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网友:毛泽东与《鞍钢宪法》
——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暨《鞍钢宪法》50周年座谈
左志博 刘一锋
按: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 2009年12月19日 ,《》在成都的网友以《鞍钢宪法》为主题,举行了座谈。
以下是与会人员的发言纪要: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毛泽东诞辰116周年暨鞍钢宪法50周年。为什么要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来纪念呢?我想有两个理由:第一,毛泽东的名字和《鞍钢宪法》是连在一起的;第二,在毛泽东诞辰116周年之际讨论《鞍钢宪法》,对今天的现实尤其有着深远的意义。我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自从搞市场经济以来,毛泽东曾深恶痛绝的对劳动者的“管、卡、压”东山再起,资本主义早期的泰勒制与当代西方的“人性化管理”比翼双飞,据说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使我国的管理水平一下子“先进”了不少。我对这种“先进性”十分怀疑。且不说企业职工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了,就是大学老师,也正在“公司化”、“衙门化”的压力下,惶惶如丧家之犬,一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许多大学完全照搬私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什么“量化管理”、“末位淘汰”,就是发几个铜板都要黑箱操作。结果搞得人人自危,只有少数人高兴,那就是老板和老板的奴才。一个只让少数人“爽呆了”而多数人“很郁闷”的管理制度,我真不知道它究竟“人性”在哪里?“先进”在哪里?
(2)都说西方如何“人权、自由、民主”,我一听见这6个字就想发笑。在资本统治的社会,你有钱才能玩这6个字,没有钱你就什么都不是。不相信?那你就试一下:有本事你对你的老板去喊一嗓子“人权自由”,强烈要求公司的决策必须“民主”,老板在下命令前必须征得员工的认可——我估计你要么闭上嘴,毕恭毕敬地接受老板的独裁统治,要么夹着尾巴立马消失。都说美国人很民主,美国人当然可以投票选总统,但美国人能投票选自己公司的老板吗?真正的民主不仅要有政治上的选举权,还必须享有经济上的决策权!当然,如果你是老板就肯定有“民主”了——所谓“民主”,只能是金钱的“民主”。 所以,让人羡慕不已的“人权自由民主”,必须在前面加上“富人的”定语,否则,你的脑袋就进水啦。 所以,别看今天的时代谁都可以把“人权”、“自由”、“民主”挂在嘴边,其实,人们口口声声的“以人为本”中的人,仍然处在一种匿名的状态。
(3)我曾经对一个管理学教授说,今天中国企业的所谓管理,无非两个法宝:一个是“解雇”,另一个是“量化”。这两个法宝不仅是私有企业的看家本领,而且国有单位也在顶礼膜拜啦。如此粗鄙的管理方法(解雇和量化),已经成了人人互为地狱、互相提防、互为仇敌、互相踩踏的“万恶之源”,居然还有脸自诩为“先进的管理科学”。这种“以劳动者作对”、 “与被管理者为敌”的管理方法,简单倒是简单,却没有资格自诩“先进”,更没有资格说什么“以人为本”。别看老板永远忘不了给打工仔买个生日蛋糕,搞点小恩小惠,如此管理,形式之虚伪,水平之低下,手段之冷酷,立意之阴暗,内容之无耻,夫复何言。这几天我在看电视剧《美丽的事》,其中就有对90年代盛行的“末位淘汰”的无情揭露。我想,现在终于可以对这种丧尽天良的管理制度说“不”了!可是,我的一个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朋友却告诉我:为了增加利润,他们明年要加大“减员增效”的力度,怎么“减”?还是“末位淘汰”!
