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毛泽东效率”的奥秘
——对于毛泽东时代“愚民政策效果”的一个初步探索
：老田
2008年5月，我在西安偶遇一位曾经在“三线学兵连”工作过的刘老师，她送了一本自传《铺路石》给我。我读了之后十分感慨，为什么毛泽东时代有那么大的大傻帽？工资那么少，却唯恐干得比别人少，在自传中间她甚至把自己降低为一块卑微的铺路石，好像个人就不想做大官发大财似的，这也太不正常了。我看完书之后，又上“三线学兵连”网站去晃悠了不少时候，最后发现此种大傻帽不止一个，在毛泽东时代比例极高，以参加襄渝线建设的学兵两万五千人而论，几乎个个都这个德性，这帮子家伙拿钱少还干得欢；吃的少却做的多。当时他们每个月只拿28块钱，这么低的薪水，饭都吃不饱，竟然还没有损害他们的积极性，几乎每个人都唯恐自己干得少了，这是标准的傻帽行为，而且这群人当中傻帽的比重几乎接近百分之百。由于那么高比例的傻帽存在，这就构成一个管理学课题：为什么在激励因素和控制因素如此稀少的情况下，却能够收获那么大的积极性投入？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都会在人生里程中间追求个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依据今天中国的现实来解读，如果谁不对官位、金钱和美女做出正当的反应，这肯定就是不正常了，凡属对这些事物未能做出合理的正常反应的人，最低限度肯定是一个大傻帽。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多都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之上，碰到毛泽东时代比例如此之高的傻帽群体，此种理论就完全丧失了解释力。所以，毛泽东时代的效率和管理问题，就成了例外，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另外寻找答案的课题。为此开展此种研究，我生造一个概念——毛泽东效率，这意味着在一种没有恰当的激励因素（例如工资、地位的提升）和控制因素（例如严厉的监督和管制）起作用的情况下，被管理者却违反常理地、普遍地选择了高投入的反常状况。由于此种反常情况主要处在毛泽东时代，借用精英们经常使用的“愚民政策”概念，显然，这种反常的事件背后肯定存在着一种反常的逻辑，所以，毛泽东效率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成功的愚民政策所带来理想效果。
一、 愚民政策的说教方面及其效果考察
愚民政策通常被理解为个人因为接受外来错误信息，结果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模式，这样一来，愚民政策就主要与外在的宣传效果紧密相关。考察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期间（也就是三线学兵连的学生们成长和思考问题的年代），宣传和舆论主要是由四人帮主管，特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两人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两报一刊”的重头文章都是他们主导写成的，如果把毛泽东效率仅仅理解为一种宣传效果的话，那显然会高估张姚主管意识形态的能力和效果。特别是与今天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宣传比较起来，当时的宣传力度（文章数量、媒体数量及其对人们思想的影响程度）要低几百倍，宣传水平（文章的理论性和质量）要低出几十倍，考虑到毛泽东时代大学教师这种高端意识形态工人数不到今天的千分之一，这样一比较，就知道，愚民政策效果就明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宣传工作效果的。如果把眼光转向学校教育领域，结果也完全一样，当时学生所受的灌输性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也是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所以，这就需要在宣传和说教之外的地方去寻找答案。换一句套话，外因的作用明显不足，需要回头去找内因起作用的机制。也就是说，傻帽之所以傻，不是别人劝他傻的，而是自己认为应该傻。
反过来，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许多年都不评定的专业职称又开始评定，评定职称要求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形成一种有价值的交易关系：你得写文章表现出你跟×××保持了一致，同时还要写得有水平以示你配得上更高一级的职称。在提职提薪的体制性刺激之下，大量学术成果涌现出来，中国也凭空多出数百万教授、研究员和博士等等。与这一过程完全同步，是出版物、媒体及其篇幅的更高比例的膨胀，假如愚民政策仅仅宣传效果和宣传文章的水平联系在一起的话，今天的精英们应该有几十倍于毛时代的愚民效果——说不定能够忽悠老百姓一边喝西北风一边24小时干活了。但是，事态却走向反面，与中国宣传水平和宣传力度的急剧提高相反，是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极度低落。由此看来，仅仅靠宣传是达不到愚民效果的，或者反过来说，任何愚民政策效果都主要不是基于宣传的有效性。如果把这一点想通了，精英们就大可不必对毛泽东时代犯“红眼病”——以那么少的宣传就达到那么好的效果。
