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国退民进”——浅谈“权贵资本主义”

权力·资本·“国退民进”——浅谈“权贵资本主义”　　

雨夹雪　　

摘要：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权力”和“资本”是一对分不开孪生兄弟，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主义越发展，其“权贵化”的色彩就越明显。今天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权贵“持权抢劫”的行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根本没有什么“人民资本主义”、“法治市场经济”等等“好的资本主义”，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国际共运中权贵集团分子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用改良取代革命，用抽象的社会公正取代阶级斗争。可以说，承认还是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判断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混迹于国际共运中权贵集团分子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基本途径。每一次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的一次盛宴，一次大规模的“持权抢劫”。私有化，抑或曰“国退民进”、“国企改制”，其实质是“国退资进” 、“人民退权贵进”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持权抢劫”。　　

提纲：　　

一、“权力”和“资本”：一对孪生兄弟　　

⒈从资本主义的诞生说起　　

⒉资产阶级革命使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更加密切　　

⒊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　　

二、国际共运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⒈“民主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　　

⒉苏东剧变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⒈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⒉“国退民进”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手段　　

⒊保定铸造机械厂改制：通过“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　　

⒋“中国特色”权贵集团的后续计划：从“深化改革”到“颜色革命”　　

四、何去何从：如何摆脱权贵资本主义　　

    ⒈摆脱权贵资本主义的准备工作　　

⒉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来摆脱权贵资本主义　　

附文：《西方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 　　

    权贵资本主义是吴敬琏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可惜提了好些年也没有对权贵资本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右派的一面靶子，几乎每个右派张嘴闭嘴都是“不能走权贵资本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者吴敬琏、高尚全、周瑞金如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吴稼祥如是，民主社会主义者谢韬、辛子陵、李锐亦如是——尽管他们谁都说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笔者一向是不喜欢“权贵资本主义”这种不伦不类的模糊概念的，但是这个名词这么流行，笔者也就赶赶时髦，谈谈自己对“权贵资本主义”的看法，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尽管到底什么是权贵资本主义谁都说不清楚，但是大体说来，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总跳不出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以权谋私、“持权抢劫”这个圈子。笔者今天就围绕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这个问题谈谈权贵资本主义，未必正确，谨供参考。　　

一、“权力”和“资本”：一对孪生兄弟　　

⒈从资本主义的诞生说起　　

资本主义经济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即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使生产资料聚集在少数人手里的过程诞生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内来说即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用暴力的手段迫使小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并积累资本。它一方面使社会生产资料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又使大批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了前提条件。资本原始积累对外来说即用武力征服殖民地，抢劫金银财物、贩卖奴隶等手段来聚敛财富。这两种手段的关键都是政治强制力，因此资本主义从诞生开始，就打上了深深的权力的印记。　　

英国的圈地运动就是一个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典型案例。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新航路的开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往往　10英亩　牧场的收益超过　20英亩　的耕地。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曾经有一群农民在向国王控诉一个叫约翰·波米尔的领主的上诉书中写道：“这个有权有势的约翰·波米尔用欺骗、暴力占有您的苦难臣民——我们的牧场，这些土地是我们世代所拥有的。他把这些牧场和其它土地用篱笆围上，作为自己所有。后来，这个约翰·米波尔又强行夺取了我们的住宅、田地、家具和果园。有些房屋被诉毁，有些甚至被他派人放火烧掉，我们被强行驱逐出来。如果有谁不愿意，波米尔就率领打手包围他的家。这些人手持刀剑、木棒，气势汹汹，凶猛地打破他家的大门，毫不顾忌他的妻子儿女的号哭。约翰·波米尔为了圈占我们的土地，不惜将我们投入监狱、毒打、致残，甚至杀害，我们现在连生命都难保全。” 在这种强行的圈地运动中，农民以前以各种形式租种的土地，无论是以前定下的终身租地，还是每年的续租地，都被贵族强行圈占了。这些成为牧场主的贵族们还互相攀比，使他们的牧业庄园变得越来越大。在圈地运动同时，都铎王朝从亨利八世开始颁布了一系列迫害破产农民和禁止流浪的法令。马克思形象地称这些法令为“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 “血腥立法”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开始时，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就这样，在这种残酷的强制下，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出卖劳动力为生。马克思指出：“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其他国家的情况与英国类似，资本主义无一不是通过政治强制力掠夺广大劳动人民才诞生的。北美是依靠“西进运动”掠夺印第安人土地。法国资产阶级是通过大量贷款和包税，串通财政部官员窜改帐目，大肆掠夺国库。这一时期的基本经济政策是重商主义，由政府管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发展对外贸易垄断；通过高关税率及其它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并利用殖民地为母国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市场。就这样，在政治特权的保护之下，一个新的权贵集团——资产阶级诞生了，英国主要是新贵族，法国主要是包税人，北美主要是种植园奴隶主。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初，一方面资产阶级享有种种特权，另一方面人民的权益遭到空前践踏，出现了奴隶制或农奴制的再版。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持权抢劫”。　　

⒉资产阶级革命使权力与资本结合的更加密切　　

资产阶级革命标榜自由平等，其实不过是一小撮资产阶级新权贵和老的封建权贵争权夺利，其结果要么是新权贵取代老权贵，要么是新老权贵联合对付广大人民，其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持权抢劫”非但没有消除，反而变本加厉。　　

在政治上，资产阶级革命并未废除少数人特权。相反，在理论上，资产阶级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纳税人”理论，把政治特权合法化。“纳税人”理论强调国家是靠税收支持的，只有拥有巨额财产的、能够缴纳高额直接税的人才有资格过问政治。国家也要为这些“纳税人”服务，而广大人民的死活则国家不用管。像美国印第安人不纳税，所以屠杀印第安人合情合理；黑人由奴隶主代替纳税，所以奴役黑人理所当然。“纳税人”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表明国家政权是为一小撮权贵服务的。在实践中，实行高额的财产资格限制。英国是自由产业所有者年收入40 先令以上的人拥有选举权。从1689 到1832 年，英国的选民人数1715 年大选时最多也只有250700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4.3%。法国经过几次折腾，1830年七月革命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以财产为标准的选举和被选举权，也再次被《宪法》确立。《1831宪章》规定年缴纳直接税200法郎的人才有选举权，年缴纳直接税500法郎的人才有选举权。全法国3000万人口中有选举权的只有160700人，有被选举权的不到4万。美国出席各州宪法批准会议的代表仅由当时约400万人口中的15万人选出。美国《1787年宪法》制定后，对于民主权利的财产限制更加严格，拥有被选举权资格的，在清教徒众多的马萨诸塞洲，为5000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为5万美元，等等。回过头来看，当时的5000美元，大概超过今天的500万美元。实际上，甚至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也相信，在一些通过了宪法的州中，多数民众反对宪法。今天，西方国家尽管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已经淡化，但是被选举权事实上仍有财产资格限制，特别是基本政治理论仍然是国家政权要为一小撮权贵服务的“纳税人”理论，因此仍然是权贵政府。　　

在经济上，资产阶级掌权没有给本国和世界劳动人民带来一丝一毫的好处，相反更加疯狂的“持权抢劫”。如果说资产阶级掌权和旧政权有何区别，只能说对内掠夺本国劳动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行径变本加厉。在英国，过去都铎王朝表面上还颁布了几个反圈地的法令，资产阶级则大力鼓励圈地。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地主贵族依靠国家机器，强迫农民服从圈地法案。从1709 年起，圈地运动合法化了。国会不断通过圈地法令，批准地主圈占农民土地的申请。1760 年以前，国会共发布208 项圈地法令，侵占村社农民土地达31万英亩；1761—1796 年，圈地法令有1482 条，而1797—1820 年又发布1727 条，一共约圈地318万英亩。18和19世纪，英国议会共通过了4763件有关圈地的法案，共批准圈占 269万公顷共耕地和公有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北美人民同样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将如花似锦的年华，献给了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而得到的却是赤贫和忘恩负义，连已经拖欠了"四年、五年，可能六年"的薪饷，大陆会议也不支付。"他们负债累累，腰无分文，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各州政府还纷纷颁布债务法令，逼迫借债人按当年硬币数额折价偿还债务，对逾期不偿还者给予法律制裁。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卖掉了自己最后的一块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原想到西部去垦荒，但战后的邦联政府仍然继续实行山禁政策，完全剥夺了广大下层劳动人民购买土地的机会。独立战争后不久，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等州都爆发了人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786 年由谢司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样，在国内外人民的鲜血和白骨之上，资本主义推进了一大步。　　

这一切清楚的表明，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诞生之初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色彩，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新制度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更加密切的权贵资本主义。　　

⒊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是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　　

当代的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更加密切，权贵资本主义的色彩更加明显。下面以美国为例谈谈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权贵化”新特点：　　

