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先有战略,再谈策略
董键
曲阜师范大学教师
看看中国什么事吵的最厉害?是教育。为什么吵?因为几乎没有人对中国教育的现状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因为它既培养不出一流的创造性人才,不能为国家的建设提供优秀的人力资源,还给学生、给社会增添无穷的麻烦和痛苦。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舞台上,好不容易赶上一个战略机遇期,却在人才的培养上遇到了“瓶颈”,岂不让人痛断心肠?我们怎么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应该说,教育界还是企图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学生、教师到学校领导,越来越觉得目前的这种状况难以容忍。就教师方面来讲,更多的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来谈面临的问题,“压力大”是普遍感受,“过劳死”悄然缠上他们。就学校领导来讲,一般学校的领导少有发言权,得过且过,混个“肚子圆”就很得意了;而对于那些先锋学校的领导来讲,经常“呼吁”和“倒苦水”,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追求一流”。“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大学校长国际论坛”和“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的频繁举行,既暴露了中国校长们的水平,也反映了中国教育面临的艰难处境。这是中国教育特有的“风景”,一群人跑到一块,研究的竟然不是他们学校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但又是各唱各的调,莫衷一是。
中国教育因为被改革造成的一些“热点”问题给缠住了,现在不是潇洒主动,而是疲于应付。从浅近的原因来看,就是按照经济改革的路子来改革教育,引发了教育与社会的冲突。一个思路打遍天下,不出乱子才怪呢。但教育主管部门的感觉好的很,他们把数字作为成绩,从国内吹到了国际上,以此作为挤身“上流社会”的资本。但是,“家丑”不可能掩盖的住,尽管他们不情愿地表示“改革中的问题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却丝毫也没有赢得学校和社会的信任,因为进退失据、朝三暮四的改革已经令教师和社会感到恐惧,改革的共识不存在了。
然而,更重要的是改革的前途让大家感到迷茫:中国教育要往哪里去?中国教育的发展战略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清楚,谁心里都没有底。掌握了众多资源的教育管理部门似乎信心十足,继续“乱涂乱画”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不过,从“十一五”教育规划来看,其实也没有画出什么新鲜:一是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二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三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现在,这三方面哪一个都问题成堆,近期没有人对它们看好。而且这个“各自为战”的体制已经早就存在,该规划就属于策略层面的,不是教育战略。因此,如果仅仅满足这个“规划圈子”,中国教育将会继续混乱下去,教育的效率将难以令国家和社会满意。
我觉得,这个困难的时刻,也正是中国教育命运转折的时刻,这就是:与其高代价高成本地维持一个混乱的、前途不清的局面,不如横下一条心,扔下这匹“死马”,另寻“良驹”,建设一个新型的、体现中国特点的教育体制,开辟新的“洞天”。这就需要有战略头脑。
这个新型教育体制要瞄准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教育规模和研究规模要“瘦身”,要精干,这样才能有水平。铺开摊子大上规模,固然容易,但资金和水平都难以为继。中国不能按照一些人抄来的所谓“现代化指标”那样按人口比例来建教育规模,否则就上当了。“把人口压力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个口号要进行分析,不能不顾条件喊过了头。
第二个是建立一个便于自学的教育机构,防止出现都往学校里“挤”。在中国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什么事情几乎都“挤”,这是必须引起严重关注的一个特点。“挤”就会出现过度竞争,这在一个国家内部决不是福音,只能是内耗和残酷,自己搞垮自己,这个事实在教育和经济领域都明显地表现出来。方便自学也能实现教育公平,不是说只有都到学校里去才算公平。破解“挤”的问题,需要大智慧。