不知道怎么搞的，后来就逐步丧失了这个愚民政策的成就，一些精英们感到很郁闷，他们发牢骚说这帮子愚民越来越坏了——说愚民们“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也就是说，精英们痛切地感到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量现在少于他们现在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而且劳动者也倾向于丧失了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些精英们非常僵化地把愚民政策作为一种纯粹的宣传效果来看待，动辄说“四人帮横行时”如何如何，这是极端错误的，在客观上极度拔高了四人帮的能力，说他们在文革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比今天好上几千几万倍，这等于说四人帮拔一根汗毛出来，对工农的忽悠作用，都远远大于主流精英从西方舶来的普世价值。这样说，怎么看都不合适。
精英们的愤懑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时代那么好的“愚民成效”，却对应极端拙劣的意识形态宣传，几乎没有多少教授和高级职称的精英学者，而且那时候学者们写的文章水平也很低，按照巴金的说法都是些“遵命文学”（也就是说，精英们都是在毫无积极性和主导性情况下写的粗制滥造的应付制作），刘再复李泽厚等人也说，毛时代的文学形象多数是没有血肉的空洞符号，不能达到江总书记所说的“教育人、鼓舞人”的效果，照说，就算是毛泽东时代竭力搞愚民政策，效果也应该极端低落才对。
不独以学兵连为然，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低工资的，农民在没有增加当期收益的情况下还完成了大量农田水利建设和工业交通工程，与解放前相比，工农劳动者在实际收入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却多投入了好几倍的劳动来建设新中国，这是实现快速工业化战略和改善农业抗旱除涝条件的唯一依托所在。对照精英们从西方搬来的理性人假设，这样的劳动者明显不符合理性人假设，只能视为“愚民政策”的成效。
二、 管理的强度与异化的深度
除了说教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毛时代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有着极强的控制，或者按照精英们所言达到了“法西斯专政”的强大地步，如果是此种说法属实的话，显然，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傻帽如此之多，没有钱也努力工作了。但是，邓小平先生显然有不同的认识，他说四人帮这帮子家伙老是批判物质刺激和管卡压，这就是说，设计师的权威看法是作为毛时代意识形态主管们都是反对强化管理的，甚至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结合设计师的看法，去回顾毛时代的管理，可以发现，这一次设计师确实没有说谎，毛时代的管理层素质不高，人数也少，甚至还很少运用强制性的、惩罚性的管理手段，所以，毛泽东效率也不能从管理强化方面得到解释。如果结合三线学兵连的情况来看，那就更典型了，这些个学兵连的管理者都是一帮子够不上精英资格的劣等公民，不仅没有MBA文凭，就连管理经验也都少得可怜，文化水平也就是初中生高中生这个档次，玩人、玩手腕都大大的不行。所以，毛泽东效率也不能从管理的强制性方面得到解释。
从毛泽东本人的主张看，他毕生反对精英路线，要求遇事跟群众商量，要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方式处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甚至还上升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度，严厉反对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搞成“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那样一种威压性的关系，换言之，毛泽东认为上下级关系，不应该是下级害怕上级那样一种不平等关系，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四人帮批判管卡压的源头所在。
既然外在的说教和管制，都解释不了那么多人变成大傻帽的原因，那就只能从个人内心寻找理由了。一般而言，管理的全部逻辑都是要协调个人努力目标与管理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如果人们一开始就把管理目标视为自己的努力目标，那么，所有的管理手段都显得有些多余了。管理手段，无论是激励因素还是管制因素，都是着眼于把个人努力吸引到管理目标的轨道上去的。为此，管理上最基本的信息传递和必要的组织协调，就会降低到最低限度，对强制性管理手段的依赖会最小化。为了解释毛泽东效率如何在大傻帽群体的自觉自愿支持下实现的，就要考察一下个人为什么把管理目标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的。
