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谱系、流变及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谱系、流变及影响

【摘要】新自由主义是指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一种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新自由主义流派在提出和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在理论思维方面提供了某些有启发性的东西，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但其实质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根本利益服务的。它的传播，给世界经济政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流变；影响

【简介】梅荣政，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5）01-0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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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自由主义是指萌芽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一种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度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

1927年，奥地利的米瑟斯出版《自由主义》一书，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否定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奠定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这同一时期，米瑟斯和哈耶克还挑起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论战，论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不是具有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以这场大辩论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但是，米瑟斯的这一套理论在几十年内并未被社会普遍接受。其原因，一是当时欧美许多国家事实上都采纳凯恩斯的理论，把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与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相结合，走上了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道路，而且取得了成效。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是一个客观规律，绝不因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的暂时繁荣而消失。

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虽然没有被社会普遍接受，但是他们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旗帜，而是一直坚持著书立说，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精心雕琢自己的理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滞胀”危机的出现，凯恩斯主义陷入理论困境，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两个主要流派领衔，迅速崛起。本来“滞胀”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将其归结为凯恩斯主义的罪过。他们认为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国家干预过度、政府投资过大、货币供给不足，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中混进了许多社会主义因素，使工会力量过大和工人运动高涨，破坏了经济运行。新自由主义中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从理论和政策全面地批判凯恩斯主义，对其“清单上的每一项目都提出了反对意见”［1］(p103)，宣布凯恩斯主义是应当抛弃的过时的错误理论。他们认为，要消除危机，就要削弱工会的力量和严格控制货币总量；节省财政开支，压缩福利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因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都是无效的。凯恩斯主义失灵，显得无力回天，结束了它在西方经济学中长达20多年的独领风骚的历史。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观点，如经济自由化，反对政府调节通货等，正对垄断资产阶级稳定经济的胃口，得到西方大财团、大资本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鼎力支持。在这种强力的支持和操纵下，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展起来，在80年代扶摇直上，由理论、学术跃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一股国际性思潮。

二

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世界科技的巨大进步，西方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影响日趋增强，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这种新的国际局势给新自由主义带来发展机遇。它在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整个西方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迎合国际垄断资本和大金融寡头谋求世界霸权的需要，借助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达成的、以恢复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政策、放弃政府干预和推行私有化为主旨的“华盛顿共识”，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蔓延。“从此，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2］。此后，智利、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均以新自由主义为国家发展的理论指导，拉美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场。在苏东国家，新自由主义取得了支配地位，政要们把取缔共产党、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西方经济一体化作为基本国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风靡西方世界的重要思潮，越来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干预世界经济活动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进入21世纪，在西方大国谋求控制世界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仍然受到重视。在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有：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学派、以罗伯特·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

应该说，新自由主义在提出和论证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在理论思维方面也提供了某些有启发性的东西，包含着某些合理因素。特别是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新自由主义，源于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其中不乏科学成分，有的思想还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如某些自由派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批评，关于一般市场机制的研究，关于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观点，关于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观点，关于人的心理预期对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影响的观点，关于加强法制、社会保障制度、稳定物价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观点等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成分。但是从总体上说，新自由主义是为现阶段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经济和政治根本利益服务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本质上是十分庸俗的东西。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新东欧经济学乃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翻版，它竭力主张用私有制加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以东欧经济学为指导的改革方案，主张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特别是取消国家对价格、进出口和汇率的管理，实现价格放开、进出口自由和货币按市场汇率自由兑换；积极争取与西方经济的融合，实现同西方经济特别是同欧共体经济一体化，不惜代价争取西方的经济援助，将西方经济援助视为苏联、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等等。这种理论实施的结果造成了苏东国家经济大幅度滑坡、通货恶性膨胀、国家分裂、社会动乱、执政党更迭、人民蒙受苦难的严重后果［3］( pp219-221)。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十几年，其后果也十分严重。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大限度地取消了政府的经济干预，彻底实行私有化，国家退出了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基础领域，中止了对这些领域的政府公共投资。阿根廷还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的“零赤字”条件，即政府将竭尽全力确保偿还阿根廷所欠西方的债务。倘若由于经济衰退导致了政府税收的下降，政府不得采取财政赤字手段来弥补公共开支的不足，必须通过压缩行政和社会保障的开支来维持国家经济的运行，将削减下来的开支资金用于偿还外债的本息。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一是期望依靠一次性出售国有资产来填补社会保障体系窟窿的愿望未能实现，而且国有企业被私有企业或跨国公司收购后，大批工人遭到解雇，社会失业不断增长，贫困人数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经济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二是大量社会财富流失海外。在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中，控制阿根廷金融命脉的跨国公司不仅廉价收购国有、私营企业和自然资源，而且非法席卷老百姓的存款，金额达数百亿美元。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拥有的存款、股票损失惨重，大批公务员的工资、医疗保险、养老保障等也因银行冻结存款几乎无法发放。三是陷入不能自拔的外债泥潭。阿根廷按新自由主义的要求，盲目开放，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开放各个行业，经济命脉控制权落入美国之手，不得不一步步踏入外债圈套。1980年阿根廷的外债为270亿美元，1990年为600亿美元，2001年为1420亿美元。20年来阿根廷共偿还了外债本息1200亿美元，但外债仍膨胀到最初的4.5倍。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自由进出，一旦外债流出造成经济危机压力时，国际货币基金就要求这些国家大幅度提高利率，经常达到30%、50%甚至80%的高利贷水平，这当然会耗光这些国家的财富。四是诱惑官僚腐败。在私有化过程中，削价出售国有资产的回扣率达10%，数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回扣，这就会诱惑官僚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4］。阿根廷按照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行事，吞下了苦果，其他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国家也大致相仿。如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1998年的东南亚和俄罗斯金融危机，都是采纳新自由主义，受到国际金融资本破坏的表现。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通过其代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推行新自由主义，毁灭了苏东地区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侵吞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把它们沦为少数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场、危害环境的生产地和资本投机场所，致使其广大人民群众失去社会保障，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少数人成为暴富者。这种事实向我们提出警告：必须识别新自由主义的真面目，避免落入其陷阱。

