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
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话说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延安桥儿沟一座旧教堂里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开幕式。
出席开幕式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2人，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 王明 张闻天 刘少奇 陈云 项英 博古 王稼祥 康生 彭德怀
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5人，他们是：关向应 林育英杨尚昆 李富春 李维汉
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8人，他们是：贺龙 罗荣桓 谭政 彭真 高岗 罗瑞卿 林彪 邓小平 萧劲光 萧克 潘汉年 徐特立 曾山 吴玉章 张文彬 朱理治 黎玉 贾拓夫 林伯渠 谢觉哉 李昌 冯文彬 滕代远 郭述申 高自立 成仿吾 高文华 柯庆施 徐海东 程子华 谭余保 李六如 杜理卿 陈刚 杨松 曹轶欧 孟庆树 涂振农（后于1943年初在南方叛变投敌）
全会一致通过由12名政治局成员组成六中全会主席团；推举李富春为秘书长。毛泽东代表主席团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
接下来，张闻天主持会议并致了开幕词。
王稼祥向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见上一章末）。
主席团决定由毛泽东以他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由周恩来去武汉面呈蒋介石后，再回延安参加会议。
1938年10月1日，周恩来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离开延安去武汉。
10月4日，周恩来会晤蒋介石，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15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末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
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毛泽东这封信是用毛笔书写的，写满了8张纸，笔力遒劲，通篇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堪称毛体精品，值得毛体书法研究者细细鉴赏（可在互联网百度搜寻）。
10月5日，毛泽东和六中全会主席团向聂荣臻和晋察冀边区军民发电慰勉，电文中说：
你们“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
聂荣臻领导边区军民从1938年9月开始，开展了粉碎日军5万多人对根据地围攻的斗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热情地宣传聂荣臻在晋察冀创造的经验，他说：
“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
后来到11月间，晋察冀边区军民共毙伤日军旅团长以下5200多人。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指示》中说：
“现日寇正集中最大兵力进攻武汉，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各政治机构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注意：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因过分强调，武汉一旦失守，则会产生悲观失望及一切不正确的观念；立即加紧说明我们应争取防御武汉之持久，但应强调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说明中日战争之持久性”“且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号召提高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坚持与日寇做长期的斗争，反对利用武汉失守及危急来动摇抗战决心，散布一切失败情绪的企图。”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扩大的六中全会上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此后在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毛泽东继续作政治报告。这个长篇报告共分为8个部分：
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上。其中第7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题目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强调说：
“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的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坚持民族统一阵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谈到“党的干部政策”，毛泽东说：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的培养人才。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现出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1）个人服从组织；（2）少数服从多数；（3）下级服从上级；（4）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谈到学习问题，他说：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地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学会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他强调说：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10月15日，张闻天在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
此后，王明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北方局工作报告》和《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
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在散步，就想趁机提出上前线的问题。他走近二人，只听毛泽东开玩笑说：
“中国有3部著名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3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贺龙也笑着说：
“没看完，没看完，不过我不是外国人！”
毛泽东见徐海东凑过来了，便问道：
“海东，你看过这3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答道：
“《三国》、《水浒》看过，没有看过《红楼梦》。”
毛泽东笑着说：
“那你是个半个中国人。”
说得身边的人都大笑起来。徐海东要求上前线，毛泽东摇摇头，说：
“好好养病，不要着急。”
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会上又临时要求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
在王明发言后，许多与会者也纷纷发言，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观点，同时也多少也涉及到了周恩来。
10月27日，毛泽东应奚定怀来信之请求，题写了3个“山脉文学”的刊名。
原来抗大、马列学院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为了发展群众性的大众文艺活动，自发组织了一个文学社，他们受毛泽东开展敌后山地游击战思想的启发，定名为“山脉文学社”。在创刊号稿子编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给毛泽东去信，请他题写刊头，因没见到回复，便让奚定怀以山脉文学社的名义，再给毛泽东写封信催一催。10月20日，奚定怀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日前，我们给你一信，请你题‘山脉文学’4字。大概因为你近来事情非常之忙，所以没有动手来办这件事吧？近期之内，我们就准备把‘山脉文学’编出来，望你能替我们题下4个字‘山脉文学’。你一定支持我们吧！”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确十分忙碌，但他还是在10月27日这一天，在奚定怀来信的信尾空白处，为他们题写了3款竖行题字，又在来信的上面横行批道：
“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
这个批语完全是用商讨的口气，可那些革命青年文学爱好者还不理解它的含义，只是觉得毛主席很忙，既然已经题为“山脉文学”，不宜再去要求重题。后来，由于印刷条件不具备，《山脉文学》就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
在10月份的会议期间，40岁的彭德怀和浦安修在延安结婚，这是彭德怀的第3次婚恋。
在此之前，彭德怀的原配夫人刘坤模学孟姜女千里寻夫的故事，千里迢迢来到抗日战场，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可是当彭德怀得知她已和人同居并生了一个女儿之时，犹如五雷轰顶，强忍着痛苦对刘坤模说：
