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论，是赫鲁晓夫“全民国家”论的翻版
思恩
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同志在提到担任过总书记要职的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责时说：“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邓选3—201，着重号系引者加）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同志提到胡耀邦主张在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不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同党的根本宗旨唱反调所犯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责时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邓选3—211，着重号系引者加）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提到担任过总书记要职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乃至罪责时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邓选3—324，着重号系引者加）
显而易见，胡耀邦和赵紫阳其所以被中国共产党清除出领导岗位，根源乃因他们是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即他们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种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选1—150～151）］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换句话说，在当今存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中国，不存在既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又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三条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要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二者必居其一。
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纵容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被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出领导层，属于罪有应得。党内外右派们对胡耀邦和赵紫阳则是赞不绝口爱不释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主席的专门家辛子陵，赞扬自己的主子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两位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辛子陵：《两种政体下国家领导人的不同遭遇——兼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讲演）曾经被赵紫阳赏识提携而从四川带到中央委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重任的田纪云，恶心肉麻地赞颂自己主子的同伙“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是党的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田纪云：《我从政的几点体会》《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跳梁政治小丑李锐无耻地吹捧自己的主子说，“在我们这个党的历史上，接连出现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任总书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说前者是这个党的‘良心’，后者是这个党的‘大脑’。”（李锐：为 2007年香港出版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所写的序言）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主席的专门家辛子陵公开同党唱反调：指责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清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清除了“两位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曾经坚定地支持“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的政客田纪云，借赞美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胡耀邦，为复辟资本主义扬幡招魂。跳梁政治小丑李锐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到胡耀邦和赵紫阳任总书记之前，是没有“良心”和“大脑”的；在胡耀邦和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职务而清除出领导层之后，中国共产党又没有了“良心”和“大脑”！！！！！我们不仅要问辛子陵、田纪云和李锐：你们干嘛还要死皮赖脸地赖在这个只会罢黜“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迫使创造了“党的历史上最民主的时期”的胡耀邦含泪辞职的、既没有“良心”又没有“大脑”的中国共产党内不走，非要充当一个没有良心和大脑的卑鄙无耻之徒呢？！
胡耀邦的“良心”和“最民主”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胡耀邦的“良心”和“最民主”非常充分地表现在：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那些在1959年3月呼喊着“西藏独立万岁”等反动口号、宣称“同中央决裂，为争取西藏独立而干到底”、参加西藏叛乱的农奴主等平反，给被共产党收押在中国的“潘多拉魔盒”中的一切反共的反动派势力以肆无忌惮地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民主”、自由等等！
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得”什么“民”的“民心”呢？他们“最得”分裂中国的国内外反动势力、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复辟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右派、新生的资本家即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等“民”的“民心”；胡耀邦和赵紫阳“最得”为了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而制造动乱之“民”的“民心”：胡耀邦是动乱制造者制造动乱的一面旗帜，1989年动乱的制造者就是以悼念胡耀邦之死为借口制造动乱的，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
赵紫阳是那“个党的‘大脑’”呢？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组成的那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党的‘大脑’”！关于这个问题，赵紫阳本人在《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自我表白得十分清楚非常露骨：“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有矛盾的，抓了这一方面，必然影响那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要实行现代化，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实行西方那一套”；“所谓‘三个代表’，从国际范围来看，美国才是三个代表”。（《软禁中的谈话》—69、307、286、323，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这里，赵紫阳极其明确地公开告诉世人：他们所鼓吹和进行的“改革开放”，就是图谋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即就是否定“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因为赵紫阳们所主张的图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有矛盾的”，所以，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赵紫阳们“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实行西方那一套”的梦想，就要破灭。
在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胡耀邦和赵紫阳是“最”不“得民心”的：胡耀邦只会出风头随意信口开河哗众取宠跑马观花放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天可以视察13个县。“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赵紫阳只会充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客玩弄政治权术阳奉阴违图谋不轨（“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他们都是死心塌地的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地道道的混进中国共产党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的浅薄无知之徒！举一个实际事例予以证明：
从华国锋的手中夺取了党政大权的胡耀邦和赵紫阳，在1982年，要通过修改华国锋在1978年颁布的宪法来显示、确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一窍不通，加之又一门心思既要处心积虑地不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千方百计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大开绿灯鸣锣开道，结果，胡耀邦和赵紫阳在1982年颁布的宪法中，闹出了下述一个荒谬绝伦的大笑话：
