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山会议”派用行动左证了“文革”的必要性
早在延安时期黄炎培很坦率地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到的历朝历代，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没有一个国家一个单位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延安这个地方现在的确是欣欣向荣，这个是没有疑问的了；但是，共产党能不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呢”？。毛泽东也很干脆地回答：“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被称为千古之谈的“窑洞对”。
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最大权利是劳动者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只由一小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障等权利。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问题。”
共产党夺取政权牺牲了上千万的革命烈士，毛择东本人就有六位亲人为新中国的诞生牺牲了，不让烈士的鲜血白流，不让“窑洞对”中的周期率重现，既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历朝历代开国皇帝苦苦思考而又无法破解的难题。毛泽东以他大公无私的胸怀，用马列主义作指导，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社会主义民主，不能说不是毛泽东在巩固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巨大成功！但是，如何把社会主义民主付诸实践，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不得不去探索的问题。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虽然初步完成了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完成思想领域的革命，人们的私心私欲，封建残余并没有在一夜之间消灭，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完善和落实。部分革命的功臣正在重演了农民起义军胜利后“封爵拜将”、“打天下、坐天下、享天下，”“一人有功，惠及子孙”的封建古戏，有些党员进京考试居然没有合格。官僚主义正在党内发展壮大，腐败也在暗中成长，“窑洞对”中的周期率已有重现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反帝防修”、“打倒孔家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打破周期率，清除人民头脑中残余的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私有观念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文化大革命斗争的重点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把“人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自由”写进了《宪法》，让普通劳动人民享有充分的发言权、监督权；劳动人民有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的权利；还推行“鞍钢宪法”，即两参一改三结合,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与工厂的民主管理。“文革”中只要你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毛主席，普通劳动人民不需要注册，就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组织，充分行使人民当家做主权利。“文革”中各种群众组织的领袖完全由革命群众公推选举产生，群众在运动中根据其表现随时可以罢免其领导职务，各种组织及组织的联合体基本实现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群众组织的形式虽然是百花齐放各种各样，但每个组织的思想体系却是基本的一致，信仰也高度一致，这就确保了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地位不变，确保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不变，确保了革命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遏制官僚主义，遏制新的官僚阶级的产生？如何用非暴力的手段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何落实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劳动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如何培养和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是马列主义所没有面对的新问题。鉴于苏修的教训，毛泽东创造性地发明了大民主——“群众运动”这种方式，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使“人人起来负责”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劳动人民真正的当家做主！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也不能不说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思想武器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思想自由化、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产权私有化！”其中，核心和要害就是所有制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有三原则：“第一：经济人原则即：人是天生自私而不是利他的，不承认有群体和公众的利益，主张自私乃一种天赋人权，提倡利他则背离人性。第二：最大利益原则即：人的一切行为既然是为了自己，也就是说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利益，是一种天赋的权利，却没有利他的义务。第三：市场万能原则即：利益的调整和交换都取决于市场，因此一切与利益有关的事物都因为有社会需求，而进入市场市场，并按市场规则交换或变相交换。反对非市场因素的干预”。“人性自私论”是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落脚点就在一个“私”字上。文革思想斗争的重点是“斗私批修”“破私立公”，焦点也集中在一个“私”字上。这难道是一个简单的偶合吗？不，他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资本主义复辟理论的必然碰幢。
目前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对中国改革事业的影响，腐败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头等敌人，他不仅威胁着人民的财产，还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官商勾结导致了政府监管失控，矿难频发、食品药品变毒品，国家安全无保障，腐败已是社会主义变质的内在动力。腐败产生的根源在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动摇，在没有发展实践社会主义民主，在人们头脑中私心私欲腐朽文化没有得到有效清除上；而“文革”特别强调要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接班人，要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信仰，要树立人们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思想，要发展和实践社会主义大民主。这无疑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滋生的腐败苗头起到了强大的遏制作用！有效地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经过二十八年的改革，道德底线被冲破，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已经诞生，剥削和压迫随处可见，两极分化十分严重。不久前贺卫方讲：“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明确地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解决军队国家化的问题”，下一步“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这是明目张胆地表明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新西山会议”派指责“共产党没有注册”，开始置疑共产党的合法性了。还说：“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制方面的东西关联在一块，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有必要。” 李曙光也讲：“我个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明确指出经济改革（私有化）已基本完成，改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改革了，改革的内涵要向法制方面扩展，暴露了他们要全面修改《宪法》的意图。社会主义的《宪法》和党的领导被取消，军队国家化，社会主义社会也就灭亡了。“窑洞对”中的一个完整的周期完成了。由此看来，毛泽东所担心的资本主义复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先见之明；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明察秋毫！新西山会议派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左证了“文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主是有阶级属性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民主已经十分成熟，他有效地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民主还在发展之中，一个完善成熟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样能确保无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文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都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两次大胆探索与实践，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巩固和优化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文革”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第一个探索的人，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或错路，正如“改革”也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或错路一样。但是，“文革”到底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还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打破“周期率”的一次史无前例的继续革命？到底是法西斯专政，还是劳动人民的大民主？到底是毛泽东晚年所犯下的大错误，还是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一次探索与实践？这是中国人民和国际共运史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大面积复辟难道都是敌人造成的？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的反思吗？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他的正反两面，简单地全面地肯定或否定，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辨证法！
写于2006年5月12日，修改于2006年5月20日 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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