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将变成一个
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
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
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
话说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说：
“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事业亦加以改进，通为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党宣传。《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早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中央机关刊物是《解放》周刊。此外还有《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共产党人》等10多种报刊杂志。在1940年以前，这些报刊杂志与时代的需求基本相适应。但从1941年开始，《新中华报》就显得内容不够了，而且是3日1刊，周期长，分量也不足。《解放》周刊有时是两周合刊，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其它报刊也基本类似。再加上根据地进入非常困难时期，纸张、经费严重不足，发行渠道堵塞。因此，毛泽东向中央提议停办其它报刊，集中力量创办《解放日报》。
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由博古任社长，杨松任总编辑。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了一篇发刊词，全文如下：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4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摩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摩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予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予以坚决地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予以坚决地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5月间，中原局把徐海东的病情和心情报告给毛泽东。
此前，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肺病复发。在皖南事变后，他对新四军的损失十分痛心，因之病情加重了，病倒在了华中战场上。
毛泽东给徐海东发了一封200多字的电报，大多是安慰他治病的话，最后是8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徐海东看了毛泽东的电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让秘书把那8个字，用毛笔写在日历牌的硬纸上，放在自己的枕边。回想起自己在延安治病时，毛泽东曾多次去看望他，知道他不能吃东西，就亲自批条子，派人送给他50块钱作为生活补贴。毛泽东对他太关心、太爱护了。徐海东对毛泽东充满了感激之情，他相信，有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八路军、新四军在，天不会塌下来。
徐海东在养病期间，总忘不了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所说的谁看不完那3部古典小说不算中国人的笑话。他常说，只要我不死，一定要读完《红楼梦》，决不做半个中国人。他在病情稳定的时候，除了注意战局，学习共产党文件，就坚持读《红楼梦》，终于读完了这部小说。他高兴地说：“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了。”
5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统战部送来了一个开会通知。这是一份出席干部会议的人员名单。韩光见名单上有其他几个科长的名字，唯独没有自己，心中很不舒服。他还听说毛泽东要在会议上作报告，便决心一定要争取去听听。他找到副部长柯庆施，说：
“柯部长，别人都有会议通知，我也想去参加会议，不知是否可以？”
柯庆施说：
“按条件，你可以参加。这样吧，你写一个简历和申请，我给你送上去。”
韩光按照要求很快就写好了。柯庆施便把他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秘书长李富春。
第二天，韩光便接到了参加会议的通知。
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长篇报告。
毛泽东作报告从来不喜欢照着稿子念，只偶尔看一眼简明扼要的讲话提纲。这一次的报告也是如此。只见他站在讲台桌前，面前放着两三页纸，讲话间，时而在桌子前走来走去，时而举起右手打着手势，以期引起听者的注意。他那生动的语言，严谨的论证，深入浅出的道理，妙语连珠的比喻，不时引起会场上阵阵的掌声和会心的笑声，气氛十分热烈。
坐在听众席上的韩光聚精会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他感觉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的最好的报告。毛泽东一开始便说：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关于“研究现状”，他说：
“‘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关于“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说：
“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关于“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
“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作没有党性，或叫作党性不完全。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他的“号召，很快就在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引自《毛泽东选集》注释语）