社会结构凝固化，财富世袭化。“统计结果表明，在1900年，美国最富有的人中只有39％来自社会的上等阶层，但是50年之后，最富有的人中有68%是靠继承遗产致富的，而70年代以来，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80%以上。反之，在1900年，美国最富有的人中有39％是从底层奋斗上来的，而70年代后，成功率只有4%左右。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小了。” （《美国社会透视》）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美国人口普查局发表的国内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衡量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又创新高，达到0.469，更新了1967年采取现行方法进行统计以来的最高记录。 ……报告显示，美国家庭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美国最富有的20％家庭中位收入上涨了2.2％，即3592美元，达到16.6万美元，占全体收入的50.4％。而最贫穷的20％家庭中位收入仅上升了0.2％，即17美元，达到11288美元，占全体收入的3.4％，创下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比例。……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许多美国人无法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险服务。根据普查结果，在美国全国，大约有15.7％的人口（即4660万美国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5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呈上升趋势。”（《美国贫富差距创下40年新高》http://news.sohu.com/20060831/n245081903.shtml）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2007年，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收入占所有美国人收入的21.2%,这一比例比2005年的19%有显著提高，也超过了2000年股市大牛市时创下的20.8%的历史记录。富人更富的同时，穷人也更穷。数据显示，位于收入下方50%美国人的收入只占全民收入的12.8%，低于2004年时的13.4%。　　

官商勾结日益公开。“据英国《独立报》　1月29日　报道，前一周，美国遭遇一场灾难，未来数年，这场灾难的影响依然深远，而且会扰乱全球政治。这件事没有像奥巴马的国情咨文那样引起媒体关注，不过它已成为让美国政治走向残酷与混乱的最大症结。……最高法院裁定，公司可以在竞选期间打政治广告，而且不会给它们为此花费的资金设定上限。众议员艾伦·格雷森说：‘从根本上说，这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规模的贿赂行为制度化、合法化。现在公司可以酬谢与它们合作的政客，同时置不合作的政治家于死地。以后甚至不会再听到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这样的称谓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通用电气的参议员或来自微软的参议员。’要想弄明白这一新政策的影响到底会有多大，只需看看当前的情形：公司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就已经控制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来看一个简单而且每个美国人都能看到的例子：医保。2/3的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为全体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障。结果却是否定的：因为当前这种不覆盖穷人、能够以‘不适合予以保险’为由拒绝病人参保的保险制度让私人保险公司发了大财。所以它们掏钱给政客，让保险制度继续漏洞百出。美国的政治体制如今是在公司的牢笼中运作。要想竞选政府公职，就要拿公司的钱，进而也就要为公司的利益服务。公司经常是在公然地贿赂政客，现在已经到了游说人员往往能够草拟国家法律的地步。正是这种腐败让奥巴马在上任的第一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如果参议院属华尔街所有，你又如何重新调整银行？如果大石油公司给了你进入美国政治圈的邀请函，你又怎么能和以抢夺石油为宗旨的外交政策一刀两断？”（《华盛顿的腐败正在扼杀美国的未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896102.html）　　

依靠政府支持发展虚拟经济——金融业，其实质是金融寡头在国家政权支持下剥夺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赌博游戏。例如，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为防止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经济，经过一年多加息，美联储又大幅度减息，从2 0 01年至2 0 0 4 年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低到过去近50年来的最低点1%，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1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房贷利率的降低被认为是带动21世纪以来的美国房产持续繁荣、次级房贷市场泡沫化的重要因素，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一小撮垄断资本家在房地产泡沫中获得了暴利，广大人民先是饱受高房价的困扰，然后是饱尝经济危机的打击。这种当代的“持权抢劫”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交替使用国有化和私有化剥夺劳动人民。首先，美国的“国有化”，实质是利用国营企业来津贴私有部门，是用“低价卖、高价买”来保证私有大企业获得高额利润。例如，美国有色冶金企业是用电大户，他们就购买美国国有发电站的廉价电力而不买私有电力公司的电力。于是，私有电力公司要求政府把国营发电站“卖给”它们。首先反对国有发电站私有化的就是私有的有色冶金企业，因为它们知道，国有发电站“私有化”后，电价要上涨，对它们很不利。最后达成妥协：国有发电站继续以低价向冶金业的私有大企业供电，但不得向居民等零售电力；国有发电站只能以低价向私有电力公司供电，再由私有电力公司以高价零售给居民。其次，在市场上商品供过于求时，美国政府经常采取强令国营企业停工的办法，来保证私有大企业充分开工。例如，在1965年，具有强大制造能力的美国国有造船厂大部分都被迫停工，因为国家把军用船只制造任务的80％交给了私人造船厂制造。最后，美国政府搞私有化，实质是通过廉价出售让资产阶级合法地掠夺国有财产。“二战”中，美国为满足军需生产和运输需要，兴建了大量国有企业，添置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战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把大量的不动产，特别是大量的运输工具，出售给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们的原价是32.5 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是77.5亿美元），还有运输机、汽车等，这些财产大体按原价的15％卖出。另外，许多不需要重新装备就能生产商品并获得巨额利润的冶金企业，也廉价出售给私有公司。例如，用1.7亿美元兴建的一个矾土厂、两个制铝厂、三个轧铝厂，只以0.567亿美元售给“雷诺斯金属公司”。建于犹他州的价值2.2亿美元的钢铁厂，以0.475亿美元卖给“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政府共将帐面价值170亿美元的工厂和设备，以41亿美元（即原价的24％）卖给私有企业。美国政府廉价出售的这些国营企业，实际投产只有3年到8年。这是国家拿人民的钱向资产阶级送礼，是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形式来掠夺国有财产。就这样，美国政府通过交替使用国有化和私有化，源源不断的把广大人民的财产转入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权贵手中。（本段主要参考了《西方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权力”和“资本”是一对分不开孪生兄弟，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主义越发展，其“权贵化”的色彩就越明显。今天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权贵“持权抢劫”的行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根本没有什么“人民资本主义”、“法治市场经济”等等“好的资本主义”，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　　

二、国际共运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⒈“民主社会主义”与权贵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也称社会民主主义，起源于19世纪初，恩格斯逝世后，在伯恩施坦、考茨基的影响下，社会民主主义逐步演变为一种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通过议会道路来改良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又叫修正主义。今天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所信奉的思想体系与意识形态，基本主张是否定阶级斗争，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民主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中“成功人士”的卖身投靠。地位已经处于无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中的领导层或享有特权的部分人士，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或已经实现了由“无产阶级”过渡为“有产阶级”的成功人物，即工人和劳动大众中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的，或变成了“管理工”。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集团阵营里的一个有机组成分子，成为了代资产阶级管理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中的“贵族”或“官僚”，他们就自然而然地会站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立场上说话，鼓吹“民主”地、“和平”地参加政府的好处，成为修正主义的积极提倡者、拥护者和推行者。由于这些“成功人士”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权贵，最终不可避免的会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今天民主社会主义的本性已经暴露的很充分了：　　

首先，当前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公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第二国际分裂后，“社会民主主义”成为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标志，反对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是仍然宣称自己关心的是社会的平等，关心如何消除由于不公正的分配而带来的经济剥削，大多数社会党仍然宣称遵循马克思主义。20世纪50年代，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性”，而将“社会民主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在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推动下，“社会党国际”于　　1951年6月30日　　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大会上重建。大会通过《民主社会主义的目的和任务》的宣言，简称《法兰克福宣言》，正式将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明确宣布“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人的意识形态，公开宣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包袱”。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从“民主社会主义”再次改为“社会民主主义”。意在和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这种改变意味着，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的“民主主义”。他们认为，不应再追求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制度，公开宣称抛弃了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包袱”。　　

其次，当前社会民主党人在其操纵的工会中竭力培育官僚特权，勾结资本家压迫工人。以瑞典为例，在过去的20年里，瑞典劳工法律变得越来越具有压制性：提高非法罢工的罚款、延长了罢工前的通知期、设置政府机构（国家调解办公室）进行强制仲裁、而且该机构还拥有推迟罢工和工业行动的法定权力等。所有这些措施都或是由社会民主党议员提出或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工会内部开始了对共产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力量的政治迫害；二战结束时工会所具有的工人民主的成分此时被完全消除了。左翼被彻底地边缘化和消声。工会日益变得官僚化和集权化，并为具有高薪的全职工会官员所控制，（而他们全都是持有党员证的社会民主党成员），普通基层会员没有任何管道可以影响决策和政策。　　

再次，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第三条道路”，主旨是要改造福利国家，即消减社会福利。以瑞典为例，儿童福利金遭到了削减。失业保障金从1993年前原有收入的90%在1996年削减到了只有原有收入的75%。但是由于失业期间，人们仍然需要支付失业保险金，所以越来越少的工人能拿到原有收入的75%。此外，病假工资也被削减，普通人变得更加难以获得住房补贴。在1998执行的个人额外补助养老金体制改革，导致养老金储户无法保证获取高额养老金。社会保障制度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这些对普通民众的打击引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最后，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人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制造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以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的瑞典为例，资本集中程度要比大多数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严重。据统计，瑞典50％的股票 为只占人口l％的股东所占有，其中20家大股东拥有全国大公司股票的86％，而1984年领取救济金的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与1945年(占 6．2％)相当。即使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之后，基金收入的4／5仍归资本家支配，只有收入的1／5作为专门基金。从20世纪90年代起，卫生医疗行业也开始向私人开放。理论上只要在瑞典缴纳税收就应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福利。但这只不过是纸面文章而已。事实上，除了税收当你看病时，还需要支付诊疗费、住院等各种费用，而且费用数额几年来一直在增加。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现在瑞典有85万人负担不起看牙医的费用。　　

