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国当局恢复了已废止十一年的高考制度。我们这群被从十年文革的历史井底下打捞出来的幸运儿，是天然的“灭国绝世逸民”。隋代实行科举考试，隋文帝兴奋地惊呼，“天下英雄尽入我觳中矣”；77年恢复高考，其时的什么“帝”也满可以呼一声“天下我敌人的敌人尽入我觳中”了。据说，去年底和今年初，国内一些地方的年兄们搞了“‘七七’三十年祭”的纪念活动。
当时的大学教授们，那些被迫与工人农民一起吃了几十年大锅饭的知识分子，似乎每一个人的肚子里都充满了牢骚，逮着什么说什么。他们是当时“思想解放”大潮的先锋战士。这当然可以理解 ―― 一个不能让知识分子卖高价的政权定然会遭到知识分子的咀咒。而那咀咒又不是就事论事地说几句“导弹茶叶蛋”之类完事儿，而是什么解恨说什么，有一些，甚至什么肮脏说什么，什么下流说什么。而我们这些文革后的第一茬学生便当然地成了他们的精神垃圾箱。这些精神垃圾就成了我们的主要精神营养。这在无意之中却成就了当局的用心，铸造了文革后中国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汉武帝－董仲舒”之后的另一次“官学密月期”。从76年到86年，密月持续了十年之久。
在使我们这代人成为某人的敌人的敌人的努力中，知识分子是帮了大忙的。
除了“十年熬一锅”和“百里挑二”之外，我们这茬学生还有一个独特之处：进入校门后，在跟着老师“充实思想”的同时，还要跟着当局“解放思想”。
彼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工作，以解放思想为大旗，可谓有破有立，先破后立，官学结合，颇有章法。破者，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两个大讨论；立者，便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彼时中国大大小小的董仲舒们，认真地帮着共产党去恢复马克思的正宗道统。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所受的汉奸经济学的正规训练， 这“完整的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确是立了大功的。
有人埋怨这些年来的汉奸哲学是“海归”们带回来的。这大错特错。在美国你可能学会抽大麻，但断然学不成汉奸，除非你去以前就已经是汉奸。这地球上现存的所有人种在美国都能看到，而在这所有的人种中，除了中国人自已鄙夷自己，自己歧视自己，自己欺负自己外，其他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抱团的、自我认同的、民族自豪的。那里，既没有那种在中国人圈子里通行的“背亲向疏”的市民传统，也很少在世俗意识形态中听到（除了在教堂里）“普世的人类关怀”“共同的人类目标”“终极的人类理想”这样的胡说八道。美国总统竞选时喊的第一口号是“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而在这个口号面前，总统与乞丐之间有着高度的共鸣。那里，没人教你学卖国。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代“俄奸”知识分子，都不是海归。他们都是赫鲁晓夫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产物。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通篇都是马克思的术语。在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发明的的“补课论”“初级阶段论”等，又何尝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教育”所培育出来的，绝非仅是一两个“定时炸弹”，而是使历史翻盘成为必然的整个社会土壤。
马克思者，欧洲社会思想史上大得不能再大的一位大学者也。学者作学问，是有自己的讲究，自己的章法，自己的套路的。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不能说不对，但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它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当时欧洲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特别是经典物理学的体系化。马克思既把自己的学问也称为“科学”，“社会科学”，那他在做学问时就必须遵守科学的传统，必须按照自然科学构建体系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体系”，以便使自己的体系看上去更象正宗的科学。因而，他的体系在方法论上必须遵循一元论（用一个或一对范畴作为“红线”贯穿体系的始终）、决定论（因果分析）、抽象主义以及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等科学原则。
然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又有两个天然的弱点：第一，它无法象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它的许多理论问题是靠学者头脑中的思维实验和纯逻辑的思辨解决的。第二，自然科学中一门学科体系的形成可以是代积辈累的结果，而社会科学的体系，往往是一个人穷其一生的智慧造一个体系。这样形成的社会科学体系，与其说是一个科学体系，还不如说是一件艺术作品；这样的做学问过程，与其说是一个科学研究过程，还不如说是一个艺术创作过程；这样的学者，与其说是科学家，还不如说是艺术家。
更重要的是，只有研究普世问题的学问，才有资格称为科学。物理学家研究的是整个宇宙；生物学家研究的是地球上的所有物种；社会科学家所要研究的是全人类的历史命运。科学的普世性使得社会科学家不能不追求自己体系的“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科学家，不能只给一个国家出主意，而应当为所有的国家出主意。于是，人类思想史上几乎同时诞生了两个在逻辑构造上极为相似科学体系，达尔文生物学体系和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体系。在达尔文那里，生存竞争导致物种进化；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导致历史进步。
这个历史进步是普世的。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种族，都在循着一种共同的轨迹走向人类光辉的明天。因此，“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的使命是在自己的国内与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以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帮着统治阶级进行国际斗争。而要把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套入经济发展史和阶级斗争史的历史观，从而使得理论四海皆准，就必须把历史上国家民族间的杀伐争斗的的铁血事实、把这层意义上的强盗与农夫、强奸犯与弱女子的关系，舍象掉或尽量淡化，否则，一旦陷入这一层是非关系中，理论就无法保持抽象性和一元性，就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了。1870年代初，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从而迫使巴黎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保卫祖国――而马克思在评论这个历史事件时（《法兰西内战》），却是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这样一个视角展开的。一段实实在在的国际关系史，却被这位大思想家纳入了他那个“历史进步”的逻辑套套。