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为成为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
华中局由刘少奇、饶漱石、曾山、陈毅、邓子恢、张云逸、郑位三、郭树勋、彭雪枫、黄克诚、张鼎丞、谭震林、刘英组成；刘少奇任书记，饶漱石任副书记。
华中军分会由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赖传珠、罗炳辉、刘炎、粟裕、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张鼎丞、谭震林、曾希圣、傅秋涛、彭明治、谭希林、叶飞、周骏鸣、张爱萍、郑位三组成；刘少奇兼任书记，陈毅、邓子恢、赖传珠、张云逸、黄克诚、饶漱石、刘炎为常委。
5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党内指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全文如下：
1、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2、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3、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4、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做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5月25日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份《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全文如下：
中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占的重要地位，中共每一负责同志和领导机关之一言一动在全国以至全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影响，政治形势之紧张，敌人谋我之尖锐，党派斗争之激烈，都要求我党统一对外宣传及采取慎重处事的态度。从近几月中各根据地的广播与战报看来，我党的对外宣传是不适合于这个要求的。特别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许多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之公开广播（如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马日事变的估计，陈团起义的发表，仇货充斥的自白等〉，与各地对外宣传工作中独立无政府状态的存在。这种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党所没有的极端严重的现象，如不迅速纠正，对党对革命必有很大危害。因此中央决定：
（甲）一切对外宣传均应服从党的政策与中央决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的公开发言，尤应严格遵守此原则。各军事领袖不得军委许可不准公开发表有关全国性的意见。凡牵涉到全国性意义的重要政治事变，任何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负责同志及任何军事首长，在中央未指示前，不得公开发言，以保障全党意见与步调的一致。
（乙）一切对外宣传工作的领导，应统一于宣传部。宣传部应负责立即停止在这方面的无监督无政府的现象，中央局、中央分局、省委、区党委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并加强其领导。
（丙）各地方报纸下的通讯社，应成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机关。广播台及起广播台作用的战报台，应划归通讯社，并设立广播委员会专门负责广播材料的审查编辑，并由宣传部指定一政治上坚强的同志领导之，并经常检查其工作。
（丁）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各地报纸的通讯社，应有专门同志负责接收与编辑的工作，应同延安新华社直接发生通讯关系，并一律改为新华社某地分社。关于电台广播内容与广播办法等，应受延安新华社之直接领导。
（戊）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其他根据地的广播的登载与否，应根据本决定第2项来审查处理，无选择地登载是不允许的。
中央书记处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小礼堂主持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并研究解决群众负担过重的问题。
会议正进行着，突然间天降暴雨，一道闪电从屋角穿入室内，“轰隆”一声把一根木头柱子劈断了。与会人员都受到了巨大震动，惊慌失措，纷纷逃出屋外。正当众人惊魂未定之际，会议室内又传出了凄厉的呼救声。林伯渠立即派人进入室内，将受伤人员一一扶了出来。延安市高市长、志丹县赵县长、延长县白县长经过抢救都脱离了危险，唯有延川县4科科长、代县长李彩荣不幸身亡。
有道是祸不单行。在延安南关市场里，拴在木桩上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了。它的主人是一位50来岁的安塞汉子，这汉子本来就对时下的负担过重不满意，如今又损失了毛驴，气不打一处来，站在大街上扯着嗓子便骂开了：
“老天爷不开眼，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劈了李县长，劈死我的毛驴……”
周围的老乡们都吓了一跳，有的上前去劝那汉子，有的则议论说：“这是老天爷对人间的惩罚，是一种报应，是大难临头的不祥之兆。”也有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八路军抗战，是为了咱老百姓过好日子，可也不能不管咱们的死活呀！”
消息传到边区保安处，有人提议把那汉子抓起来，也有人建议向党中央汇报，请示毛泽东如何处理。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让工作人员打电话，要保安处来人谈谈。不久，边区保安处的小吴来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望着小吴问道：
“听说你们要拘留那位老乡，为什么？”
小吴激动地回答说：
“他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你。”
“是吗？他是怎样侮辱的，你说给我听听。”