第三个是进一步“打通”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资源与教育共享。教育要出成绩,不能看卷面成绩,而是看为社会需要和人才培养做了多少好事。要科学划分和立法规定教育与社会的职责,社会实践对于人才成长的作用要包括在教育体制里面。
前2个目标是公平和效率的目标,它们是可以兼得的。后一个目标是解决教育的监督和检验问题。
这里,要体现资源共享这个理念。否则,条块分割,这套体制是建不起来的。但既然决计要杀出一条“血路”,就得需要铁腕。
比如教育规模要“瘦身”,高深知识的源头被少数学校(尤其是大学)所控制,如果他们不与其他学校和机构共享,而是用来垄断谋利,那岂不乱套?规定这些学校就是“知识母机”,他们的研究开发成果就是用来供其他学校使用的,包括各种研究单位使用。放任自流,不规定好学校的职责,让所谓的“自主办学”口号无条件地泛滥,以成全某些人“古色古香”的校长的“温柔的梦”,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不合适的,因为就象自主招生难以推行的理由一样,谁也不能保证这些校长们能自觉地将学校的职责和功能与中国教育战略保持一致,尤其是当他们的水平还局限在“言必称西方”的时候。
比如自学问题,就要有图书,要有图书馆,还要有实验室,这些都应该是方便获得的。因此,“公共图书馆”和“公共实验室”的建设就是基本建设。在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发达的今天,这都可以方便地解决。自学问题还有个教材的编写问题,现在教材的编写不适合自学,二级学校的任务就不是单纯为自己那几个学生服务,还要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服务,编写合适的教材就是其中之一。二级学校的日常工作是短期的培训和答疑,而不是为了发文凭。
比如社会资源与学校共享问题,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教育题材,这些东西不能都搬到学校来,而是现场采集和使用,转化为课程内容,其中,只有那些比较难的原理性的问题才需要到学校去研究解决。社会需要人才,也需要自己付出努力联合培养,那种单纯指望学校“送”来人才的想法已经过时了。
这种教与学的方式既改变了教师的工作方式,也改变了课程的观念,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所谓“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是不必要的(它是对教师的要求),少数做学问的人才的培养集中在顶层的大学,而且他们一般是在二级学校学习的基础上升入大学的。学问常常是自由地胡思乱想的结果,自学没有压力,时间可以自由分配,所想的问题也就不局限在教科书上了,真问题和真学问也就诞生了。
这套体制能用来解决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一条长久之计,同时,也在引导人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就不会在中小学引起那么顽强的应试教育的压力(因为向上学习人人有份,规则公平),从而败坏了人的学习胃口,使人讨厌学习。
其余的问题,比如教师的考核问题,待遇问题,管理问题,都要围绕建设这个体制来设计,它们属于策略问题,只要不是蛮横的权力肆虐学校,问题都是可以顺利解决的。比如待遇问题,一般地讲,待遇跟贡献挂钩,这句话看似没有错。但如果教师没有正事可做,做的都是泡沫的事情,无论什么待遇都是不合理的。在新的体制下,教师的工作有了检验机制,合格的教师就能理直气壮就享受相应的待遇,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就是一项社会荣誉,而不是羞于说自己是教师。另外,新的教育体制还给教师的分工创造了条件,现在的教育制度下,教师没有分工,没有“纵深”,“一字排开去上课”,课程的水平完全取决于教师个人的水平,一个人的离去将动摇课程的开设。将来,教师也分了不同的“工种”,按流程建设课程,课程的质量就有了保障。不同的“工种”待遇不同,这样才能科学地设计待遇的层次,也便于发挥不同人才的特长,而不是都比讲课技巧。
总之,中国教育应该先有战略,再谈策略,才是个正确的理路。策略可以有无穷多种,这正是中国教育界要努力的地方,也是各个学校出特色的地方。但是,战略却必须艰难地设计,它要容纳主要的社会发展目标,而不是各个学校自己的目标,各个学校的目标要在这个大目标下来制定。现在要防止的倾向是五花八门的学校建设理念冲淡了国家教育战略的研究,各种论坛和研讨会上,这个倾向很明显。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没有胆量,只有苟且;没有鲜明的旗帜,不会有应者如云。中国教育要摆脱目前的僵死局面,需要的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以新体制建设为契机,荡涤教育上的一切污泥沉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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