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约翰.格里：中美经济制度的比较

中美经济制度的比较
　　
（美）约翰.格里

　　
　　按：本文原列在一九七一年五月份的美国《中心杂志》（The Center Magazine），约翰.格理（John W. Gurley）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本文中，他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者”（Capitalist）和“毛泽东主义者”（Maoist）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比较彼此的优劣，并对以西方观点来研究中共经济的学者提出批评。文章虽然较长，但写得生动和通俗。在中美关系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时候，比较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是有启发性的。
　　
　　资本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的经济发展过程虽然有着一些共同之点，但二者在做法上却存在着极多而又深远的分歧。当然，无论从手段或目的上看，究竟哪一种方法永远优越，是并不明显的。唯一明显的是，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在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都以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为基础，于是中国便被看成相等于一个未开发的美国——其经济是“应该”沿着资本主义的路线发展下去，“应该”放弃那些愚蠢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而从事于将储蓄作有效地投资的工作。美国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发展优于一切”这种看法的盲目接受，使其对中国经济的研究流于缺乏深度。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当然，资本主义的施行并没有达到如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所倡议的理想境界。一般来说，其理论是假如每一个人，无论是企业家、工人、或消费者，都能在没有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上，追求自身利益，经济发展便会最为迅速。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者，并不是政府，而是拥有生产工具的企业家。他们本着获利的动机，在行动上自然会满足消费者对货品和服务的需求。劳工生产率是会因物质奖励及分工专门化而提高，在一个利益均衡、稳定及讲究法律与秩序的环境下，经济便会得到进展。根据理论，用这种方法，经济便可得到最佳的发展，而其成就最好是从国家生产中加以衡量。
　　
　　实际上，很多市场都是专利性多于竞争性的。为了寻求较平均的收入分配，增加劳工就业机会及改善经济资源的分配等，政府是不断而又广泛地干涉自由竞争市场的。在大部分的工业资本主义世界中，个人竞争形式的资本主义已部分为国家福利形式的资本主义所取代。以亚当.史密斯及其信徒的理论为标准，政府的地位已是过分重要，而私人企业则地位低落。但无论与理想化的资本主义形式有着多大距离，我们仍然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动力是拥有生产工具的私人企业家，而他们之间的竞争仍是极普遍和世界性的。
　　
　　无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与史密斯的模型有了多么严重的距离，无可否认，它是十分成功地提高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就配合消费者对货品的需要来说，它对生产方式的运用亦相当有效。同时它亦鼓励用新办法来做事——产生了创造性和技术的进步。
　　
　　多方面的不平衡
　　
　　正如现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那样，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度注重增加国家生产，不断地增加制成品的产量。这意味着将人看作一种原料，看作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和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更有甚者，资本主义发展在几个重要之处均呈现不平衡——经济景气及萧条循环地出现，使到部分人远比其他人富有；对生产设备发展的关心远胜于对人类的福利及环境；孕育不平衡的发展：其一是在一国之内形成地区性的不平衡，另一则是在收入低的国家中出现产品局限于一两种的狭窄局面。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现在许多经济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过去亦曾出现，但在那些目前隶属于国际资本主义集团的落后国家中，则特别明显——这些国家，无论是否容纳真正的自由，只要能容纳外国资本及自由企业，便算是属于“自由世界”。
　　