此外，近年来社会民主党人日益脱离群众，其不断右转的政策遭到劳动人民强烈反对，影响日益下降。以瑞典为例，长期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仅次于奥地利社民党在欧洲各党团中党员占选民比例最高的政党。在80年代中期曾经宣称有120万党员，而这个国家总共只有830万居民（1985年的统计）。成员大部分都是作为地方工会的会员以集体党员身份加入的。然而，一旦在1990年取消集体党员后，社民党领导层将工会视为“数个压力团体中的一个”，党员人数开始急剧下降。到1991年时党员数量已经降到26万；自那时开始，社民党几乎每年丧失近万名会员。（以上主要参考了《支离破碎的福利国家与子虚乌有的社会主义》）　　

这一切表明，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其中的领导者，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和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权贵。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和右翼政党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⒉苏东剧变中的权贵资本主义　　

苏东剧变的实质，是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长期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下面仅以苏联为例谈谈这个问题：　　

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 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但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不过，这些人的存在构成了权贵集团的萌芽，为以后的领导集团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奠定了社会基础。　　　　

赫鲁晓夫掌权后，利用权力大力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权贵集团形成并发展起来。一方面赫鲁晓夫集团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领导机关到经济、文化教育部门，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撤换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把他们所不信任的人打下去，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到领导岗位上。就拿苏共中央委员会来说，据统计，经过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二年苏共第十九年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有近百分之七十被清洗了。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在一九六一年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时也被清洗了近百分之五十。再拿地方各级组织来说，据不完全的统计，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赫鲁晓夫集团借口所谓“干部更新”，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党委和州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五，市委和区委的成员撤换了百分之四十。一九六三年，赫鲁晓夫集团又借口划分所谓“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把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和州党委会成员撤换了一半以上。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集团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例如：莫斯科精神病防治所的一个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其一伙，建立了“地下企业”，通过贿赂，“获得了五十八部针织机”和大量原料，并且同“五十二个工厂、手工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庄”搭上关系，几年中赚了三百万卢布。他们收买了社会保安机关工作人员、监察员、稽查员、巡视员等。（以上两段参考了《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权贵集团进一步膨胀。勃列日涅夫特别推崇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的一句话：“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他从片面追求干部队伍的稳定，发展到形成领导干部事实上的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客观上容易使特权阶层队伍不断扩大，为了安排更多的领导干部而设置的机构也不断增加。70年代末，苏共中央直属的部级机构达到了20个之多，其中大部分与政府机构重叠，甚至连机构的名称都一模一样，如农业部、国防工业部、重工业和能源部、机器制造部、文化部等等，等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特权甚至还可以成为畅通无阻搞腐败的护身符。当了17年内务部长的谢洛科夫，利用职权，化公为私，他不但把内务部最大的国家别墅和内务部的迎宾馆据为己有，还在赫尔岑大街24号占据了一套很大的公寓。在这两座国家别墅和公寓里，存放着谢洛科夫及其家人的大量私人财物。其中的一个别墅里，光地毯就堆放了7层；而床底下塞着的竟是俄罗斯著名画家的油画。勃列日涅夫后期，莫斯科和各加盟共和国里的贪污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克拉斯诺达尔案件”、“海洋案件”、“乌兹别克案件”等等……都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卖官鬻爵的现象日益普遍。某些地区就连党委书记都明码标价，在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10万卢布。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权贵集团已经不以追逐自己的享受为满足，还希望把拥有的一切特权长期占有，并且可以传给后代。与此同时，当他们发现，挂在嘴边的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和罩在身上的共产党人的光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原有的特权必须改头换面，而资本主义是他们既得利益合法化的最合适的制度，特别是当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这一特权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他们就必然毫不犹豫地撕下了原来的假面具，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走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期间，特权阶层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大肆捞取个人私利。特别是那些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财富的经济官僚们，凭借戈尔巴乔夫推行商业化、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混乱时机，大搞“翻牌经济”，把国家财产直接攫为已有；有的大搞权钱交易，获取出口优惠和配额，出口原材料和军火，窃取社会财富；有的在证券、期货交易中获取暴利，兴办银行等金融机构，后来其中少数人演变成为新的金融寡头。（以上两段参考了《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　　

苏东改革中形成的权贵集团，是一点都不怕亡党亡国的，不仅不怕，而且还非常欢迎亡党亡国，因为他们笃信：党可以亡，国可以亡，权贵们的地位、权贵们的利益、权贵们的特权并不因为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消亡的，相反地，由于这个“演变”，使他们过去攫取的国家财富因为变资本主义而完全“合法化”了。事实也确实如此，通过剧变后的私有化，这些国家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演变。张树华在《俄罗斯私有化带来严重社会后果》指出：“1994年6月底，叶利钦总统宣布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实行了私有化，俄罗斯社会4000万人成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会学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并不认为私有化使自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90万人，最后能够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这就是金字塔顶尖上不足2000人。”“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1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　1公斤　香肠。在社会心理方面，大多数人不认为分得的是国有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是一张‘彩票’。俄罗斯学者指出，这种‘平均分配’国家资产的作法实际上是一种“欺骗”，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经济上也是徒劳无益的。俄罗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会政治目的是剥夺官僚机构手中的‘国家财产支配权’，造就新的所有者阶层。而私有化的结果却正是旧官僚、影子经济成份等是真正的赢家。俄罗斯自由改革派代表人物叶·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的私有化实际上是‘权贵阶层对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私有化只不过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私有化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　　

通过苏联的历史可以清晰的看出：苏联的领导集团长期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权贵集团先打着共产党的旗号“持权抢劫”，隐蔽的发展权贵资本主义，败坏社会主义的形象，制造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时机成熟时再利用人民对共产党的不满改旗易帜，明正言顺的公开发展资本主义，并借机通过私有化、市场化伙同国际垄断资本再次“持权抢劫”。通过这两次“持权抢劫”，让苏联四分五裂，把一个超级大国变成了三流国家，人均工业产值下降了60%，工资水平下降了70%，经济损失超过二战三倍，人均寿命下降了10岁，从一个基本消灭了卖淫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妓院”，从一个基本消灭了失业的国家变成了“全民失业”的国家，给苏联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浩劫，只有权贵集团从中牟取了暴利，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通过国际共运中的权贵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国际共运中权贵集团分子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用改良取代革命，用抽象的社会公正取代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权贵集团是掌握权力和资本的既得利益者，改良或抽象的社会公正不可能动摇其根本，而革命和阶级斗争则直接指向了他们的要害。因此，可以说，承认还是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判断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混迹于国际共运中权贵集团分子的重要标志。　　

三、“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　　

⒈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及特点　　

毛主席逝世时，农民有集体，工人有企业，知识分子有事业单位……一言而蔽之，人人都有“铁饭碗”。加之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福利住房……人人生活都有充分保障。仅以保障比较低的农民来说，不仅个人受集体的保障，集体还受国家的保障。例如，凤阳县就是一个全国闻名的落后县，国家1953年到1978年净调进粮食3﹒6亿斤，拨付救济款5200万元，贷款1800万元。按理说，在这种情况下想复辟资本主义，一无生产资料，二无劳动力，似乎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但是，中国当时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权。如果停止对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特权的限制，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必然希望利用已经享有的特权不断扩大特权，支持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这一部分人构成了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毛主席生前清晰的看到了这一点。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果然，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的权贵分子窃取了领导权。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妖魔化文化大革命。他们宣称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消灭了，并且已不可能再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就不存在了。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群众性的反对权贵分子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群众同权贵分子斗争的民主权利。第二件事是清理“三种人”。把所有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反对官僚特权，同权贵分子作斗争，一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清理出去。同时让一方面自称毛主席秘书自高身价，一方面又大骂毛主席的李锐任中组部副部长，大力提拔力图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权贵分子填补空白。第三件事是逼退老干部。尽管大多数老干部当时还不大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但是也不赞成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因此以“年轻化”迫使老干部退休，让力图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权贵分子接班。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权贵分子控制了许多重要部门，为“持权抢劫”打下了基础。　　

权贵分子窃取了领导权之后，便通过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基本途径。每一次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的一次盛宴，一次大规模的“持权抢劫”。例如：　　

——价格改革。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实行“价格双轨制”，使官倒官商风潮席卷全国，“10亿人民9亿商，剩下1亿在观望”。权贵集团利用“双轨制”的漏洞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巨额财富。　　

    ——医疗市场化。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医疗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从此，什么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这样的改革引导之下，医生们疯狂了：能用国产药治好的病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治好的病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治好的病用三四种药，不用仪器设备检查的也说要检查……医药费用不断上涨使广大农民和城镇平民不堪重负，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相当普遍。2003年的调查显示，群众有病时，有48.9%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该住院而不住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家庭明显增多。医疗变成了权贵集团的敛财一根吸血管。　　

