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保俊：名人说话也要谨慎——三劝皇甫平

名人说话也要谨慎
——三劝皇甫平

栾保俊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习惯，在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就要“立言”，就是留下他的思想、言论(如果是科学体系就更好)，以传后世。千百年来“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的三大追求目标。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孔夫子。当年他收了三千弟子，没有教材，就东扯西拉，扯出了—部《论语》，成了后人治世的经典，只要读了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有多好!“皇甫平”先生，自从上世纪90年代出了名以后，也开始“立言”了。不过他不是为自己“立言”，而是“为民众立言”(语出先生所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内有自序《为天地立心 为民众立言》——壮哉此言)。我是“民众”的一分子，先生“立”的“言”中能有我的一份儿，我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希望先生能把“言”“立”得更好。所以就不揣简陋和冒昧就这个问题向先生进一言。
因为要进言，就找了先生的一部分著作(找不到全部，请先生原谅)挥汗苦读，读着读着竟然发现先生在“立言”的过程中，有时讲话不够谨慎，说了—些大话、假话(伪命题)、“歪”话和招骂的话。这些话一多，就损伤了先生“立言”的诚信度和效果。因此不得不先建议先生以后讲话千万要慎重。下面试举几例。
关于大话
今年3月1日出版的《人物周刊》，发表了该刊记者的访谈录，记者问：“您在文章中写道，‘改革诸多问题的矛盾真正焦点，在于体制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了不公平。’您的言下之意是否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应该由经济体制改革转移到行政体制上来?”先生答曰：“这才是我文章要害的一点。既然产生‘社会公共用品’供应的短缺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这就是我的言下之意，其实我在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明朗了，可惜，很多人还没有看明白，所以才给我招来这么多骂声。”“我整篇文章中谈到推进改革是为了广大弱势群体，缩小收入差距，他们没有看懂，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所在。”
请看，我这么个大人物，写了这么好的文章，你们居然看不懂，还要骂我，真是岂有此理!此言使我们看到了先生高屋建瓴，睥睨群氓的气势!所以《人物周刊》在刊用这个访谈录的时候，用了特号通栏大标题。
我的内心深为歉疚：先生在为我们这些“民众”“立言”’，而我们这些“民众”却看不懂，这是多么地刹风景啊!于是再学，再想。谁知我反复多次真诚地拜读先生的大作以后，还是没有看懂，总是不开窍。比如先生说的下—步的“改革重点”问题，我就始终没有抓住“重点”，摸不着头脑。有些话就像“绕口令”，绕来绕去让—些头脑简单的“民众”绕不清楚。诸如：“既然产生‘社会公共用品，’供给的短缺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的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而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还有“改革中产生新的问题，那是改革深化后需要政治体制相互配合的问题，改革再到深层次就将触及到我们的政府领导体制”；“特别是要素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问题”。仅这两篇文章中，就有“政府的政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政府领导体制”的“改革”，还有“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以及记者提出的被先生肯定的“行政体制”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他们确定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改革”在解决“公共用品”中起什么作用，到底哪个是“重点”，等等，都使人如堕五里云雾之中。
假如仅仅像我这样的老朽没有“看懂”也就罢了，只能说我这些老朽太笨。可是先生说是“很多人”没有看懂先生的文章啊，能说“很多人”都笨么!先生是不是考虑—个问题：你是在“为民众立言”啊，目前中国的“民众”，大多数还是文化和政治水平都不高，理解能力很难达到先生的水平。因此，先生在为他们“立言”的时候，就得考虑到你说话的对象，最好能讲得浅显一些，通俗一些，明白一些，当然——最重要的也得把话说得完整一些，别说“半截话”，也别说那种“弯弯绕”的话。你要是想让你的“民众”明白你的意思，跟你走，就得很耐心地说大众话，说事实求是的话。
我给先生提个醒儿；新中国的“公共用品”不是一建国就不足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国家还不富裕，但教育、卫生等等，都是国家出钱办理，穷人上学、看病和养老都不成问题。就拿教育来说吧，穷人的孩子别说上小学，就是上大学也不要掏钱，这—点大概皇甫先生应该是有体会的。是什么时候才“短缺”的呢，是有人提出“教育产业化”“改革”以后，教育也要赚钱开始的。学校为了赚钱，破墙开店，乱收费，乱拉赞助，教师走穴，等等，花样翻新；有的学校为了多招生，拉—个学生给800块钱的回扣；有的为了赚钱，办贵族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学费越来越贵，尽管国家为贫困生上学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有不少穷人家的孩子上不了学。皇甫先生对这个情况不应该不了解。