“李县长是中了雷死的，与主席有甚关系？他自己死了驴，心里有气，竟然迁怒于你，而且在延安最热闹的市场上，指名道姓地骂你。我们认为这是一桩严重事件，所以应该马上拘留审讯他。”
毛泽东听罢，爽朗地笑了，他说：
“他骂了我毛泽东，可没有犯法呀！”
小吴坚持说：
“不。你是人民的领袖，骂你，说明他不是汉奸特务，就是土豪劣绅，我们拘留审讯他是应该的。”
毛泽东依然微笑着问：
“你想过没有，真的汉奸特务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骂我吗？”
小吴一怔，张张嘴却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起身走到他身旁，用温和的目光看着他，又问道：
“小吴，你知道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我们，热爱我们？”
小吴说：
“因为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呗！”
“这就对了。人民拥护我们，热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这个队伍是革命的队伍，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不管什么人，不管他采取什么方式提出批评意见，我们都应该接受嘛！你说对吧？”
“可他不是提意见，是骂人。”
“骂人也是一种提意见的方式嘛！”
小吴不再吭声了。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说：
“小吴同志，我建议你们，不要拘留那位老乡。还要请你们帮我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看他究竟对我有什么意见，行吗？”
小吴爽快地答应了。过了不久，小吴来向毛泽东汇报调查的情况，他说：
“抗战初期，边区群众的救国公粮只有1万石，1939年是5万石，去年是9万石，可今年猛增到20万石。群众嫌负担过重，对政府有意见。有的人说：‘救国公粮任务太重，群众要饿肚子了。’有的人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那位老乡就是对今年分配的救国公粮不满才骂人的。”
公粮何以会猛增呢？原来到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脱产人员已经增到了7.3万人，这么多人要吃饭，自然就需要增加更多的公粮。20万石公粮，在陕北这个不过一百三四十万人口的地方，人均负担1斗4升。这样的负担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比，并不算太重，可是和前几年相比，的确是重多了。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噢”了一声说道：
“原来是这样。”
他心情非常沉重，叹了口气，思索片刻，又说道：
“看来，这位老乡是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批评得对呀！群众的意见反映了我们工作上有毛病，有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要允许人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人家说救国公粮太重，这是实际情况。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是加重了。人家说共产党的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说明他们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就是对我们的工作和作风有意见。”
他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的任务从20万石减少到16万石。尽管如此，一些地方的征收任务还是比较重，加上有些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还是难以避免发生一些损害党和群众关系的事情。
清涧县一位农妇，因为生活艰难，干部强征公粮，忍不住骂了共产党，骂了毛泽东。保卫部门知道后马上逮捕了那个妇女，说是要枪毙她。保卫处长钱益民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东西，听完汇报，气得“啪”地一声把毛笔甩在桌子上，站起身来，盯了一眼钱益民，然后在窑洞里来回踱步。停了一会儿，他才对钱益民说：
“不要为难这位农民，你把她带来，我要亲自问问话。”
不久，钱益民将一名叫伍兰花的中年妇女带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看，此人是一位十足的农村妇女，虽说只有36岁，但看上去却像50多岁的样子，一副老实忠厚的农民形象。毛泽东马上走上前去，亲自替她松了绑，说：
“你不要怕，坐吧。”
伍兰花坐下后，毛泽东面带微笑把一杯开水送到她手上，和蔼地问道：
“你为什么要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啊？”
伍兰花误认为是保卫部门在枪毙她之前，押她到大官面前认罪，她气愤地嚷道：
“枪毙我也要骂，反正咱活着也是饿死，不如早死了痛快。”
毛泽东问：
“为什么活着也是饿死呢？”
伍兰花没好气地说：
“你们培养出来的好村干部，只知道逼我们老百姓交公粮，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
毛泽东问：
“你家有什么困难吗？”
伍兰花看到毛泽东比其他干部都和气，略微平静了一点，说：
“咱清涧苦啊！咱一家6口人，3个娃都小，婆婆72岁，男人又是个傻子，就靠我这一个女人维持这个家。咱住的窑还靠着沟边，发水就涝，就是想挖孔新窑，也没有钱雇人。共产党来了，咱分了5亩地，头两年还好，这两年村里官、乡里官、县里官，都不管咱死活啦，要公粮咱出不起，就骂咱男人和老娘。”
毛泽东问：
“村干部乡干部真的骂人？”
伍兰花说：
“妇道人家不敢撒谎，咱要说假话出门就叫挨枪子。咱不是不拥护你们八路军，只是咱家确实交不起公粮。今年遇上天旱，咱一个人忙死忙活，才收了一点粮食，咱跟催公粮的干部求情，把公粮推到明年一块儿交，可他们不同意，硬是把咱家的一袋粮食给背走了。咱想全家人都没有活路了，一气之下，是骂了毛主席。”
毛泽东听到此处，气呼呼地站了起来，点着烟猛吸几口，前后踱了几步，大声叫道：
“钱益民！”
钱益民应声进了屋，说：
“毛主席，有何指示？”
毛泽东当着伍兰花的面，大声训斥道：
“你们保卫部门在搞什么名堂？连这样简单案子都断不明白？中央对交公粮的政策规定得非常清楚，要在不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前提下，自觉地交公粮，怎么能没收老百姓的口粮呢？这位妇女敢讲真话，是位好同志，不但没有罪，我们还要接受她的意见，赶快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地拥护。伍兰花同志现在就释放，你亲自护送她回家，还要代表我跟村政府讲，不但要把没收的粮食退还给她家，还要好好照顾，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总之，不准饿死一个人。”
