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失去了毛泽东？

纪念毛泽东诞辰115周年征文

我们如何失去了毛泽东？

──后毛泽东时代《讲话》及“深入生活”的境遇考查

王鹤松

1942年5月2日和23日，在后来被认为是意义极为重大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两次发表了讲话，1943年10月19日延安《解放日报》上首次刊登了《讲话》文稿。从此，一提到“深入生活”，人们想到的便是曾被千万次引用的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自然形态的文学和艺术，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加工过程即创作过程，这样地把原料地生产，把研究过程与创作过程统一起来。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十年之后，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毛泽东对此仅作了三处修改，其表达更为简练而精当：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1]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讲话》中没有使用“深入生活”一词，他使用的是“到群众中”去。在其生前身后所有的正式出版物中，毛泽东从未用过 “深入生活”这个语词。但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影响，使得我们一提到“深入生活”，就仅仅将其与《讲话》联系起来，几乎没有人去注意所谓‘深入生活’其实是对 “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的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等表述的概括，在毛泽东“到群众中去”话语的背后，有着丰富的知识资源和伦理资源作为支撑。几十年间，围绕着它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围绕着该命题作出的思考为毛泽东的《讲话》的出场作了准备。有人对此作出了判断说：“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核心的思想概念，正是吸收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文化运动的精髓及其思想成果。”这种判断也可以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那儿得到论证。与其强调个人的杰出贡献，不如推究个人与什么样的群体相连，这是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一贯思维方式。他说：“根据我们所下的定义，一种有效的乌托邦从长期来说不可能是个人的成果，因为个人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打破历史－社会环境。只有当个人的乌托邦观念抓住了已存在于社会的潮流并且表达了它们的愿望，只有当它以这种形式又转而成为整个群体的观点，并被其转变为行动时，现存秩序才受到争取另一种存在秩序的挑战。”[2]“深入生活”的思想就是这样，毛泽东抓住了已兴起于社会的思想潮流，并竭力使它转变为改变现存秩序的革命行动的方式之一。在中共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推动之下，“深入生活”的行动在二十世纪的几十年间成为规模浩大、影响深远的集体行动。这种行动的目标正像杰姆逊后来所概括的那样，“毛为整个社会集体构造了一个十分具有号召力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远景”[3]，那就是试图建立一个以工农大众的利益为一切工作展开的出发点、压缩和限制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生存空间的社会，这是人类历史上极有探索意味的尝试。尤其是在建国之后它遭遇了很大的阻力。即使是在毛泽东时代，在促使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与民众生活相融合的“深入生活”行动中就有不同的声音传出，一次次的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运动就表现了推动这种行动的艰难。

正像福柯所说：“某种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也不全是这个观念的逐步完善的历史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这个观念的多种多样的构成和有效范围的历史，这个观念的逐渐演变成使用规律的历史。”[4] “深入生活”话语背后所包含的观念亦是如此。可以说，毛泽东的身前身后“深入生活”的话语虽然并不是截然两断，但其间裂隙却是昭然可见的。

1976年对于世界历史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费正清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于中国的深远意味：“1976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55年前马克思列宁主义寻找救国之道的革命一代人已经消逝。”[5]从此以后，中国和世界便进入了后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从一系列关于全世界反抗压迫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领袖的言说当中透露了出来，那便是以无产阶级解放为目标的革命将会沉寂下来。印度的苏巴什•钱德拉•萨卡尔说：“毛泽东的逝世，使中国失去了他们最成效卓著的旗手，使亚洲失去了国家自力更生的最强有力的倡导者，使世界失去了被压迫大众的一个伟大的组织者。”[6]意大利无产阶级民主党领导人戈尔拉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毛主席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对正在进行反对压迫、剥削斗争的人民群众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7]英国共产主义联盟（马列）代表在伦敦追悼会上的悼词是：“他的逝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国际工人阶级，对世界革命人民和被压迫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8]其中引人注目的还有加纳《人民新闻晚报》所作的一个耐人寻味的评论说：“他的逝世意味着二十世纪的结束。”[9]毛泽东辞世至今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如同整个中国和世界所发生的变迁一样，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讲话》”、“深入生活”等概念的公开评价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一起阴谋策划的军事政变为起点，伴随着对自己对立面的残酷清剿，在毛泽东时代受到压抑和排斥的边缘力量在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名义下走向了中心。一方面对毛泽东进行驱魅，一方面整合所有反毛势力，积极为他们招魂。以暴力为基础，他们重估毛泽东时代的实践逐渐展开，新的话语在逐渐获得支配地位。这种变化虽然以众说纷纭的多元形式的表相现身，但其中主导的叙述却是对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进行的反思、批判乃至弃掷。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记忆和叙事地位的确定有赖于政治权力的支持, 因为“社会记忆的形成过程是多元权力和多元价值观在长时段中复杂博弈的结要。但必须承认，在大多数时候，它所呈现出来的最终面貌，确实如愿以偿地表达了强势政治权力的意愿。”[10]在“深入生活”问题上，营构、维持和传播具有明确倾向性的记忆和叙事，领导集团和学术群体配合得相当不错。前者为后者提供物质资源和暴力支持，后者为前者贡献舆论和话语资源，虽然有时也有龃龉，但是共同的利益还是能够让他们克服分歧，共同营构他们既剥夺又疏离民众的精英主导的社会。

一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旗帜之下发生了以去毛泽东化为标志的重大转折。德里克描述中国这一走向时说：“毛泽东时代及毛逝世多年以后，中国领导人一直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实际的发展状况却是：“自从八十年代再次开放后，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大门完全对资本主义敞开”。[11]汪晖对此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自八十年代开始的“在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活动的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的”，“它所吁求的恰恰是西方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12]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晚年为之忧心忡忡的“社会主义可能会失败”的境遇变成了现实。毛泽东本人也面临着“跌得粉碎”的命运。当然，这一剧变的发生是一个渐进的秘而不宣的过程。

毛泽东离世几个月后，在纪念《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的时候，他的公开形象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不可置疑的。因此，“深入生活”仍然是人们争夺的符号资源，以其辅助自己确立毛泽东遗产的合法继承人的形象，从而确立自己在诸多场域的支配位置。反对和破坏“深入生活”则被指认为不可饶恕的罪行。毛泽东辞世之后第一次《讲话》纪念的主题便是对反对《讲话》及“深入生活”原则的刘少奇、四人帮的批判。在批判四人帮破坏“深入生活”的同时，华国锋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文艺界应该继续坚持“深入生活”。

第二年为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三十六周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文艺工布置了“深入生活”的任务。很快，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五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协会和中国舞蹈工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工协会、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摄影学会也将陆续恢复工作。在这次宣布重建文艺界官僚机构的会议上也是强调了“深入生活”原则的贯彻：“文艺界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号召文学家、艺术家积极地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几位文艺界的元老也发表讲话，重申“深入生活”的原则。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巴金、丁玲等人在新时期文艺官僚机构重建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将“深入生活”当成了文艺家必须去做，文艺领导必须关心的活动。[13]  通过继续使用毛泽东时代的符号资源，归来的文艺领导人至少在表面上弥合了两个时代的已经出现的裂隙。

1979年10月30日，在标志着文艺界“拨乱反正”近于完成的中国文联“四代会”上，邓小平的祝辞赋予了“深入生活”以合法性。他并没有使用这一词语，而是用一番话表达了对文艺家深入生活的要求：“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在这次会议上，曾在毛泽东时代遭受批判和监禁的周扬和夏衍也都明确强调了文艺家“深入生活”的任务。[14] 随后《人民日报》的社论动员各级领导组织文艺工去“深入生活”[15]。中共中央1980年1月31日《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精神的通知》中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指出了文艺工“深入生活”的重要性。

这个时候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方面大力提倡“深入生活”，另一方面在关于知识分子和民众关系“拨乱反正”的重构过程[16]中，毛泽东时代的“深入生活”实践开始被质疑。

1980年2月12、13日胡耀邦在《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7]中面对文艺家们申明了让知识分子重回中心的政策。[18]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重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说：“因为历史向前发展了，有个别地方现在看起来不很适当，但总的来讲，毛主席的文艺理论是辉煌的，丢了是不好的，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现在也还对我们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他也提出要继续坚持“深入生活”，同时也指摘以往在实践上“不加区别地一律要求只在一个地方长期蹲点，现在看来有点毛病”。

1980年，夏衍对“深入生活”的历史作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应该说从四十年代起，文艺工响应党的工作号召，曾一批又一批地深入工农兵群众、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如参加土改、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直到四清──甚至也可以包括十年浩劫中的下干校、蹲牛棚。中国文艺工在深入生活、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的艺术家们相比是很突出的。现在重新回顾一下，文艺工在改造思想上不是没有收获的；在创作上，既有一批内容坚实的成功之作，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谈收获只是一个引入，要点是要指出其缺陷。这种缺陷存在于深入生活的方式上。他对“深入生活”的具体做法提出了反思：“深入生活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深’和‘入’。深入生活绝不像逛一趟百货公司就可以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样容易。过去让作家到农村、工厂、部队呆一个时期，访问一些英雄人物，然后取得一个故事梗概和一些写作素材，回来敷衍成章的老办法，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此路不通的。所谓‘深’和‘入’，就是要登堂入室，深入到事物的核心，深入到人物的精神世界。”夏衍一方面指出过去那种参观访问的深入生活方式是行不通的，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他也没能明晰地指出如何深入生活才是行之有效的方式。他也只能继续重复毛泽东的话，比如：“长期地在生活的海洋中，观察、研究、分析、积累各种各样的人物。了解、熟悉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所感所求。”[19]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为人们评价历史、言说现实确立了不容置疑的元话语。《决议》对《讲话》也进行了历史定位：

毛泽东同志关于思想政治文化的许多著名的著作，例如《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决议》在指陈了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之后，似乎并未对《讲话》提出批评。对《讲话》的重估被放在了一个多月以后，是由《决议》的起草人之一胡乔木来完成的。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召集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这是推动贯彻执行十一届六中全会诀议的一次讲话，中共文艺代表首次公开正式地批判《讲话》存在的问题：