(4)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真正有资格称为先进的管理方法,是毛泽东时代提出的《鞍钢宪法》。说它“以人为本”,就在于其中的“人”不仅仅只是几个管理者,原来的被管理者的工人,也成了“管理者”;说它有资格成为“先进”,就在于它真正体现了每个人的“人权、民主、自由”,而不仅仅是少数几个管理者的“人权、民主、自由”。与“解雇”和“量化”相比,“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境界,高下立见,判若云泥。因为“鞍钢宪法”的灵魂,就在于它追求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上个世纪末期,我在成都与马宾同志见面时,他告诉我说,在文革时期他也被群众关押批斗,他认为这个经历是必要的,并不觉得委屈。我想,作为一个高级管理者,马老之所以能有这种境界,就在于他的心与毛泽东是相通的——难怪毛泽东把《鞍钢宪法》又称为《马宾宪法》。
(5)《鞍钢宪法》的实施是需要条件的,首要的条件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为《鞍钢宪法》是不可能与私有制对接的。当然,即便具备了公有制这个条件,也不一定就能推行和落实《鞍钢宪法》——比如前苏联国有企业,就搞的是“厂长负责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存在很大鸿沟。所以,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如何落实《鞍钢宪法》,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有一个信念,未来的管理理念的发展趋势,一定会指向《鞍钢宪法》所倡导的精神,而今天盛行的那些所谓先进的管理手段——尤其是那个丧尽天良的“末位淘汰”制,一定会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朱明熙(点评):
赵老师刚才谈到今年是主席诞辰116周年,《鞍钢宪法》诞生50周年,以及为什么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他对《鞍钢宪法》谈到了五点看法,我觉得谈得很好。
实际上从现阶段来看,劳动者的地位到底在哪里?现在劳动者的地位不过就是一个打工仔,“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厂长、经理等管理阶级,现在叫做“精英”,随意的雇佣、解雇劳动者。那么到底是“精英”创造了世界,还是劳动者创造了世界?现在企业中的管理方法,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已经丧失了。 “末位淘汰制”,“量化管理”,“竞争上岗”等方法大行其道,以致“血汗工厂”、“血泪工厂”比比皆是。
而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方法,或者说日后我们企业的管理方法,那必然是《鞍钢宪法》。它把人——不是把少数人、“精英”放在首位,而是把广大的职工、劳动者群体放在首位,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是体现在企业管理当中的。关于这一点,我看过的许多文献资料都证明了,这是主席一贯的宗旨。
《鞍钢宪法》是对应苏联的《马钢宪法》提出来的,它是探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怎么解决企业的生产关系的。劳动者的权益,不应当仅仅是选举权,还应该有监督权、管理权。这一点前苏联做的不好,我认为《鞍钢宪法》才是把劳动者放在首位的。从苏联解体的过程看,少数的管理者蜕变为所谓的“精英”,对于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他们蜕化为骑在老百姓头上,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买办”怎么办?怎么样来监督管理者呢?西方国家是用董事会来监督,其实是受《鞍钢宪法》的启示。“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防止管理者蜕化为“精英”的最好的方法。
蒋安雄:我为什么拥护毛泽东
我谈三点想法:
(1)关于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是民族英雄。以前我不理解他,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我的家庭受到过冲击。所以按正常逻辑来看,我应当是站在他的对立面。但我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理解了他。许多朋友问我:“你的家庭曾经受到过冲击,你为什么还那么拥护毛泽东,拥护共产党呢?”我说站在个人的立场,你当然不理解。但站在宏观的角度,毛泽东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继续前进,他必须用这种历史伟人的手段来做。这种手段对一些怀有私心的人来说,就不能被理解;而如果站在宏观的角度、站在历史的角度,你就能理解他老人家了。共产党是正确的,毛泽东是正确的。我接触过很多共产党员,现在有不少人只是披着“共产党”的皮而已。他们的骨子里早就不是共产党员了,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令人不耻。这些丑陋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2)关于民主。我有许多朋友在美国生活和工作,有画家,有作家。前些年他们劝我去美国发展,我说我不去。结果这几年他们纷纷回国。我问他们为什么回来,他们说在美国挣不到钱,而没有钱就活不下去。我说在美国,你们就只是个画家、只是个作家,而不是主人。西方的民主是有双重标准的,那不是真正的民主。
(3)关于工人阶级。我看工人阶级现在的地位值得忧虑。我是从事绘画和雕塑的,我正在构思一幅画,名字叫“西沉的太阳”。画的是一个太阳,戴着工人阶级的帽子,沉到海里面去了,工人阶级的手套和五根手指头,露在海面上。工人阶级本来是财富的创造者,是价值的创造者,现在却跌入社会底层去了。现在工人阶级基本上被社会边缘化了,这么庞大的阶级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却是少数老板。有些老板无恶不作,却得到这个社会的尊重和仰慕。这和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者受到全社会的尊重相比,究竟哪一个社会更先进呢?