——住房商品化。我国从1998年开始进行货币化住房改革，按照市场价格把职工分得的原有公房卖给职工的价格大概是每平方米300元左右。很多朋友说现在一线城市房价在每平方米15000元左右，10年增加了50倍。其实不应该只考虑一线城市房价，2008年全国城市房价平均在每平方米5000元左右，确实是增加了16.6倍，但是不是1978年到2008年房价只增加了16.6倍，而是1998年到2008年10年房价就增加了16.6倍。1998 年月工资全国平均是600多元，2008年月工资全国平均是2400多元，增加了4倍。而也就是说，1998年到2008年10年相对于房价来说，人均月工资下降了75%。住房也变成了权贵集团敛财的另一重要工具。　　

——农村集体企业改制。世纪之交我国进行了农村集体企业改制。本来，由于农业技术进步率和劳动生产率扩展空间小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仅靠种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收入上赶上城镇居民。农村自办集体经济的非农产业并实现迅速扩张，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基本出路。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是农民收入快速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的重要经验。而农村集体企业改制成为私有企业，非农产业的利润变成少数人享用，这条路就堵死了。1985年到1995年，农民纯收入中家庭经营部分来自非农产业年增长率达到18.2%。而1995-2003年，非农经营部分收入迅速下降到年均9.2%的增长率，农民因失去非农集体经济的依托，收入增长放慢了，形成了严重的“三农问题”。农村集体企业的资产也进了权贵集团的腰包。　　

……　　

在权贵集团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又通过买官卖官进一步强化权力，为下一步“持权抢劫”做准备。如今，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　　

就这样，以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持权抢劫”——以钱买官——“持权抢劫”的循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派”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这就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发展模式，也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　　

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交相为用。对待权贵集团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无所不用其极，极力把广大人民的财产装进权贵集团的腰包。大资本家一喊“国进民退”，马上澄清；一喊央企地王“与民争利”，马上强制央企退出房地产。对待广大人民是新权威主义，用铁腕砸烂人民的饭碗，为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一无所有的劳动力。3000万人受害于毒奶粉，一句要企业家要有道德的血液完事；6000万人受害于分田单干造成的制度性干旱，无人受到追究；更不用说用铁腕砸烂人民的饭碗砸出的2亿失业人口了。　　

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即有非常强烈的买办性。权贵集团通过盲目对外开放、与国际接轨使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了中国的28个主要行业中21个。这样，中国就变成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加工厂。同时权贵集团大搞出口退税等低价补贴，内销没有退税，所以内销的价格显著高于外销。同时权贵集团又盲目扩大进口，大力购买西方国家利润率高的高科技商品，迅速耗光用工人的血汗积累的外汇，从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中国从贸易顺差约200亿美元到今年3月贸易逆差80多亿美元。这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人民的第二次剥削。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权贵集团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痛恨，也遭到了党、政府、军队内健康力量的激烈抵制。只有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才能改变力量对比，把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发展下去。　　

⒉“国退民进”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手段　

前文已经说了，每一次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的一次盛宴，那么，到底哪个方面的“改革”使权贵集团获利最多呢？ 毫无疑问，是私有化，抑或曰“国退民进”、“国企改制”，其实质是“国退资进” 、“人民退权贵进”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持权抢劫”。　　

私有化[Privatization] 是指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所有权人直接或由其代理人越权将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以及这些组织或财产的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合法或非法地由公有组织或公有财产的全体公民或某一集体所有转变为个别私人所有的行为及其过程。完整的私有化概念既包括所有权的私有化，也包括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如经营权、收益权的私有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废除“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实行经营者年薪制都是典型的私有化。（不过，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仅不承认经营权、收益权的私有化，甚至胡扯所有权的私有化也是“国有资产由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乃至生造出不伦不类的“国退民进”，实在让人啼笑皆非。如果按照他们的观点，即使把国企买光送光也不算私有化，西方国家也根本没有进行过私有化。）我们如果以这个规范的私有化概念解读“国退民进”，可以看出今天为止我国私有化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放权让利和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78年10月，赵紫阳任第一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选择了不同行业的6家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用作企业基金和给职工发放奖金。1979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扩权试点的范围扩大到100家企业。1979年7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扩权文件。1979年的放权让利同时大力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实际是扩大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使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在国营企业内部的公权力私有化，加大国营企业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破坏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权。也就是说，国家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企业却把权力集中到了厂长经理手里。放权让利以后，尽管多发了一些工资，但企业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提高，而且很快就出现了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剧增和通货膨胀等弊病。到1980年底，中央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国有企业也由进行“扩权”改革转向强化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制”，这宣告了放权让利的失败。但是，放权让利中损害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人民主管理制度并没有恢复。　　

第二个阶段是推行利改税和承包经营。我国于　1983年6月1日　推行第一步利改税。　1984年10月1日　在全国全面实施第二步利改税。1983年初，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在城市工商业中全面推行企业承包制。1986年12月，国务院提出要“推行多种形式的经济承包责任制，给经营者以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从而在1987年中掀起了全面推广企业承包的高潮。到是年年底，78％的全国预算内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承包制。从1987年到1993年底，强调企业改革的重点必须从扩权让利转到转换企业机制的轨道上来。具体做法仍然是强调完善承包制。利改税和承包经营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首先，利改税后企业的发展全部依赖“剩余利润”，企业必然要为争取更多的“剩余利润”而排斥一切非本单位的利益，包括国家的利益。所有的国营企业都以本单位的利益为中心，必然破坏国家计划，必然互挖墙角，必然增加内耗，必然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效率。其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运作的资金由国家统一调拨。利改税后，国家只管收税，不再为国营企业提供所需的资金。国企需要的资金全部要靠银行贷款。这样，国营企业就面临高利率和高税率双重压力，陷入了绝境。再次，承包经营极大的扩大了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基本废除了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实际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基础上实现了经营权私有化。而厂长经理不可能满足于经营权私有化，必然追求全盘私有化。而承包经营使厂长经理失去了工人的监督，使工人失去了阻止全盘私有化的能力。　　

第三个阶段是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3年，中国修改了宪法，把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国营企业是产权全民所有，委托政府经营，政府无权出售，国有企业是产权政府所有，可以委托私人经营，也可以出售。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极右势力嘴里，所谓“产权清晰”，就是把本属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出售或者半卖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给私人，老板自己的产权自己负责管理，这样产权就算清晰了。否则，不管如何聘请高级会计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界定产权，也不能算清晰。所谓“权责明确”，就是只有私有企业才能有权有责，国有企业是“所有者缺位”，是没有权更没有人对企业负责任的。所以，要私有化，自己的企业自己经营，才能有无限的权力，才能有经营管理企业的责任心，才能真正负责。所谓“政企分开”，就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必须完全撒手不管，砸毁监督机制，实行“内部人控制”，为有关官员捞取私利打开了方便之门。所谓“管理科学”，就是即用“新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代替“老三会”（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彻底废除残存的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肆无忌惮的压榨剥削工人。这一切客观上为全盘私有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四个阶段是 “抓大放小”。“抓大放小”被极右势力曲解为进行私有化改制，大力宣传“诸城经验”。 “诸城经验”即原山东诸城市委书记陈光通过各种形式把诸城市272家国企廉价抛售给私人，陈光因此也被称为“陈卖光”（ 1997年调到菏泽后，陈光又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菏泽国企送给私人，又被称为“陈送光”）。中央领导多次严厉批评“诸城经验”，但是，私有化舆论和行动屡禁不止，被中央领导多次严厉批评的私有化带头人陈光也步步高升。陈光是1991年由潍坊共青团书记接任诸城市（县级）市长，一年以后接的诸城市委书记，1997年调到了菏泽，由地委副书记干到菏泽市（地级）委书记，2008年擢升为山东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2003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国资委成立的本意是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抵制全盘私有化浪潮，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但是，国资委部分官员希望从出国有资产售中牟取暴利。结果他们利用职权勾结资本家把国有资产出售或者半卖半送或者干脆白送给私人，掀起了空前的全盘私有化浪潮。不少地方的国资委事实上变成了“卖国委”（甩卖国有资产委员会）。时任国资委副主任的李毅中在　2003年11月2日　讲话时，用“心情沉重”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列举当年从3月初到10月底，在多个省市出现的一场地方国有资产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种种不规范现象，“有些地方低估贱卖，一卖了之，甚至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严重”。　　

第五个阶段是 “年薪制改革”。2003年开始我国大规模实行年薪制，2004年，我国中央企业全面实行经营者年薪制。“年薪制改革”极大的拉大了国企老总和工人的收入差距，实质是在国企内部培育资产阶级权贵，为进一步推行全盘私有化铺平道路。以通钢为例，自2005年改制后，通钢高管实行了年薪制，有的几十万，有的数百万。而普通职工的工资不断下降2005年通钢工人人均工资是每月2000元左右，2008年员工工资减到每月人均300元。而且这一过程还在进行中。广东国资委2007年出台了一个拉大省属国企老总收入差距。根据方案，约15%老总将拿到最高的100万——150万年薪，4%拿最低的15万——25万，其余部分拿40万——90万。据说，一项名为《企业经营人员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的条例，将成为提升国企经营管理水平的杠杆。此举传达的信息是：广东省属国企领导的业绩将与薪酬挂钩，干好干坏不再一样。在考核、薪酬等方面的思路措施正在拓宽完善。可这个消息中提及的一句话却使上述意义大为“减色”，令人疑惑。因为在此之前，老总们年薪只有20万——30万元，这说明即使是干得最差的老总，其收入顶多是微跌或持平，“业绩考核”的实际结果是老总薪水普遍上涨。　　

