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五四：改造生活的规划与“到民间去”话语的出场

回望五四：改造生活的规划与“到民间去”话语的出场

王鹤松

汉娜·阿伦特很简洁地对二十世纪的特征作出了概括，她说：“迄今为止，革命与战争决定了二十世纪的面貌，仿佛所发生的那些事件，都只不过是在仓促地兑现列宁先前的预言。”[1]对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讲，应以这个概括为贴切。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对于这样的历史境遇也一定是深有体会。他们就是在参与或拒绝这样的历史进程时，塑造了自身的形象。

恩格斯在回顾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时表达了他对走出书斋，参与现实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崇尚：“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常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是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的人。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那时的英雄还没有沦为分工的奴隶，分工的限制人，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的人用舌和笔，有的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2]这段话用以概括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也是恰如其分。在救亡图存、亟待变革的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渴望成为斗士，反抗和改造着现存的秩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流人物”。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有人概括说：“在20世纪的伟大革命性转折中，知识分子的唤起作用是不容争辩的。而且，在这些转折中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的巨大鸿沟，就像在历史阶段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的鸿沟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现实中，一小群知识分子被大量被剥夺了物质和文化的工人和农民所包围。”[3]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这条鸿沟的存在，那么填平这个鸿沟的行动便会随之产生。 旨在“唤醒民众”的“开民智”便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方案之一。晚清时代的“开民智”并促其联合起来亦已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之举。如梁启超就说：“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4]，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这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5]梁启超的这番话表达了他的社会构造意识，他所构想的社会形成，是以民众联合、民智开通为基础的。进行这项工作便成为二十世纪初年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汪晖考察这段历史时指出这种思想的现代性特征及其来源：“中国现代性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社会观念的形成，所谓‘公／群’概念的流行与西方思想中有关‘社会’的学术和思想的传入有直接联系。”[6]

到1919年的时候，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影响很大的群体。[7]有人研究了新文化时期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求学经历，他发现：“大多数公认的进步思想发言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蒋梦麟、丁文江、钱玄同、鲁迅等最有名的──都是具有日本或西方教育背景的渊博学者。”他同时注意到在日后的中国文化政治的舞台上成为显赫人物的，在这个时代都是知识分子：“那些在1918年和1919年作为学生组织者和宣传员涌现出的人物──北京大学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清华学校的罗隆基和闻一多，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湖南的毛泽东──实际上都是学生，或者刚毕业，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后仍有留学生涯。”[8]虽然它同时也是一个内部构成成分复杂、分歧严重，斗争持续不断的群体，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某个历史阶段结成统一战线。经历了几十年外强入侵的苦难，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知识分子群体更痛切地认识到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合法性，弃旧图新的现代性梦想已越来越成为有魅力的召唤。可以代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心声的是1919年的元旦，李大钊在《新纪元》当中表达的渴望新生活的宣言：“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在他看来，这种新生活的梦想是为革命而催生：“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洗出一个新纪元来。”  从他赞美革命历史的词句当中，我们不难听出他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新生活的梦想须通过革命来实现，历史的送旧迎新不是自然的历程，而是新旧势力斗争的结果。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正是十月革命给了他们以建设新生活的模板，同时，他们也发现了一个历史主体，一个一直以来被压迫和剥夺着的群体劳工群体。[9]他对创造这个新纪元的路径作出的初步设想是，这个“新纪元、新生活、新文明和新世界”的诞生将依赖劳工阶级，“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10]。劳工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联合全世界的劳动者向资本阶级开战，夺取支配世界的权利，成为世界的主人。这是作为有着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劳工阶级力量的发现。