　　这种不平衡性在贸易上最为显著。落后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卫星。他们供应原料、农产品、矿产及原油，得回来的却是工业加工制成品及一些基本食品。落后国家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贸易，远比落后国家之间的贸易为多。一个不良的后果是导致南美洲及非洲大陆的交通落后——那里虽然有良好的公路从矿区、农场及油田之间通到海港，但在这大陆上，从一地到另一地之间的交通仍是十分困难的。
　　
　　在这些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多方面的。他们通常均拥有几个城市，有着飞机场、大旅馆、夜总会及轻工业等，建设得好像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一般，但在大多数人民所聚居的农村，却丝毫没有接触到现代化。工业、文化、娱乐、教育和财富均高度集中在几个城市中心。一个到这些贫穷的“自由世界”国家访问的旅客，乘飞机抵达大城市时，是处身于二十世纪中期，但只要离开都市朝任何方向走上三十哩，他便会发觉是回到中古时期。教育通常只是为特权阶级而设，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强调都市生活优于农村生活，强调脑力劳动优于体力劳动。经济发展的负担主要是来自对消费的克制，极不公平的分配及贫富的极度悬殊，其分歧已达到一方面是穷奢极侈，而另一方面则在饥饿线上挣扎那种程度。
　　
　　追求效率——做过去做得最好的事
　　
　　虽然有部分现象并不单是在国际资本主义集团中的贫穷国家才出现（在苏联的社会主义集团中亦可看到）。而有一些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封建主义多于资本主义。但大多数不平衡发展都与获利动机有着直接的关系。关键是从私有企业的观点看来，在最好的地方上建设是最能获利的。因此商人在设厂时，为了资源供应方便，容易获得技术人才及高收入的消费者，便一定会选择都市附近不远的地方而不会将厂建在远离市区的乡间。为了要获取最大的利益，他一定是雇用最优秀、最合适的工人多银行通常是只贷款给事业成功者；教育制度最注重的只是那些优秀学生多大学亦受了私人企业鼓吹“效率”观念的影响，只教育一些准备得最充分和最有能力的学生，最受鼓吹的地方文化中心只是为一些最能欣赏和化得起钱的人而设；为了有利于效率和竞争，商人也趋向专业化（专卖可可、花生、或咖啡），他们必须继续去做过去做得最好的事情。
　　
　　这种追求效率和私利的做法虽然在某些地区导致非常可观的发展速度，但差不多在国际资本主义集团的任何地方，它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多数人。在贫穷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是令到大部分人降于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即使是十分成功，也只不过是剥削别人的一种发展。
　　
　　毛泽东主义者跟资本主义者的经济发展观点有很大分歧。他们的重点、价值、及理想，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大不相同。毛泽东主义者的经济发展是在中央规划、工业公有化及农业合作化（或公社化）的范畴下进行，虽然政策在某种程度下并不全由中央所决定，但关于投资与消费的决策、对外贸易、资源及劳工的分配，及各种必需品的价格等，都主要是操于中央政府手中。在资源分配方面，利润观点已不再被认为是重要因素，物质奖励虽仍然存在，但已越来越不受重视。
　　
　　“人的因素”和“人力资源的投资”
　　
　　毛泽东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最大分歧，相信是在目标上。毛泽东主义者认为，虽然国家的一个主要责任是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但这个提高必须是建立在鼓励人民充分发挥他们多方面的创造力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必须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除非每个人的生活水准都能同时得到提高，每一个人在经济或文化上都受到照顾，否则任何方式的所谓提高都是没有价值时。实际上，毛泽东主义者相信除了每一个人都得到提高之外，快速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他们反对仅有少数人获益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反对鼓吹“利润动机”和“效率观念”，因为那些都会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他们认为发展经济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而不是“物质因素第一”。
　　
　　最近，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已开始强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这就是说，在一般教育、职业训练和改善健康上的投资。他们认为，在这几方面的投资是对增加生产有很大的裨益的。从这个方案看来，好像他们对“人”的观念有了改变。其实却并不如此。因为，他们这个办法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提高工人的技能、教育和健康水平，它只不过是作为增加工人的生产能力的一种手段。他们所真正关心的只不过是这种投资所能带来的利润。其实，仅仅从“人力资源”这个名词上，就不难看到在他们脑子里，“人”只是另一种“资源”——可以放进生产机器里去制造货品的一种原料，如果在“人”这方面投资，那末，投资者（无论是国家，大资本家，或工人自己）便会因为“人”的生产力增加而得到可观的利润。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始终还是保留了他们先人为主的观念——在生产的活动中，“人”只不过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能够使“人”得到锻炼。