通过这一系列的“国退民进”的“改制”，主要“成果”有：国企比重不断下降。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78%，199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25.5%，今天，国有工业占不到10%。而且2003年以来右派新自由主义者破除旧体制、大搞年薪制改革后这些“国有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私有化了。私营经济则从微乎其微急剧增长， 2005年，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已经由2000年的55%增长到65%左右。在二、三产业中，私营经济占就业的比例，已从2000年的77.5%增加到2005年的84.1%。私营经济占城镇就业人口的比例从2000年的65%左右增至2005年的75%以上。仅就去年而言，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企业增长14％。从业人数，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下降4．5％。同时外资企业大举扩张，28个主要行业中21个行业被外国垄断资本控制。一小撮权贵迅速暴富，广大人民则日益贫困：“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比GDP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作为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广州日报》）我国基尼系数1978年为0.18，（是最佳状态）；1988年为0.382（还算正常状态）； 1994年为0.467（达到了警戒状态）；而2009年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一句话，“国退民进”就是“持权抢劫”，把广大人民的资产装进一小撮权贵的腰包。粗略估一下，30年来通过“国退民进”的“改制”，权贵集团侵吞的财产少说也有几十万亿。　　

如今，权贵集团又掀起了一阵大批“国企垄断”的妖风。如果不出意外，下一个阶段，权贵集团将通过“改制”把剩下的所有能够盈利的国企统统变成自己的私产，并通过水价、电价、气价……的“市场化”来大幅度涨价以牟取暴利，实行新一轮“持权抢劫”。　　

⒊保定铸造机械厂改制：通过“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　　

保定铸造机械厂改制就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案例。（这一部分参考了《关于保定铸造机械厂缘何破产的调查报告》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534950）　　

保定铸造机械厂（以下简称“保铸”）原隶属于国家一机部大型国营企业，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保定市建立的八大企业之一，该厂建于1956年，拥有资产3亿多元（人民币当时币值），职工2000余人，建厂50多年来，生产形势一直很好，从未停过工、停过产，在全国同行业中是龙头企业，就在文革期间，因生产等各项指标完成的好，曾受到一机部的表彰，成为该行业全国的优秀样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07年，生产总值达到4.2个亿，是历史以来最好水平。可就在这年年底“保铸”却被莫名其妙地宣布破产了，其原因是领导层为了侵吞国有资产，以肢解国企入股私企和在“保铸”内建立寄生私企的手段搞垮了该厂。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利用厂长经理负责制，大搞“铁腕治厂”，把工厂变成厂长经理的一言堂。1996年肖中庶担任“保铸”厂长，此时的“保铸”已经实行了厂长负责制。肖中庶担任“保铸”厂长后不久，就强令600多名职工下岗。通过这种“铁腕治厂”，“保铸”完全变成了肖中庶的一言堂。1997年“保铸”依照当时河北省主要负责人程维高（因腐败被处分）的指示，合并于田野汽车集团，遂改名为“河北省田野汽车集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肖中庶任总经理，但其性质仍为国有企业。在经营形式上依旧延续原来的独立核算，自主经营，和田野集团没有实质上的联系。肖中庶对“保铸”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可以独断专行，做出任何决定，无人监管，无制度约束，这就为他侵吞国有资产洞开了方便之门。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二步是在厂内建立私企，啃噬国有资产。2001年12月7月，“保铸”总经理肖中庶在“保铸”内成立股份制私有企业——“保定维尔铸造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尔”）肖中庶为总经理。这样，肖中庶就有了双重身份，既为“保铸”法人代表，又重叠着“维尔”的法人代表。实质上“维尔”是个既无资金，又无实质性经营场地，也无人员构成的空壳。“维尔”建立后，肖中庶双脚踏跨“保铸”“维尔”公私两个企业，统一操控，分别运营。他精心构思了这样一种运营模式，啃噬“保铸”，养育“维尔”。整个生产经营系统仍然是原“保铸”一套人马。“保铸”一如既往的，按部就班的生产，但生产出的产品却贴上“维尔”的产品标签，以“维尔”名义销售，利润自然流入“维尔”帐户，而产品生产者的工资，各种保险，社会统筹、税金等却都由“保铸”负担，记在保铸开支的费用里。就连职工身穿印有“维尔公司”字样的工作服，也均由“保铸”出钱购买，总之就是这样，吃“保铸”育“维尔”，削瘦了国企“保铸”，养肥了私企“维尔”。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第三步是肢解国企，将国企的优良资产切划给私人企业。　2002年7月12日　，“保铸”和私营企业“亚新钢铁公司”（以下简称“亚新”）签订协议，以入股“亚新”的名义，将“保铸”厂区南部和东部一侧近250亩地的场地及附着物肢解，以不可思议的条件廉价割划给“亚新”。 评估的总地价额为5034.59万元，也就是说土地价格为27.13万元/亩。当时该地段农田价为50万元左右/亩，现已升值百万元以上了。企业场地价格应该更高。既便按当时市场农田价计算，244亩地应为1.22亿元，按土地资源局所评估的185.55亩计算地价总额应为9277.2万元。实际较之评估价额5034.59万元，差额为7165.41万元。国土资源局的评估即压了土地额，又压了地价，仅此一项就造成国有资产流失7165.41万元。加上其他方面，“保铸”和私营企业 “亚新”的合作共使1.3亿元的国有资产流进了私企及个人腰包。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千方百计谋划国企破产，借机吃光掏尽剩余的国有资产。　2007年12月21日　，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保破字第2-10号民事裁定”宣告：“河北省田野集团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破产”。 通知中说：债务人实际资产总额为134253794.08元，负债总额为163183045.94元，资产负债率为121.55%。从字面数字看“保铸”实际亏损资产额为28929251.86元。但保铸实际财产却远远超出评估财产。在评估资产时，肖中庶隐瞒了价值近3个亿的两大部分厂区，一是原属于“保铸”后被肖中庶私自拆除的科研楼、大礼堂等十几处建筑，现又建为“维尔”的大型组装车间厂区。这一部分价值1亿多元。另一部分为保铸生活区的建筑群。这些建筑有20栋单身宿舍楼、托尔所、供热站等价值2亿元。　2009年1月5日　，对“保铸”的拍卖活动设在肖中庶的小会议室进行，那天，厂公安处人员倾巢出动，严密封锁通道，严禁其它竞拍者和“保铸”工人们进入，这就保证了肖中庶在毫无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以9466万元的代价买下了评估值1.5亿元，实际价值5亿多元资产的国企，（440亩土地现按农田每亩100多万元，光土地就价值5亿元）。致此，“保铸”全部归为“维尔”所有，成了肖中庶享用不尽的美餐。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国退民进”的改制，肖中庶个人发了财，从昔日的穷光蛋，变为今日的千万富翁，成为了新兴的权贵。他在房改时没钱买房，到处告借才凑够几千元的购房款。今日，全家三口各有一辆高级轿车，其爱人由一个农妇变为一个满身带金（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的豪门富婆，每天开着高级轿车进出赌场；家有豪宅4栋，“维尔”账面上还有99万元的股份，还有大量其它财产。他又相继把其儿子、妹子、妹夫、七大姑、八大姨十余人弄到厂内，安排到科室任要职，拿高薪。更可笑的是亲自把其儿子提拔为室主任，享受中层干部待遇，真是一人当官，全家沾光。广大“保铸”工人则在“国退民进”的改制倒了大霉。“保铸”工人们平均每月拿到800元左右的工资，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供不起子女上学，娶不上媳妇，在最低生活水准下挣扎。此外，肖中庶拖欠全厂职工的工资，医药费，保命钱等达1.1亿元至今不给，还想借破产“程序终结”一笔勾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肖中庶通过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国退民进”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是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极力支持的。仅以肖中庶伙同“亚新”肢解“保铸”为例，　2002年7月15日　，肖中庶向保定市政府秘书长苑丰平（肖的老乡）副市长李文泉呈报“关于以厂区南部土地入股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报告中这样写着：“最近，在市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撮合下……保铸将厂区南部和东部一侧约200亩基本闲置的土地经评估后入股“亚新”…… 　2002年7月30日　，保定国土资源局向市政府呈报的“关于对河北省田野集团保定铸造机械公司以划拔土地入股亚新钢铁有限公司的意见中了写着”根据市政府领导批示，保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用闲置土地约200亩入股保定亚新钢铁有限公司扩大再生产。　2002年8月28日　，保定市主管副市长陈永久在该国土资源局的意见书上批示了“同意”二字。还有工人不断的同肖中庶斗争，但是都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压制。例如，当工人们气愤地将肖中庶侵吞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审计部门也进行了查证，情况属实，将材料转到市纪委。但当检察院对此要立案侦案时，市纪委一位常委却诡称“材料丢失了，没法查了”。　　