还是在1918年7月1日的时候，李大钊观察俄国革命所见的将一切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给人以极大的震动，他感到俄国革命给了世界创造新生活以启发和导引：“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切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11]李大钊因此预言劳工群众将是世界的主宰，他赋予这些庶民们以世界主体的地位。在稍后发表的《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12]在同一期上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又说：“廿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13]对于这群众的结构，虽然李大钊并没有进行稍稍细致一点的分析，但从他此前的发言来看，劳工阶级肯定是群众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在此后不久，在《劳动教育问题》中他明确了劳工问题与民主问题的关联：“战后世界上新起的那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因为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14] 他所理解的Democracy 的精神对于劳工来说，表现范围应该是广泛的：“不但要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15]这种Democracy 的精神体现在文学创制上，那便是文学必须走入苦工社会：“现代的著作不许拿古典的文学专门去满足那一部分人的欲望，必须用通俗的文学，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16]这个时候，以民主主义的思想为导引，李大钊对知识分子在改造生活事业当中的使命有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应当担负起劳工解放的重任。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要在教育、文学上为劳工崛起从而创造平等的世界而努力。李大钊已经意识到，要创造新生活，必须从改造知识分子的生活开始。知识分子到民间去，便是他的规划之一。

1919年2月20日──23日《晨报》上，李大钊发表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李大钊视野里的青年具有特定的含义，所指应当是作为知识分子的青年。他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的新青年的使命说：“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发现了青年知识者与劳工群众生活之间的断裂，他号召青年知识者走向农村，弥合断裂，以创造新的生活。

他介绍俄国的民粹派的活动作为青年人的楷模来动员他们到农村去：“他们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着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时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一经政府侦知他们，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罗网。”李大钊所欣赏和接受的民粹派是富有牺牲精神的启蒙者，他们到乡村去和底层百姓生活在一起，同情、了解并教育他们。他认为青年们应当学习俄罗斯青年的精神走入农村，去改变农村的面貌，从而也改变自己的生活。作为乡村之子，李大钊对于乡村生活的痛苦有着深切的记忆。他的动员从描述他对于乡村的认识开始：“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他竭力地抬高青年人到乡村去的意义：“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农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同时，李大钊赋予了“到农村去”的行动以浪漫的色彩，似乎乡村国民的愚暗将会因这些青年人的到来而轻松消除：“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7]

在随后的几篇文章中，李大钊对青年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设想作了更多阐述。1919年3月2日他赞颂以至美化劳动者的生活：“他们的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他们的生活，都是人的生活。他们大概都是生产者。都能靠着工作发挥人生之美。”[18]从中可以看出李大钊这种乡村生活叙事对号召青年知识者到农村去的策略性。他一方面能够直面农村生活的不幸，一方面又努力使青年们认识到农村生活因他们的到来而增添了温馨的田园气息，对于青年们到农村去可能遭遇的痛苦他有意地回避了。在此后的一些文章里，他继续鼓动青年们“到民间去”。

10多天之后，李大钊发表《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作为补充，提醒青年们树立责任感，到民间去意味着于苦难中扶危济困：“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找那苦痛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要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办法？”[19]

正像几年前陈独秀将改造生活的期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发出“青年之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20]的呼唤一样，李大钊这时也认为青年知识分子是改造生活的先锋力量，对于青年人他充满了期待：“我很盼望我们的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至此，李大钊改造生活的思想愈加清晰起来，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劳工阶级，与他们融为一体成为创造新生活的一条必经的路径。

格罗德尔充分估计了李大钊召唤的启发意义就在于他发现了革命从何处开始着手的问题：“李大钊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其他人接近这一立场，审视这一立场，并最终从与‘人民’无条件的联合的边缘退却了。他们同情人民的境遇，试图维护他们的利益，希望利用他们的力量；但是人民对于超出其传统眼界的世界毫无兴趣的麻木，无知，使他们受挫，而且反感。李大钊为他最初热情推动的这个运动留下的真正的遗产，与其说是一种教条，不如说是很有价值的视野：农民和农村世界不仅仅是表示臣服、接受他人赠予解放之处，而且也是解放斗争必须开始之地。”[21]