肖磊(点评):
蒋老师的发言令我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我在上大学、读研的时候,接受的基本上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洗脑,关于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是非常少的。我们当时掌握的,基本上就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方法那一套东西。现在很多高校开设了“三高”(高级宏观、高级微观、高级计量),开设了数理经济学,就是不愿意开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相关课程。
刚才蒋老师讲了三点。第一点,他提到了他的家庭在那个时期受到过冲击,关于这一点,在座的有些老师的家庭也有同样的经历。然而他们却都能从宏观的视角、历史的视角,来理解这位伟人,理解毛泽东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说明许多人都是发自内心的感叹。第二点,他谈到在毛泽东时代,没有现在的腐败现象,没有那些丑恶行为。我认为,这恰恰是因为毛泽东他老人家改变了当时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下,就滋生不了这一系列的丑恶行为。第三点,他讲到工人阶级,他用他的艺术作品,来表现工人阶级主人公地位被边缘化了的现实,用艺术了来反映生活。我本身是很受启发的。
胡全:《鞍钢宪法》在实践中的应用
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我作为在工厂做了几十年的人,心情十分激动。赵老师言简意赅,已经把基本道理讲得很清楚了,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这种比较深刻正确的理论,只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够反击西方经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对我国的冲击。我作为在生产一线的工人,对于鞍钢宪法的实践说几句。赵老师还提到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怎么实现鞍钢宪法的问题。他提到,继承鞍钢宪法,必须要有公有制这个基础,但仅仅有这个基础还不够,还需要工人阶级做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工人要成为企业的主人和管理者,干部必须与工人相结合。
我从1958年就开始参加工作,当时看到大型的宣传画,宣传《鞍钢宪法》,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要实行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最开始,我还不能理解其中的深意,但是随着工龄的加长,特别是鞍钢宪法管理理论的贯彻,我渐渐地体会其伟大的意义的。
我所在的企业很早就按照《鞍钢宪法》来进行科技攻关了,当时我国还不能生产高温低温表。表计方面的落后,直接困扰着我国气象部门的发展。周总理就曾经提到过,当时的气象部门是“花钱不少,成效不多”。于是,厂里面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刻苦攻关,终于在5年内开发出了高温低温表。从此,我国的气象事业也蒸蒸日上。
我当兵复员到厂里面后,也参与了技术攻关的工作,用的管理方法就是《鞍钢宪法》。当时是书记带队,还有一个“高工”技术人员,主要的工人就是我了,我是作为攻坚组副组长参与的。我们先是四处考察,然后回来一起攻关。在工作中,我从技术员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也了解到了我对设计工作的建议和看法,再加上书记提供了很好的组织保证,在一年内开发出了双金属温度表。
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我认识到了《鞍钢宪法》的伟大,其先进性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现在有相当部分企业已经私有化了,企业的经营者与工人是雇佣关系,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不再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体现,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因此,在这种关系下,《鞍钢宪法》的贯彻是不可能的。
其实,总的来说,我的亲身体会告诉我,《鞍钢宪法》是企业管理最好的纲领和方法。同时我想重复赵老师的意见,鞍钢宪法只有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只有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条件下,才能畅通无阻。
柳成湘(点评):
我认为胡老师提出了两点看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是只有当劳动者成为企业的主人公时,才会发挥较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只有在主人翁精神的激励下,劳动者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和价值。
胡老师在工厂的经历,已经真实地证明了《鞍钢宪法》对于工人的激励作用和对于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我认为,真正科学的管理,应当是工人与管理者不再对立,生产者是管理者,管理者又是生产者。只有这样,管理者才能与工人一条心。然而在现在的很多非公企业,工人与企业管理者是对立的,不是一同管理的。工人没有主人翁的精神,怎么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呢,怎么会有蓬勃的创造力呢,生产力怎么能可持续提高呢?