看看保定铸造机械厂“国退民进”的“改制”历程，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一共差不多10亿原属于人民的资产就被肖中庶为代表一小撮人侵吞。这不是权贵资本主义是什么？这不是“持权抢劫”是什么？然而，保定铸造机械厂绝非个别现象，不过是30年来通过“国退民进”的“改制”被侵吞的数十万家国企之一。像作为《抉择》原型的那家纺织厂每年的招待费就一千多万元。每个厂长经理退休，发给一百万元办三产，也就是个人小纺织厂。于是大纺织厂周围布满了小纺织厂，国家的资金、原料、市场都流到了小纺织厂。小厂红红火火，大厂一点一点被蚕食。大厂的工人失业，被小厂以低价招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随意压榨剥削。大家身边都有“国退民进”的“改制”实例，包括农村的集体企业“改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和保定铸造机械厂的情况大同小异。“国退民进”就是“国退资进”，就是“人民退权贵进”，就是发展权贵资本主义，就是“持权抢劫”。难道还有疑问吗？　　

⒋“中国特色”权贵集团的后续计划：从“深化改革”到“颜色革命”　　

今天，我国采取的这种国际化、市场化、私有化、产业化的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一方面产能相对过剩，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人民购买不起。一方面大搞出口退税等低价补贴微利甚至亏本出口，另一方面又盲目扩大进口，大力购买西方国家利润率高的高科技商品。加之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和贪污腐败等等问题日益严重。呈现出长期性、制度化的危机。广大人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甚至最拥护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人也很难为其辩解。面对广大人民的觉醒，权贵集团惶恐万分，因此极力企图通过“深化改革”到“颜色革命”，把30年来“国退民进”、“持权抢劫”的成果合法化。大体说来，又包括三步：　　

第一步，贼喊捉贼。　　

权贵集团为了避免人民的清算，极力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把毛主席时代根部不存在的，30年来他们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宣称这些问题都是“旧体制的遗留问题”，“改革不彻底不到位造成的”，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例如：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辨论。” （吴敬琏《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　　

——“为什么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以致GDP增长如此高度地依赖投资拉动，且越来越依赖政府投资？因为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相对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而收入结构说到底是由要素占有的状况决定的。在政府、垄断性国企控制着金融、土地、能源等基本资源，不断向各种利源扩张，多方与民争利的情况下，在民间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以至生存长期面临融资、税费、市场准入等诸多方面的困难，且宏观政策一旦扩张就主要扩张国有部门，一旦紧缩就首先打击民间经济的情况下，民众的就业、创业一定遭遇日趋恶化的条件，收入结构一定发生居民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向。……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体制上的扭曲，而简单地讲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是不得要领的，也是不合逻辑的。” （周为民《问题在体制在改革》）　　

——“建国以后，党逐渐变质了，前30年是专制独裁，饿死3755万人，后30年经济搞上去了，出现了严重的、大面积的、不可遏止的贪污腐败。‘共产党’这件衣服上沾满了血泪和污秽。它不代表工人农民，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成为权贵集团自利性的组织，可以说已经人心丧尽。”（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不打破行政垄断，不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来，不解除政府部门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管制，用管理取代管制，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根本不可能的。连出租汽车这样的行政垄断都打破不了，想从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是不可能的。” （《中国青年报：分配改革方案被批是妥协方案 试图绕开利益集团》）　　

……　　

这样一来，所有反对权贵集团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反对权贵集团通过“国退民进”来 “持权抢劫”的人反倒成了“权贵集团”，一方面可以把反对权贵集团，支持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统统打成“权贵集团”加以迫害。另一方面也为“深化改革”作了准备。　　

第二步，“深化改革”。　　

所谓“深化改革”主要是在两个方面“深化”：　　

一方面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必然会造成土地兼并，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不可能永久性的抵御天灾人祸，个体经济之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导致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必然会造成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最终只能导致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一切问题只有集体化、合作化、公社化才能解决。而且，“目前，无地农民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5%。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印度、巴西（在这些国家里，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这一差异主要归功于20 世纪40 年代和50 年代土地改革的成功，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几乎在所有的土地纠纷案件中，都能清楚地看到集体所有制的主要作用，不论对手是腐败的政府官员还是不法的开发商，农民总是联合起来，保卫土地。假如土地私有化了，一家一户的农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土地了。……今天的中国农村，集体欠债高达数千亿元。向个体农民或地方政府贷款的债主大都是当官的或他们的亲戚朋友。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土地私有化，大部分土地都会用来抵债，留给农家的还有什么呢？”（《文佳筠：关于土地私有化和真实民主的辩论》）这样一来，农民的土地也就到权贵集团手里了。　　

另一方面是国企私有化。即权贵集团将通过“改制”把剩下的所有能够盈利的国企统统变成自己的私产，并通过水价、电价、气价……的“市场化”来大幅度涨价以牟取暴利，实行新一轮“持权抢劫”。这个问题前文已有论述，就不再多说了。　　

第三步，“颜色革命”。　　

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完全是非法的罪恶行径。现有党章、宪法仍然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依据现有的党章、宪法，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同样是非法的罪恶行径。尽管30年来党章、宪法早已被权贵集团践踏的不成样子，但是他们仍然极度恐惧有关规定，担心有朝一日广大人民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被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并惩处权贵集团。因此，权贵集团极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谋求废除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彻底赦免权贵集团的“原罪”，将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合法化。“颜色革命”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进一步妖魔化毛主席。“看来，要推进政治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还原历史真相,彻底否定反右和文革等历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是不能绕过去的关。现在是按本文开头所引小平同志指示和广大党的干部和群众的意愿，重新评价这段党史和晚年毛泽东的罪错的时机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势非重写不可。” （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众所周知，毛主席一向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特别是坚决主张通过群众大民主的方式和权贵分子斗争，这打中了权贵集团的要害。同时妖魔化毛主席还可以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搞臭，堵死反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因此，要“颜色革命”必先妖魔化毛主席。　　

然后，进行清党，把所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惩处“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党内健康力量统统赶出党。“在党的改造过程中，可以允许毛派分裂出去单独组党。保留一个左翼政党，对照顾弱势群体利益，保持社会利益的相对平衡和稳定有好处。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只有像毛派这样的在野党才能对执政党起监督和制衡作用。”　（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接下来，正式改旗易帜。“共产党的名称在理论上也失去了根据。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我支持邓公的意见。改变名称是党自救，自赎。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与空想社会主义告别，与暴力社会主义告别，与封建社会主义告别，与权贵社会主义告别，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超越了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百年争论，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点捏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顾了公平和效率，是被实际生活证明行得通的办法、政策和道路，是积极的中性化。人类的前途不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而是两者的结合、交融，成为一种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正在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道路，将人类带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新世纪。” 　（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前往已经说了，“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权贵资本主义。　　

最后，通过搞多党制让共产党下台。“用不着顾虑普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民主宪政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像瑞典社会民主党那样，连选连任，出现在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无论在朝在野，这个在转型中新生的政党都是民主宪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辛子陵《必须大规模让利于民才能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　　

经过以上步骤，中国权贵集团不仅可以再次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对广大人民的“持权抢劫”，而且可以让自己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持权抢劫”合法化，同时还可以取媚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必要时可以为保护30年来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镇压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国军队乃至支持外国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众所周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直极力支持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这显然不是希望中国富强起来和它们竞争，而是希望一直和它们勾结掠夺广大人民的“改革派”权贵集团执政，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就这样，在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中，权贵集团可以彻底把中国变成一个带有浓厚殖民地色彩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　　

四、何去何从：如何摆脱权贵资本主义　　

    ⒈摆脱权贵资本主义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揭露30年来“持权抢劫”、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权贵集团的种种罪行。在这里特别要明确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均是权贵集团贼喊捉贼的理论，以前中国发展权贵资本主义事实上就是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如果以后继续按这些理论走中国只能在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前文已有论述，就不再多说了。　　

其次，要理清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个时期内的指导思想，绝不能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要依照这一原则理清指导思想。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要向高级阶段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比重不断提高而非降低，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缩小而非扩大；共产主义的前景越来越清晰而非越来越模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首先代表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等占人口的95%普通劳动群众利益，不可能既代表普通劳动群众又代表资本家特别是其中的大资本家——权贵集团；不抓阶级斗争，妄图在权贵集团和广大人民之间搞调和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　　

再次，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一定要区分开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科技普及带来的生活方式便利化。不少人说，1978年时我国还没有手机，今天手机已经基本普及了，所以说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不错，这的确也是一种提高，但是这和经济发展并无关系。1978年时手机尚未推向市场，美国亿万富翁都没有，中国当然也不会有，能说今天有手机的人就比当年美国亿万富翁生活水平更高吗？今天的手机和1978年的书信、电报类似，只是由于科技普及带来的生活方式便利化，和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有质的不同。何况，世界其它国家手机和电脑的也逐渐普及。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　3G　覆盖率为0.074%，截至2009年4月，朝鲜　3G　覆盖率为0.170%。也就是说，朝鲜　3G　覆盖率为中国的两倍以上。我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发展还是倒退，主要应该看三个方面：第一，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支出相对于工资是上涨还是下降。第二，失业人口是增加还是减少，在岗人员的工作是越来越稳定，还是越来越不稳定。第三，贫富差距是缩小还是扩大。　　

