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开始（与结束）的全球化──恢复国家的参与
每当冬季或夏季奥运会召开的时候，我就会思索，奥运会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性和国际性(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之间的明显张力，与理解全球化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少关联。一方面，奥运会展示了国际社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另一方面，它又有利于表达民族的自豪感和对奥运会支持态度。一方面，世界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加强了；另一方面，每个国家又都力争提升其竞争实力，通过最大限度地增加出口来击败对手。一方面，它是关税壁垒的消除和柏林墙的倒塌；另一方面，新出现的民族主义又“在全世界如火如茶地爆发”。[2]一方面，美国政府带头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另一方面，它又给那些欲跨越其边界的人们设置了越来越高的障碍(早在9·11事件之前情况就是如此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克林顿政府欲大量增加与墨西哥交界边境地区的巡逻警察规模和装备的承诺，以及美国国会推动的在加拿大边境上建立的更严格的入境控制立法)。
为了理解全球化对于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根据上述那些明显矛盾，我们最好先谨慎地反思一下，全球化这个术语的确切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在此，有必要追溯一下一百五十多年前，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有对今日所谓全球化这一过程的最清晰的描述：
……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其它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还供着世界其它各地的消费。旧的靠国内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靠极其遥远的其它国度的产品来满足和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个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的混杂便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文学(Marx，1988年，第58～59页)。
这当然属于马克思。1848年2月14日至18日之间，《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付印。在19世纪的诸多文献中，对20世纪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独特描述。
这样看来，关于今天的全球化，真有什么新东西吗?或者像是某些饶舌之士所说的那样，全球化不过是一种“全球胡话”，为的是劝20世纪末的人们相信他们一直不愿相信的事实，即没有什么能够阻挠无情的经济竞争和商品拜物教侵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并席卷全世界。对于那些洞悉全球化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借口这一真相的人来说(在现实中我们也应该这样讲吗?)，世界全球化不过是为了给杜鲁门主义蒙上一层遮羞布；1947年3月6日，杜鲁门总统在贝勒大学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提出“美国制度，只有当它成为全世界的制度时，它才能够在美国继续存在” (Jagan，1994年，第1页)。
我认为，今天所讲的全球化，其含义不同于1848年现代自由贸易、进步性民族主义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诞生时期的全球化，它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刚脱离欧洲帝国主义，而美帝国主义(它是通过势力渗透而不是直接占领的方式)才开始形成时期的全球化。我们今天所讲的全球化，的确在以下五种意义上意味着某些独特的东西，即或它不算是什么新东西，那么至少也代表了现代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新阶段：
1. 首先，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前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体制解体以及中国、越南等国采纳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在空间上的扩展已至全球的绝大部分地区。
2. 其次，在文化意义上，界定新自由主义时代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观念和价值席卷全球。用一百五十多年前马克思描述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力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正在心安理得地“按照自己的想法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其盛况空前。
3. 再次，跨国资本家阶层的形成，它被认为是处于以往的民族国家本身与民族资本家阶层联盟之上的事物(虽然一般人们认为，这种跨国资本家阶层最终还没有形成，但其进展却无疑是非常迅速的)。
4. 第四，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全球化所暗含的意义，或许被视为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全世界生产和金融体系下的重新积累。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信息通讯的革命，在技术上使资本的这种重新积累成为可能。其特征将表现为国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规模及速度飞速增长，并伴随着更迅速地出现国际信托、国际货币流通、国际投机行为、国际期货市场、国际私债和公债等。
5. 最后，是国家的国际化。这或许应该更恰当地理解为，国家越来越多地要去促进、容纳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而不应理解为跨国资本对民族国家的规避。