格罗德尔这段话不仅仅让我们了解了李大钊，同时也揭示了孕育李大钊思想的时代氛围。在李大钊提出青年“到农村去”的时候，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平等意识在知识界已经弥漫开来，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区隔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应当消灭的现实状况。 比如蒋梦麟就痛感生活世界的分裂使得社会进步成为空话：

“若新文化运动的唯一成果是提高了知识阶级的权威，那全国民众却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社会进步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独立完成的事。只有大多数农民获得进步才能完成。若社会中少数人天天讨论文化，大多数人还不知地球是圆的，社会因此而分裂成两个互不相关的世界，它怎么会进步？”[22]

格罗德尔评价这个时代知识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隔膜说：“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相信，新文化自由主义的价值，其实不具普遍性。在它的批评者看来，自夸的‘新教育’只不过在个人品位和生活作风上培养了一个知识精英集团。更重要的是，知识精英在职业能力和社会声望上，与他们声称要促进其福利的大众更加疏远。”[23]许多人对这种社会现实表达了不满，在批判它的时候，他们除了赞美劳动者、将其生活浪漫化之外，还对将知识分子作为世界中心的价值观作了夸张的贬低。

有的学生说： “一些不明事体的人，认精神劳动比肉体劳动高贵，那就是根本的错误了。”[24]在法国留学的王若飞就表达了对劳动者的赞美：“粗野的劳动者才是人类过正当生活的人，又是文明的制造者，我为甚么要厌弃他呢？”[25]有人对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相比较后表达了自卑之感，他通过贬抑知识分子的无用来赞美劳动者：“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一种社会蠹民吗？再翻过头来，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底可怜的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的分子”。 他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 “几千年来教育的错误影响”，用两句话表明出来，那就是：“有用的分子都没有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都是无用的人。”[26]

感到自己是无用的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有人以寄生虫而自我批判：“我想我拿笔在白纸上写黑字的我，够不上叫劳工。我不敢说违心话，我还是穿着长衫，我的手不是很硬的，我的手掌上并没有长起很厚的皮，所以我不是一个劳工，还是社会上一个寄生虫。”他还以此来教训更多的知识分子：“你们读书人，都是白吃闲饭”、“其实劳动阶级未尝无知识，知识阶级不可无劳动。”[27] “我们每日享受那物质的文明，还是靠着‘劳工’，因为没有劳力的人工，什么文明都不能成就，什么幸福都不能享受”[28]、“如果不劳动的话，那就不能算他一个生人，就象一个死人。”[29]

沈玄庐对知识者的不劳而获表达了愧疚，进而他自然就萌生了改造这种生活的意识：“衣食住三者，凡是我都少不来的，但是种田的挨饿，织布的受冻，造房子的反没有好房子住。这种状况，究竟是我自己造成的吗？或者是我心愿的？我若不想，我的心那里去了？我若是要想，我就不当破‘命该如此’‘前世勿修’这一种甘为犬马奴隶的心。”[30]

郑振铎也认为这种状况不可再保持下去：“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他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他的改造方法便是由知识者行动起来进行一场改造平民生活的运动：“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过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 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31]

郑振铎指出社会改造运动不应该专注意举办几个杂志的文字宣传，和只拘于知识阶级一隅，而应该向俄国的民粹派学习走入农民之中：“去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去教育他们，把他们的思想更改，迷梦惊醒，同时并把他们的生活改造”。[32]基于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启发，也基于对辛亥革命只是知识阶级政治上的革命因而没有效果的郑振铎指出改造社会生活的实践需要学生根本上的运动：“就是：社会服务；就是：下层的大多数的新文化运动；也就是：灌输新思想给一般社会”，他发出号召，“我亲爱的同学们！去！到田间和工厂里去，……我们的希望在将来，在农工身上！”[33]

1919年5月3日成立的工学会宣传劳动的价值说：“国内大多数人的心理，还同孟子一样，看劳心的人神圣的了不得，看劳力的人卑贱的了不得。这实在是万恶无道的思想，我们要用全力打破他！”[34]但他们提高了劳力的地位，但并不贬低劳心的生活，而是提倡二者结合的“工学主义”，宣扬“劳工是神圣的，求学也是神圣的”主张。[35]