　　
　　毛泽东主义者的方向是非常不同的。首先，在体会到教育和健康对生产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们所强调的是通过思想改造去培养“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思想训练当然也是教育的一部分，而且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也研究教育对生产的贡献，但是这两种教育是截然不同的。况且，思想训练并不包括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教育制度下的技能和专业人才的训练。毛泽东主义者相信促进经济的最佳路线是取消特殊化，打倒官僚政治，尽一切可能防止出现脱离群众或操纵群众的专家、技术人员、权威和官僚等人物。此外，为了要达到改造“人”的目的，毛泽东主义者甚至宁可在经济发展上暂时缓慢一些。很明显地，如果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极度分工专门化和自私自利的原则基础上的话，那末，无论它的速度是何等惊人，他们也是不会接受的。
　　
　　从斗争中产生进步
　　
　　毛泽东主义者相信。。有斗争才能有进步罗人民的无私和意志统一将能汇成一股无限的热情、毅力和创造力罗让群众积极地参与决定政策的工作，可使他们明白如何把他们的力量有效地贡献在生产上。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主要部分是：任何进步都是不能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下诞生的。服从“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是不能取得进步的。进步必须从斗争中产生的，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使新的人才成长，和知识飞跃。只有通过斗争，人类的觉悟才能得到提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但获得理解的能力，还同时获得了幸福。
　　
　　毛泽东主义者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献身于群众，而不是献身于自私的“柴米油盐”问题，不是像“北京周报”所批评的那样，“到处追求名利、物质享受、权势、地位和出风头”。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是自私的，他一定不会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和建议，而且很容易会习染上官僚和特权阶级的作风。他替自己狭窄自私的目的打算，一定要比替国家和集体服务来得热心。总之，一个自私的人是不值得钦佩的。所以，毛泽东主义者反对强调物质刺激，因为它是自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标志。虽然“无私”这个观念能使人起劲而心甘情愿地苦干，但他们认为这还是不够的——人应该还要有工作能力。这种能力是从积极参与工作，从观察和实践中得来的。要得到知识，人们必须从半睡眠状态中醒过来，鼓励自己用自觉的行动去提高和解放自己。当他们积极地参与决定政策的工作，当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当他们敢于创造，当他们善于表达事实和推理，当他们破除了迷信和传说而进行批判和科学试验，当他们全被动员起来的时候，那末，正如“北京周报”所说的：“群众中潜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便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生产也就会随着急剧变化。”
　　
　　最后，如果人变成了无私，便可以有纪律和意志统一，因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建立在自私的利益和个人兴趣之上的”。如果人变成积极主动的话，那末通过广泛的民主，他们将会得到真正的觉醒和符合马克思主义理性行动的彻底自由。
　　
　　在“体系”之内发挥个人自由
　　
　　“纪律”和“统一意志”这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毛泽东主义者认为人人都应该接受马列主义作为基本的思想体系，而他们也不放松在那些落后的和脱离这个体系的人身上“下功夫”，但是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之下，他们却真诚和不遗余力地提倡个人的积极性，提倡思考推理，而不是盲目相信权威和传说。在马列主义体系之外，“个人”是没有地位的，但在这个体系之内，每一个人都是置身于一个生动的把自己变成“真正自由”的过程之中——即是说，他将会变成一个真正关心周围世界和能够掌握世界命运的人。
　　