但是，这个话不能说。要是这样实事求是地说了，不就玷污了“改革”了吗?所以就上推下卸，一会儿说是“旧体制”的问题，一会儿说是计划经济“遗留”的问题(人们说：计划经济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会儿又说是政府的体制问题，要进行“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小政府大社会”才行。
总之，说来说去，就是共产党不该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决不是他们的“改革”出了什么问题。尊敬的先生，如果陷在这个思路中，你的话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你的“民众”也是永远“看不懂”的。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醒先生一句：先生在和《人物周刊》的记者对话中，姿态太高了—点，话也说得太大了一点：“我在文章中已经讲得很明朗了，可惜，很多人还是没看明白”，“他们没看懂，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所在”。看了这样的讲话，人们不禁要问：先生是什么人?怎么可以用这么大的口气来对“很多人”说话?这种姿态，不要说是先生，就是稍有自知之明的国家领导人也不会这样做的。难道先生比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还高?要知道：“说大话使小钱”，是自古以来都为人所忌讳的。
关于假话(伪命题)
2004年，上海滩上刮起了—股宣传“皇甫平”(从那时开始，“皇甫平”已经不是集体笔名了)的风。深层次的原因像我这种足不出户的老朽是很难知道的。浅层次的原因，好像是“皇甫平”先生出了一本书，就是前面提到的《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少媒体都有文章介绍，好话说了很多。因为当时没有看到书，不好说长道短。最近，因为要更多地学习先生的指示，花了38块大币买了—本。看了—遍，觉得先生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章比较实在，文风也朴实；但90年代以后有些文章，文风和气都有了变化了。别的先不说，就是读书的这个标题我看就不实在，是假话，或者说是个伪命题。
什么叫清醒?清者，包括清明、清楚、清白、清澈、清爽的意思：醒者，是觉醒、醒悟、警醒、明白的意思。一个人能既清又醒，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起码要有三个条件：第—，—定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把人间祸福得失都看得很淡，不为其所动；第二，一定是个智者，能瞻前顾后，预见未来，泰山崩于前而不惊，黄河裂于后而不慌：第三，—定是豁达大度者，顺逆皆不足使其动容。这种人应该是处顺境而不喜，陷逆境也不忧，坦然面对一切。除了身受创伤，或者是亲友遭到不幸，就是清醒者也会痛苦而外，在日常工作或者在政治风浪中，真正的清醒者就是身处逆境也不会痛苦，痛苦者不可能清醒。在这种条件下二者必居其一，不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体。皇甫先生多年来一帆风顺，只是在一帆风顺中稍不如意，就说自己是几起几落，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样，并把自己打扮成“痛苦的清醒者”，这是不能成立的。硬这么做，用北京话说好像是有点“矫情”吧。
世界上真正的清醒者是有的。我看马克思、恩格斯应该是清醒者的代表。他们在150多年前，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以后，还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候，就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身上，敢于宣布“让统治阶级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经历了很多苦难：多次被驱逐出境，有祖国而不能归，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的经济经常拮据，燕妮和孩子生病而无钱请医生；有时连面包都难以为继，甚至连寄信买邮票的钱都没有……恩格斯不得不开工厂赚钱来支援他。就是这样，他们不觉得痛苦，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乐观，在艰苦困难中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此后的10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他们的预言是正确的。只有清醒者才能看得这么远。
还有许多革命者在极其艰苦和残酷的环境中斗争，经受着肉体无法忍受的痛苦，但他们的精神却无比坚强，充满乐观和希望，到死还是注视着未来。夏明翰在赴死之前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是何等的乐观，何等的有气魄!因为他们知道未来是属于像他们这样敢于斗争的人。这才叫清醒。这些人与那些稍有不顺，就痛哭流涕，从这个阵营跑到另一个阵营的胆小鬼何止天壤之别!皇甫先生，你那点“痛苦”比马克思，比夏明翰如何?值得动不动就拿出来炫耀么?
