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论》第四篇第十三章
二、国家的首要职能
现代自由主义理论家有一种倾向，要把国家解释为一个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机关，说它的建立，是为了对社会存在所必然引起的各种矛盾进行仲裁和调解。这是避免陷入政治空谈并可以用某种差强人意方式把一大堆明摆着的事实加以糅合的一种理论。但是，这种理论包含有一个基本的缺点；认识到这个缺点，就引出了一个本质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对这种可以称之为阶级调和的国家概念进行批判，也许就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好方式。
阶级调和论一向暗中假定，根本的阶级结构或财产关系制度一一两者是一回事一一是一个不变的基本事实，在这方面，它和自然界的自在之理毫无二致。这个理论进而发问，各个阶级为了彼此相处，要有什么样的安排呢？它发现，合理的和必要的答案，就是一个调和各阶级的对立利益的机关，这个机关被赋予维持秩序和排解纠纷的权力。他们认为，现实世界上所谓国家也者，就是同这种理论推定相吻合的东西。
这个理论的弱点是不难发现的。它所依据的假设，是一个不变的、而且可以说是自我支持的社会阶级结构。这种假设的肤浅粗薄，稍读历史就可以指明。事实是，各种各样的财产关系形式及其相伴随的阶级结构，在过去是兴而又衰，断无理由说它们在将来就不再是这样。社会的阶级结构不属于事物的自然之理，它是以往社会发展的产物，并将在未来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发生变化。
一旦承认这个事实，那么显而易见，自由主义理论的错误，在于它最初提出问题的方式。我们不能这样提问题：假定已经有某种阶级结构，试问那些利益各不相同而且时常对立的阶级将何以相处？我们应该问：一个特定的阶级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并且是以什么办法来保证它的继续存在的？在试答这个问题时，立即可以看出，国家在社会中有一种职能，它比当代自由主义者所归于它的任何职能都更为重要和更带有根本性意义。让我们更进一步地考察这个问题。
一定的财产关系形式，可以用来确定和划分社会的阶级结构。从任何一种财产关系形式中，都有一个或几个阶级（所有者）捞到物质的利益，而其他的阶级（所有者与非所有者）则蒙受物质的损失。一个有能力而又有意愿要在某种必要程度上行使暴力的机关，是维持这样一种财产关系形式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调查研究表明，国家最充分地拥有这种特点，没有、也不容许有其他机关在这方面和国家相匹敌。人们一向是以下面的说法来表述这一点的，国家一一也只有国家一一对它管辖下的各色人等行使主权。所以，这就不难把国家看作是一定的财产关系形式的保护人。
现在，如果我们问一问，国家从何而来？那么，答案就是，国家是长期的、艰险的斗争的产物，在这场斗争中，生产过程中一时占有关键性地位的阶级，压倒了它的敌手，并缔造一个国家来巩固那种对自己有利的财产关系形式。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社会上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的产儿，这些阶级从特定的财产关系形式中得到好处，而巩固这种特定的财产关系形式，正是国家的责任。稍加思索就会令人信服，很难作出其他的解答。一旦我们抛弃那个在历史上站不住脚的假定一一社会阶级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的或自行贯彻的，那么就可以看得清楚，任何别的结局，都缺乏稳定性的前提条件。如果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阶级也拥有国家权力，他们就会力图利用它来建立一种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社会秩序；而各个阶级共享国家权力的结果，只会把冲突的场所转移到国家本身上来。
不容否认，这种在国家内部进行而与国家外部的基本阶级斗争相呼应的冲突，已经在某些过渡时期中发生过。但是，在那些漫长的时日中，当某一个社会制度得以比较持续地和稳定地存在下去时，国家权力一定是被一个或几个主要的受惠阶级所独占。
和阶级调和的国家论相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观点，就是人们所谓阶级统治论。前者把某种阶级结构的存在视为当然;而把国家看作是调和各个阶级的对立利益的一种机关；反之，后者认为阶级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把国家看作是操在统治阶级手里、为加强和保证阶级结构本身的稳定性的一个工具。
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论,“阶级统治”和“保护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同义语，认识这一点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当我们同意恩格斯的说法，认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时，我们所说的也就是，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当然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倾向于把阶级统治这个概念看得比“单纯”地保护私有财产更为狠毒和更为奸险。换句话说，他们倾向于把阶级统治看作是某种应该谴责的事情，而把保护私有财产看作是某种美德。因此，对他们来说，就不发生这两个概念的等同问题。当然，这往往是因为他们心中所想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财产，而是在每个生产者各自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的简单商品生产社会中可能存在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没有阶级，因而也就没有阶级统治。但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下面，财产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而财产的保护和阶级统治的维持，不难表明是一回事。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存在于物体之中一一物体的存在与物体所有制无关一一而存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财产使它的所有者可以摆脱劳动而又能支配别人的劳动，这就是社会统治的实质，而不论它所采取的形式是什么。由此可见，保护财产，基本上就保证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社会统治。而这种保证又正是阶级统治的含义所在，阶级统治则是国家所要承担的主要职能。
承认国家的首要职责是保卫私有财产，这在确立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观中，是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既然国家是私有财产的首要保护者，那么，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能不有社会主义力量同国家政权的正面冲突。
三、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