1919年双十节的时候，于8月创刊的《新生活》特地出版篇幅扩大的国庆号并且加印了数万册。北京学生利用合法庆祝国庆节的机会，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宣传新思想的活动。五千余大中学生捐款买了十七万个面包，上面印有“劳工神圣”、“推翻专制”“打倒官僚”“不用仇货”“互助”等发给沿途的劳动者与乞丐，同时演讲和发传单。北大的平民讲演团有一次去长辛店演讲，曾用它作宣传品。

对劳动和劳动阶级地位的重估更是形成了更大的风潮。李大钊敏锐地看到劳动阶级的崛起与批判孔子主义的关系。他从经济与思想的关系出发，指出中国旧的思想和风习都“以孔子主义为其结晶体”。因而生活的变动必须粉碎孔子主义：“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的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36]

1919年11月《国民》的二卷一号发表了《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必须加入劳动阶级的活动”、“和他们打成一片，灌输他们的知识，使他们有组织、有办法，成无数个精密完善的团体”，这是“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是打倒军阀政府，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37]

王光祈随后说：“与其在劳动界以外高声大呼，不如加入劳动界中，实行改革。因立在劳动界以外，自己所想象之劳动利益，未必即是劳动利益，若亲身加入劳动界中，才知道劳动界的真正甘苦”。[38]

1919年底的《新青年宣言》在李大钊“新纪元”畅想的基础上勾画新的生活的图景：“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而在这其中，劳动的价值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各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成维持衣食的条件。”[39]

到了1920年，李大钊提升了这种思想，他将到乡间去的行动所涉及的青年知识分子与乡村民众的关系扩展为知识阶级和民众的关系。他说：“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40]在他看来，改造生活的前提和结果无疑就是知识阶级与民众相结合，二者分别是先驱与后盾，密不可分。

他的倡言在一批青年知识分子那儿得到了响应。这些人怀着不同的目的，开始他们“走向民间”之路。他们的目标并不一致，有的参与启发平民智识的宣传活动，探索一条改造民众心灵之路，有的是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寻找在乱世之中知识分子生活的自新。无论是北京大学的平民教育讲演团，还是少年中国会，或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李大钊都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支持。

1919年3月23日。由廖书仓、邓中夏、罗家伦、康白情等人发起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一直到1925年还在活动。该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41]他们活动分为不定期和定期每月四次两种形式，主要在城里活动，也曾经到过唐山、长辛店、北通州、海淀和一些大村落。 虽然曾经发生过一些影响，但其效果并未能让他们自己满意。据一团员回忆说：“经过一个时期的活动，我们都感到这项工作虽有一些成绩，但因为听众较少，收效不大。”[42]1968年，张国焘回忆他接受“到民间去”的思想时是因为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时说：“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43]

张国焘还回忆他与邓中夏和罗章龙发起的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是确实受到了“无政府主义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这个组织后来受到学校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演讲所、平民夜校等组织。“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他们另外所作的工作还有：“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44]

除了这样的宣传活动之外，工读主义的改造生活的试验以知识分子体验劳动者生活的形式展开，这在少年中国会这个团体的成员当中开展了起来。

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会成立。李大钊是发起人之一。会议主席王光祈提出他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是让知识分子体验劳动者的生活：“……中国知识阶级大多数不习劳动生活，劳动阶级又无机会得受教育，故我们提倡半工半读，使读书者必作工，作工者亦得读书，务使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45]李大钊说：“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村落为基础建立小组织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是以世界为家庭扩充大联合的运动。”[46]

在陈独秀、蔡元培和李大钊的等人支持下，王光祈正式发起了“工读互助团”。 王光祈述说工读互助团发起的动机说：“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不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我便是其中的一个。”[47]