　　据马克思指出，特殊化和官僚主义都是共产主义的对头。除非消除了这些不良影响，使人能够变成完全的共产主义者，否则人是不能自由或者成为真正的人的。毛泽东主义者也很重视这个目标，具体地表现在他们主张取消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差别。生产力的改变和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必然地能够培养出“全能的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思想改造，去提高群众的自觉性。这个“主观世界”的改造，将会对“客观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在很多地方都排斥了资本主义者“必须有好的条件才发展”的原则理论。虽然在生产发展中他们有时也无可奈何地采用了那个原则。但是，他们跟这个原则不同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是竭力地片面地只讲生产效率，他们的策略却是：在需要高度效率的同时，也往往以不同的方式把发展“建立在最差的条件之上”。
　　
　　从这个策略看来，不难得到下列几点：在决定政策时，群众的意见比专家的更受重视，不少新工业是建立在乡村的；教育制度特别照顾“居于劣势”的人，并不提倡专业化，新产品是在国内自制而不是“更有效地”从外国进口；并不提倡把城市发展为工业和文化中心，有一段时期，钢铁是由“每一个人”制造而不是单靠那些更有效率的钢铁厂。
　　
　　把发展“建立在最差的条件上”
　　
　　当然，毛泽东主义者之所以把发展“建立在最差的条件上”，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把自己的经济效率降低，而是因为他们所明确指出的目标是要动员每个人参加发展生产的活动，不要忽略任何一人，在这样的条件下求取一个平衡而不偏于一面的发展。如果毛泽东主义只是这么一点，那末我们可以很容易指出，虽然毛泽东主义者的生产发展比较平衡得多，但却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展那么有效率——也即是说，毛泽东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下牺牲了效率去换取平衡。不过，这样的结论是完全忽略了毛泽东主义的真正要点。根据这些要点，动用资源去把每个人带进生产活动，把精力用在“建立在最差的条件上”的发展，最后的收获并不是经济上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更重要的——藉此创造一个有真正自由的社会，那里的人是幸福的，他们能够理智地处理周围世界的事。
　　
　　无可否认，对于经济发展的路线，资本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不同，虽然一方面是因为一个是中国人而另一个是美国人，但那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主义者接受马列主义的传统，而当今资本主义者所接受的是经凯恩斯修正的亚当.史密斯经济学理论。不管中共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到底是怎样无知和误解，但是很明显地，西方的“中国经济”专家对于毛泽东主义者的经济理论，却根本不感兴趣，从来没有尝试去了解。大多数的经济研究工，只把中国的经济看成是可以用西方的经济方法去分析和可以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去评价的一连串年鉴中的数字表格。他们所得出的结果只是一系列无意义的统计数字，对于毛泽东主义者的经济理论的最生动的特点，却完全没有一点分析。
　　
　　经济学家追求数字，就像海鸥追随船只的踪迹一样。中共经济发展的数字，主要收集在国家统计局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之中。这本书包含了有关中共经济发展的每一方面的大量资料，所以是研究中共经济的最主要资料。此外，在五十年代中，可靠性各异的中共经济发展资料，充斥于各种官方报告、统计手册及经济专刊中。然而，在一九五八年以后，这些资料已经差不多没有公布。所以，中国以外的经济学者，对于六十年代的中共经济，研究得极少。即使事实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他们还是把那些五十年代的资料反复运用、调整和修订。
　　
　　许多这一类的研究都是有关中共的国家生产量——它的绝对值；它的增长速度；它的构成，例如农业和工业产量，或消费品和生产品；国际贸易和苏联援助对它的影响；和计划生产的方法。
　　
　　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是有关经济发展的某些专门方面，虽然它们的结论也主要是靠“估计”得来的。近年来也有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曾访问中国，带回很多资料，可惜这些资料都是笼统的。
　　
　　“真相在于整体”——黑格尔
　　
　　对中共经济的研究，像大部分其他经济研究一样，都严重地受到狭隘的经济主义所局限。因此，大多数对中共经济的研究，只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部分。在这个小范围内，研究者忙于加起数目字，再用各种方法调整之，把时间完全化在类似的无聊的统计工作上面。经过苦心钻研它的一小部分之后，这个经济学者便得到高度专门的知识，最后成为这一小部分的权威。很少“中国经济”学者，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历史过程中的多方面的整体。如果像黑格尔所说的：“真相在于整体”，那末大部分这些学者都是远离真相的，根本不值得理会。
　　