“我不怪你，孩子不能没有妈妈，你走吧！”
就这样，彭德怀和浦安修结成了伉俪。浦安修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人们评价说，浦安修是延安屈指可数的美人和才女。彭德怀给浦安修唯一的一份情书写得很特别，他是这样写的：
“我爱你，也爱你的家乡，愿与你同归。”
后来，新婚不久的浦安修随彭德怀奔赴前方，俩人一起度过了战争年代最艰苦的岁月。
10月下旬，武汉会战进入最后阶段。
此次会战是从1938年6月中旬开始的，国民党军李宗仁的第5战区和陈诚的第9战区共110万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地区，同日本侵略军第11军、第2军25万人展开激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在苏联航空志愿大队的配合下，国民党军的空军和海军也参加了会战，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的作战。4个月后，日军7万多人，2.7万匹马于10月11晚突然在广州大亚湾登陆，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淡水、惠州、博罗和增城，21日攻至广州近郊。余汉谋的12集团军仅仅10天就被日军击败，余部从广州撤退，21日下午，广州沦陷。10月25日，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守军溃退。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会战结束。
武汉会战持续4个半月，国民党军以伤亡40余万人（军事委员会统计阵亡为254628人，加上负伤超过40万）、苏军伤亡100余人的代价，毙伤了大量日军。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称，其第11军战死4506人，负伤17380人，第2军战死2300人，负伤7600人，还有900人病死的，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则为25.6万人。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
此后，正像毛泽东9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和9月底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所预料的那样，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战略相持阶段。
关于在武汉会战中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指挥失误，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其《私人回忆资料》中所写的《武汉会战之教训》曾这样说：“一、指导计划固应按各时期情况适宜变更，但如变更频繁，有使作战军不能追随之苦。此次会战中之最高指导即有此弊。二、指导计划须顾虑部队现状及实力，尤其在持久战之基本原则上，其始终目的何在，似应预先计及，否则处处追随敌人，对作战试探性之处置，必难贯彻始终。例如此次武汉撤退时机，原来决定在8月底，后改为9月18日，又改为9月底、双十节。直至10月20日，领袖尚在武汉。于是转战数月之残破部队不能不在金牛、保安线上竭力苦撑，以致以后转移未能按照计划实施，陷于溃退。三、无训练部队绝对不能作战。如此次王陵基部见敌即溃，致影响全局战斗之处，实不胜举。四、对装备优良之敌，以诱至山地决战有利。因一到山地，则敌之优点即难发挥，结果与我相等，而我再以旺盛的精神临之，必易成功。如万家岭之役是也。”
1938年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结论报告。11月6日下午，毛泽东继续作结论报告。这个结论报告共分5个问题：
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
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
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
第五，其它问题。
后来，这个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在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毛泽东说：
“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毛泽东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他说：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谈到“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为转变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所采取的怀疑和反对的错误态度，特别强调说：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好处。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失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发展广大的和坚持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在长期的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11月6日下午，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和《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政治决议案》中写道：自遵义会议特别是洛川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彻底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加强党的团结和组织纪律性，“认真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会为在中央苏区被“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迫害的萧劲光、瞿秋白、何叔衡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为被“左”倾错误路线杀害的旷继勋、曾中生、刘士奇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平反昭雪。
全会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的提议，林育英由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增补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张闻天向政治局提出，要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不主张这样做。张闻天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此议。
毛泽东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特殊的情况下，为防止王明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提出中共中央不设总书记，由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那只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以后的实际工作证明，书记处没人牵头不行。如果谁都像王明那样，你发一个指示，我发一个电报，中国共产党非乱套不可。所以，六中全会在进行组织调整时，做出了如下安排：
书记处书记仍是原来的5个人，只在党内分工和排名次上进行了变动：由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5位书记的重新排名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
这样，张闻天由原来的第1位降到了第2位，王明由第3位降到了第5位。
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免去周恩来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职务。
设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原局以刘少奇、朱德、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由刘少奇任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南方局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组成。由周恩来任书记，驻重庆。南方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工作以及沦陷区的工作和港澳地区的工作；同时，领导华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由项英任书记，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和新四军的工作。
充实中共中央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为常委，由杨尚昆任书记。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成立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由彭真任晋察冀分局书记，由郭洪涛任山东分局书记。