既然先生这个命题不能成立，先生明明并不痛苦，硬把自己往痛苦这边拉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想博得更多的同情和赞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民受难，博得了亿万人的同情和拥戴。皇甫先生这样做，是不是想取得同样的效果?(请皇甫先生原谅，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知天不遂人愿，后院起火，有个名叫“介方仁”(可能是“解放日报的人”的谐音)的人太较真儿，在网上说了—些和皇甫先生相反的话，揭了老底儿。如果此人说的都是真话，我为皇甫先生难过。
关于“歪”话
这里说的“‘歪’话”，就是说一些歪理儿的话。
皇甫先生在答《人物周刊》记者问时说：“以几个个案来否定国企改革的全局，这是不负责任的(斩钉截铁，让人闻而生惧——引者)。国企改革中国资流失问题确实存在，有许多方面复杂因素。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国企好得很(难道不好?—一引者感叹)，不需要改革(谁说不需要?——引者问)。因为改革中流失资产只是—种资产的转移，作为社会资产还存在。即使财富流到了个人手里，也总会以某种形式参与社会经济运转，也能创造社会财富。”
多高的精神境界啊！可惜是在新中国成立，并在上世纪50年代，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了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讲的。如果是在旧中国的私有制社会时讲这些话，我们真的要为皇甫先生高呼万岁!那时候，人民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穷人的孩子上不了学，有病没有钱“看医生”……如果在那时，皇甫先生登高这样一呼：“资本家们，地主们，你们的财产‘转移’一些给工人和农民吧!请不要惊慌，这些钱转移到他们手里，和在你们手里是—样的，可以照样给你们生财，创造财富的!”如果这样，皇甫先生请想一想该是什么结果？地主、资本家是不是听先生的话且不说，恐怕连先生的人身安全都难保：即使不掉脑袋，也得坐班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皇甫先生在旧社会家里才比较穷，在解放初你要去上中学，才光着脚丫从浙江省的平阳走到温州。那时的地主、资本家的财产为什么不“转移”一些给你先生呢？哪怕“转移”一双鞋给你也好啊!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共产党才领导包括皇甫先生—家在内的人民起来革命，推翻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代表人民的人民政府。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就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行义务教育，连上大学都是国家包下来，先生才有可能上得起大学，才有可能当记者、编辑、总编辑，写文章，发表演讲，并因此也能在社会上出名，受到许多人的吹捧而神气活现地来教训别人。
如今先生政治水平提高了，知道了“政治制度”的重要，所以就老是盯着“政治制度”的“改革”不放。而且，对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很有—点不以为然，竟然在享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创造的财富的时候，却慷公有制之慨，认为国有资产的流失，不过只是财产的“—种”“转移”，“财富还在”，就是像格林柯尔的顾雏军那样攫取国有财产，“也能创造社会财富”。真是叫人大开眼界!
先生说了上面的一大篇道理，就是不说既然财富转移到私人手里是“财富还在”，也能“创造社会财富”，也就是说在谁手里都—样，为什么却要谴责财富在公家手里的国有企业不好，而非要把它搞垮不可?此事“精英”们早已回答，他们说：因为国有企业的“机制”不好。为什么“机制”不好?答曰：调动不起人们的积极性；为什么调动不起积极性?答曰：因为公共财产不能随便往自己的腰包里装；为什么公家的财产不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就不积极?答曰：不装到自己腰包里的钱，就不能自由地支配；如今不少公家的钱已经装到—些人的腰包里了，富起来了，可以自由地买豪宅，包二奶，玩小蜜，……却不想把它拿出来搞公共用品?连为穷人买—双鞋也不干，这是为什么?追问到这个份儿上，“精英”们就都回避了。
不知皇甫先生看了我以上的回顾，再对照当年自己连一双鞋都没有的情景，会不会悟出点什么道理?公家的财富到了私人的腰包里，有人是可以继续创造社会财富，但却不等于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国家说干什么就干什么，搞三峡大坝，修青藏铁路，只要经过论证可行，就可以上马。而装到个人腰包的，就是明知它原来是公有财产，要他们吐出—点来，在今天的舆论条件下，不是也有人说是“劫富济贫”吗?可见财富在谁手里(即所有制)，不是如先生说的那么轻松，那么简单。若是像先生说得那么简单，马克思根本用不着花那么大得精力去创建马克思主义理论。
先生非常讨厌那些建议对先生们倡导的“改革”进行反思的人，认为是“阻碍”了他们的“改革”，并认为这些人连“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都不懂。是的，这些人是不懂得先生的“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但他们却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那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搞社会主义，没有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国有财产都“转移”到顾雏军之类的人手里，不仅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就是先生那高级的高干住房能不能保住，恐怕都是问题。到了那—天，但愿先生的子孙后代，都能还有鞋穿。