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件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体系的形象出现的、构建得极为完美的艺术作品，传入了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传入了刚刚在一个什么“运动”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无洋不兴”的“新文化”的中国知识界。它的逻辑力量和艺术魅力立刻激动了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为把中国变成这个科学体系的实验田而献身。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直到那位“柱天大士”用了十四年时间把这场理论实验运动拉回到中国的现实中来。
柱天大士告诉革命者：所谓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过去穷人被逼造反，往往是一边造反，一边自觉理亏，因为圣贤书里是不准造反的；现在好了，有一个大胡子蓝眼睛的洋博士大人都说了，可以造反，造反有理；（须知，一位洋博士的话在当时是比孔夫子或蒋委员长的话还有经典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仅此而已，再说多了，就是教条主义，就是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的真实道理，只能到中国的“实事”中去“求是”。
柱天大士是真地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艺术品来使用的。
大士的话语权是用那十四年理论实验中牺牲的革命者的血换来的。用“造反有理”和“实事求是”八个字，把中国革命从一个欧洲人写的一大堆书里解放出来，是一项伟大的历史成就。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才能在自己的纲领中把“反帝”这个民族斗争的口号，而不是阶级斗争的口号，定为革命的第一任务。
然而，他死后仅一年，人亡政息的定势、无洋不兴的劣根与背亲向疏的嫉妒，结合起来，在中国竟然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中国的命运又被重新装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套子里。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马克思关于历史进步的逻辑，经济决定政治的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国际问题国内化的逻辑 ――所有这些方法论被别有用心地无限发扬扩大了。侵略与被侵略、欺负与被欺负、强奸与被强奸、掠夺与被掠夺的历史，……被用纯经济的逻辑解释成先进与落后的历史；软弱就要挨打的铁律，被歪曲成“落后就要挨打”；便于随时动员起来打人民战争的中央计划体制，被用纯国内“过日子”的逻辑解释成了一个僵化保守低效的纯经济体制；……。
于是，根据这恢复了正统的“完整的准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便达成了这样的结论：
世上什么东西也挡不住生产力的发展，而世上什么东西的发展都要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它自己的生产力水平的历史。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循着共同的规律，在生产力的自发作用下，自动走向共同的终极目标和光辉顶点。而在这个共同进步的过程中，国家与国家间的横向关系――谁偷了谁，谁抢了谁；谁打败了谁，谁占领了谁；谁强奸了谁的女人，谁用谁的活人做化学试验；谁挖了谁的矿山，谁抢起了谁的石油；谁赔给谁几亿两白银，谁援助谁几百亿美元；谁可以自己印钱，而谁则必须用自己的血汗产品去换别人印的钱――这些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关系不大。因此，关起门来搞建设，一心一意奔小康，是一个国家唯一重要的事。大使馆被炸，飞机在家门口被撞，钓鱼岛被偷，东海油被抢，南沙群岛被占，中印边界被蚕食，金融主权被控制，战略企业被收购，等等，都是小事一桩。主权并不重要，开发生财才是重要的。（以“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最高指示为证）
其实，佛教行者追求的终极目的就是思想解放，就是要做到“不着相”，就是要做到“无挂碍”。而中国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所实现的，恰是这种无挂碍的心态，这种“拿不起却放得下”的萧洒，这种“我死后哪管洪水涛天”的悠然。基督徒追求的其实也是思想解放，但他们用的是另一个名词，叫“交托”，即，把自己的一切难事统统交给上帝去决定，自己因此而落得个无挂碍，落得个解脱。中国的思想解放，达到的恰恰就是这个境界，不同的是，我们的上帝是“生产力”，只要把一切都交托给生产力，其他所有的东海油之烦、南沙岛之恨、炸使馆之辱、卖银行之忧，……统统放下，一律解脱。
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
号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当然是在影射政敌的马克思主义不完整、不准确、不地道，而绝不是在自勉。要真是自勉，那发的可是大愿。中国中央编译局出版的中文《马恩全集》有四十多卷，一卷就有一本词典那么厚，而且其中大概有三分之一内容是学术专著，读起来肯定不象读小说那么容易。要“完整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至少应当把这二位先哲的书先看一遍吧？而这恐怕不是在打桥牌之余随手翻翻就可以做到的吧？然而，要把马克思的只言片语随手拈来一两句为我所用，或者，把马克思当作可捏弄的面团，随心所欲地捏出自己需要的面目来，或者，仅仅是用马克思的洋大人模样来唬中国人，却不是难事，是什么样的江湖骗子都可以玩两手的。而且，往往越是江湖骗子的东西，越是容易取得民心。
这场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并不是一次天真的教条主义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中极为核心的阶级斗争理论的阉割就是证明。说穿了，它其实只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百宝囊的再拣选运动，或马克思主义少女的再打扮运动。
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既能够被一群舍身取义的战士用作精神武器，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了命运决定权，进而担负起了保卫祖国的历史使命，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壮烈的反帝人民战争；也可以被一伙寡廉鲜耻的苍蝇用作经咒和说词，否定了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否定了几千万烈士的鲜血的价值，建立起了一个对内嗜血对外苟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最先进文化”。
马克思，这样一个盖世的大学者，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学术成就，如果永远呆在学术殿堂里，会永保其“龙种”之光芒的。可惜，让这些跳蚤给糟蹋了。
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这帮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经济学家，正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忙碌地履行着自己的历史使命：挥舞着“普世的人类关怀”和“生产力”的旗帜，煽动着中国历史沿着那个“自发倾向”的宿命力的轨迹一路走去；同时，在美国政府与美国政府驻中南海代办处之间扮演“传令兵”的角色，告诉它什么时候哪家军工企业该卖了，哪家银行该出手了，什么时候股指期货该出台了，什么时候人民币该升值了，什么时候该签新的辛丑条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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