国家所关心的，首先是保护某种社会形式的继续存在及其稳定性，这个事实并不是意味着，国家不履行其他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的职能。相反，国家在其所保证的财产关系体制中，始终都是使经济机能得以发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每当马克思主义作家们分析一个现实经济制度的运行时，这个原理一般是得到他们的默认的；但是，在国家学说的讨论中，它却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其所以如此，原因是不难发现的。国家论的研究，一向都是把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的问题放在最显著的地位；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国家首要职能，一向是分析的主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这个标题清楚地指出了兴趣的中心——创立了一个为人所广泛效法的先例因此，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学说，已经为人所忽视；话虽如此，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显然有必要对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想法有所了解。
幸而，马克思在有关工作日长度一章中就一个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非常重要问题，细致透彻地分析了国家的作用。通过对这一章的比较详细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推知，关于国家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体制内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指导原理是什么。
剩余价值率一一马克思理论经济学体系中关键性的变数之取决于三个因素：劳动生产率、工作日长度和现行的维持一般生活的水平。所以，探讨工作日长度的决定因素，便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而这显然不是什么狭义上的经济规律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
“撇开伸缩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 可是另一方面， 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在对前资本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涉及工作日长度的剥削方式作了描述之后，马克思就考察英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这个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产生了“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雇主们拼命地要从可用的前资本主义人材中造就一个有训练的和有纪律的无产阶级，为此他们常常不得不求助于国家。延长工作日长度的法律就是这样产生的。但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工作日的延长是一个十分缓慢和渐进的过程。延长劳动时间的过程，一直要到 18世纪后半叶工厂制度迅速发展时才开始，而在19世纪的早期就达到了声名狼藉的顶点：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12小时自然日的界限。此后，自18世纪最后30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像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被生产的轰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始进行反抗，……
工人阶级一开始反抗，就把上述的发展引入到第二阶段：“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一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在一系列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工人们有办法迫使他们的对手一再作出让步。这些让步采取的方式，是用法律对日益广泛的工种限制其工作时数，直到1860年左右，限制工作日的原则才牢固树立，不致再遭违抗。此后的发展进程就比较平稳。
工作日的限制，不仅是统治阶级在革命的威胁下作出让步的问题一一尽管这无疑地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至少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马克思指出：
“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把工厂劳动限制一下，这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
况且，工厂立法的问题，发生在土地贵族和工业资本家争夺政治霸权的末期：
“尽管一个个的工厂主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工厂主阶级的代言人和政治领袖却要求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已经发动了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为了取得胜利，需要工人的帮助！因此，他们不仅答应把大圆面包加大一倍，而且答应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内实行10小时工作日法案。……”
在谷物法撤销之后，工人们又“在渴望报仇的托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因此，工厂立法得到了自由贸易这场大斗争的双方的一定支持。最后，马克思以下面这一段话，结束他对工作日问题的论述：
“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多么大的变化啊！”
从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讨论中，可以推演出什么一般性的结论呢？很有普遍意义的一个原理，是恩格斯提出来的。恩格斯在回答某些人指责历史唯物主义忽视政治因素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时，就引证过工作日这一章，说“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并得出结论，“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因而绝不能把它排除在历史变革的因素之外。．这一点一成立，那就有必要发问：国家的经济权力将在什么情况之下和为着谁的利益而见诸行动呢？上述有关工作日的分析，对这两点都是有启发的。
第一，动用国家权力，为的是要解决某一个特定社会形式一一在本例中就是资本主义一一的经济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早期的劳动力短缺，后期的过度剥削劳动人口，都是国家行动的起因。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国家的干预。这一类的例子很多，很容易想得到。