再结合赵老师、胡老师提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仅仅有公有制还不行,要贯彻落实《鞍钢宪法》,还需要其他的前提条件。我的理解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即便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怎么才能避免国家系统的官僚化,怎么才能实现工人和干部的共同管理?这个问题,涉及公有制在性质上的认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周军:《鞍钢宪法》的本质就是群众路线
我想说的是,《鞍钢宪法》不仅是企业管理之法,也是社会管理之法。毛主席的管理思想从“古田会议”就开始明确了。有的学者(老田)认为,他的管理方式就是“扁平化”的管理方式,系统的成本很低。然而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必须要有部分人具备牺牲精神,自愿付出个人的成本来实现集体的利益。西方流行一个“集体行动困境理论”:如果有3%的人不记报酬,勇于付出,从而带动其他人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结果就可以改变整个集体的气氛。如果每个人都想享受革命的成果,这个革命就肯定不能胜利。一旦超过3%的人用于奉献,就会使集体认识到牺牲精神的荣耀,使集体行动走向胜利。
现在的企业管理,各种量化指标多如牛毛,然而并没达到应有效果,管理成本越来越高。我并不是反对量化,而是不能让一切东西都量化,有很多问题是不能用量化来诠释的。以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很少,而现在一点小事就会有矛盾,不是人变了,而是制度变了,是制度脱离了群众导致的。而在企业中,人之间的矛盾势必会降低效率。
现在的社会,各项法律法规越来越多,很多平民都不了解,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牢记,只能靠“精英”来解释,然而社会治安却很难保证,倒是徒增了很多吃闲饭的人员。我认为,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实际上就是群众路线,本质上就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两参一改三结合”,很容易的就被大众所理解,依靠大多数人自己管理自己,这样管理成本会比较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完全靠公务人员来管理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管理成本越来越高,冗员越来越多。
朱明熙(点评):
周军提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右派经常用来抹黑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毛泽东不懂经济”。然而从周军的发言,包括刚才几位老师的亲身经历,可以证明,那些“指标”、“奖惩”、甚至于“监控”,这些所谓“先进”的管理方法,与毛泽东的《鞍钢宪法》的管理方法,到底哪一个更先进?这样看来,毛主席是真正懂经济懂管理的大师。
《鞍钢宪法》是相对于苏联《马钢宪法》提出来的。当时主席就说过,不能对苏联的方法盲目的接受,而要勇于突破。《鞍钢宪法》就是突破之一。主席曾经问身边的同志:在井冈山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下来?有人回答:是因为官兵一致。主席说还有一条,那就是“士兵不怕官”。一个士兵,不光能勇于战斗,还要能监督官员,这就是民主思想的最好体现。
现在的情况是,“上级监督不到,同级不好监督,下级不敢监督”。官员之间不监督,又不让老百姓监督,人民公仆自然要蜕化为“精英”了。本来,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建设发展,不断完善,而不应该抛弃这个基础。工厂由工人共同来管理,农村由农民集体来管理,这才能符合公有制生产关系这个基础。
现在的管理方式,正如周军同志所说,管理成本很高。美国是这种管理方法的最成熟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警察最多的国家。我国现在也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相应的也出现了纪委、中纪委、监察院等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管理成本越来越高,但管理效率却越来越低下。
聂晓平: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
我从小出生在工人家庭,父亲建国前在资本家工厂里做童工,吃不饱,穿不暖。解放后,政府接管了资本家的工厂,工厂就是工人自己的,工人的积极性很高,甚至为了工作可以不吃饭、不睡觉。当时条件艰苦,但是企业管理效率很高,许多难题都是工人们想出的一些“土办法”来解决的,为国家省下了许多财力物力。当时也没有人拿厂里的一针一线,自律性很高。干部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现在的企业管理抛弃了《鞍钢宪法》,有些企业在改制中,工人集体创造的财富被少数人占有、出卖。作为工人阶级的后代,我感到十分痛心。在毛主席的时代,“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的“三结合”解决了生产中的许多难题。建国以来,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大国,这与《鞍钢宪法》和毛主席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工人没有生存压力,精神状态良好,遇到困难组织上会出面解决,社会的犯罪率也很低,一句话:人们的幸福指数很高。以前也没有专门针对腐败的法规,因为靠群众监督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的法律法规很多,却解决不了腐败问题,原因就在于脱离了群众路线。
何志东(点评):
聂老师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对企业管理问题,我谈五点体会:
第一点,“政治挂帅”。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管走到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这都是一个核心问题。考察企业管理也是如此。社会主义企业是为管理者服务,还是为劳动者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在企业内部利益应该怎样分配?这是一个分水岭,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二点,“党的领导不可或缺”。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企业的一切管理方法都是空谈。企业的管理离开党的领导行不行?我认为不行。在自发的管理情况下,企业的管理只能向“管、卡、压”式的方法一步步滑下去,滑到什么程度呢?就滑到类似奴隶主和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上去。现在在企业中需要“站队”,你跟哪个领导,不跟哪个领导,关系到自己的发展前途甚至饭碗。其实,号称管理非常好的西方企业,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经理一句话就可以解雇工人,工人必须绝对服从领导,哪怕是给他下跪,哪怕是给他干私活。