[48]在王光祈的想像中，工读互助团是一个“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组织”，其中人们的生活不乏浪漫气息的田园劳作，就像李大钊所说的那样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49]虽然仅仅几个月，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就瓦解了，但其知识分子体验劳动生活的理想却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多的工读互助团在全国许多地方成立，更多的人参与宣传鼓动青年知识分子去体验生产劳动。

这个时候，劳工运动也是更为高涨。那些参与领导发动这些运动的人已经清晰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深入劳动界的重要。有人指出：“从事于劳动运动的人，一定要身入劳动界。”[50]有人因为北京的“工读互助团”遭到了失败，就提出了“青年应投身到工场去”的号召。作为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团员的施存统反思工读互助团的实验，进一步提出要将知识分子深入民间的范围扩展到整个社会当中：“我们要改造社会，必须要知道会底实况，要知道社会的实况，必须要钻到社会里去。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的手段是不可能的。”[51]他明确地指出社会革命的发动与知识分子深入民众中间的密切联系：“社会革命一定要以工场作战场，如果决计要想社会革命，必定要钻进工厂里去，所以同志一层似乎不必担心。我们要研究的就是怎么样入工厂的方法。” 他已经认识到：“我们要想改造社会，一定免不了许多痛苦，坐在家里是不成功的。前途光明，他是不会来的，是要我们去创造的。”[52]

1920年6月17日，在讨论“我们怎样度暑假”时，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认为：自己“身上的血肉，就是无数农工底血肉构成”，应当“还债”。有人提出了演讲，有人提出了要参加劳动，有人主张为劳动者开设露天补习夜校，有人提出了进行社会调查。但是“讨论虽然很热烈，但理论脱离实践，真正去做的人并不多。”

到了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上的演说指出：“我以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53]一年前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与陈独秀的演说发表在同一期《新青年》杂志上，提醒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是俄国工人、农民及红军。”一时间，反响强烈。俄国革命成功的社会力量给了中国人以革新方案的借鉴。

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积极参与其中的天津的觉悟社和北京的少年中国会、工读互助团、人道社、曙光社等在北京发起一次旨在联合进步团体的座谈会，以后又多次举行。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其中提出：“我们为渴望以上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个的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54]。他们提出的《改造联合约章》设想了“到民间去”的如下活动：“一，宣传事业之联络；二，社会实况之调查；三，平民教育之普及；四，农工组织之运动；五；妇女独立之促进”。[55]他们这个宣言和约章已经明确地将“到民间去”作为自己活动的方向，并对其作出了更细的规划。这标志着“到民间去”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被众多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并形成一股的思想潮流。[56]但是这时“到民间去”更多的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真正付诸实践的并不多。正像顾颉刚所说的：“第一，在社会运动上着想，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本来我们一班读书人和民众离得太远了，自以为雅人而鄙薄他们为俗物，自居于贵族而呼斥他们为贱民。……在从前的贤人政治之下，只要有贤士大夫就可以造成有声有色的政治事业，这当然可以不理会民众。但时移世易，到了现在，政治的责任竟不由得不给全国人民共同负担，知识阶级已再不能包办了，于是我们不但不应拒绝他们，并且要好好的和他们联络起来。近几年中，‘到民间去’的呼声很高，即是为了这个缘故。然而因为知识阶级的自尊自贵的恶习总不容易除掉，所以只听得‘到民间去’的呼声，看不见‘到民间去’的事实。”[57]

美国学者洪长泰考察了五四之后民间文学家“到民间去”的行动也表达了他的类似评价：“一般批评家认为，综合起来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到民间去’的提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带有书斋性质的。民间文学家的行动，实际上并没有走出他们的书斋多远，因而也没有取得多少具体的成就。……在这一点上，民间文学家们比起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拿起锄头刨出了农业大丰收，就有所逊色了。”[58]

“到民间去”运动的深化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得以实现，而作为文艺家“到民间去”的大规模行动还仅仅是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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