来杨怀中告诉梁漱溟：
“这位青年是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有才有为，他叫毛泽东。”
杨怀中还说，经他推荐，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白天上班和学习，晚上回杨家住宿。梁漱溟并没有记住毛泽东这个名字。杨怀中病故后，因其身后萧条，蔡元培校长出面发动募捐，资助杨家办丧事，梁漱溟也是出资者之一。1920年，梁漱溟著成《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与批评。1924年，他辞去北大工作，到华南、华东一带考察，主张乡村建设。从1931年起，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率领他的信徒，从事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抗战爆发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工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而此时的蒋介石为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最高国务会议”内成立了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叫“参议会”，邀请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借以装点门面。梁漱溟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也在蒋介石邀请之列。于是，他就成为参议会的参议员。不久，参议会被国民参政会所取代，梁漱溟也随之成了参政员。
梁漱溟着实没有想到，如今站在自己面前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就是20年前那个经常替他开门的同龄的湖南高个子青年。他望着眼前的毛泽东，顿时产生了一种老熟人重新相逢的感觉。毛泽东豪爽热情的笑声，更使他那书生气的拘谨在片刻间化为乌有。
他们这第一次谈话的地点，不是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而是被安排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6点时分天已擦黑，工作人员掌上了灯。时值隆冬，延安的气候非常寒冷，屋里却显得异常暖和。毛泽东对梁漱溟解释说，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散热的缘故。二人叙旧已毕，谈话转入了正题。梁漱溟首先提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问题，他说：
“我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我个人心中也十分悲观。不知道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华民族会亡吗？我这次来到延安，就是想就此向中共领袖讨教。”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没有插话，只是抽烟，喝水。等梁漱溟说完了，他面露笑容，十分果断而斩钉截铁地说：
“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泽东一开头口气就这么肯定，神态这么坚决，完全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他又十分详细地分析了国内国际形势，分析了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他还说：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反攻3个战略阶段。在3个阶段中，敌我力量将由敌强我弱转化为敌弱我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途。”
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梁漱溟说：
“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
他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蒋介石的讲话、文件，他看过、听过，个别交谈也有过几次，但从来没有毛泽东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他接着说：
“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受益良多。”
毛泽东谦虚地说：
“梁先生过奖了。”
梁漱溟话锋一转，询问起有关国共两党合作和国家统一问题，毛泽东一一作答。梁漱溟又说：
“在我看来，中国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回答说：
“梁先生的这种看法，我完全同意。”
听到毛泽东如此说，梁漱溟感到振奋和鼓舞，索性将自己对中国建设问题的看法，全部兜了出来。毛泽东等他说完了，强调说，在目前应当一切服从抗战。梁漱溟则说：
“这在我也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一事。我认为，此一决定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一则，真心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根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二则抗战必求他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如果我们自己的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使梁漱溟感到意外的是，毛泽东竟然再次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转眼间，已是后半夜了。毛泽东客气地说：
“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今天我们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漱溟起身告辞，将他的两种小册子和40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赠给毛泽东，他说：
“我先送您一本书，请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泽东说：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
此后，毛泽东又先后与梁漱溟长谈了7次，据梁漱溟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8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6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
1月7日，毛泽东与梁漱溟进行了第二次长谈，也是从下午 6点开始的。这次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双方欲罢不能。梁漱溟称这次长谈为“互不相让的争论”。
他们谈话的内容是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取出一卷纸，纸上已将梁漱溟书中的要点全部摘录排列得井井有条。他说：
“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过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他说：
“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表示对毛泽东的观点不能苟同，他说：
“中国社会和欧美相比，缺乏固定成型的阶级。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资本主义之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种对立对抗，在中国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中国虽有贫富贵贱之分，但流转相通。”
梁漱溟引用了许多例证加以说明，坚持主张用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都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梁漱溟总是坚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
毛泽东说：
“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与其它社会相似的一般性。”
梁漱溟马上反驳：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性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乎？”
毛泽东不得不叹息道：
“梁先生！你是个宣传家哩。”
他们的争论虽然激烈，互不相让，但二人都没有动气。梁漱溟后来在《访问延安》一文中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
梁漱溟还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情形：“我记得两人长谈时，我坐着的时候居多，而毛主席则常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他又斜倚在他的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这样的谈话形式，使人感到从容而亲切。可是，发生了激烈争论时，两人又都互不相让，不从各自的立场后退一步。我们的争论很激烈，但毛主席从没有动气。由此可见他的气度宏大，是了不起的。因此，在谈话结束之后，好像彼此心气相通，毫无隔阂之感，而且，心里总觉得有一种满舒畅的味道。我就是在通宵的长谈之后，怀着这样的舒畅的心情，退出他的住室。”
梁漱溟后来在93岁时，再次向采访他的记者描述了他和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他说：
“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时而踱步，时而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留存，听下回分解吧。’”
欲知毛泽东和梁漱溟后来的关系怎样？请往下慢慢看。
东方翁曰：从上一章末到本章讲述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又同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斗争。比起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这次斗争更艰难，更具有危险性。同张国焘的斗争，中共中央首先占有领导地位的优势，其次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占有人数上的优势。因此，毛泽东以他那特有的大智大勇战胜一个拥兵自重的莽夫，虽有惊险，但还是有充分的自信和完全的把握的。而这次同王明的斗争，毛泽东除了智慧，就没有其它优势了。一是王明打着国际旗号，二是党内大多数领导成员都站到了王明一边；更要命的是，张闻天竟然要将总书记让给王明。毛泽东好不容易不动声色地同王明打了一个平手，周恩来又擅自将长江局书记让给了王明。长江局里的政治局委员就有5人，使王明实际上拥有了第二中央。这就迫使毛泽东不得不继续让步了。他唯一能做的就像以前将王稼祥送去苏联治病一样，决定将任弼时派到共产国际任职，争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以期实施绝地反击。实际上，毛泽东同王明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斗争是终其一生的大事情，只要认真研究一番党内斗争的全过程，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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