“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批示中央已经正式宣布加以否定)。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后来甚至看成是“黑线人物”或“牛鬼蛇神”，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利用这种观点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必须永远牢记。”

这种指责是严厉的，他不仅否定了《讲话》中一个重要观点，也否定了毛泽东对建国以来领导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甚至是毛泽东的人格。这种评价在以后人们同意的表态中屡屡出现，成为人们公开评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准则。[20]

胡乔木一方面批判了《讲话》的错误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缺乏理解的人格缺陷，另一方面保留了对“深入生活”的无条件的赞同，他将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方面”理解为“要求作家深入到生活里面去，深入到群众里面去，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意见可以被视为是中共在6月27日《决议》发表之后，对“深入生活”作出的正式表态。其后，“深入生活”更是被大力宣传和推行，成为各种文艺工会议必然出现的话题和文联作协工作的重点。

1981年11月5日──12日，中国文联召开了文学创作座谈会，学习胡耀邦在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9月25日、10月2日他同文艺界、新闻界负责同志的谈话，学习中央批转的胡乔木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座谈会上对反对“深入生活”的意见提出了批评：“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艺界有些同志曾经忽视深入生活的必要性，个别人甚至提出要‘废除’深入生活的口号，这显然不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12月15日──16日，中国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召开。12月18──21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中国文联要把组织作家、艺术家深入四化建设第一线的工作放在首位。”

在1982年4月29日，林默涵在文化部文艺理论学习班上的发言[21]总结了“深入生活”的光荣历史：“四十年来，文艺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主要的一条就是文艺工坚持了同群众相结合，坚持了深入生活的原则。”他从“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这一命题来阐述“深入生活”的意义说：“要使文艺很好地为最广大的人民，首先为工农兵服务，关键是文艺工必须同工农兵相结合，这是《讲话》的精髓。因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为工农兵而写作，要表现工农兵，要为工农兵的根本利益而斗争，那么文艺工就必须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熟悉工农兵的生活，具有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是无产阶级文艺特有的问题，资产阶级文艺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然后他总结在新时期如何实践深入生活说：“深入生活的方式应该好好总结经验，应该根据不同作家、艺术家的具体情况和不同需要，采取适合于他们的不同方式，不能千篇一律。”

在《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前期，各地进行了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评工作。[22]。

周扬1982年5月12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中[23]，提出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 “一要坚持，二要发展。” 他明确自己的谈话所依赖的“原则问题”和“领导思想”是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已经作了阐述的党中央关于文艺思想的方针，胡耀邦先后有过的多次讲话以及胡乔木重新发表的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周扬在次讲话中顺从了他们的意见，表明这位自我评价说曾经“正确地宣传、解说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人物意欲调整自己的认识，向新的领导集团皈依的姿态。

他阐释说：“问题在怎样坚持。┅┅，我们讲的坚持，是在发展中坚持。”由此看来，他强调的要点还是在于“发展”，他认为只有“发展”是才是真正的“坚持”。这是关于《讲话》失去其有效性的委婉表达。而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也就是说，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则的目标就是使之“与中国的历史、现状结合”，满足现实的需要。周扬的这种说法看似能自圆其说，其实只是重复了当权者的话语而已。他没有具体地讲清并令人信服地论证到底要坚持什么，发展什么，而只是笼统地讲发展。

对于“深入生活”，周扬似乎在毛泽东时代已经透支了言说的欲望，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番人所共知的话：“作家要深入生活，这是天经地义。所谓深入生活，就是不做旁观者，要做当事人，我看这一点最要紧。做当事人，就会感到与你所描写的、所反映的生活血肉相连，利害与共。毛泽东同志说，感情的变化是最主要的。立场、观点、方法都以感情的变化为标志，感情变了，对事物的观察和体会就会不同。”

冯牧发表了《重新学习和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也对“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作出了阐释。他指出《讲话》的重大历史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它历史局限性的成因：“《讲话》发表已经四十年了，它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理论思维和艺术思维的产物，因而在某些具体论点上自然不可能不受到一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局限。”冯牧的意思很清楚，他要在新的权力话语的指导下来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这种理解和阐释必须符合新的领导集团的意愿，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人们必须认定，第一，“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中存在着某些不科学的论断”。第二，“我们还要把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文艺创作的实践科学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伟大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才能做到：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基于毛泽东连同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文艺思想曾经有过的巨大影响和强势地位，要想做到上述两点，可能会有很大的阻力。因此，冯牧号召：“我们应当有追求真理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也要勇于批评和抛弃错误的思想”。

在周扬和冯牧的引导之下，与会的学者们作出了同意的表态。

何西来和杜书瀛指出：“毛泽东同志有关文艺问题的某些个别言论，有的在提出的当时是正确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不适用了，需要用新的提法和新的观点来代替；有的在当时就是片面的、不确切的，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补充、修正；有的则被实践反复证明是错误的，那就必须予以放弃。”[24]

郑伯农引用周扬和冯牧的话来说明毛泽东的文艺主张也“包含着某些偏颇之处”。郑伯农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的理解是：“我们不但要维护和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则，纠正毛泽东同志的某些失误，还要根据新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条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在发展。我们党对于文艺政策的调整，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发展。”[25]

李准和丁振海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错误之处进行指认时就与胡乔木的说法一致：“比如，在对我国文艺工队伍的世界观实际状况的估计上，就曾发生过失误：在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文艺队伍乃至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构成和思想状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以后，他还说包括文艺工在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感情还是旧的，因而要求他们还都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就不符合已经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他自己过去明确阐述过的按经济地位划分阶级成分和有关阶级分析的一系列科学论断。”[26]

王瑶附和胡乔木的话来表达他对《讲话》局限性的认识。他说，对知识分子“不信任情绪在《讲话》中已露端倪”， “这种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思潮在我们这样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决不应再蹈覆辙。”[27]以上这些人的所言其实都是对于领导讲话的重复而已，我们所能看到的情况是，没有人对于这么复杂的问题提出别样的商讨意见，也许有人提出了，但是他的声音却传不出来[28]。

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来统一人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认识。它宣称：“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条战线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批判了极左思潮，恢复了马列主义的本来面目。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科学原理也在文艺领域里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新时期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体现在“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总口号”。

文章为什么要坚持“深入生活”作出了分析：“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文艺工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和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认为这是繁荣革命文艺创作的一条必由之路。今天，我们应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个精神发扬光大。”他将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的文艺创作出现了初步的繁荣的原因归于“文艺家和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他一方面承认在文革当中大批文艺工被赶到最艰苦的底层去使得“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写出许多饱含生活气息，倾吐人民心声的佳作”。他没有明确地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较之以前文艺家与群众的关系如何，他的下列说法已经承认了前后时期的差距：“近几年来，不少作家保持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但是要看到，也有一些同志与群众的联系却淡薄了，一旦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就不再注意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了。有些人靠主观编造敷衍成篇，少数人甚至热衷于单纯的自我表现，不承认人民的斗争生活是文艺最广阔最丰富的源泉。针对这种状况，端正对于深入生活的认识，认真地实践文艺工的深入生活，是很重要、很迫切的”。

它重温了《讲话》所言的“深入生活”的目标：“作家投身到群众的斗争生活中去，既是个积累创作素材的过程，也是个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但他对此修正说：“我们不赞成在今天对大多数文艺工普遍实行那种‘脱胎换骨’、彻底‘转变立场’式的‘思想改造’，那样做是否定多年来文艺队伍的进步和变化。”如此一来，他就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对文艺家“深入生活”的现状是不满的，但他又不愿意触及文艺家的思想改造问题，说他们需要改变思想，便与他们是进步群体的预设相诋。所以，他只能作明知不可能实现却勉力去做的号召：“文艺家应当永远和群众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永远做群众忠实的代言人，努力站在人民大众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真实地、历史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歌颂人民群众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斗争业绩，批判那些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前进的形形色色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势力，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鼓舞人。而要做到这一点，文艺工必须在深入生活的同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社会，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82年6月19日至25日召开。这是一次规模极大的会议。文联全委和列席代表近四百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再次宣示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定位说：“会议期间委员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给文艺界人士的十封信和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的两个倾向问题》等文件。同志们强调，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其它文艺论著，是发展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的指导思想。对待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29]

1982年6月24日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议上，周扬和傅钟都对“深入生活”的问题作了阐述。会议通过了文艺工公约，以条例的形式对文艺家的深入生活任务作出了规定。[30]会后，中宣部、文化部联合举行了茶会，王震、韦国清、彭冲、万里、习仲勋、王任重、胡乔木、薄一波等人参加。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主持茶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茶会上发表了讲话。

从此，新的领导集团已经完成了重估毛泽东、毛泽东文艺思想、《讲话》和“深入生活”的工作。“深入生活”在“新时期”的权力场域和文艺场域似乎仍获得了继续保持它的合法性的权利。同时这中间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之处，使得“新时期”围绕着这个话题的冲突或明或暗，持续不断。

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会议6月27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作家应当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变革中去。只有深入群众，深入了解人民的思想、情感。心理和愿望，才能写出深刻揭示新时期的矛盾冲突、真实反映伟大时代风貌，打动人心的好作品。”

会议认为，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既要重要长期积累的行之有效的经验，又要根据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注意总结新鲜经验。会议期间，对深入生活的活动作了落实：“组织一部分作家到农垦、地质战线体验生活；并协助总政文化部从全国各地组织五十位军外作家到新疆、昆明、沈阳、济南军区和海军部队体验生活。同时还要组织一些作家、诗人到西藏地区参观访问。”

与会同志以为，作协和各分会有责任帮助中青年作家认识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和长远的意义。他们说，不少中青年作家重视深入生活，认识到在狭窄的天地里难以施展才华。但也有一些中青年作家的笔触远离沸腾的生活，他们还没有“沉”到群众中去，其原因有的是舍不下比较安逸的生活，有的唯恐一时写不出作品，不愿下功夫去学习做基层工作，也有个别中青年作家，对于深入生活还持有怀疑态度。与会同志以为，作协和各分会有责任帮助中青年作家认识的重要性和长远的意义。 ”