第二，我们当然应该这样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权力的行使，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为了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因为国家就是致力于保存资本主义结构的，所以，它所配备的官员，也必须是全盘接受此种社会形式的规矩与目标的人。这个道理无疑地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排除下面的说法，即只要保全这个制度的至高无上目的得以实现，国家的行动也可能和某些资本家、甚至全体资本家的眼前经济利益相违背。工作日的法律限制，就是这一类国家行动的典型例子。过度剥削劳动力所酿成的阶级对立，是如此的强烈，以致资本家阶级不得不作出让步，甚至是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也在所不惜。为了保持国内的和平与安定，削弱阶级对立的锋芒，而且最后避免暴力革命的危险，资本家阶级总是准备以国家行动为中介来作出让步的。当然，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让步的时机正是革命的威胁成为现实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目的，便是恢复和平与秩序，以便生产和积累能够再次连绵不断地进行下去。
让我们把资本主义体制中国家作为一个经济工具来使用的基本原理，概述如下：第一，国家在经济领域中采取行动，为的是要解决资本主义发展所提出的问题；第二，凡是涉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地方，都有滥用国家权力的强烈倾向；最后，倘若不对工人阶级让步就足以危及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的话，那么，国家也可以用来作出一些让步的。
必须注意，这些结论中没有一个是有助于下面这个修正主义观点的：即，通过一系列的点滴改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相反，它们是从另一个基本原理中引申出来并且作为它的补充的，那就是，国家的存在，首先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改良可能使资本主义的机能发生变化，但绝不会危及它的基础。罗莎.卢森堡用下面这段话简练地表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见解：
“‘社会统制‘…… 不是对资本主义财产的限制，相反，是对它的保护。或者用经济的术语来说，它不是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侵犯，而是使这种剥削正常化并加以调节。"马克思从未说过什么与此相对立的话。引证他的工作日一章一一就像修正主义者所经常做的那样一一来支持渐进主义的观点，这不过是流露出对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曲解罢了。
四、政体问题
迄今为止，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问题，还一点也没有谈到。前面考察的国家行动的原理，在一个充分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不适用吧？（所谓“充分民主”，我们指的无非是今日存在于大多数英语社会中的那种东西：议会制度同普遍选举及政治领域的集会结社自由相结合。）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答案是否定的，那绝不可以解释为，它把民主问题看得无关紧要，而只能说民主没有改变国家对于经济的基本意义。当然，民主的存在，特别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只有在民主的政体下，工人阶级才能自由地和有效地组织起来，以实现它的目的一一一不论这些目的刚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纯粹改良主义性质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一切非民主国家中，劳工运动的首要要求之一，从来都是建立民主政体。不但如此，对统治阶级来说，民主对它的地位的稳定，总是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民主的赋予，从来都不是甘愿的，而是有限制的，而且通常只是在严重的压力下赋予的。马克思在论及1848年民主的法国宪法时十分有力地表述了这些主要的问题：
“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一一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一一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
民主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政治领域中公开化了：它限制资本家利用国家以谋私利的自由；它加强工人阶级索取让步的力量；最后，它甚至增大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即工人阶级将提出危及制度本身的要求，以致资本家及其国家职能人员必定要不顾后果地加以拒绝。就像我们在后面所要看到的一样。这一切都是决定资本主义实际进化过程的最重要事项。但是，它们并没有和前节所提出的原理相矛盾。换句话说，在民主的性质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行动的基本职能与限界的看法。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修正主义由于持相反的观点，说通过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可以逐步地取代资本主义，他们在实际上是完全抛弃马克思。
罗莎·卢森堡在1899年和伯恩施坦与施密特的争辩中，最清楚不过地指出了这种修正主义见解的谬误：
“按照康拉德·施密特的说法，争取社会民主党在议会的多数，就应当是社会逐步社会化的直接道路了。诚然，从形式说，议会制度是在国家机构中表现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但是，另一方面，那仍旧是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形式上是民主的组织，内容上却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有一个事实最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情况；只要民主一显示出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实际的人民利益的工具的倾向时，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所以，看来关于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想法，乃是完全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所作出的一种盘算，它只想到民主的形式一面，而完全没有考虑到民主的另外一面，即它的实际内容。"
法西斯主义在以往20年中的传播，特别是在工人阶级组织已经有了最高度发展的国家中的蔓延，已经大大地削弱了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资本主义民主所提供的方法，有可能逐渐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奥托·鲍威尔是第二国际的杰出代表之一，也是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的长期领袖，他在1936年著文，表述了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即：法西斯主义的教训，“摧毁了改良派社会主义的幻想一一认为工人阶级可以把社会主义的内容注入民主的形式中，而且不经过革命的飞跃，就可以把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罗莎·卢森堡说过，当事情发展到极端时，“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这个警告已经证明是很有根据的。我们在后面第十八、十九章中还要更详尽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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