这位刘老师回顾了她的亲见亲闻，原先铁道兵2、10、11师的兵哥哥们担心城市学生不好管、吃不来苦，所以不太想要他们。但是69级的学兵表现非常优秀，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这样就有了第二次招收学兵的计划。1971年8月，铁道兵11师（现在好像变成中铁11局了）61团的赵营长去西安招人，这个赵营长干巴巴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十分关心襄渝铁路建设，三线建设搞不好他睡不好觉。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我国北部边界陈兵百万，磨刀霍霍，根据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教导，我们铁道兵日夜奋战，抢修备战铁路，我们欢迎应届毕业生的同学们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去，修好战备线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把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美梦抛到太平洋里去。”（刘欣荣《铺路石》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35页）这个讲话一点点都不高明，基本上没有任何高科技和附加值，一看就知道这个营长够不上精英层次，肯定不是大学毕业，忽悠水平极低，这个讲话的愚民政策效果要搁在今天肯定是零。美帝苏修要咋的该咋的去吧，还有著名精英说“做三百年殖民地更好”，至于毛主席睡不睡得着觉，有什么关系呢，精英们中早就说过要是他1956年就早死该多好呀，要不是毛老头老而不死，中国的精英阶层早就实现了先富目标，至于说到为人民，谁爱管人民谁是傻帽。
人比人可真是气死人，这么低劣的忽悠水平，竟然效果出奇地好，这个话一讲完竟然应者云集，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三线建设要抓紧”“备战备荒为人民”，喊完口号之后，很多学生竟然写出决心书，还有没有被批准的女同学写了血书坚决要求去三线的，甚至还有一个女同学竟然未经批准就自己哭着喊着跟去。这只能说明，不怪别人骗术高，都是傻帽自己傻。要想了解这帮子学兵傻到什么程度，看一看他们所写的歪诗就清楚了。
一个月才28块钱，饭都吃不饱，还都是强体力劳动，在那干了两年多还没有任何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的积累，这已经够倒霉的了，但是这些人还写诗表决心，预备下次继续上当，诗曰：“每当革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响亮地回答：到！……我们是回答党的召唤啊，我们是向祖国人民报到！……这是革命青年的心声啊，这是战斗的红色信号。……三年前，伟大领袖一声号召，看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告别城市跨出校门，到革命熔炉中把性格锻造。……在冲锋的路上，党的英雄儿女，是钢打铁铸的特殊材料！……张思德点燃炭窑的烈火，董存瑞托起炸药包，黄继光冲向敌人的碉堡，雷锋随时响应党的号召！在革命的征途上，多少英雄响应党的召唤冲上去啊，赢来万里江山红旗飘。……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心头照，象一颗闪光的螺丝钉，拧在那里不动摇，象一颗红色的良种，植根开花在天涯海角。为党的事业战斗，是我们的无限幸福，时刻听从党召唤，是我们的无上自豪。……在我们即将离开三线之际，我们一双双铁拳举得更高，我们的志愿就是——革命的需要！”（同上，《时刻听从党的召唤》，第101-104页）
自己写的歪诗说：“干打垒、油毛毡，支起帐篷把家安。……不怕苦，不怕难，南瓜也曾顶过饭。……集体主义大发扬，团队精神人人赞。颂歌一曲忆当年，巾帼女子英雄连。告别父母去三线，一走就是二年半。不为名、不为利，愿把青春来奉献。要同男儿比着干，不逊古时花木兰。……愿做革命铺路石，默默奉献在人间。”（第114页）
三十年的改革，终于消灭了傻帽，看起来也彻底地消灭了傻帽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条件。三十年前的学兵都傻到把修铁路看作是自己的事业，看作是一个管理着大众利益、国家和民族整体事业进步的政治符号（党、毛主席）的意愿，把自己的劳动和奉献看作是自己逐步融入一个伟大事业、一个公共利益成长过程的必不可少的适应过程。如果修铁路仅仅是为“毛氏股份公司”积累资本的事业，学兵们就不见得会那么傻了。马克思把资本雇佣条件下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这意味着劳动者的成果在资本家手指积累起来，资本积累的增加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控制工人命运能力的提高过程。由于劳动者充分意识到劳动的异化涵义，所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有效控制和激励，劳动者就会选择拒绝投入。所以，对劳动者的管理需要是和劳动的异化程度是成正比的。
劳动的异化，至少会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向上发生，一个是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归属于生产资料占有者，一个是劳动者的权力和地位受到管理层的压制而丧失主导性地位。资本和权力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这两者都会导致新的统治阶级产生，在这个过程中间，劳动者会丧失自己的劳动成果和自主性地位，既然现在资本积累的主要部分由资本家群体来掌管，就很容易产生把社会发展需要看作是统治集团的利益扩张而与多数人的利益改进无关。如果说经济异化是资本家的剥削和利润积累来进行的话，那么政治异化则是管理层对于权力的垄断引发的，随着管理层积聚的权力份额在加大，劳动者的地位在下降同时越来越失去对于生产过程与自身命运的控制能力，这种政治异化程度的加深，极大地破坏了劳动者在劳动中间获得社会性需要满足的可能，劳动者再也不会认为劳动是锻造自己性格、体现国家利益和共同目标的需要了，因此所有的劳动都必须以物质利益来加以酬报，或者反过来，没有管理层对于劳动者的有效威慑，劳动者肯定要选择最小化的劳动投入了。