　　同时，“中国经济”研究者是并不快乐的。就算随便看看任何一篇“中国经济”研究的文章，也不难发觉研究者并不喜欢他们的研究对象。这是很容易发觉到的，因为这在经济研究中十分反常。在通常的情况下，研究者非常沉迷于自己所研究的范围，纵使研究的题目可能会偏门得像“游戏论应用于非线性发展”。但是，那些“中国经济”专家却并不如此。事实上，他们是很明显地把中共看成是敌人，而不是朋友，因此他们的研究也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和赤裸裸的偏见。
　　
　　这些偏见表现在各种形式上面。。有无聊得像鲁斯克一样的把北京称为北平（表示他们希望共产党不在中国存在）；有常见的运用偏激的字眼（例如共产党人不是真诚而是“心怀叵测”的，不是领袖而是“头子”，决定不公布生产数字是“一种阴森的沉默”，扩大统计系统是“把魔爪更加伸进经济里面”），也有把普通的经济和文教措施看成是有邪恶动机的（例如提高教育文化水准是为了散布邪恶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发展经济是为了要增强军事力量去进行领土扩张——这些都是W. W. 罗斯托的《共产中国的前途》这本书中的主题），更甚至凭借主观愿望和可疑资料，以及曲解资料，去预测中共将发生惨重的灾害。
　　
　　这种强烈的敌视中共的倾向造成了很多对中共经济极其歪曲的报道。它们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中共虽然在某些地方也曾有过进步，但它只是勉强地在维持它的经济生命。中共总是在饥饿边缘；全世界都在进步而它却很少进步；由于不合理的经济措施，所以它的人民生活是没有多大希望会得到改善的。
　　
　　我们的“中国专家”还同时认定了共产主义就是错的。他们总是毫不例外地用资本主义的观点，去判断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所以他们的评价是不能公正的。例如：由国家计划经济和由政府管制物价都是不好，因为它们不能满足“消费者主权”和“竞争市场”这两个条件；公社是违反个性和私有制；思想斗争是捣乱了秩序及和谐；抑制物质刺激是违反人性和阻碍个人积极性及经济成长的；禁止专门化将会降低劳工的生产力。像这一类的东西，充斥于有关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中共经济发展的真面目
　　
　　这一些范围狭窄的专门研究，虽然有时会有一点用，但往往是没有启发性的。由于有了这些通过任意增减而造成的歪曲，由于有了这些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的论断，还有那些亲蒋派的论断——由于有了这一切，我们是不难明白为什么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中共经济发展的一点真面目。诚然，公正的评论虽然很少，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里克曼（Barry Richman）的《中共的工业社会》，和里斯金（Carl Riskin）的《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评论》，以及其他几个研究报告，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它们很客观，比较上没有资本主义口号，和严肃地研究毛泽东主义的思想体系。
　　
　　事实证明，中共的经济在过去二十年中，在差不多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极为惊人的成就，虽然它的发展有时是不稳定的。最基本和重要的事实是：二十年来，中共成功地解决每个人的衣、食、住，使人民得到保健，还使大多数人能接受教育。像成千上万的饥民，满街躺着饥饿文盲的乞丐，遍地疫症流行的这些现象，现在已经不能再在中国找到了。虽然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差不多每一个落后的国家中，这些悲惨的状况还是很普遍。就算相信无数批评者指责它的政策是反常和不合理的，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它基本上概括了中共的经济画面。
　　
　　所有中国人现在已有了一种实际上等于免饥饿、免瘟疫和免灾害的保险。在这一方面，中国比任何一个落后的国家也来得优越；甚至和最富有的国家比较起来，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因为食物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人民营养不良要比美国为少。构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的粮食产量远超过它的人口增长（事实并不如此），而是因为在人民中平均分配粮食的制度得到成功的发展。
　　
　　同时，事实上中国刚刚取得了连续六年的粮食（米和小麦）的丰收，使它能够减少小麦进口和大幅度增加米的出口。此外，蛋类、蔬菜、水果、家禽、鱼类和肉类，也有大量增产。中国今天出口的食品比进口的多。由于灌溉、防洪和水利各方面的显著成绩，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更有能力抵抗自然灾害。化肥的使用，正在更加普及，使用量大约等于五十年代初期的十倍；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农具也有可观的增产。防治植物疾病和育种的工作，也有显著的发展。
　　
　　教育有了根本的突破——所有城市儿童和大多数的乡村儿童都上小学，和解放前相比，中学和高等教育院校的学生人数也占人口的很大比例。假如“学校”的定义是包括了半工读班、业余班，和经常由公社、工厂、街坊及军队主理的学习组，那就真是到处都有学校了。
　　