伍兰花听说自己面前的人就是毛主席，非常吃惊，又听了他说的话，感动得“扑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大声说道：
“毛主席，咱对不起哩，您真是人民的大救星！”
毛泽东连忙将她搀了起来，安慰她说：
“伍兰花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就该挨骂嘛！以后老百姓有困难不解决，你就来找我毛泽东。”
就在这年的6月初，与陕北的雷击之天灾相比，发生在国民党陪都重庆的“大隧道惨案”可真正是人祸了。这个惨案，与前边已经说过的1938年6月9日的黄河花园口决堤，和1938年11月13日的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3大惨案。
那是在6月5日下午6时左右，重庆市区雨后初晴，市民们正准备吃晚饭，突然间空袭警报长鸣，人们纷纷拥向较场口公共防空大隧道的3个进出口：十八梯、演武厅和石灰市。由于当局有关方面未及时对拥来的市民进行疏散，大量民众拥入了这个通风照明设备未曾验收且不能使用、洞内设计上既不能使空气对流又没有通风井，还没有排水井、出入口又狭小的特大隧道，立时呈现出饱和状态。
据当天防空部档案记载：“是日敌机24架分3批（每批8架）袭渝，自17：33起于湖北宜都松滋处发现西飞。”第一批于“19：28侵入重庆市空投弹，至19：54始经丰都东逸。”第二批于“20：4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1：20经丰都东逸。”第三批“22：17侵入重庆市郊投弹后至23：13经丰都东逸。”
由此可知，3批次空袭的间隔几乎都在近1个小时左右，可是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锁了栅门，不准里边的市民在空袭间隙出入隧道喘息休息。因此，长时间的高温和严重缺氧，致使避难者因通风不畅而窒息，同时又发生了推挤践踏，最终酿成了骇人听闻的“大隧道惨案”。
有生还者朱更桃回忆说：“在洞内，起初只觉得头脑发闷，大汗淋漓，渐渐身体疲软，呼吸困难，似乎淹在热水当中，脚下温度异常之高。左右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衣裤撕碎，好像精神失常一般。”
生还者何顺征也说：“开始感觉热得慌，心脏似欲下坠，如患急病，很想喝冷水。往外走，竟有人拉着，不能举步，黑暗中有人拉我的手乱咬，手和背到处受伤，衣服也被撕破了。”
随着二氧化碳增多，洞内部分油灯已经由于缺氧而熄灭，人群骚动得更加厉害了。面临死亡，沉默的人们再也按捺不住性子了，开始拼命往洞口挤。由于洞门是向外关闭的，人群越往洞口挤，门就越打不开。守在洞外面的防护团员只知道日机空袭时禁止市民走出防空隧道，而对洞内所发生的危险情况一无所知。洞内的人发疯似地往外挤，互相践踏，前面的人纷纷倒下，有的窒息死亡，后面的人浑然不知，继续踩着尸体往外挤。后来洞门被挤破之时，洞内的人如同破堤的河流一样冲出了出去，因此得以生还。郭伟波是冲出洞外的少数人之一，他说：
“后来，木栅不知怎样打开的，守在外面阶梯上的防护团也跑掉了。人流穿过闸门，犹如江河破堤，拼着全力往隧道口上冲。我和两位同学因年轻力壮，用尽力气随着人流挤出木栅，昏头昏脑地上了阶梯，终于来到地面上。当时我到底是凌空？是滚爬？还是被人流夹住推出来的？实在是闹不清楚。只觉得一出洞口呼吸到新鲜空气，浑身都感到凉爽、舒畅，瞬即又迷惘、恍惚，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地躺下了。我那时没有手表，昏睡了大约半个小时又苏醒过来，只听见隧道里传来震耳的呼喊和惨叫声。我从地上爬起来一看，自己躺的位置离隧道口约30米，周围有100来人，有的正在苏醒，有的呆呆地站着，然而，再也不见有人从隧道口里走出来。我低头一看，自己的上衣已经被扯破，钮扣大部失落，帽子丢掉了，肩上挎包所装的信件、相片、日记本也全部不见了。东西是损坏、丢掉了，但我总算挣脱了死神，回到了人间。”
这次空袭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陪都重庆时，防空大隧道已是死一般的沉寂，听不见活人的声音。到处都是死难者的尸体。其凄惨情状正如当时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所说：
“洞内之（难民）手持足压，团挤在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昏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
6月6日凌晨，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放在洞口。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在幕僚建议下，派出卫戍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不管死活把人一个个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运至朝天门河坝的人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他们醒来后发现随身所携带的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放声大哭。
这一天，重庆防空总司令部对外宣称：“惨案死亡461人，重伤291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在致行政院的函中称：“截止本（6）日午后4时20分止，3处洞口共计运出男女尸944具，童尸74具。至于洞内余存死亡数目，因隧道太深，一时无从清查。”6月8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再次呈文行政院说：“3洞尸体已全部运出洞外，计有1115人。”
而据广东籍的幸存者刘伟波回忆说：“一夜之间因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避难生还的欧阳祝泽也说：“十八梯洞内死的人很多，搬了一个昼夜才勉强搬完，大约死的五六千人。”曾入演武厅避难生还的李建国说：“3个洞子都死了不少人。其中以十八梯大洞死的最多，石灰市大洞第二，演武厅洞子第三，但演武厅洞子也死了不少人，大约有二三千人，总计3洞死了万把人。”
