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应该找谁清算“墓碑”？
凌寒
2007年，新华社老记者杨继绳在香港发表了一部震惊中外的名著《墓碑》，该书论述了自大跃进时期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种种怪象，提到了大量的饿死人现象，深入批判了中国社会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号召打倒极权制度，在中国实现民主，恢复中国人应有的正当权利。
应该说，我在读的前言论述的时候，深深感到了的真诚和善良，感到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发生的种种问题的痛心和沉重，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虽然杨继绳有着优秀的文笔，理论阐述和分析上也有一定功力，但是在政治上和政治理论建设上是绝对的不及格，是典型的政治近视眼加理论半瓶醋，因而其字里行间大量合理的批判也就找不到正确的结论和必然推导出荒谬的结论。
对这部《墓碑》的批判，本批判重点将不放在事实的论述上，除了必须点睛的地方外，将尽量不涉及事实的真伪的考证，从相信的角度，评判政治上的眼光短浅之处，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一章 毛泽东是不是极权的“帝王”
3、人民民主——毛泽东的政治抱负和实践
没有两个毛泽东，只有一个毛泽东，建国前的毛泽东和建国后的毛泽东是一个人。没有精神分裂的毛泽东，只有精神健全、始终如一的毛泽东，建国前的毛泽东和建国后的毛泽东绝不存在精神分裂。之所以在某些人的口中，毛泽东在建国前和建国后判若两人，建国前和建国后活脱是发生了精神分裂，成了什么“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人间怪物，不是因为毛泽东这个人自身发生了什么古怪变化，是因为这些评价他的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不是因为毛泽东发生了精神分裂，而是这些人的价值取向前后发生了分裂。
李商隐说：“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这句话放到这些人和他们的支持者那里也是这里正确的。
春秋战国时候，大思想家庄子的朋友惠子在魏国做宰相，庄子有事去找他。有人告诉惠子：“庄子来，是想取代你的相位。”于是惠子害怕了，派人在国内搜索了庄子三日三夜。庄子好气有好笑，于是主动去见惠子，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yuān chú ，即凤凰)，你知道吗？鹓雏从南海起飞，最后飞到北海，一路上非梧桐树不落下休息，非香美的竹实不吃，非清澈甜美的泉水不喝。这时候一只鸱(chī，猫头鹰)抓到腐鼠，鹓雏刚好飞过，鸱就仰头恐吓道：‘吓 (hè)！’现在你也是打算拿着你的魏国宰相的位置当作腐鼠来恫吓我吧？”
今天的这些极力攻击毛泽东的人就是寄生在共和国躯体上的形色各异的大大小小的猫头鹰，他们的的确确是把共和国当成了他们的腐鼠，而毛泽东则远没有“鹓雏”清高，因为他实践，他坚决反对大大小小的革命“同志”把新生的共和国当腐鼠的“猫头鹰”倾向，坚决逼着他们吃“桑椹”（北魏崔逞语，说猫头鹰吃了桑椹后从声音到形象都会发生改变），改造思想，受人民的教育，所以更引起了这些人极度的反感和激烈的反抗。而公开的、激烈的反攻倒算，则是发生在1976年他去世以后。颇有郭沫若笔下《凤凰涅槃》中你死后，我是空中的霸王的姿态。
这些人说，毛泽东是“建国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这话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建国有功”的评价体现了这些人对因毛泽东而得以寄生到共和国躯体上吸食血肉的肯定和感激，“建设有过”就是对毛泽东不许这些大大小小的猫头鹰们糟蹋共和国的血肉的反感和攻击了，而且这是一种典型的贼喊捉贼和栽赃，而“文革有罪”则充分体现了他们对于这个企图从思想底层彻底消灭他们的世纪伟人的极度愤怒和必欲押上历史审判台的野心。
为了永远把共和国的躯体变成他们恣意吸取血肉的腐鼠，所以他们才要拼命想彻底打翻已经走进历史的毛泽东。
可叹，曾经想把他们重新拉入劳动人民阵营的毛泽东，在身后还是失望了。十倍的愤怒，百倍的疯狂，他们还是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反毛浪潮。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也是失败的。
是要人民的共和国，还是要官僚主义的天下，这就是六十年来斗争的本质。
正因为有着本质的评价区别，同一件事，同样是对待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人民群众的作为，也就有了“好的很”和“糟得很”的尖锐对立。
这里用不着特别引用毛泽东最后十年的历史，只需要借用一篇毛泽东的文章为主轴，其它文章为参考就够了。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篇文章可以大致告诉你什么是“人民民主”，这种“人民民主”和官僚老爷、地主老爷、资本家董事长、总经理们的推崇的民主根本区别在哪里。一个小小的湖南，其实正折射了40年后的中国，而40年后的中国，不过是当年湖南情境的放大而已。