10月1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一个新的突破、新的发展，不能不重视深入生活的问题了。它对“深入生活”实践的多样方式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作家到生活中去，可以根据各人的特点和条件，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在这方面不能‘一刀切’，更不能强求”[31]

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在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授奖大会上的讲话中将“深入生活”看作“摆在一切文学工面前的一个最为紧迫、最为重要的任务”，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把组织和帮助作家“深入生活”作为我们今后的一项中心任务，这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改革工作中的第一要务”[32]。

1984年，冯牧又在一篇文章中对“深入生活”作了较长篇幅的阐释。可以看出当时的文艺界的领导人对“深入生活”的历史及现状的基本认知。他虚构了一段历史说：“‘深入生活’的口号，最早是由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对此，并没有人提出质疑。也许人们只是听听而已，又有谁会认真地对待它呢？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所作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深入生活”的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他也总结了深入生活的历史的经验说：

“深入生活这个口号，我们已经提倡多年了，取得了显著的良好效果；但也应该承认，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本来是正确的口号，常常受到极为机械的、简单的解释，甚至成为粗暴地驱使作家图解政治运动、对作家的创作横加干涉的一种借口。‘大跃进’年代和十年动乱期间出现的那种以为只要把作家轰下去，实行什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 ‘三结合’就能搞出作品的荒谬做法，正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因此，现在一提到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有的同志还有些疑惧，有的同志以为老生常谈，无补于创作实际；产生这些误解是有历史原因的，责任并不全在这些作家身上。”

与冯牧的意见一致，他也认为“深入生活”是正确的，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它受到了机械和简单的解释，使得一些作家对于深入生活感到怀疑和恐惧。因此，改变作家“深入生活”的方式便成为必要之举。他提出了“细致安排，多种途径、多种形式”的解决办法，听起来是令人神往的，但他并没有说明理想的“深入生活”的方式到底什么样，能让作家“自觉自愿地形成一个深入生活的新高潮”。他只是说：“应该允许作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让他们自由选择，各行其便”，在尊重和爱护作家的基础上使作家能够踊跃地“深入生活”，创造一段崭新的历史局面。

1985年，中国作协副主席陈荒煤在谈论“深入生活”的问题时说：“作家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生活是无限的，历史也是无限的，因此，一方面，要鼓励、提倡作家去熟悉新的生活，但不能重复过去那种作法，不管作家生活经历如何，风格、趣味、爱好如何，硬要强迫他们都去反映一种生活，如某一个运动（大寨一出来都去写大寨），某一个典型（哪里出了英雄都去写这个英雄），这显然是违反艺术规律的，会产生很大弊端的。这不仅把无比丰富广阔的生活单一化，而且限制了作家在题材、形式、风格方面的多样化。”[33]

在当时的文艺界的领导口中，他们关于“深入生活”的言说是完全一致的。一边是对‘深入生活’的大力提倡和推行，一边也对“深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实践进行贬低性评估。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深入生活”的行动存在着强迫文艺家的不良纪录，却又要大力推行之。为了弥合这两者的不协调，文联和作协的领导人也是提出了“深入生活”要采取灵活而多样的方式。但即使是这样，关于“深入生活”在新的时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还是不断地被质疑。

1980年之初，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茹志鹃作文抱怨“深入生活”不仅干扰了她的创作，也让她有被呼来唤去不被尊重的感觉：“到了1960年专业了，好，对不起，你是专业作家了，专业作家有专业作家的要求。第一，请你下生活，下生活当然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再加上搞四清，一会儿交下一个任务，说你去写个‘反资文学’。去大隆机器厂住了一段时间，这个任务也来了，深入生活的要求也来了，你作家怎么可以在家时写作呵，所以我1960年到1966年，大概写的极少，都在生活中，在任务的催促中，一会儿下这个生活，一会儿下那个生活。说老实话，我动笔写的实践，比业余的时候大大地减少了。┅┅生活还是源泉，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片面强调这个，实践下来的结果，我认为很值得探讨。我这方面的感触是很多的。┅┅我们作品少是什么道理，因为实践少，政治运动，深入生活，学习，适应各种政治上的要求占了我们大半生的时间。” [34]

如此一来，对于“深入生活”能否需要坚持下去存在着分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没有人能将“深入生活”给予一种建设性的分析，往往都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作出命令、号召、或指派。同时，又在回顾历史时将“深入生活”与所谓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与其没有意义联系起来，这无疑也降低了文艺家的意愿。在新中国文坛上的成长起来的作家表达了这样的认识，那么新时期刚刚获得声名的一些作家亦是如此。

1981年刘心武在回答作家要不要“深入生活”的问题时说：“以往我们常说的深入生活，有着其特定的含意。那含意是否可以这样概括：作家自己的个人经历，个人的生活体验，都不算‘生活’，只有工、农、兵的‘火热的沸腾的战斗生活’才算‘生活’，所以作家应当无条件的投入到‘工、农、兵的火热的沸腾的战斗生活’中去，这不但是为了熟悉工农兵并表现他们，也是为了彻底将作家自己改造成没有自我感觉的那样一种‘革命化’的‘革命人’。应当看到，这种提法的产生，最早是有着它的特定的时代环境的，因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的，但是作为一种长期、稳定的指导思想是否合宜，我认为是可以讨论的。”他分析说：第一，我们社会中的从事每种职业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都有着‘火热的沸腾的战斗生活’。既然如此，又何必单单强调‘深入工农兵生活’呢？”第二，“今天的工、农、兵组成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些青年工农兵不见得比知识分子有更强的无产阶级阶级性，生活也不见得比知识分子更具有火热的战斗性，因此，“文学艺术家在多在程度上必须单单投身于他们、学习他们改造自己，并以表现他们为自己的最主要任务，实在是值得商榷的事情。”第三，“有什么必要把亿万人民的生活，分成‘应当深入的部分’，‘不必深入的部分’呢？坚持提‘深入生活’的同志，看来主要还是持政治的眼光，经济的眼光，┅┅以往的历史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作或许可能广种薄收地产生一些有价值的好作品，但却限制、耽误了许多有才能的作家的才智和年华，妨碍、阻止了大量的好作品的诞生。”他说：“我坚持认为，作家对生活的熟悉区域和反映区域，是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硬性规定或分配的方法，用陈旧的口号和吓人的帽子，来加以限制的。”[35]刘心武是以时代环境变迁之下，作家的个人生活有其独立价值，不需要向青年工农兵学习、文学家不应当受行政命令的约束为由来质疑“深入生活”的合理性，其立论与现实当中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比的优势地位密切相关。 他的这番思考两年前相比，发生了明显的断裂，可以看出时代思潮的转折。[36]但是他的这番表白仅仅过了两年就被他自己否定了。关于“深入生活”他讲了完全不同的意思。

陈丹晨也以此质疑“深入生活”的合法性。在《论作家与生活的关系》一文中，他对“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深入生活’这个口号”作了阐释。陈丹晨指出对于这个毛泽东论述的很清楚的口号的内涵存在着种种误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同志对这段论述作了片面的解释，即把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生活割裂开来：认为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非工农兵的生活都不是‘生活’，作家只有到工农兵中去，才叫‘深入生活’，才能成为作家汲取创作素材的源头，此外，都叫脱离生活，都不可能从中汲取创作素材。”[37]在他理解，有一种与工农兵的生活无关的“深入生活”。他说在毛泽东时代存在着的很大的问题是作家对于‘生活’的个人理解遭到了压抑：“在相当长时间内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强调‘深入生活’，另一方面又不能使作家从实际出发，表现自己所能看到所激动所理解了的生活，从而也就否定了‘深入生活’的本来意义。”[38]

更多的引人注目的作家站出来现身说法，宣布“深入生活”于自己创作的无效性。甚至可以扬言，正是因为自己并没有按照文艺领导机构的安排去“深入生活”才有了今天的成绩。比如从维熙以自己为例说，1979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就有人提出要作家下去深入生活的问题。但自己并未响应从而获得了成功。[39]邓友梅也说自己践行的“深入生活”是与一批“非社会主义新人”的北京老人每周聚会。但是邓友梅有顾虑：“我就不敢把这称为深入生活公开宣布。作家每年要填表报告自己‘深入生活’计划，下厂多少天，下乡多少天，似乎这才是‘名正言顺’的深入生活。我常为自己“深入生活”计划没有落实而感到惭愧可是又没办法。但这点事，多年以来就不能拿到桌面上谈。”[40]

从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深入生活”已经失去了它的活力。一方面，在每一次文联或作协的会议上，“深入生活”都会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重新提起。[41]在每年纪念《讲话》发表的时候，尤其是整五年或十年纪念的时候，“深入生活”都会被仪式性地提示不要被遗忘。[42]其中一些亲历了延安时代的老文艺家在回忆往事时，都不忘缅怀自己“深入生活”的美好记忆。[43]但是另一方面，《讲话》及“深入生活”的地位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位置，在文艺界受冷落和学术界受到质疑和批评已成事实。虽然有人因此而愤愤不平，但是也无法使其摆脱受冷落的地位。[44]

二

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转向相呼应，中国大陆的学术群体从文学事业和知识分子遭受的伤害两个方面对毛泽东时代“深入生活”效果历史方面展开了评估和批判。当然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从后毛泽东时代才开始进行，其实，这样的声音从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日起就已存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国民党政权的退踞台湾，由于受冷战思维和反共立场的驱使，多年来，海外许多学者对于毛泽东《讲话》及“深入生活”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持否定态度。后毛泽东时代大陆的学者群体当中不少人对此问题的立论与它们有着相似之处，他们的言说甚至成为近三十年来大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主导声音。在对这些人的“深入生活”话语作出梳理之前，我首先对毛泽东时代海外学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略举数例。

1960年8月，金达凯对中共的文艺事业作出了评述：“共党对人类的严重祸害，是对思想的编制，对自由的剥夺。”[45] “深入生活”在他的眼中于文艺创作完全无益：“十年以来，尽管大陆社会经过重大的变化，尽管中共以行政领导规定作家的任务，尽管三番两次要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但结果总还没有产生一部较为像样的作品。”[46]