在异化社会中间，人们越来越丧失对劳动成果和自身命运的控制，生产的发展和利润的增加都会被看作是统治阶级自己的事情，跟劳动者自身无关，甚至统治阶级资本和权力的扩张还会意味着控制、奴役并剥削劳动者力量的壮大，跟随这种认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间再也感受不到丝毫的价值和意义，所有的社会性需要都将得不到满足，越是这样，物质报酬就越是成为控制劳动者的唯一有效的激励手段。这个时侯，哪怕媒体和宣传说得天花乱坠、顽石点头，也很难指望愚民政策取得效果了。
从这个认识出发，改革三十年是一个恢复劳动者工具性地位的过程，劳动者工具性地位的再造与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和管理层对权力的垄断程度相关。既然劳动者已经工具化了，那么监督和控制工具的使用效率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了，对于管理的正规化和科学化的需要跟随上升。从管理认识和劳动者自身的体验出发，把劳动者视为一种消极的被动的工具本身是社会异化程度上升的结果，而把劳动者看作是一种没有管理层的监督和激励措施起作用就决不会投入劳动的懒汉，本身是阶级利益对抗性差距日益显露后的必然，这看起来是一种理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方法和世界观，而结合中国近三十年的现实看，更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劳动者对异化的感受是敏锐的，每一种不满意都会转化为政治反抗能量，看起来只有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没有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上的公平，异化和政治反抗能量就无法最小化，对强制性和激励性管理手段的需要就无法最小化，毛效率就无从实现。毛效率的产生，说到底是劳动者对于管理目标的高度认同的前提下，所出现的对强制性的管理手段需要的最小化，正因为如此，落后的宣传说教和原始的管理手法，都不足以抵消愚民政策的效果，背后有着一个很强大的基础——被管理者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异化感受。
改革的目标被宣传为追求管理的正规化和科学化，这往往要在一个科层化的管理组织中间实现，科层化管理通常要由专业化的、受过良好培训的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毛泽东时代时刻注意消除劳动者的异化感受，以扁平化管理的各项要求规制管理层要求他们不能脱离群众，管理设计是最小化劳动者的异化感受的前提下，最小化对规范管理的需要，以较高的目标认同去抵消管理手段欠缺方面的不足。
费正清高度赞同埃兹拉·沃格尔所说的那个对比：“共产党领导人控制经济的欲望，大于他们的学识、经验和判断能力。”（费正清著 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391页）这个对比在毛泽东时代固然存在，但是只是在邓小平时代才体现出破坏性的后果。在改革开放时代早期，中国水平极低的共产党干部群体仍然掌管着极为庞大的管理事务，邓小平很轻而易举地把毛泽东时代的扁平化管理作废了，最大化了劳动者的异化感受却无法在已有的干部条件下提升科层化管理的绩效。终于，在邓小平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三年后的1997年，国企出现整体性的亏损，朱镕基最后把这些企业半卖半送给私人了事。
三、 全能型政权与政治异化的抑制
党和毛主席这样的政治符号，频繁地出现在学兵们的视野里，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中国工业化早期选择的是一条政府密集型道路——由政府广泛地接管经济和社会管理事务，政府在管理层素质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还接管大量管理事务，这显然意味着许多事务在市场中间得不到适当的处理，不得不尔。这种被动选择，实际上意味着与市场模式相联系的个人奋斗的成功机会很少，集体利益存在的规模和程度不是人为想象所决定的，而是要由市场的失灵——特别是劳动者在市场中间地位低下这样一种损害多数人尊严和利益的现实前提下，政府才是一个合适的整体利益托管人。换言之，中国比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更多的政府管制，来提升劳动者的地位和相对价格。