①立场决定对事件的主观评价——“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无论是40年前，还是40年后，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人对待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的评价都是两极化的。
你反对压迫者的不义行为，支持被压迫者的掀起的社会变革和新制度的建立行动，那么毛泽东的“人民民主”言行实践就是“好得很”；你反对被压迫者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主张对这些反对现有秩序的“不逞之徒”予以迎头痛击，那么你就会对这些被压迫者在中国大地上的改天换地的社会行为感到极度厌恶，那么，毛泽东的“人民民主”实践包括理想在内当然就是“糟得很”。
对于劳动人民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有过如下说法，站在支持农民的立场上，毛泽东说：
“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孙中山 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同样的，为什么四十年后还是会有人站错队，在毛泽东他们缔造的组织中，在毛泽东等中国革命领袖和革命先烈缔造的共和国的国土上，把在一盆一盆的污水如倾盆大雨一样泼向毛泽东，泼向响应毛泽东号召的这些中国社会的基层骨干甚至是群众呢？本质上，不正是因为利益的变化导致立场的变化了吗？
②如何看待“人民民主”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过分”问题呢？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
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同样的，如果不是强烈的积郁所在，何以能在四十年后，毛泽东的一声号召下，就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整个社会广泛参与的、而且是持续多年的政治运动呢？
反官僚，毛泽东也是被逼的。
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号召反官僚，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作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收效呢？
1957年的开门整风，最后给演变成了给民主人士划成分、记过和“上课”的反右运动。
本意是倡导鼓气环境下的协调发展的毛泽东的“反冒进”，在这个怪胎的左右下硬是给演变成了不切实际的“浮夸风”的政治运动。而造成灾难性后果后这个怪胎反过来要清算毛泽东的政治责任。而那场景下，如果不是周恩来的及时的一盆凉水，则无疑就是在煽动“宫廷政变”。（触目惊心啊，同志们）
本来是高层发烧造成的基层问题重重，“四清”运动反过来是要求基层干部吃药，万人工作队进县，要扎根串联，联系底层群众，给基层干部“灌汤喝药”，整得是七荤八素，死去活来。
为什么毛泽东要“解放”基层干部，提出问题的核心不在基层，在“资产阶级当权派”，这还看不明白吗？
为什么毛泽东一声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会引起那么广泛的轰轰烈烈地社会响应，难道还看不明白吗？
反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的话，对照当时和之前发生的种种问题和1966年以后出来种种现象，难道还看不明白吗？
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正是人民共和国的毒瘤和癌瘤，沉重打击和阶段性打垮了毛泽东和他的政治理想，并取得了一定意义上胜利，获得了反毛泽东而“倒行逆施之”的权力。而今天，不过是它发出了进一步乘胜追击的号角而已。
然而，多行不义是必自毙的。人民欠缺的只是觉醒两个字而已。人民觉悟了，群众起来了，毒瘤就得切除，癌瘤就得死亡，至少要被打得暂时无处遁形。
但是，同样必须明白：“人民民主”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在中国是长期的，是反复的，是不可能在一百年、二百年内能根本解决的。
对此，一切“人民民主”理想主义者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③对于社会各个阶层来说，向来是“阶级（阶层）决定立场，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决定行动” 的；对于觉悟者来说，从来就是“觉悟选择立场，立场决定行动”。
毛泽东说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富农……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反攻倒算同样是需要。主心骨散了，群众当然同样会面临灭顶之灾。大革命之后的湖南如此，经历“浩劫”的中国也是如此。
无论佛、魔，只要是觉者，他的行动就必然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这也是觉悟者和各阶层的自发行动的根本区别。