1978年，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对大陆文学十七年的历史状况进行了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总结。他们将这一段文学史看成是冲突尖锐的历史，“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有血有泪的历史，是政治对文艺创作的压迫空前强大，文学艺术家反抗政治压迫空前剧烈的一段时期”。他们评估大陆的文艺时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人那样对文学创作活动提出如此专制性的党性原则，加以严酷的限制”。[47]他们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看成是这种文学观的渊薮。在这一文本的影响下，毛泽东的《讲话》“企图使文学创作在其政治的支配下进行”、“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48]他们给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总的评价是“所阐明的只是文艺如何为其政治服务的理论，是从统治阶级的立场观点来说明文艺的一些问题。并不可能科学地总结文学创作的本质及其创作的规律。”[49]因而，它只能“使创作的活动受到政治的无端干预，影响文学创作的正常发展。”[50]他们判定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文学创作规律的反动，因而，推动它发生效力的整风运动“只有整垮一批又一批有才能的作家，并不能让创作搞好。”[51]

孙陵回忆他与一些留在大陆作家的交往，并为他们的所谓悲惨遭遇而惋惜：“回思三十年前的今日，正值大陆陷匪前夕，举国滔滔，如中疯魔。对于那些把共匪看成了了救星的糊涂虫们，你如果善意规劝，他便以冷语相讥，那种情形真正是爱莫能助，当时我便看出这些人只有让共匪来现身说法，亲自教训他们，然后才会有醒悟的一天，只是至今为时已晚，等到共匪的狰狞面目真正被他们认识的时刻，他们的自由也早已丧失净尽了。” [52] 看起来是对中共解放三十年成绩的歪曲，但是随后却被大陆方面的领导者一一自我承认，它使世人了解，原来中共三十年治理大陆的真相便是冤狱遍地，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达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

他从“文艺的本质是共同而不变的人性，文艺的功能是表达人性中的需求和愿望”的观念出发，揭露中共对于“一切有良知的作家”的打击迫害。他控诉说：“一九四九年后，在中共统治下，三十年代的作家都失掉了光彩。毛泽东的专制统治达到亘古未有的颠峰状态”，这使得“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在政治势力的压迫下进入一个极端艰难的时期”。[53]他将这种现象的根源归结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中。他说：“‘延安讲话’成为金科玉律，妨害了中国文学的命脉”。[54]

唐绍华注意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的问题的看重：“中共对文艺是始终重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大陆那样对文艺如此敏感的。从中共政治的现实来看，任何一次斗争，无论是性质和目标是什么，文艺总要被卷进去。中共对文艺的认真，甚至可以追溯到夺取政权的之前的延安时期”。[55]

在另一处，他又对毛泽东加以抨击说：“中共自始就是将文艺视为当做另外一战场的斗争的，尤其是毛泽东更成为统治特点之一，是要把言论、文艺的自由，完全扼死，把几千年生命挣扎的统绪，一刀割断，要被他整死的人，连哼哈一声的权利也没有。”[56]文艺界对于所谓毛泽东专制的控诉在1985年还没能形成气候，稍后几年，这样的指证才大张旗鼓地展开。唐氏揣度毛泽东的用意时说：“当然，他还是为了加以利用，因为他深切了解文艺的建设性和破坏作用。所以当延安时代，他就建立了所谓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实际上便是中共的必须服从之文艺政策。”[57]  中共以《讲话》为中心的文艺政策的效果历史在唐氏看来是声名狼藉的，它们导致了大陆文艺实践的单调：“从文艺本身来说，人们（包括作家在内）对三十年来的文艺创作是失望的，本来在文艺广阔的领域应该有千条万条的道路可走，但大陆上只有一条可走。三十多年来，整个文艺队伍用的是一种情绪，一个感受方式，像马克思说过的那样，一种色彩，即‘官方色彩’。”[58]他也用‘一体化’来总结三十年的大陆文学，与新时期大陆的学者作了深入阐述的“一体化”判断相类似。

刘心皇总结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时说：与共产党相比，“在抗战期间，文艺运动方面，首先吃了败仗”，他感叹说：“这个教训实在太大”。[59]但接下来他评说毛泽东《讲话》的效果时与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明显脱节：毛泽东“使作家在他所指定的窄门中进出，否则不是头上的刀子向头上砍，便是身上的绳索把人勒毙”。如此一来，他便难以说清共产党在文艺运动方面战胜国民党应当怎么理解，离开了《讲话》，中共靠什么指导文艺运动了。丁淼的思路也有这样的问题。他在《中共文艺总批判》中评价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共的文艺政策说：“那就是把作家当作绝对的御用工具，把作品当作绝对的宣传品”[60] ，“毛共不惜运用政治力量和恐怖手段，在毛区推行毛共的‘文艺政策’，甚至不惜流作家的血，藉以灌溉毛泽东文艺思想”[61]，但他同时又讲中共的胜利得力于“把文艺作战视同军事作战”。[62]

这样一些以反共为事业的港台学者因为急于为其政治目的服务，在谈论《讲话》时便缺少严谨求实的态度是显然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这样的历史叙述在当时应该会被视为是对中共领导的文艺事业的恶意丑化，但其观点却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学术界当中得到了继承并进一步展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政治的转向给予学术的影响。这一切就像谢冕在1996年所概括的那样：二岸三边的中国文学“因历史造成的陌生、距离和误解正在缩小。”[63]李杨对此现象作出的总结显得含蓄了不少：“在新时期我们再度打开通向西方的大门之后，《讲话》越来越变成了一个‘传统’的文本。”[64]后毛泽东时代对于《讲话》的反思、批判乃至攻击循此逻辑展开。建国前后和1977年高考恢复之后走上学术之路的一代代的学者前后相继地站在特定的立场之上对于《讲话》和“深入生活”的实践和构想展开了批判，展示伤痛、指陈罪责，成为近三十年来的人文学界压倒一切的声音。

在1980年代因批判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而大放异彩的李泽厚在1989年4月向台湾媒体吐露心声说：“我们这一代是很悲惨的一代，最值得珍惜的年华都被浪费掉了，我浪费了好多年在搞体力劳动，所以是郁积了一些情感”[65]。这情郁积于心的情感也明显地表现在了他不满毛泽东《讲话》的支配地位上：“毛的讲话则统治了中国现代文艺实践和理论三、四十年。截至前几年，还几乎一字未可更易。所以，建国以来的三十年，强调民间形式和传统形式，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他指责《讲话》巩固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前现代性：“强调与工农兵的一致和结合，包括对民间形式以及传统的高度评价，构成了这个‘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份。它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日益巩固化、定型化和偶像化。并一直延续了下来。以至今天我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某些态度和观念，比之‘五四’和三十年代，似乎还要保守。”[66]

李泽厚评说《讲话》之后中国文艺的逆时代潮流变化的特征：“毛泽东算了此夙愿，中国文艺中终于出现了真实的农民群众、真实的农村生活及其苦难和斗争。知识者的个性（以及个性解放）、知识给他们带来了的高贵气派、多愁善感、纤细复杂、优雅恬静┅┅，在这里都没有地位以致消失了。头缠羊肚肚手巾，身穿自制土布衣裳、‘脚上有着牛屎’的朴素、粗犷、单纯的美取代了一切。‘思想情感方式’连同它的生活视野变得既单纯又狭窄、既朴实又单调；国际的、都市的、中上层社会的生活、文化、心理，都不见了。┅┅这里则主要是以中国下层农民传统战胜和压倒了西来文化。”[67]很显然，李对这样的文艺形式并不喜欢的，因为，在这里，他的高贵和优雅的贵族气派遭到了抛弃，他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受到了压抑。由考察《讲话》造成的文艺的逆向而动的特征出发，李泽厚认为《讲话》的实践带给几代知识分子的是不得已告别文坛或是在压抑中的生涩之感：“1949年翻开了中国现代史新一页，但并没有翻开文艺史的新篇页。第二代第三代的作家们大都停笔了，或者写些手不从心、主观上相当忠诚，客观上相当滑稽的作品。”[68]李泽厚描述他们在角色乖谬中的悲剧生存状态：“他们对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国家的独立、统一和社会行动，是兴高采烈无任（原文如此－— 笔者注）欢欣的。他们由此而衷心接受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或封笔改造，或强勉自己去写那并不熟悉也并不一定能热爱的工农兵的大众生活。第四代来自延安的文艺家们是胜利者，他们大都当了大大小小的干部、领导，他们仍然满怀信心地去继续已经开创了的事业――写工农兵和他们经历过的生活、斗争，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工农兵的一部分或工农兵的代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感方式’就这样被自上而下地规范了下来，在现实生活中，也在文艺创作中。”[69]

1985年北京几个年轻学者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规划，[70]开启了后毛泽东时代“重写文学史”探讨的大幕。虽然并未展开实践，但其理解历史的观念令人注目。他们以1980年代“开放”的强势话语为基础，设定参与 “世界文学”的潮流作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以此衡量毛泽东时代的症候，他们发现：“闭关自守是一项双向的消极政策，世界被拒之门外，自己被囿于域中。”以向西方开放程度为标准考察中国当代文学，他们发现这样的缺陷也是在情理之中：“政治压倒了一切，掩盖了一切，冲淡了一切。文学始终是围绕着这中心环节而展开的，经常服务于它、服从于他，自身的个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除了政治性思想之外，别的思想启蒙工作始终来不及开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的产生因此具有了解放的意义：“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学要从社会政治史当中脱身而出，成为回归自身的“自由”的文学。这种文学自主性的吁求目标其实不会终止于文学独立，而在文学的生产者吁求自主和解放。

十多年之后的1998年，钱理群回忆他们这种历史书写的冲动来自他们单纯而明确的政治意识，正是“‘拨乱反正’给了他们破除“实质上的‘文化专政’”使命感：“我们这一代学者研究工作的起点，就不能不是在我们的老师们的带领与指导下，进行文学史研究的‘拨乱反正’，也即颠覆原有的定论，对所谓‘支流’与逆流的作家作品进行重新评价，而同时对置于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革命文学进行质疑，着重于揭示其被掩盖了的负面。”[71]