最后，要整党建党。一方面要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进行清党。包括把辛子陵、吴敬琏、高尚全、周瑞金、谢韬、李锐等极右派开除出党；把那些把邓、三、科和马、列、毛割裂开来，只念邓、三、科不念马、列、毛，甚至打着邓、三、科的旗号反对马、列、毛的丧失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假党员清理出党；把长期为资本家服务，大搞“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改制”的领导干部进行撤换并清理出党；把贪污腐败分子、失职渎职分子开除出党并绳之以法；等等。另一方面要积极吸收新党员。包括把长期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外左派吸收进党内；把深受30年来“持权抢劫”之苦的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等普通劳动群众中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人吸收进党内；把长期同“国退民进”的私有化“改制”进行斗争，同贪污腐败分子、失职渎职分子进行斗争的人吸收进党内；等等。这样通过整党建党，消除党内“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怪事，让中国共产党和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的权贵集团决裂，再次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把30年来权贵集团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从而为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来摆脱权贵资本主义奠定基础。　　

⒉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来摆脱权贵资本主义　　

在农村，一方面要借鉴华西村、南街村、周各庄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的经验，通过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走集体化道路。首先把承包下放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让半私有制的土地真正归集体所有。然后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逐步实现乡镇私有企业的集体化，并在集体经济组织推行农民民主管理。接下来在此基础上逐步重建工农一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公社体制，走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后在集体工业发展基础上逐步把农村合并改造成现代化的小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消灭城乡差别。（城市个体经济可以采取类似措施，逐步实现合作化、集体化。），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国家计划的力量逐步消除农业、农村的弱势。这一点可以借鉴毛主席时代的经验。例如毛主席时代的中国1975年比1965年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11%，经济作物收购价格提高了8%，而1976年比1965年手扶拖拉机价格降低了25%，农用水泵价格降低了37%。　　

在城市，首先，必须在国营企业中恢复共和国前30年工人民主管理的经验，限制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例如，在国营企业中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推行“三条要求，五个原则”、 “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经验，增加“老三会”（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的权利，废除厂长经理享有的高薪等。其次，必须开展一个新的没收官僚资本运动，对于30年来“靠侵吞公有资产致富”的人的财产实行没收。像北京建龙重工集团张志祥，“保铸”总经理肖中庶等完全是靠侵吞公有资产致富的。他们如果肯主动退回侵吞的公有资产，可以宽大处理，否则，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最后，对剩余的“靠自己打拼发家”的私企，应该进行合理引导。首先在私营企业中实行民主改革，在工资、福利、工人权益方面和国营企业接轨，最终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通过公私合营等方式逐步对私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在政治领域，要恢复和发展毛主席时代的群众性大民主。人民不仅应该有选举权，更必须拥有话语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在话语权方面，保证重要报刊、杂志、新闻媒体等一半以上的版面留给群众。在选举权方面，应该阶级代表制，像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等普通劳动群众占人口的95%以上，那么至少各级代表中不得少于70%，严禁“先富”、“精英”侵占普通劳动群众的名额。在决策方面，重要事务必须交给人民广泛讨论并公决，其他事务必须要经过利益相关的群众同意。决策需要修改时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在监督方面，政府所有决策落实后必须及时向人民公布，看是否符合当初的决策，如果政府擅自修改，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在反腐败方面，应该实行“被告举证”，如果当事人不能举证表明自己清白，那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同时，应该规定当事人有义务保护举证人，如果举证人出现问题应追究当事人的责任。特别应该明确，必须支持广大人民各种形式的群众运动，不能打着“保护每一个人”、“群众不明真相”的旗号压制群众运动。只有真正做到人人起来负责，而不是把人民的命运交给几个通过各种形式挑选出来的“精英”摆布，才不会人亡政息。　　

中国如果能在整顿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推行以上一系列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措施，那么必将摆脱权贵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即使中国共产党没有能够及时通过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来摆脱权贵资本主义，乃至权贵集团贼喊捉贼的把戏一时得逞，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中国人民也终将通过革命推翻权贵集团的统治，只不过时间更长些、代价更大些。权贵集团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是无可避免的大趋势。　　

最后附上一篇关于西方国家“国退民进”的文章，看一看那些挂着“人民资本主义”、“法治市场经济”、“民主社会主义”牌子的国家是怎么通过“国退民进”实现权力与资本相结合、以权谋私、“持权抢劫”的吧！　　

附文：《西方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 　　

http://hi.baidu.com/%B1%F9%BF%C9%C0%D6/blog/item/0877b0193cc49d　4943a　9ad4b.html　　

：陈丽 邬拉努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政府兴建、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二战”之后，英国等西欧国家纷纷收购私有企业，使之“国有化”。近二三十年，西方一些国家又纷纷出售国营企业，使之“私有化”（privatization）其理由是：国营企业的效率低；私有企业的效率高，所以要通过“私有化”来提高企业效率。　　

西方这股“私有化浪潮”的规模并不大，但它对我国的影响却很大。我国一些主张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和“高参”，自以为找到了“有力的佐证”。他们振振有辞地鼓吹：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国有企业的效率都低于私有企业，所以只能把国企“私有化”。有的人宣称：经济私有化是世界各国的总趋势，“人间正道私有化”。国务院体改办主办的《中国改革》月刊去年夏秋连发三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公然宣称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是“非国有化”，该刊为此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　　

因此，弄清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及其私有化（又叫“非国有化”）的真相，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的国有企业：效率高而利润低　　

看利润率，西方国营企业的利润在多数情况下远比私有公司差。但是若看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技术指标，西方国家的国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亚于私有大企业。　　

1982年的厉以　宁　先生是承认上述事实的。他与罗志如合作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一书，引用米尔瓦德的话说：“国有化部门利润的低下和70年代起的亏损趋势，与国有化部门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很不相称的，特别是如果把国有化部门同私有加工工业部门相比。1955年以后，私有加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一直小于国有化部门，而利润率大大高于国有化部门。”　　

为什么“效率高而利润低”？主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按政府主管部门指示，以低价格向私有大企业出售能源、原材料、半成品和运输服务筹，同时以高价买进私有大企业的商品和劳务。这种价格差，人为地造成国营企业利润的丢失。　　

英国《晨星》报　1980年6月3日　报道，1967年—1975年间，由于这种强制性的不等价交换，使国有英国钢铁公司的损失达到7.83亿英磅。格林和舒特克赖夫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收入》一书中说：“国家能够——利用国有化部门来津贴私有部门；低价格和低盈利性等于给生产以津贴。实际上这一直是英国国有化部门的任务。”1982年，厉以宁在其书中引用这句话时还写道：“如果再加上国有化部门向私有部门提供的较廉价的产品和劳务，从而使私有企业所有者得以获得经济利益，那么收入再分配的这种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性质就更加清楚了，——在分配方面，国有化有利于资产阶级（包括原来的企业所有者和其它仍然私营的企业主），不利于全国的工资收入者。”“国有化部门的低利润可以保证私有企业的低成本，从而是维持私有企业的一定利润的条件之一。”　　

在法国，政府也把国有企业当作私有大企业的“摇钱树”来对待。法国《国有企业文件研究汇编》指出：国有企业的许多价格从1949年到70年代初没有变化。例如，法国每吨／公里的石油铁路运费到1972年一直是5.13生丁（注：1法郎为100生丁）；与此同时，法国国有铁路公司在这段时间向私有企业购买的产品价格却涨了4一5倍。仅仅由于国有企业向私有企业出售产品的低价，就使4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法国煤炭公司、法国国有铁路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每年损失150一200亿法郎。　　

80年代因为“亏损”而被私有化的“日本国家铁路公司”，其货运价格长期被压低到成本以下。例如，1968年的货运成本对铁路运价之比为147比100，即货运成本比货运价格高47％。这大大降低了私有企业的货运成本（《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50页，苏联迈博罗达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产品的低价，主要是提供给私有大企业。例如，1973年，法国国有煤矿开采一吨煤的费用是103.4法郎，对居民的生活用煤售价是每吨305.4法郎，而大的私有公司每吨仅付费94法郎（即比生产费用还低9.1％）。国有的“法国电力公司”1978年按每度11.65生丁的优惠价向私有大企业供电，对居民却按每度50生丁收费。巴黎运输管理局是一个大企业，也是用电大户，但因为它是国有企业，所以它用电就享受不到私有大企业的优惠价。1974年到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及危机以后，能源价格猛涨，法国居民生活用煤气涨价45.3％，而法国私有工业用的煤气反倒降价25.3％（《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45、146页）。　　

英国国有电力公司与私有大工业企业签订合同，按优惠价向它们提供电力。“英国制铝公司”等有色金属方面的私有企业，用电价格比居民便宜2／3，比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其他大户用电便宜40％（《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第148页）。除了对国有企业实行歧视性的价格政策外，英国政府还实行歧视性的金融信货政策，对国有企业贷款用高利率，对私有企业贷款用低利率。　　

国营企业以低价格销售商品给私有大企业，对此，资本家是满意的。但是，这对于与国有企业同行业的私有大企业来讲，却是很恼火的。因为国有企业商品的低价格夺走了很大一块市场份额，使同行业的私有大企业的市场份额缩小。例如，美国有色冶金企业是用电大户，他们就购买美国国有发电站的廉价电力而不买私有电力公司的电力。于是，私有电力公司要求政府把国营发电站“卖给”它们。首先反对国有发电站私有化的就是私有的有色冶金企业，因为它们知道，国有发电站“私有化”后，电价要上涨，对它们很不利。最后达成妥协：国有发电站继续以低价向冶金业的私有大企业供电，但不得向居民等零售电力；国有发电站只能以低价向私有电力公司供电，再由私有电力公司以高价零售给居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14、115页，苏联达林著，三联书店1975年版）。由此可见，国家的廉价电力成为私有大企业发财致富的源泉。　　