大隧道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如今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准确的统计了，但有一个数据还是可供读者参考的，那就是防空洞设计的容纳量。这一段大隧道的长度为438. 4米，乘以宽度2. 5米，面积是1096平方米；乘以高度2米，等于2392立方米。防空部规定洞的容量标准是每平方米4人。当时的审委会的解释是：“镇静之避难者, 在换气设备之防空洞滞留1小时，每人所需之空气应为1立方公尺，通常以滞留2小时为准，每人应有3立方公尺之空气量。”据此计算，该洞常规容量是4384人；加上两侧梯道面积134. 75 平方米, 容纳555人，合起来总容量就近5000人。而当天入洞人数，从上面引述的生还者提供的资料来看，有可能超过了万人。
大隧道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一职；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就这样草草了结了。
再说6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个《关于老苏区老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全文如下：
国民党正用武装进攻、胁迫、自首等方法向我老苏区老游击区进攻，这些地区党要实现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则必须：
一、隐蔽组织，避免打击。一切仅仅有利于国民党的抗战动员不再起模范作用，应与大多数民众取同样态度，对新四军家属之互助救济则在不妨害秘密工作情况下，可暗中进行。
二、对于不反对我党而反对国民党的土匪，不再帮助国民党剿匪。如上述的土匪要求我们帮助时，可以给以适当的帮助。
三、目前在大后方老苏区老游击区一般地不应当与国民党作武装斗争，但如果国民党武装进攻时在必要与可能武装自卫并能坚持的条件下，可以武装自卫，并应有不怕武装斗争扩大的决心，但武装自卫的目的仍在求得和平和保存党的力量，因此自卫斗争必须遵守下列的原则：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乙、“有理，有利，有节”。
四、武装自卫只有在迫不得已而且可能坚持的情况下进行，决不是任何老苏区老游击区都可武装斗争，因此何处应武装自卫须由南委及华中局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不能武装自卫的区域应保存枪支，并迅速撤退已暴露的干部。
五、利用社会上厌恶内战情绪，发动当地绅商、军政各界人士制止国民党的内战，分化和孤立顽固反共分子。
六、当国民党强迫党员和群众办理自首手续时，可以允许党员和群众一起假自首，那些不能假自首的干部应迅速调开，但假自首的党员绝不准破坏机关和人员，破坏机关和人员者即是叛徒。
七、党内一般地不要采取小组、支部、区委、县委等等的组织形式，不要开会，只用个别联系，选择当地能够立脚在职干部任联络员、工作员，特派员，形成只有党员而无组织形式。
八、改变党的组织形式，绝不是取消党，党员不作突出的活动也不是取消工作，每个党员应该：一方面识字读书，自我学习，另一方面以普通社会人士面目去赞助公益事业，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培养自己在群众中的信仰。
中央书记处
6月22日，德国军队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不宣而战。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了。
6月2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党内指示，全文如下：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任务是：
1、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2、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3、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6月间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远远看见黄有凤和一个女学生在一起。第二天，他在作战室看地图时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黄有凤：
“黄有凤，你快30岁了吧？昨天那个女同志是谁呀？”
黄有凤老老实实回答说：
“是的。她叫赵雪明。”
赵雪明是抗大的学员，黄有凤正和她谈恋爱。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等抗战胜利后条件好了再结婚。现在经毛泽东一问，他便红着脸把二人的交往和心愿说了一遍。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含着笑替他参谋起来。毛泽东说：
“抗日战争是个持久战，你们年纪都不小了，等到战争胜利那天，恐怕你们都老喽。我看你还是打个报告结婚吧。”
黄有凤听了毛泽东的话，就和赵雪明商量结婚的事。不久，他们就向组织上递交了结婚申请报告。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经过20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的党更进一步的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二、我们的党，虽然已有20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份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的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发展到小组织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与项英反抗中央的机会主义所引起的皖南失败，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不可终日的危险，可在某些个别部分中，确实是存在着的严重危险。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地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2）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3）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三、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的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外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的进步，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7月间，17岁的毛雪华在边中毕业了，到杨家岭看望叔叔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叔叔，我毕业了，要分配工作了。我想当教员，您看到哪里去适合？”