三

在中国，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就有一定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国际政治背景和理论背景下，某些学者更乐于接受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甚至一时之间出现了“张五常热”。应该指出，这时在我国得到较大规模传播和讨论的新自由主义，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术，而是作为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的东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经济学和社会哲学这一类的学术思想上，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大多不过是在拾国际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牙慧而已，而且他们捡来的多半都是其中最肤浅的说法。” “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把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看成是外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简单翻版。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国际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共同理念之外，加上了许多自己的特殊创造，因而形成了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自己的特色。”［5］(pp2-3)他们喜欢引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信条，然而他们“并没有全面地吸收和继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体系。它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采取的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态度，只援引自己喜欢的论点，而回避甚至闭口不提那些它不喜欢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思想观点”［5］(p11)。这种评论是有道理的。

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文献出版物、各种论坛讲坛、研究机构的学术讨论等渠道和方式进行传播，产生了恶劣影响。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潮为了改变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干扰其社会主义方向，其代表人物提出了一系列严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主张。在经济理论上，他们皈依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方向，坚持资本主义改革开放观，大力鼓吹“私有制优越论”， 主张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方案，改变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政治理论上，他们提出实行总统制、推行两院制、删除宪法序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条款等全盘西化的主张，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改变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他们以理论探索和创新之名，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把攻击矛头直指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告别革命”，企图通过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鼓吹 “意识形态多元化”，达到消解我们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目的。他们尤其特别起劲地宣扬新闻媒体应成为“社会武器”，成为制衡党和政府的“第四权力”，实质上是要否定新闻媒体的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否定新闻的党性原则，反对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和管理，企图把思想文化领域的演变作为他们进行政治经济演变的前奏。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亦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仅是一种经济自由主义，其思想理论还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正是由于它的代表人物热衷于兜售已被西方大国政治化了的新自由主义，严重地干扰着我国改革的理论和政策，扰乱了一些人的思想，在一些方面造成了严重危害。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6］(p229)他还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6］(p297)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预见的，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渗透和影响，关于中国改革方向道路的争论现在更激烈了。某些热衷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人，把邓小平同志的警言抛得远远的，置四项基本原则于不顾，竭力掩盖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危害的真像，从多方面向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进攻，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危害日渐彰显。坚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干扰我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鼓吹全盘私有化、完全自由放任的一个重要藉口就是，现在实行市场经济，必须同西方经济接轨。其实这种辩解是站不住脚的。

一是即使是西方国家，在实行市场经济时也不同程度地主张国家的宏观调控，而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西方大国的政府在本国内并不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正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批判盛行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主张国家干预的学派，即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该学派把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新凯恩斯主义虽然抛弃了原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旧观点，但是本质上是原凯恩斯主义的翻版，它基于市场失灵的结论，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经济恢复均衡将是一个漫长的痛苦过程，失业和通货膨胀将更为恶化。与此相应，它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受到西方国家的政府的重视，而且愿意接受。同时，新凯恩斯主义也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如一些学者在肯定国家调节论时指出的：“今天，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7］“没有国家管理的市场将导致二元的、甚至四分五裂的社会，它不仅会埋葬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万恶之源，而且还会使自由遭到毁灭。”［8］所以，西方大国的政府主要是将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用于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二是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根本不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市场经济既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实现形式。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现形式，在其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的内在要求中，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是非常明确的。这说明，我国坚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制造的借口是经不起反驳的。但是他们的种种言论却起着混淆视听、搅乱理论是非的作用。

在中国，称赞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像张五常这类以新自由主义的代表自居的人，他们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敌，并散布大量言论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二是像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已故的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所批评的那些对西方经济学“不加审别的推崇”的人。由于多年的隔绝，他们对西方经济学十分陌生，一旦接触，不免引起目眩。三是仅把新自由主义视为西方一种经济理论和学术观点进行研究，未从政治的高度看到，“华盛顿共识”之后，西方新自由主义已经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及它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四是某些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力求探索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不加分析地把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当作了良方。我们批判的是第一种人。对于第二、三、四种人，我们希望同他们平等地讨论商榷问题。

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时，讲过一番话。他说：我们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6］(p46)。他还指出：“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方针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建议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同志认真学习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6］（p47）

邓小平同志讲这番话的时间过去20多年了，但是它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现在，坚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科学评析，正是践行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战略任务的重要方面。对此，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懈怠！

参考文献

［1］［美］ AS布林德：《争论中的宏观经济学》，伦敦惠顿斯出版公司1989年版。

［2］ (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6期。)

［3］ 见梁柱、张守民主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四项基本原则》，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参见杨斌：《从国有股减持被停止看其理论缺陷》，载《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第10期。

［5］(左大培：《混乱的经济学——经济学到底教给了我们什么？》，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法］勃拉尔顿：《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载《思想》1991年第3-4期。

［8］［法］罗奈·勒努阿：《没有国家的市场？》，载《政治学》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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