全球化的这些含义，每一种都值得仔细分析。首先要注意的是，上述每一种含义都将美国这一特殊国家置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在地缘政治的意义上，美国是世界警察，是冷战后还继续存在的惟一超级大国。在文化竞技的舞台上，美国媒体对全球的渗透力占绝对统治地位。全世界都通过CNN(美国有线新闻网)来了解新闻时事，美国电影协会始终努力地去让全世界都去观看好莱坞的片子。福克斯新闻台的老板鲁珀特·默多克，原本是澳大利亚人，加入了美国籍后方能在美国拥有一家广播公司。这就很好地说明，即便在美国意欲摧垮世界文化保护屏障的同时，如果谁要想在美国拥有一家大的传媒企业，国籍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跨国资本家阶层的形成方面，美国仍然是处于世界前列和全球的核心地位。虽然《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500家企业中，美国人仅拥有三分之一(仍远高于其它国家)，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全世界的其它地区，都将那些将要成为资本家的人送往美国学习。沃顿商学院的一位发言人曾说：“我们碰巧在费城的商学院，希望成为全世界的管理学院”(Sklar，1997年，第522页)。
这不仅仅是碰巧。其碰巧的原因就在于，美国资本处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投机过程的核心位置。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尚未将其经济地位拱手让出之前，它虽然被人们吹捧为新的世界工厂，但美国制造业却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已成为昨日黄花，毫无作为。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生产力不断增长，这并非虚妄，它们反映出了美国“新经济”与“旧经济”结合的巨大成就。同一时期，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者，也是投资的最大接受者。纽约金融机构对世界其它地区金融机构的支配地位，以及美元在世界货币流通中的优势，都反映出了这一点。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非显示美国资本的疲软，而是证明其它每一个国家的出口都强烈地依赖美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尽管美国贸易逆差为数不小，然而资本还是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纽约。虽然这种以资本数量抵补的贸易逆差很难说明美国的经济危机已经一去不返了，不过很显然，一旦美国经济发生衰退，那么，这种衰退就将是世界性的，而非美国单国性的。当美国经济的投机泡沫破裂时，其它国家的情况也将是一样。
就监管全球化的政治组织而言，华盛顿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本营也并非偶然。在华盛顿，美国财政部的影响压倒一切。9·11事件之后，美国将面临对阿富汗的战争，然而这几乎用不着强调美军装备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对南斯拉夫的战争中，这种情况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如果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统治全球的阶层，那么，这个阶层必定与美国有关联。
这表明，有必要对下述看法提出严重质疑。这种看法认为，全球化过程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进程。但实际上，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我们却看到了新的民族主义，并且还看到了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行为，尤其是以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形式的反弹最为强烈(本·巴伯在1995年出版的一部预见性著作，他用了《伊斯兰教徒对抗十字军世界》这样一个书名)。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即便是跨国公司，它们也仍然保留着民族国家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最主要的跨国公司的拥有者和董事会成员的国籍，美国有150多家，其它国家的情况是：日本114家，法国42家，德国40家，英国32家，瑞士16家，意大利12家，荷兰11家，加拿大6家。当然，即便是跨国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属于国家的，但这一事实本身也并不能否认，以国际商品交易和服务交易形式体现出来的、不断增长的世界GDP的巨大份额所具有的重要性，也并不能否认最近几十年来国外直接投资巨额增长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以10倍的速度在增长，20世纪90年代又翻了一番)。因为这一切都受助于国际通货、信托、期货、股票、债券市场的出现以及经济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因此，假如我们想根据其中的任何一点得出国家终结甚至是民族国家和国家联盟有式微迹象的结论，那么，我们应该小心谨慎为是。
这一切将越来越成为事实。尽管我们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动力，但有一点确凿无疑的是，它在各处的发展是非常不平衡的，且非常不稳定。仅仅五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就包揽了三分之二的国外直接投资，这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多么地不平衡。及至1990年，国外直接投资流入欠发达国家的比例，实际上在前20个年头中从30％下降到了20％。虽然20世纪90年代流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了大幅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衰退)，但这一时期中流入第三世界国家的巨额资本中，有五分之四只被仅有的10个国家所包揽，其中有8个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两个拉美国家。即使是这些国家，其中还有几个国家被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功传奇”，但很快也就发生了经济危机的阵痛，那就是1994年席卷墨西哥、1997年席卷东亚、2001年席卷阿根廷的经济危机。