毛泽东说：
“你自己看呢？”
“我想去抗大。”
“去抗大？你年龄还小呢，那些学员的年龄都比你大啰。”
“那我去边中怎么样？”
“到边中有困难，你普通话还讲不好啊！”
毛雪华哑然了，毛泽东看着他的样子，说：
“你到自然科学院去吧，继续学习，多学些自然科学知识，将来解放了，建立了新中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你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出力。”
毛雪华临别时，说边中校长董纯才为制作学员证书，委托他请毛泽东为证书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题写了“为教育新的后一代而奋斗！”
后来，毛雪华在自然科学院学习期间，又应教务长魏之想委托，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毛泽东拿出一张旧《解放日报》，铺在办公桌上，挥笔写下了“自然科学院”5个大字，他端详了一下，又重写了一幅，放下笔说：
“这两份随你选吧。”
7月8日，萧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一书，同时要求见面谈一谈。
萧军是继1938年之后在1940年6月间第2次来到了延安，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7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仍然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地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生性豪放的他，论人论事从不注意方式方法，坦率直言，因此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就出现了矛盾。他曾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就在这时候，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3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
文章寄给《解放日报》后被退了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它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他还想在走前见一见一年来一直没有深交的毛泽东，就写出了那一封借书并求见的信。
7月15日，萧军等了一个星期未见到毛泽东的回信，便不耐烦了，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泽东同志：
本月8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3种：一信未收到，二近来工作忙，三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第二两项，我还愿再等一星期，如属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有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7月20日，毛泽东和萧军进行了一次长谈。萧军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次谈话的情形：
“在谈到鲁迅先生的清苦生活，以及一些战斗的故事，他（主席）的眼睛似乎有感动的泪！这是个人性充足的人！接着我就谈起了我预备谈的题目：①根据施政纲领，组织的纪律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时，应该谁服从谁？②关于党内的一些事，党外人士可否批评？他先是问我：‘你对于施政纲领是赞成还是不赞成呢？’他翻着我带去的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施政纲领。‘对于这施政纲领在原则上我是全部赞成的，只是为了其中的个别条款与我所经历的事实不合，所以引起了我的疑惑……’他接着把我在条文上所用红笔划好的地方匆忙地解说着，他指着‘把持包办’说：‘为什么要规定施政纲领呢？就因为党和群众中间有了矛盾。这几乎成了普遍现象……所以有了三三制的规定……你要知道，过去国民党和共产党全是一党专政，一时是改不过来的……起码要等3年，5年，或20年。如果抵触了政府法令也就是抵触了组织纪律……党外人士当然可以批评党……你可以批评，而且应该到处批评，拿着施政纲领批评他们……’。”
“谈到作家在延安写不出东西的原因，我把党内外作家各作了一番分析。党内：个性被消磨，文章被机械批评，自动不写了，投机分子以文章做工具。党外：生活琐碎，精神受压抑。他很为这些事所焦急！他说：‘为什么一个作家不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呢？’
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的调动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
7月30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联名给各兵团发出指示，要求各兵团尽可能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并给予他们特殊优待。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说：
“20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20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3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3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予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7月1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应该说，毛泽东起草的这一个决定不仅是方法论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政论写作的经典范文之一，值得后人认真研读。