　　中国在医药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成就，相信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不少最近访问过中国的人都可以替这成就作证。有一位加拿大医生威尔科斯（G. Leslie Wilcox），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医学院、医院和研究机构，并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号的“原子科学家的报告”中写了一篇题为“医务员间的报告”。他说他每到一处，都发现设备好，医疗水准高，和医疗工作极好，这一切都差不多比得上加拿大的水准。此外，一位英国公共卫生服务处的人员陈威廉（William Y． Chen）也曾在“共产中国的科学”里写一篇题为“公共卫生的医学”的文章。他说：“成功地预防和制止了为患中国多年的很多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是一个最使人震惊的成就”。他还指出：“在城乡的一般的环境卫生得到改善和注重个人卫生，都是很惊人的。”
　　
　　在取得以上各方面的成就的同时，中国正在用非常大量的资源去建设工业生产。平均来说，自从一九五〇年以来，中国工业生产量每年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一。这个数字，在落后国家中，是极为巨大的。同时，未来的工业发展将不会因为缺乏天然资源而比较以前缓慢下来。中国蕴藏着大量的煤，而且还是世界上产煤、铁、汞、锡、钨、镁、盐和锑最多的四个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取得了煤、铜、铁、化肥和原油方面的大幅度增产。事实上自从发现了大庆油田之后，中国的石油已自给自足，而且还提出过向日本输出一部分。
　　
　　中共的生产增长率
　　
　　从工业、农业和其他方面的增产，我估计从一九四九年起中国的真正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最低限度增长百分之六，个人生产量平均每年最少增加百分之四。这些数字看起来并不高。但是已比较苏联在同一个时期（一九二八至四〇）高一点，比较英国在开始工业化的第一个世纪（一七五〇至一八五〇）里的最高纪录（个人产量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零点五）更高得多，相信比较日本在一八七八至一九三六年那段时期高一点，一定远超法国在一八〇〇至一八七〇年的最高纪录（百分之一），比起印度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七年间的增长率（百分一点三），就更加不用说了。更重要的是：它比起所有落后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的纪录，高出很多。
　　
　　这是一个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人民还是相当贫穷，工业建设相当可观，农业建设比较缓慢，教育和卫生水平有了惊人的提高，正在培养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扩展对外贸易和商品种类，而且还在发展核武器，在这方面取得了像奇迹一般的成绩。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描写，总比那些“中国问题专家”所描写的荒凉情景，来得真实得多。
　　
　　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未能完全和准确地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对的。更不对的是，他们一般地未能用中国的方式去了解中国和它的目标，以及它要达到目标的方法，他们甚至不肯想想那些目标是否可能是有意思的。
　　
　　共产中国当然不是一个天堂，但是它现在正从事一个相信是异常有趣和空前的经济和社会实验。这个实验正动用巨大的努力去争取一个完全平均的发展，一个不会是“非人化”的工业发展，并且牵涉到每一个人，也影响到每一个人。所有这些行动似乎对西方的经济专家完全没有一点影响——他们还是运用他们的收入表、计算尺、自由企业价值观等等来衡量计算。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经济专家中，越来越多人认为由于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中国已差不多没有公布经济统计数字，所以继续研究中国的经济是并不值得的。很明显，近八亿人民已在从事改变他们的环境，经济和社会体系、生活水准和他们自己，这一切对于这些专家们都无关重要。纵使这个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实验是空前的。毛泽东主义者对这方面所作过的大量的讨论资料是很容易找到的，但只要没有国民总产值的数字，如果没有可以被相加和调整的数字，那样的经济系统就是不值得理会的。
　　
　　面对这个现象，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大概直到比较多的年青经济学者对中国发生兴趣之前，这个情况是很难改善的。不过，令人看到一点希望的是一些年青的经济学者已经在突破当时那种所谓“新古典经济学”的荒谬的范畴，试图重建这个叫“政治经济学”的学问，使它重新具有以前曾有过的一个特点，就是和整个世界的事情连接起来，而不是埋首在只有高度抽象的模型、学派争辩和人为假设的象牙塔之中。后者只不过是用来说服人们要接受现状和不假思索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狭窄物质目标。年青学者们重建这学科的工作，一旦上了轨道，他们便一定会受到中国经济的吸引。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会有不少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中国经济”研究涌现出来。