当然，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在全球化中取得什么成果。如果硬是要说全球化给它们带来了一些影响，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许多国家而言，与其说它们被全球资本主义所整合，毋宁说被它所抛弃。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93个发展中国家中，有44个国家的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同一时期，在非洲的外国投资实际下降了五十个百分点(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占世界贸易的份额从4％下降到1％，而它的外债却增加到1 600亿美元)’。[3]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很难通过任何直接的方式充分了解全球化所涉及的长期问题，一旦我们预设全球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具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关系，那么情况更是如此。有人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民族国家正在失去控制能力；然而我很久以前就已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远非是在规避国家的控制或者说已经不需要国家了，而是必须通过国家行为影响全球化进程，并且要依赖国家去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4]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他撰写的20世纪史中声称：“矮人国占据着的或者全然没有国家的世界，令跨国巨人的行动极其灵便” (Hobsbawm，1996年，第281页)。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庇护下，全球化事业逐渐发展起来，上述观点也变得非常合乎时宜。我们总是听到有些人(尤其是那些不喜欢听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的花言巧语的人们)绝望地重复说，全球的经济体制不受任何国家的控制，国家已经丧失了对跨国公司以及金融市场的权力。由于民主仅存在于民族国家的层面，因而国际资本逼迫民选政府服从其利益需要，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考虑的一个因素。但星，认为资本可以绕开民族国家而径直进入国际领域，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当我们在思考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关系时，如果我们使用阶级这一概念，而不是用市场这一概念，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资本主义，尤其是跨国公司并非已经不再需要国家，而是一直都需要国家。它们需要国家保证契约和私有产权、提供法定货币、兴建基础设施、培养劳动者、维护秩序以及出兵打仗。如果我们不了解前资本主义国家向可以服务于上述目标的国家的转变，我们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上，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实现了在全球的流动，其结果是资本要想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此外，国家也使得帝国主义在国内得以维持下去。今天，当国外资本从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流向另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时，它就会变成另一国国土上的一个强有力的主体。并且，如果它发现自己受到了歧视性待遇，它似乎仍然要寻求资本来源国的支持，以求保护和增进其利益。这一切都说明，在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国家仍然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某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更为重要。
人们绝不能认为国家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应当将其视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20世纪70年代初，冷战即将结束，出现了一个繁荣时代，这是至关重要的转折点。这一时期，资本之间的竞争、通货膨胀以及针对美元的外汇投机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出现了“第三世界”对美国新帝国主义的反抗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国内的工人、青年和黑人的造反运动。但这一时期，也是标志着国际金融的势力日益壮大的关键时期，旧有的后冷战体制的限制不断被打破。在这些情形下，统治着国际金融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土崩瓦解，凯恩斯式的福利国家受到了严峻考验。反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方案已经进入社会民主党的议程，它包括控制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的提议，并计划就大公司和大联盟、银行国有化、交易扩张以及资本控制等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实现经济的民主化。1974年，甚至连民主党左派也向国会提交某些类似的提案。同年，联合国颁布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声明成员国有权“对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以及‘‘管理和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这个宪章甚至明确允许国家可以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征收或转移”(Clark and Barlow，1997年，第13页)。
20世纪70年代初，反对这类激进主张的各种势力都认为，国家更多地是通过扶植而非控制国际金融和跨国公司来解决危机。关于这一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尼克松政府的官员都与华尔街有密切关系，而且将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理论奉为圭臬。正如著名的三边委员会当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认为，有必要将政府从大众需求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被架空了。毋宁说，国家必须从原来的福利国家，转变为可以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便利和监督的国家。