王明留延安工作，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兼管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党校委员会、妇女部及延安女子大学校长的工作。
博古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
林育英担任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主持创办月刊《中国工人》。
王稼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协助毛泽东处理中央军政大事。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全体与会者进行了会餐。
会餐结束后，天空已经生起了一轮明月。毛泽东依然像刚刚打完胜仗那样兴奋，同大家谈笑风生。他和王稼祥等人在回住处的路上遇见了朱仲丽，便把朱仲丽介绍给王稼祥，说她是湖南故人之女，萧劲光夫人的妹妹，是一个医生。就在这时候，正好王明从窑洞里走了出来，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便把话题一转，微笑着问朱仲丽：
“小朱，我问你，你愿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老板呀？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
他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
“第一，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老板，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
尚未说完，他自己已经忍俊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引得其他领导人也会心地笑了。朱仲丽见众人这样乐，不明就里，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
“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
这次路遇，毛泽东的特意介绍和朱仲丽的言谈举止，给王稼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没过多久，王稼祥就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他写的是：
“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
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就非常高兴地跟着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的，他们更加熟悉了。又过了几个月，王稼祥突然问朱仲丽：
“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此时的朱仲丽虽然已经爱上了王稼祥，可她也想不到王稼祥竟然如此直接，叫人猝不及防，便失声问道：
“为什么要这么快？”
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说：
“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就这样，朱仲丽经姐夫萧劲光牵线，终于在1939年3月5日与王稼祥正式结为夫妻了。
且说贺龙在六中全会结束后要回晋西北去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师何其芳与文学系第1期的一部分学员，音乐系、戏剧系和美术系第2期的一部分学员，将随着他一起渡过黄河，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去实习3个月。何其芳来向毛泽东辞行，他汇报说，他将要在前方八路军活动地区搜集材料，写一篇报告文学。毛泽东鼓励他说：
“文艺工应该到前方去。不过，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的。当初我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坐，就只好用两只脚走路了，很快就学会了走路。”
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政治局会议便移至毛泽东的住处开了，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定夺。为此，张闻天招来了一些人的讥讽，可他却坦然地说：
“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张闻天工作踏实，作风民主，能够把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大家的意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毛泽东曾经戏称其为“开明君主”。他还曾经对王震说：
“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张闻天为毛泽东能理解他感到十分欣慰，他说：
“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这个时候，张闻天在党内的分工是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为贯彻六中全会精神，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安排。此后，边区党委副书记兼中央统战部常委王观澜在桥儿沟召开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传达毛泽东在全会上的两个报告，讲了3个多小时。新任中央统战部长王明也赶到桥儿沟会场，听了这个传达。
第二天，王观澜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巧碰上王明也在座。毛泽东问王明：
“桥儿沟会议的报告怎样？”
王明支支支吾吾地说：
“好是好，就是太长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
“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啊！”
王明此时为什么还要挑王观澜的刺呢？此事说来话长。早年在莫斯科留学时，二人就结成了冤家。那时候，王观澜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被王明视为托派分子。而今王观澜坚定地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自然就成了王明的眼中钉。不久前，在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就因为在“边区”和“统战区”有无区别，发生了激烈争论。王明武断地说：“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王观澜则坚持认为，“边区”是指共产党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二人为此争得面红耳赤，王观澜气愤地说：
“把边区和统战区混同，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口号的翻版。”
王明见王观澜公然和他唱反调，心中十分不舒服，就找王观澜的岔子，重新提出他在莫斯科学习时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王观澜闻讯后，直接找到王明，当面责问：
“你说我是托派有什么根据？”
毛泽东闻知此事，进行了干预。他直截了当地说：
“王观澜经过我10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不久，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萧劲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使王明再也难以干扰边区统战工作，施加错误影响了。
王观澜以前在长征路上得了肠胃病，此时因为劳累过度还经常发作。毛泽东关切地问他：
“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工作的？”
王观澜如实作了汇报，末了说：
“每天无论工作怎样，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
“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
欲知后来王明表现如何，待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武汉会战问题，请读者注意毛泽东9月24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他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的形势，说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他在9月底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也曾暗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他在10月7日起草的《关于目前日寇进攻武汉对各政治机构宣传鼓动工作的指示》中又强调说：“田家镇已失守，武汉不守的可能性很大”，“现在不应强调保卫武汉”。“武汉即使失守，中国仍能继续抗战”。“一城之得失，不会决定胜负”。果不其然，事态发展的结果，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出现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事物发展的预见性和未雨绸缪、应对事变，的确是超乎常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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