8月2日，毛泽东经过一番慎思，拿起铅笔给萧军写了一封信，一霎时，一个个大而粗重力透纸背的铅笔字洒满了3张信笺。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毛泽东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便去信表示，“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尊重感谢的！”承认“缺乏信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是在社会上碰钉子的主要原因。萧军又十分苦恼地说，“一个人和自己格斗所费的力气，那是十倍于敌人的啊！”同时萧军又心悦诚服的表示，“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萧军向毛主席提出请求：“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你去谈谈。”并随信寄去了3张报纸和一篇文章。
8月4日，日军轰炸机共27架次，分3批空袭延安，投弹100多枚，目标是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其中一颗炸弹落在林育英的窑洞门口，爆炸声和冲击波使本来就有病的林育英的大脑、心脏受到强烈刺激。他的病急剧恶化，身体出现水肿，秘书、警卫员及其妻子涂俊明连忙将他送往延安中央医院抢救。
毛泽东获悉后，指示中央医院一定要全力抢救。在何穆、金茂岳等名医的悉心治疗下，林育英的病才得以稳定下来。
8月6日，毛泽东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再奉约略叙。敬祝健康！
毛泽东
萧军所寄“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6月17日、18日、19日3张报纸，上面有前边已经提到的周扬的那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文章”就是由他执笔的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合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8月10日傍晚，萧军又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信，只见上边写着：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此致敬礼！
毛泽东8月10日下午8时半
萧军看了信，当即来到杨家岭，在昏暗的灯光下与毛泽东就文艺界各方面的情况促膝长谈。萧军重提他与其他一些文艺界人士对某些观点的不同意见，不能在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毛泽东爽朗一笑，点拨他说：
“你不是编了一份《文艺月报》吗？《解放日报》不给你登，你不会登在《文艺月报》上吗？”
经毛泽东一点拨，萧军心中多日来的不愉快一扫而空。他问道：
“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毛泽东说：“现在正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呢！”
萧军建议说：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才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
毛泽东赞赏地说：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甭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毛泽东如此真诚坦率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萧军，他答应继续留下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夜已经很深了，萧军起身告辞，他向毛泽东建议说：
“在‘文抗’住的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投奔革命，都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啊！”毛泽东亲切风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说：“你代我向大家问好，过几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泽东由一名警卫员陪着，从杨家岭漫步来到了“文抗”的所在地杨家沟的半山腰兰家坪。萧军见毛泽东不期而至，又惊又喜，忙招呼他先到自己的窑洞里坐下，然后就匆匆忙忙地去找舒群和艾青、罗烽、白朗及其他作家。他虽然已经告诉了众人毛泽东最近可能要来造访，但不曾想毛泽东这么快就来了。由于事先没有约定，萧军跑了几个窑洞，也没有找到一个人，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才远远望见艾青一个人姗姗而归。萧军抢上去一把抓住艾青，告诉他说毛泽东已经来了。艾青急忙脱掉身上的旧军装，换上一套笔挺的西装，系上领带，随着萧军快步来见毛泽东。
夜已经很深了，警卫员提着马灯在前边引路，萧军和艾青陪着毛泽东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一直走到山下，这才握手作别，望着毛泽东高一脚低一脚地慢慢离去。
毛泽东回到杨家岭窑洞，见重庆发来一纸电文，说是国民党要员张冲已于8月11日病逝，年仅39岁。
张冲，又名淮南，字以行，1904年出生于浙江乐清，1919年考入温州省立第十中学，参加新文化运动，组织“醒华会”；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组部代理副部长。他是国民党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真心主张抗战的少数人之一，长时间代表国民党方面与周恩来等人谈判。毛泽东一直敬重张冲的为人，稍加思索，便提笔为其写下了一幅挽联：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8月12日清晨，萧军刚刚起床，见毛泽东的一个警卫员匆匆赶来，递给他一封信，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8月12日早
萧军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他的夫人王德芬，又跑去通知艾青、罗烽、舒群等人。艾青的夫人韦嫈昨晚在兰家坪的山路上散步，错过了见毛泽东的机会，听说毛泽东要见她们，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拍手叫好。