他在回顾八十年代的时候说：“正是在经历了禁止一切独立的思考，扼杀个体生命的自由意识，以消灭知识与知识分子为目的的‘思想改造’，并且把外在的禁令化作了自我内心的‘需求’（这才是真正令人恐怖之处），也即知识分子自身的奴化，从而推向绝望的极端以后，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通过痛苦的反思，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觉醒；同时又在历史提供的特殊机遇中，与直接承续了‘五·四’精神的老一辈学者相遇，不仅接受了较为严格的学术训练，而且在精神谱系上与新文化传统相联结，并进而把自我的觉醒转化成了新学术。”他甚至说：“第一次发现‘以前的30多年全是发昏’”，对“几十年形成的，几乎渗入灵魂、血肉的观念、准则、理想、信仰”表达了自己的坚定的质疑。[72]

这样的目的在有人关于抗战至文革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的描述中也透露出来：“抗战给知识分子重新提供了直接参与庙堂的机会，促使大批作家弃笔从戎，投身于前线或后方的抗战活动。但在这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中，知识分子的理想一再受挫，并由于战争文化的规范，知识分子在实践中不断失落自己在政治中心圈内的地位，逐渐地被逐向文化边缘。这个过程在五十年代以后继续着，从胡风集团事件到文化大革命，始终充满了这类冲突，直至知识分子独立的政治地位完全丧失。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曲折地反映了这个过程。”[73]

他将这个过程归咎于毛泽东。在他看来，“在绝对地肯定了新文化运动和它的旗手鲁迅以后，毛泽东又以新文化的主要体现者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和欧化的文学表现样式，逐一地进行了批判。他否定了‘五四’新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文化模式，建立起另一个标准――中国大众（主要是中国农民）的需要。他强调知识分子唯有背叛自己的教养，才能适应新的文化规范。他为知识分子指出了两条途径：1、无条件地向大众（主要是农民）学习，以大众的思想要求和审美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2、无条件地投入战争，一切为战争的胜利服务，因而，也就是一切都围绕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斗争和政策路线方针服务。可以看出，这两个要求都鲜明地烙上了战时文化的特殊印记”[74]。

他对《讲话》的独创性是不以为然的，“《讲话》的主要论述，即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并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在这以前就有人谈过。如瞿秋白，在三十年代领导左翼文艺运动时，对此作过相当全面的论述。”他认为毛泽东的独特贡献“是在于他以军事家的思维方式来总结共产党在文化理论方面的集体经验，使文艺成为战时革命事业中的一个切实有效的组成部分。”[75]将毛泽东的《讲话》的有效范围仅仅锁定为战时，这样，抗战结束之后《讲话》的继续实践就被视为对于变动不居生活的视而不见。这种理解成为人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症候的一个切入点。这样，人们就不能不否定中国建国后的文艺实践：“特别在进入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之后，过于强调文学目的论和宣传意识的结果，只能使大多数作家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先是一批由‘五四’新文化培养出来的作家不得不搁笔，或者写此力不从心的应景东西，显然这不能归咎于他们艺术创造力的枯竭。接着，一批由解放区培养起来的作家也发生了惶恐。因为文学创作本该是一种充满着个人自由创造精神的劳动，失去了创造精神，失去了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的审美感受和独立思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76]当然，他的评述也并无新意，从中，我们便能够听出他是在作李泽厚的传声筒。

1988年，刘再复提出“是否‘左翼’文学不论在整体上还是哪一个方面都比初期新文学水平高，工农兵文学是否同样都比‘左翼文学’高，建国后的文学是否又比建国前的文学水平高？”他找到的答案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不一定符合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许多现象许多措施，作为历史的要求，作为社会进步的要求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对于文学，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牺牲”，明确的说来便是：“它在政治上进化了，但在艺术上却往往退化了。”

他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把文学作为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作为另一种军队。这种‘偏至’和倾斜，在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但是如果把‘偏至’普遍化，把不得不‘偏至’的现象和方针作为永恒的准则，那就会造成文学的灾难。”这实际就是要对建国后的文艺政策进行批判，“解放后，社会正常发展了，我们本应给予文学艺术以补偿，应当更尊重它自身的规律，给它更多的时间和发展自由，鼓励它的艺术追求，减轻它的政治负担和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精神负载。”他将自己的认识当作“科学的觉悟”来对待，但他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他发言所立足的时代既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又是一个文学进步的时代，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不会出现社会进步与文学进步的悖谬呢？说到底，刘再复虽然隐匿了但实际上并未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

对于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重新设定，批判对于知识分子的贬低的呼声也开展了起来。例如钱理群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将始作俑者指向了瞿秋白： “瞿秋白在正确地批评了知识分子中‘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倾向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贬低知识分子的倾向。这在当时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是一个危险的开端。”[77]

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毛泽东身上：“为了促进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对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脱离群众，以至蔑视群众的贵族化倾向进行适当的批评是正确与必要的；但再往前推进一步，不加分析地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方面‘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上，出现了有意识地抬高一方，贬抑一方的偏差。这样，对将知识分子置于工农之上的贵族化倾向的正确批评，就转化为将知识分子排斥于工农之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于是，当‘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相结合将一事无成’的正确命题变成了‘知识分子工农化’，而‘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知识分子自然成为必须‘脱胎换骨’的改造对象，工农与知识分子的‘相结合’，就蜕变成改造与被改造，一方‘化’掉一方的关系。鲁迅所担心的‘迎合大众’，知识分子堕落成‘大众的新帮闲’的倾向终于发展到了极端。而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性质与传统也必然面临新的挑战。”[78]

与对毛泽东的贬抑相对照，钱理群对于鲁迅和胡风服膺有加。他说，“在三十年代，科学地把握了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的，仍然是鲁迅”。他引用《门外文谈》中的一段话后评价说：“鲁迅既充分估计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坚持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又强调知识分子‘是大众中的一个人’，在与工农大众的关系中既是平等的，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鲁迅的这一认识是‘超前’的，要为民族大多数及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不仅需要时间，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79]

钱理群对胡风的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提出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民”的说法及其论证赞不绝口：“胡风这里的分析，正是建筑在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的实际，知识分子现状的实际的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估价基础上的，而不是抓住知识分子中的某些消极现象，作主观的夸大与臆测。”钱理群作了发挥：“对于知识分子的整体性的贬抑与否定，必然导致对时代先进思想的贬抑与否定，这就必然影响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经济……的全面现代化――贬抑与否定知识分子思潮的要害与主要危险性正在于此。”[80]

他认为胡风的可赞叹的地方在于：“而四十年代所发生的对知识分子的贬抑与否定倾向又是与美化农民的倾向联系在一起的。胡风也许是用了更大的精力与这种倾向进行了可以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斗争。”[81]钱理群将这一问题上升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的层面来理解，以毛泽东为领导的知识分子改造的实质就是对现代民主主义意识的拒绝和对小农意识以至封建意识的迎合：

“四十年代‘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及胡风文艺思想论争中，对农民及其文化的美化，其实质就是对与‘小农经济’相联系的小农意识以至封建意识的美化，与对知识分子及五四新文化的贬抑──其实质就是对与‘大经济’相联系的现代民主主义意识的贬抑，是联系到一起的，其民粹主义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对毛泽东的质疑和批判在同一时期大量展开。[82]从这个时候起的一两年的时间内《讲话》与“深入生活”遭遇的批判更为激烈，其中很多人将问题集中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方面：“毛泽东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相互隔膜、误解中走完一生。……他对他的误解导致了猜疑、轻视，伤害乃至可能出乎他始料所及的无情打击。而他们对他的误解，却在他身后搭起一座恶的祭坛，怨恚成为当今这个日益浅薄的时代唯一不受时尚左右的感情。”[83]

也有人指出：在《讲话》中，“包含着毛泽东的某些民粹主义思想”，“它重新塑造了现代作家的人格，使这种人格失去了现代性和现代意识，而转向农民化、转向传统文化、背离现代文明，以至向某些封建意识认同。在这样一种人格精神灌注下的艺术作品，只能是低层次的、农民性的、宣传性的，有时甚至是迷信型的、愚昧型的……毛泽东提倡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时是让知识分子向传统文化、向某些封建意识和农民性作无条件的认同，结果导致知识分子人格独立性的丧失，创造精神的失落。”[84]

有人评论说，毛泽东的“深入生活”思想，“问题的严重性倒不在白面秀才拜‘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农民为师，学习他们思想的纯粹与干净，而是在于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向灵魂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认真改造的农民的落后封建认同……这里其实不难看出民粹主义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树桩之后发生的理论必然……在民粹主义者看来释放广大农民阶层的革命热情（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要比满足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民主要求更为重要，启蒙对象的倒错虽然保证了广大农民对阶级革命事业物质力量的热情支持，但也为他们的盲目自信和对知识分子的精神蔑视知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大大恶化了知识分子精英进行民主启蒙的人文环境。”[85]

“他又用到群众中去，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号召，倡扬了文化心态上的民本性和求同性，从而造成个性主义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逐步失落。……毛泽东的精神崩溃，象征着整个封建主义文化心理的坍陷。”[86]

有人将思路推进到评估《讲话》对文艺的影响上，他将《讲话》视为文艺受到伤害的重要原因，《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的阴影：“曾经有人批评说，《讲话》对文学标准的界定和对文学活动的限制，造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的大萧条，造成了文学界迄今为止的畏怯和余悸”，这种恶劣的影响使得“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化人，仍在不同程度上生活在《讲话》的阴影中”。《讲话》 “开创了中国当代理性文学时代。”这种样式的文学“统治着僵化的社会和没落的民族。那是病夫的文学，也是病夫民族的鸦片”、“人们至今尚未从毛泽东铸定的理性文学的铁栅栏中走出来。”[87]