第三点,“民主管理”。管理者与工人谁更聪明?答案是工人最聪明,因为他们在第一线实践,哪个地方有问题,他们最有发言权。一个隔了八千里远的钦差大臣到了这个地方,跺一跺脚,说两句话,不会解决实际问题。因为不是实际操,很难发现具体的隐患。所以《鞍钢宪法》主张干部参加劳动,是有道理的。
第四点,“团结一致”。管理者不管怎样管理,若他的方法不能让工人团结一致,这种方法就注定要失败,只有让大家团结一致的管理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
第五点,“解决人的问题”。现代企业的管理规章制度相当繁复,而且细化程度很高,但是事故率却不降反升。而《鞍钢宪法》最主要的是解决人的问题,这才是管理的根本出发点。
张羽:毛主席的伟大之处
我是70后,对毛主席的怀念和尊敬,是我家的家训。尽管我们家也曾在文革时期遭受过冲击,但是我们全家却不恨毛主席,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说过一句话:“毛主席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让大多数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我谈四点体会:
(1)毛主席说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约束官员行为的基本准则,这就是奉献精神、创业精神、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精神的体现。而今天,这些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
(2)毛主席时代的外交政策是“不卑、不亢、不骄、不傲”。李光耀在一本书上说:在抗美援朝之前,华人在西方的地位很低,而抗美援朝一战,他出海关的时候,西方的警察看见华人就会敬礼。这就说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战胜美国,这件事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何等深远。
(3)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出现了无数次的权力更迭,但只有毛泽东主席是唯一颠覆了封建历史、封建王朝的人。他让大多数人有地种、有饭吃。以前的权力在更迭之后,依然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但毛主席建立新中国后,他让多数人管理和建设新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某些“抑制豪强”的“民本”思想,但毛主席的思想才是真正的“还权于民”,为弱者说话。
(4)人们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的出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中国共产党肯定不会存在到现在。毛主席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一定会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这些少数人就一定会诋毁、污蔑毛泽东的伟大思想和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可怕的敌人,就是没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而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华民族最坚强的信念。
李节(点评):
我把张羽的发言作个归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至少有两点:第一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二就是树立和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我之前读过张羽的一些文章,他说他过去也并不完全理解毛主席。他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转变呢?1974年他生了一场病,得的是心脏病,按照现在的医疗费用,治疗这种病肯定会倾家荡产。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合作医疗制度发挥了作用,结果只花了1块5毛钱,就治愈了这个病。他父亲说:你的命是毛主席给捡回来的。
我本人曾经在一家制药企业工作过,在那里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毛主席的医疗思想是“预防思想”。那么他的政治思想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此当时的医院费用是非常低廉的。而现在的医疗产品和服务,价格之贵,与毛泽东时代没法比较。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人的平均寿命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我现在在西南财大读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导师就是赵磊老师。早在读硕士期间,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企业民主管理。当时我就听说有一个企业民主的概念,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我现在是越来越走进历史,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体会到了《鞍钢宪法》的伟大之处。
吴泽刚:藏民心中的毛主席
我来自于地震灾区的阿坝州理县。我是一个藏族农民,也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解放前我们藏民的生活很苦,喇嘛、巫师很多,宗教信念的影响很大,喇嘛巫师都说可以保佑我们全家幸福,其实这都是空话,我们藏民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保佑变得很好。解放以后,毛主席的思想传了进来,我们明白幸福要靠自己,菩萨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只能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救自己。现在我们村子的人都信奉毛泽东思想了。
“512地震”以后,解放军和政府来到灾区帮助我们,这让我们更加怀念毛主席。我这次离开藏区,特意去了南街村参观学习。我们十分渴望走集体化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毛主席定下的正确的路线。
在上述主题发言之后,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对《鞍钢宪法》的社会主义本质,《鞍钢宪法》如何体现了民主思想,工人不仅应该管理企业,还要管理国家等观点,发表了很多有见地的意见。
(注:以上纪要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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