关于招人骂的话
因为皇甫平先生对“现代工商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在今年年初，发表了一篇《色情服务需要产业化，规范化》的大文，又一次地引起了轰动。先生在文章中说了不少一般人闻所未闻的有关“性产业”的事情，叫人大开眼界，然后呼吁说：“为构建和谐社会计(请看这是多么高尚的目标啊——引者惊叹)，看来我们再不能无视地下‘性产业’，任其悄然发展，也不能单纯依靠‘禁止’‘严打’这一手了。近年来，我国社会学家提出不少好的建议，要求我们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出台‘性产业’的管理办法，让它从地下走到地上来。应该说，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一个社会课题了。不知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有何高见?不妨在会上—议。”
看了这个“建议”，使我立即想起了“主流经济学家”和“精英”们的—贯做法：开始只做不说，在暗中引导，当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形成了气候了，既成事实不可逆转了，立即以先知先觉和内行的姿态出现，又列举事实，又“科学分析”，逼着上面表态，推着“民众”接受，如果不表态不接受，大帽子早已准备好了，你们保守，落后，甚至是“极左”，是“反对改革”。请看，皇甫先生这不又在关键的时刻(上海两会开幕以前)出手了。
使我惊奇的，还不仅是像先生这样有身份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在目前(我是说“目前”，将来是很难说的)令人难以接受的建议，还因为惊奇先生思想的180度的大转弯。先生在发表他的成名作(即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的四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1991年3月22日《解放日报》)的时候思想并不如此“解放”。那篇文章中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吸取的是外国先进的管理方式，对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坚决抵制；我们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来华外国人的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必多加干涉，但是对于不符合我国国情、败坏我国社会风气的东西，例如什么六合彩、陪酒女、赌博业等等，则坚决不开口子。”
讲得多好啊!连外国人可能对我们产生的影响都想到了。可是，用这篇评论，对照先生关于“性产业”的言论，我不能用别的话形容，只能用“判若两人”来形容!
尊敬的皇甫先生，请告诉我们：那时的你和现在的你，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你?说前一个吧，可怎么能改变这么大呢；说现在这个是真实的你，为什么又能说出以前那—番话呢?只有两种解释：—种，前面的话不是你写的，根本与你无关，你这多年是在贪天之功，冒名顶替。你应该发表声明，与“皇甫平”脱离关系，别再用这个名字招摇撞骗，以免玷污这个名字。另一种可能是你写的，或者是在你组织或者是你同意下这么写的。那为什么又提出与那个评论的观点相反的提议?是哗众取宠，还是随着“改革”的“深入”你的思想“进步”了，推翻了过去的看法?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后者，那你应该有一个声明，说过去错了，“觉今是而昨非”幡然醒悟，像孔夫子所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犯错误和改错误都让人们看见。因为你是名人，不好这么稀里糊涂地糊过去。你说对么?
说到“性产业”这个问题，应该说我们国家(指新中国)的“起点”是很低的，在“主流派”面前，就像阿Q在小D的面前—样，连虱子都捉不到几个，是很“汗颜”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是消灭了娼妓和性病的国家，是受到国际上赞扬的国家。如今，皇甫先生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却要使“性产业”“合法化”。而且为此还要“转变政府职能”。我不知道二者是怎样地“融合”到一起的!难道当中国的妇女重新回到解放前受压迫的境地，当性奴隶，遭受蹂躏，这个社会就“和谐”了，政府的职能就真正地“转变”了?皇甫先生又在给我们说“谜语”了。
我觉得皇甫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点不妥(当然，我认为是不妥的，皇甫先生还认为是妥当的，不能强求同—)：
其一，先生是否太急于和“国际接轨”，而忽视了中国的国情?我在过去的文章中．曾经提醒过先生，先生在写《色情服务需要产业化，规范化》这篇文章的时候心态不太正常。先生是否至今仍然处在90年代初发表“皇甫平”文章所受推崇的陶醉之中，还处在先知先觉的快感之中，还想充当指导“改革”的先锋，还想“登高一呼，诸侯相随”(这又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天不遂人愿，这—次好像先生选错了“选题”，出招以后，不仅“风光不再”，还招来了不少骂名。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是—个曾经消灭了娼妓和性病的国家。这个奇迹已经载入共和国的史册，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这个奇迹也已经成为人们衡量社会进步还是腐败、落后的尺子，因而它也成为先生们推广“性产业”的极大阻力。先生过高地估计了你们的号召力，过低地估计了“民众”的辨别力和拒抗力。