这似乎用不着更多的解释。
一切都是时间问题，群众“觉悟”这个历史辩证运动的问题。
这也是光明和黑暗的辩证法。
④不用多说的话。
毛泽东说
“……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今天攻击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政治理想和实践的人，文武两行，不正是这样吗？
无他，还是毛泽东的话：
“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已。
⑤毛泽东政治实践的成果
毛泽东最后十年的政治实践就不用多讲了吧，谈的人太多了，，各位朋友和对手不妨自行补充，这里提前谢谢。
必须说明，这部分其实是“好、糟”争议最大的。一句话，立场不同说法不同而已。
湖南农民运动的成绩部分相应也不贴了。请大家自行看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十四件大事”的内容，就可以明白，“中国大湖南，湖南小中国”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⑥毛泽东取得政治上巨大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成功的原因。
第一，群众路线。自己做安泰，也要求同志们做安泰。为人民服务，从人民那里汲取无穷无尽的革命力量和斗争力量。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关于重庆谈判》）
“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第二，坚决的反对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论联合政府》）
第三，正确的工作方法。
办法就是向社会做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著作见《反对本本主义》，《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和《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等。
第四坚强有力的的组织领导。
实现坚强组织领导的领导方法就是民主集中制。“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著名经典的语录体现的都是这样的意涵。民主，就是深入群众中，让群众畅所欲言，总结和提炼群众的意志和要求；集中就是贯彻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并把它转变为现实。总结成一句话就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具体的方法则体现在《党委会工作方法》、《关于健全党委制》、《乡苏怎样工作》、《工作方法六十条》等之中。
第五、正确的指导思想。
就是确立了是指南而不是教条的马列主义，坚持了以唯物辩证法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样，对待毛泽东思想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谁违反了，摔跟头了，莫谓毛泽东言之不预也。
晚年失败的原因。
第一、历史条件远未成熟。刚刚脱离文盲界的中国工农群众还只是阶级的自发觉悟，远没有形成成熟的自觉觉悟，有伟人的启发和英明领导可以办成大事，但是远没有形成独立的自觉状态，所以离开的伟人的群众只能回归常态，重新走成长到自觉的政治历程。
第二、组织体系的革命改造没有成型。大破之中还没有形成大立，新的队伍建设的正常方式一直处于探索阶段，直到毛泽东去世而中断。
第三、一直处于以官僚反官僚、以群众反官僚的交织中。群众性反官僚是洪流但是最终没有形成系统的内容，而以官僚反官僚则最终导致了官僚体系的自发力量打掉内部反官僚的政治力量，打掉外部的反官僚力量。
第四、年龄不占优势。七旬老翁再度革命，非革命理想现实主义者不能，不然如安享尊荣和大名又何至于今天会有如此多的吠尧之犬呢？自然规律替官僚主义结果了毛泽东，不然，再假十年，有旺盛体力和精力的毛泽东未必不会探索出这条新路，虽然这些都只是不迹现实的妄谈。
⑦结论：
说毛泽东不极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极权，本质就是“人民民主”的极权，和官僚主义、个人主义、剥削阶级的极权是截然相反的。对占社会人口95％的劳动人民，这个极权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民主，对于官僚分子、个人主义分子、剥削阶级思想分子，这个极权就是百分之百的阶级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和官僚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剥削阶级思想的人设想的正相反而已。
这就是毛泽东“极权”的本质，也是“人民民主”的本质。
一切反毛泽东者，无论打着怎样形形色色的旗号，打着怎样的为民请命的旗号，只要揭去了他赖以掩盖的羊皮，都可以暴露出他反人民的真实本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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