协调国家政策的举措使得国家的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美国带领下的协调举措，旨在为资本流通提供便利和监督。罗伯特·考克斯(1987年)所谓的国家国际化，并不意味着要创立一个跨国界的“超级国家”，而是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承担起它对全球资本主义所负的责任。过去二十多年来，国家国际化包括：撤销对资本的控制，削弱对金融市场的监控，以及各种行业(最重要的是电信行业)的私有化。人们一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缩小国家干预，然而，这是一种容易令人误解的说法。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明确指出，“自由化不等于缩小国家干预。”事实上， 自由市场所要求的规则更多，而不是更少(Vogel，1996年)。为了保证市场的良好运作，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和司法手段，来调整国内外市场上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例如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等)。
为了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国家自身确实也经历了一番改造，这其中既有政府各个部门在思想观念上和职能上的变化，也有诸如美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等部门的权力变化，这些部门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至为 紧密，并且直接负责管理全球经济事务。 (关于这一转变，可以参考经济学家鲁迪·多恩布什的看法，尽管他本人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98年1月8日，他在接受CNBC【商务新闻亚洲私人有限公司】)采访的时候，注意到了东亚金融危机的“积极面”，说韩国现在开始“被我财政部所控制和操纵”，这原本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口气，而不应该是财政部。)
今天，国家在财政紧急援助中(无论是在国内银行、投资基金领域，还是在整个经济领域)扮演了越来越多的角色，这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的动荡，而且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家是多么地必要。在全球化时代里，不仅仅是遭遇危机的特殊时刻需要国家，而是自始至终都需要国家发挥作用。美国记者凯文·菲利普恰当地将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历史概括为所谓的“财政社会主义”：
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许多跨国公司、得克萨斯州和伊利诺斯州的银行都受到国家的紧急财政援助。20世纪80年代后期，联邦财政援助的范围扩展到失去节制的储蓄、借贷以及商业银行等等领域，最终可能花费无数金钱……。一位专家指出，1986年下半年，联邦通过支出保险费而收回来的由金融机构所持有的美国银行储备份额，超过了1928年至1933年大萧条的低谷时期，那些实际上已经倒闭了的银行所获得的收益……。新近出现的财政社会主义——在棕榈海滩比在圣帕得罗城更受欢迎——是将破产风险交给集体来承担，而不是使生产方式集体化(Philips，1997年)。
确实，自从1987年股票市场出现低迷以来，已经有好几个推行“自由市场”的国家采取了相当程度的计划手段，这些国家无论是单独来讲，还是就整体而言，都在试图阻止类似的低迷情况出现，而且它们也确实成功地将金融市场的混乱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以内。对此，我们远远不能将其理解为是金融市场功能的自动调适。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经历了一系列的试错、谈判和妥协，其中包括腐败和权钱交易现象引人注目地不断增加。作为个人的资本家，面对全球竞争的风险和艰辛，非常希望从特定的政客那里寻求庇护。工业衰退、银行垄断和关税保护常常是资本流通的总程式(Tsoukalas，1999年)。
当今全球化的矛盾是，新自由主义右派在政治领导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越来越多地受到挑战。在这种矛盾下，从本质上改变国家的角色，使其对全球化承担责任，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尽管全球化还在继续，然而新自由主义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世界银行于1997年6月在多伦多召开的“银行界全球知识会议”(Bank’s‘Global Knowledge’conference)上，发表的一份题为TheState in a ChangingWorld(《变化世界中的国家》)的报告，就已预见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具有重要意义，它企图用一种新的战略构想，替代三边委员会所提出的著名的1976年报告，以把全球化带人21世纪。它明确地与前面报告中的“超载政府”观唱反调，取代了它所提倡的“最小国家”理论(新报告认为这种理论已使许多国家“走火人魔”)，新报告现在主张国家在保护和规范市场方面承担更大的作用。
世界银行的要旨是，“全球化首先从国内开始”。它不仅将国家视为必要的“伙伴、催化剂、促进者”，而且还意识到，“缺乏有效的产权保证，市场就无从发展。”世界银行的目标是“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毫无新意的关于国家与市场的争论，转到有关国家的有效性这一更为关键的问题上来”。有效性主要是指国家能够发展出一套“有利于市场繁荣”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因此，虽然人们在努力撤销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然而如果想让绝大多数国家都成功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来，而不是让它们脱离全球化进程，那么仅仅撤销限制是不够的。即使对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这份报告所引述的民意测验也表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政府应该维持现有的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仅有12％的人表示反对，这些人认为应该削减社会福利，以促进国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情况也大致相仿。这些国家与反对平均主义、反对福利国家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而美国似乎不过是一个例外而已。