　　
　　无论哪一种研究，只要是能把毛泽东主义下的经济发展理论认真看待，和严肃地研究它的目标和手段的，就是有意义的研究。认真研究毛泽东主义就必须要认识马列主义和中国的过去。任何从经济角度对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分析，都必须认真对待毛泽东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目标，也就是马列主义者的目标——一个人人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两种制度都能接受的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的理论中，有些地方相信是资本主义者和毛泽东主义者都会同样接受的，那就是：经济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本和土地，通过改善这些生产因素的质素，通过把它们更有效地配合起来，通过鼓励劳工们增加干劲，和适当利用生产规模这几种方法去夺取。毛泽东主义毫无疑问是对这些方法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影响，而且往往跟资本主义的做法很不相同。例如，毛泽东主义反对消费和鼓励节约和投资，从而促进资本的增长。它是通过提倡朴素的生活，和致力于帮助他人而不是追求财富，去防止一个高消费的“中产阶级”的产生，来达到目的的。另外的一个例子是：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发展，由于反对分工专门化和反对依靠专家和技术人员，是降低了劳工的质素和经济成长率的。但是，正如史密斯曾经指出过的，分工专门化虽然狭义地能够提高生产率，但往往会阻碍劳工的智慧和理解力的发展的。他还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只是消磨在从事简单的操作上面，他往往会变成人类中最愚蠢和无知的人。”照他的看法，人类中有不同的人，并不是劳工区分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因此，虽然分工专门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替经济带来暂时的好处，但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因为工人变成了被动和无知的机械人，而最后使经济遭到损失。
　　
　　毛泽东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改造人，把他从一个附属状态中改变为一个充分了解社会和积极投身社会的人。强调“红”比“专”更为重要，正是这个改造的一部分，因为毛泽东主义者相信这样可以像爆发一个“人才和力量的原子弹”一样，促使劳工生产力得到大跃进。此外，根据他们对自己历史经验的理解，他们认为一个“全能的人”在一个并不先进的经济体系中是能够起机动灵活的作用的。如果大多数的人对不少工作都有相当高的能力，无论是智力或体力，乡村工作或城市工作，那末他们的经济体系就更能应付突如其来的大变动，它可以动员它的劳动力去应付各式各样的任务，同时保留了劳动力的效率，而且由于在某种工作所得的经验可以推广到其他工作上，故此在工作效率来说，一个人在每项工作上可以有像专业般的生产力——例如一个农民在工厂里过了几个月后，便能更容易地修理农具了。
　　
　　最后，一个毛泽东主义的经济会比一个专业化的经济提供出更多的有用知识，从而引出更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当每个人都是见识狭窄的专家时，彼此间的沟通是不大有用的。反过来说，如果每个人都对多项工作有些基本知识时，他的经验就充实了许多其他人的潜在能力。
　　
　　论点是：这个问题——我应该强调，它不只包括劳动生产力（人类物质的发展）而更是人类本身的发展——是一个通才和专才，共产党人和专家，群众和官僚间的问题，不应如从前一般的受到中国问题专家们的漠视。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幸福和人生意义的寻求，成为当今最重要的课题。
　　
　　在这里还有一个基本的课题：现在工业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就算能增加效率及专业化技术，是否实际上减弱了人的基本力量及他在多方面的发展能力呢？在本质上，人是否属勒克学派（Lockean）的——对外界力量作出反应，消极地适应外界的不平衡力量？还是基本上属于莱布尼茨学派（Leibnitzian）的——行动、活动和成长的能力的泉源都是存在的，属于自觉性的？如果是后者，这些力量又如何地被释放出来呢？
　　
　　毛泽东主义者认为这些力量是存在的，而且能够被释放出来，假若他们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对经济的重要意义，是在太平洋这边只有盲人才会忽视的了。
　　
　　原载《今日中国》，[美]加尔布雷思等著，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197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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