从上可知，强制性的“价格剪刀差”对国营企业非常不利。这种不等价交换，意味着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利润转让给了私有大企业。政府压低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使国有企业盈利很少，甚至负债累累；却使私有大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从而增强了它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西方国家的政府不仅强令国营企业用“低价卖、高价买”来保证私有大企业获得高额利润，而且在市场上商品供过于求时，经常采取强令国营企业停工的办法，来保证私有大企业充分开工。例如，在1965年，具有强大制造能力的美国国有造船厂大部分都被迫停工，因为国家把军用船只制造任务的80％交给了私人造船厂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15页）。　　

由于一小撮大财阀控制着西方国家大部分经济实力，所以，西方国家的政府日益变成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政治机构。政府使国有企业的主要成果转让给私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服务于资产阶级。　　

西方的私有化主要出于政治原因　　

西方大资产阶级对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有一种复杂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利用国有企业来为私人资本服务，通过与国有企业的不等价交换获取高额利润，一方面又掀起反对国营企业的运动，指责国营企业“缺乏效益、亏损累累”，要求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原因是，资产阶级既把国有企业看成提高私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手段，又把国有化看作是危及私有制的政治行动。因为，关于国有化的决定通常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虽然其后资产阶级政权使国营企业的运作违反人民意志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国有企业的运行和发展使人们认识到，私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生产也能正常运行。这说明，资本家并不是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人物。　　

1976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其所著的《法国的民主》一书中，就以恐惧和敌视的口气写道：“对大企业系统地实行国有化，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选择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经济制度。”他担心国有化在更大范围扩展，将缩小私营企业的范围，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　　

为此，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不顾事实，攻击国营企业“低效”、“经营不善”，企图造成一个神话：私有制是最有生命力的所有制，而公有制没有存在的经济理由。美国总统肯尼迪在一项声明中明确表示：“私人企业在我们现在的国家制度下，应当是我们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础，这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的唯一选择。”　　

从肯尼迪和德斯坦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并不只是将它们局限于经济范围。　　

“靓女先嫁”，养肥资本家　　

当然，西方国家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非国有化），也有其经济原因。随着国有企业固定资产的增加和主产设备的现代化，一些国有企业有盈利或能盈利了，贪得无厌的大资产阶级就要求将这些国有企业私有化，以便据为己有。　　

“二战”之后，英国工党政府一手把亏本的、破旧的、资产阶级急于丢出的煤矿、铁路等部门的私人企业高价买来实行“国有化”；另一手又把许多“二战”时才建立的、崭新的、有利可图的企业低价卖给资本家，实行私有化。　　

西德政府在把国营的“博尔西希金属公司”的股票控制额卖给私有大企业前，先把那些亏损的企业从公司中分离出去，然后把这些分离出去的亏损企业联合成“博尔西希股份公司”，并继续实行国有化。　　

英国保守党在50年代执政时，把工党执政时搞了两年多的钢铁国有化推翻，又搞钢铁私有化。“国有钢铁企业的资产，作价由私有企业所有者收回，而在这段时间内，国家对钢铁工业的直接投资则等于奉送给私有企业主了。但仍有一些原来技术装备水平很差的钢铁企业的私人企业主认为，与其收回这些无法获得盈利的企业，还不如继续保存国有的形式。这样，钢铁工业的国有化也就部分地维持下来了。”（见厉以宁、罗志如《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就是说，能盈利的钢铁企业私有化了，让亏损的钢铁企业继续国有化。所以，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明显地服从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　　

1970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了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但是，没有一个经济部门完完全全地被私有化。因为，虽然私人公司能随意购买任何一个国有企业的股票，但是，只有那些有利可图的企业的股票才会销售一空。　1971年1月4日　，英国《晨星报》刊登英国政府工业部长约翰·艾登的话：国有企业应当“首先把对私人资本毫无经营意义（应读作：无利可图——）的那些活动领域”留下来。这样，那些被认为设备落后、不可能赚钱而选剩下来的“烂摊子”企业，仍被留作国有企业。它们成为资产阶级攻击“公有制企业缺乏效益、亏损累累”的样板，作为要人们选择“高效率的私有制”。不要“低效率的公有制”的根据。　　

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在1979年宣布，把有利可图的“英国国家石油公司”、“英国航空航天公司”、“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等国有企业的资产减价出售给私人公司。而对当时处于危机局面而无利可图的钢铁、造船、汽车制造等国有企业，则宣布它们私有化的时机尚未到来。　　

《世界知识》杂志就希拉克在80年代中期当上法国总理后推行私有化的报道，也可以看出是把哪些类型的企业私有化。报道说：“新政府对设备最好、收视最高的法国电视一台要实行私有化。左翼人士认为，电视一台今天的条件是靠广大的纳税人创造的，如今要卖给私人，等于将纳税人的钱放进右翼财团的腰包里。这种观点颇能迎合广大选民。”　　

这类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仍在继续发生。袁木同志在《欧亚十国纪行》一书中谈到1995年对北欧的访问时说：“挪威和瑞典一些经济部门的负责官员和经济学家曾着重告诉我们，在他们那里，私有化一般是从经营得很好和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开始进行的，而对那些经营管理状况不佳，或者效益不好，但社会公众需要即社会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政府仍通过各种方法竭力维持。”　　

就在前几年，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将极富发展潜力、位居欧洲通讯业第一位的德国电信公司和欧洲第四位的意大利电信公司私有化。　　

1998年，韩国许多私有企业、包括大型私有企业亏损，甚至破产，最大的私有企业———现代集团也不过获利几千万美元，而韩国国营的烟草和人参公司1998年获纯利则高达2.7 亿美元。　1999年5月24日　，韩国政府却宣布，将把烟草和人参公司、浦项综合制铁这两个赢利较多的国有公司私有化。　　

上述种种事实，都证明了恩格斯的正确。他说：“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46页）。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超阶级”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是这样划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地域界线的：盈利的工业企业应该是私人资本的地域。用我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国有企业的“靓女先嫁”，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资产阶级虽然提出私有化的口号，但它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不会完全取消国营企业，而只是把盈利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到自己手中。　　

最坚决推行私有化方针的撒切尔夫人，在1979年一1986年8年间，也只把英国国营企业的1／3实行了私有化，就是一个证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国家加紧实施私有化的时候，日本政府1997年、1998年将不少负债累累、坏账成堆的私有银行国有化。　　

这表明，西方国家的“私有化”，“国有化”，都是服务于、服从于大资产阶级的需要。　　

私有化是对国有财产的掠夺　　

西方国家的政府搞私有化，不仅是让资产阶级购买效益好的国营企业。而且每次都是廉价出售，让资产阶级合法地掠夺国有财产。　　

“二战”中，美国为满足军需生产和运输需要，兴建了大量国有企业，添置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战后不久（1946年至1949年间），美国政府把大量的不动产，特别是大量的运输工具，出售给私人公司。例如，1941年至1943年间制造的海上船舶被出售，它们的原价是32.5 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是77.5亿美元），还有运输机、汽车等，这些财产大体按原价的15％卖出。另外，许多不需要重新装备就能生产商品并获得巨额利润的冶金企业，也廉价出售给私有公司。例如，用1.7亿美元兴建的一个矾土厂、两个制铝厂、三个轧铝厂，只以0.567亿美元售给“雷诺斯金属公司”。建于犹他州的价值2.2亿美元的钢铁厂，以0.475亿美元卖给“美国钢铁公司”。美国政府共将帐面价值170亿美元的工厂和设备，以41亿美元（即原价的24％）卖给私有企业（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100——103页）。　　

美国政府廉价出售的这些国营企业，实际投产只有3年到8年。这是国家拿人民的钱向资产阶级送礼，是资产阶级通过“购买”形式来掠夺国有财产。　　

90年代德国统一以后，德国政府将原东德的国营企业私有化，资本家们以国营企业价值的几分之一的价格就购走了。　　

　1999年4月15日　的人民日报报道：1998年10月，西班牙政府以1比塞塔（不足1美分）价格将国有的西班牙钢管公司出售给私有西班牙联合钢管公司。而在出售前西班牙政府先对该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仅其下属的一个钢铁厂，政府就注入资本18亿比塞塔（约合1300万美元）。　　

实践已经证明，私有化是大资产阶级在国家支持下掠夺国有财产的最粗暴的形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是使少数人获利而使多数人受损。　　

虽然西方资产阶级的传媒大肆宣传私有化的“优点”，但人们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已逐渐认识到私有化对谁有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　2000年5月24日　的一篇文章写道：“现在，赞成私有化的拉丁美洲人从46％下降到35％。”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　1999年8月26日　发表了一篇论私有化的文章，标题是《经济学的至理名言吗？也许，但对老百姓是真正的灾难。》　　

（单位成都行政学院法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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