过去几年来，世界银行的新构想对许多社会民主党造成了相当的激励，这些社会民主党尝尽了自由主义者所炮制的各种灵丹妙药的苦头。但是，这种激励到头来仍将是一场空欢喜。这不仅仅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于这种“后华盛顿共识”的构想历来就不大乐意，(世界银行曾经明确地暗示了它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以及能够按照这一构想行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于这种暗示并不乐意)。而且，尽管1997年报告坚持认为国家应该使自身与国内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应该对国内的公民社会负更多的责任，并且应该全面地反映“社会的利益”，但报告中的许多段落都表明，世界银行并不想来一次明确的转向。它总是不停地告诫国家不要贪心不足蛇吞象。它建议国家要限制自身，要量力而行。因此，当实际上需要推进某些特定的改革时，世界银行就会谨慎地将这些改革与维持旧的“华盛顿共识”联系起来，称旧有的“华盛顿共识仍然是‘最基本的原则’”，“维持着自由贸易、资本市场和投资体制，实质上有利于经济发展”。
这意味着，世界银行为了“稳妥的”改革，即，逐步加强国家能力，以有利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不是阻止国家进入全球化进程，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自我克制。1997年世界银行报告，证明了税收制退化的合理性，认为从原来征收公司所得税、个人收入所得税以及贸易税变为征收消费税，譬如征收增值税，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后果。它还赞成，在出现财政赤字的地区，金融市场可以求助于“面临着外部风险的开放经济”，同时，国内金融市场“应该遵守国际条约中的规则和惯例，以刺激良性循环的出现”。甚至在城市里的医院、诊所、大学、运输等领域里——政府主要通过这些领域提供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服务，世界银行也主张，除了为最贫困的极少数人提供服务需要政府以外，这些领域中的绝大多数需求都可以通过市场和私人消费来加以满足。“绝大多数医疗保健(几乎)纯粹是一种私人福利，如果政府不再负担费用，除开那些最贫困的人而外，所有的人都会想方设法照料好自己。”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社会福利问题的考虑，由于它认识到以下原因而有所调整，即，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无法承担得起西方的社会福利方案，再者，依靠社会和家庭将闲散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就可以花很少的钱而获取更多的社会保障。
那么，这一新的全球化方案与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市场自由化的目标与提高维持私有市场的国家法规的效能明确联系在一起。对于重要的金融部门，世界银行提议，国家“不再直接控制，而是进行慎重的监管……。依然需要对银行业进行监管。仅仅是目标改变了，从引导信贷朝特定的方向发展，变成保障金融系统的健康。”但世界银行主要担心的是，由于国家与资本的相互作用，将导致世界各地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世界银行调查了69国的3685家公司，试图衡量这种腐败的程度以及这些公司有没有认识到腐败对投资的危害；它发现，“高层的腐败以及难以预见的腐败”，对投资尤其有危害。为了遏制腐败，结合“减少对对外贸易的控制、彻底打破对私营行业的限制、通过保证竞争的方式使国有公司私有化等政策”，世界银行建议各国进行一系列行政改革，包括健全司法监督和惩罚机制、法规更加透明化、缩小官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将竞争性的投标程序引入政府等。被视为与腐败最有关系的一个因素是，相对于制造业的工资而言，公务员的工资日渐减少。世界银行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减轻公共部门薪水结构的压力，发给资深的官员更多的薪水，同时，通过裁汰冗员和对底层人员的工资限制，仍然限定公共部门的工资支出总额。对于那些高层官员来说，他们获得了相当的物质补偿，就不会再想着捞大钱了。而对于底层来讲，应更多地呼吁“工作人员的奉献精神”，同时强调非金钱的报酬，如表扬、赏识、赋予威信以及奖励等等，以激励职员，除此而外，应当给予他们适当的薪水，并实行择优录用和升迁。
很显然，负责全球化的国际体制，即使曾经自以为自身能够绕开国家或者取代国家，那么，它们现在也不会这样认为了。毋宁说，它们现在认为自身的运作是在承担着某种特定的国家重构工程。这当中，由国家所作出的国际商务协定或国际通货协定，以及，正如世界银行指出的，“本身有约束力的许多规则，细致地规定了国家政策的内容，并且将国家纳入一种难以逆行的机制之中。”这样一来，民族国家的前途是什么呢?很显然，不应该仅仅说尽管有全球化，民族国家还是有前途的；而应该说，正是由于全球化，所以民族国家还大有前途。至于说是哪一种前途，我很难接受世界银行所描绘的有限图景。相反，我更愿意接受20世纪70年代初期所提出的一些更为激进的观点。在后冷战时代，国家与资本家曾经达成的妥协行将分崩离析，当年的议程及其引申出来的意义非常值得回顾。考虑到原来资本家阶层所作出的那些妥协本身具有的局限以及我们只有以社会正义的巨大代价才能够再次成功地实现那些妥协，那么，重新选择当年激进战略，即，实现民族国家的民主化，以求最终实现经济民主化这一战略，仍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每一个国家内部各阶层力量的平衡有所改变，并且这种改变确实是褫夺了资本家阶层权力，而非仅仅是试图向人民作出因受资本控制而应得的赔偿，这种战略才可能成为现实。似乎也只有这种战略，才有望改变这样一种情况——国家完全变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促进者和法令编纂者，然而被社会主义化了的，仅仅是金融家和投机者的“破产风险”。