有人直言《讲话》所言的许多错误的见解，在长时期内令文学的发展受到阻碍： “回顾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不难发现我们的文学几乎始终处于一种举步维艰、甚至停滞、倒退的尴尬境地。”“在那些年里，文艺工作中许多极具权威性、指导性而现已证明是错误的见解，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讲话》。”[88]

 有人的言辞更为激烈，将《讲话》不仅看作历史的罪孽，也视为一种现实的威胁，提醒人们对《讲话》背后的文化进行清理：“《讲话》所以能够产生‘圣学’效应以及它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超时空的规范已使它不仅成为一个文学史或文学理论命题，而且也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如果我们能够对《讲话》效应给以文化心理的剖析，我们将看到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结构互动模式与圣学思维方式如何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操演了一场现代中国的文化荒诞剧。……今天我们重评《讲话》并不意味着《讲话》的所代表的传统行将或已经消亡，相反地，它只是提醒我们自己依然处于传统的阴影中或正在受到它的威胁”，他认为《讲话》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家们无疑过高地估计了毛泽东对于文学的理解力和判断力”。[89]

在这一时期重估《讲话》影响最大的是《历史无可避讳》一文。理想中的文艺是与政治无关的，“文艺就其本性来说是审美的，即是在想象与情感所虚构的形象世界中领悟人生之幽邃，它或许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接受者的文化人格建构，但决无直接介入现实以改变历史格局之功。那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领地，无须文艺染指。”这也是后毛泽东时代关于文艺的重新定义，而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其理想相矛盾，他认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内核就是：“坚执文艺从属于政治，亦即片面强调文艺的政治实用功能，偏偏忘了文艺的本性是审美。”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毛泽东的过于敏感使得“《讲话》也就成了只许迷信不准质疑的圣经。关于文艺，你只能讲《讲话》讲过的，不能讲《讲话》未讲过的，否则就是修正讲话，就是借口时空变异而否定延安方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历史延续性。”这位毫不掩饰他对《讲话》的不满甚至憎厌，他评估《讲话》的历史效果时认为执行《讲话》的意图，渗透了毛泽东的心血的样板戏“给中国文坛带来空前灾难”、“它至今还在滴着肮脏的血”。[90]

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实践作出重新估价是上海学界的一些人于1988年开始的“重写文学史”的基本目标。王晓明和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对话中》解释了他们规划重写文学史的动机是对于以往注重政治标准的文学史模式的不满。王说：“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极左思潮的影响逐渐加深，这种注重政治标准的做法也逐渐发展到了一种畸形的地步，就是简单化地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看作是一部在文学方面的政治思想斗争史，形成了接照政治标准将作家‘排座次’的评判习惯。”陈说：“我们过去读的文学史，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左’的路线影响下写成的文学史，大都以文学领域的政治思想斗争为主要线索和脉络，而把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审美标准放在从属面、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上。由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这个‘文学史’的空白越来越多。”他们的看法完全一致：那就是认为以往的文学史写作深深陷入了“极左”的政治之中，现在他们重写文学史就是要丢弃这种政治模式――某种特定的政治。 他们却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将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命名为严重的极左路线的是不是政治？基于对前者的批判而重写文学史的行动能够摆脱政治的羁绊吗？审美标准审美功能是否与政治完全无干？从他们熟练运用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解放”、“实事求是”、“诬陷迫害”等语汇的时候，二人竟对整个表达所表现出的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浑然不觉。《上海文学》1988年第4期开始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发表的一些文章以所谓文学性或艺术性的标准对茅盾、丁玲、何其芳、柳青、郭小川等人的创作成就、文学观念和人格特征进行了重估。这些曾以其理论、创作和生活支持了毛泽东“深入生活”思想的人物一一受到了贬抑。

王彬彬将何其芳塑造成了一个因为个人恩怨而参与胡风批判的何其芳的形象：“对胡风，何其芳怀有深深的怨恨。这怨恨源自胡风对他的轻视和他在胡风面前感到的屈辱、自卑甚至妒嫉。而批判胡风的运动，无疑给了何其芳一次清算旧帐的绝好机会。他爆发了，甚至忘掉了谦谦君子的风度。”他还认为何其芳艺术上是不断走向倒退的，其原因在于他的“政治上的进步”。以这种“政治与艺术必须对立”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流行知识为基础，王彬彬宣判说：“从那时起，何其芳作为一个作家，其艺术生命已经枯萎了。他获得了政治生命，但却失去了艺术生命。” 他更深入一层指出──这才是最想指出的何其芳的致命问题：何其芳的这种积极入世走到了一条岔路上，陷入了“非理性的迷误”中，这就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让王彬彬感到“深深的哀怜”，[91]

周志宏和周德芬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标准为准绳来批判郭小川作品的真实性不足：“在他的为数不少的作品里，时代的风貌往往是被扭曲了的，时代的旋律也是变了调的，它们‘未能做到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他们通过对郭小川大跃进、六十年代初和文革期间的诗令人失望的判断，加入了八十年代关于这段时期亿万人民陷入浩劫的宏大叙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郭小川对那曾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极左思潮一直是笃信不移的，他的创作思想始终被禁锢在极左思潮的牢笼里而不自知。”[92]

宋炳辉在《“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说：“文化虚无主义又在横向上封闭了和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联系（除苏联之外）。对本世纪西方文化，五十年代就产生盲目否定倾向，这种倾向在文革中更被发展到极致，柳青当然也没有摆脱时代这一局限。这样偏狭的文化背景，正好适宜于左倾政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宗教式信仰主义的歪曲。于是狭隘的阶级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之类，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物，统治了整个社会。这种社会思潮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继续和夸大解放区文学的农民文化色彩，强调知识分子工农化，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强调所谓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气派’，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以政治运动形式本身作为‘模拟物’，人物大多服从运动的需要而丧失其主体性，以创造英雄人物为中心任务，不惜以丧失生活的真实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为代价。”

他由对柳青的批评转为对“深入生活”实践的排斥：“作为‘柳青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家的这种长期固定在一个生活区域的创作生活方式，在今天看来也和产生并推崇这种方式的时代一样，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柳青现象启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作家‘深入生活’这一命题。深入生活对于创作的意义固然重要，但深入生活的必须是一个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创作主体；理论固然可以成为认识生活和概括生活的依据，但这种理论必须是作家生活的那个历史阶段的科学的概括、抽象、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而且，即使这样的理论也必须是经过作家主体的浸润、必须同时是主体对生活的体验和领悟的结晶。唯其如此，面对生活，作家需要入，即深入生活，获得感身受的体验；又需要出，要在贴近生活时保持和生活的距离。”[93]

1989年的《上海文论》上连续三期发表了关于“当代文学四十年”的“百人答问录”。主持人提出了十个问题意在引导“文学界诸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大师和俊采英发的中青年朋友”来总结建国四十年来文学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所谈的最多的是对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的否定，理由便是作家在那个时代失去了自我，文学异化为工具。这些人的经历并不相同，有的成长于延安时代、有的在新中国开始受人瞩目，有的是文革后才跻身于文坛。但他们在此刻相逢，对于一段历史的看法是高度一致的。王晓明欣慰地说：“在今天，绝不只是我一个人才有这重建历史认识的迫切愿望。”[94]

许多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学事业进行回顾时都以文学的独立性实现与否为标准来发表自己的见解。确切地说，他们是以独立于乃至反对毛泽东的《讲话》与否作为标准的。其中代表性的表达来自钱理群：“我以为应当彻底抛弃一切方面（也包括文学方面）‘好大喜功’的‘强国梦’：这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至念未得到认真清算的沉重‘遗产’。要老老实实地正视：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占支配地位的仍是包含了许多非文学成分的文学。”[95]

汪曾祺将新时期前后文学的不同归纳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同：“我认为文学四十年，最重要的经验是放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最重要的教训是提出这个口号，并且坚持了很长的时间。不取消这个口号，就不可能有文学的‘新时期’。随着这个口号的放弃，就自然地带来一个公式的消失：‘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因此就带来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解放。”[96] 像汪曾祺这样认为文学的新生需要以从为政治服务的责任感当中解脱出来为前提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声音。不管是参加了中国革命实际工作的人还是新时期刚刚崭露头角的人都表达了类似的认识。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严文井对这四十年的个人经历抱怨不已：“我这个人，由非螺丝钉变成了螺丝钉，忽而又被拨了出来被定为有罪，忽而又被判为无罪，足足折腾了三十多年。难道我就是一个天生的白痴？”在他看来，教训就是：“作为‘作家’，而没有‘人’的自觉，怎么不充当工具呢？”[97]曾经的新四军战士吴强也说：“从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看，现代、当代的文学史都要重写。1919年‘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进入三十年代，国内的政治斗争激化，文学便沦于从属的可怜可悲的地位，任凭着政治大洋的任情摆布，有时候，为他歌功颂德，有时候以作为他的战斗武器或手中使用的工具。……用新的正确的即遵循文学自身规律的观点重写文学史，它的根本意义是拯救文学，恢复被扭曲被损害的文学本来面目，从而发展文学。”[98]

以政治／艺术的对抗为基础知识，很多人倾向将《讲话》指导下的中国文艺实践的历史叙述为一种文学家和文学遭受压抑的历史。对于这个时代的批判需要以文学家是否反对过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成为衡量他们人格高低的重要标准。谁曾反对过或是消极对待过毛泽东时代的主潮谁就是高尚者，反之谁就是卑鄙者。实际上这也是1980年代兴起的“主体性”理论的一个伦理标准。曾经被当作了“右派分子”受到错误批判的徐中玉说：“我认为当代文学四十年，最宝贵的经验是凡是有一定骨气和人格的作家其作品与成绩便不会被读者忘记，有的将长期得到人们的尊敬。四十年来完全不说假话的作家大概一个也没有，这是十分可悲的，但责任主要不在作家们，乃是他们的不幸，他们多半也是受害者。最深刻的教训是封建加口头革命的法西斯专制主义相结合。这才是‘史无前例的’。”[99]