毛泽东主席在世时制定的1975年宪法总纲的第六条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着重号系引者加）
1978年，华国锋在1975年宪法总纲的第六条中的这个重要内容中增加了“海陆”两个字：“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1982年的宪法中，把1975年和1978年的两部宪法总纲的第六条变成了总纲第九条，把其中的这个重要内容修改为：“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着重号系引者加）
十分明显，1982年宪法的第九条关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说法，在“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二者之间划了等号！
能不能在“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二者之间划等号呢？不能，绝对不能！其所以不能在“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二者之间划等号，是因为“国家”和“全民”，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虽然胡耀邦和赵紫阳们在日常政务活动中经常使用与国家一词有关的词句，例如：“国家所有”、“国家法律”，“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机关”，“国家强制力”等等，等等。但是，什么是国家呢？或国家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些经常使用与国家一词有关的词句、主导修改和通过1982年宪法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们，是没有弄清楚明白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才产生了1982年宪法中“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种“小学生式的胡说”，（选2—635，着重号系引者加）在宪法中造成了国家理论的严重混乱！
“国家”是一个阶级概念。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是一个经济概念。据此，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把国家概念，归纳为下列互相关联的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选2—336，着重号系引者加）“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选1—273，着重号系引者加）
第二层意思：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选3—320、438，着重号系引者加）
把以上两层意思联系起来就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选4—172，着重号系引者加）
此外，人们还对国家一词赋予了这样一层意思：国家是指一定的地域范围，例如，中国、德国、朝鲜、古巴等等。这是人民大众对国家的最一般的理解和认识。这种意义上的国家是指作为地域的国家：“在德语中，Reich［国家］最初无非是以所属的民族、居民的名称命名的，有一定界限的一个地区（大的或小的）。例如：菲希特莱希就是从上普法尔茨的雷根河至菲希塔赫那块地区，阿赫纳莱希，弗兰克里克（尼德兰境内），尼姆韦根莱希，麦根莱希，摩塞尔河畔的特拉尔巴赫区至今还称为格勒维莱希，摩塞尔河畔的另一个地区称为威斯特里希。”（18—660）
因此，国家一词的全部含义如下：“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
作为国家的国家 阶级压迫的机器 剥削阶级的组织
国家 作为地域的国家：中国、德国、朝鲜、古巴、……。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即马克思主义对什么是作为国家的国家的解答，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认真的客观的实事求是地研究下列历史事实的结晶：
一. 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制国家的实质。
二.“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选4—165，着重号系引者加）
1.“最纯粹、最典型”的雅典形式：“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的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选4—165）
2. 罗马形式：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处在它的四周的“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全部溶化在国家中了”。（选4—165）
3. 德意志人的形式：“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作为征服外国广大领土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选4—165～166）
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想象，而是两位革命导师从国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并且同这一历史事实协调一致的科学概念。
我们大家都承认，原始社会是不存在国家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原始社会不存在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事实。
关于“国家”是一个阶级概念的事实，那些主导修改和通过1982年宪法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们，是逼迫不得不公开承认的！该宪法的总纲第一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全民”是一个包括构成社会的所有成员的政治概念。因此，全民是一个不分阶级不分好人坏人等的抽象概念。
毫无疑问，既然“国家”和“全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那末，“国家所有”和“全民所有”就不可能是一个性质完全相同的概念。——“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其所以在“国家”和“全民”之间不能划等号，那完全是因为：
由于“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所以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国家”和现在仍然存在着的“国家”，都有具体的阶级内容：“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选3—320，着重号系引者加）也就是说，“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选4—168，着重号系引者加）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论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内容时说：“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选1—272，着重号系引者加）正是这一点决定并逼迫那些主张“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并主导修改和通过了1982年宪法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们，不能够也不敢公开“与时俱进”地把1978年宪法总纲的第一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民领导的、以全民为基础的全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是不得不在宪法的总纲第一条中极不情愿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由于“全民”无非是指构成一个社会的所有社会成员，所以“全民”没有具体的阶级内容。正是这一点使得那些纵容和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导修改和通过了1982年宪法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们，能够在1978年宪法总纲的第六条（1982年宪法修改为第九条）中修改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十分荒唐可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创新理论”来。
但是，在“国家”和“全民”之间划等号的首创者的功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耀邦和赵紫阳们是怎么抢也抢不到手的！因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即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曾经窃据过苏共中央总书记职位的现代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尼·赫鲁晓夫，已经开创了在“国家”和“全民”之间划等号的先例！——提出了“全民国家”之说。
由此可见，被右派们赞颂为“党的‘良心’”的胡耀邦和“党的‘大脑’”的赵紫阳，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理论上竟然堕落到了只能紧步臭名昭著的尼·赫鲁晓夫的后尘的可怜而又可悲的地步！如果说胡耀邦和赵紫阳们对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有什么发展的话，那末，就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们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论“创新”出来了存在的理由！——“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2010－6－24、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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