其实，先生用不着着急，按你们“改革”的路子走下去，“性产业”合法化和进一步“发达”是必然的结果，是符合你们的逻辑的，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历历在目。
不知先生是否还记得80年代初，为了杂志上刊登的一幅灰姑娘和王子接吻的照片而发生了争论：反对者说这不雅观，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好，不应该刊登；而拥护者说好得很，是思想解放的一种表现，奚落那些反对的人：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看到女人的手就想到女人的胳膊，女人的大腿，女人的 ……都是道学先生，假正经。就是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精英”们—步—步地把人们的思想引导到现在这种需要“性产业”“规范化”的境地。
这个过程是怎样过来的?当初，为了“解放”那些“保守”“落后”的人的思想，媒体在舆论上引导，发表有学问的人的文章，引经据典，说孔夫子早就说了“食色性也”，神圣得很，不要“土老帽”，思想要“解放”一些。光说还不够，还引进了不少外国有“床上戏”的影片，先是在“小礼堂”看，逐渐在大影院里放。我们自己拍的影片，谁敢“突破”“床上戏”这一“关”，就受到鼓励。诲淫诲盗的小说层出不穷。—本《废都》，使中学生爱不释手，多少青少年入了迷，学那里面的样子。有一个叫张德江的18岁青年，看了这本书，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欲，要强奸12岁的表妹，表妹不从，就被他活活地掐死。同时，还鼓励“第三者”，为“第三者”“平反”，说“第三者”是把“竞争机制”引到家庭中来，“优胜劣汰”，是“社会进步”。从此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嫖娼卖淫逐渐泛滥。报纸上早就公开讨论开设“红灯区”。经济建设提出“美女经济”。有人提出“牺牲—代妇女争取经济的发展”。对此，连有些党组织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某市—个干部，就在自己的楼下包了—个“二奶”，老婆忍气吞声，女儿看不下去了，告到纪律检查部门，最后纪律检查部门让那个干部和元配夫人离婚了事。不仅成年女性“解放”了，连未成年的女孩也“解放”得很快。据媒体报道，现在上海每天都有几十个“意外怀孕”的未成年女孩请求“救助”。这是多大的进步啊!所以我想：如果先生不要这么急三火四地提出这个问题；悄悄地沿着你们的既定方针干下去，不显山，不露水，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用不了多久你们的意愿就能达到。那时候，目的达到了，还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出的主意，谁也不落不是，谁也不负责任，那该多好!可是，先生等不得，在条件尚不十分成熟的时候，就急着出这个头，能不招骂么?
其二，先生似乎还没有确立尊重妇女的思想。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个国家(民族)解放的标志。在旧社会，我们国家的妇女，除了和男人一样要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以外，还要受父权、夫权、子权的束缚和压迫。解放初期全国传唱的《妇女解放》歌，说旧社会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妇女在最底层”，是真实的写照。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得到彻底的解放，不仅解除了旧社会歧视妇女的种种陈规陋习，制定了《婚姻法》，废除了旧式的婚姻，更注重加强妇女的经济地位，她们以劳动为荣，争当劳模和“铁姑娘”，是妇女的自觉运动。毛泽东主席誉称妇女是“半边天”，还指示说：“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并强调“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那时各条战线上的妇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可是，在最近一些年里，妇女的社会地位明显下降了，她们有人不再以劳动为荣。她们之中，有的成了花瓶，有的成了男人的附属品，好逸恶劳，乐于被“包”。有的则忙于穿梭于风月场中。特别是那些从事“性产业”“工作”的人，他们有尊严吗?就是普通的妇女，现在也有不少人经常担心自己的姿色老褪而被丈夫抛弃，不得不每天为整容而操心，而奔波，而付出巨资。看看电视上每天那些减肥、丰乳和整容的广告，令人目不忍睹。有些东西，明眼人—看就知道是骗人，可是仍有不少妇女上当受骗，付出巨资并损伤了身体。难道我们不应该为她们悲哀么，她们是某种错误政策的牺牲品!而现在，皇甫平先生还想让妇女的这种苦难“规范化”——也就是“制度化”“合法化”，把这面“性枷锁”永远套在妇女的脖子上！面对这种情况，人们能不咒骂先生么？而咒骂先生最多的话就是请先生带领妻女去从事这项“工作”。恐怕这是先生所始料不及的吧。这种情景不知给先生的亲属带来的是欣慰还是耻辱。
所以，我劝皇甫先生以后说话要谨慎些。开始说孔夫子也立言。但他的处世经验，或者说有一点滑头，他讲话尽量不让人抓住把柄，很谨慎。他的名言是“敏于事而慎于言”。这个经验还是值得汲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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