殷国明将制造徐中玉所谓的这种“作家说假话”的现象描述为主体性的丧失：“我对当代文学四十年中印象最深刻的现象仍然是中国作家主体人格的退化。作家队伍至今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四化’现象：这就是作家思想的正统化，作家地位的官僚化，作家人格的庸俗化，作家作风的流氓化。”[100]潘旭澜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概括为作家和文学丧失主体性的历史：“文学丧失自我的同时，也就异化为自身的对立物。八股文是如此，许多‘为王前驱’的所谓文学都是如此，六七十年代的遵命文学更是登峰造极”[101]。王纪人说：“几十年来我们的作家正是在这种尚同思想的控制下，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毁灭了个性，丧失了个性，丧失了独立人格，养成唯上是从、唯命是听的尚同心理。不信只要翻翻前卅年的各种作品选，实在难以卒读，其意义加起来不过相当于社论。”[102]

如果要给予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文艺家的长处一些肯定的话，那么只有“作家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可说了。曾经当过八路军战士的邓友梅总结说：“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长处就是他们大多有过不平坦的人生历程，尝到过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验过人海的涨落沉浮。”[103]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优点也被随后提出的与之密切相随的的缺陷遮盖了。

“中国当代作家，大都被政治运动的风暴抛到过生活的底层，有着酸甜苦辣的生活际遇，因此对人生认识的深度与广度，都有较深切的体会和感受。这就是他们的长处，而为过去书斋出身所诅望尘莫及的。”但贾植芳接着其中包含的问题说：“但又由于文化素养不足和知识面狭隘这些历史性局限，又影响了他们对历史和人生的整体把握能力，以及艺术视野的开拓。”[104]实际上他要说的还是中国当代作家的无所是处。王安忆的思路与贾植芳相似，她也认为中国作家拥有足够的生活经验，但缺陷因此而更多：“中国当代作家的长处在于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生活体验，局限则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文化素养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所导致的目光短浅；二、信仰的不坚定，不彻底；三、心理素质的不完善，不坚强。”[105]李庆西总结说：“总的说，中国作家不是缺少什么‘生活’，而是艺术思维的单一和窄敝。”[106]

而艺术思维的这种问题被很多人认为文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减少对文学家的外来干涉，让文学家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比如谢冕就说：“文学只听从文学家自由心灵的召唤。这种召唤的常态往往是灵感的和极其无拘束的。不幸的是，中国文学家常常失去这种召唤。” [107]陆文夫的提出的口号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写你所要写的东西，不要写要你写的东西。”[108]在他们的心中，优秀的文艺家自从来到世间就会独立创造，从来不受别人的影响。

在大部分人都在对文学从时代、政治、责任中间抽身而出的时候，强调自由和主体性的时候，也有人继续使用着《讲话》的话语表达自己对文学发展方向的见解。他们绕开了对毛泽东时代文学发展的总体评价，试图召回被为数众多的人所抨击的概念和术语。比如杜宣说：“要真正生活在人民之中，要成为他们的好朋友，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才能写出人民喜爱的作品。”[109]刘白羽提出要倡导“弘扬民族精神，鼓舞人民士气”的社会主义文学，反对一种“不问大势不顾大局，而走向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自我宣泄”的趋势[110]。峻青认为文学应当巩固与生活和人民的联系，以此对新时期的文学发展路向给予了含蓄的规劝，：“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多元化格局，这并非坏事，而是好事。……但是，无论哪种文学追求，要实现其自己本身的价值，就不能脱离人民，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生活，更不能忘记文学本身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以及作家对国家对人民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111]

也有人试图来修复两个时代的裂痕，一方面来对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实践作出反思，一方面又要激活毛泽东时代的一些概念的活力。但他们面对一个将文学仅仅看成作家个人的事业，一个将文学看成是参与现实政治斗争的公共事业，要想说清两者可以调和的可能性在哪里并不容易。

例如张炯说：他认为当代文学四十年的最宝贵的教训是：“第一是要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第二是要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第三是要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促进现实的变革。”[112]缪俊杰说得就更为具体：“文学要与时代保持密切的联系，用艺术的独特方式表达时代脉搏的律动，反映历史发展的轨迹；但要同具体的政治斗争和短暂的政策措施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再搞成变相搞‘写中心、唱中心’这一套；不搞题材上的‘紧跟’和‘一窝蜂’”。“文学要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通过艺术形象反映人民的疾苦和境况，表达他们的愿望、要求和心声；但不能成为某一政治力量的简单的传声筒，或某一权力人物的思想、主张的形象图解”[113]。

这两个人既指出了要解决毛泽东时代文学存在的问题，同时又要袭用毛泽东时代的概念，难以自圆其说的是，既然在这些概念的指导下毛泽东时代的文学有着那么多的不幸，那么，这些概念不加批判地再次被启用，它们获得良好结果的可能性在哪里呢？周而复对“深入生活”的信赖也包含了这样的矛盾。他说：“当代文学四十年走了一个大的‘之’字路，建国初期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比较正常，产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十年浩劫，文坛变成一片沙漠；后十三年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和比较优秀的作品。”他将最近十三年文学兴盛的原因归结为“深入生活”。他说：“主要是反‘右’斗争后一批中青年作家在基层生活二十年左右与十年浩劫的经历，以及深入现实生活，因而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114]

这么复杂的历史被周而复简单地将“深入生活”与文学创作的繁荣联系起来。他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在“十年浩劫”期间大批的人们“深入生活”却使得“文坛变成一片荒漠”呢？是不是“深入生活”并不能在同一时代立刻呈现文学效果呢？如果是，那么十七年的文学创作的正常状态是怎么产生的呢？类似这样力图缝合两个时代的裂隙，却又不能对历史和现实的矛盾作出基本分析和回应的做法，往往是让人感到苍白无力。因而也就不能使得像“深入生活”这样的概念重新获得活力。相反，人们看到的却是对“深入生活”的更多质疑：“深入生活的问题是一个多年来备受重视，一再强调但又从未能解决好的问题。”他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问题首先恐怕是由这个命题本身的含混不清，让人难以把握所造成的。……从语义、逻辑的角度来看，深入生活这个口号和命题本身是含混不可解的，因而是错误的和不科学的。”而从其实践来说：“多少年来我们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响应党的号召，无条件地长期地深入到工农兵火热的斗争生活里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但这成绩距离预期的和理想的目标却相距甚远。”[115]

也有人举出新时期的作家创作来质疑“深入生活”的现实有效性说：“对写不出优秀作品者，单凭一句‘深入得不够’来进行批评，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反之亦是同样。有位年轻诗人近年来写了不少军旅生活，被誉为军旅诗人中的‘新星’。然而实际上，他既未有过亲身经历，也无专门进行采访。仅据道听途说和书面见闻来从事创作，应属‘深入得还不够’一类，可是他的诗作却因其真情和活鲜得到批评界认可，甚至在一定范围内获得好评。马原的《虚构》实实在在只是‘一个现代人在西藏的精神游历’，全无类似作品中的游历，却令读者感动不已置信不疑。”她得出结论说：“真正具备创造才华的作家，完全有能力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生活’，……没有什么‘只有’能够成为个体创作的唯一源泉。”[116]

虽然认为毛泽东时代的文学实践很不成功的历史叙事曾在1990－1992年间遭受过1980年代以来最大程度的批评，但它至今依然能够有力地塑造人们的历史记忆。1992年之后，这种声音更为加强了。

王晓明1997年回顾并重申了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提出的“当代文学虚无”论，以此来对深入生活的效果历史作出不及格的评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三十年间的文学成就，远不及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十年。这招来了不少忿怒的声讨，但大家很快就意识到了，他不过是率先说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人所共有的感觉。”[117]他进而将此种虚无论扩展到现代文学：“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三十年间，虽然出现了若干优秀的作家，也有一些作品流传到今天，但从整体来看，这三十年间的文学成就其实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还有人坦率地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价值，恐怕就是充当思想史研究的材料。随着人们对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了解日渐广泛，那种觉得中国现代文学相形见绌的看法也日渐扩散。”最后王晓明站了出来，说：“我自己就正是它的一个热烈的附和者。”[118]将中国现代当代文学视为荒原，王晓明的文学标准是什么呢？他亮出了自己的“单纯文学”的立场。他批评该立场的对立面说，清末明初以降，一部分文化人当中逐渐产生出的“中国现代文化”──“相当功利化的文化”与产生它的环境一起“造成了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在精神上越走越窄的状况”。[119]他开列了一串名单，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萧红、沙汀、李劼人、周作人和张爱玲来作为他心目中的文化英雄：“透露出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对于现实功利性以外的广大世界的感受和关注，对个人和人生的基本生存意义的广泛探求。”[120]且不讨论王晓明所列举的人物是否合乎他所谓的超越了“相当功利化的文化”的标准，就拿功利化的文化与精神文化越走越窄之间是否有着必然的联系来探讨，都是不易说清的问题。王晓明就可以拿来作为自己的理想尺度，来审视中国的文艺作品，然后得出大多数的作品不合规格的结论。这就是王晓明裁决文艺、书写历史的方法，将想当然的且难以证明的命题作为讨论问题的理所当然的前提，然后对于历史的基本事实不加以细致考量就得出斩钉截铁的结论，这是后毛泽东时代许多人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路数。

类似王晓明这样的立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那里当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他们通过指出毛泽东时代文学实践的不成功，来论证了“深入生活”的无效、欺骗甚至危害[121]。

关于知识的使命和身份问题在近年来又展开了很多的探讨。这些探讨从重温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运动史开始，以表达独立于革命政治之外、巩固优势地位的意愿。

陈平原认为知识分子的理想生活状态是躲进书房，与现实无涉。他对比国民党剿共时期和解放后知识分子的境遇后说，前一个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好时代，前提是躲进书房作一个“纯粹的学者”，并不反对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抗战以前中国人文学者的活动空间很大，既可以议政，亦可以述学，且大体衣食无虞。所谓‘风沙扑面豺狼当道’的白色恐怖，当然也是真实的存在，不过主要指向政治的反对派。就纯粹的学者而言，个人选择研究课题和理论框架的自由还是有的，体现在著述中就是没有所谓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而解放后他们失去了自由：“政府在提供生活资料和出版机会的同时，提供共同信念、思维方式乃至具体的研究计划。在这种供求关系中，人文学者确实被养起来了――很少有选择的机会，因而也很少焦虑和不安。直到有一天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人文学者可能换一种活动，也换一个思考的角度，才意识到此前处境的可悲。”[122]