吃罢早饭，萧军在前边领路，王德芬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和舒群夫妇、艾青夫妇、罗烽夫妇一起随后跟着，一路下山，来到了毛泽东的窑洞前，早有江青抱着女儿李讷在门口迎候。毛泽东闻声走出窑洞，迎上前去，与他们一一握手，招呼他们进屋。众人进入窑洞，见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凯丰也来了，便相互之间分别握手问好，落座叙话。大家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谈得十分尽兴，不知不觉间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端上来饭菜，招呼众人围坐在一起进餐。他和大家边吃边谈，他还说，中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以便集思广益，制定一项党的文艺政策。
这时候，毛泽东住处的枣树上已经结出了一串串的青果，微风吹拂着树叶，整洁的庭院里飘逸着淡淡的清香。
有一天，毛华初高高兴兴地跨进了院门。叶子龙见他来了，就说：
“啊，你来了。有客人刚过去，要见主席你快进去，过一会儿要开会，就没有时间了。”
毛华初三步并作两步跑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正和王若飞、彭真握手，问好。
王若飞和彭真上身穿着白色粗布衬衫，下边穿着蓝色土布裤，坐下后，各自用草帽扇着冒汗的身子。毛泽东见毛华初来了，便向他招一下手。毛华初进了屋，走到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问候道：
“伯伯和叔叔们好！”
毛泽东向王若飞、彭真介绍说：
“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过去一直由我弟弟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着。”
彭真笑嘻嘻地说：
“带的和亲生的也是一样。”
“别看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
毛泽东看着眼前的侄儿，自然想到了陪着妈妈坐过监的毛岸英，想到了自己那些流浪的儿女们，想到了更多的孤儿，他越说越激动：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的那一套，杀人如麻，白色恐怖，又比封建帝王、法西斯还厉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亲族，连小孩也不放过。在中国革命的战争中，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有多少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留下多少这样的孤儿啊！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一定要打倒封建法西斯的统治，蒋家王朝非推翻不可。”
毛华初听着伯伯的话，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敌人杀害了他的生母罗醒，还把母亲的头割下来，挂在永和镇示众7天，她的身躯被丢在沙洲上，不许收尸，让狗吃，让河水冲走。毛华初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8月19日，日军飞机35架次空袭延安，投弹35枚，死伤10人。延长县也遭到7架敌机空袭，死伤多人。
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报道，从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10月，在近3年里，日军飞机不定期来延安空袭，先后共17次，投弹约1690枚。军民死亡214人，伤184人，毁公房1176间，过街楼10座，石牌楼10座，石洞5座，毁民房14452间，死牲畜197头，毁粮34.4万斤。另外还炸毁基督教堂1座，房屋94间，天主教堂房屋75间。与此同时，日军飞机还对边区境内的富县、甘泉、延长、延川、清涧等县城进行了轰炸。
且说8月26日，高克林撰写的《鲁忠才长征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是高克林在1941年初对鲁忠才运盐队的3个人做了调查研究后，所写的一个调查报告。毛泽东看后，当日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作序。他写道：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3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8月29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议定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毛泽东为组长，准备编辑马、恩、列、斯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与国民党联络参谋谈话，提出了恢复和改善国共两党关系的方案，他说：
“1、国民党释放叶挺，中国共产党派董必武出席参政会议，否则仍不出席。2、中国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疆界，国民党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力，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停止攻击。3、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4、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欲知国共关系后来如何发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十分清晰地为王明一类政治骗子画了像。那些辛辣、尖锐、深刻的语言，至今读起来，依然让人觉得痛快淋漓！想当年，王明一伙人崽卖爷田，是何等的颐指气使。到如今，他们却俯首帖耳，如坐针毡。我们后人也实在有必要把‘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对子贴在自家墙上，经常用这面镜子照照自己。这对每一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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