这一点在现在看来非常重要。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盛顿共识”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激烈批评，而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到处(包括美国在内，阿根廷除外)都是一片花果凋零的景象。试图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变成某种慈善的超级国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即便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改革方案，强化第二层次国家的功能，在国际协定中也于事无补。国家的绝对优先权，将会继续促使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渗透到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的方方面面，并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以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民主党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从而使自身适应全球化，但这种策略也不能解决问题。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战略越来越有赖于不考虑道德困境的出口竞争，这不可避免地会使得那些比较成功的国家通过出口将失业转嫁给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甚至它们鼓励国内公民加强竞争，在道德上也很成问题。它们仿佛在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在大街上饥寒交迫，无家可归，那么你只能认为他能动性不够，进取心不足，技术不好，而不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从这种竞争性的视角出发的价值体系，并不怎么看重社会正义。然而，这种竞争性的战略在实践方面也存在问题。因为它加剧了全球化的危机状态，要是每个国家都努力扩大出口，限制进口，那么必然会导致生产过剩。此外，在这样一种体制下，由于资本运动因成交率的波动而变化，必然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
事实上，所需要变革是一系列激烈的变革。这种变革首先从对资本的控制开始，要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协调一致地着手进行对资本的控制，从而提高变革的生机活力。但是，这一切也必须辅以更多的以国内为导向的经济战略，每一个民族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应该更多地考虑国内的经济战略，允许在不同的地区中出现不同定位的产品、认可不同的环境标准、职业分布以及劳动时间(Albo，1997年)。除非国家能够考虑来一次20世纪70年代早期托尼·本(Tony Benn)所谓的“根本转变(即更多地照顾到工人及其家人的能力和健康)”，否则上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国家应该认识到，非常有必要通过某种战略，使人们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以及在公共制度中发挥民主计划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大众力量。
这一切，当然需要对国家进行一番更宽泛意义上的重构，而不仅仅是将其置于全球化之中。这包括国家各机关部门的统治结构的变化，以及各部门的国家职员的观念和目标的转变。美国前劳动部长罗伯特·里奇在Locked in the Cabinet(《羁身内阁》)一书中，记述了他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生活，其中有一段非常幽默的对白与我在这里的论题有关。里奇在描绘了一番他与艾伦·格林斯潘在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共进午餐的情景之后，向读者展示他一直非常想(但又没有勇气)询问格林斯潘的问题，并且认为格林斯潘本人的回答完全是诚实的：
问：您的理想是什么?
答：根除通货膨胀。
问：就算会带来高失业率也不管?
答：当然。
问：也不管它要求不能涨工资?
答：对。
问： 即便是意味着削减联邦对工人和穷人的救济计划也在所不惜?
答：正是如此，如果它能够平衡政府预算，并且排除通货膨胀的诱因的话。
问：但为什么?少量的通货膨胀并不对任何人有害。
答：您错了，它会危害债券交易商和贷款人的利益。
问：但是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别人能找到好工作这一利益之上呢?
答：因为我是资本家，资本主义必须由有钱人来推动，他们拿自己的钱买了债券。您帮着说话的那些人不过是平民百姓，他们只为衣食而操劳。
问：您是国家中央银行的银行家，您应该对全美国人民负责呀。
答：但我从来不曾是联邦政府工作人员……
问：那好吧，请慢用您的劣质午餐吧，您这个强盗资本家的走狗。
答：嚼您的咸菜去吧，布尔什维克侏儒。
(Reich，1997年，第82～83页)
但是如果克林顿把里奇而不是格林斯潘任命为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主任，又如何呢?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请不要首先考虑华尔街的反应，而是想想联邦储备系统内部的反应。里奇深知这点。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让格林斯潘说出，不仅他首先要对资本家负责，就是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也必须如此。因此，不仅需要让特定的个人走人，而且，政府部门本身的结构和目标都需要加以转变。
国家的这种转变，只能通过国家外部的运动来实现，但是，这样一种外部运动，本身就是在与国家发生辩证关系过程中的产物。新左翼政府有可能有意地助长这种运动，而不是压制它。尼科斯·普朗查斯(1973年)曾经将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界定为组织统治阶级，瓦解被统治阶级。我们应该将愿意扭转这种局面的政府选出来，并增加这种政府的国家职员。这种政府将试图瓦解资本家，同时帮助人民组织起来。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有必要来一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斗争，虽然全球范围内的相似斗争，将会鼓舞或激发起国内的斗争。换言之，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激进替代方案，也将体现国家性与国际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段保良译自《全球化动荡》论文集（Global Turbulence: Social Activists' and State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Ashgate Publishing ,2003）。列奥·潘尼切（Leo Panitch）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社会主义年鉴》（Socialist Register）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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