陈平原陈述他的理想：“不直接介入现实政治斗争，但希望在从事专业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并非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之所以偶尔出而议政，只是‘有情’、‘不忍’、基于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而不是争当‘大众代言人’”。另有人论证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悲剧与之相呼应：“在中国现代文人中，像瞿秋白这样为了寻找自我认同的价值而误投政治罗网的，实在并不少。他们原以为投身政治革命，将个人与社会时代结合在一起，便能找到自己的生命依据，实现自我的最高价值，却万万没有想到会跌入令人难堪的痛苦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比如丁玲、在经过漫长的自我改造之后，终于变成了一个文人型的政客；另一部分人，像何其芳，则被挤压成政客型的文人，在温驯共顺的面具后跳动着的却依然是一颗迷惘而痛楚的心。只好在自杀性的疯狂的工作中麻醉自己。”[123]

陶东风简单回顾了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境遇，得出了这样的教训：“结果是文化生产没有基本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根本就谈不上知识分子独立的批判话语的建立”。[124]徐贲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的历史指向了20世纪之初以降的革命民粹主义，他指出民族民粹论者的前身乃为革命民粹主义：“从20世纪初，民粹主义在中国就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联系在一起。从民粹主义以‘平民主义’和‘庶民主义’普及‘德谟克拉西’民主到劳工神圣，终于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民粹主义。”他认为是“民族民粹论者敌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而失去了原本可以合作的思想盟友。”二者真正的分歧“并不在民众关怀或平等意识这两个问题上。真正的分歧在于如何评估当前的中国基本国情。”[125]

黄平评说毛泽东“赶下去”的政策时不以为然，他认为其恶果在于既对知识分子受到摧残，又使知识的发展停滞：“客观地说，知识分子确有脱离工农的倾向。但这既是一个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沉积下来的问题，又是一个并非为中国社会所独有的问题。从人类知识积累和创新来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需要学会自己识别小麦与韭菜的区别便能在某一专业领域内有所建树。倒是相反，如果用行政手段强迫他们离开专业化程度与水平都已经很高的领域并因此脱离开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环境，赶到农村去学习简单的栽秧打谷，除了有可能培养他们与农民的共同语言外，对于知识（农技知识以及对基层社会的感性认识也许有些例外）的传承和创新，并没有多少积极的促进作用，常常只会使知识的发展停滞。更有甚者，如果把从事知识的传承与创新的人们多少年来慢慢形成的工作与生活方式简单地斥为‘资产阶级的’，并因此接二连三地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兴无灭资’运动，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面广，那么，不但仍然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新一代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原有的大家们也无法继续扮演大家角色，甚至普通民众也会对这种种‘运动’表现出反感。”[126]

谢泳将知识分子走向民间，改造自己的历程简单地视为他们的遭受迫害史。他将原因归咎于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隔膜：“他总是把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而没有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可以这样说，对于知识分子，他一直有成见，总是不信任他们，这个评价，从一个政党的体制化行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27]

1998年，徐中玉明确提出要对“深入生活”的实践进行反思，他认为这一工作从来就没有做过：“‘深入生活’这句话一直‘甚嚣尘上’，原没有什么不对，可说应该时常提醒一下，但事实上一直仍很模糊。究竟在要求什么？被要求者应该怎样去做？所以会有这的感觉，即因似还缺乏应有的反思精神，对过去讲了多年的‘深入生活’事实上却走了许多背离艺术规律的歪路，尚未发现有严重的历史教训应该吸取。”

徐中玉将几十年的当代文学史看成了作家和文学的受难史，而“深入生活”的实践是其原因之一：“在文学工作上，可吸纳的，肯屈服的就赏，不可信的，有骨气的，要保持人格的就排斥，打击。”“深入生活”就是文学和作家受难的原因之一：“‘深入生活’的实践史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并不是提法有问题，而是目的和方式有问题。”[128]

两年后，李新宇说：“‘深入生活’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必不可缺的环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外在于生活，只要不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就不可能外在于社会生活。但是，50年代之后的文学批评却常常出现‘没有生活’，‘不熟悉生活’的问题。这是知识分子话语丢失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知识分子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是生活。文学作品要表现的生活是工农兵的生活，知识分子如果不深入到工农兵生活当中去，当然就不能熟悉他们的生活，不能获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深入生活’这个口号是适应新的形势出现的。它是知识分子获得工农兵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的一种途径。它昭示着知识分子在创作中彻底放弃自己的话语立场和话语形式。”[129]

南帆在评述《讲话》时，将其历史效果限定于它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方面：“新中国建立之后，知识分子反复地温习这份文献，诠释这份文献，身体力行这份文献的一系列著名主张。历史将无与伦比的威望赋予这份文献的，几乎没有人还有勇气质疑这份文献的某些论点。这份文献庄严地宣告，工农兵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创造者，同时，工农兵还是精神生产的主人公。这表明，工农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地位。完全丧失了精神生产资料之后，知识分子只能在物质生产者面前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无产者。他们不仅放弃了独特的价值体系，放弃了独特的话语表述，同时,  他们的傲骨、他们的自信也荡然无存。知识分子逐渐沦落为嘲讽和攻击的对象，甚至遭受残酷的肉体虐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许多手上有老茧、脚上有牛屎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新生；然而，他们已经‘失语’——他们所能表述的是仅仅是几个众所周知的概念，那种俯视芸芸众生的高度已经不复存在。”[130]在他看来，《讲话》的实践不仅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的权利，也摧残了他们的肉体，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对于“深入生活”的实践表现出强烈反感的还有曹文轩。他将“深入生活”理解为增补和扩展经验的一种观点和方式，在他看来，这个几乎被看成公理的概念，其实是有待于商榷的。他的理由有这样几个，他说，首先，这一概念具有被动性。其次，这一概念具有功利性。第三，这一概念造成了“生活板块等级论”。他论证道：“每个作家都有属于他自己个人的生活。每个作家都有权自己认定他应当深入哪个生活板块。将生活分为三六九等，将一部分生活视为有价值，而将另一部分视为无价值，至少是不科学的。”[131]他要说的与胡风的“到处都有生活”论是相似的，每个作家的现有生活都是自然合理的，不需要人为去做什么改变。任何想改变作家现有生活状态的设想和实践都是错误的。

他谴责这种理论所带来的实践的荒谬性：“数十年的对‘深入’的强调所获得的又是什么呢？是大队人马对某一生活的占有、形成高度拥挤，而放弃了众多的五光十色的生活，结果只剩下一片狭小的生活领域；是一大批作家最终只能对过于形而下的生活产生兴趣，而不能逼近形而上的生活层面。”[132]他很不满意再继续实践“深入生活”，质问说：“在全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哪一个国家谈深入生活？北朝鲜可能有吧？没有一个作家在谈深入生活。可是打开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创作谈和当时的批评文章，都是面对现实的东西。本来就是在生活里边，为什么说我没有生活呢？”[133]

从以上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后毛泽东时代“深入生活”的综合审视和整体梳理并未展开，已有的学术话语是如此的单调。它们以反思毛泽东时代的种种错误为着眼点，以1981年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胡乔木的讲话为圭臬，以海外学者的言辞为资源，对几十年间成千上万人参与其中的“深入生活”行动作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评说，这种过度政治化的“伤痕学术”的思路并不能使人们较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这一现象。

“深入生活”的话语实践包含了文艺家重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冲动，它所要批判的就是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们正像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大体来说，它假定处在世界中心的是那个凝视沉思的个别自我，它埋头于书籍，努力由此而与经验、真理、实在、历史或传统进行接触。当然，其他事情也是很重要的──这一个体与他人有种种人间关系，而我们也从来就不仅仅只是读者──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被安放在它的小小关系圈中的个人意识是多么经常地成为其他一切的试金石。我们离开个人生命、生活的丰富内在性越远，存在变得就越枯燥、越机械化和非人化，而文学则是个人生命／生活内在性的最高典范。这种观点乃是社会领域内所谓占有个人主义在文学范围内的对等物，无论后一态度对前一态度会如何地厌恶：这种观点反映着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亦即一种使人的生活的社会性从属于孤独的个人事业的政治制度的，种种价值观念。”[134]而“深入生活”所追求的目标正是使文艺家们从孤独状态当中解放出来。埃斯卡皮阐述其中的道理说：“由于文学界只是更加广阔的社会中的一部分，而作家是社会的一个公民，所以文学交流的整个网络要受到社会生活所加的一切条件的限制。其实，文学之宏伟、重要与丰富──一句话，文学之人类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文学界以及作家在那个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取决于作家对他们所处境遇的意识，取决于对这种意识所包含的责任的承担。正是这样的考虑使萨特将‘介入’（即作家对当代问题表示的态度和采取的行动）当作一切文学价值的基础。”[135]而当我们失落这样的视野和气度，较为全面地认识“深入生活”话语的效果历史便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在如今的学术界，试图对毛泽东的思想进行正面理解的声音只能是处在边缘地位。正像有人所理解的那样，“通过毛泽东思想，沉默的幽灵一般的人民聚集成了‘人民的力量’。从此，人民进入了历史――人民创造历史。毛泽东思想成为第三世界人民最富有悲剧性的现代经验。毛泽东思想成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遗产。’”[136]如果人民重又沦落为所谓的弱势群体，变成了“沉默的幽灵”，重又沉入资本主义的漫漫长夜中，那么毛泽东的被抛弃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也许事情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就像当年西德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勃兰特的预言所说：“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来说，他是思想上政治上的永久的挑战。两种情况都将继续存在。”[137]近三十年来，他之所以被一部分人围攻、丢弃和掩埋，也证明了他所具有的骇人的生命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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