人类所能找到的管理工具箱中间，只有非常有限的三样东西：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每一种工具的过渡运用，都会产生强大的副作用。政府密集型道路也一样有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能否实现——在最小化副作用的基础上寻求一种照顾多数人利益的机制。从毛泽东时代的愚民政策效果看，科层化管理有一个副作用放大器，这个放大器工作的边界条件就是——人均可分配资源是否足以支持安全需要和生存需要被普遍满足，在这个边界条件以下，基于管理专业化而集中的权力对上层会产生极大的腐化作用，对下会产生严重的排斥作用，这个广泛性的排斥会引发政治反抗能量的指数性增长，使得管理权力强化带来的控制效果远远抵不上认同损失所引发的反抗效果。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反抗能量始终是一个管理上必须优先加以处理的问题，科层化理性化的管理专业化要求是第二位的问题。这才是毛泽东反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在逻辑，抓革命首先意味着最小化管理层的特权和利益，作为消除劳动者的异化感受的前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劳动者必须组织起来并具有监督管理者的觉悟（实际上是假设管理层必定不会自动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中间，扁平化管理意味着最小化管理层的权力，破除官暮娇骄四气，满足被管理者的社会性需要最大限度地消除异化感受。由于专业化管理、物质刺激和强制性管理手段都存在较大的副作用，所以，实现从雇佣思想到主人翁精神的转变，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挂帅和思想领先——就占据着更重要地位。这本质上也是在穷国在物质诱因不足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最小化诱因支出的一种权变性的管理方案。
在这个意义上，毛效率意味着第一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具有不同的制度化空间，发达国家能够满足多数人的安全需要和生存需要，在那里强化科层化管理和管理层权力，不会引发政治反抗能量的极度高涨，这其实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极权”——发达国家有效地清除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反抗意愿。所以，在追求管理绩效的方向上，毛泽东毕生认定效率将主要来源于拆除与统治阶级（精英阶层）狭隘利益相关的社会性障碍，统治阶级的狭隘利益总是意味着精英阶层权力和利益的扩张。而这个社会性障碍，是要跟随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的扩张过程，而逐步开始起作用并日益放大，在第三世界国家，这个均衡只能通过最小化科层化管理的作用范围和消极影响，并引入扁平化管理模式来实现。
在共产党执政之后，扁平化管理作为一种相对均衡地在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均衡地分配权力和利益的规则，导致整个社会分化程度下降，出现一种扁平化社会景观，这当然不是精英阶层所乐于信守的。在毛泽东看来，有且只有一个“扁平化社会”才能较好地满足劳动者的“非物质利益”需要，从而激励劳动者投入超出报酬水平的高额劳动量。扁平化社会的内涵是：一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相比均衡，劳动者往往感觉不到有一个剥削阶级或者压迫阶级骑在他们的头上，在此种情况下，劳动者往往有一种翻身解放、扬眉吐气的感受（异化感受最小化之后的必然现象），因此，在人们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需要方面就得到了更好的满足，有一种当家作主的精神状态，这样的劳动者，才会在管理层所能施加的全部监督和压力水平之上投入更多的劳动。看起来，精英阶层在管理招法方面的现代化和进步，在物质刺激、精神欺骗和强制管理方面加起来的效果总和，也达不到让一个人甘心选择“作铺路石”的实际效果，这就是改革后精英们忽悠水平上升没有带来管理绩效同步上升的奥秘所在。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领着一帮文盲和半文盲能够把初级工业化搞成，而邓小平却通过知识化年轻化换了一帮知识分子把国企彻底搞垮了。
看起来，毛泽东效率的要点在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可分配资源不足，此种条件下劳动力的相对市场价格极低，劳动者对异化的感受很深，最终会抵消一切管理手段的作用；因此提升劳动力相对价格，实现劳动力雇佣条件和薪资条件非市场化，就只能采取政府密集型道路，此种情况下可以方便地实现对劳动者的保护，满足劳动力对于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改善的要求，从而实现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政府密集型和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共存的公有制社会中间，政治异化是管理绩效下降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消除政治异化是实现管理绩效提升的关键，这意味着要求管理层在外部压力下减少对权力和利益垄断，这一外部压力只能从劳动阶级中间寻找。从新中国处理之后一直到文革期间，毛泽东始终把减低群众对于管理层的盲目信任（启发群众觉悟）和提升群众的组织程度作为国家管理的优先事项，文革当然是其最高潮。毛泽东效率的实现，最终是寻求一个全能型政权实现对劳动力的有效保护以消除经济异化，同时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消除政治异化。
二○○九年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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